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太平洋战争在日文中的正式称呼是“大东亚战争”——以强调东京对西方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大陆的“解放”——被看作是始于1937年中国事变不可避免的扩展十分有趣的是，“大东亚战争”的老版本，在战后为各色各样的日本“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复活。他们期望证明日本的侵略确实是一个毫无私心的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亚洲的利他行动。（英译者注）。虽说日本的军事进攻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但中国幅员辽阔，加之中国政府的顽强抵抗，日本已经陷进巨大的泥淖，而来自本土高级统帅的命令却依旧是进一步扩展，直指东南亚。将军们和他们驯良的文官支持者，对美国和英国就“日本侵略中国”所持的批评态度感到愤怒。他们也急切地想要加入在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似乎笃定会赢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日本军人对与德国、意大利于1940年9月签定三方公约，持热切欢迎态度。
加入轴心国，不仅得到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热情支持，也为后来的外相松岗洋右大力推进，但这一新的结盟本身就足够摧毁任何与美国联手的希望。到1941年7月，日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有效地控制了泰国。作为对此举的报复，在英国、荷兰、法国的支持下，美国冻结了日本资产并实施燃油禁运。日本来自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油料供应遂被切断。
当时日本军方有两个起到主导作用的战略体系。海军有意在东南亚扩张并进入太平洋，想象着一举歼灭美国舰队；陆军则希望逐步实现其往日的梦想：北进，摧毁苏俄在亚洲的霸权。这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野心，根本不顾1938年和1939年与苏联军队在日苏边境的张鼓峰和诺门坎接战而遭到的惨败。同时，不顾国际反对，军阀们希望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占。战争似乎已成定局。在东京，受当局控制的报纸大谈日本面临西方列强 “包围”的危险。
但日本的资源，就实施两线作战而言，是极为有限的。东京政府和军队里边，不乏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此有所建言；连东条将军也表达了对取得最后胜利的怀疑（他认为有可能酿成僵局）。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作出了难以想象的卤莽的决策，继续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推进：在太平洋上攻击美国，包括进一步进军东南亚；同时继续掠夺中国、准备对苏联摊牌一般公认，美国毫不妥协地反对日本在中国的冒险，使得两国处于对立。对这样一场战争，两国都没有准备，美国是策略上的，日本是战略上的。（英译者注）。
1941年10月16日，东条出任首相，替下了高深莫测的近卫公爵。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东条既是首相，又是大本营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在公众带有反战情绪的声音遭到长期压抑后，他的任命标志了任何民间对军方政策提出异议的终结。
把日本推进战争的军方，其一贯做派没有任何改变。发动中国事变的那群咄咄逼人的陆军将官，已经全面控制了政府。海军希望走得慢一些。日本有一大宗资财在海军独一无二的统帅、现代战略家山本五十六元帅手里。攻击珍珠港的卤莽决定，只不过是山本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以他对美国的了解——他曾在华盛顿当过一个时期的海军副官——山本五十六清楚知道日本作为工业强国的不尽人意之处：在一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中，必处于大劣势。他告诉帝国大本营，对珍珠港实施致命一击，他可以在六个月或一年内“飞速突进”，实现以海军为主导的东南亚侵占。在这之后，他希望美国人会同意某种经协商而达成的和平，允许日本至少保有他已经占据地盘的一部分。战时在美国流传甚广的一则山本语录：他将“在白宫口授和平指令”，其实在相当离谱。山本实际上说的是，为了打赢这场太平洋战争，日本必得打败美国人，这样，一个一揽子和平协议才有望在白宫签署，而他不认为这是现实的。
攻击按照计划实施。当山本五十六的炸弹在珍珠港落下的时候，山下奉文将军摧毁了马来半岛，最后占领了新加坡，从而结束了英国对远东的占领（香港在1941年圣诞节沦陷）。到1942年三月，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牢牢地落到日本人手里。科雷吉多尔，这个建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个美国要塞，于5月7日陷落。已经在缅甸重创英军的日本陆军，正对印度构成威慑。确实，曾经攻击珍珠港的航空母舰部队那时已经远航到印度洋，她的飞机已经对澳大利亚北部实施轰炸。东南亚已经全部在日本的占领之下。
整个国家沉浸在某种巨大的欢欣鼓舞之中：打败美国、打败英国、打败欧洲强权，真让这个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就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埋头苦干、以期赶上西方的国家陶醉呀！每当记载日本战绩的记录片在国内放映，充满欢快的剧场里掌声雷动。每当对新的推进作出报道，广播里照例是看家的《战争进行曲》和其他爱国歌曲。日本平民心甘情愿地捐献出贵重物品支援前线。一拨接一拨的新兵大踏步走向战场。
不幸的是，对日本说来，广大民众盲目的爱国信念到了帝国统帅部，又再度加码。“日本精神”远优于因奉行“物质至上”而成了软骨头的西方国家。日本的将军们（大部分是海军上将）从而切实感到，他们的赌博胜券稳操。他们忽略了谨防日本被长期战争拖住这一基本要素。他们认为，敌人的抵抗会越来越弱。几乎没有后备计划以应付美国可能的反击。
当太平洋战争变为主要是海战和空战时，作为主角的航空母舰体现了美国海军上将阿尔弗莱德·马汉的观念：海洋霸权是国家力量的基石。美国人令人惊奇地从他们的最初的震惊中彻底恢复。1942年4月多利特尔率领一小队B25轰炸机空袭东京，虽然威力有限，但大吃一惊的帝国大本营还是明白了，所谓“士气受挫”的敌人还是有能力长距实施报复的。一个更大的震惊是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那一次，山本五十六在夏威夷岛的西边建立一个基地的努力受到美国航母的重挫。
1942年8月，美军第一舰队在索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占领了岛上的机场。1943年，该舰队攻占塔拉瓦岛，预示跳岛作战开始。当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开始以菲律宾为最后目标，一点点逼近新几内亚，美国海军正越过太平洋向前推进。在1944年的菲律宾海和路易湾战役之后，日本帝国海军已不再是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1945年4月，超级战舰大和号在一次对冲绳的不成功的突击中沉没，标志了一个时期的终结。冲绳岛（它是日本所辖诸岛中的一个）本身在一次长达三个月的血腥的战役之后，已在美国第十军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从南方北上的麦克阿瑟的部队一路打进马尼拉，菲律宾光复。
除了这些明显的军事成功，美国潜艇不同寻常的破坏性能力显示了盟国对日本帝国的约束力。在太平洋战争初始阶段，日本海军的战略家们曾预料，当时随时可以调用的600万吨的商船，是足够保证在新设备出厂之前应急之用的。而美国潜艇在两年间摧毁了其中的500多万吨，日本工业没有能力对此予以补足。即使在战争开始时，日本，以它20%的稻米需要进口而言，根本没有办法自立。东印度群岛的油料储备，如果不能运输到本土的话，几乎于事无补。
就这样，自1943年以来，战争在三条线上展开。包括美国人显眼地一步步逐个岛屿挺进；还有不那么显眼的潜艇对日本商船的战役，它最终使得商船即使在岸边航行，也安全难保。最后是摧毁性和残忍的B29对日本人口密集的城市的轰炸。
“先期胜利”的卤莽规划，使得日本军方组织有效抵抗、以对付美国越来越明显的工业和军事威力的能力明显丧失。这一现象无独有偶。二战结束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他的班子，在认识并制服中国军队在北朝鲜的危险方面的意外失败，就是一个相类似的掉以轻心的例子——因初始的胜利而骄傲自大并非如此。主要是战争的性质所决定。非正义者必败——编者注。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行，东京的帝国大本营日渐一日的败像已无法掩盖，对来自美国的任何一次攻击都无力反击。一次又一次，当日本的指挥官们在自己的岛屿上打仗的时候，他们或没有、或极少得到来自东京的任何形式的实际增援，也见不到本部的任何联合战略。日本民众方面发生的影响是逐步形成的觉醒。与官方的宣传相反，为一次次的失败所形成观念，无法全部抹去。可能在美国于1944年中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之后，“日本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这一想法开始变得普遍了。
长达几十年的军国主义灌输依旧具有影响力。日本军队盲目地战斗，宁死也不投降。他们迫使数千无辜平民和他们一道死在海岛要塞。而超过十万的冲绳平民死亡，更多地应归罪于日本而非美国。在原子弹已经落到广岛的时刻，军方强硬派还在尽力阻止天皇投降诏书播出。到了8月中旬，迟迟不肯加入太平洋战争的苏联军队终于露面。此刻对他们而言，制服曾经在满洲耀武扬威的关东军，简直是手到擒来。
来信的作者们给我们讲述发生在这一期间的故事。先是对胜利的无限陶醉，接着对失败渐渐有所察觉，生生绘画出一个个活人为了活命而挣扎在饥饿、枪炮创伤、敌对行为中的撕心裂肺的故事。有趣的是，大部分信件谈论的都是日本日渐明显地行将失败的这一时期。在战争结束后30多年写这些信，那些有所触动
抗战期间，中、美空军创造了40年代航空技术史上闻名的“驼峰空运”把抗战急需物资从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送往中国战场。
而讲述自身经历的人，明显对谈论他们自己的苦难比谈论他们加于他人的苦难更有兴趣。总的说来，通过他们对皇军行为的评价，使人明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灌输，简直是强大到可怕的程度。
从对早期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胜利回忆开始，这批信件顺序描述越来越艰难的境况，直到陷入困境和最终失败。即使到了那时候，有些人还不投降。小野田中尉的奇特经历就在这一章中：在战后结束后的30年间，他奉命留在菲律宾，像只孤身奋斗的大猩猩。他如此行为，如他所说，无非是“服从命令，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攻占新加坡
那时我是菊步兵团步兵114连队军旗卫兵，在暗夜里，我们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山（柔鲁巴佛），登陆新加坡。在两岸隆隆的炮声中，我们过了一座浮桥。登陆之后，在狭小的新加坡岛上东冲西撞一个多礼拜，不停地在前线进行英勇的白刃战。兰中尉，在学校里高我一班的学兄，也战死了。许多人受伤，许多人阵亡。我听说山本少尉在一条战壕里给炸弹炸了个正着，人都炸散了。他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是和我同一年入伍的。
在布克特马高地，我用工兵铲给自己掘了一个章鱼罐章鱼罐：即单兵掩体，形似捉章鱼用的罐子。。坐在里面，我能听见双方炮弹咝咝地从头顶飞过。
有消息传来，说敌人要使用毒气弹，我们好一阵紧张。所有的步兵都装备了毒气面罩，可从来没有用过。
我能用肉眼看见我方的新式臼炮的巨大炮弹摇晃着划过天空。
在新加坡郊外，敌人的要塞近在咫尺，他们从里边瞄准射击。我们匍匐在地面，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这回是死定了，我猜我已经吓得头发都白了。过了很长时间，攻击突然停止，我立刻撤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一个峭壁，我就从那里爬了下去。爬下去之后，我走到高地。在那里，我听见到处都在欢呼万岁，也就是说新加坡攻陷了。
我流下幸福的泪水，这幸福是因为我还活着！我没有死掉！许多伤兵正在橡胶林里挣扎，但战斗还要打下去。在战场上，生与死就是隔张纸呀。
若月贵久男 71岁 公司职员 下关市
中途岛海战
我是作为海军三等水兵参加中途岛海战的。作为航空母舰千岁号上防空炮传令兵，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受话器上，战斗指挥官的命令哪怕一个字也不能漏掉。一旦舰桥上的喇叭响起来，所有的高射炮和机关枪就一齐发射。
航空母舰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全速转舵，炮弹在身边爆炸，我们笼罩在烟雾中。敌人的机枪一直扫到甲板上。虽说我早决心为国牺牲，可是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我两腿发抖。
战斗结束后，我向远处望去，海面上四处冒着黑烟，我们的舰艇受到了重创。夕阳西下，那些失掉了航空母舰的飞机在我方舰艇附近紧急迫降，一架接一架沉入大海。可能我所在的舰艇得到了撤退命令，我们一边作环形行驶，一边向西北方向移动。
第二天早晨扬声器里宣布说要进行海葬。除了必须的值班人员留下，其他的人在上甲板上列队肃立。军旗包裹的棺材在“在大海上”的乐声中由起重机吊起。致敬的枪声齐发，吊绳被割断，棺材落入海中。好长时间，棺材都沉不下去，我们看见它在波浪里上下起浮，漂得越来越远。这是海军的规矩，可我因为不能把它带回基地而痛心。
宫里嘉仁 64岁 印刷业 千叶市
钢盔救了我的命
从瓜达尔纳撤退，已经三个月了。我庆幸自己幸免于难。可没等体力恢复过来，瓜岛游击战开始了。从日本国内调来了增援部队，我和他们一起编入矢野大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新乔治亚岛的孟达接上了火。
一天早晨，我们五个人奉命从大队部出发，给打光了弹药的机枪小队送弹药。就在我们打算返回的时候，美军开始打炮。迫击炮弹咻地一声打过来，接着四发连续的弹着音嗵嗵地在我们附近响起。这是美军继续进行前几天的攻击。我对其他四个人说，“快回去！”机枪队小队长不放我走，说，“等打炮结束吧。你们呆在战壕里没事。”但这个小队的位置在昨天的攻击中就已经暴露。直觉告诉我，危险正在临近，但那四个人趴在战壕里不想动。
每隔一米就有近百发炮弹爆炸。嗵！终于，我们的战壕被击中，火药味直冲到鼻子里，接着是第二发，壕沟两边的土都炸飞了。第三发，我突然觉得一震，好象头上被打了一大棒。我觉得眼前一黑，金星乱闪。完了，我想，眼睛给打瞎了。要是我从此看不见东西，还不如死。约摸过了一分钟，我看见了亮光，啊，有救了。我睁开眼睛，战壕所有的掩体材料都已经炸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时，炮击也停止了。
觉得脸颊上什么东西凉凉的，用手一摸，一把血。我摘下钢盔，看见上边有两个巴掌长的口子。我摸了摸头上的伤口，从腰间解下兜裆布包在头上，权充绷带——这时候才感到疼。M一等兵对我说，“上等兵，求你给我止止血吧。”他的脚都炸烂了，我赶快把他的大腿根扎紧。我们听见美军从山谷里爬上来的声音。他们向我们逼近，用机枪扫着，不到5分钟就到了我们藏身之处。“你们快走！美国兵来了！我会自尽。”M的眼睛恳求地望着我。“活着的，跟我来。”我叫着，可没有人跟过来。
下午，冲破了第一道防线的美军已经接近大队总部。我们用缴获的美国自动步枪予以还击。
宫本爱雄 66岁 保安人员 浜松市
瓜达尔卡纳尔岛，孤鬼游魂似的士兵
在帕劳群岛，我剪下自己的指甲和头发，把它们装进信封，寄给我的亲人。这一年应征入伍的士兵，三十人一拨，给发往不同的部队。我被派到海军运输部队。昭和18年1月9日，我们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艾温塔登陆。上岛两个礼拜，我们只干一件事，即将大米、味噌粉、酱油粉、火柴、蜡烛和别的东西装进油桶。听中队的军官们说，这些都是供应品，发给那些挨饿的日本士兵，他们陷在距这里大约东南500公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
我们将装好的油桶准备停当，热切期望更多一点的食物能到我们饥饿士兵嘴里。我们用缆绳把油桶捆在一起，由潜艇在夜间将它们拖走。然后，绑上浮标，扔到关岛岸边。挨饿的兵藏在距离岸边数公里的丛林里，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过去捡走。两周过去，我们的工作结束了。开头这办法好像还行得通，
但在我到这里以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日本士兵已经饿得只剩下一口气，再没有力气到岸边来捡补给物了。
18年的1月20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日子。非常奇怪，那天没有雨，海面很平静。几艘驱逐舰在我们眼前下了锚。不清楚那是什么时间，在热带火热的阳光照射下，船舶工兵队的铁船繁忙往来于驱逐舰和海岸间，马达声震天响。我们等在岸边，小心地一个一个地把撤出关岛的士兵举起来，放到沙滩上。他们的样子真悲惨呀。
他们一个个皮包骨，裹在军装里，瘦得像竹竿，简直没了人样，体重轻得就像婴儿。只有眼睛是亮的——他们准是靠着坚强的毅力才活下来的。我用勺子把一口凉粥送进他们嘴里，大滴的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滚下，嘴里吐出的道谢声就像蚊子叫。我不禁热泪盈眶。
对那些向他们发布命令的人，我恨得牙痒痒。作为低级士兵，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个连队，也不知道从我们手里吃了一口粥的人能否安全撤回日本。仗还在打。我们又给派到了新几内亚。
石田矢八 75岁 商人 鹿儿岛县
真正的战地训练
昭和19年3月10日，作为一名陆军步兵少尉，我被派往南太平洋前线。那时候，驶往南太平洋的水路很不安全。离开宇品港之后25天，才到达新加坡，而一到就已经处在潜艇的日常攻击下。正是在这艘船上的整整六年中，我受到了军人生涯中最好的军官教育。
我们这支在M市编队的混成部队中，有来自日本各地的士兵。他们中间，有大约10名下士官，自日中战争爆发以来，已有七、八年实战经验。他们对我谆谆教导。他们教给我的实战要领，与青年军官的科班教育全然相反。
比如，第一，即使战斗非常激烈，也不要发出“冲上去”这样的命令。士兵们大多在年轻军官这类轻率命令下送命。第二，当敌方非常强大，比如面对坦克或者碉堡，绝不要贸然往上冲，要避开他们而不是去跟他们遭遇。逃跑也没关系。第三，逃走的时候，扔掉刺刀和别的武器，包括军事器材。
我出身于保定干部候补生队，那里号称培养出了最强的野战军官，作战勇猛的名声连敌方也有所闻。现在我却以这些下士官的船中教育为实战指南了。
我在南太平洋呆了三年半，其中包括了当战俘的那段时间。虽然有机会，可我没有杀过一个敌方士兵，也没有让任何一名我方人员被杀——除了三人死于疾病。可能有人会批评我，说就因为军队里有了我这号人，才打了败仗。可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坂田真太郎 68岁 社团干部 横浜市
“哦，你是个种地的？”
“你是当兵的么？”敌方士兵用他的枪口指着我问道。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像狼一样。他准是一直在提防着手榴弹。四、五天以前，在塞班岛上的东尼转移到马当加的时候，我右腿被迫击炮弹片击中，倒在山间的树林里。一个伙伴把我背到一个装稻米包的洞里。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小弟弟叫我、找我，醒来以后，我就从洞里爬出来了。
夜里，大雨倾盆。第二天夜里，在一场猛烈的炮火攻击之后，美军过海涌到岛上。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战友的声音，是附近一个机枪手一边疯狂扫射，一边大骂道：“浑蛋，那边也被包围了！”
“不，我是个种地的。我是夏莫罗人。”我毫不踌躇地回答他。就在那场倒霉的战斗中，我们连续遭到美国海军炮击时，我曾经设想过，装成当地土著夏莫罗人，偷一条船，从这个倒霉的岛上逃出去。
“哦，你原来是个种地的？”那大胡子的美国兵笑了，像是他乡遇故知。在家里他一定也是一个农民。他把枪口从我身上移开，指向天空。我的一颗心落下了。就在几秒钟以前，实在受不了疼痛的折磨，我还在想真不如死了算了。前一阵子我把血糊糊的裤子和兜裆布给扔掉了。大概我的身体散发着死亡的臭味吧，苍蝇闻风而至，蛆虫在我鼻孔、耳孔、嘴里——总之身上所有窟窿里打着滚往里钻。那份苦啊！但是，人类天性中深深埋藏着的生存意志，超过了社会传统给人的对于被捕、对于死刑等等的恐惧。
“你看上去伤得很重呀。”他喃喃地说，用脚抵着他的枪托，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领口敞开着，我能看见里边浓重的胸毛，像头大熊似的。医疗人员抬着担架过来，把我放了上去。
川上定 69岁 原一等兵 岩木市
“想死有的是机会！”
我被爆炸声震醒。火炮的轰击一直没有间断。每一发打过来，就掀起一阵爆土。我们四个人紧紧靠在战壕壁上，一动不动。战壕上边的战友好象全给击中了。
忽然一股汽油通过火焰喷射器喷了进来。我们想，这汽油没有燃烧，看来我们是要当俘虏了。“出来！”我们听见外面的美国兵用生硬的日本话喊着。我握着自杀用的手榴弹，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看着他们三个人的脸色，等着他们一起动手。
就在这时，右手大拇指受了重伤（简直快要掉了）的曹长说话了：“听我的，出了事我担着。想死以后有的是机会。咱们出去吧。”他的军阶最高。我太知道被俘所要蒙受的羞辱，但出于胆怯，我同意了曹长的意见。我想喝一口水，我想活着。
按照美国军方的记录，海军陆战队第2旅6营3连攻占了军舰岛（在塞班岛西岸塞克礁群塔纳巴克洋面），时间是昭和19年7月13日，攻击从上午11点开始，105毫米的炮弹打了900发、75毫米的打了720发，共用了一个小时拿下了这个小岛。我们被俘后，那个受伤的曹士送到另一个战俘营去治伤，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他了。我感谢他作了当俘虏的决定，他让我懂得生命的可贵。我真想再见他一面呀！
足立源司 67岁 退休公司管理人员 爱知县
战舰武藏的末日
“第三次攻击！”我们得到警告。第二次攻击造成了极大损害。几名伤兵正躺在甲板上接受紧急救治，我也正在一边喘口气。我的两名下手正走向医务室。就在这时候，一枚鱼雷发出不祥的咝咝声向我们游来。我一边大喊“往上去！”，一边冲到上甲板。那两个正往医务室走的人已经不见。我必须找到他们俩。我朝下往舱口望去，那里已经关闭，因为有一米深的水冲了进来。医务室就这么给隔开了。不管我怎么喊叫，也不管我怎么着急，和那边都接不上了。是不是太迟了？我不禁悲从中来。我想起通向药房的排气孔。我发疯般地把一根甲板上的绳子向下扔进排气管道，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我没有灰心，拼命地朝下喊。
在我稍稍冷静一点之后，我蜷缩进主炮塔下边的安全区。战事还在猛烈地进行着，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怎么样了。一道舱门可能就是阴阳界啊！作为武藏舰的成员，我们曾经共度时光。回想起40多年前他们走向医务室这一幕，我依旧痛心。
经过第四次和第五次密集空袭，曾经被称誉为永不沉没的武藏舰，最后沉没在锡布延海。舰首倾斜了，水柱和火焰冲天而起，战友们在波浪里漂浮，海面上传来“在大海上”和别的军歌的歌声。即使现在，我两名手下的脸，还有战友唱着歌消失在海浪中的情景，还清楚地显现在眼前。
佐藤喜一 69岁 血液中心退休工作人员 横须贺市
不要朝落水的敌人射击
作为一名25岁的驱逐舰水兵，我参加了莱特海战。在战斗中，我方驱逐舰穿过风暴和烟幕，追击一艘正在逃跑的航空母舰。突然，一艘敌方驱逐舰从我们的前方横插出来。我们方驱逐舰群火力齐发，敌舰登时化作一团火焰。我们靠近这艘敌船，看着它结束生命。船体向一边倾侧，船上到处起火，快要沉了。有人浮在水面，有人沉到水底，水兵赤身露体地跳上橡皮艇，摇着桨逃生。
我们和他们离的非常近，他们蓬乱的胡子和刺在手臂上的纹身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名机关枪手拉开了枪栓——面对敌人，他一定仇恨高涨。就在这时，舰桥上一声大叫把他制止住了：“别朝逃命的人开枪！不许射击！”有了这命令，敌人没被伤着。
我读过这名死里逃生的舰长(他是印第安切诺基部落的后代)战后写的文章。他写道自己如何含着眼泪回忆起这一幕：“一艘日本驱逐舰从我们身边驶过，没有开枪。不但没有开枪，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在舰桥上立正敬礼，仿佛对我们那条正在沉没的船志哀。”蓦地，日俄战争中上村提督搭救留里克号遇难船员的故事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的的驱逐舰，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幸运的战舰的雪风号。
奥野正 68岁 私营业主 大牟田市
善良慷慨的土著人
我父亲曾在轻型巡洋舰阿贺野号上服役。昭和19年2月18日，当这艘船在特鲁克群岛附近沉没，父亲阵亡。消息传来，家人在极度困乏和饥饿中难于支持，遂举家迁回会津若松市的老家。战争结束后一年，父亲的一名部下来给他烧香，给我们带了一些珍贵的大米，他给我们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阿贺野号刚刚离开特鲁克群岛，就在一场空袭中给打沉了。我听见有人喊：‘嘿，小伙子，快！立刻弃船！’我跳入海中，接着就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附近一个小岛的海滩上。我不知道这岛的名字，连虫子正在咬嚼我的右臂，也不知道。一个白发披肩的土著老人，显然是这个部落的长老，正在向别人发令。那些人立刻把我抬到他们的住处，用他们的身体焐着我。
他们黝黑的皮肤发出一种强烈的气味，让我作呕。我几次请他们放开我，可没人能听懂我的话，我也只好算了。在他们尽心照拂下，我感觉好一点了。这时，我开始明白我大概是得了潜水瘫痪症，多亏他们一直抱着我，焐着我，我的身体恢复了。我开始想吃东西，打手势问他们除了从椰子果里嘬的几口椰汁外，能不能再给多一点。土人说不行，不给。后来我知道，这么做真是救了我。
我被带到一个地方，土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挖好一个洞，把那些漂到岸边时已经死去的人埋了。我在那里为战友念了往生经。”
听这故事时我只有15岁，心头没有负担，就象听一个冒险故事一样。但随着年月流逝，我开始想，我们这些包裹在闪亮的文明外衣里的人，能否做得像土人一样？我们慷慨的人性之爱，是不是已经变得稀薄甚至消失了？
小林光子 55岁 家庭主妇 会津若松市
父亲在冲绳决战中拣回一条命
“昭和19年6月，我在征兵体检中甲种合格，被送进仙台四连队轻炮小队第二机枪中队。从千叶县习志野市派遣到塞班，但那个岛陷落了，又改派到冲绳。酷暑中，我们连日砍伐大树，修建工事。
昭和20年1月4日，本部港遭到空袭，我们和美军在安里对峙。看到好些坦克冲向我们，我和一名十五、六岁的冲绳志愿兵跳进一个掩体，捡了条命。我想‘这回可没事了’，正在打算离开这掩体，一块迫击炮弹片飞来，我的右胳膊从腋窝到肘部受了伤。我被送到战地诊所。第二天我听说一支200人的竹矛部队被歼灭了。在战地诊所呆了一个礼拜，我被转到丝数医院。不够入院条件，我被安排住在自己营地，但到医院就诊。
一天，我们得到情报，美军只在百米之外。部队在半夜里转到第二阵地。在这里，我们又遭到攻击，只好后撤到更远的地方。没日没夜地行军，最后到了这个岛屿最南端的海边。断粮了，我们开始穴居生活。就在我们伏在洞里大气不敢出的时候，听到广播里说：‘日本战败了，你们出来吧。’
“我们太害怕了，没人敢出去。到了夜晚，我们靠着月光，到美国人废弃的营地搜罗点剩下的食物。后来，又找到一块白薯地。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指头粗的白薯上咬一口感到的甜味。
一天早晨，一个本地籍的士兵说他要去投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他去了，从此成了战俘。在美国兵的看守下，我干了两个月挖土的活。昭和20年年底，我穿着美军发给我的外套，回到父母、妻子和孩子身边。我们连队有122人，只有24人活了下来。”
上面就是我父亲在冲绳决战中的简要经历。他把它们写下来，用了7页纸。我是三年前收到他的这封信的。他虽然两处受伤，仍然健在，已经76岁了。
中村千代子 42岁 家庭主妇 札幌市
医疗船上的整个连队都当了俘虏
在南太平洋海面一个安静的夜晚，医疗船桔丸航行在西北航道上，白色船身侧面醒目的红十字露出在水面上。桔丸在战前是航行在大岛航线上的观光船，流线型的船身，漂亮极了，当时号称“东京湾的女王”。对我说来，重登桔丸，很有旧友重逢的感觉。因为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曾搭乘她到伊豆大岛。这时期南方海域正进行着玉碎大撤退，桔丸能幸存下来，真是奇迹。
我们步兵第11连队主力被扔在一个远离主岛的小岛上，据说是为了让我们在当地获取补给，结果整整一年有余，我们实际上成了游兵散勇。现在，随着战争局势急转直下，预备把我们用医疗舰送往新加坡——虽然明知这违反国际法。这次运送的目的是加强我们抵御能力，不让英国军队再度攻占新加坡。
船上搭载了我连队主力1562名战斗员，外加武器和装备，在昭和20年8月1日一个美丽的黄昏，离开新几内亚西南卡伊群岛的萨拉港口。离开之前的好几天，我们日夜忙碌，将武器和弹药放在木箱子里，并在箱子上画上红十字符号。医院用的白大褂送来了，还假造了好多病历。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之要作好精神准备，一旦遇到检查，就会凿船自杀。但我们都盼着能从目前的境况中脱身，都在做美梦，没有人把这一警告特别当回事。
这充满了梦想的镇定只持续到第三天的黎明。那天，我们发现，两艘美国驱逐舰正在追赶我们。其中一艘已经发出“停船”的警告。看来，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我一阵紧张，但奇怪的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集体心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负责运送的指挥官、军医长和船长一时拿不定主意，马达也没有停转。“不停船就开枪了！”第二次警告信号发出，马达停了下来。这可是意料之外的决策，太奇怪了。
大队美国兵手提自动步枪跳到我们的船上。我们的武器和弹药给翻了出来。“你们违反了国际法，全体被捕了。”命该如此。但现在回过头暗想，幸而当时作了停船的决定，我和我的伙伴才活到今天。
西宾裕司 71岁 公司退休管理人员 宇都宫市
航母翔鹤的沉没
这是昭和19年1月19日，A行动正在进行，身经百战的航母翔鹤号沉没了。上午11点20分，美国加维拉号潜艇发射了四枚鱼雷，其中三枚击中指挥塔下方右舷，几乎打在同一点上。船体摇晃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身子从飞行甲板上给抛起30厘米高。我是在翔鹤号离开基地那天，作为飞行专业下士官派遣上舰的。我要对飞行甲板所有的工作面负责。
鱼雷发射时，四根3厘米直径的升降机缆绳断了，升降机掉了下来。机体粉碎声震耳欲聋。不久，在落下的升降机和防水壁之间狭窄的空间，火苗冒了出来。虽然拚命扑救，那火还是越烧越大。最后，马达间进水，马达也停下了，还击已经不可能。14点10分，翔鹤号沉没。
海水涌上起降甲板，已经没到我们的脚踝。只听副舰长在舰桥上发出命令：“601飞行中队弃船！”我随后大喊道：“601飞行中队站成两排！”所有正在救火的人都排好队，报数报到80，我向副舰长报告：“601飞行中队161人弃船！”副舰长命令：“准备离舰。左偏左，目标前方驱逐舰若月号。大家要坚持到底。”我们排成两列，依次跳到海里。
就在这时，有四个人围在我的四周，说“我不会游泳！”——他们都是比我年长的应征入伍兵。我说：“你们用不着游泳，浮在水面就行了。救生材料还有体操垫子会漂过来的。一定要坚持到救生船到来。” 却不敢问他们会不会在水里浮着。
杉野守誓 75岁 退休 名古屋市
拒绝救援拖曳的朝霜号
按照官方记录，昭和20年4月7日，以战舰大和号为首的冲绳特攻舰队所属10艘驱逐舰之一朝霜号，因机械故障落在舰队后边，在海上漂流，12点21分，她发出“在90度处发现大约30架敌机”的讯号，从此就再没有消息了。但一个钟头之后，当担任海岸守卫的海防舰屋代号解除冲绳岛主岛以北海域的警戒任务，向北驶向佐世保港的时候，正巧从朝霜身旁擦过。
朝霜报告说，在一场防空战斗中，她曾经击落4架敌机。屋代号提出对她予以援助拖曳，但朝霜坚决拒绝，说她打算自己将发动机修复之后归队。屋代围着朝霜转了几圈，发出信号：“敬祝贵舰武运长久作战勇健”。随后收朝霜的答复：“敬谢贵舰好意，祝航海平安。”双方船员在甲板上互致告别礼，摇着帽子，鼓劲的喊声响起：“加油呀！”
屋代继续北行，直到看着朝霜消失在海平线以下，朝霜一直平安无事。又过了几分钟，只听大炮、小炮和机关枪齐发，枪炮声响个不听。最后，一团浓雾在海平线上升起，好象夏天骤聚骤散的白云一般。接着一声震天巨响——大和的弹药库爆炸了。朝霜与她的旗舰同时被敌舰击沉，全体船员阵亡。
没有人再提起朝霜临终的情形。但我认为朝霜拒绝援助拖拽继承了真正的叶隐式的武士道精神。
宫田秀雄 59岁 公司管理人员 函馆市
战舰大和上一名应征入伍的士兵
在莱特海战中，我是大和战舰机房班的一员。机房平时的温度常达摄氏40度，打起仗来，温度能高到57度。汗水顺着身子往下淌，汪在鞋子里噗叽噗叽的。中暑的人一个接一个。和我同在一个岗位上的，是一等机关枪兵山本新一，一名37岁的应征兵，兵库县丰冈市人，我们班里年龄最大却军阶最低的水手。在战舰上生活并非易事——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现役兵而言。对上了岁数的山本，就更不容易,他终于病倒了。
班长下了命令，我背着山本攀上长长的梯子，把他放到舰桥下边的临时病区。
“混帐东西，把这个没精打采的笨蛋搬那边去！”卫生上等兵朝我大叫大嚷，我朝他鞠了一个大躬，请他照看这病人，又回到我的岗位上。后来，山本一天比一天憔悴，只抓着一个防毒面具，躺在那病区的一角。我无法知道他有没有得到治疗，有时候我给他送点吃的东西，他几乎碰都没碰。
这一仗打败了，我们回到文莱。一个月之后，他们答应把山本送到设在新加坡的101海军医院。我再一次把他背在背上，送上摩托艇。他那时手脚冰凉。我觉得凶多吉少。第二天，班长把我们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宣布山本一等兵因病身亡。
我只知道他有一个美貌的太太，但没有孩子。在大和沉没时，我所在的分队全部阵亡，我成了唯一一个知道他死亡经过的人。我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因为大和出击以前三个月，我退役了。
有一次，我想找找他的家人，告诉他们他临终的情景。可又不知道家属了解到实情以后会怎么想，所以，我沉默至今。山本，原谅我吧。
青木干夫 65岁 退休 岐阜县
救护船成了海上靶子
我曾三次应召，前后在日本红十字救护队当了6年护士，其中，从昭和12年起，有4年是在一艘救护船上工作。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救护船也有可能被击沉了。因为日本船只损失很多，最后用救护船运送武器、弹药和士兵。这是违反日内瓦条约中立条款的。救护船于是变成可以攻击的靶子。我们护理员只有一套服装；灯笼裤配上背心，腰带上挂一个哨子（为了在海里把病人召集到一起），一根绳子、一把对付鲨鱼的折刀。遇有情况，已经当了母亲的护士乘坐救生艇，单身的跳到海里游泳。
从南海的一些岛屿上，我们收容了大量被太阳灼伤、瘦得皮包骨的士兵。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精神病房里的少年兵，一张娃娃脸，不停地大喊：“妈，一条鲨鱼！”他的屁股上留着圆洞形的伤疤，那是鲨鱼牙齿的咬痕。
我们曾把许多学生兵运送到菲律宾。他们说上了战场就用不着书了，所以把心爱的书籍都留在了船上。在告别石川啄木和赫尔曼·黑塞时，他们一定觉得也告别了自己的青春。那些书里边留下许多他们重重地划下的道道。他们神气地立正，然后下船离别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还有就是那些穿着白衣服的士兵病号。熟悉了病房环境后，有个人掏出贴身藏着的照片给我看：“这是我的孩子。”“还有我的，还有我的…”其他人也纷纷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现在也该有四十多岁了，他们受了重伤的父亲们后来怎么样了呢？死了那么多年轻人，让我这守“望门寡”的人，想起来就心痛。
花田 70岁 县政府职员 青森县
破烂运输帆船
长山串是从朝鲜半岛伸延到黄海的一个海岬的顶端，停战的那一刻，我正在那里的一个海军特别哨所里，海面上有许多船只残骸。自从美国掌握了制海权，日本海上运送量已经缩小，所以，当我看见一批200吨以上的大货船，扬着帆每天朝南行驶的时候，很是奇怪。我们怀疑这些船的来历，于是到其中一艘停泊下来的帆船上去看个究竟。
那艘货船属于陆军，大约12名船员，里边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劳工。船长是日本人，下边的话就是他告诉我的：“我们运的是满州的大豆和粗盐，从满洲国运到九州的唐津，因为只能靠风力，跑一趟要好几个礼拜。我们听上头的命令，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他们开始袭击货轮，伤亡不少啊。”他因为没有武器感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