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名士兵一边把一名生病的老妇人往门口拖，一边强迫她脱衣服。村子里只剩下了她一人，大概她是要留下来看着她的房子——她的命根子。士兵们吓唬她，说要放火烧了它。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把她下身衣裳都给扒了，把她按在椅子上，用剑在她的前面那地方乱捣。血流出来，那老妇人吓得抖作一团。
我气得难于自抑，朝他们大叫道，“你们这些混蛋！这要是你们母亲你们怎么想？”一边说着，我把被那帮人剥下的裤子递给她。她的脸一下子有了血色。
虽说是新年，托运输队里的五名士兵的福，小队长罚我们不许吃早饭和午饭。当然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我们所有人饿得都快要晕倒了。
上原正男 66岁 退休 大牟田市
一个韩国分队长
我家的佛龛里，摆放着一块小小的牌位。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朝它祝祷。自昭和22年我复员以来，一直这么做。在那方手制的牌位上，写着“陆军军曹铃川下植”。他是我的下属，是个韩国人。
昭和20年3月2日，我们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在山东一个名叫大辛庄的村子里遭遇。我军一个中队抢占先机,把敌人主力包围在村庄里，大约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们中队占领了他们的防地。分队长铃川下植爬到房顶指挥，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前胸，他当即从房顶跌落下来。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抹着几道鲜红血迹的土墙上，他直挺挺地躺在墙根。
有人说，“铃川军曹是为了可怜的石井啊！”石井是铃川班里的一名新兵，由铃川负责他的教育。这年轻人开战不久就阵亡了。我能理解铃川失去朋友的怅惘和愤怒。
40年了，我没法忘记铃川下植。他阵亡的情景历历在目，就是平常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也是挥之不去。每当我想起他为别人的国家扛枪卖命，心中不由得翻起阵阵怜悯。我不知道他的父母靠什么过活。恐怕他们一点抚恤金也得不到。
平田有一 66岁 退休小学教师 熊本县
不喜欢互相射杀
作为对（报社）发出的请大家写出“愉快的回忆和战场经历”的回应，我愿意讲述一件有人情味的“奇闻逸事”。
就在中日事变爆发不久，南满铁路交响乐团接到慰问前线部队的命令，赶到大同近郊的一个村子。大同是以云岗石窟而举世闻名的。虽然这里是驻守内蒙的日军的最前沿，但只有一支30到40 人的小部队。队长是一名30来岁、身材瘦小的前学校教师。这个村子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坐落在一个不太高的台地上。而它下边40至50米处，就有一小股中国政府军。不但两边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双方相持不发一枪的局面已经持续半年了。更让我惊奇的是，我们这边往下扔过几盒烟，他们会扔回一些油炸点心。队长坦然地笑着说，“我是不喜欢互相射杀对方的。”
为了迎接交响乐团，我们办了一场演出，由桌子、箱子拼成的台子就搭在村子场院上，上边铺了一层蒲包 。此外还有几片蒲包扔在台下，是为观众预备的。当地村民源源不断地涌来，笑着坐在那些蒲包上。他们当中有孩子、女人和老人，大概倾巢而出了。我们的士兵在他们旁边站围着看。
“让他们见识见识连咱们的伙计都稀罕的乐器。”队长心平气和地说。
我不知道这个部队和这个村子后来怎么样了。但这正是我所经历的这场战争中暖人心的一幕。
伏见义雄 79岁 前南满铁路雇员 春日部市
一位好心的长官
昭和13年，我们现役步兵部队即将派往大陆前线。小队长进行战术演习前的检查。我们的这名少尉是一个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召集军官，大约比我们年长八岁，笨得连我们这些刚熬过新兵训练课目的第一年新兵都要笑掉大牙。暮色蔼蔼，训练场上冰雪覆盖，当着排成一排立正站着的下属，他因为领导无方受到中队长的严厉训斥。而中队长正是以勇敢和主动精神闻名遐迩。我们小队长的肩章和马刀都在颤动，一阵恐惧在我们这些就要在战场上受他指挥的士兵头脑里掠过。 没人能说清，在这样的人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给送到了中国前方。在那里，我们小队依旧归这名性格温和的小队长领导，所以全队都大遭中队长白眼，其他小队的人都不理我们。但在战斗中，我们小队的士兵表现得英勇无畏。每次战斗，在各分队长的指挥下，我们都把小队长甩在后边，猛攻敌人营地，给中队长好看。小队长口音浓重地抱怨说：“俺手底下的兵不听俺管”，完全失掉了长官的尊严，但我们都明白他打心里不想让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丧命。
战后四十多年，每年的战友联欢会，大家最高兴的就是有他出席。终战时他已经被提升为大尉，可是为人从来没有改变，不象其他军官那样升了官就吹牛摆谱，始终象是士兵中的一分子。所以，在中国战场三年中，他每一次出任指挥官都大受士兵欢迎。身着饰有金线的军官服的他，作为职业军人来说，指挥能力的确笨拙，但他的人情味抓住了部下的心，促使他们在战场上英勇作战。
千贺东重 70岁 公司主管 名古屋市
握住跳动的心脏
朔长江而上，我抵达九江。就像九州的有田县，这是一个瓷都，只不过房顶已经被日本炸弹掀掉。瓷片散落得到处都是，象是有军靴在上面踏过。踩着这些瓷器碎片，我走了20分钟，到了一所据说过去是蒋介石军队兵营的建筑物。从我们护士宿舍望出去，在广阔的练兵场那头，有几个圆形的射击靶。远处是高耸的庐山。
我按照卫生兵的命令处理病情，打针。打开前线送来的伤员的绷带，我们发现他们的伤口不但化脓，而且爬满了蛆。第二天早晨下了夜班，我倒干净几个从城里拣来的可爱的花瓶——现在已经当作尿罐使用。
一个老人给带到护理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Ni-ni（你，你）”地叫他。他把我们的饭食用桶装着带来，清扫走廊和楼梯。在兵营里，还有一个为士兵洗衣服、打扫房间的妇女，她有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看到他，士兵们想起自己留在日本的孩子，纷纷把慰问袋里的奶糖拿出来给他吃。他们亲热地把他唤做力力。
在军营入口处，总是有一个上了刺刀的兵在站岗。如果他认为进入兵营的中国人没有按规矩鞠躬，他就会上去左右开弓抽耳光。这情形天天都要发生，我已经麻木了。
我在临时手术室工作，所以有一天通知我去观摩一个心脏手术。军医让我握住跳动的心脏，我第一次知道，心脏跳动得多么有力。我离开手术室的时候，还有两个裹着被单的中国人坐在椅子上。看不出他们是男是女——这是活体解剖啊。每每回想到这一幕，我都感到心在绞痛。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些写出来。也许我该把它们永远藏在我的心里。
山本保 74岁 退休护士 八五子市
明天还是陡峭的太行山
昭和16年5月，我初次上阵，参加中原作战，在攻击部队作一名山炮兵，拉着一匹驮着弹药箱的马，翻越太行山脉。那年春天，我22岁，是一名二等兵。正如报上说的，“陡峭的太行，山连着山，昨天是山，今天是山，明天还是山”，战斗就是翻山。我咬着牙，翻了一道又一道。我的军靴磨破了。下雨天，我披着一块雨布，拉着马朝前赶。
不论走多远，也碰不上敌情。我一个小兵，不可能了解大战役的整体形势，但也感觉到日本军队正一点一点地地收紧包围圈。因为翻山行动如此紧急，我们的供应跟不上。部队越来越饥饿，每顿只用一小捧米熬点粥，里边掺点碎豆豉。军马驮着沉重的大炮零件，因为缺盐而四脚打颤，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那时脑子一根筋，什么都不想，心里燃烧着的只有一个字：祖国。在逼近前线的时候，部队的重伤员陆陆续续用担架送下来，阵亡的人则用防水油布盖着，驮在摇摇晃晃的马背上，送到后方去。
我们部队最后进入山西腹地，占领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西阳村的地方。我们在村里的地下挖出几支枪，枪上雕着的菊花纹饰，正是日本军队的枪支。看来，一支部队在我们前边来到山西这个偏远地带，遭到了全歼。没有谁知道这场战斗，这支小部队上不了战史。他们与他们的枪一道给埋入黄土。抬头望天，我们为这些不幸战友的灵魂祈祷。
成田武夫 69岁 公司雇员 川岐市
濒死伤兵的摄人气势
昭和15年5月末，向长江支流汉水东岸集结的日军，冒着对岸中国军队的炮火，强行渡河，直指目的地宜昌。先头部队走得太快，其中一些居然遭到了我方飞机误炸。
在准备渡河的三、四天里，我突然发现一名中国逃兵，面朝上躺在一条田间小路上。一个走在我后边的步兵叫道，“嘿，这家伙还活着哪！”我转过身去，他还在说，“帮他一把，让他脱离苦海。”说着用他装在枪上的刺刀朝这名中国兵心脏部位刺去。就在这时，那中国兵抓住指着他自己的心脏的刀刃，鼓起他最后一点力气，不让它这么刺下来。那名步兵既不能朝前刺也不能朝后拉。在这名垂死的中国士兵意志的力量下，那步兵失去了再朝他刺去的意志。
那中国兵一只手抓着刀刃，松开另一只手不停地摇，呻吟着恳求留他一命。我们当时正在追赶敌军，不允许延误，就把他原样扔在那里，赶上了前面的特遣队。
经过一场激烈搏斗，我们在6月12日攻下了宜昌。没过多久，令人震惊的长江大洪水就来了。从上游无比雄壮的天险大宜昌峡［应为三峡——译注］，漂下无数被残杀的尸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随着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那边不是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本多弘太郎 70岁 商店店主 东京
竟然姓名都无法确定
一个中年人来看我。他在一本书里读到了我在战争期间写下的从军记录，他说他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他父亲是中国中部派遣军桧部队日本的军事单位常常使用代号或将官的名字来加以鉴别。比如桧部队，或以他们长官的名字命名的如山本部队。（英译者注）的，也被送到中国前线，最后因营养不良死在湖南省易俗河附近的基地医院。作为一名卫生下士官，我参加了开始于昭和19年5月的湘桂战役。在7月间的衡阳战斗中，我担任桧、广、岚部队伤员和病号的接收工作，将他们送往设在衡阳郊区杨家坳的野战医院。惨剧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来自后方的补给被切断，最基本的粮食供应也没有了。在医院功能无法施展的情况下，霍乱病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病人死去。数目没人说得清，据估计是四千甚至五千人。在这极端的情形下，逃跑和自杀也发生了，死了的人也得不到确认。
我所在的诊疗所，不过是一间民房匆匆改成的收容室。泥土地上铺上草垫，收了大约600个病人。他们在霍乱发生后一周内无一幸免。负责照料这六百名病人的六名看护，自己也因为营养不良而病倒，哪里也去不了。人死之后就放在那里，任其腐烂。我不记得我作过死亡将士名册和应送交先遣队司令部的死亡报告书。其他战地救护站一定也是一样。每个士兵都有姓名身份签，但是在那样极端的情形下，也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的客人说，他父亲就是桧部队的一名下士官。四十年了，他依然期待着，期待能知道一点自己父亲临终的情形。我为他的心愿而黯然神伤。
飞田俊夫 67岁 公司主管京都府
未经确认就开枪
事情发生在昭和14年1月，我在华中战场汉江一带担任警戒期间。前一天晚上就有部队渡河，怀疑是敌人正在发动攻击。我们竭尽全力与中队联络，请求支援，不料答复是“没有可能”，并命令我们坚守阵地到第二天清晨。
小队长对哨位上的人说，考虑到从正面过来的只可能是敌人，开枪和刺杀之前不必示警，一定寸土不让。在这样的严厉命令下，每小分队各派两人，在前方100米处的大堤上设了流动哨。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远处的狗吠声让人心悸。村镇之间声光交错，好象在互相打信号。对岸传来吓人的炮声。凌晨，雾气笼罩在堤岸前边草地上，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声传来，像是有一支大部队正逼近。我怎么使劲看都看不清。砰！砰！我放了两枪，对面的兵喊道“会津！”，我立刻回答“白虎!”，只听对方痛苦地喊：“我中弹了！我中弹了！”来人是我们中队长，还有他的两个兵。
“你是新兵吧？”“是，长官。”“为什么你不示警就开枪？”“有命令说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示警。”“笨蛋，你从哪儿听来的这规矩？”
我们回到阵地继续守卫。我很惊讶，开了两枪，居然打伤了三个人！如果我按照命令开枪打的是敌人，那就是英雄了；但击中的竟是自己人，那就得进军事法庭了。我懊悔不已，觉得与其蒙羞活在世上，不如自我了断。就在我把枪口对准我的喉咙的时候，我们小队的伙伴跑了过来，他们早就防着要出事。他们夺下了我的枪，把我关到一间屋子里，等着我从兴奋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严密地看着我，对我说：中队长过来也不先联系，命令又是小队长下的，你要死我们也不活着。
一个礼拜之后，在我得到允许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老乡。我告诉了他我的经历，他安慰我说：“连打黑枪的事都有。如果为了你这点事就如此打算，那你再多几条命也不够用。”他的话帮我缓了过来。
丹野美登理 70岁 农业 二本松市
加害者与受害者
从昭和17年春，作为一名士兵，我参加讨伐中共军队，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那是在中国的山东省一带。我们常规行动中的一个，就是“确保劳工行动”。
我们往往在黎明时分包围一个村庄，把所有的农民一网打尽。将妇女、老人、孩子搁到一边，把所有男人一个不留地交到我们的司令部。我直到复员以后，才知道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劳工，在各地矿山过着极度悲惨的日子。
当时的行动残忍可怕。我们的兜捕密不透风，一只蚂蚁都别想溜走。士兵们十米一人，有人举着亮（用蜡烛火把长颈玻璃瓶底烧去，然后把它倒过来，在瓶颈处插上蜡烛），有人使劲敲空油桶或脸盆，一步步缩小包围。不过在那时候，我们认为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后来，我自己也被拘禁在西伯利亚，渡过四年劳工生涯。在那里，我想，这真是我战争期间作孽的报应呀。我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呀。
山田一郎 67岁 染坊主 东京
列兵罢工
按照“长官之命即朕之命”这一条例，命令一下，士兵须拚死执行。但有一次，军阶最低的列兵们罢了工。
第14师医疗队摩托运输中队是由几乎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组成的。当我们给送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连怎么给自己准备个盒饭都不会。摩托运输中队分成三个小队，每个小队的一分队是担架班，二分队是马车班。担架分两层装在车上。那时是昭和12年，日中事变刚刚开始。
中队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酒鬼，对士兵举止粗野。当我们按照队列行进时，他为了超过前面的部队，总让我们绕远，从傍边绕着走赶上去。士兵们肩上扛着分量很重的器械徒步行军，苦不堪言。这时中队长“傻瓜”、“混蛋”的骂声从队尾频频传来，大家只装做听不见。
一天，我们疲惫不堪，正躺在地上待命。就在这时，中队长骑在马上，命令我们去帮工兵队搭桥。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比下了命令没人服从的长官更惨的了。果然，部队长官骑马过来，叭地一声，坐在鞍子上给了中队长一鞭子，接着就离开了。
步兵担架中队的中队长策马过来：“步兵正在前线打仗。我们必须尽快把桥架起来上去增援。大家都很劳累，可是还得请你们帮忙。”一个接一个，士兵们站了起来，走进河里。这个中队长是一个尝过辛苦、通情达理的人。即使对我们其他中队的人，早上也会招呼说“吃过了吗？”。他在部队人缘很好。
丸山孝四郎 72岁 农民 长野市
坦克摇晃像一条小船
昭和17年6月，以第4骑兵旅团为主力的日军采取侧翼包围行动，意图消灭在河南北部的中国第28集团军。我驾驶的是旅团指挥官所乘的坦克。我们在半夜开始行动，投入所有的激烈战斗，包围了敌方司令部所在的镇。坦克部队配置于该镇西门附近。
第72连队的步兵进行了几次大胆的攻击，没有成功。在高树勋将军指挥下，敌人集结了他们最好的部队。这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最后太阳下山了。我们改变战术，撤下东门的包围，从西门攻入。在步兵的簇拥下，坦克冲破城门，一路碾过去，与预备部队一致行动，城镇被攻陷。敌人最后失败，他们急忙通过东门撤退。
坦克部队接到立即追击的命令，我们立刻调整路线。当到达东门附近地区时，前面全是左突右冲尽力逃命的步兵和骑兵。前面的路上，倒着中国士兵的尸体。我们尽量绕着这些尸体走，但不能一具都不压。要想前行，只有从这些战死的人身上驶过。我们决心碾过去。我抓着操作杆，闭上了眼睛。下边软软的，坦克缓缓碾过去，摇摇晃晃地就像一条小船在波浪里上下。我在心里向佛祖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硬着心肠朝前开。
追击了一阵子，我们发现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国兵正双手合十跪在当道。我们的坦克停了下来。司令官命令道：把枪挂在坦克的无线电天线上。他照做之后，司令官说，“走吧，你没事了。”他站起来，立正、敬礼、向右转，飞快地跑了。这事发生在我们碾着尸体前行的15至20分钟之后。
在战场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顾及人类的感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执行命令。
须原清一 68岁 退休公务员 稻泽市
中国的玛塔哈莉，系着发结的姑娘
参加过杭州登陆的四中队长吉田中尉，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军官，以干练著称。我那时是二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常和他并肩作战，也多次模仿他的战术。在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转折点，比我们强大数十倍的敌军在后面赶击。吉田中尉的中队志愿担任断后，最后展开与中国敢死队的肉搏战。他臀部被敌军的手榴弹炸开了花，给送进汉口陆军医院。
这所医院雇佣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姑娘帮忙照顾行动不便的伤员。照顾吉田中尉的，是一名操流利英语的高中毕业女郎，她聪明、善良，在我们当兵的看来，简直美如天仙。她的衣服是简朴的，但他说她老是戴着一个精美的发结。大约三个月后，身体复原了，吉田中尉从医院返回，继续担任四中队长。女郎舍不得和他分离，从陆军医院退职，跟着他回到部队，真让我们年轻人嫉妒死了。
她就住在我们的阵地上，不论麻烦她做什么，她都立即回答“明白”，然后飞快地做好。我们于是都称呼她为“明白”。在这里，“明白”也老是戴着她的发结，做事勤快利索，弄得大家都觉得离不开她了。
16年12月，长沙第二战役开始打起来。吉田中尉和我一同朝长沙进发，“明白”却突然间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打得艰苦异常。虽然我们最后拿下了长沙，但伤亡惨重。
分析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其中一条是，对我军动向，敌方的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有详尽的了解。上峰对此进行了调查，“明白”的名字浮出，说情报有可能由她提供。吉田上尉被控有助敌行为，由军官降为一等兵，遣送回日本。后来有谣言传来，被称作“中国的玛塔哈莉”的“明白”，确是一个机警的间谍，接受重庆的派遣。回想起她老是戴一个发结，而且不许别人碰，是不是里边藏了一个微型话筒呀？
川上登喜雄 69岁 退休公务员 枥木县
魔鬼军曹的本性
我是在昭和20年2月应征入伍的，被编进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西山中队，在一个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魔鬼”军曹的手下。三个月艰苦的训练（主要是反坦克训练）结束，第一次实弹训练开始。我三发两中，被任命为轻机枪手。
此后日子更艰难了。扛着机枪连续行军6公里已经不容易，我还得跑在队伍的前头。本来白天已经疲惫不堪，夜里还必须保证机关枪状态良好。每当我们略微有点松懈，魔鬼军曹就一边打耳光一边骂：“一张红纸条就能补上一堆你们这号兵，一挺机枪可不是随便就能弄到手的。这是件珍贵的家伙。”
8月8日，苏军参战的消息传来，部队得到命令向苏联边境开进。在路途中，我们超过了正在疏散的满洲移民者。我见他们朝我们招手，还听见他们说“士兵们，指望你们了”，我们的勇气倍增。
逼近前线。突然，有人喊道：“敌机！空袭！”，魔鬼班长也叫道：“到高粱地躲避！”我跳进一条小水沟，由于机枪太重，我脚下一滑跌倒了。机枪落进泥水，怎么也拉不上来。就在这时，我听见军曹说：“嘿，中村，你干吗哪，还不快点？”“我的枪掉进水里了，够不着了。”“一会儿再拿枪，快，打着你了！”我爬上河沿，朝高粱地跑去。紧追在我身后的，是一阵机枪射击声“哒-哒-哒！”。刚刚藏好，就听见子弹扫到我身边地上：噗、噗！
当人们面对死亡时，本性往往在最后一瞬露出来。对我说来，地狱来的魔鬼军曹此时成了菩萨，一个来自天界的军曹。
中村利夫 72岁 退休 下关市
中弹——最后的思考
大约在昭和20年8月15日下午四点钟，在一场与河对岸苏联人的战斗中，我紧贴着河岸，呼吸着令人作呕的烧焦的草的气息。那是在北朝鲜清津市郊外榆城桥边。（停火的命令那时还没有下达到前线部队）。
我正斜着探出身子打算看看苏军的动静，突然间右耳受到重重的一击，好象用火筷子剜了一下子似地，钻心地痛。我听说，如果子弹击中脖子以上部位，生还的希望不过一、二成。“完了！”我想，这回算是交代了。奇怪的是，这么一想，反倒平静了。
我跌倒在地，只觉得在我生命中最后一瞬，时间分外珍贵。血流不止，我虽然努力思想，神智已渐渐昏迷。没有比此时此刻以26岁的青春就这么死掉更让人遗憾的了。
一名担架员冲过来处理我的伤口。包扎的时候，他向我保证说，子弹没有打着要害部位，我没事。听他这么说，我立刻获得新生。我感到神智清醒，而苏军的炮火也突然间停止了。我的本能告诉我，天一黑，战斗就会结束。悬着的心放下了，人镇定下来。
我看着身边的伙伴。眼见恐惧焦灼从他们的脸上消失。炮声最终沉寂，战争结束了。两、三支烟点了起来，在暮色中点点发亮。
每当我想到这一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刻，我对如今还活在世、并安享和平，心怀无尽感激。
加藤俊六 66岁 社团办事员 市川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