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学院和荣军院附近，一条条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街道建立起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巴黎那些著名的林荫大道。在军事学院外边，有一块本来是菜地的地方建立了战神广场，用来进行阅兵和军事演练，这一建设使那里进一步发展。由于塞纳河的一个小分支流经此地，使这个地带得到延伸，从前的天鹅岛也被包括其中，这就把战神广场与塞纳河连接起来。在这个位置，后来又建了埃菲尔铁塔。许多人有机会并真正聚集到这里，参加军事演习、赛马和其他一些公共活动。
战神广场的建立反映了国王继续重塑巴黎这座城市的愿望，同时也表明，国王更加关注如何通过那些公共活动来自我推销和宣传自己的慈善形象。后来的一些小工程和积极行动也体现了这一政策。例如：作为一种姿态，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里花园对公众开放，就像罗亚尔宫花园和卢森堡公园一样。国王还计划将现今巴黎第六区圣叙尔皮斯和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前面的广场（即现在的卢浮宫广场）进行扩建，以便给人民提供一些集会的场所。那些公共广场，例如著名的王家广场，已经成为缔结和平条约、宣战、王室大事等大型公共庆祝活动的场地。塞纳河沿岸的港口也被重新设计，以便使更多的人能在公共节日里观看水上娱乐节目。例如，1739年，为了庆祝国王的长女与西班牙王子的婚礼，在塞纳河上举行了水上比武竞赛，尽管没有王室成员来观看比赛，但场面还是十分壮观。
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更加显示了王家的高贵。在政府部门，对复古风格的追求要归因于马里尼侯爵，他是蓬巴杜夫人的弟弟。在18世纪50年代，他参观了意大利。返回法国后，马里尼成为王室建筑的负责人，主持艺术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工作长达二十年。18世纪70年代的王家铸币厂就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的成果之一。该建筑是在他的指导下，由建筑师雅克—德尼·安托万设计建造的，位于塞纳河边一个很显眼的高地上，[189]基本上是一个略加改造的希腊神殿风格的建筑。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外科学院，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医学院街，该建筑在国王的资助下由雅克·高迪斯负责兴建；另一个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玛德莱娜教堂，该教堂于1764年由贡斯当·伊乌里开始建造。王室还介入了另一座仿希腊神殿风格的建筑新法兰西剧院，即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奥德翁剧场周边的扩展工程。1773年，路易十五从孔代亲王手中购得这块土地。但是工程一直进展很慢。路易十五死后，路易十六将此工程交给他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负责，伯爵就住在附近的卢森堡宫。这个位置以剧院为中心，四周的街道呈放射状展开，这样做是为了开发剧院前面的广场。更受欢迎的是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谷物市场，该建筑兴建于18世纪60年代，具有罗马风格，与位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苏瓦松宫位置上的竞技场平行。[190]
王家复古建筑的最大成果和杰作是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1744年，住在梅斯的路易十五重病初愈，发誓要重修残破的圣热纳维耶芙修道院。该修道院是存放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遗骨的地方，那里也安放着克洛维和墨洛温王朝其他统治者的遗体。新教堂由雅克·热尔曼·苏夫洛设计，他曾经是当年马里尼意大利文化之旅的随行者之一。
该教堂的奠基仪式在1764年举行，1773年完工。后来，它成为存放法国历史伟人遗骨的地方，改名为先贤祠。再后来，极少数伟大女性的遗体也存放在那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那里记载着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但是历代国王和王后的遗体并没有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安放，这正是1789年那场大革命的结果。为了使先贤祠交通便利，特地修建了现在巴黎第五区的索夫罗特街，该街道直通卢森堡公园。尽管新街道仅仅延伸到圣雅克街，但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现有城市结构中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对另一个重要王家工程的选址产生了影响，那就是路易十五宫，该宫殿是一个将君主家长制、壮观的纪念性和希腊—罗马风格融为一体的建筑。为了纪念路易十五在1740年至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胜利，城市管理部门提出要修建新的王室广场的计划。一些建筑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就建筑的位置和设计方法展开了讨论。一百多个申请人参与到该建筑的位置选择和设计之中，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富有想象力的建筑位置，包括西岱岛、市政厅广场，甚至有人荒唐至极地提议巴士底狱。所有这些待选的建筑位置绝大多数都将使市中心更加宽广，使巴黎中心地带交通更加便利。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困难，那些设计思路未被采纳。最后，国王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方案，他捐赠出位于巴黎西部、杜伊勒里花园末端的一块祖传土地。比起17世纪的孚日广场和旺多姆广场等王家广场来说，新建的路易十五广场（即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协和广场）为巴黎的城市更新所提供的空间要小得多。本来，该广场可以直通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是人们的娱乐场所，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纳伊的新桥。然而，由于护城河将它与香榭丽舍大街分开，广场被视为城市的外部边界，所以直通计划未能实现。有一名作家曾经这样描写该广场：“坐落于城边的广场花园似锦，绿树成荫，装饰典雅，成为一个舒适的乡村休闲地。”[191]由埃德梅·布沙东精心设计的路易十五骑马塑像矗立在广场中央（在大革命期间被毁掉），这个王权建筑具有一种深刻的含义：它表示国王对改进城市状况十分关注。18世纪80年代修建的路易十六大桥（即现在的协和大桥）将右岸的圣奥诺雷区和左岸的圣日耳曼区连接在一起，为巴黎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在18世纪，圣奥诺雷区和圣日耳曼区是巴黎最时尚的地区，远远超过了时髦一时的马莱——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那里已经是过往烟云。尽管王室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凡尔赛宫，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繁荣表明，法兰西王国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也接受了巴黎人民的生活方式。出入宫廷当然是贵族地位的重要象征，但他们不久就发现王室生活是那么枯燥无味。那些曾经在凡尔赛宫出席国王仪式的贵族宠臣现在也离开凡尔赛转到了巴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对他们也无能为力。如同富有的穿袍贵族和金融家一样，佩剑贵族也在巴黎建立了私人官邸。穿袍贵族和金融家是当时在法律和行政部门工作的新兴阶级，而佩剑贵族是因军功获得爵位的旧式贵族。当时各个有产阶级之间相互通婚并在文化生活中共享利益，加之居住地比较靠近，使各界精英涌向巴黎成为一种趋势，而这两个近郊区为不同出身而又追求相同生活方式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相互结合的平台。
事实上，政府组织机构基本都在巴黎，这对于财富精英聚集首都也至关重要。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法国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外交部还没有迁到凡尔赛，即使此后这些机构迁到凡尔赛，但是财政部及其下属机构仍然留在巴黎。再者，巴黎仍然是国家司法和财政体系的中心。在精英阶层内部，控制巴黎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有坚固的根基，像财政部门的官员一样，他们喜欢巴黎而不是凡尔赛。负责间接税征收工作的农业部门官员的办公室就设在现在巴黎第一区的让—雅克·卢梭街，位于圣厄斯塔什教堂和旺多姆广场之间。但是，圣日耳曼区是旧贵族常去之地。在1789年，十分之九的农业部官员住在圣奥诺雷街及其附近。这一地区后来发展成巴黎的金融区，股票交易市场就在附近。另外，它也是一个文化机构云集的地区，那些金融界的精英以城市文化基调的设定者自居。
1733年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只有圣日耳曼区和圣奥诺雷区是适合杰出人物居住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新住宅增加得如此之快，装点得如此豪华，有些简直可以说是宫殿了。”[192]这两个地区空气清新，可以修建花园，社会治安良好。左岸圣日耳曼区的那些与塞纳河平行的街道是发展的明显标志，依次可见的是波旁街、里尔街、德沃纳尔街、学院街以及南部稍远一点现在巴黎第六区至第七区的圣多米尼克街和格勒纳勒街。所有这些街道都保持着明显的18世纪街区建设的风格。在18世纪后期，时尚的圣日耳曼区开始向圣叙尔皮斯和奥德翁剧场地区发展。
1715年，国王住在杜伊勒里宫，奥尔良公爵住在罗亚尔宫，结果吸引了众多的政治精英们来到附近的圣奥诺雷区居住。当时，在法国财政部任职的苏格兰投机商约翰·劳曾提出一个大量发行纸币来刺激商业繁荣的建议，尽管这个臭名昭著的“系统”在1721年可耻地破产，但是它开启了这一地区的主要建筑热潮。随着1739年至1767年运河工程和大排水沟工程的完成，这一建筑热潮顺利发展，[193]大排水沟延伸到北部，与巴黎的各条林荫大道平行，不仅排除了这里的臭气和疾病传染源，而且使这里的工作环境更加惬意。更多的人开始在圣奥诺雷街南面建造屋舍，从他们门前的花园出发，可以直接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例如，1718年至1722年建造的埃夫里克斯公馆在18世纪40年代成为国王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寓所，她在圣奥诺雷街开了一家奢侈的商店，在她的店里可以看到当时最好的丝绸、家具和服饰。埃夫里克斯公馆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爱丽舍宫。1871年以后，该宫殿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官邸。从现在巴黎第九区的昂坦马路到黎塞留街的西北地区是附近另一个受欢迎的地区。在摄政时期，曾经作为草场、奶制品厂、市场花园的这个地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金融家等富有阶级的美丽住宅区。
在18世纪20年代晚期，昂坦马路地区的发展一度滞后。但是，它从60至70年代起开始振兴，带动巴黎兴起了一个又一个商业性建筑热潮，其中大多数建筑在西部富人区内。那些身居高位又深得国王宠爱的人支持城市的这种发展，因此尽管1724年曾经颁布了建筑限制条例，但建筑活动还是我行我素。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领导奥德翁剧场地区建筑发展的不是别人，正是路易十六的兄弟普罗旺斯伯爵。[194]同样，普罗旺斯伯爵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在纳税墙外沿着圣奥诺雷区修建了鲁尔街区，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八区，那里曾经是路易十三建立的王家苗圃。[195]权贵带头从事建筑活动的趋势还有一个突出例证，是试图通过开发其黎塞留街居住地附近的公园而敛财的破产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他在这里为喜剧院剧团建立了驻地，同时又在现在巴黎第二区一带兴建新的房产。[196]同样，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和农业部的让·约瑟夫·德·拉博尔德也都在时尚的昂坦马路地区投资商业性的建筑。在昂坦马路以东现在巴黎第九区的普瓦索尼尔区，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类似行为，在女修道院和圣拉扎尔修道院原有的土地上，修建了一些高级的商业性建筑。
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教会地产在建筑业繁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教会的房屋，例如女修道院和圣拉扎尔修道院，都拥有宽敞的公园和空地，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追溯到反宗教改革时代，甚至此前时期。但是，自18世纪以来，由于财政管理的混乱、社会慈善捐助的下降和宗教信仰的低迷，那些地产不得不被出卖。但是，王家明令禁止出卖教会地产，于是，教会地产交易又以租赁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方法可以使他们避开禁止教会地产自由买卖的法令。在右岸，斐扬修道院为了偿还债务，将圣奥诺雷街一带的地产对外出租了99年。在马莱，原来圣殿骑士团所属的马耳他修道院地产由建筑商开发，这块面积广大的地产位于现在巴黎的第三区至第十一区之间。与此同时，原属于田野圣安托万修道院地产的阿利格尔集市及其周围地区被分割出来，地点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十二区。在左岸地区，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开发了雅各布街地区，与此同时，加尔默罗修道院开发了从沃吉拉尔街一直到里加德街的广阔地区。
如果一位21世纪的来访者到位于马莱地区即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寇尼亚克伊博物馆参观，他将会有一种满足感，即便有时会觉得这座新潮的建筑内部装饰过于浮夸，而该博物馆呈现出来的正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喜爱的法国住宅装饰艺术黄金时代的特点。从摄政时代后期开始，科尔贝和路易十四喜爱的刻板的古典艺术形式让位于洛可可艺术风格。“洛可可”这一概念在17世纪后期刚刚出现，代表了优美的不对称形式和明快的装饰艺术，通常以享乐主义和色情艺术的女性形象表现出来，如仙女、异教徒女神和女牧人等。洛可可艺术适应了金融贵族的物质享乐需要，事实上，也渐渐地影响了王室乃至整个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洛可可艺术得到蓬巴杜夫人的欣赏。在她兄弟马里尼的帮助下，蓬巴杜夫人大规模地购买和兜售洛可可艺术装饰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在巴黎地区的王室成员住宅以及其他上层人物的私人住宅中得到了普遍体现。例如，蓬巴杜夫人自己最喜欢的位于贝尔维尤的乡村住宅就是如此。尽管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现在建筑业中的新古典主义形式偏离了洛可可艺术风格和主题，但是希腊—罗马基调的和更高雅、更具道德化色彩的装饰艺术的渗透并没有影响法国房屋装修艺术的质量，也没有影响艺术的视觉效果。
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思想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标准是在17世纪由王家科学院的各个分科学院制定的。[197]但是，在18世纪，法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团体并得到蓬勃发展，它们对思想和艺术领域里的王家权威文化机构提出了挑战。富有精英美丽的大厦特别为政府管辖之外的文化艺术机构提供了场所。那些拥有贵族气派的府邸经常存放着艺术收藏品，自然历史陈列室中的钱币和奖牌收藏品以及图书馆对所有文雅之士和博学的知识分子开放。一些住宅举办沙龙，来自社会、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在那里会聚一堂，定期讨论当前国事，有时也开展其他文化活动，如音乐、诗歌、剧本朗诵等。在大多数沙龙里，男人是主体，尽管沙龙通常由女人来主持，但是她们仅仅掌管会议的进程。大多数沙龙都在坐落于时尚地区精心挑选的私人会馆里举行。例如，位于圣奥诺雷街的唐森夫人府邸、迪德方夫人府邸、若弗兰夫人府邸，位于旺多姆广场附近米林斯街的奥尔巴克男爵府邸，位于昂坦马路地区的芮克夫人府邸，位于圣多米尼克街的朱丽·德·莱斯皮纳斯府邸等等。
那些自称为启蒙和理性哲学家的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是这种沙龙的常客。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达朗贝尔、格林等哲学家在那里高谈阔论，对国家事务评头品足，并参加更理性化的社会组织。外国人看到了这些哲学家的文化影响，并认识到典型的巴黎人的习惯。一个坦诚的英国参观者写道，他们“不仅进入上流社会，而且冒险参与上流社会的生活，你看看他们，服饰各异，热心吃喝，还有人在现代礼服上体现奥维德式的爱情艺术”。[198]比起王家科学院的学术活动，沙龙的常客来自更广泛的阶层，尽管如此，还是那些有机会拜访国家上层人物的哲学家们对参加沙龙更加积极，他们期望在那里参与振奋人心的理性主义讨论，接受温文尔雅的行为礼节。
沙龙里的那些常客不仅仅表达出反对绝对君主制控制文化机构的观点，也越来越多地表示要体现公众意愿的理性观点。艺术鉴赏的标准不应该来自高高在上的王室及其控制下的那些管理机构，甚至巴黎最高法院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个决定权应该来自社会底层，来自有教养的阶级内部。同时，这一标准应该在巴黎的另一个文化重镇，即巴黎艺术沙龙里得到发展。[199]从18世纪30年代后期起，以往每年一度在卢浮宫内举办的新油画展览改为在沙龙举行，后来又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更有影响的阵地。这些艺术展带来了微妙的改变，也极受欢迎，例如，1781年的展览有3万人参观。沙龙威望的不断上升并不是由于国王认可了它的存在，而是广大民众公开承认沙龙的重要。1747年，艺术评论家拉封·德·圣耶恩曾经说过：“只有通过那坚定的、没有被操纵的民众的嘴，我们才能听到真实的话。”[200]在文化机构地位的问题上，公众意见是最权威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文化和思想追求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文化哲人的引导下，法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决断。例如，18世纪20年代在巴黎建立的共济会就是巴黎人自己说了算。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排外主义者，但是参加共济会的人来自社会各界，上自贵族，下至徒工和店员，都愿意与商人、政府官员和学者们交往。他们举行秘密仪式，暗中从事慈善活动。在法国旧制度的末期，巴黎大约有100个共济会的分支机构，成员大约占巴黎成年男性人口的5%，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业和职业资产阶级成员。
共济会的分支机构通常设在热诚而又秘密的社会改革主义者经常集会的咖啡馆里，因此，巴黎的咖啡馆不仅是人们喝咖啡的地方，而且是秘密的集会场所。也正是在这里，形成了尤其受资产阶级欢迎的争辩论坛。在摄政时期，巴黎街头大约有400家咖啡馆，到了18世纪末，这一数字增长了三至四倍，咖啡馆的普遍特色就是那里都有各种报纸。事实上，了解新闻已经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期，新发行的书籍增加了三倍，这些新书往往是在神学标题下写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旅游和文学的内容，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期，期刊开始在社会上发行，这是更为重要的发展。虽然政府审查部门限制报刊登载民众事务和政治话题的报道，但是对各种新闻和观点的需求与日俱增。1777年，巴黎的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诞生了，到18世纪80年代，它的日售量就已达到1万份，其中很大一部分销量得益于巴黎的咖啡馆文化。
一、普罗可布咖啡馆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巴黎“是一座咖啡加谈话的城市”，而且二者是不能分开的，这是巴黎最大的特色。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巴黎要感谢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卡尔特里。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是一个来自西西里的移民。一般认为，正是他在巴黎创建了第一家咖啡馆。如果说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咖啡豆偶尔在巴黎出现，那么正是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在1672年的圣日耳曼集市上推广了这种新饮品，并于1686年在圣日耳曼渠道街（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古剧院街）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馆。普罗可布的商业理念是切实有效的。他的高档消费场所毗邻一个草地保龄球场和一个网球场，这样一来他就能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保龄球运动进入法兰西喜剧院室内的变化又使那些休闲者（即喜剧观众）成为他的客户。在当时法国的时尚社会中，咖啡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的流行话题。
如同许多其他时尚一样，咖啡也有可能落伍。但是，由于当时的巴黎人对咖啡的医疗作用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使咖啡的实用价值扩大了。然而，咖啡之所以能够成为绝大多数巴黎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不是因为它的医疗作用，而是因为咖啡与谈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了边喝咖啡边聊天这种愉快而又集体性的新型社交活动——咖啡加谈话。
咖啡馆在荷兰和英国出现得要稍早于法国。但是，在18世纪20年代，当一个名叫内梅兹的荷兰人参观巴黎时，却对那里如此之多的咖啡馆无比惊讶。当时，巴黎有些街道上的咖啡馆会多达十几家，而整个巴黎大约有400家之多。内梅兹在他的描述中说道：“有些咖啡馆口碑很好，一些王室权贵和政府要员经常光顾那里。”与荷兰的咖啡馆不同，巴黎的咖啡馆内是不许吸烟的，也没有报纸可阅读（这两点都将发生改变）。巴黎的咖啡馆也不同于下层酒吧，虽然总体氛围也很嘈杂，但并不是以下层平民的方式而是以上层资产阶级的方式出现的。内梅兹眼中的情景正是巴黎咖啡馆的真实写照：人们喜欢在那里聆听有关日常时事的谈话，咖啡馆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共论坛。
在18世纪，普罗可布咖啡馆里英雄辈出，法国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是这里的常客：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卢梭、马蒙泰尔、博马舍、梅西耶等。大革命又带来了一批新的风云人物：丹东、马拉、埃贝尔、卡米德·德穆兰以及许多的记者和众多着装新潮的知识阶层人士。红色的无边软帽首次在这里亮相。尽管普罗可布咖啡馆由于缪塞、乔治·桑、戈蒂埃、巴尔扎克、雨果以及其后的魏尔伦的光顾而尽领风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举步维艰，变成了一家素食餐馆，靠公共援助来支撑门面，到了20世纪末期则完全成为一个古董。是国际旅游业拯救了它。虽然那里恢复了咖啡的供应，但它主要还是一家为使用信用卡的游客们服务的餐馆。
在大革命之前，普罗可布咖啡馆的名声就开始滑坡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好的咖啡馆在罗亚尔宫内外。1814年，反法联盟军队进驻巴黎后，军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进罗亚尔宫的咖啡馆，尽享那里的氛围并纵情声色。到19世纪中叶，几大主要传统品牌——里奇咖啡馆、安哥拉咖啡馆和条顿咖啡馆在西林荫大道时髦地区已经不再流行。但这时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新型咖啡馆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装修别致，令人耳目一新。最初，这种咖啡馆仅仅是标新立异，但后来其独特的装饰风格渐渐传播开来，镜子、树形饰灯、大理石桌面、华丽的灰泥粉刷以及外表装修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林荫大道地区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休闲方式，那就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林荫道上举办咖啡音乐会，之后蔓延到人行路上，把巴黎的街头生活打扮得如诗如画，这在巴黎前所未有。1869年，一名美国游客目睹了巴黎人行路上咖啡馆的景象：各形各色的人坐在那里抽烟、喝酒、聊天、读报，令他艳羡不已。他不无夸张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基督教王国才能看到的社会平等（他或许有些言过其实）。
在罗亚尔宫有一家摄政咖啡馆，卡尔·马克思在那里结识了恩格斯，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咖啡馆的早期历史就是与资产阶级和那些不羁的文化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在19世纪慢慢成为咖啡馆、酒吧和酒店的常客。事实上，咖啡馆和酒馆的区别并不是向来就泾渭分明的，因为长时间以来酒精就是咖啡的主要成分之一。到19世纪80年代，巴黎大约有4万家咖啡馆，到1914年还剩3万家左右，如今大约有2000家。工人阶级喜欢吸烟，因此许多资产阶级的咖啡馆拒绝工人阶级入内，但很快就不这样做了。咖啡馆和酒馆不仅是人们相互交际的场所，而且是人们互相安慰的地方。作家勒鲁瓦·博利厄认为，那些地方是“穷人的教堂”。埃德蒙·德·龚古尔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之后参观了工人阶级住宅区贝尔维尔，发现那里的人整天就是“面色苍白地喝酒”。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人们相信，如果像英国一样咖啡馆在周日晚上全都关门，那么大概会有3万巴黎人自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咖啡馆给巴黎人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由于燃料和食品缺乏，许多人只好到咖啡馆寻求一点快乐，喝点咖啡，喝点酒或者其他什么饮料。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文化咖啡馆孕育了战后的存在主义运动。萨特通过把咖啡馆服务人员的行动作为一种存在主义方式而发展了他的哲学。
进入21世纪以后，咖啡馆毫无疑问面临巨大的压力。快餐店等类似的服务行业吸引了大批咖啡消费群体，这一巨大的变化导致许多咖啡馆关闭，尤其是在郊区，甚至发生了连锁反应。幸运的是，咖啡馆顶住了压力，那里开始吸引女人，这样，咖啡馆已经改变了过去作为男性消费场所的历史惯例，增加了潜在的顾客。此外，咖啡馆经营者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开发了多样化的咖啡服务，包括音乐咖啡馆、文化咖啡馆、哲学咖啡馆、同性恋咖啡馆、禁酒咖啡馆，甚至有计算机网络咖啡馆。一些情况表明，博物馆开始被咖啡馆侵占。咖啡馆经营者将传统的咖啡馆花样翻新，建立了连锁店。例如，科斯特兄弟在奥塞现代艺术馆建立的高贵咖啡馆和在卢浮宫门口金字塔上的边缘咖啡馆，另外还有邻近蓬皮杜中心、由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德·波尔藏帕克设计的博堡咖啡馆。
巴黎人在咖啡上的花费大约为每年300万利弗尔，[201]这个数字比奶酪消费的数额还多，消费者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咖啡馆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并不是咖啡本身，而是咖啡以外的思想和政治，因为咖啡馆已成为传播思想和政治的新摇篮。然而，路易十五的乐趣之一是由其情妇蓬巴杜夫人在他的私人宴会上为客人们煮咖啡，这也是王室跟随时尚的又一个表现。另一方面，咖啡很快变成了巴黎劳动阶级的一种标准早餐。这种跨越阶级的品味共享在其他文化和休闲场合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18世纪以后，一些上层文化机构获得更加广泛的欢迎。在1700年，巴黎的所有剧院加在一起只有座位4000个左右，到了1789年，增加到13000个。喜剧院和新兴的林荫大道上的各个剧院上演的剧目不仅上层人士喜欢，下层民众也愿意观看。此外，不仅咖啡馆、剧院和公共花园等休闲和娱乐场所吸引了大批下层民众，而且随着他们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劳动阶层在其他消费场合也频频出现。例如，巴黎的酒馆曾经是贵族出没的地方，而城市的网球场通常聚集着王族子弟。[202]但是到了18世纪60年代以后，圣日耳曼和圣洛朗的古老集市日渐衰落，被其他一些场所取而代之，特别是著名的西北林荫大道，成为各个阶级都去的消费场所，那里有大杂烩式的玩偶剧院、杂技表演、自动展示台、蜡像馆、小丑表演等。一个参观者说，对巴黎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应该是，“巴黎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203]
“普罗可布咖啡馆，新哲学的诞生”，18世纪版画
尽管公开处决的行刑场所总是吸引大量人群，斗兽活动通常也会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但是巴黎城市文化中最受欢迎的一种集体活动，也是启蒙运动时代最好的象征，不论是公众行为还是王家节日，都应该是燃放焰火。由于王室的建设工程开辟了一些广阔的空间，例如路易十五广场、战神广场以及各种码头等，使燃放焰火活动成为可能。克拉多克夫人指出，把公共事务变成娱乐和狂欢是巴黎人的爱好，[204]同代人则把这种世俗活动现象解释为宗教信仰的苍白。
既然事实已经证明市场是不分阶级的，一些企业家和投资商便希望进一步开发市场。不久，一种新的娱乐产业迅速兴起，迎合了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1764年，意大利烟草制造商托利在邦迪街（即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勒内·布朗热街）创建了“夏日游乐园”。同时，他的同伴吕吉里在圣日耳曼市场建立了“冬日游乐园”。使用Vauxhall这个词意在强调模仿伦敦这个18世纪欧洲的主要消费市场。在这种活动场所中，最为突出的是圆形剧场。它是18世纪70年代中期以罗马大剧场为原型建造的巨大竞技场，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香榭丽舍大街北侧。该剧场能容纳4万人，不论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人士”，在那里都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娱乐活动，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205]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豪华的罗亚尔宫。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奥尔良公爵把这个祖上留下来并由自己居住的住宅变成了一个半开放的地方，一个生意兴隆的新古典主义购物商场，那里总是人潮涌动，甚至有些娼妓也光顾此地。意大利戏剧家哥尔多尼曾经写道：“在豪华的拱廊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消费者在那里可以买到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那里还有咖啡馆、公共浴池、餐馆和大排档、旅馆、聚会、演出、画廊、书店、音乐会等。”[206]1786年，邦贝尔侯爵曾经评论说：“只要你口袋里有钱，在这里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买到在其他地区花一年才能买到的所有奢侈品。”[207]
正如罗亚尔宫所证实的那样，在18世纪的巴黎，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用不着相互戒备。在过去，参观者常常说巴黎的娱乐活动有失体面，但现在已经变成了更自由、更平等的生活方式，在巴黎的街道上，在豪华的罗亚尔宫里，这种生活方式随处可见。有人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地位最高的贵族，在巴黎人人平等，在街上修鞋匠不必给侯爵让路，这是真实的巴黎。”[208]但是从消费角度来说，修鞋匠与侯爵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随着“时装”的出现，即使这一点也难以区分了。
如同一切说教都无济于事一样，时装是一种更为令说教者无奈的主题，因为主张节俭的说教丝毫没有阻止时装在所有阶层的流行。在传统上，穿戴代表着社会地位，但是这个由来已久的等式越来越不被人们认可。在服饰和行为方面相互模仿已经使人们的等级差别一扫而光。不言自明，现在要区分谁是奶牛场女工谁是公爵夫人已经不可能了。蓬巴杜夫人以及后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曾经穿上奶牛场女工的服装进行演示，但现在的奶牛场女工们也开始穿上绫罗绸缎，戴上珠宝首饰，而这些都是过去富裕阶层的女士所独有的。每年，蓬巴杜夫人和那些时髦的上层女性经常光顾的圣奥诺雷街上的丝绸商店的商人都要摆出一个穿着新式样服装的模特，以便展示某一季节的时装新潮流。此后，许多类似的模特被传到外省乃至遥远的国外。这些服装模特给王室女性和全欧洲逛商店的女孩做出了今年流行时装的样板。
时装也在男人中引发了类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朴素的英式骑装成为大部分精英阶层的必需品，即使路易十六也青睐于此，结果导致在他与密友在一起的时候，陌生人都无法辨认谁是国王。在18世纪80年代，夏尔·德·佩索维尔曾经说：“政府里最资深的要人穿着最时尚的市民服装走在街上，你会觉得你正和商店的店员说话，但事实上对方很可能是王室成员。”[209]与此相关的还有，那些富有的神职人员喜欢像贵族纨绔子弟那样也佩带刀剑和手杖。
在首都的公园、林荫大道和马路上看到的服装革命事实上是巴黎物质生活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下层民众遗物的分析表明，富有的精英阶层的生活在更下层的物质主义和时尚意识的生活方式中也能找到共鸣。在当时流行的衣柜里，这些人所用的衣物在式样、颜色和种类上都很齐全。事实上，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巴黎人就开始使用衣柜，但大多数是用亚麻布做的衣箱。其他新型家具也应有尽有，如椅子、桌子、抽屉柜、各种灯具、版画和挂毯、镜子和屏风等。很多人吃饭使用瓷器、壶、瓶、刀、叉和羹匙。近一半的家庭有咖啡壶。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扩展到了个人装饰品方面，例如手表就是一种品位的标志，一个外省来的学生抱怨说，“连巴黎街道上的顽童”都有一块。[210]出现了女性用的首饰、假发、鼻烟盒以及手帕。达尼埃尔·洛希曾经指出，在1700年和1789年间，巴黎人就知道使用手帕擦鼻涕。[211]剃刀、假发和牙刷的使用改善了人们的外表，为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时尚提供了手段。
这一最初的消费革命导致的享乐主义思潮不仅在巴黎城市内流行，还扩展到周边农村地区。一个世纪以前还荒凉和偏僻的外环林荫大道和大小村落，现在作为新兴的物质文化中心脱颖而出。事实上，国家对关卡之外的某些消费品是免税的，这就鼓励了娱乐产业在税务人员不去的地方建立起来。于是，一个叫作“村舍”的酒馆网络出现了。在星期天、不工作的“圣日星期一”以及节日里，巴黎人往往出来休闲并喝一些便宜的饮料，这时“村舍”就十分活跃。而且正是在这些时候，很可能会发生恶性街头暴力事件。几乎同时，一些大小村庄也出现了类似的集体娱乐活动，例如现在巴黎第八区的鲁尔村、第十八区的拉夏佩尔村、第十二区靠近夏罗内的丰塔拉比村、第十三区的贝尔西村以及第十五区的沃吉拉尔村等。
巴黎人生活的这些变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那就是富有的上层阶级青睐于兴建乡村馆舍、疗养处、避暑农庄以及其他一些他们喜爱的去处，他们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自己喜欢的园艺、植物和自然风光。情郎屋是与情妇偷情的地方，这也是一大地方特色。在摄政时期，对封闭村庄的开发已经开始。例如，奥尔良公爵为他的女儿贝里公爵夫人建造了猎舍城堡，同时，他的妻子在巴格诺里特建造了一座乡村住宅。1720年在布洛涅森林外建立的巴加特尔住宅在18世纪70年代由路易十六的兄弟阿图瓦伯爵重新设计和装饰。最后，大部分类似的第二住宅，如帕西、奥特尔、南泰尔、圣克卢、阿尼厄勒、塞夫勒、伊夫里、万塞讷、圣莫尔以及犹太市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过度开发中都被毁坏。除了巴加特尔住宅外，那段蓬勃发展时期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除非现存的街道设计与原来的道路重叠。[212]
为了到达建在巴黎老城墙之外的消费村舍和第二住宅，巴黎人还需要穿过大片农田。现今巴黎第十五区的格勒纳勒和第九区的普瓦索尼尔区，当时种植着大片黑麦和大麦。葡萄栽培还被传播到南部，远到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贝尔西、第十五区的旺热和沃吉拉尔，在东贝尔维尔和现在巴黎第十一区至第十五区的沙罗纳，还都是种植葡萄的村庄，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蒙马特北部，至少有一个地区种植葡萄，而且在附近还建立了十几个酒厂。但是，总体来说，巴黎近郊的耕地和葡萄园都逐渐消失了，靠近市区的村落被城市吞没了。除了被开辟为公用场地和避暑农庄的土地外，现在郊区的广大农田为巴黎供给各种农副产品。林荫大道附近的土地都变成了商业菜园，结果使从前没落的农庄也生机勃勃地商业化了。伴随着商业菜园的发展，菜园劳动发展为一个产业，每天都有人从城市内向那些菜园运送马粪。当时供应巴黎的农副产品有：阿让特伊、拉维莱特和蒙马特的芦笋，沃吉拉尔的蘑菇，克拉马尔的豌豆，蒙特赫里的樱桃，沙罗纳的醋栗，阿尔帕金的扁豆，还有远在圣马塞尔区郊外的花。在18世纪晚期，农学家帕芒蒂埃还在格勒纳勒试验过栽培土豆。
18世纪末的罗亚尔宫
在城市周边地区历史悠久的采石场附近，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拉维莱特种植着茜草染料，附近的古特奥尔村专门从事染料提取工作，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加维尔岛上的化学工场后来被转移到远离城市的西郊，次氯酸水（即漂白剂）就是1789年在那里发明的。烧制瓷器也是巴黎人在偏远郊外进行的重要生产活动。1756年，路易十五把万塞讷的瓷器工场搬迁到南部的塞夫勒，该工场在那里简直就是由国王宏爱的蓬巴杜侯爵夫人亲自掌管，她在贝尔维尤城堡上就可以俯瞰该场全貌。此外，克利甘拉、斯西克斯、默东、圣克卢以及普瓦西都建立了重要的瓷器场，其中多数是由王族赞助建立的。
但是，此时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较，巴黎工场向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还相对缓慢。巴黎制造业的定位向来而且仍将是奢侈品和半奢侈品。奥伯克男爵推断，如果没有巴黎的奢侈品业，法国的国际霸权地位将在一夜之间瓦解。[213]巴黎的这些奢侈品业几乎都集中在老城区。在18世纪中期，巴黎大概有5万名工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到178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将近10万人。从表面来看，生产是由难以统计的行会和团体组织进行的，但是，这些行会和团体几乎自身难保，因为国王为了阻止自由市场的发展而破坏行会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在1775年几乎达到了目的。所以，国王对那些违反行会法规的行为视而不见。此外，还有十多个所谓“自由”行会，例如，圣殿区和由圣安托万修道院保护的圣安托万区都是行会不得干涉的地区。
巴黎的制造业主要是加工来自外省的原材料，也有一些制成品是在巴黎最后完成加工的。当时主导巴黎制造业的是绸布商，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并组建了强有力的“六行会”组织。该组织规模最大，成为巴黎行会金字塔的塔尖。[214]巴黎行会专门生产的商品应有尽有，从丝绸、时装和优质家具到首饰、画卷、织锦、镜子、时钟、瓷器、漆器、流行小件商品（包括纽扣、饰带、花边等）、雨伞和玩具等，这些商品既具有奢侈品生产的特点，又具有一般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特点。那些多才多艺的“饰品”专家[215]引导着时尚，而那些富裕的主顾正是通过消费他们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例如，在圣奥诺雷街，一面流行的镜子很可能是由圣格罗贝玻璃厂生产出来，然后又进行了洛可可式样的装饰；一座时钟很可能内部机件精良，外表用青铜、镀金和瓷雕像或者瓷片进行装饰；带抽屉的衣柜很可能涂有流行的中国漆；一件时装很可能经由一组专家共同完成，在衣料、花边、纽扣、饰带等方面选料精良，加工精细。有些最初为上层有钱人生产的高档商品现在开始用比较便宜的材料进行生产，使这些商品价格下降并得到普及，那些来巴黎的外国游客、中等收入家庭的人，甚至那些有雄心壮志的劳动阶级出身的人都青睐这些商品。巴黎人引导着欧洲人的品位。
二、罗丝·贝尔坦
1665年，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蒂斯·科尔贝曾经高度评价巴黎的时装，他认为，“时装对法国如同秘鲁金矿对西班牙一样”。时装领域的领先地位带给法国特别是巴黎的经济收益十分重要。太阳王宫廷的设计成为欧洲其他国家仿效的模式。尽管王室设在凡尔赛，但是巴黎的服装业照样为那里服务。在18世纪晚期，一个时髦人物和一个服装设计者之间富有成效的协作使巴黎的服装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个时髦人物就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那个服装设计者就是玛利·珍妮·贝尔坦，人称“罗丝·贝尔坦”，当时的人称她为“时装大臣”。
罗丝·贝尔坦1741年出生在皮卡第地区的一个下层社会家庭，进入巴黎之前曾经在阿尔布维里接受培训。她的才能被许多宫廷贵妇认可，包括沙特尔公爵夫人（后来奥尔良公爵的妻子）和孔代公主。在她们的帮助下，1770年罗丝在圣奥诺雷街开了一家服装店。该服装店有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叫作“大汗居”。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她被介绍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此，她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
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和晚期，罗丝·贝尔坦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主要服装设计师。她们二人在每一个季节都发明一种新式时装，所有出身高贵的女郎都积极追逐，唯恐落伍。一个回忆录作者后来写道：“贝尔坦夫人领导了我们时代的一场女士服装革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推出新一季的时装以前，罗丝拒绝让任何宫廷贵妇穿着新式时装，这使她遭人憎恨。她与王后一周定期会晤两次，这是王后的日常工作，如同国王会见大臣一样。罗丝地位的不断高升引起许多宫廷贵妇的不满，奥伯克男爵夫人说她“自恃高贵，似乎她就是公主”。罗丝在宫廷里引起了一场竞争。但是，只要王后继续宠爱她，她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罗丝是一个时装商人。时装是裁缝做的，女裁缝制作的各式各样的衬裙就是由那些时装商人设计的。正如梅西耶所说，巴黎那七千个男女裁缝是做时装的，而那十几个时装商人是设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