导 读
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大法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普选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普选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诵当时通行的儿歌：
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小学生还要向天皇照片行鞠躬礼，那照片规定置放在每所日本学校大门口神圣的中心位置。
历史课和德育课的依据是天皇《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治3年（1890年），以明治天皇诏书而非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发布的教育方针，由山县有朋首相主持，井上毅等学者起草。宣扬天皇以德治国，而臣民应当尽忠尽孝等道德规范。文部省要求全国学校各手一份，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宣读，并且作为德育课目等各科的精神基础。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1948年由日本国会决议废止。，生硬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学校的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建军节、海军建军节。所有这些节日的意义都被编在歌曲里，放在演讲辞里，强调臣民对王室的忠诚。1937年之后，当日本军队一窝蜂拥到中国华北，杀气腾腾的军国主义反倒因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加强。公众被蒙蔽在官方精心编制的宣传里：英雄日本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奋起抗争。右翼势力上升期第一批受害者是日本的自由报业。1936年，一名暴徒袭击朝日新闻办公室；秉笔直书的记者因批评政府而面临骚扰与逮捕。军方利用刚刚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关于这一时期的来信描述了日本怎么走上了战争之路。涉及这一题目的信件特别多，说明民众正从一场可怕的噩梦里醒过来。不幸的是，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经历。
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
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等法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宣传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说：我国是由于皇祖神敕而成为天皇万世一系的世界第一的神国，优秀的日本民族要参加天皇的圣战。德国人和日本人被优越感煽惑着，丧失了正义感，心安理得地侵略其他国家，杀戳其他民族。
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通过教育和宣传，日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终于推动了战争。
熊井雅男 66岁 退休 东京
走向战争之路的体验
战争给日本人的肉体和心灵留下了历经四十年岁月而不能治愈的创伤，而我们日本人自己又是加害者，曾经对广大亚洲人民施加了超过日本人经历的更大的苦难。为了不重蹈战争，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的事？在今天这个“和平而富足的时代”一天又一天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度过每一天，才能避免在懵然不觉中被推动战争的力量攫获？
因此，不仅战争中的体验，战争以前的情形，也请务必详加讲述。战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生活？是怎样陷入战争的？我想，如果一一了解上述事实，就能培养起识别战争发动者的花招的眼光，而这是拒绝协助战争的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知道战前有所谓以“治安维持法”为龙头的一整套恶劣法律。言论没有自由，不能呼吁反对战争。但是，这种压制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让人动弹不得的高压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收紧，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抵抗了呢?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治安维持法出台时曾追悔说：想不到到头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法律。
青山明弘 25岁 职员 东京
我的反战斗争
既然有人表示希望详细了解战前的情形，我来讲一下我反对战争的经过。昭和6年年中，我因为指挥浅草电影院示威，被菊屋桥警察署拘留了几十天。那是在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后，27日，浅草电影院近三百名工人，从电影院屋顶向万余游客撒发了数万张传单，声明“反对解雇、反对减薪、反对侵略满洲、解放朝鲜和台湾”。我们打着红旗，毅然举行了法律不允许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近三十人被逮捕。
《日寇暴行实录》中的部分内页
昭和7年9月1日，二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呼喊着反对侵略中国的口号，举行了从靖国神社大村益次郎铜像向九段坂方向的飞行集会。下一步，昭和9年2月，因策划名古屋三菱航空机、日本车辆等大工厂两万余工人参加的、反对为侵华战争生产武器、要求加薪的反战总同盟罢工，一百数十名工人受到爱知县特高课警察搜捕。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五年时间的斗争，饿着肚子，一次又一次被拷问，使我的身体衰弱了。在静养期间，我全力以赴学习，以待他日作一名电焊工。我即使被捕，也没有写过“非法党派成员秘密悔过书”，所以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宪兵和特高课宪兵队：日本陆军七个兵种之一，为军内警察，但也兼任行政、司法警察功能。特高课：隶属于东京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专门弹压民众思想言论、出版、政治活动，昭和3年（1928年）镇压左翼运动以后开始在全日本普遍设立。宪兵队和特高课在日本本土和战争期间的海外占领地都是专司政治镇压的超级警察。一直在监视我。妻子和我结婚才三天，就被特高课警察强行“规劝”，离婚回娘家去了。
昭和28年8月13日，NFDB3谷宪兵队的福岛大尉来我家问话。我积蓄数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日本就要无条件投降了！”福岛拔出了手枪。我又说：“纳粹的宪兵和秘密警察都已经被逮捕了。你想开枪就开枪吧！”福岛收起手枪回去了。
战争没有被阻止，我对此感到遗憾。让我们把和平运动推向高潮，绝不让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
岩田英一 80岁 前都议会议员 东京
就因为一句“思想不好”
昭和16年3月，我是名古屋工科专科学校的航空系主任。入学考试前一天，学生科长A教授到我房间来说：“我接到朋友某校长的信，说他们学校的有个G某，投考你们航空系。此人思想有问题，请一定注意。”他没有说明“有问题”的具体内容。G的成绩优秀，肯定可以参加面试。
因此，我和我们系的其他教授商量以后，在入学成绩会议上提出我们系一点也不在乎什么“思想不好”。但是谁也不支持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录取G某。
后来听说G某第二年进入浜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机械系。几年后向那个学校的教授打听，听说G已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校长一句“思想不好”，能给有为的青年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风气的一个表现。
山田治夫 81岁 名古屋工业大学名誉教授 名古屋市
要是那时候天皇……
要问我们那个年代为什么不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我的解释是：因为天皇的名义被利用了，天皇不是真正的责任者。日华事变刚发生时，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完全没有实现，天皇公开表示不满，结果军方更换首脑人物，那里的事态有所改善。后来局势急转直下，事态迅速恶化以至于和谈破裂，凭天皇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更早以前，满州事变发生时，朝鲜师团为救援关东军，擅自越过鸭绿江国境线。那时如果天皇以元帅名义动用统帅权统帅权：根据明治天皇《军人敕谕》，日本皇军直接效忠于天皇而非政府，陆海军大臣可越过内阁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由此确立了天皇是日本皇军最高统帅、皇军不听命于政府的政治地位。，宣布“未经我允许调动军队即是叛乱”，命令朝鲜师团撤退，也许历史的发展会大不一样。虽然我对此也感到遗憾，但是，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无条件投降的失败结局，所以这种说法未免有点事后聪明吧。
福岛正 72岁 退休教师 东京
谈谈战争前夜
读了“战争”系列来信，我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谈谈战争了。即使战争结束已经过了四十年，来信的内容具体，仍然很有说服力。有的人，是抱着“今天总算可以讲真话”的心情拿起笔的。战争，给人类多么大的精神冲击啊！普通国民和旧军人的战争经历，是对战争宝贵的认识，展现了战争的本质。
我希望专栏进一步以“战争前夜”为中心，发动全民讨论。大岛先生的信最后说：“战争是对人的生命和金钱最大的浪费”，那么，为什么战争总是反复地发生呢？战争不是某一天的飞来横祸，而是由实实在在的人挑起的人类的行为。人类是通过什么途径，走向了战争呢？希望能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众传媒、职业和地方社会的变化等各各方面，谈一谈各自的经历。我们如果掉以轻心，可能又会拿起枪上战场，那时就晚了。
因此，我认为畅谈“战争”和“战争前夜”，将成为国民的历史知识宝库，是对日本和平的贡献。
平本俊弘 42岁 公务员 厚木市
在东大新闻上可以批判
昭和12年11月，随着日军侵略华北的深入，占领地区的所谓“文化工作”也提上了工作日程。我当时是《东京大学新闻》（周刊）的编辑，听说由东方文化学院的某研究员统管策划此项“工作”，就去采访。此人说，军方和外务省已经就教育、思想诱导、医疗救济、学术研究四个方面决定了行动方针，而且一部分已经实行。
最让我吃惊的是日语教育计划，此人解释说，这就是“计划彻底普及日语。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日语课，诱导华北民众学习日语。要大量培养日语教师，促成华北的日本化。杜绝在华北的日本人使用支那语，实行彻底的日本化。”这不是把在朝鲜和台湾实行的一套原封搬到中国去了吗？
我的报道以大号字体刊出。下一周，《东大新闻》又收集教授们的评论，作为热点报道刊出。长与又郎校长的评论是：“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而必须推动其生活向上发展。”理学部的长冈半太郎名誉教授说：“日本有必要重新认识支那国民和国家。必须充分考虑支那国民的伟大之处，以及他们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让支那人讲日语的事就算了吧，倒是日本人不说现代支那语是不行的。应当废除古汉语科目，学习现代支那语。”
当时对于军方的政策和宣传事项，还可以进行批判和抵制。但是，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地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一年一年，象前面提到的那位研究员那样的“跟上形势派”的教授，大幅增加起来。
桥本正邦 71岁 自由职业 东京
孩子们不怀疑战争
昭和10年，我大约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了“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系着黑带的日本人和带着拳击手套的美国人上了舞台。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比赛开始的时候，柔道选手好几次想扳倒对手，但是拳击手顶住了。几个回合下来，最后，柔道选手终于夹住对手的头，取得胜利。会场欢呼之声鼎沸。美国选手垂头丧气地退场。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当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古泽敦郎 62岁 退休社团工作人员 北九州市
日本是为了避免自行灭亡
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战前，石油等资源大部分依靠美国和东南亚。为了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以美英两国为中心的主要国家对日本实行了限制进口和经济封锁，造成严峻的事态。石油等物资不能再进口了。ABCD包围圈ABCD包围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把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四国对日经济制裁称为对日本的包围。形成。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日本会自行灭亡。
美英是世界最大的强国，我们与他们各出全力作战，我们没有获胜的机会。以我之全力击其半，战争还可能进行。当他们一半兵力被牵制在欧洲战场，正是我们与之作战的机会。
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州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权益。如与美英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安排。这种和平是真的和平吗？
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我无法忘记，昭和21年秋天，有个社会主义者来讲演，大叫“此次战争中，日本的要求是正确的。”
岩浪安男 63岁 农业 山形县
夜访宿舍的不速之客
从昭和16年春天到18年末，我在东京港区的学生宿舍渡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其间数次遭到深夜突击检查。这些不受欢迎的官方人士必定在半夜一点或两点来访。“岩田先生，爱宕署来人，起床！”管理宿舍的大婶不停地敲门，一边大声喊着，才把我叫醒。我睡眼惺忪地起床，让两个刑警进来。一个在我身后来回走动，一个一边看着笔记一边问话。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籍贯哪里？什么时候来这里？真是明知故问。
“这些你们不是知道吗？”
“别发牢骚嘛。哪回都得问。”
“……”
“学费也有人掏，出身真不错呀。”
在我身后的那个刑警翻箱倒柜地搜查。我感到后背发凉，我怀着青春的满腔热情阅读的《熔炉的火熄灭了》、《在那普前线》《在那普前线》：日本共产主义文学家山田清三郎的著作，那普是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等书，就藏在柳条箱的底层。那个刑警又一本一本细看书架上的书：
“你是学理科的，大概不会参加什么团体。不过，真的没参加吗？”一边问，一边抽出一本书来：“这是什么书？”
“外文原版的有机化学。”
“咱不懂这个，可别弄错了呀。行啦，打搅你啦。”说着就离开了，也不把门给带上。
我关上灯，可再也睡不着了。这时，从半地下的一层S君的房间传来很大的声响和哭声。S君好象是神田一带的大学夜校学生。刑警怒吼声中，听到S君的声音说：“我是朝鲜人，我是傻瓜……”
第二天早晨，我问大婶S君家里是怎么回事。“本来好好说着话，刑警老爷忽然发怒，一下子把书架推倒，把书一本一本哔哩叭啦地抖，看里边夹着什么没有。旅行箱也打开看了，门框上面的地方也看了。可吓人了，真的！”
再三再四地被突击检查，我也找到规律：检查的第二天，准有大人物的车队，由开道车和护卫车前呼后拥地从大路上飞驰而过。
岩田晴雄 66 退休 三鹰市
一般大众赞成战争
专栏中举了些在有人战前和战争中批判军部、反对战争的例子。如果国民的多数反对战争，光靠宪兵和警察的镇压，不可能动员全国进行总体战吧？
在对美作战以前的日中战争时期，我们一般民众不是反对战争，而是赞成战争，衷心支持、主动协助军部和政府。
看样子有不少人在战争初期就反对军部和政府，但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极少一部分学者，他们与一般大众无缘。
不错，提供给大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但我们这些大众对人对事的思
考方法却是“又是赤色分子在搞事。就会反对天皇什么的，这些家伙真是要不得。”还有，在战争中，确实有人自发地对战争抱有怀疑的想法，或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只限于大学生、知识分子中的极少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表明自己的想法，与其说是害怕宪兵和警察，不如说是怕被看成胆小鬼。我们大众在战争开动时，已经经过洗脑，因而赞成战争，醉心于日本军队的强大。
为了不再发生战争，必须彻底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赞成战争，支持军部。”不能让这种想法再渗透到大众中去。
福岛都志夫 68岁 退休 千叶市
希望传达出时代的气息
从大逆事件到横浜事件横浜事件：昭和17年（1942年）日本神奈川县特高课以共产主义为罪名，拘禁作家细川嘉六及相关出版界人士，并捏造重建共产党罪名，封闭了《改造》《中央公论》等重要出版物，四名涉案人士被拷问致死。，特别是治安维持法施行以后，钦定思想一统天下，言论控制随着向战争之路迅跑的步伐加速。如果把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空气的细微曲折的、每时每刻的氛围传达出来，我想会有些用处——这毋宁说是一种义务。方法之一，就是倡议大家把童年和少年时代感觉到的社会百态（如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听到的话、街上的情形、偷偷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话等）、现在还有印象的当年的流行用语等等，记录下来。
我记得最清楚的词语是“满蒙是我们的生命线”以及“紧缩”。还有，深信苏联居住着恶魔。只要能培养所谓“爱国心”，就不知羞耻地歧视其他民族。这一作法贯穿于国民教育之中。
战争绝对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经过了缓慢、慎重、聪明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一旦作为体制固定下来，就自动向前推进，人力无法阻止了。历史给我们取之不尽的教训。
木村崇 65岁 高校教师 知立市
我想解开死结
战争是无法弥补的恶。我也有很多悲伤的经历。我希望在死亡不期而来以前，知道怎样才能防止战争。许许多多远因重叠交错，纠结缠绕，战争于是发生。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刻，当事人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当然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可是，也不能对一团乱麻置之不理。我想解开死结，探明问题，建立系统的答案。
我自己那时还是少女，只知道别人告诉我的那点情况，所以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对战争过程中的恶，不可能有丝毫预感。我所知道的是：1）人口日渐增加，农村凋蔽，特别是东北地区发生冻灾，迫使和我一样年纪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2）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拥有很多殖民地。3）ABCD包围圈等等国际的压力，连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真悲惨。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预见到战争必败，但他们被贴上“非国民”非国民：战争期间日本社会用以指称未能“尽国民本分”为战争尽义务的人，而实际上任何个人以及行为如果不合潮流，或不服从当权者如宪兵警察、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学校老师等，都有可能被扣上这个罪名。的标签，受到众人的责问。寻找广阔的土地以拯救农村贫民的愿望，却得到这样的下场……我真的认为那是圣战，所以，实在想弄明白这倒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
羽田广子 67岁 退休 八王子市
不幸戴错眼镜
内阁总理大臣由天皇选定。下一位总理是谁？下达组阁大命之前，天皇垂问于元老西园寺公，西园寺公死后又垂问于内大臣。西园寺公作为杀手锏推出的近卫公，于是作为国民之期望，神采飞扬地登场——这种人事安排真是“不幸戴错眼镜”。据《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近卫公“性格非常软弱”，“没长性”，“不能始终如一”。连西园寺公也痛下针砭：“窃以为近卫公具有相当的见识，结果却显得毫无主见。实在难办。”
尽管如此，近卫公却三度出任总理大臣。第一次任期内卢沟桥事变，打算不扩大，结果深入中国大陆，不能自拔。第二次任期内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第三次任期，在对美英宣战前内阁总辞职。他的任职去职都被批评为“违心而作，极不负责。”
其他总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逆天皇之意而动，没有断然阻止法西斯行为（举一例说明，任意推动军事同盟的驻意、驻德大使，为什么不立即停职），拖拖拉拉地敷衍下去。不管是哪个内阁，优柔寡断，都得亡国。
战后日本产生总理的过程也存在弊端。但是，比起天皇任命的方式，优点在于国民容易了解情况，也可以对总理人选自由地发表意见。
米本宝一 67岁 无业 熊本县
12月7日之夜
昭和16年12月7日晚到8日早上，我在东京芝区明舟町町会消防值勤。现在日消大楼所在地，
当时是一片空地，盖了一座消防哨所。一般来说，从神谷町到霞关神谷町是使馆区，而霞关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的地区。的大路，夜里11点以后几乎没有车辆经过，到了半夜，更是连人影也没有。可是从7日晚上起这里就有很多车，天快亮时，飞驰而过的轿车来来往往，8日上午闹得更厉害了。我巡逻一圈回到消防哨，一头雾水地和同伴议论：“今天夜里可真怪。车多得数不清。尽是大使馆的高级车。”“准出事了！”
下班回家，从收音机听到对美英宣战的消息。
小泉好太郎 69岁 翻译 东京
大众传媒煽动军国主义
满州事变爆发后，某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省零花钱为飞机捐款”之类的“美谈”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少年俱乐部》杂志的附录有爱国号的模型，我也组装了一架，通过说明书不知不觉掌握了军事知识。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片山旅团长与××部队合影。
日中战争开始以后，又有某报社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词中的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的歌词，后来在日本军队的行动中产生很大影响。与歌咏战争的悲惨和辛苦的明治时代军歌“战友”、“雪中行军”等，恰成对照。后来，报社有奖征歌还产生了“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歌曲。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字。这也是报纸宣传使然。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
要不是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冲在军方前面，不用说广岛长崎的原爆，就连轰炸东京和冲绳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吧。
吉田彰男 65岁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市川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