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 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军人敕谕》：明治15年（1882年）明治天皇给军人的诏谕，由山县有朋、西周起草，除宣扬忠礼勇信等传统封建武德外，通过强调“朕以汝等为股肱，汝等以朕为首脑”，把军队与趋于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隔绝开来，而直接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唯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作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典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大冈升平：1909年生人，昭和19年（1934年）应征入伍，在南太平洋作战，被美军俘虏，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俘虏记》、《野火》等战争文学作品。山本七平：1921年生人，参加菲律宾作战，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我是一个日本兵》、《下级军官眼中的帝国陆军》等。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但这种怀旧下面的，是一个民族的情感
应激：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这里，写出这些信的人，表现出他们不同凡响的勇气。读这些字句，我们了解到，对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人说来，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明日必死！
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拳头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年纪很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人：“那些人干什么哪？”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这就是特攻队员到鹿岛神宫去作最后的参拜。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特攻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心中堵得难受。每当我看着和当年的特攻队员同龄、正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到，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如果在我们能有所建言的时候不说话，后果不堪设想。
大场满子 47岁 主妇 NFDA5玉县
学习的好地方
这个专栏谈战争的悲惨、战争的恐怖，已经谈得让人发腻了。的确如此。战后四十年，换个角度看战争怎么样？昭和18年12月，我告别病危的父亲，作为学生兵参加中部第五十二部队工兵队。没有上战场，在新城町迎来了终战。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象捉鱼的鱼鹰子似地，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了冰。
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
虽说生活严格，可没一个人因此死掉。大概是因为士气高涨吧。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都是因为没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我从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学会了忍耐，学到“只要干就能成”，这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的珍贵的学习经验。
伊藤真治 63岁 退休教师 岐阜县
等着瞧，等上了战场……
四十几年来，我一直苦于耳鸣。战争期间，我作为肩扛一颗星的召集兵召集兵：日本兵制，除现役士兵之外，遇有战事，再召集复员兵、预备役士兵、民兵等入伍。，被上等兵没头没脑地殴打，留下这个后遗症。军队中不讲道理地殴打新兵和召集兵是常事。军队根本就是把胡乱编造理由的殴打当成教育的最无知、无人性的集团。当时打我的那个负责军械的上等兵，是个一开始打人，就发了狂似地不知休止地打下去的家伙。我从心底憎恶他。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等着瞧吧！等上了战场……”那时候召集兵之间悄悄传说：“等到了战场，从后面给他一枪。”
幸而，召集解除，没打过仗就退伍了。如果召集没有解除，上了战场的话……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脊背发凉。美其名曰“壮烈牺牲”的军人之中，在冲锋时被从后面飞来的仇恨的子弹击中的，大概不在少数。战争这种异常心理状态，使得诸如此类的疯狂行为到处发生，见惯不惊。
渡边克己 73岁 退休 大分市
指挥官的私刑最成问题
队长边走边看地图，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则一声不响地行军。这种时候，队长通常会从当地老百姓家里拽出个当家的男人来问路，问完了，一言不发地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不会放走活的，队长说，
那样会暴露我方行动。至于被杀的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并不在乎。一颗小小的子弹，吧的一声，人就倒下去，血色渐渐从脸上褪去，皮肤脉脉地颤抖，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军官都有显摆军刀的癖好，不管是家传的宝刀也好，凑合着能使的工场生产的刀也好。队长说要“试刀”，抓来当地的男子，让他自己挖出埋自己的坑，然后让他坐在坑前面。队长提一口气，咔嚓就是一刀。一直坐在那儿的男子，身体向一窜，就倒在坑里。要试验手榴弹的威力，也是抓来当地男子，把手榴弹绑在他们的肚子上。乘他感到害怕一动弹的功夫，引爆手榴弹，七秒钟后爆炸结束，死者的两脚已经炸得不知去向，只有身体部分落在地上。
我们十几个人守卫距部队一公里处的一座桥。敌人前来袭击。正好是十五月圆之夜，敌人的钢盔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距离我们近得很。部队那边也发射了报警的信号弹。那个下士官队长抽抽达达地说，要是月亮下去了可怎么办哪，吓得几乎想逃跑。有一个下等兵以前是静冈县御前崎打渔的，这时候给队长打气说，以他的经验，月亮都是早上才落：“别怕别怕。俗话说十五的月爷儿早上落嘛。”多亏这句话，我现在还平安无事地活着。
我在满州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时，三次应征入伍。火线交战，敌我双方都失去理智，这是人类的本能，我个人认为可以宽恕。我认为不能饶恕的是上级指挥官对于没有抵抗的人不经判决私刑处决。这才是战祸蔓延的最大原因。
本间源藏 77岁 农业 新NFDA6县
思想犯成了老兵体罚的靶子
我要说的这个人是小学教师，因为抵抗军国主义教育，挺身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逮捕。他被取消只服短期兵役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参加干部候补生干部候补生：日本陆军中，中等学校以上学历的现役兵可申请参加学习、候补为军官和下士官，称为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间隔还不到五年时间，就作为现役兵，又一次被扔进了军队。老兵和下士官好奇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大、高个子的新兵，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个施暴欺侮的好对象，毫无防备地落到这里来了。更何况他还是思想犯、非国民。老兵们肯定估计到，军队会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于是，他就不得不忍受老兵们日复一日的折磨。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而他作为新兵中与众不同的靶子，背负着“非国民”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要被迫接受二、三倍的体罚。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第二次入伍更得掌握条令。”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用棍棒殴打臀部，老兵让新兵：“间隔一步排开！”，然后从头开始，挨个打来。打过一轮，一年军龄的新兵解散，照旧把他一个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军龄的新兵也学会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轮到新兵洗澡的时候，脏水已经快没到脚脖子了。所以，新兵总是乘老兵没看见，偷偷到河里洗澡，捏死千人针千人针：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流行给出征士兵送千人针，由一千名女性每人一针、在白色棉布条上绣出图案，据说可以避弹。上的虱子。那次一起在河里洗澡时，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来：“哎哟，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自己就着水面一照，脑袋嗡地一声，只见自己的臀部高高肿起，好象一个青紫色的大桃子。
有些士兵自杀了。有些士兵逃跑了。这里是国境线，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站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看到和平和民主主义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稻永仁 74岁 退休中学教师 佐世保市
一去不返的逃兵
我们这些新兵，怀着“为国献身”的理想参军。当了兵才知道，在军队，吃的是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个不算，还要挨打。最初的悲壮情怀消失了，只想逃出这个地方。只是想到自己如果逃跑，自己家里的兄弟们就会被当作国贼对待，才压下了逃跑的念头。
这时，真有一个士兵逃跑了，那家伙是没什么地方可去的。我们接到命令，全体停止一切工作，分头去搜捕这个逃兵。我和同年入伍的A某一组，在四国晓字一九四二部队驻地附近的烟田里搜查。偶然之间，发现那个逃兵藏在烟叶荫中。逃兵拔出刺刀指着自己，哭喊着：“让我死吧！现在让我死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了。”我怒吼：“要死要活随你的便。可是，靠死来求解脱，也死得太不值了。还不如被敌人一枪打死！”这时，一边的A把刺刀收回鞘里。就算不哀求自杀，在这个战争笼罩全部生活的年头，死亡也是紧紧跟在身边。沉默中，那个逃兵把刺刀往前一扔，说：“我要再想一想。所以，请你们别把我抓起来。”我看到了他值得同情的一面。
逃走、自杀、或是归队，他必须一一作出判断。我劝他：“还是尽快归队吧。三天不归队宪兵就要来搜查了。那时候就是严重禁闭也完不了事。大家都等着你哪。”他什么也没说，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低下头，擦去一滴眼泪。我心情高兴起来，一时间几乎有幸福的感觉。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首向他挥手告别。三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
下条哲 61岁 自由作家 横浜市
为“立即回家”而备感羞耻
我们这些应征入伍的职员，由局长率领，在办公室一角的神龛前做了最后的参拜，然后到讲堂在全体职员面前宣誓“此去必如盛开的樱花之飘逝”，郑重告别。第二天早晨，同事们和亲友们在名古屋车站为我们送行，乘军用列车到金泽的步兵队入伍。这是昭和20年4月2日。
可是体检时，军医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身体哪不好了？现在就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难受。
被命令回家的一共两个人。我们上了火车，心想火车晚上十点才到名古屋，那时天色已暗，可以乘人看不见悄悄溜回家去。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儿。我达到了士兵体检第二类乙种标准，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兵，欢欢喜喜地应召出征了。可是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车厢后门外面的踏板上，心想还不如心一横跳下去死了算了。
根本睡不着，睁着双眼到了静冈站。坐一号列车在这里掉头，早上八点半左右进了家门。虽然我自己难过得想哭，母亲却说：“太好了。”正要去上班的同事在名古屋车站看到我，劝我尽快回去工作。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羞耻的感觉，整整在家呆了一个星期，一步不出门，家里来客人我就躲到壁柜里。后来同事T君百般劝说，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上班去了。
每年樱花盛开时，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到昭和56年退休为止，我一直身体健康，不管怎么说，整整工作了四十年。同时，我也想到教育的重要性，还有亡母强烈的母爱。
长屋义雄 61岁 退休公务员 爱知县
在天空中告别故乡
昭和18年，我在淡路岛洲本市国民学校上五年级。这年，日本军队连续遭受了瓜达尔纳群岛撤退、阿崎岛玉碎等败绩，但是，国民被蒙在鼓里，仗打得不好，政府和军方对国民的宣传就更加歇欺底里了。对敌人的憎恶变本加厉：美国人英国人成了张着血盆大口吃生肉的鬼怪畜牲。当年北条时政大破北方来侵的元寇，现在东条首相必能大胜东来的美英。学校教授这些东西，使我深信必须惩罚美英。
这时候，邻组传达说，我们镇上的川野家的儿子要上前线，将从空中来访问故乡，希望大家出去挥手欢迎。那天，大家都到外面去仰望天空，等待川野到来。他驾着隼式战斗机从大阪湾来到洲本市街道上空，先向地面俯冲，然后又拉起机头向上飞，这样重复了几次。飞机下降到擦着电线的高度上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川野的脸。十几分钟后，飞机好象告别似地，缓缓地向上空盘旋，机翼左右晃动着，向大阪湾飞去。
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也能驾机和敌人作战啊？这个念头在我小小的胸怀里沸腾着。我将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从飞机上俯看我们家乡熟悉的山川呢？父母又将怎样依依不舍地和空中的儿子告别呢？……当我逐渐了解战争的本质和人情世故，一想起这些事，就不能不流泪。
川野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故陆军航空大尉川野雅章，出击菲律宾、莱特岛和塔克洛班岛，昭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阵亡，行年二十三岁。”并排而立的另一座墓碑是“故海军航空大尉川野博章，学生兵学生兵：战争末期日本兵源枯竭，1943年宣布除大学理工科和师范生以外，所有学生也必须服兵役。参战，参加特攻队，出击西南诸岛，昭和廿年四月十二日阵亡，特晋两级以资奖励，行年二十三岁。”
久保田寿治郎 55岁 律师 横浜市
我心中埋藏至今的秘密
昭和17年10月，我在松山市的西部第62部队服役，接到命令，与数十名战友到广岛县宇品港领取阵亡将士遗骨。遗骨装在附有名签的木箱中，是南方战场的牺牲者。遗骨的状况讲述着战场的实际情形。在战场后方的野战医院死亡者遗骨，是整洁的白骨，小心地按骨骼的顺序安放在木箱里。随着战线的推进，遗骨变成黑乎乎的；而再前推到火线，大概连安放遗骨的余裕也没有，只能保存死者的印章等简单的遗物。
有一个木箱中没有遗骨，只有一个空罐头盒，装了一些蜡质的东西，里边浸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人的小指，从指根处切下来的。从更前方的战线来的遗骨，就是一个空箱子了。
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空箱子。想一想遗属的心情，给他们一个空箱子，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商议，既然阵亡者都是上战场时发誓同生共死的战友，那么虽然不是亲人，也可以接受其他阵亡者遗属的供奉。让遗属伤心的事，也会让阵亡者的英灵不安。于是，决定把其他箱子中的遗骨分一些过来。我们为了这欺骗遗属的行为而颤抖，用发抖的手把阵亡者的白骨分到那些空箱子里。
这么干对不对？我至今不能决定。也许一辈子，这伤口都会留在心灵上。那次和我一起领受遗骨的战友已经在冲绳战役中玉碎，他们的遗属没有得到一片遗骨。
和泉彻 66岁 退休地方公务员 别府市
心理战指导手册
终战前的昭和28年8月13日，我从名古屋到东京市谷的教育总监部教育总监部：日本陆军负责军事教育的领导机关，与军政、军令并列为陆军三大机关。去，他们带我到仓库中去，说是看看有什么想要的书籍，可以拿走。仓库是幢到处漏雨的木结构平房，房间里，被雨水打湿的各国军用书籍堆积如山。
我翻到一本宪兵队本部发行的名曰《厌战心理封杀术》的小册子，是一本心理战指导手册，把心理战的妙用讲得天花乱坠。据说此战术利用集团心理，让国民全体自杀，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书上有“军事机密”的连续号码，不知怎么混到这里来了。如果我把书拿出去，大概我自己就得进局子。因为害怕，只好放弃。
战后膨胀起来的宗教团体招诱信徒的方法，和这小册子的战术如出一辙。听说这些团体里的确有战争期间搞心理战的人。
如果谁有这个小册子，发表出来，就可以解开国民何以明知战争必败还要苦苦支撑的谜团了。
小泉好太郎 69岁 翻译 东京
父亲唱过的“在大海上”
从昭和11年担任驱逐舰神风舰长，到18年12月18日战死，我的父亲几乎全部生活在舰艇上。据说太平洋战争前半期的海战，飞机和驱逐舰承担了一大半，难怪父亲那个时候忙的席不暇暖。我那时十岁上下，最高兴的就是父亲偶尔回家，悠悠然地呆上一阵，我呢，无所事事地傍在父亲身边。有时候，父亲画水墨画，我研墨；有时候，父亲修理屋外的回廊，我就在一边和父亲闲谈。
有一次，父亲小声唱起“在大海上”和我在学校学的这首歌的节奏不一样。有几分进行曲的风格，明快多于庄严，但是充满了无限的哀伤。我说：“父亲，再唱一遍。”父亲有点惊讶地看看我，又低声唱了起来。
父亲唱的歌词最后一句是：“切莫等闲死。”而不是我们学校教的：“临去莫反顾。”后来我才知道，“切莫等闲死”是圣武天皇的圣命，而大伴家持以长歌作答，其中有“临去莫反顾”一句。
父亲唱的“在大海上”“在大海上”：NHK为国民精神动员工作，用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大伴家持的长歌作词，专门邀请作曲家创作的军歌。因在1938年纪念珍珠港突袭中阵亡士兵时播放而广为流传，以后每当报告牺牲或撤退经常演奏，被指定为仅次于“君之代”的公共仪式用曲。，大概是海军中流行的版本吧。
这就是我的父亲渡边保正。他参加了中途岛海战，然后投入了瓜达尔卡纳尔反击战的运输战斗，最后，在冲绳以南海面发现了他和220名“沼风”号水兵的浮尸。没有一个幸存者。舰艇最后发回的电文是：“我们正在攻击一艘浮出海面的潜水艇”。对方美军潜艇格林巴克号也于19年2月26日被日本飞机击沉，所以，没法向任何人打听那次海战的情形了。我真想再听一次父亲唱“在大海上”。
鸟居冢规子 54岁 主妇 小金井市
尊重人权的中尉
我出生的老家紧邻兵营，所以地名就叫作营所，在现在福冈市平和台的陆上竞技场前面，地名已改为大手门。明治以来，营所驻扎着西部第46部队，日清、日俄战争中，以战无不胜的部队而知名。
我们家本来开的是书店，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经营军队用品，人称“士兵商店”了。除了公开出售的军用包、士兵笔记本、珍贵物品袋、士兵名签、步兵操典、军队内务令、作战要务令等商品，连所谓“武器备件”也当作附带经营的商品，货色齐全。第46部队的精锐先后编入瓜达尔卡纳尔的冈部队、在云南全军覆没的松井部队、英帕尔的牟田口军团的一部等，牺牲惨重，兵员消耗殆尽。
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个时期，有位调正路中尉，给我留下鲜明印象。他是基督徒，来自同志社大学，由干部候补生提升为军官。肤色白晰，态度安祥而亲切，照已经与海军军官订婚的姐姐说：“这么文雅的人也能打仗？”
大概是昭和18年，有一次，姐姐、哥哥和我围着来店里买东西的调正路中尉闲谈。哥哥好象是四年级，我好象二年级。
听说当时在满州开发了一种特殊的反坦克炮弹，打中坦克以后，炮弹中的瓦斯气可以立即杀死坦克手。一个从满州回来的军曹告诉我们，已经把中国战俘绑在坦克上，对炮弹进行了实验。那个军曹还得意扬扬地说，这下子可不会输给美国人了。我们姐弟对新型炮弹比对那个被杀死的战俘更感兴趣。
但是调正路中尉不一样。他说：“不管为了开发多么重要的武器，也不能杀死活人作实验。”从没听现役军官说这种话。如果传到宪兵耳朵里，中尉的肩章也救不了他。
姐姐说：“那样的话，不是就打不赢战争了吗？”哥哥说：“所以基督徒就是没用。”调正路中尉也不生气，严肃地说：“不对。这和是不是基督徒无关。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能杀害放下武器、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后来，调正路中尉调任山口县的俘虏收容所所长，父亲说：“有这个人当所长，那里的俘虏真是幸运哪。”
战后，因为虐待俘虏问题，处理了很多BC级战犯，每当听到这类报道，我就想起调正路中尉。
希望不要忘记，战争中也曾有军人说过这样的话。
广濑功 58岁 公司干部 诹访市
对于我那是耻辱的时代
我们这些特干二期生，加入小豆岛土庄部队。当候补生们得知将被派去当“球艇”也就是人体鱼雷时，全体哗然。特干一期生已经都死在菲律宾海战中了。试图逃跑的候补生都受了严重处分。有些候补生申请当了通信兵——据说这个“品种”还有活下去的可能——配备在西宫市的情报连队，在那里接受了“斯”号机也就是音波探测器的训练，在船底一个突出到海水里的盒子中工作。怎么看也是没法活着回家了。
我们这个宿舍住的都是身强力壮、逃脱了充当人体鱼雷命运的家伙们，只有会奉承会骗人的机会主义者才吃得开。值周的候补生，先把自己碗里小山似的盛满了饭藏起来，还抢班长的剩饭吃。演习刚一结束，班长、助教就象一群蝗虫似的，乱糟糟地卸装备解绑腿。女人在区队长屋里进进出出，我站夜班岗的时候问了一句“是谁啊”，就把全队集合起来，当众把我训斥了一顿。部队驻扎在征用的校舍里，墙外，就是饥民在空袭的废墟上搭的棚子。军队完全被干部、军官、下士官、炊事员等人饱食终日、自甘堕落的作风左右。其中有些人只上过旧制中学三年级，是纯粹的胆小鬼、帮闲，这时却变得胆敢白日施暴。
对于我来说，那是耻辱的时代。我还是从千叶市木村先生的投稿信中，头一回知道召开过特干同学会。那些人现在是不是还在玩那套把戏呢？真是丢人现眼。
濑川负太郎 60岁 当地报纸记者 北九州市
私刑和头皮饭：一个护士的见闻
我是一个护士。一天，值完班从医务室回宿舍，中间路过新兵宿舍，那里传来很大的声响。我偷偷地看了一会儿。
一个班长之类的人物正在说：“这回体罚是给你们新兵一点颜色看看。”说着，他叫一个士兵的名字，“分开腿站，嘴闭紧了。”说着，连打了几十个耳光。那个兵摇摇晃晃地拚命忍着。“下一个项目，黄莺越谷。”几十个新兵来回来回去弯腰从床底下爬过去，再从床上跳过去。还让他们时不时地发出“咕—咕叽”的叫声。
完事了，班长说：“做下一项。知道怎么做吧？”小兵们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一边回答：“嗨咿。”他们把训练用的木枪交叉绑成格子门那个样子，摆到清理出来一块地方，假装是妓女云集的游廓，让新兵学妓女的样子，从格子中伸出一只手，说着：“当兵的，来玩玩呀！”新兵可能是害羞吧，声音很小。班长立刻喝斥：“声太小。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我吃惊得屏住了气。
我悄悄地离开，回到宿舍，为长官们残酷的做法，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饭时，我在配餐室里，一眼看见新兵正在拚命地挠头发，把头皮抖到给长官盛好的米饭和酱汤中。看样子，给小队长和班长们送“头皮饭”已经成了惯例。终战那天夜里，长官们心情不好，把好多士兵集合在一起，殴打他们，到处都看见士兵在叫喊：“饶了我吧”。那个情形，真是惨不忍睹。
福田迪 60岁 前宇都宫第一陆军医院护士 枥木县
他进了精神病院
那是昭和19年9月的盛夏。我们40个新兵被征为三重县航空队，由当地出身、身强力壮的老兵连续强化训练，都是在阳光灼人的上午到野外进行。
每日的科目之一，是挨个在全队面前背诵《军人敕谕》。轮到小个子的美术大学生O，背到中间背不下去了，大概是忘了词吧。这时，一个老兵涨红了脸，跳过来说：“小子，够了。”说着，把O打到在地。打得O站不起来，被用担架送到医院。我得了肋膜炎，也落得退伍，住进陆军医院。我以前在休息的时候，和O搭话，曾经亲密地谈了些故乡老家的事。所以有一天，我向卫生兵打听他的事。过了几天，那个卫生兵对我说：“来吧。O想见见你。”我跟着去了。
他住的地方在另一座病房的深处，安着铁栏杆。我感到意外。原来他被关了精神病房的单人间。他的样子变得很厉害。双眼失神地看着我。
“日本打不过美国。我讨厌战争。现在，我无论怎么说，心里痒痒的只想画画。”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坚信日本不会失败。
听说他是某画家的独生子。
小室薰 63岁 退休公务员 东大和市
我打过补充兵
“乌鸦还有不叫唤的时候，熊井可没有不挨打的时候。”后来一块儿当兵的伙伴都是这么说我，因为挨打，我的左耳至今失聪。既然我有这么个名声，当我在前线升为一等兵和上等兵时，老兵们啧有烦言，也就理所当然了。接着，第二年我又当上了专管训练新兵的上等兵。于是我要求自己，第一不打人，第二不让他们偷东西。我已经体验到，打人没有教育的效果，当兵的就算挨了打，也完全记不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被谁打。
偷盗在军队被叫做“补充缺额”，而受到夸奖。在军队里，缺额物品非靠偷盗不能补充。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许偷东西。”一次，宿营演习以后回营，有人申诉：“我的便鞋丢了。”于是我带着这个兵，把每个班的便鞋都集中起来检查，在相邻一个班发现了写着他的名字的便鞋。
“谁偷的？老实说出来。不说出来，就用这便鞋打你们全班。”但是谁也不说。我一边祈祷“谁出来阻止就好了”，一边开始用那双便鞋殴打士兵。最后，那个班的上等兵出头请求别打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讨厌那个班负责训练新兵的兵长而迁怒于补充兵，那个家伙老是对新兵吹牛说“当兵有窍门”，教导他们“军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等等。这件事作为我军旅生涯的悲惨回忆，一辈子都忘不了。
熊井雅男 67岁 原上等兵 东京
延期入伍申请——我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在海军兵工场工作，负责调试秘密武器。上司常对我说：“已经为你申请了‘特种技术人才延期入伍’。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国出力。”但是，昭和18年6月初，我接到了“红纸条”红纸条：日本军队给平民的召集令用红纸印刷，俗称“红纸条”。，通知我6月15日报到。我出发时，上司对我说：“肯定是哪里出了差子。我马上再提出申请，会让你立刻回家的。不过，你最好在市政厅秘密地提出申请。”报到以后，立即进行体检和个人情况审查，报告并登记最近有没有得过大病、家里有没有出过特别影响情绪的大事、是否从事重要工作等等。我正是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时候，生怕让我回家，所以报告说“无需登记”。一周以后，和几名新兵一起出发去了满州，加入苏满国境警备队。
一个月左右以后，负责人事的曹长怒气冲冲地叫我去，原来是公司的申请由我原来的部队转过来了。“审查个人情况时你怎么不早说？这儿是战场，部队是按满员编制来的，你走了别人就得多干你那份活儿！”决定让我随服役期满的老兵一块儿离队。由于战况不利，离队的事儿不了了之，我也就留在队里。
昭和19年7月师团向南方转移，警备队也随之去了菲律宾。转移之前，决定重兵器中队留在原地，而我被编入其他部队。那时候什么都是乱糟糟的，不过好像公司又来过申请。战后复员回公司，我才听说，公司的申请被打回来，答复是：“此人所在部队转移到南方，服役地点不明。”我虽然正中下怀，但着实给公司的各位添了不少麻烦。
关博藏 67岁 私营业主 川崎市
千钧一发 自杀未遂
战败的前一年的一月，我在东京高射炮队入伍，在代代木练兵场接受严酷的训练。有一次突击演习在雨中匍匐前进，演习结束后，命令我们擦枪。我一不小心，把撞针折了。从入伍以来，就教育我们说：“枪身上刻有菊花徽章，即是陛下所赐，爱护它要胜于爱护生命。”弄坏枪械必受重罚。严重禁闭是跑不了的。禁闭的处罚要用红笔记入履历的奖罚栏中，一辈子都跟着你。
全身的血好象都涌上来。我失魂落魄、摇摇晃晃地向附近的山之手火车道跑去。正想翻过护栏时，传来集合的命令。我猛然惊醒，回到队列中去。如果号令晚发一点儿，我肯定已经扑向马上就要开过来的山之手线列车了。
队长询问有无异常情况。我豁出去，向前一步，报告说：“对不起。我把枪撞针弄折了。”队长为了让我放松，只说了一句：“过一会来找我一趟。”归队以后，我立刻到队长室去。队长说：“你能明白说出来，很好。放心吧。”就这样，事情结束了。
这真是千钧一发，差一点就死了。我想类似的情况下丧命的士兵有很多，此恨不可断绝。
池田炼二 67岁 退休大学教师 松本市
来洗澡的特攻队员
某航空司令官在信中谈到义烈空军挺身队的青年时说：“学习赤穗浪人赤穗浪人：1701年，江户城的吉良上野介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他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历史上的赤穗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主题，题名“忠臣藏”。明治以前多表现事件的传奇性，明治以后，则以宣扬忠义观念为重点。自然也成为军国主义宣传的工具。切腹，死得其所。”读到这些话，我感到从所未有的愤怒。那些优秀的青年，就被这样一句话葬送了。
昭和20年4月间，战败的迹象已经很明显，父亲经营的公共浴场因燃料不足，天天停业。但是，根据军方要求，浴场成了士兵自带燃料入浴的专场。数百名士兵中，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老在一起，特别引人注目。每回他们洗完澡，就上我们家里，玩将棋，玩围棋，教我（当时是中学生）剑道，把我的小妹小弟驮在肩膀上讲故事，这样玩上一会儿，说是“就要夜间演习了”，然后离开。
我记得那天是5月24日。和平常随便的衣着不同，他们身穿军装，日本刀的刀把缠成雪白色，衣甲鲜明，威风凛凛。此时，他们才告诉我的父母，他们是“义烈空挺队”的特攻队队员，并且感谢我父母一向厚意款待，还拿出近百元的一大笔钱给我母亲：“去死的人不用带钱。劳你们以后给我们上供吧。”行礼说：“阿姨，可一定要给我们烧一支香呀！”面对此情此景，我的父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举手敬礼，静静地离去。
母亲按特攻队员说的，终战以后立即请石工造观音像，每天颂经供养。观音像旁边立有刻着“敬奉义烈空挺队奥山队一百一十三位英灵”的石碑。母亲于1954年病逝，以后由我的妻子继续供养。
他们如果活着，战后肯定活跃在社会各界。每念及此，我就觉得九十五岁的航空司令那个老奸贼，才应该立刻切腹。阵亡的空挺队员，我还记得有宫崎县的谷川曹长，御坊市的中川伍长，还有川崎、荒间等各位伍长。
堤建造 58岁 经营公共浴场 熊本市
执行任务时能会见父母的少年兵
临近终战的8月5日，第一海上护卫队所属第13号海防舰在日本海域执行为船队护航任务时，为补充柴油临时停泊在秋田县船川渔港，舰长很体贴，特许三名家在当地的少年兵，以登陆洗浴的名义在外住宿。第二天早上，其中一人到临近预定出海时间还没有归舰，全体人员都紧张起来。这时，一只机帆船满载着送行的人，挂着幡，插着旗，从港湾远处全速向舰艇驶来。船上人群中，就有那个脸涨得通红的少年兵和他的父母。在那一瞬间，舰艇上一片欢呼声。在舰艇就要出海上战场去拚杀的这一刻，少年兵能和父母会面的欢喜，就是全体船员的欢喜，我们永远感激舰长的这份人情味。
舰长还曾多次训示说：“在海上全体撤退时，要有效地利用漂浮物维持生命，节省体力。把一打一升装的酒瓶捆在一起，让两三个人抓着，就有足够的浮力。”还指示说，一定要把甲板上的救生圈捆好，以备遭鱼雷击沉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