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称谓来自东京的宣传鼓动家。就在日本军队第一次开进中国，接着向前推进到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对这一地区日本的叫法是南洋——时，有数千平民随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军人的眷属，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军官们至少能把自己的家带到中国或者任何他们占据的地方；有些是日本军队攻占一个地方之后雇佣的文职人员，这批人迅即成为自成系统的官僚机构。日文报纸在占领地一份接一份地出现，当地报纸则被日本编辑和军方新闻检查人员所接管。日本企业家们一路飘洋过海，紧紧尾随在占领军之后。当地日本人开始他们的业务，先是给驻军提供军需品，然后是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与此相关的日本公司很快在新的“大东亚”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辅助设施。
殖民地官员随后到达。政府鼓励他们把家从日本搬到占领地。出于对日本将在此地长久统治深信不疑，他们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攻占一旦完成，日本学校跟着就建起来。日本孩子在中国、朝鲜、台湾长大，以殖民者姿态养尊处优地生活在当地居民中。
战争结束后，所有这些人都失了根而四处飘荡。住在港口一带的新移民是幸运的，他们会在盟军监督下立刻遣返日本。有些人在苏军占领下的中国和满洲挨延几个月甚至几年也回不去。在中国，他们夹在对峙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中间，受到的待遇五花八门，有很多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家，因为在日本，平民的处境十分艰难。
有人突然之间成了被追捕的逃犯，在日本前殖民领地，他们绝望地为果腹蔽体而颠沛挣扎。数千名儿童在这期间死去，其中不少结果在他们绝望的父母手里。
一些地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内的地名——香港、哈尔滨、北京，曾经如奇异的路标般闪闪发亮。此时，在丢盔卸甲只剩下一条命的日本人耳朵里，已经变得如丧钟一般。有些人是“装在盒子里”回来的——火车开始穿过当年日本的辖区，携带着士兵的骨灰——他们死在千里之遥的海岛上，守卫着自以为是国土的地方。成千上万个家庭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妻离子散，剩下的只有苦痛。
发表在这一章的来信的作者，有些曾为殖民者或辖区官员，有些是占领地的平民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在战争期间千方百计与漂流在外的父亲、兄弟、儿子保持联络的家中亲人。一些打散了的家庭已经没有了团圆的可能。很多孩子留在了中国，直到1980年代，日本政府才开始作出系统努力，接收这些丢了的“战争孤儿”。他们回到本土，大部分人只能说中文，绝望地找寻将他们丢弃的日本亲属。
塞班流亡
美军在塞班岛登陆时，我还是小学生一年级学生。我在塞班岛出生、长大，四面环绕着南国美丽的大海，渡过了和平的岁月。
美军飞机来轰炸了，接着，军舰炮火轰击，最后，美军登陆。
父母、姐姐、我、妹妹五个人，和其他的难民一起，在丛林里到处奔逃。最苦的是没有水的日子。夏日骄阳暴晒之下，汗流如注，可是又没有水喝，太难受了。逃亡的路上，日本伤兵和岛上的土人哀求我们：“带上我一起走吧！”
父亲把我们安顿下来就去找吃的，一面大声喊着“我不同来，千万别动地方。”一面离开了。他捡回的食物有水果、甜菜、还有日军士兵丢弃的剩饭。
在丛林里生活了两个月，几乎连思维的能力也丧失了。日本人、土人的尸体堆积如山，看多了神经已经麻木，根本无动于衷。活着的人的样子，就象现在电视里常见的非洲难民的似的。
最后累得动也动不了。正在这时候，被美军抓住送进俘虏营。全家在一起活下来的，就只我们一家，这真是个奇迹。
小松惠 49岁 教师 户田市
在槟榔屿迎接开战
我对此次大战中“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两种境况，都有极深的体验。当时我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开商店。宣战那天天还没亮，突然英国官吏把我们五十三个日本人以“侨居交战国人员”的名义关押在拘留所里。但刚过了二个星期多一点，当地的各民族代表来请求我们：“现在市内完全陷入无政府的恐慌状态，请直接担任治安维持总指挥。”据说面对我空军连日轰炸，以及陆军在哥达巴鲁强行登陆，猛攻槟榔屿，防守的英印军队不战而退，已逃向新加坡。这样，包括我们这些侨民在内有四十万人口的槟榔屿，实现了兵不血刃的占领。日本人会会长被推为市长，我作为经济部长，致力于保障粮食流通和调查保护占领物资。我们成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生活有如王侯。次年，即昭和17年2月，新加坡陷落，在军队指导下成立槟榔屿州政厅，我们成立了物资配给合作社，帮助当地居民安定生活。之后，日本宪兵队进驻，大量肃清反日共产分子，我作为翻译，在槟榔屿拘留所协助宪兵调查。
终战的时候，我是缅甸第三派遣军第三十三军参谋部副翻译，作为“十参谋案”的嫌疑人，被关押在抑光拘留所，受到连日拷问，半年以后终于被释放。不久，又作为“槟榔屿宪兵队事件”这两件事件都与战时日本军队的暴行有关。（英译者注）嫌疑人被送回老家槟榔屿。但因不符合“合并审判”条件，根据“不能重复定罪”原则，经过两年多的拘留，无罪释放。但是，我们中有二十三个人以“参与者全体有罪”被处以绞刑，这是一大事件。
吉田为吉 77岁 无业 神奈川县
马贼枭首示众
我们生在旧满州，小时候，那里马贼横行，双方不分昼夜地开炮射击。我们的城镇住满了军队，简直就是兵营。
军队经常出兵讨伐马贼，也经常抓回几个俘虏，在城外枪毙。我和几个朋友就到城外的刑场去看，大概对这种残酷场面已经麻木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可怕的时代。
“斩首示众！”蜂拥而去的人声中，我们也跟着去看。几个人头排成一排，切齿怒目、穷凶极恶，仿佛死有余恨。身边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当时是出于什么心情，去看这种残忍的刑法啊？
盐原铃枝 61岁 家庭主妇 岛根县
高级军官家属的特权意识
战争期间，我在上海的造船厂工作。我的上司娶了一个中将的女儿。丈母娘不时地来看女儿。丈母娘在租界里中国人开的商店买了一个纯金搭扣的坤包，搭扣上有一点划伤，于是命令我的上司去交涉退货，中将夫人——那位丈母娘也跟着一起去。我用磕磕巴巴的中国话和那个店主磕磕巴巴的日本话打交道。
店主不肯让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仔细看好了才买的东西。也许掉在地上，自己把它碰伤了。”夫人瞪着店主，说道：“咱们要是中尉中佐那么样的小官儿的太太也就算了，咱们哪能用这种搭扣上有伤的包儿？！”我觉得对不起店主，可是还得客客气气地：“这位是中支方面最了不起的陆军中将的夫人。”好说歹说，对方总算明白了。中将夫人的这句话，四十五六年来一直噎在我心里。
那时候各工作单位都给家庭主妇办空袭经验讲座。我妻子告诉我，一次讲座后，中将的女儿说：“要是有空袭，只要把东条给我们家孩子的祝语绑在头上，拉起孩子的手避难去就没事了。”听到这儿，我问我的妻子：“就没长辈出来教导教导她吗？”妻子说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
当时高级军官家属的特权意识真让人受不了，我认为这方面还没受到批判，实在成问题。据说现在很多女性都具有批判精神，我相信这是很有效的“战争制动器”。
长谷秀雄 75岁 社团工作人员 熊本市
确保中国劳工工作
到昭和18年，解决劳动力不足成了军需工厂最重要的课题。这一年四月，我与三菱长崎造船厂三名同事一起，受命从华北把820名中国劳工输送到长崎。我们来到北京的北支劳工协会总部，这里挤满了从全国32家军需工厂来的押送员。我们在旅馆等消息，不久得到了去沧州领人的命令。
我们向沧州地区指挥官——一个日军大尉打听劳工是怎么抓来的，他说：把那些晚上出来闲荡的青年，安上“偷猎”的名目，不由分说抓来就是。第二天，50名用细麻绳捆着的劳工，由我指挥着日本兵和新政府士兵，用刺刀押送，步行两公里去车站。送行的人中，有的用充血的眼睛瞪着我，有的好象是母亲，双手合什向我哀求……装运劳工的列车开动了，母亲们在站台上，哭喊着用双手敲打着车厢。
这样搜集来的劳工们，用日本的运煤船送到下关。到达下关以后，计划变更，他们又被运到煤矿，听说在那里被残酷地役使。
虽说是公司命令的差遣，可是至今想起这事，我的胸口仍然作痛。
长谷场季人 75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哈尔滨，只有一个人到场的同学会
“梦境一般的哈尔滨，我的第二故乡。松花江静静流淌。白俄成群结队在夏天的太阳岛上渡假。街道两旁排列着西欧风格的房子，石头铺成大路。鲜花盛开。冬天则是一片冻土的世界，寒气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水晶宫，江面水面都是冰，人们乘雪橇往来。冬天是这样寒冷，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校园形成的天然溜冰场尽情地溜冰，非常高兴。”
结婚十七年来，我无数次一边看照片，一边听我丈夫这样回忆。对于我来说，哈尔滨是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城市，而我们将在我丈夫退休以后一起到那里去旅行。没想到去年夏天，有幸得到全家访问哈尔滨的机会。我丈夫操着回国以来从来也没用过的中国话，象以前一样和市民交谈，他四十年来的心愿终于应验了。我们查看地图，找到了我丈夫当年就读的小学。校方一片好意，给我们打开门，让我们参观校舍。校名已经变成“马家沟小学”，但那建筑是我在照片上看熟了的，一点也不错。我丈夫站在当年的老地方，让上高中的长子给他拍照留念，他小声嘟喃着：“这个同学会只来了我一个人！”
白梅国民学校五年级二组，是真实的存在吗？那张照片上的老师和同学们，后来都走上了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
我们找到了我丈夫的旧居。旧居已经一分为二，给两个家庭居住，门厅也被分成两半。从外面回来的一位美丽的女士，可能是住户吧，看到突然出现外国人，好象有些吃惊。她好象明白了我丈夫连说带比划的解释，一边点头微笑，一面说“进来看看吧？”。我丈夫谢绝说：“非常感谢，不过还是不进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附近住家的中国人陆续从家门走出来张望。他们向我们说“再见”，挥手送行。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天色还没有暗下来。
城市开发急速进行，我们的背后就有一组完工的塔楼。我丈夫的旧居不知什么时候肯定也会拆除。我们再一次回过头去，凝视旧居。
大野由美子 43岁 家庭主妇 名古屋市
禁止报道初雪的日本军队
昭和18年底，我在满州国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市做《满州日报》佳木斯分社记者。除了重大新闻向《满州日报》全国版供稿外，我的主要工作是给《三江日日新闻》写报道。
一天早上，我正要出去采访时，沟口分社长被军方叫去，社里一片骚动。据说原因是我写的关于初雪的报道。那时报道管制森严，对军方稍有反抗立时就会被停刊。可是连初雪的报道也禁止发表，也太厉害了，简直是杀气腾腾嘛。
一向不服软的分社长，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军方说，可能让苏联了解北满气象的新闻报道，一律禁止。怎么争取也没用。”
国境线上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冬季冰冻，用雪橇可以自由出入。对这一气象情况，苏联不会幼稚到要看日本的报纸才知道吧。我又是生气，又是吃惊——日本军队竟有如此超乎想象的弱点。
也许因为这件事，不久，作为“日苏战争报道班主力”的我，收到征兵令，被送到冲绳前线去了。
本昌太郎 66岁 作家 东京
战争的礼物
我在终战前夕成了战争孤儿，对我来说，战争必受诅咒。我的父亲是职业军人，我几乎从来没有和他共同生活过，对于父爱，我没有什么感受。只是每当升学、就业、结婚这些人生的大关口时，就体会到没有父亲的不幸。不过，最近我的看法多少有些变化。
单身母亲家庭的确有缺陷，祖母和母亲一心想的就是让孩子们活下去，对我采取了极少压抑的自由的养育方式。在急速转型的民主社会中感到迷茫，每天忙于生活，所以不能保持足够的礼仪，我也许是有这个毛病。但是，在失意中，能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依自己的意志行动。如果严父在世，恐怕必得要求自己的女儿要“有点女人的样子”，成为没有自己的主张的女性。
年过七十的母亲一边照顾卧床的祖母，一面照看店里的生意。因为失去丈夫，母亲成为独立生活的女性，到老都不依赖别人生活，而我凡事自己作主。也许这就是战争意外的礼物吧。
广重清子 44岁 主妇 山口市
我想到北京去
我们的祖父于昭和25年在北京去世。时隔36年，我们终于得知祖父的遗骨被收藏在北京的观音寺中。祖母乍闻喜讯，血压升高，不得不卧床休息，但说想立刻就去迎回骨灰。但是，祖母已经不能独自行动，让我代她去，所以我尽快学习中国话，好向中国的人们致谢，感谢他们长年守护祖父的骨灰。
在中国内战时，祖母突然当上女军医。那时祖母正怀着我的父亲，临产时，她坐在无脚椅子里，周围放着应急物品，一直等到天黑，生产一直持续到夜里。那时刚发生过火灾，没东西吃，父亲从空空如也的肚子里生下来，营养失调，到现在还是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找不到固定的工作。
祖父名叫岩村元始郎。在北京住了大约十年。终战以前，因为精通中国话，离开他工作的华北新报社，作了随军服务人员。在东京的时候，祖父当过女校的老师，也许他教过的孩子还记得他。
我就是打工也要筹到钱到北京去。
岩村燕士 12岁 小学生 横浜市
领取遗骨的伤心之旅
一期检阅结束以后，在一个营房里同起同卧的士兵伙伴们，在早春的一天出征到大陆去了。我申请候补干部，留在功劳室服役，奉命去领取遗骨。从拘谨的兵营生活中解放出来，到神户港去作公务旅行，真是意外之喜。更何况神户还是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但是，这次旅行却是一次伤心之旅。
客轮静静泊在栈桥，堆满在大陆各地战死者的遗骨。他们无言地回到思念中的祖国。停泊在港口的其他船只汽笛齐鸣，致以哀思。这真是悲伤的一刻。
列车到达滋贺县外时，已是深夜。阵亡士兵家属接到村里兵役负责人的通知，集中到最近的火车站，含泪等待见面的那一刻。戴防毒面具和手套的士兵把吊在胸前、用白布包裹的遗骨盒小心地从车窗中递出去。遗属扑过来，年迈的双亲、怀抱婴儿手牵幼子的年轻妻子抱头痛哭，他们泪水涟涟地哭喊：“孩子，这就是你们的父亲。”“明天我也要随你去了”。我们这些护送遗骨的士兵只能在车窗前无语肃立。
这是日中战争开始的第三年，昭和14年初夏，我在敦贺步兵第十九连队服役时的回忆。
木村文雄 72岁 退休职员 千叶市
伫立在暴风雪中
昭和18年1月的一天，暴风雪中，距离五六米远就看不清楚。我好久不出门，这天来到了齐齐哈尔的街道上。我这个新兵穿得厚礅礅的，象个石头佛像似的，天气虽冷也不觉得。但是，这座北满第一城的街道上行人稀少。
狂风卷起的雪花中，伫立着男女二人。我马上就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我们匆匆地游览街市，提早回来时，他们还站立在原地。仔细看了看他们的服装，我不由得睁大双眼。男子瘦瘦的，没戴帽子，只穿着夏天穿的外套。女人挺着大肚子，衣服单薄得看上去风也吹得破的，披着夏天用的披肩。我们穿得衣服差得这么远，我不禁叫出声来。他们是开拓团的人，正在等公共汽车。
据说满蒙开拓团员满蒙开拓团：日本组织国内贫民，集体移民中国东北、内蒙，从事农业开发。开拓团由殖民机构资助，到东北内蒙后按照团的编制定居，土地多从中国农民手中强征强买。是在欢呼声中来到广阔天地挥动铁锹建设新生活的。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开拓团员，却让我哑口无言。如果在酷寒的冬天战败，这些人不是全都得弃尸在荒野中吗？这些人在国内就是势力最弱的一群。过去，我们曾经以内外经济交困为口实而发动战争。现在，则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暗中希望战争来到的人们。这些人，没有在战争中悲惨的亲身经历，目光短浅昏聩，真可说是前辈子造孽、这辈子托生成了愚牛笨瓜。
NFDA9泽金治 66岁 公司职员 秋田市
人民的审判与教师们
征服人有“糖果”和“鞭子”两种办法。我终于领悟到，我起的就是“糖果”的作用。我生长在满州，不可能分辨出被“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种种美丽言辞精心包装的满州国的本质。正象日本剥夺了朝鲜和台湾的母语，日语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语”在满州国被大力推广。我为之奉献青春的工作，就是教中国女学生学日语。纯真的学生们学习认真，对我也很信赖。
昭和20年，在日满一体的名义下，发动了“辛勤劳动动员”。每天饿着肚子踩缝纫机。我有气无力地鼓励学生们工作，其实自己只想哭一场。中国人中间悄悄地传说日本打败了，有的学生借口生病退学回乡了。然后，8月15日到来了。一片混乱中，哈尔滨被中共的军队接管。一天，突然听说两名以前共过事的教师被捕了。当时有所谓“人民的审判”——就是学生们一边喊出教师的罪状一边用石头砸。他们两个让“人民的审判”吓得要死，飞跑着去求救，但这有什么用呢，最终还是被枪毙了。其他学校也有几个教师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们忠于国家方针而热心地去工作，结果得到“残酷使役”、“歧视”等罪名，成了中国民众长期积聚的怒火的牺牲品。我没有被抓，但这是否因为女学生们对我还有一点爱呢？我对此并无自信。
去年我访问了中国，有几个当年的学生用很好的日语给我写信。我希望语言以和平的方式教授和学习，然后用于沟通人类的心灵。
小野三千代 65岁 主妇 三重县
在古城晋州目睹的流泪的日子
我在韩国南部的古城晋州渡过了少年时代，直到终战。那时光有时如梦境一般美好，后来，随着战争激化，却变成了让人流泪哭泣的日子。
一天下午，我的母亲一边换衣服，一边哭泣。母亲说，我同年级的吉松，父亲就要上战场，吉松抱住父亲，哭泣着不肯放开。“太可怜了，真看不下去。”
在小学任职的M老师，听说是内务班内务班：日本军队平时宿营时，每间宿舍数十人为一个内务班，由伍长或军曹任班长，管理士兵日常生活。许多残酷虐待士兵的现象发生在内务班。的老兵。他殴打我们的年级长和田君，只不过因为和田敬礼的时候身体没站直。一次又一次纠正，和田君老也站不直，他就一遍一遍打下去。每天坐火车上学的东谷，有时因火车误点而迟到，M老师不由分说就把东谷打倒在地。
战争越来越激烈，M老师也上战场了。学校里只剩下女老师。住在附近的山田先生的哥哥当神风特攻队员战死了。女教师夸奖说：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了。
吉松的父亲也战死了。吉松满眼含泪被送回内地。
苏联参战了，从元山登陆，步步南下。母亲拿出一个小瓶说，等苏联军队来了，就和姐姐吃毒药自杀。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母亲和姐姐必须死，只有默默地悲伤。
大庭达郎 53岁 职员 町田市
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实际情况
昭和13年，我作为关东军防疫部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的随军服务人员，随部队前往哈尔滨。那是秋天，我十八岁。第二年，昭和14年年初到初夏一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学时代的朋友，被送回后方哈尔滨的医院，他们原来是从东京附近加入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我立刻去探视，他们说，义勇军的实际情况与内地宣传的不一样，让人没法不失望。
分配给义勇军和开拓团的土地，不光是未开垦的土地，还包括强制收买的当地农民的耕地。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被称为“匪”“贼”的武装组织。
14年5月发生的诺门坎事件，以达成停战协议而平息。日军在这次事件中惨败，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会谈论“苏联军队很可怕。”
这年初冬，故乡千叶县栗源町的朋友来信说，我们小学时代的恩师T老师，热心地劝诱他教的小孩们应募参加义勇军。我于是给T老师写信说：“从住院的S、T两同学所说的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事情看来，将来日苏两国发生全面战争时，关东军可能会受重创而败北。当局势土崩瓦解时，在满州的日本人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因此，最好停止输送义勇军和开拓团。”我害怕走军邮信会被抽查，于是贴上邮票投进市内的邮筒。后来朋友写信告诉我，T老师收到我的信非常生气。
石桥直方 66岁 公司兼职 热海市
台北旧居
从台北回到日本，已经四十年了。重访台北，街市面目全非，好不容易才找到以前的住宅。曾几何时，泥泞的水田里水牛慢吞吞地拖着机械犁；旱地种满红薯。现在，这里立着几幢时髦的公寓房子。我们在楼群中间找到我们的家，看样子是最后一座没有拆除的旧房。我们请求住在里边的中国人，对方痛快地让我们进去。
我父亲是教师，他心爱的书籍和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的日记，就埋在院子里的草坪下面。记得终战后，我们失去收入，曾经把一些有点价值的书放在三轮车上，运到市场上。我们在那里开了一个铺子卖书。因为回日本时只能带一点用手提的行李，父亲说，总比烧成灰强，就把卖剩的书埋在院子里了。现在这些书已经化成泥土了吧？父亲和我一起伫立在院中，我体会着他的心情，并不急于挖开土地看一看。
片山由纪子 49岁 主妇 金井市
父母的人性
我从来没听父亲说起过战争的经历。也没听他唱过军歌。
关于父亲的青年时代、童年时代的事倒听过多次，他最得意的黑田节的事儿，简直听腻了。而父亲作为陆军士兵去满州，回国时带着一个孤女和三个小孩——三个小孩是亲戚，每个孩子都父母双亡——这些事，我都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的。
旅行中骑马的时候，父亲的骑术让周围的人惊异不已。偶然有中国人搭话，父亲能用中国话回答。父亲，你都经历过什么事，又干过什么事啊？但现在我已经没法向父亲发问了。拒收军人优抚金，不唱军歌，这，也许就是父亲对战争的表态吧？
父亲从不提起战争。我从父亲那里了解的战争，是大腿上子弹洞穿的旧疤痕，是人高马大的父亲心中那种挥之不去的难言的阴沉。现在我也是母亲了，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和我的父亲一样，背负着心灵的重压。这份沉重，这片阴翳，无论如何我想让我的儿子了解。但是，我这个对战争一无所知的母亲，该怎么向只见过祖父一眼的儿子讲述战争呢？
岸田真由美 31岁 主妇 馆林市
母亲的叹息没有消失
昭和19年秋天，日本走向战败的脚步声已近在耳边。就在这时，我的长兄以“光荣应征”的美名，作为无情地奉献给大日本帝国的人牲，断送了生命。下面，是我的年过八十的老母亲，讲述当时的心情：
“当时，上面号召粮食增产，而我们却汗流浃背地用野菜作吃的。忽然，脖子后面怪痒痒的。一看，原来是一只蜻蜓让暑气蒸得飞不动啦，停在我的背上。我回过头去捉住它，它也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
我仔细地看它，它正用它黑色的大眼睛盯着我看哪。那黑色的大眼睛湿湿的，好像充满了泪水，那么悲伤，好像在向我求助。这是我的大儿子的眼睛啊。该不是我的正在华中战场的大儿子，乘着风，化作蜻蜓来看我吧？‘你想说什么呀？说吧。我的耳朵能听见。’蜻蜓好像说什么似地，一直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
几个月以后，接到长兄阵亡的通知。都说昆虫能报信，真的是哥哥的灵魂，化作蜻蜓，来做最后的告别吗？
母亲说：“那就是我的大儿子，绝不会错。那眼神就是在叫‘妈妈’呢。我听到他诀别的话了：‘妈妈，这么多年多谢您。连一次也不能报答您的恩情，一点不能尽孝就死去，我实在不甘心。今后弟弟妹妹们就全靠您了。’
太伤心了。没有比这更难过的事了。要是天从人愿，我真想飞到华中战场，一下子找到我的儿子的遗体，紧紧地抱住他。喏，他在用尽全部的力气向我喊哪，‘妈妈，我不想死。’”
当时我的母亲自己作了这样一篇字字血泪的悼辞：
蜻蜓飞到我的身边，
它要告诉我什么？
它要告诉我，它是战死的娇儿的化身。
战死华中的悲情，
在月光下更加凄凉。
盂兰盆会上看到蜻蜓，
也是你吗？我那战死在华中的娇儿啊。
母亲的叹息，至今没有消失。
吉竹藤三 60岁 退休职员 乌栖市
关于阿波丸的补充说明
关于阿波丸，我想作一些补充说明。日本接受南方战场的联合国军俘虏通过第三国提出的申请，让阿波丸给他们运去一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昭和20年，阿波丸从南方各地装载物资，开往新加坡。由于这艘船已经得到绝对安全的保证，所以在新加坡装载了镍之类的各种物资，又在西贡装满了橡胶，搭乘人员超过2000人。军方往船上装载的物资过多，所以船长决定提前1小时出港。然后，阿波丸顺利地快速航行，以至于超出联合国军为她规定的航程50公里。这就要了她的命。
那个夜晚（4月1日）海上起了浓雾，什么也看不见。美国潜艇现代女王号在莱特盯上了阿波丸。由于阿波丸的位置超出预定航程50公里，而且船上堆满货物，看上去很像巡洋舰，所以，潜艇舰长下令击沉阿波丸。这时，潜艇上担任通信员的少尉发现不对，潜艇浮出水面侦察，救起一名厨师，这才知道打中的是阿波丸。舰长大吃一惊，连忙向附近的美国潜艇求救，虽然有船赴援，终于无济于事。
现代女王号被召回关岛，舰长受到军事审判，最后退役了事。美国托辞那天夜里的气象太坏，通过第三国向日本谢罪，表示不论战争结果如何，美国都会承担对阿波丸的搭乘人员作出赔偿的责任，美国将赔给日本一艘类似阿波丸的船，并请日本通知交船地点日期。但是，日本没有作出反应。
战后，由于美国给予日本粮食等经济援助，日本放弃了阿波丸的索赔要求。阿波丸遇难者得到的抚恤为：一人7万，一家两人12万，一家三人15万，低得让美国人吃一惊。我个人认为，由于阿波丸装载了重要的物资，美舰击沉她未必不是故意。
田贺一 72岁 历史学家 藤泽市
捷足先登的关东军家属
昭和28年8月6日，我家住牡丹江省宁安县七星第九次坂下村开拓团，我的梦想是成为小学教师。那一天，我和朋友一起到牡丹江市去烫发。为了纪念第一次烫发，我们特地到照像馆去照了相，约好8月15日来取照片，就踏上了归途。从牡丹江站到七星站火车要走二个小时左右。列车开到五林河站，列车员说：“再往前不通车了。走着过去吧。”我觉得很奇怪，那时，关东军的军官和家属把他们的家具财物装满了火车，一窝蜂地往南去。
到七星大约有20公里路，我们沿着铁道开步走。大伙儿边走边议论说：“军用列车不是通车吗？为什么我们就得步行？我们也给了车钱呀。”我脚上打了泡，默默地跟在大伙儿后边。我老是不回家，父亲因为担心，套了车到车站来接我。我告诉父亲，为了让关东军的军用列车，我们是走回来的。父亲说：“关东军军官的动向有点奇怪。”8月9日，苏联坦克越过国境，父亲被军队征发，运输土豆。
8月11日避难令送达开拓团总部，我们慌里慌张地把食物和衣服堆在马车上，就开始了逃难。但是由于发现苏联坦克部队，又回到开拓团。第二天12日，再度开始苦难的逃难之旅。24日在山里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
如果在军官家属南下的6日就发出避难令，开拓团和少年义勇队不会走上如此悲惨的穷途末路。八万开拓团员死去，连墓碑也没留下，其中就有我的小弟弟。
三尾宇田子 59岁 主妇 岐阜县
你是个美丽的妻子
前些天在亲友家里看到一些丈夫从战场写给妻子的绝笔书。时间是昭和17年，他二十六岁，她二十一岁，正当青春年少。他来不及看一眼新婚第一年出生的儿子，就作为海军飞行艇战斗人员参加了太平洋战争。
信件大部分都带着“发自◇◇处”的字样，使家属无从知道写信人行踪。有时候，信中提到战舰将要到国内港口停泊，让家属前往会面，领取海军发给的军用票，几小时或几天的探家之后，他又要飞往◇◇处。
“我虽然赞美家庭的价值，但是并不期望安逸的生活，而唯愿将至诚之精神与军人之信念贯彻到底。这是扬我国威的战争。你是个美丽的妻子，而今后将要成为我们没有出世的孩子的坚强的母亲。我们年轻人的热情除了投入战争，没有其他的方法，若说这就是青春岁月，也太过于无味了。◇◇子啊，◇◇子，我唯一的◇◇子，远方的你无比美丽。我把你勇敢奋斗的每一天珍藏在心中，这支持着我一直活下来。”
他在昭和19年不到30岁时，在南方海上牺牲。
两人之间的爱情书简，经过四十一年有余的岁月，大约是几经翻阅，已经变脆，字迹难以辨认。四十封给妻子的军邮信件中，找不出来一个“爱”字。
中川美代 64岁 无业 牛久市
牵挂儿子的父亲
昭和19年12月4日，我作为现役军人报到，从小诸站出发乘火车到长野。车厢里挤满了人，看样子都是附近乡村里的年轻人，明天要去报到的。报纸上天天登载“玉碎”、“战略转移”等消息，战败的迹象十分明显，可是这些年轻人好象忘记了他们是在往死亡走去，喧闹声吵成一片。忽然，我的目光转到车厢后面，透过车厢门的玻璃，看见父亲站在外面的踏板上。漫天飞舞的雪花已经把父亲的肩头、帽子变成白色。父亲背着我上了火车，悄悄地从小诸跟来了。
“怎么站在那儿……”我想这么喊，可又踌躇起来，如果过去的话，周围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娘娘腔？父亲大概也这么想，站在原地没有动。列车在暮色中到达长野，我们下到站台上。乱纷纷的人群中，我只看见父亲的小帽一闪，连话也没说上一句就分别了。
此后，我在冬天渡过玄界滩，转战中国，21年7月回到家乡，重见故乡的山河。一天，我想把家里的世界地图卷起来的时候，发现我在中国当兵到过的地方：南昌，上海……用红笔连了起来，连线大部分断断续续的，可能是从当时消息中，不能确切知道我的部队在哪里吧。我看着这幅世界地图，好象看见父亲拚命地想确定儿子平安的消息的样子。
父亲已经去逝。我也超过了父亲当年的年纪。可是，父亲冒着十二月的风雪站立的身影，现在还在我的眼前。
小野山清 62岁 保护司 小诸市
开箱一看，只有一块木板
和泉彻先生打破多年沉默，坦述了领取从南方前线送回的遗骨时，把别人的遗骨分到那些没有遗骨空的箱子里，让我感触良多。
我的小弟弟战死在冲绳海域。因为是水兵，死在军舰上，不一定有遗骨。可是，一个白布包裹的轻飘飘的箱子送回来了，里边该是弟弟的遗骨吧？
那天夜里，我当着父亲和全家人的面，提出打开骨灰盒看一看。那个时代，这种作法说不定会被认为是对“英灵”的亵渎，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
最后，还是打开骨灰盒。里边只有一块木板，松松地钉在箱子底上。上面写着弟弟的名字，还粗心大意地写错了一个字。
当时私下里流传着不少流言飞语，比如，特意把木板松松地钉着，是为了移动骨灰盒的时候，让人感觉好象遗骨在里边。
虽说多少有点精神准备，可是面对这片所谓“遗骨”，父亲还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默默地坐在佛坛前面，忍着泪水。看着父亲的背影，我有些后悔给父亲这么大的打击。
没法确定弟弟的祭日，就决定以冲绳决战日作为弟弟的祭日。到了那一天，我们脚步蹒跚地送弟弟到千鸟渊墓苑。这里收纳了三十二万三千多具无主的遗骨。“小弟，你就和他们一块儿睡在这儿吧。”我们不想去附近的靖国神社。我们不相信我们家那个小淘气会成什么“神”。
安西均 68岁 作家 东京
大阪站前告别二哥
明治神宫外苑的学生出征壮行会以后，从庆应大学加入海军第十四期预备生、在铃鹿海军航空队服役的二哥NFDA8崎俊二，忽然出现在我们家的茅屋前。我们简直象做梦一样高兴。可惜父亲出差到东京去了（大哥出征缅甸音讯全无）。二哥坐在茶室里，感慨万分地望着庭院，一任香烟冒着青烟。我这个分别经年的妹妹东问西问，二哥没有一句像样的回答。二哥本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子。庭院里的樱花已现出暮春的样子。
“是樱花早呢，还是我？”日本人常以樱花比喻人生。军国主义宣传把为国牺牲比喻为樱花飘落。日语“散华”的意思就是牺牲。二哥冒出这么一句话。对上女校三年级的我来说，这句话实在不好懂。两个小时以后，二哥要动身了，母亲、姐姐和我送二哥到国铁大阪车站。二哥在剪票口说：“就这样吧。”然后立正敬礼。母亲从怀中掏出手帕。二哥大大的眼睛也闪着一点泪光。“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啊。”姐姐和我喊着。哥哥点点头，转身两步一级跳上台阶，身影消失在站台里。
战后从与二哥同期的学生兵那里得知二哥最后的情形。4月14日，二哥作为特攻队员，开着绑着炸弹的轰炸机，从鹿屋基地出发。在飞机离地的那一刹那，炸弹掉落爆炸，把飞机和二哥身体一起炸得粉碎。战友们郑重地收集二哥身体的残片，按骨骼的顺序放好。战后，骨灰盒交给我们，还能听到里边的骨头咯啦咯啦地响。
最后还是打败了。8月15日的天空是多么蓝，云彩是多么白。战争结束已经四十年。从战事激烈的缅甸终于复员的大哥，还有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人不会永远活着。重要的不是能活多久，而是怎么活着。这决定着生活是否幸福。
藤冈美智子 58岁 主妇 宇都宫市
父亲留下的笔记
我父亲于昭和16年12月25日，战死在香港对岸的九龙。当时我是国民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我因为不知道父亲战死的消息，在庆祝香港陷落的一片喧腾中，加入到我们学校旗帜飘扬的队伍中去。香港陷落是父亲战死后不久的事。
我常常想，要是父亲运用战术更得法些，也许就不会死了。但是母亲说，父亲是特别为部下着想的那种军官，所以会比部下先牺牲。父亲的遗物送还给我们，有一副沾着血迹的眼镜，弹痕斑斑的背心，军刀，还有笔记本。
社会上谴责战争中长官的不人道行为时，母亲拿出手提式保险箱，从里边拿出父亲的笔记本给我看。笔记本上用细小的字体仔细记录了军队的生活。
有一个地方写到：“某天行军时，天气炎热，部下十分疲劳，所以拜托一辆过路车，把全体人员带到目的地。因此被大队长申斥。不过没有一个掉队，很好。”
母亲无数次告诉我，象父亲这样年纪轻轻可能去死的人，是非常温柔的。父亲当教师也好，加入军队也好，都受人爱戴。每当我读父亲的笔记，就止不住流下眼泪。
清水宽子 52岁 护士 横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