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波拿巴进入巴黎圣母院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推动作用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大。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中，妇女常常站在革命群体的最前列。她们参与巴黎的政治生活，关注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的各种会议；在恐怖时期，她们中很多人服从公社命令，一边为前线士兵准备给养，一边聆听政治研讨；在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她们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在18世纪90年代，参加印刷活动的妇女人数是1789年前十年的四倍。剧作家奥里姆·德古热在1791年发表的作品《女性人权宣言》强有力地表达了男女平等的要求。妇女也从新的离婚法中受益，她们可以丈夫的粗暴为理由而提出离婚。她们不仅依据自己的权利加入了一些政治俱乐部，而且建立了一些妇女俱乐部。最著名的有“革命共和女公民协会”，其中包括为忿激派出谋划策的波利娜·莱昂和克莱尔·拉孔布。但是，正如热月党人执政之前的革命政府禁止任何政治激进主义一样，它也宣布禁止妇女要求平等政治权利。德古热就是因此而被送上了绞刑架的。肖梅特的公社和之后的革命政府都正式宣布女性俱乐部为非法。男性在辩论中使用很有性别化色彩的语言，表现出在战争氛围推动下男子气概的强烈。国民议会曾经通告妇女，“对公共事务过于热心是致命的”。[254]从1795年3月开始，国民公会禁止妇女参加政治会议或者在街上聚集讨论公共事务。拿破仑时代有所进步，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女性的立法，如有关离婚的法律。但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民法典》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妇女的地位，使其必须服从丈夫或父亲的权威。以往的医学著作都提出，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女人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这种说法在欧洲长期流行。对于巴黎城内妇女的权利来说，拿破仑政权的建立无疑不是什么好消息。
从18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将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外，禁止政治俱乐部活动，压制司法，摧残左翼活动家，破坏选举，以及取消巴黎地方自治政府机构等等，所有这些政策和行为使巴黎民众在国家政治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拿破仑喜欢让群众进行效忠宣誓，让群众参加执政官庆典活动，后来又让人们参加皇帝加冕仪式，他希望人民无条件地服从他的统治。政治集会基本不开，报纸的数目大为减少。印刷厂的数量从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200多家减少到1804年的132家，到1811年仅剩80家。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政治斗争还是少数人的行为，但从1799年起被完全禁止。
从恐怖时代开始，巴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国家经济严重失调，巴黎已经出现了政治衰败。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出现的经济衰落早已给巴黎带来了严重影响，现在的革命和战争更是雪上加霜，使巴黎出现了政治、经济的紊乱。由于高级教士人数大量减少，加之此期间移民人数大为增加，奢侈品消费遭到重创，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工人、生产高档家具的工人以及理发师成为无套裤汉中受影响最大也是最穷的人。消费需求剧烈萎缩和大量征兵表明并造成城市人口的明显下降。1789年，巴黎人口为65万，甚至超出这个数字。但到了1795年，巴黎的人口可以肯定已经大为减少。根据1801年的人口统计，巴黎的人口只有547576人。这说明，尽管有些流动人口进入巴黎，但该城市的人口还是大量减少。
但是，并不是所有巴黎人在18世纪90年代都面临着一场经济灾难。巴黎城内新建立的革命机构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政治家们在晚上需要找个吃饭的地方，这一需求成为这一时期饭店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革命对印刷品的大量需求也意味着任何与印刷品行业相关的人都有可能发迹，但前提是他的政治嗅觉必须灵敏，于是，废品回收商、造纸商、印刷商、出版商、装潢工、售书商、油墨生产商、小贩和作家都有活可干。新闻业发展成为一种大众评论式的职业。行政机构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新词“官僚”。从督政府和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就集中在巴黎，这成为法国人生活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特点，而且使这座城市受益匪浅。
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园、1747年建立的路桥学院、1778年建立的矿冶学院都得以确认；1795年建立的法兰西研究院把原来法国的各个科学院联合在一起。新建立的机构还有1794年建立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国立工艺学院，1795年建立的国立综合理工学院等。保留下来的巴黎卫生学院仍然对其在蒙彼利埃和斯特拉斯堡的对手保有相当的竞争力。这样，国立科研机构在首都巴黎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无数的学生也开始云集巴黎。
二、大韦富尔餐厅
毋庸置疑，先有咖啡然后才有咖啡馆，先有吃东西的愿望然后才有餐厅。最初，餐厅是人们为自己“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的地方。当时，人们去那里喝一种药物肉汤，那个地方就叫餐厅。在1789年革命前的几十年中，提供这种优雅服务的雇主都是一些精明的商人，他们既是当代新潮品味的探索者，又是现代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某种损害忧虑的解除者，还是将健康与食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宣传者。在18世纪70年代，首先流行起来的是自称为“新厨房”或者叫作“创新者”的餐厅。尽管后来建立的餐厅主要是为了使人在那里填饱肚子，但早期建立的餐厅根本就不是为了叫人们到那里去大吃大喝的。人们经常会在餐厅看到一个人在那里一边独自品尝着肉汤，一边吃着奶制品、甜食和新鲜水果。到1789年，巴黎大约有50家这样的餐厅。
人们公认巴黎是烹饪和美食的巅峰，这种强烈的印象很容易使人意识不到，巴黎得到这一荣誉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历史很悠久。当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也有自己款待客人的场所，如客栈、酒馆以及各种各样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据我们所知，餐厅是18世纪晚期在巴黎产生的。大韦富尔餐厅是进入19世纪后不多的还在提供那种服务的餐厅之一，在罗亚尔宫里就有大韦富尔餐厅的分店在营业。后来建立的餐厅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革命时期饭店的发展和变化更为显著。在18世纪90年代，一些贵族由于政治原因而逃亡，他们原来的厨师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其中很多人便自己开起了餐厅。1789年以后，巴黎国民议会中来自外省的代表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饮食之处，这也给餐厅提供了良机。此外，特别是从督政府时期开始，美食学对餐厅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一整套餐饮活动和习俗的形成，包括灵活的用餐时间、印制的菜单、分餐制、个性化的餐饮装修环境（如小桌、单间、周到服务）、额外的带公共服务设施（如镜子、大厅）等。现在餐厅提供的服务既令人满意，也会使人们感到实用。进一步说，餐厅与大多数咖啡馆不同，女性更愿意在餐厅消费。
在餐饮行业中，大韦富尔餐厅建立得相对较晚。它的创立者让·韦富尔购买了一家著名的沙特尔政治咖啡馆，保王党成员和热月党时期的“金色青年”经常在那里集会。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政治变乱期间，韦富尔担心社会精英不再去罗亚尔宫消费，因此他在1814年决定增加服务项目，于是在那里又开了一家餐厅。他的赌注立刻得到了回报，这个从1820年开始叫“大韦富尔餐厅”的小餐馆开始以其高雅的“叉子午餐”而流行起来，当代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光顾该餐厅。在第二帝国时期，该餐厅兼并了邻近的韦里餐厅，并从此声名远扬。因为这个韦里餐厅在社会上曾经十分著名，巴尔扎克笔下的吕西安·德鲁贝普雷从昂古莱姆一到巴黎就是在那里用的餐，并开始了他自己所谓的“享受巴黎”的历史，品尝着来自“奥斯坦德港”的牡蛎、鱼、鹌鹑、鸡、通心粉和水果，喝着波尔多葡萄酒，那种惬意真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为了揭露巴黎穷人的困境，波德莱尔在小说中则描写了一个可怜的要饭小女孩在该餐厅外面的垃圾堆里捡东西吃的悲惨景象。
大韦富尔餐厅保留了巴黎传统美味佳肴的特点，甚至到了19世纪末期，它仍然给人一种老式餐厅的感觉。从外表来看，该餐厅坐落在几乎被废弃了的罗亚尔宫中，用漂亮油画装饰的墙壁和顶棚会使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旧制度，即使在第二帝国时期曾经进行过修缮，这种印象仍然存在。到了20世纪初期，该餐厅的经营范围已经十分广大。该餐厅所属的一个名为“工薪族餐馆”的餐厅墙上挂着写有“肉清汤特许人”的标牌，表明该餐厅在同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专门提供地方特色饭菜的“乡村餐厅”也出现了，这种餐厅可以满足好奇的巴黎人和有怀旧情结的外省人的需求。现今的小酒馆也为资产阶级提供更多的非正式服务。另外，由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在1870年被割让给德国，法国东部大批商人来到巴黎避难，他们又建立了以啤酒消费为主的餐厅，从而形成了一大特色。
20世纪末期用餐形式的改变显然在巴黎餐饮领域留下了它们的足迹，在新包装和新时尚下，以往的烹饪方式重新登场，有的叫“新厨房”，有的叫“便餐店”，还有的是“烧烤店”，这些餐厅使巴黎的饮食业仍然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拥有一流的绿色食品供应体系。在21世纪初期，巴黎餐厅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移民。在巴黎，北非人无处不在；越南人在现在巴黎的第十三区的唐人街；贝尔维尔地区和现在巴黎第十五区有加勒比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等。如同阿尔萨斯啤酒馆一样，他们或许也会为巴黎餐饮业带来新的惊喜。
恐怖时期经济上的高度集权使巴黎在经济发展上占据优势，而其他省份却因为殖民地贸易的衰败而受到极大损失。由于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在1793年至1794年间，军队人数甚至超过100万，极大地刺激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其中包括武器装备、军服和战靴的生产。这些工业生产多数是在巴黎完成的，这种安排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安置无套裤汉。随着奢侈品制造业的衰落，原来的制造业地区都改为军工生产了。公安委员会曾经宣布，“不要再让铁匠生产锁头了，争取自由的不是锁头而是火枪和刺刀”。[255]巴黎现在拒绝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什么“可笑的时装、无数的玩偶，鲜艳的手帕和美丽的家具”，让所有这些曾经在巴黎盛行的东西见鬼去吧，巴黎应该成为“法国的军火库”。[256]在共和二年，军事产业中就已经有了7000多名工人，而在旧制度时期一个都没有。
恐怖统治以后出现的经济混乱导致了相当长一段困难时期，这种困难由于1794年和1795年那可怕的冬季而变得更加严重。那些被称为“九五冬天”的日子成为18世纪最冷、最饥饿、最致命的日子之一。但是，生产从国家控制转入私人手中以后，一些消费行业的生产却发展起来，如瓷器、玻璃制品、宝石、手表等，这些行业的生产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明显开始复苏，新兴的棉纺织业的增长超过了历史纪录，熟练工人、可用资本、工厂厂房都在那些节俭的企业家手中发挥作用。1798年，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沙托在战神广场组织了工业博览会，试图向欧洲其他国家说明巴黎已经重返商业领域。在博览会上，100多个展位琳琅满目，其中消费品有戈布兰花毯、时尚服装和壁纸等，还有蒸汽机、金属模具和化学工艺等，这些都是巴黎自主开发的技术产品。
到18世纪90年代末和19世纪初，巴黎的房地产市场也异军突起。在18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建筑热潮在1789年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萎缩，当时，一些富有的贵族由于政治原因而移民他乡，严重影响了当时巴黎最赚钱的建筑和装修行业的发展，搬走的家庭大约有200户。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建筑业几乎完全停滞，但恢复的潜力尚存，因为房地产已经成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有效屏障，在18世纪末那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中，许多投资于政府证券和年金的古老家族深受其害。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决定卖掉国有教会的大部分房产，后来还没收了逃亡贵族的房产，这些做法使巴黎的房地产市场重新焕发生机，结果有1000所建筑转手。在18世纪90年代，巴黎东北部约四分之一的国有房产上市出售。尽管恐怖时期过后出现的经济混乱给巴黎社会下层群众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对于那些房地产投机商、军火供应商和金融家来说是难得的商机。根据18世纪末、19世纪初访问过巴黎的夏尔·德·贡斯当的说法：“这个城市的东部看上去一贫如洗、每况愈下，由于众多移民的迁出，先前贵族聚集的圣日耳曼区已经极度萧条，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却截然相反。沿着圣奥诺雷区街，在鲁尔区和昂坦马路区，即现在巴黎的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九区，一些漂亮的私人新住宅映入眼帘，那些房舍的门前通常都有希腊式的圆柱，上面有高雅的雕刻装饰，带有这种装饰的房屋有些还是被废弃了的教堂。那些住宅的所有者都是在1789年大革命中出了名、发了财、立了功的人，其中包括军火供应商、曾经在意大利打过仗的将军、艺术家以及演员等。”[257]
在巴黎西部的那些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兴旺过程证明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巴黎社会精英队伍的重建是按照财富的多寡而不是出身高低来进行的，如果说等级社会在1789年的巴黎已经过时，那么到了1799年则完全被废止了。许多高级贵族逃亡国外，余下的贵族走向没落，特别是由于腐败制度的废除和国家纸币体系的崩溃而导致那些传统贵族精英的破落，都为后起者腾出了空间，按照新精英的阶级定位，房地产是最主要的地位象征。许多进入巴黎精英队伍的野心家就是以在巴黎购买了第二处住宅来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在巴黎房地产交易非常容易。到1795年，凡尔赛周围地区的国有房产已经有三分之一卖给了巴黎人，在沙特尔房地产市场，买者中每六人就有一人是巴黎人。
18世纪90年代末期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是与巴黎西部地区优势的增长、新的城市精英们以财富为社会地位的标志相关联的，这种趋势在拿破仑时期继续发展。这个时期，教会继续丧失所属的建筑和地产。教会建筑被毁坏的也不少见。例如，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的曾经关押过路易十六的圣殿监狱就是在1808年被拆毁的，因为拿破仑担心保王党人会把那里当成朝觐的地方来崇拜。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和第六区的加尔默罗修道院也分别在1811年和1813年被拆除。尽管教会房地产不断地丧失，但由于资金短缺和交易条件不好，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这些房地产的交易活动还不多，直到18世纪90年代末期，真正的教会房地产买卖才开始，这在左岸地区更为明显。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大量国有地产为开发商提供了致富之路，从1800年开始，一些新街道得以开通，其中修道院街从该地产中间穿过，一直通到该修道院北部，同时，以南北向为轴心的波拿巴街打开通往塞纳河的一片区域。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教会建筑被拆毁，但其中一些成为新工程的核心，例如，在修道院区兴建了令人魂牵梦绕的美丽的弗斯顿伯格广场；1798年至1806年间修建的阿尔萨斯街是这种现象的另一个例证，该街从沃吉拉尔街开始，一直通到气象台，中间拆除了许多原修道院所属的房屋。在同一地区，圣叙尔皮斯神学院被拆除后，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门前开辟了一个新广场，叫作圣叙尔皮斯广场。还有，先贤祠南面的乌尔姆街是在1807年后兴建的，该街占用的是原来威斯坦丁修道院、乌尔苏林修道院和斐扬修道院的土地。
18世纪90年代末和19世纪初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复兴与公共建筑的不景气形成鲜明对照，其原因在于，在18世纪90年代末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和地方当局关注的是政治而不是建筑。1794年，国民公会建立了一个咨询性组织以便对巴黎城市建设问题提出意见。该组织的艺术家委员会有11名成员，其中有7人是建筑师，其他人在巴黎城市路政局任职。
这些人提出了许多巴黎城市建设的方案，以使巴黎得到修缮，他们按照启蒙运动中市镇主义的理念，将这种做法叫作“城市装饰”。后来有人说该艺术委员会的方案是19世纪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改革者奥斯曼的前辈，这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尽管他们提议在原有城市体系中开辟一些新的街道和林荫大道，但是没有一个整体规划。此外，尽管该委员会的一些计划得到了实施，例如，1802年拆除大沙特莱监狱，但这件事主要是一种偶然而非规划。道理很简单，18世纪90年代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从事任何工程，即使艺术家委员会那有限的方案也彻底付诸东流了。
公共建筑物主要体现在一些新剧院的建立，而其他标志性的革命建筑主要是改变原有建筑的用途而不是新建。例如，在革命期间，苏夫洛设计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被改成了先贤祠；卢浮宫被当作博物馆使用；圣恩谷修道院变成了一所军队医院。革命时期也留下了一些雕塑性建筑，例如：在革命广场竖立了一个象征共和的雕塑，在胜利广场建立了一座方尖碑以取代被推倒了的武士雕像。1806年至1810年，在旺多姆广场上竖立一根仿照图拉真在罗马设计的圆柱，所不同的是该圆柱上装饰了反映拿破仑军事生涯场面的浮雕。为革命庆祝活动而准备的临时建筑倒是不少，例如，1790年为庆祝“联盟节”而在战神广场建立了一个公众露天大剧场。总体来说，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被毁掉的东西比建造的要多得多，前者包括巴士底狱、各种教堂以及王家建筑等。
拿破仑对巴黎最重要的想法之一是复兴它的纪念性建筑。他曾经指出：“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太少。”对此他的结论是：“巴黎必须拥有它们。”[258]这种用宏伟的建筑重塑巴黎的想法从计划变成了行动，他的确使巴黎成为一个举行政治典礼和上演帝国剧目的合适场所。他提出：“人只有通过他留下的纪念性建筑才能彰显其伟大。”很明显，他正是想通过纪念性建筑使自己青史留名。但是他的想法面临一个实际问题，他曾经说，他宁愿在战场上指挥两万名士兵也不愿意在里昂街头指导两千名工人，对巴黎可能也是如此。拿破仑在他征服的欧洲领土上建立的经济体系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填饱巴黎无套裤汉们的肚皮并使他们有活干，以此防止他们再有过激行为。拿破仑战争定将产生如同18世纪的“波旁和平”一样的效果，那就是使巴黎人民免受战争灾难之苦。提供工作机会当然是使巴黎人满意的最好途径，但是巴黎人实际上对拿破仑政府并不那么欢迎。在塑造公众记忆方面，纪念性建筑将扮演对政府有利的角色，拿破仑在1805年曾经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将这十五年内发生的一切在人们心中留下永久的回忆。”[259]拿破仑认为，“对于巴黎这座城市来说有四样东西最为重要：乌尔克河的水、新的巴黎中央市场、屠宰场和酒窖。”[260]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四样东西如同伟大的拿破仑帝国一样是求之不得的美好愿望。拿破仑计划将巴黎城市向西部扩展到圣克卢区以外。有一次他夸张地说，巴黎需要更大的面积来发展经济。他认为，只要有了充足的生活用水，保证基本日常食物的供应，巴黎人就没有借口不服从统治。尽管他没有说明但十分清楚的是，对于首都巴黎来说，在饮食方面的关键因素是粮食供应是否便宜并充足，其中最重要的是面包，在这一点上罗马帝国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在整个18世纪，面包价格就是公众不满的晴雨表，拿破仑试图使这个晴雨表稳定下来。他改革了巴黎的食品贮藏方式，对1802年失火烧毁的谷物市场进行了改造，使之现代化并且扩大了面积，从而增加了城市东部的粮食贮藏能力。有一次他说：“我希望谷物市场成为人民的卢浮宫。”[261]在同一个地方，他还以酒类市场的形式建立了一个葡萄酒储存仓库，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圣贝尔纳码头。巴黎城市中那些室内食品市场的建立保证了面包、酒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批发和零售，而那些市场多半是建在前教会房屋里边，其中有一些是在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才竣工的。例如，位于塞纳河左岸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圣日耳曼市场就是在巴黎老市场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目前仅存的拿破仑时期的市场。附近的加尔默罗市场是在加尔默罗修道院的旧址上兴建的，那个地方是最可怕的九月屠杀的遗址之一。有些地方的市场建筑还伴随着道路改造或新街道的建设，例如，在古老的圣马丁修道院附近建立的圣马丁市场，坐落于现在巴黎第三区艺术和工艺品博物馆的位置，就伴随着沃康松街、蒙蒂戈菲尔街、博达街和孔代街等许多条街道的建设。
在巴黎人民可以就近买到食品的同时，食物生产却要安排在距离人们居住区较远的地方。按照1810年新的屠宰场管理规定，在城外建立了五个新的屠宰场。这种出于卫生的考虑也表现在把死者安葬地从居住区迁走，这种做法在18世纪80年代决定将无辜者墓地迁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拿破仑执政的时候，巴黎城内只有很少几个地方可以埋葬死者。作为塞纳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弗罗绍继续此项工作，把留在城内的尸骨重新安葬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伊索尔墓地，他还负责任地以罗马的形式将那些遗骨安葬在新建的陵墓。很快，许多旅游者排队便来等候观看这种典雅的遗骨安葬方式。弗罗绍还在巴黎城外建立了三个新的公墓，其中最著名的是拉雪兹神父公墓，该公墓在圣安托万区以外，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从1804年开始使用。
三、地下墓穴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黎建立了一些新的地下墓穴，例如伊索尔墓地，其目的是安葬从巴黎市中心的无辜者墓地迁移出来的遗骨。尽管这些地下墓穴仅是现代巴黎及其周围二十个地区所有地下墓穴总数的八百分之一，但对于一个心怀恐惧的参观者来说，那些地下墓穴还是太多且令人印象深刻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巴黎地下墓穴形成于1809年，当时拿破仑的塞纳区行政长官弗罗绍和采石场总监埃里亚尔·德蒂里将那些被迁移过来的大量的头盖骨和胫骨整齐地摆放在墓穴中，以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罗马时期就有地下墓穴，所以，人们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城市巴黎也应该有这样的陵墓，而且比罗马时期的陵墓还要好。曾经被埋葬在无辜者公墓的20多万人是巴黎在过去将近一千年里的死者，但直到19世纪那些死者被重新安葬在教堂或修道院以前，该公墓的尸骨一直在不断地增加。
从帝国建筑和展示的角度来看巴黎的那些地下墓穴，不如把它们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黎城市内的死者文化巨大变化的组成部分来看，因为这个视角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罗马人曾经把墓地建立在卢特提亚的边缘地带，那里是每一个要进入该城市的人的必经之路。后来，巴黎的死者被安葬在巴黎市的核心地带，在城市教堂的墓地，而那些墓地通常就在教堂里。到了12世纪，为了扩大城市市场，巴黎朝西北方向扩展，建立了巴黎中央市场，该市场就在无辜者公墓附近。
死人与活人都在城市中心，这种做法早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是个问题了，但当时仅仅是从宗教虔敬和热忱出发考虑的，出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而将那些死者遗体从人们居住的城市中心迁移出去，是从更加世俗化的18世纪开始的。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1709年，巴黎警察总监拉雷尼死前留下遗嘱，要求不要再将他安葬在自己教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该教堂就在无辜者墓地附近，理由是这样会减少巴黎城市的疾病传染。到了18世纪末，一个医疗团体将迁移墓地作为自己清洁城市运动的政策纲领来实施，当他们的主张被巴黎高等法院接受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决定把死者埋葬在距离城市较远地方的同时，还决定在巴黎城外建立新的墓地。这一政策在1803年推广到全法国。按照这一政策建立的墓地有蒙帕纳斯墓地、蒙马特墓地，特别是拉雪兹神父公墓。在奥斯曼时期，这些墓地都进行了重建，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为巴黎现代化的象征，巴西国王、美国旧金山市长和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政委员会都想要建立自己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由于墓地迁出巴黎城，19世纪的巴黎人去看死者的时间要比自己的所有前辈少得多，但这不等于他们忘记了死者。事实上，正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念死者的仪式和方法。例如，在安息日参观陵墓，家庭墓地的建立，更具有自然风光的墓地花园，再加上供游人参观的巴黎地下墓穴，构成了一系列个性化的虔敬方式。尽管墓地已经远离市中心，但是它在文学上和视觉上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例如，坐落在小山丘上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为认识这座城市的标志景观。正是在这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蒂涅规划了他未来的生涯，那就是决定去征服这座城市而不是温顺地屈服于它，结果给他带来很多痛苦。
除了保留死者肖像以外，在死者被迁出城外以后，现代摄影手段是另一个用来在巴黎保留死者形象的方式。例如：巴黎早期摄影家纳达尔不仅由于航拍巴黎全景而闻名，而且还是关注巴黎地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1867年的作品《巴黎的地上和地下》中，他高度评价了在巴黎地下墓穴中发现的“死者间令人迷惑不解的平等，在那里，甚至儿子心中对父亲的记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不论是高贵的侯爵夫人还是挤奶女工，都躺在一起，爱别人的和被爱的，没有姓名的，忘记了的，丢失了的，都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那里”。纳达尔努力使人们回想那些自己想象中的幽灵。因为他不得不用大量的胶片来捕捉死者的形象，他便决定，对其摄影作品中的人物外表进行处理，使之更加形象。因此，埋葬在巴黎地下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死者之间如此亲密，显然是经过人为处理后留给人们的错觉。
地下墓穴，纳达尔摄于约1890年
食品行业的规定既有卫生方面的想法，也有社会秩序方面的考虑。水供应在涉及健康的问题中显得更为重要。这倒不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太快而需要增加新的水供应，事实上，巴黎的人口是相对稳定的，到1815年，巴黎的人口也没有超过1789年的水平。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巴黎历来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拿破仑把充分的水供应作为公众健康的关键因素。他主张，巴黎市内的56个公共饮用水喷泉必须全天候运转，另外再新建15个。一个埃及式饮用水喷泉被建在现在巴黎第三区的恐怖的沙特莱要塞监狱。为了保证这座城市有足够的饮用水，1802年他亲自监督开凿乌尔克运河的工程。该工程使乌尔克河延长了11千米，之后又开凿了将近100千米，将该运河水引入巴黎东北的拉维莱特水池，该水池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十四区，于1808年开始兴建，并与圣德尼运河相通。圣德尼运河又与圣德尼附近的塞纳河相通，还与北部的圣马丁运河相连接，圣马丁运河又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巴士底广场相连接。
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水路网络系统使巴黎去往外省的交通十分便利，同时城内的交通也得到了关注。在拿破仑执政初期，巴黎共有12座桥梁，到他被推翻时，巴黎已经有了15座桥梁。在那些桥梁上没有一所房屋，这是从路易十六时期以来形成的惯例。铁结构的艺术大桥将卢浮宫和法兰西研究院连接在一起，它不仅是一座人行大桥，而且是“知识连接着权力”的最典型表现。耶拿大桥也具有显著的象征性特点，它从战神广场出发到沙约，拿破仑准备在那里给自己的儿子建一座宫殿。更具实用性的是奥斯特里茨大桥，它从植物园地区一直通到郊区的圣安托万区。
在拿破仑时代令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城市建设中，交通也处于核心地位。例如，协和广场和协和大桥所形成的十字形交通网络就是其中的一个明证，当然，协和大桥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用巴士底狱拆下来的石头开始兴建，直到拿破仑失败后才完工。拿破仑在这一区域留下的印记最为深刻，这一地区之所以会得到如此发展，完全是拿破仑思想的结果和产物。他认为，巴黎要发展和繁荣，就必须向西扩展，发展到郊区富裕的圣奥诺雷区和圣日耳曼区，建立在南北轴线上的圣马德莱娜教堂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协和广场上，从路易十五时期的1764年开始兴建，在大革命时期停工，从1806年重新开工，拿破仑将它作为自己军事胜利的荣誉性标志开放。在河的对面老波旁宫前面，还建立了一座相同的希腊式殿堂，与之隔河相望。右岸一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矗立在马德莱娜股票交易市场的东部，该交易市场的建筑呈殿堂式，坐落在1807年至1813年的一所修道院的位置上，图拉真石柱就在旺多姆广场上。
在协和广场东西向的轴线上，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更为突出。拿破仑在这里的建筑不过是加强和装饰了早已存在的权力象征，对协和广场西部陡峭山坡的平整工程早在路易十五时期就已经开始，拿破仑想把这项工程扩展到今天整个香榭丽舍广场，一直到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夏尔·戴高乐广场。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从长远角度来看，一所宏伟的纪念性建筑是完全必要的。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国王就在巴黎修建凯旋门。1806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开始修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凯旋门——星形广场凯旋门，但是直到七月王朝时期才竣工。它位于街道星形交叉点的核心位置，使这一地区随后的发展更加容易，它与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一区骑士广场杜伊勒里宫外的、规模小得多的骑士凯旋门相得益彰。
科尔贝和1794年的艺术家委员会等许多人都曾经强烈呼吁将香榭丽舍宫一线的道路向巴士底狱的方向扩展。繁荣的圣奥诺雷街一带街道越来越繁忙，也推动了这项内城街道改革，而从圣奥诺雷街向东扩展的道路沿途又有宗教建筑国有化，所有这些条件都促成了一条宽度20米的名为里沃利街的街道兴建起来。但是，要修这条街道，必须拆毁杜伊勒里宫的骑术学校赛马场，那里在1789年至1793年曾经是国民议会所在地。1802年，从协和广场到卢浮宫的街道得以兴建，旁边相邻的一些街道旁也开始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卡斯蒂廖内街，该街与旺多姆广场相连，从该广场向北，又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和平街连接。与此同时，该地区也开始商店林立，商家云集，各种家庭住宅也相继建立起来。但是那些带有投机性的建筑后来撤出，由此导致该地区的萧条，直到19世纪30年代，该地区的建设才真正完成。
里沃利街的商业发展过程如此缓慢，证明了拿破仑没有把自己的纪念性建筑与商业性需求和私人房地产市场状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说拿破仑皇帝期望以宏伟的形式建设巴黎并没有实现，那么主要在于缺少时间和资金。1814年拿破仑被推翻，1815年短命的复辟王朝除了勉强维持统治根本无暇顾及其他问题。拿破仑帝国巨大的军事开支使他不可能为重新塑造巴黎而提供必需的资源，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金钱和想象力来发展独具风格的帝国建筑，他们只好采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1783年至1784年间，建筑物的高度在限制范围内，如同一个只说不做的政治家一样，拿破仑喜欢用街道的名字来纪念自己战争的胜利，如卡斯蒂廖内街、金字塔街、里沃利街、乌尔姆街、奥斯特里茨街、蒙特贝罗街等，这些街道成为拿破仑留给巴黎最持久的遗产之一。他的许多工程甚至在执政期内没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有1827年完工的证券交易市场、1836年竣工的凯旋门、1845年收尾的圣玛德莱娜教堂等，最世俗化的有里沃利街和杂货市场等。拿破仑曾经要在西岱岛顶端铜马的位置建立一个高180米的方尖碑，结果他只能对1810年至1811年间立在那里的纸板模型自我满足而没有将它变成现实。1810年，为了欢迎他的新皇后，奥地利的玛丽·路易丝进入巴黎，拿破仑命令正在建造中的星形广场凯旋门不要用脚手架和帆布苫盖。尽管他踌躇满志，但拿破仑的努力还是成为过眼烟云。此外，与他的伟大一样留下来的并不是那些建筑，而是他在战争中掠夺来的东西。例如，1798年他从意大利战场凯旋后在巴黎街头炫耀并在后来放在卢浮宫的那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中有一些是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抢来的铜马，1815年后被归还给其所有者。
拿破仑时期修建的那些有实际用途的建筑，如乌尔克运河、市场、谷仓、饮水喷泉、屠宰场等，都与城市的生活供应相关，足见其目的是要保持巴黎市民对他的统治感到满意。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导致他在1810年至1812年间越来越不受欢迎。当时，由于农业歉收和政府经济政策不当，巴黎处于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而拿破仑却束手无策。精心设计的可为市民提供廉价面包的生产体系没有奏效，1810年至1812年经济危机重现了1787年至1789年经济危机那一幕。拿破仑试图通过大陆体系打败经济实力强大的英国，阻止英国向欧洲出口产品，结果却自食恶果：欧洲大陆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也开始反对他的这一政策。同时，从英国进口的问题导致巴黎人纷纷失业，并很快蔓延到全国。为了征集税款，维持财政开支，拿破仑曾经恢复了总包税所城墙的收税关卡，但是现在这一做法也开始对他不利。
巴黎人还发现正是拿破仑使他们面临着外国军队对巴黎的占领，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过。沃邦的“铁腰带”战术自17世纪以来曾经成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拿破仑不断的军事失利导致巴黎人不得不在1814年自己保护自己，却连一堵可以藏身的城墙都没有。由于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1814年3月30日，反法联盟的军队开始包围巴黎。巴黎人稍加抵抗便投降了。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路易十八于5月3日进入巴黎。波旁王朝复辟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拿破仑寿终正寝前的一幕更使人伤感。1814年战败后他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但是，他竟然在1815年戏剧般地回到了法国，波旁复辟王朝仓皇出逃，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就在杜伊勒里宫重建了自己的统治。尽管复辟的波旁王朝在这个城市不受欢迎，但是拿破仑更加不受欢迎，因为他没有能够保护巴黎免于外来占领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他的想法与巴黎人相去甚远。拿破仑本应该接受在这个城市的教训，但他仍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如同1814年一样，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向圣安托万工人发给枪支，武装保卫巴黎的要求。最后，正是武装不武装群众这一问题和危险的无套裤汉结束了拿破仑的巴黎美梦。当巴黎人听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并被流放到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俄国兵，1814年
在1814年反法联盟军队第一次进入巴黎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的帽子上别着白色的帽徽以向巴黎人表明他们的和平来意。看到这种友好姿态，许多巴黎人也戴上了别着白色帽徽的帽子，用来向侵略者表示友善。但是，军队中波旁王朝的支持者们误认为巴黎人戴白色徽章是为了表示对波旁王朝的永远支持，因为白色是该王朝礼仪的主色。结果，这种误解又导致反法联盟军队误认为绝大多数巴黎人是支持波旁家族和复辟王朝的。
1815年过后的几年中，事实证明了这种看法大错而特错。事实上，拿破仑以后的那些统治者使人们开始怀念拿破仑时期，感到那个时期的统治无可厚非。
8 在拿破仑与波拿巴之间（1815—1851）
从1815年拿破仑下台到1851年波拿巴上台，这段时间是波拿巴家族的空位期。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后的三个政权：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复辟王朝、1830年至1848年的七月王朝和1848年至1852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上台伊始都乐观地自认为可以长治久安。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波拿巴家族将会卷土重来。巴黎人对于拿破仑1821年死于流放地圣赫勒拿岛这件事淡然处之，尽管有关拿破仑的种种传说不绝于耳，但几乎没有人想到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家族的路易·波拿巴亲王会成为窥视王位者。路易·波拿巴令人厌烦的外表及其复杂而又怪异的思想使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客。1836年和1840年，他曾经两次试图夺取政权失败，波拿巴家族重新在法国崛起的企图也多少损害了路易·波拿巴的声誉。然而，令巴黎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在1848年选举中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在1851年发动政变并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在1852年则登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宝座。
人们即将看到，[262]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将重振拿破仑一世的雄威，在巴黎重建波拿巴王朝统治。与之相反，在两个拿破仑之间的各个政权对首都巴黎都既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细致的安排。拿破仑的“百日王朝”重建波拿巴家族统治以后，外国军队被赶出了法国。在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记述中，1815年时巴黎人嘲弄路易十八是“英国人手下的行政长官”“唯命是从的路易”。[263]但是，尽管其开局惨淡，但路易十八赢得了大众的欢迎，因为他的统治是在一个温和的宪章之下进行的，并使巴黎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得到了恢复。
1815年国际争端的平息迫使法国将自己的边界恢复到1792年的原状。路易十八也不得不同意将拿破仑一世从外国抢劫来并装饰了巴黎的许多艺术品物归原主，如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抢来的铜马。巴黎不再是拿破仑寻求的帝国首都。路易十八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巴黎重新成为王家的巴黎？他决定拒绝把宫廷设在凡尔赛这个波旁王朝的统治中心，这是一个勇敢的举措。他在杜伊勒里宫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就睡在拿破仑曾经睡过的床上。尽管他在对外交往中注重礼仪上的热情好客，这种热情又让人觉得僵硬又笨拙，但复辟王朝还是开始打破旧制度下巴黎精英们与外国之间的隔阂。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的“全巴黎”这个词是巴黎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相互融合的真实写照。
1840年12月15日，拿破仑的遗体迁入荣军院
在清算巴黎革命罪行的问题上，路易十八也奉行比较缓和的政策，在对自己的兄嫂被处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在回到巴黎后所做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到巴黎第八区安茹街的公共墓地去找回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的遗体。作家和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在1789年革命前夕访问凡尔赛宫的时候曾经得到安托瓦内特王后的赞许。作为一位作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经历，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这个悲痛的时刻认出了王后的头盖骨。[264]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圣德尼修道院，那里正在重新成为这个古老王朝的新墓地。虽然路易十六以前的王室成员遗体在革命期间曾经被从修道院迁移到公共墓地，但古文物学家亚历山大·勒努瓦还是保留了不少圣德尼葬礼纪念碑，并将这些纪念碑放在了巴黎第六区波拿巴街上古老的小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博物馆里，这些纪念碑现在也都被移放到了圣德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