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战争结束那天，北朝鲜局势混乱。我们处置了哨所的武器等事宜之后，向镇海进发，但我们乘坐的那艘警备艇出了故障，在海上漂流，碰上了安东丸282号，和上边提到的那般帆船一样。我们上了安东丸。船上共有19人，包括从铫子市外川来的船长铃木，和来自九州的四名水手。他们是乘这条船从海州逃出来的。船上的部件七拚八凑，仓内简直和地狱没有两样。
漂流了大约20天后，我们到了对马海峡。在那里，我们遇到一场台风，这艘货运帆船就在那里沉没了。船上的人不过捡回一条命。
陆军在东条准备进行“百年战争”的命令下建造了750艘这样的破船，并征募船员在上面干活。战后，铃木船长回到外川港，又当起了渔民。他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寂寞地死去。
志村富寿 67岁 武藏野音乐大学教授 朝霞市
丛林生活必需品
战争快要结束时，我在吕宋丛林中转悠了大约四个月——差点把命丢在了那里。
一个人逃脱了敌人的追击，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只身跑进大山丛林，怎么保命呢？战争结束后，我常对年轻人说：“在这种情形下，三样东西必不可少。你们说是什么？”他们举出米、罐头、火柴、香烟、纸、鞋子……。不错，这些都是有用的东西，但没有一个人完全答对。这三件东西是盐、火柴和可以用来煮东西的饭盒。米太重了，不好带，也容易发霉，所以要尽快吃掉。罐头食品、香烟、还有纸，都是稀罕之物，一般官兵根本得不到摸不着，也不是维持活命的必需品。至于鞋子，如果你的鞋穿破了，从死人脚上剥下一双就是。
如果一个月没有盐，你就走不动了。野菜如果不用盐煮，那味道就是饿死也咽不下去。
烧水煮野菜必得有火柴。如果你没走出丛林就得了痢疾，你就完了。有的兵没有火柴，但有一片凸透镜，但对付丛林里湿漉漉的草，太难了。
最后一件必需品是饭盒。不论什么锅，平的高的，都太重也太大，比不上饭盒。没有饭盒，不能煮饭也不能烧水。死神就徘徊在缺少这三件东西的士兵的身边。
皇睦夫 70岁 退休 大和市
刺向受伤的朋友
我想写一写我的朋友、现在已经不在人世的K。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他是菲律宾战场上的一名士兵。在占优势的美国军队的追击之下，他所在的中队跑进吕宋丛林。马尼拉防卫司令部已经撤进深山。在撤往丛林途中，他的中队减员三分之一，还有很多人带伤。
通过丛林的时候，不但大雨瓢泼，还不时遭到美国军队的阻击。他们不得不翻越一座秃山，但带上负伤人员攀登是不可能的。在负伤士兵中，M是K的好朋友。他大腿中弹受伤，整个下身已经变成紫色、失去了知觉。还有很多动不了只能等死的人。那些恳求“把我们带上吧”的人，得到的回答是“回来接你。”接着，中队在夜幕的遮掩下爬上了山。
黎明前，中队终于到达一个有树木的、靠近山顶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建起指挥所。随后，K和其他两名士兵接到了中队长冷酷的命令，要他们下山，把所有受伤的人都杀死——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命令说，如果那些活着的负伤者中的任何一个被俘，日本军队的动向就会走漏。
K和那两个人不愿从命，但长官教训他们说，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别无选择。等到夜幕降临，他们回到原先留下伤兵的地方。有几个人还活着，M就在里边。
“你们到底回来了。”M满心感激，流着眼泪说。因为下不了手，K和M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但敌人随时都会过来，K在黑暗中拔出剑，朝M猛地刺了下去。
K说，战争结束了，但无论多少年过去，他都无法将自己心上这沉重的负担卸去。
中山淳太郎 66岁 自由职业 东京
孤立游击，对生与死的看法
“队长，先死的那个比较占便宜，是不是？”这话听起来好生奇怪，我停住了脚步。“我们不一定就会死，”我回答说，“我们还有足够的弹药，身体也不错。”但在我这么说之前，从我脑子里掠过的想法是：“一点不错。”我转过身来看着他，那个士兵正像往常一样笑着。
只要情况允许，我们经常穿越陌生地区，好让自己对这个岛屿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特征熟悉起来。我们寻找的水源，在一条溪水的源头，看到一具男尸，他一定是在敌人登陆以后死去的。黄昏时节，太阳就要落山了。在山的深处，特别在这个地区，空气非常潮湿，寒气砭人肌骨。这地方不利健康，不仅对人，其他温血动物也一样。
他是在说笑话呢，还是说出真心话？我想可能两者都有。自从这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已经过去十年。我们几乎不交谈，因为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特别在我们迁徙或者接近敌人的时候。每天，我们都尽力避免被敌人和当地人看到。只有在紧急的时候，我们才发出让对方听到的声音，以应付战斗。
为什么如今他和我都怀有这种与我们的使命背道而驰的感情？
自敌人登陆以来，我们没有得到停止行动的命令，也没有得到自己国家战败的消息。催促我们投降的小册子错误百出，看上去十足是个陷阱。卢班岛成了我们的栖身之地，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二十多年。
我接受的命令是“万勿玉碎”。当时菲律宾决战的意图已成泡影，本地军队不得不转入持久战，而且预计日本本土将被攻击和部分占领。在这种预想之下，对我们发出了上述命令。
当然了，像我们这样执行特别任务的人，以司令官的意图为行动指南，在接受命令的同时，司令官情报部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所有情报，以后如何行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我的伙伴不是我直属的下级，但他完全了解我的责任，一直和我一道活着，不管多久，因为我是接受了“不许死，活下去”命令啊！紧紧握住生命，憎恨死亡，本是人类的天性，一点也不奇怪。可我们为什么在一瞬间产生了那种宁可早死一步的感觉呢？
20多年孤立无援的游击战，死亡总是象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将恐惧挥去唯一的办法是取一种挑战姿态：“躺在榻榻米上也会死人。死完全是由于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
在战场上，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正常的生死观在这种地方是没有地位的。要说疯狂是够疯狂的，但这就是战场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可能只能在男人身上偶然见到。
可能因为我们越来越对死亡采取一种随随便便的见解，我们丧失了人类正常的知觉。
小野田宽郎 64岁 农场主 巴西
最后一个马尼拉发报站
“这是一份来自马尼拉的绝密电报。”无线电通讯报务员交给我一份电报原稿。我开始借助密码本和随机数码表进行翻译。电报内容让我吃惊。它说的是：
“据目前战事进展，此处的密码本必须在今日18时予以烧毁。此后与你处的通讯使用下面的有线联络地址。”
我立即与东京大本营、南方总军指挥部和各方面军指挥部联络，挑选最优秀的电报员，准备继续监听。我作好了不回营房的准备。这是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部内的昭南陆军通信所。
时间紧张地过去，整整半个晚上，我们每隔数小时一次监听着，下面就是我们收到的信息：
“敌方极其猛烈的轰炸。”“一支坦克部队入城。”“我方司令部转移。”“电报站附近遭目标轰炸。”
午夜时分，我刚把疲惫的身子撂在隔壁一间屋子的帆布床上，一个人跑进来，大喊道：“‘O’处连续呼叫！”我翻身冲进通讯室，戴上耳机，Pi-Pi-Pi，Pi-Pi-Pi……一阵清晰的摩尔斯电码传过来。这封电讯的内容是：“我们将立即毁弃这台通讯设备，并冲入敌阵。”这是我远方的战友送过来的最后一条信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每天交谈。当我结束与所有有关站点的联络之后，觉得一阵轻松。那时天尚未破晓。
通信兵几乎没有作战装备，每人只有一柄匕首，战斗能力极弱。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去战斗，而他们今天的命运何尝不是我们明天的命运？我们认真地考虑起如何拚杀，如何牺牲的事来。
两个月之后，我们拜领了终战大诏。
斋藤光造 65岁 退休 名取市
马尼拉姑娘的信念
昭和19年5月，我接到命令，作为病员转移到一家设在马尼拉城里的医院。这家医院只接收转院病人，我们都知道，或迟或早，我们会脱掉白色病员服，重返前线。
每间病房都有一名责任护士，是当地人。他们都是忠于职守的人。我是病员中军阶最低的一名士兵，依照吩咐帮着送饭和干点别的杂事。
在到达这所医院大约5天后，我感觉到护士中的一位似乎很喜欢我。在我们目光相遇、在我测量体温手碰手的时候，我感到我们之间情感的交流。这感情日复一日地增长，大约两周之后，别人都出院了，只剩下一名重伤员和我，新病员第二天才来。这天午睡时间，她也不顾别人会不会听见，和我搭话。我的心因为狂喜而跳着，也回答了她。然后，她环顾四周，见没有人注意，开始告诉我日本军事占领之后的境况。
再也没有自由了，物资匮乏，生活困窘，宪兵粗暴残忍，对日本兵的仇恨。最后，她冲动地断言说：“麦克阿瑟一定会回来救我们。”但我是这些可恨的日本兵当中的一员呀，我觉得血气翻涌，嘴唇哆嗦，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如果不是有命令绝对禁止，我是会一拳把她打倒的。
“你也一样恨我么？”我厉声问。她缓缓地摇了摇头，眼中含着泪说，“堀口，你不一样。你是一个好人，你不会去杀人。”我只觉得头上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我平静下来，把她的话保存在心底，没有告诉过一个人。如果让当官的发现了，那后果谁都知道——严厉惩处。
10天后，我也复员出院了。
她的勇气，她坚定的信念，她对祖国的爱，她忘我的精神力量，当我战后回国接触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以后，才有了真正的理解。
如果她没什么病痛，现在差不多也有65岁了。她告诉她叫“尼娜”，不知是真名还是假名。
堀口逸郎 71岁 退休 相模原市
我们输掉的，还有信息与教育
昭和20年9月之后，我在马尼拉郊区的美军战俘营里又呆了一年零四个月。这段时间，我给安排到美军I&E（情报与教育）部门工作。我惊奇地发现，在一所大库房里堆积大量各种亚洲语言简装本会话读本。日语那一卷共184页，书名为《日语句型》，美国陆军部1944年2月发行。
在这本书里，战时日常用语分为四栏：英语，日语发音，日语罗马注音，日语假名。会话例句和单词选择精当，让我又吃了一惊的是，列于首位的词竟是“救命”。紧随其后的，是“我迷路了”，“我是一个美国人”，“请带我离开”，“请给我食物（水）”。
另一卷是《什么是战争罪行》，1944年8月出版。在这一卷里，以实例描述在二战期间，轴心国家犯下的违反战争法令和种种惯例的行为。例如，它特别指出德国军方如何违反日内瓦协议，在前线杀害了一个中队的波兰士兵。
上刻“南京之役杀107人”字样的日本军刀。
在这份协议中，有“特别禁止对已经放下武器、并无条件投降的敌方士兵杀戮与伤害”（战争条款，第23款）。
与此相反，在日本军方的军事教育中，敌方语言被严格禁绝，而只有“鬼畜英美”之类的句子。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国际法，对于“战争罪行”，我们连概念都没有。从头至尾教给我们的，只有一边倒的《战阵训》：被敌生擒，死有余辜，切不可为。
如果我们能像美国军队一样得到人道的信息和教育，就不会有47万人在菲律宾阵亡和365名BC级战犯的巨大牺牲。
佐藤喜德 68岁 退休教师 菲律宾图书馆馆长 大分市
在内格罗岛的死战
这是菲律宾的内格罗岛。昭和20年3月29日黎明时分，美军主力登陆。我们第102师团步兵77旅团独立步兵354大队在东太郎山（后来美军重新命名为多兰高地）1100米处担任守卫。
美军空中与地面的猛烈轰击，已经把建在枝叉浓密的灌木丛中的宿营地烧焦，烧得像是光秃秃的火山。炮击刚一结束，敌人的步兵就攻了上来。在距我们大约30米处，他们开始扔手榴弹，展开近距离攻击。我们乘着夜幕插入敌人营地，我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进了靖国神社的大门”，其他人接二连三地受了重伤。蛆爬进我们的绷带，钻到我们肉里，发出腐烂的恶臭。
粮食供应中断。所有能吃的东西包括植物杆茎、昆虫和爬虫，都已经吃光。所有的人都营养不良，全身乏力，不能控制肢体运动。饥饿咬噬着人的神经，人吃人的事已经发生。随着雨季到来，疟疾、登革热（一种热带传染病，患者骨关节和肌肉奇痛）、热带溃疡、慢性阿米巴痢疾传播开来。那些重伤号和患了病的士兵精神沮丧，大多选择自我了结，自杀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有些人孤注一掷，去攻击敌人。有人攻打自己的军需基地，为抢夺食品与别的日本兵大打出手。
东太郎山在强大的攻势下坚守了52天。到5月23日，只剩下的十几个人，在石中队长率领下坚持着。石中队长命令全体人员在大队本部前面集合，他自己登高清点人数。这时，一颗子弹击穿他的腹部，伤势严重。我奉命携带重要文件单独撤离，向前线指挥部报告。我瞄了一眼留下的200名重伤员和病号，转身跑了。我想到那首诗“眼里含着热泪，我看见大睁着眼睛的婴孩，正伏在母亲的尸身上。”还有“我追上日本妇人和儿童，她们手上拉着孩子，背上背着包袱。”
我到达旅团本部。这里竟然有食物！看见司令部直属部队那些吃得肥嘟嘟的人象蚂蚁似地排着队，一批一批开往其他地方，我惊愕不已。没有一粒稻谷送到前线来！我们没有粮食，连没去壳的稻子都没有。
小久保（原姓樱井）弓雄 65岁 退休 水户市
把最后一个饭团分给别人的士兵
那是在昭和20年7月，菲律宾中部的内格罗岛。自从美军在3月下旬登陆以后，激烈战斗一直在进行。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弹药、药品、供应都断了。许多人战死，也有不少人饿死。我们分成小股前进，翻过满布丛林的山，寻找食物。我是中尉，因为脊髓质受伤落到队伍后边，一个士兵跟着我。我们最后总算爬上海岛分水岭的顶峰。正在休息，一名别的单位的营养不良的下士官也爬上来了。我们三人又用了三天下到谷底，就在我们在一片巨大的柳安树林里准备早饭时，发现这名军士既没有食物也没有火柴。
我们剩下的配给大米只够几天的了。我的伙伴只吃了一口，就把他的饭盒给了那个下士官，一边说着：“我今天没有胃口，你把它吃了吧。”那时候在路边，摆着双手合十讨饭的姿式就饿死的士兵到处都是，而这个兵见上级军官几天没有进食，就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怕那个军官过意不去，他甚至提出自己不吃的理由。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场面。
此后，我们又走了一个星期。每走5分钟休息10分钟，直到追上了自己的连队。战争结束后，我被送到莱特。昭和21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名军士，他那时正负责战俘的伙食。这次，是他向我提供救命粮了。
河村干雄 65岁 退休公司职员 御殿场市
死亡与人的本性
我是昭和14年21岁那年应征入伍的，18年退役。第二年我再度应召，被派到一个卫戍部队，它驻扎在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一座山上。当时麦克阿瑟已经再度占领菲律宾。无论何时，只要日军一发炮，一定引来强劲数倍的反击。我们不能从我方展开有效炮火进攻，就拿出最后一招，组成突击队，抱着炸药，向敌人防线突进。
为保证这一进攻成功，我们必须进入敌方帐篷。美军营地从早到晚都有人警戒。幸好在晚上，他们都进了兵营，只把一半兵力留在堑壕。我们打算在夜里进入。当地的红泥地非常滑，走起来很困难；因为没什么草，树也给伐尽盖营房了。任何响动都会招来一阵排射。我们极艰难地过了河，进入敌人防地，还是被发现了，一阵暴雨般的狂射发了过来。我们只好藏进一个章鱼罐。最后我们决定撤退。我们绕着圈子往回走，一整天也没有进食。就在这时，发现了一块白薯地。我们等着，在敌人火力停歇的当口跑到地里，能掘多少就掘多少，把白薯搬回章鱼罐里吃。
虽说为了生存，仅存的日本兵应当互相帮助，但引爆自杀者有之，为了抢夺食物杀害战友者有之，宪兵则强绑那些走投无路的士兵，以“反战情绪”起诉他们，好搜刮他们的食物。
这是人面对死亡时候的本性表露么？我相信，自己能活着回来，只因苍天垂怜。
松鹈新二 68岁 退休 八女市
我不愿相信“吃人肉”
读到“极端状况下的人类相食”的信，惊愕莫名。我也是经历了吕宋战场极端状态活下来的人之一，我不能不怀疑发表这封信的真正动机。
我相信，《军人敕谕》和《战阵训》深入士兵脑海，我们互相友爱，发誓同生共死，互相督促着不做违法悖理之事，尽军人的本分，正心诚意，直到灭私奉公、下定牺牲决心，为国战斗。当时我就听到“吃人肉”的传言，但战友之间的联系，比家族成员血缘联系要强得多。即使那是别的部队的人，一个兵吃另一个兵的肉……我无法设想这样荒谬的事会发生。因为没有时间反复思考，我都当它们是谣言。如果这样的行为出现了，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些脱离了连队指挥的、因为衰弱而神志昏迷、失去了分辨对错能力的人的干的。
无论人类变得多么野蛮，我觉得不能认为他们会像秃鹰那样吃腐肉。如果这样事发生了，那也是战争把一个人带到那么远，迫使一个人去犯罪。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战争的仇恨。
我所在虎兵团被认是参加吕宋行动的最好的部队。我们以大无畏的勇气进行不屈不铙的战斗，成绩不菲。在战斗中，军纪严格，没有暴行发生。
志村登 66岁 制造商 磐田市
在菲律宾山区的饥饿行军
美军登陆吕宋岛，由我们担任卫戍的克拉克基地也好，马尼拉也好，眨眼之间都陷落了。我们部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或指示。已经丧失战斗部队的功能。不用说，武器弹药补给断了，食物也不再配给。我们在热带森林里整整转了三个月，我已经憔悴得脱了形，身子弱得稍微重一点的东西都提不动。我扔掉了我的钢盔、我的枪、我的军刀，最后连饭盒也扔掉了。系在腰上的，只剩下一个水壶套、一个空罐头听，一颗手榴弹——留着自杀用的。我的军靴掉了底子以后，我从一个战友的尸体上扒下一双穿上了。我还搜过死亡士兵的背囊，找着什么就吃什么。
丛林中的水洼周围横七竖地倒着尸体，散发出恶臭。穿过丛林来到丘陵地带，放眼望去也都是尸体，身上只剩一块脏兮兮的兜裆布。武器、钢盔、军服、背囊、靴子……所有这些，都给剥走了。
再向西走，就到南中国海海岸了。我想，这片海总该在我们海军的控制之下了吧。一群士兵在灌木丛中爬来爬去。有的丢了胳膊，有的丢了腿，有的内脏露在外边，还有的下巴给枪弹打飞了。无数受伤的人在地上辗转反侧，却没有人前来照料。人死去的时候，他的内脏最先腐烂。那气味随着散发出来，苍蝇就来了。动弹不得的士兵脸色变成黑色，蛆虫在还有一口气的士兵鼻子里、嘴里孵出来，有一两毫米长，翻滚着爬得到处都是。待到它们爬到眼睛上，人也就死了。每天生活在死人群里，弄得活人都弄不清生死界限了。人变得迷迷糊糊、东西不辨。
一个不认识的战友爬到了我身边。他脱下衣服，露出屁股，那地方已经成青绿色。“伙计，要是我死了，别犹豫，把它吃了。”他说，用他皮包骨的手，摸着枯瘦如柴的臀部。我说：“傻瓜，我能吃战友吗？”但不能把自己的眼睛从那个部位移开。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从那片丛林里出来的。我越过草地，到达一座石头山的山顶。我把几块石头摆好，点起一堆火，居然在一个竹筒里找到一些岩盐。一定是土人藏在那里的。
就在这时，我身后什么黑色的东西跳了出来。我想都没想，抓起匕首，扑到它身上。这是一条中等身型的狗，耳朵竖着，尾巴垂着。我把它刺死，撒上盐烤了。我决定把肉分成小块，肠子肚子也都切碎，装到空罐头盒里，随身带着走。这些腌肉让我体力得到恢复。我想，我能活下去了。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这种自信的感觉。
我希望家乡的老母永远也不要知道我死在哪里，死得有多可怜，就把自己的千人针、身份标签，连同一个死去战友的遗物，都埋掉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轻松多了。等太阳西沉之后，我爬下山，朝西边海岸走去。
西原敬NFDA7 70岁 公司管理人员 福冈市
死者给我们的红米饭
对我们这些除了野草，没有别的东西可吃的人，步枪、手榴弹、钢盔都变成累赘。但这是武器呀，我们是不能把它们丢弃的，虽然因为大雨里行走，它们全都锈了。那是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8月初，战争结束前夕。一直在头顶盘旋的敌机已经不见了。有传言说，我们打败了；但又有人说，我们自己的增援立刻就到。
我是我们队的主心骨，带领着另外三十个兵，没有一个没病的。“我找到一些稻米。”他们里边的一个突然说，眼里闪着诡秘的光。话音没落，我已经迈开步子朝他指的地方走去。这是一小群死尸，有军官也有士兵，他们是饿死的。那具尸身的军阶是上等兵，他的背包挎在右边，头枕着自己的军靴，那救命的稻米就是藏在那里的。他的脸已经烂掉了，蛆虫从他嘴里、鼻子里滚落到地上。我双手合十对死者致礼，然后嗖地把他的“枕头”抽出来。他的脖子咯地一响，脸滚向了侧面。
在他的靴子里，是些淡褐色的稻米。因为一直浸在雨水里，这些稻米泡得变了样。我们用缸子舀来水，把米放在饭盒里，开始煮饭。各处捡来的橡胶鞋底，含煤很多，很好烧，我们就拿它来煮饭。煮好的饭是红颜色的。
腐烂尸体的液体随着雨水灌进士兵的靴子，才把米给染成这样。但对我们来说，这是长时间断粮之后第一次吃上米饭，真是“红米饭”红米饭：日本节庆之时，常用赤豆混合大米作成红米饭，以示吉祥。啊。我们七嘴八舌地回忆起在日本吃过的红米饭：喜庆典礼、运动会、远足……
这红米饭不是生者对死者的祭祀，而是死者对生者的生命祝福，是最高贵的红米饭。我与死神擦身而过，每当说到红米饭时，都想起这件事。
原丰 65岁 农业 杵筑市
缅甸前线就是这样
在前线的每时每刻，都要盯紧你的敌人，力图找到对方瞬间的疏忽，把他们干掉。在前线，什么都没有，只有杀人工具。我们没房子住、没有淋浴和厕所，也没有食物和衣服。我们钻进自己挖掘的章鱼罐，那个玩艺，旱季抵不住热带灼人的阳光，雨季挡不了雨。躲在泥泞的洞里，我们浑身上下透湿。如果想在洞口盖上点什么摭挡摭挡，就立即成为敌人的靶子。夜里，因为敌方（英裔印度部队）已经休息了，我们也能倒在地上休息一下，仰望南国的星空，星星近得好象一伸手就能摸着。
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没有办法搭建厕所的，只好就地方便。没有纸，我们就用土块或揉皱的叶子。白天我们不能离开章鱼罐，所有的一切都在里边进行，然后用土埋上。雨季，因为全身湿透，大便也不可能是干的。没完没了地拉肚子、打摆子。
旱季，几乎没有水，冒险取到一饭盒水，煮饭、饮用都在里边了。洗澡、洗衣服根本不用提，一件衣服就这么一直穿下去。流的汗就是肥皂，用它抹去身上泥污。我们挤住在一起，满身虱子、疥癣。
撤退行军时，我还是不停地腹泻。“那话儿”也很疼，我只好把它掏出来，晾在裤子外边，让它见识见识外边的世界。如果这样还不奏效，我脱下裤子，挂在栓在腰带的绳子上，就这么光着下身一路撤退。我们就像是蜗牛，又像是流浪汉，驮着自己所有的东西，一停下来就搭帐篷，到处找水找吃的。我们把拣了当柴火用的干树枝塞满背包，凭直觉就能分辨什么能吃什么有毒。没有消息也没有，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连自己要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一味地跟着前边的脚印走。
在前线，生与死间不容发。每天，当夜幕垂下，我就想，“我又活过了一天。”这就是前线。
稻叶茂 64岁 全国燃料联盟协会主席 茨城县
战区的铁路：泰缅铁路
在一封近期发表的信里，作者提到《桂河桥》。我曾经乘敞篷货车从这桥上走过，驶往缅甸前线。第二年，我再次过这座桥，这回乘坐的是封闭货车，以伤病员的身份遣返。顺着铁路线望过去，满眼是倍受日本军队虐待的战俘。下面的事情是我为一家文学刊物写的文章的一部分。在这么小的篇幅里，把它整个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作为一名日本军人的感受。
联通缅甸、泰国的泰缅铁路，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程。它一直在赶进度，以便在1943年年底能按照大本营的命令按期完工。五万名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战俘，外加十万名当地劳工和一万五千名日本士兵——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如果所有在工地干活的人张开手臂拉起手，和这条铁路一样长。
这条线还有一个名称：“死亡铁路”。为了什么目的，让三万当地人、一万战俘和一千日本士兵把命送在这里？
1944年3月11日，我第一次走这条铁路。火车以其最高速度（每小时20公里）爬行，一路不断停车。450公里的全程（相当于从东京到关原的距离）走了四夜三天。回程条件更恶劣，用了六夜七天。火车穿过丛林，丛林里边是干活的战俘，没日没夜地干。他们都光着身子，只缠着一条50公分宽的腰带。那带子原是装粮食的粗麻袋，撕开权充蔽体之物。白种人特有的粉红色皮肤上尽是血污。他们一步捱一步，摇摇晃晃，日本军官在后边挥舞着鞭子驱赶他们。我不禁想到，这是违背国际法的呀。教育是很可怕的。这表明军国教育的低劣。它只能教出没有同情心、对国际法一无所知的军官。
渡部秀男 64岁 画家、杂文家 镰仓市
集体自杀的女护士
记得那是在昭和19年6月底，我随着突击队向北边的科希马进发，参加英帕尔行动。正走着，忽然看见一辆英国人的吉普，行驶在两英里处的山谷里，正绕过一个村子。我们只好在雨季里越过若开山脉撤退。在撤退的小路上，我一次次亲眼见证世界上最黑暗的悲惨场面。
路越来越泥泞。我们发现了一条通向小河的路，搭起帐篷准备过夜，一种怪异的尸臭飘了过来。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附近的草丛里有五具女尸，都是吃了毒药丧命的。她们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头发像士兵一样剪得短短的，其中一人戴着红十字臂章。我记得找到一张碎纸片，上面写着德山班或德岛班的的字样，大概曾经想写遗书。看来她们已经死了两、三天了。看着她们的尸身真让人难受。让我这个伤兵既毛骨悚然，又不禁流下同情的泪水。
这类集体自杀的事也曾在病员和伤员之间发生。一路上我见过许多次：三五个士兵围成一圈，手榴弹弦一拉，一同归天。
藤又正义 70岁 公司干部 横浜市
苏门答腊逃兵
我所在的苏门答腊的根岸部队（原先是近卫搜索联队），出了三名逃兵。我们得到消息，他们已经潜入苏门达腊北部塔肯翁州克塔加尼村的深处。大野大尉带领20个人前去逮捕他们。我那时候是小队长，那三个人里有两个是我手下的，一个是渡边兵长，还有一个是增泽伍长，终战前，他们担任印度洋岸边斯纳根地方一支当地人志愿军的指导工作。
大野大尉也曾经教育部下，日本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应该并肩战斗，拯救亚洲人，与白人决一死战，我们要作好埋骨苏门答腊的准备。现在奉命前去捉拿自己人，大野大尉说他很难过。我本人和渡边兵长意气相投，也有逃到印度尼西亚独立军去的想法。
他们三个人半夜藏身的草棚给发现了，我们将他们包围。他们的装备和我们一样。一个钟头过去了，两边都没有一点响动。后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房子里传出。大概她发现了包围房子的日本兵，想通知那三个人。我听见渡边问，“什么？”没等到大野大尉发令，我把住木梯，连蹬三阶，只身一人翻进屋里，大声喊道：“渡边！”紧随着我，又有五、六个人冲了进来，大野队长也在里边。
增泽兵长面对我，握着一个手榴弹，喊道：“队长阁下，原谅我吧！”我扑到他身上，把他压倒，夺过了他的手榴弹。如果在我之前他把这枚家伙咔塔一声磕到木地板上，我们五、六个人就全给炸飞了。后来，大野队长在这小屋里整整劝了他们两个钟头。第二天拂晓，我们押着这三个人归队了。
工川正男 68岁 退休教师 诹访市
帝汶人也在挨饿
荷兰与葡萄牙殖民地帝汶岛的居民，虽然一直过着饱受盘剥的苦日子，但毕竟是和平的。日军占领帝汶以后，当地人就不能继续保持中立的地位了。日军对不合作的人予以严惩，理由是他们站到了敌人一边。为了战争，这也是不得已的。
岛民虽然莫明其妙，但出于对惩戒的恐惧，最后不得不与我们合作。或许也打算利用日本军队结束长期痛苦的殖民地生活。在供应物资和提供劳力方面，他们显得很大方，但到了昭和19年年底，从爪哇那边运送过来的物资中断，粮食极度紧缺。军队当然不能比原住民先挨饿。即使靠征用物资，也要生存下去。耕田的水牛被我们用一钱不值的军用票征集到手，棕榈芯和番木瓜树干也都拿来吃掉了，这些本都是帝汶人的财产。
就地获取给养的计划，在土地瘠薄、瘴气肆虐的帝汶没法实现。日本军队和岛民一起陷于营养不良，饱受疟疾折磨。人们都说，“爪哇是天堂，帝汶是地狱。”
我在帝汶岛中部搜索连队下属部队，同样为征调物资而烦恼。连队主计部有一位前田透中尉（已故），是个诗人。我们这个地区叫作多明哥王国，当地首脑祖金一向与我们合作。但他夹在军方越来越紧迫的需索和疲于奔命的岛民之间，左右为难，十分苦恼。他与日本人一直合作到最后一刻。我们战败后，祖金被逮捕，并死在监狱里。除了“可怜”，还能说什么呢。
中村泰雄 69岁 退休公司干部 东京
“爱惜生命”
我是昭南独立警备队第八大队一中队的二等兵。昭和20年7月，中队长对我们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们打败了。现在，我们连手枪都不够了。冲绳已经陷落，牛岛中将阁下也殉职了。本土每天都在遭受轰炸，已经守不住了。因此，我命令你们：决不要战斗到死。活下去，有朝一日还能为国效劳。如果你们不愿意蒙受被逮捕的羞辱，那就跑吧，跑到当地人里边求一条生路。娶个当地人在此地安家没什么不妥。但是，一定要活下去。要是在内地碰见了，打个招呼。”
他还说，“不论你们在哪里，都不要服从自杀的命令。现在不是楠木正成楠木正成：杰出的军事家和卓越的将军，在14世纪激烈的王位争夺中，支持后醍醐天皇。事业最终失败后实施自裁。在1930和1940年代，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士兵光辉的楷模。（英译者注）的时代了。”
有些军人不理会那些愚蠢的战场信条，视生命高于一切。奇怪的是同样出身于陆军士官学校，观念会如此不同——有人变成战争狂，有人却尊重生命。
井上常七 77岁 专门学校教员 热海市
第20通讯部队的结局
昭和20年年初，南方军总司令部从新加坡迁到了西贡（胡志明市）。到五月的时候，设在西贡的当地驻司令部又拖着它全部直属部队迁到河内，在西贡只留了一个传令所。但即使小小的一个传令所，也得有几个听呵干活的人，所以六月召集了西贡本地日本商社的人，组成第20通讯部队，大约一个中队的样子。
中队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从那些在中国打过仗的人，到全无军事经验的人。这些本来没什么高下之分的平民，现在挂上了不同的军阶。有时候，军阶高下和原来公司里的职务高低正倒了个个。
这支部队每天训练。一些应征前用着越南仆佣的人，现在也得去擦厕所了。行军对他们说来更是不堪重负。在头三个星期，不许和自己家里的人见面。
8月，华侨报纸发布了一则消息：日本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这消息在西贡也传开了。第20通讯部队的人则是在接见日里从他们亲属口里知道的。15号播放玉音，部队所有的人都围在传令所那台高级的收音机旁。广播结束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高呼“万岁！”。战败之后，谣传有人要整治日本兵，一个都跑不了。于是第20通讯部队解散了，就像从来没有组成过。所有有关这个部队的文件都付之一炬。
开村严 81岁 退休大学教授 名古屋市
日本军队和越南的风暴
昭和20年2月，我们22师团的见习士官和初年兵离开了华中的武昌，纵穿敌占区，南下行军4个月之后，最后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现在的北越）的北部，终于赶上了我所在的山炮兵第52连队。连队驻地连日遭受美军战斗机轰炸和机关枪扫射。
6月里的一天，作为主计军官，我正在富兰城外接收粮食。那天也有空袭，也有克拉蒙式战斗机的进攻。我拚命地在稻田里边跑动，有时候卧倒在洼地里。身后，伴随着子弹尖锐的呼啸，尘埃爆起。
我跑到一所房子的屋檐下——当地居民的房子不是空袭对象——捡回了一条命。
1945年12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
陈仪为受降主官。被日本侵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重归中国版图。
就在这时，我听见房子里传出钢琴声。琴声飘荡，好象与空袭什么的完全不相干。主人是一对受过教育的夫妇，三十多岁，他们是在河内大学读书的时候结为伉俪的。
我感谢他们允许我在屋檐下避难，他们甚至请我用茶！他们空袭中的琴间，是渴望和平的越南人的心声，又是在表达战争的无意义。
我深受感动。一瞬间，忘记了战争、恢复了人性。
现在想来，这事也表现了越南人坚强的个性——他们在后来的越战中也是绝不向美国屈服的。
渡边真四郎 66岁 公司顾问 东京
在卡尼科巴岛
昭和20年6、7月间，孟加拉湾卡尔尼科巴岛两次受到英军进攻。这期间，我们的哨兵报告在外海有一只上浮的潜艇，向我们这边的海岸上打灯光讯号。几名在我们占领前就住在这里的英国人被逮捕，旋即作为间谍处决。
此事属于高度机密。行刑场四周布置了两道岗哨，间谍们给蒙住双眼、绑在树上，每人前边掘了一个坑。首先士兵们瞄准他们来一次齐射，接着上前用刺刀捅他们，以考验我们的勇气。然后，佩刀的军官上前，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试新剑锋。最后，有几个人拿着篮子跑过来，剖开残躯，取出内脏。执刀的是军医，他拿走了肝脏。这冷血的杀戮把我吓呆了。
据说，那几片肝脏给加到那些发烧士兵的饭食里了。我听一个生病的兵说，这时候还能吃上掺肉的饭，他当时还觉得奇怪呢。
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后，参与处决间谍的，从旅团长到上等兵全成了战犯，被押解到新加坡樟宜绞死了。
我是昭和21年从这个岛上被遣返的。在岛上，我们一直阻击登陆敌军，直到战争结束。该岛当局至今拒绝我们入境，我们再也没能到岛上走一圈，悼念那些死在这里的人。
近藤新一 66岁 公司顾问 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