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八命令，在原来王家休息处的旧址修建一座“赎罪堂”，赎罪堂里安放了革命期间被革命法庭处死者的遗体。在西岱岛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还建立了一些纪念碑，那所监狱在1793年曾经关押过安托瓦内特王后，在皮克普斯公园还为其他一些在恐怖时期的遇难者建立了纪念碑。[265]另外，国王还命令，先贤祠重新作为安葬法国伟大人物的教堂，而不再是革命时期世俗的伟人纪念馆；在18世纪90年代被熔化后铸成大炮的王家骑士雕像也被重新塑造出来；1818年，亨利四世和著名的“铜马”也在新桥重新出现；1822年在胜利广场重新竖立了路易十四像。1829年，路易十三像被重新安放在孚日广场（如今再次改名为王家广场）。
在巴黎，象征王室的白色旗帜和王家军服随处可见，这使得对一些地方重新命名具有了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复辟的波旁王朝要使巴黎这个首都城市“王家化”。许多更为奇特的革命名字已经被拿破仑改了。协和广场现在被重新命名为路易十五广场。附近被重新命名的还有：协和街改为王家街，1792年至1814年间的蒂永维尔街改为王子街，铸币厂河堤改为孔代河堤。这些地方在1830年以后又都恢复了复辟前的名称。
在标志化地重占巴黎的过程中，路易十八并没有像一些极端保王主义者所希望的走得那么远。他认为，过分强调巴黎给予王室的补偿定将遭到多数市民的反对，并引起人们对王室的不满。但是他特别强调，必须恢复天主教作为巴黎人品行端正的衡量标准。事实上，一些宗教仪式和公共祈祷的街头活动在巴黎的精神复兴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一些新教堂开始兴建，特别是在城市边缘时髦漂亮的地方，如1822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二区的圣母领报教堂、1823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洛雷特圣母院和1826年兴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圣礼圣德尼教堂。[266]1830年，一个名叫凯瑟琳·拉布利的“仁慈之女”宣称，她曾经在其母亲住所的礼拜堂里见过圣母，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七区的巴克街。不久，类似的圣迹在整个巴黎乃至其他地方都出现了。
复辟王朝复兴宗教的做法使巴黎那些本来中立于天主教和怀疑“王权加圣坛”统治模式的人极其愤慨。更为重要的是，自从复辟王朝不再实行最初的宽容政策以后，首都的政治分化日益严重。1820年路易十八的侄子贝里公爵被暗杀，在这种情况下，阿图瓦伯爵又促使国王采取更为过激的政策。阿图瓦伯爵是路易十八的弟弟、王位继承人，在他继承路易十八王位后，那些同情逃亡贵族和教会的极端政策比其前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图瓦伯爵即查理十世，1824年至1830年在位，他成为法国与“国王病”有关联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十世在位时采取了反对新闻自由和立宪的政策，因此1830年在巴黎引起三天暴乱，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光荣的三天”，即1830年7月27日至29日，最后查理十世被推翻。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暴乱者摧毁了遍布巴黎城的波旁王朝的象征，这些象征曾经是该王朝试图使巴黎这个革命的首都“王家化”的重要手段。王家军队遭受攻击，人们设置了街垒，以防王家军队控制街道，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均遭到抢劫。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波旁王朝的白色国旗就都被换成了三色旗，在商店前台摆放的王家军服因停止出售而被撤下，贵族馆舍遭到攻击，市内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也被拿走。
1840年纪念1830年革命的活动
虽然暴乱者试图消除巴黎城市的王家标记，但是“光荣的三天”既没有造就心惊胆战的资产阶级所期待的共和，也没有复辟拿破仑政权。一些精英人物在市政厅进行政治谋划，拉法耶特深思熟虑地准备使1789年革命重演，他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自卫军司令（国民自卫军在1827年曾因难以管教而解散）。结果是使王朝以一个新国王上台的方式继续存在，“七月王朝”的王冠被呈给了奥尔良公爵，他欣然接受。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奥尔良家族就在巴黎争取得到支持。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既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国王，也是最后一个国王。路易—菲利普是菲利普—平等的长子，后者被称为“革命公爵”，因为他曾经使自己的住宅罗亚尔宫变成激进主义的温床，并投票赞同处死路易十六。路易—菲利普本人在1793年恐怖时代逃亡国外，在那以前曾经参加过共和军的不同部队，1815年以后搬回罗亚尔宫居住。做了新国王以后，路易—菲利普放弃了祖先长期居住的罗亚尔宫，居住在杜伊勒里宫。其实，这座宫殿当时条件不是很好，一些基本设施（如自来水）也直到1848年才有。
在“光荣的三天”里，巴黎使法国换了政府，而巴黎本身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只有600个暴乱者和150个士兵在动乱中死亡。巴黎由于帮助路易—菲利普上台而得到王室的青睐，这种说法有下面的事实为证：新国王宣布巴黎是“我的故乡”，他封自己的第一个孙子为巴黎伯爵，他保留国民自卫军，他住在杜伊勒里宫，他经常胳膊上挂着雨伞在街上漫步。早在1830年权力归属谈判的时候拉法耶特就告诉路易—菲利普：“现在，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受欢迎的国王，这个国王应该是在共和制度之中的。”[267]因此，路易—菲利普实行了更为自由的宪法，并尽量培养自己良好的形象。他拒绝参加任何“王权加圣坛”统治模式的活动，以表示自己不热衷于复辟旧王朝。为了证明这一点，查理十世街被改为拉法耶特街；旧有的王室家族被遣散；国王招摇地拒绝参加每星期日的公共弥撒；巴黎的公众宗教仪式被禁止；王家庆典仪式变成为世俗式的，并且在大众场合举行。例如，在1840年纪念“光荣的三天”的活动中，国王在讲话中盛赞了七月战士在巴士底广场的英勇行为。
如同其温和的政治宣言一样，七月王朝在对待巴黎的公共纪念性建筑上也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在纪念性建筑问题上，七月王朝主要不是创建，而是进一步完成。在它的主要成就中，绝大多数是继续前人没有完成的工程，因为自1789年以来，许多正在建设中的纪念性建筑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些没有完工的建筑全都在巴黎的西半部。例如，1842年完工的位于巴黎第八区的圣玛德莱娜教堂就是从路易十五时期开始修建的，新希腊风格的殿堂式交易市场则是从1827年开始兴建的。在七月王朝时期进一步兴建和完成的建筑还有1836年完工的星形广场凯旋门和协和广场。1836年还完成了一大景观，在路易十五骑士雕像旧址上的卢克索石柱是公元前13世纪的作品，它成为千年以来巴黎最古老的建筑。另外，前政权还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在1829年作为外交礼品送给查理十世的一座方尖碑。当时巴黎著名的纪念性建筑都是王朝政府重地，例如，在现在巴黎第七区重新修建的波旁宫是众议院的所在地，第五区的卢森堡宫是参议院所在地，第四区的市政厅是巴黎市政府所在地，西岱岛是司法宫所在地，第五区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在1830年成为纪念法国伟大人物的先贤祠。巴黎用来修建教堂和恢复1789年革命期间作为国家财产被拍卖了的教会建筑的经费预算也很可观。第五区的穷人圣尤利安教堂在1826年曾经被用来当作仓库，第一区的圣礼拜堂则被用来储藏面粉，1837年才重新作为祈祷场所。
在解决巴黎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决定把拿破仑的遗体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1823年，拉斯卡斯发表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该书使人们对拿破仑的评价更为褒扬。在当时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拿破仑在巴黎下层工人中间很有声望，因为那些工人认为拿破仑皇帝为他们提供了工作、面包和娱乐。经过与英国政府几年的磋商，1840年，拿破仑的遗体终于运回了法国，历经海洋和陆地的长途跋涉之后，运送皇帝遗体的灵车在1840年12月15日经过巴黎漫长而又寒冷的街道。灵车是由设计师亨利·拉布鲁斯特设计的，豪华的装饰高8米，宽4米。灵车从星形广场凯旋门下经过，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来到遗体安葬地荣军院。沿途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观看了这一壮丽的场面。雨果曾经写道：“当时，就好像整个巴黎城的人都来到城市这半边，犹如把花瓶倾斜后里面的水都淌到花瓶一侧。”[268]
与七月王朝以前的各个政权相比，路易—菲利普采取的温和政策有增无减。路易—菲利普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毫无自信，小到巴黎，大到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他都心怀疑虑。路易—菲利普以前的政权留下的大量纪念性建筑似乎使他也有了标志化首都的同样感觉。但是，路易—菲利普十分清楚，政治运动余党的煽动活动目前还在攻击以前那些政权，因此自己应该引以为戒。英国作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里在1840年拿破仑遗体运回的时候就在巴黎。他写道：“在安葬仪式过程中，‘皇帝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这同时预示着对路易—菲利普的轻蔑。”[269]
尽管做出最大努力，路易—菲利普在巴黎还是命途多舛。他先后六次遭人刺杀，也成为讽刺作品描绘的对象。谋杀不仅仅来自投石器和弓箭，还有意外。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就死于交通肇事。当时，巴黎平均每年有20起交通事故发生。巴黎人讽刺地说，国王的钱主要花在枫丹白露、贡比涅、圣克卢、纳伊以及凡尔赛，而不是巴黎。路易—菲利普在凡尔赛宫投入大量资金，把那里建成了法国历史博物馆，普遍认为这是他不受法国人欢迎的另一个原因。
当时的人从1830年政权更迭中看到的主要是巴黎人民的力量和精神，巴黎人民的行动被认为是革命代言人能力的再现，而奥尔良公爵的重要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巴黎展现的一个奇特且令人意想不到的特点是，巴黎本身竟然有其性别变化，即从女性巴黎到男性巴黎的变化。巴黎曾经长期被寓言般地拟人化，被认为是女性。[270]例如，在883年，修道士编年史学家阿博曾经称巴黎为“诸城中的女王”；在16世纪宗教战争的高峰时期，蒙田曾经宣称，他只爱巴黎“她一个”。比起其他文学流派，19世纪早期法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更加喜欢把巴黎人性化，他们对巴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形容和描绘。1828年，雨果曾经把巴黎想象为一个“女巨人”，但是到了1831年，他又赞扬巴黎是一个“男巨人”。[271]这可能是因为1830年革命展现出巴黎并不是一个柔弱女子。女性“群体”现在转变成为男性“人民”。因此，巴黎的左派人士通常积极赞扬并神化巴黎是一个威严的“英雄”、“角斗士”、“战士”、“哨兵”和“斗牛士”。虽然巴黎的右派人士侮辱性地说巴黎是丑陋的巴比伦娼妓，但现在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巴黎是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因为他们说巴黎是一个“暴君”、“总督”、“暴发户”、“乞丐”、“杀人犯”或者是一个“骗子”、“小丑”等。
1835年7月28日，朱塞佩·菲埃希试图刺杀路易—菲利普国王
与巴黎比起来，路易—菲利普是一个渺小而又荒唐的形象。具体说来，当我们将其视为一个集体特征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路易—菲利普试图把巴黎控制在自己手中，结果使自己更加不受欢迎。七月王朝政府不愿意审判查理十世时期的官员，结果在首都引起轩然大波，激进组织以新自由观重新形成。当时，波旁王朝的支持者做出一个挑衅性决定，他们要在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为贝里公爵举行被暗杀周年纪念活动，结果导致该教堂被反教会的无套裤汉的后代抢劫并烧毁。虽然1832年发生的流行性霍乱使事件平息，但1833年和1834年还是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对抗行为。在1834年那场被称为“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的可怕事件中，政府军对暴乱者和旁观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如果说普遍暴乱在30年代中期被镇压下去了，那么它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最终下台了。
一、特朗斯诺南街
“在十五岁那年的某一天，站在特朗斯诺南街上的一个杂货店门前，他目睹了那些士兵端着的步枪刺刀上沾满了鲜血，枪托上沾满了头发。”
上面这段话是对1834年4月12日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后悲惨景象的生动描写，摘自福楼拜1869年发表的小说《情感教育》。那次大屠杀使人们回想起巴黎“稳定”了一段时间后，“人权协会”与里昂丝绸工人起义的后果。当时，在塞纳河右岸的圣德尼街、圣马丁街和博堡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街垒，那里距离1830年革命发生的地区很远。在七月王朝统治期间，巴黎下层工人的生活因为霍乱而十分困难，石匠马丁·纳多后来回忆说：“人们全都对政府做出的承诺感到失望和愤怒。”那些街垒是巴黎人民反抗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生动写照。
如同类似事件一样，国民自卫军在路易—菲利普的命令下非常不情愿地来到那个地区，并带着同情起义者的心态在那里待了好几天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据说有一个狙击手从靠近最高、最显眼的街垒的一座房屋——特朗斯诺南街12号楼——向政府军开枪。于是，比若将军命令部队进入那座建筑（后来比若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他们打开楼门，开始向居民开枪，尽管有些士兵没有向人群射击，但还是有12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打死。
虽然起义几乎马上就停止了，但是这一事件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政府解释说，是武装分子首先向政府军开枪的，政府军不得不采取自卫的行动，但在报纸上发表的大量目击者的说法与政府的说法完全不同。几个月后，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发表了一幅著名的石版画，画面上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子穿着睡衣，戴着睡帽，死在一个幼小儿童的尸体上。
在那场暴行中，市民与军队的力量对比可谓天地之差。那次大屠杀不仅使左派感到震惊，甚至在比若的军队内部也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给他的部队起了一个外号叫“特朗斯诺南街屠夫”。有时，其他部队都躲着他的部队走。福楼拜认为，那次事件已经成为一种城市传奇故事被流传。司汤达在其小说《吕西安·娄凡》中说，在该小说主人公到达现场时，被打死的人的血还是热的。该小说在他1842年逝世时还没有写完。那次大屠杀使司汤达猛烈抨击了那种试图依靠军事生涯成为英雄的思想。雨果在1862年发表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以及此前发表的大量小说都是以那些起义事件为背景的。在《悲惨世界》中，年轻的格夫罗舍惨死在街垒上的情景刻画了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引发的强烈情感。
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发生在巴黎老城区里一个动乱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一种早已经形成了的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那里同时也是这座古老城市中最贫穷的地方。奥斯曼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那里旧房屋的时候，似乎既要解决激进主义问题，又要解决贫穷问题。结果在那拥挤的居民住宅区建设了许多笔直宽阔的街和马路。从特朗斯诺南街向北是博堡街，这两条街道被重新调整并拓宽。同时，在那里还新建了一个十字形的图比哥街，被拆除的还有沿途的一些商场和共和广场。奥斯曼借机将特朗斯诺南街合并到博堡街，力图消除巴黎工人阶级记忆中那个巴黎地图上的敏感名字。现在博堡街79号的一个旧街牌和几所房屋就是特朗斯诺南街的遗迹。
如果说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消失了，那么这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对街道的重新命名，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巴黎的激进传统必将导致更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一点在不久后发生的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镇压就可以看出来。
“光荣的三天”和19世纪30年代早期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重建了巴黎在世界范围内的名望，因为革命是以社会进步的名义发生的。不论是善良还是罪恶，巴黎似乎成为革命的化身，一个不可抗拒的精神动力源泉。奥古斯特·巴赞在1833年把“暴乱”这个词定义为：“几乎是我们必须呼吸的自由空气中反复出现的骚乱，我们把这种骚乱吸进肺部，带着它行走在街道上，带着它进入梦乡。”[272]在巴黎土生土长的激进派中，突出代表是拉丁区的那些学生，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简朴、热望、浪漫、轻佻等），在亨利·米尔热1851年发表的小说《放荡形骸》中被称赞地展现出来。在政治流亡者中，每一个潜在的革命者都把巴黎作为自己的祖国。卡尔·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5年间曾经居住在巴黎，他正是在巴黎罗亚尔宫的一个咖啡馆里遇见了终身同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政治精英们赞扬或者谴责巴黎是政治动乱传统的载体，同时，当代的一些其他人则认为，巴黎是真正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这一形象在巴黎可以清楚地见到。在巴尔扎克看来，巴黎是“世界的首领，天才的头脑，文明的领袖，最值得崇拜的故土”。[273]巴黎还以其名望成为思想和艺术的中流砥柱。1815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时代精英的艺术品买卖，使巴黎变成了欧洲艺术品交易中心。尽管失去了许多珍宝，但卢浮宫仍旧保存有世界上最知名的艺术珍品。同时，那里的美术陈列馆也展出一些新作品。当时，巴黎还取代维也纳成为世界音乐之都，吸引了欧洲众多最杰出的作曲家。在欧洲，法语以其传统名望成为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用语，巴黎的文化生活同样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各时期的法国政府都为科研机构提供资金，如自然历史博物馆、国立综合理工学院、法兰西学院、路桥学院、艺术工艺学院以及巴黎那些忙于现代医疗科学发明的医疗机构等。巴黎还成为所有年轻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向往和追求的地方。巴黎是一个人人都识字的地方，据说，有位访问者见到一个车夫在阅读古罗马著名诗人奥拉斯用拉丁文写的诗歌。[274]另外，巴黎便宜的书刊、繁荣的出版业和繁忙的邮政业也向来访者展现了公共事业的发达。巴黎人口占法国人口总数的3.2%，但每天收发的信件数量占全国的27%。
巴黎最吸引人的地方要数呈现给步行者和过路人的明快的城市风光。1846年的一本《旅游指南》描绘巴黎是“欧洲的心脏，文明的首都”。[275]类似的指南向读者提供人们津津乐道的巴黎万花筒般的城市地形图：赛马用的“练兵场”，动物格斗用的“搏斗场”（包括以老鼠为靶子的射飞镖游戏），最好玩的去处是专设剧场、咖啡店、舞厅、饭馆、赌场和高级妓院一条街，还有适合休闲散步和举行庆祝活动的蒂沃里花园，法语叫“花房”，等等。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专门场所和用地，如供露天演剧和跳舞的地方、露天娱乐活动的地方、放焰火的地方、举行阅兵式的地方、狂欢节狂欢的地方以及演木偶戏和举行假面舞会的地方等。
19世纪30年代，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他指出：
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在马路上，人行道上，花园里，广场上，码头上，桥上桥下，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或动物，各式各样的车或船在走、跑、徘徊或游动。巴黎的空气在颤抖，那里突发的和不断的声音几乎撕开了巴黎的天空，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发出巨大而又奇怪的声音，转眼又突然消失了。巴黎的街道上总是有杂乱的声音，铺设马路的石头碰撞声和抱怨声、砸碎石头的响声或刺耳的嘶嘶声等随时都可以听见。[276]
弗兰科夫斯基把他描绘巴黎城市的文章命名为“大都市地面上的生理考察”。生理学成为19世纪20至30年代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法国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1782年至1788年发表的《巴黎的景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生理学体裁杰作。《巴黎的景象》是一部多卷本古典小说，其中有一卷名为“漫游者”，作品将巴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放在同一个“漫游者”的视角中去看。
所谓漫游者是指那些游览巴黎以体验城市风光的人。漫游者是一个典型，因此也成为19世纪早期巴黎文化的一个突出形象。漫游者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体会城市人群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经历，见到酒馆就会进去喝一杯，按照巴赞的说法，漫游者“是整个巴黎仅有的、真正的权威”。他认为这是“一种室外生活，是一个敞开的空间，一个交往的机会，一个相互评论和祝愿的时刻，一个流动的社会”。[277]这个城市人群没有等级差别，是一个践行民主经历的地方。它给街道生活一种活力，使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放荡”。[278]如果说一个真正的漫游者就是一种留恋不舍的享乐主义者，那么这个漫游者也正是在寻求体验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新现象。巴尔扎克曾经自言自语地说：“啊，在可爱又令人高兴的巴黎散步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个漫游者是一种科学的存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饱眼福。”[279]当然，漫游者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方式，巴尔扎克还试图深入研究它。
作为一种令人激动的、神秘的个性化的整体，巴黎现象的更新在诗作、政治宣传、旅游指南、漫游者的探究和无数的生理和生理学体裁作品中得到发掘。但是摄影技术的发明告诉人们，对巴黎的科学理解只有从摄影作品中才能真正实现。1838年，立体布景制作人和视觉艺术大师路易·达盖尔在他的工作室鸟瞰巴黎第三区的圣殿街，第一次得到了巴黎的照片，这种照相方法后来被称为“达盖尔银版照相法”。在此后一年里，天文学家阿拉戈重新解释了这一发现对科学界的重要意义。在此后几十年间，巴黎成为摄影方法先进性的实验室。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巴黎才可能拥有其早期的一些照片，包括巴黎的那些纪念性建筑、街道和不起眼的小人物——长途旅行者、手风琴演奏者以及卖雨伞者等，这比其他城市来说要早很多。亨利希·海涅在其《卢提斯》一书中认为：“正是摄影艺术为城市分析家对漫游者的认识提供了支持，达盖尔照相法再现了巴黎上下两层各界的人物，我的《卢提斯人的来信》就是一部有关照相史每天如何描述它自己的作品。”[280]照相机被誉为“城市的眼睛”并不是夸张。
现在，我们透过城市生活经历的表面记录来探求对城市生活深层次的理解，也会觉得是对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一种复活。杜洛尔的《巴黎史》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新教政治家基佐在1822年兴建的巴黎文献学院为档案整理和保护做出了贡献。1834年，法国考古学会建立。这个时期，保护主义者游说团体也出现了，蒙塔朗贝尔、普罗斯佩·梅里美和雨果等著名作家都成为其成员。雨果在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引起了对过去人们不注意的巴黎中心或者说那些被新建筑遮挡的中世纪遗产的兴趣。大量社会调查作品的出现也成为证据。还有一个重要事件是1829年《医学卫生年鉴》的创立，该年鉴为那些寻求捕捉疾病、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社会改革家们提供了阵地。政治上更为激进的观点则是由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勃朗、蒲鲁东和布朗基所提出的。政治激进观点的主题在侦探小说的基本形式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巴尔扎克和埃德加·爱伦·坡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在他们的笔下，熟练的侦探把巴黎深层次的东西揭露出来。在其小说《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同样以出神入化的手法把探索巴黎出现的追求控制权的斗争体现出来。在小说的结尾，巴尔扎克让他那省悟了的男主角拉斯蒂涅望着脚下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对巴黎说：“现在咱们来较量一番吧！”
二、维克多·雨果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回忆说：1885年举行的维克多·雨果的国葬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第一件事，当时我八岁”。作家儒勒·罗曼还不能说他有这个记忆，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六个月的没有出生的胎儿，但是他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所有维克多·雨果下葬时在场的人都记得那件事。
19世纪法国的国葬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下王室葬礼的方式，有些方面则是在18世纪90年代第一共和国时期发展而来的民间仪式。第一，这种葬礼必须是为一个“伟大人物”而举行的，并且这个伟大人物必须是男性；第二，对伟大的理解有多种角度，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第三共和国的国葬记录中最多。例如，1882年的路易·勃朗，1882年的莱昂·米歇尔·甘必大，1893年的儒勒·费里，1899年的费利克斯·富尔，还有各种将军。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包括1878年的克洛德·贝尔纳和1895年的路易·巴斯德）、作家（包括1892年的勒南和1902年的左拉）以及艺术家（包括1893年的作曲家古诺）。
毫无疑问，不论在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雨果都应该是佼佼者。早在他逝世前，他的著作就被作为法国文学界的天才作品而传诵。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保王主义者，但是雨果后来在政治上是同情左派的。1830年对他的《欧那尼》展开的剧本辩论打破了刻板的古典剧作传统，开辟了浪漫主义剧作形式，这种形式推动了人们的激情和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波拿巴主义作家，雨果在第二帝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被流放在沙纳尔群岛。1870年雨果返回巴黎，成为巴黎的一件大事：他与成千上万的狂热崇拜者握手，他感到，在他回到巴黎的头几个小时中，《马赛曲》始终在巴黎回响。1882年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被授予多项国家荣誉。雨果生于勃艮第，但长于巴黎。仅此一点，就说明巴黎应该为雨果举行一场合适的葬礼。
虽然他从来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哲学选择，但是雨果的著作中很多地方已经表现出其激进倾向，不仅仅是人们所熟知的《悲惨世界》能表现出雨果的激进思想。他神化了巴黎人民，也神化了巴黎的建筑，他把最好的建筑看成人民的直接情感。但雨果并不是奥斯曼建筑的痴迷者，而是一个早期保护主义者。他在1831年发表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告诫巴黎人要保护巴黎的哥特式建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一系列关于建筑问题的事件上都反对计划拆除者而站在保护主义者的立场上。有一次，他在论及是否应该拆除某建筑的时候说：“要拆除这个建筑吗？不！我们宁愿推翻这个计划者。”他的著作和行动对于值得拯救的“老巴黎”这一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个“老巴黎”的保护者本身已经成为老巴黎的组成部分。
雨果在世的时候曾经恳求，在他死后用一个贫民的灵柩将他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贫民墓穴中。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却不想这样做。他们要把雨果葬礼作为争取法兰西民族特别是巴黎人民拥护共和与民主价值观的契机。最后，他们下令，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恢复从前的地位，继续作为埋葬法国伟大人物的先贤祠，并把雨果葬在了那里。
一个新闻记者在描述法国先贤祠发展史的时候绝妙地说：“先贤祠不是一个纪念性建筑，而是一个晴雨表。”在1791年，国民议会曾经下令把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改为伟大人物安息的地方，著名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骨都被安葬在那里。从1806年开始，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既是教堂又是墓地；1822年，复辟王朝将它重新恢复只作为教堂；1831年，七月王朝又将它改为墓地；1851年，路易·波拿巴又将它作为教堂。正是雨果的逝世使国民议会最后决定将圣热纳维耶芙教堂作为法国的先贤祠。
虽然右派担心葬礼可能会发展为革命日，但是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确保葬礼成为一种宣传共和观念的仪式。按照原计划，雨果的遗体先放在凯旋门下，因为葬礼举行过程中要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到国家剧场，并在那里诵唱由作曲家圣桑专门为这次葬礼而作的国家赞歌。但是，这个计划最后搁浅，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觉得给亲巴黎公社的激进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组织示威游行，结果采取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案。但是，当天的葬礼还是进行了八个小时，这主要是因为参加葬礼的群众人数太多，当然，活动还是和平而又顺利地进行完毕了。当时，大约有一两百万人参加葬礼，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多的人参加而没有发生混乱说明，一个新的共和政体已经建立起来了。巴黎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和平和政治观念。目之所及，没有一座街垒。
巴黎这个概念，不论是作为巨大的还是良好的男性巨匠，其神秘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观察才能发现，这是因为巴黎正在以其重要的方式发生变化。巴黎变化的最明显特点是年轻的、成年的和节俭的男性越来越多，总之，不论从人口数量来看还是从比喻方式来说，巴黎正在男性化。
巴黎人口一直稳定增长，除了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有些波动之外，在18世纪的增长趋势则更为明显。该城市的人口在1801年从原来的55万增长到60万，1817年又增加到70万，1831年达到80万，到了19世纪中期，则超过了100万。这说明，巴黎人口在50年内翻了一番。男女比例也发生了重大逆转：历史上巴黎男女比例为100∶117，到19世纪30年代，这个比例数字变成了110∶95，男女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女性明显减少。在18世纪，巴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持平，只是出生率在全国范围内略微有些波动。虽然出生率有所上升，由于接种天花预防药物而使产期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巴黎城市增长的人口大约有90%是外来的男性移民，其中以1831年至1836年和1841年至1846年最为突出，年龄主要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尽管也有一些来自南部利穆赞地区的移民，主要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但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北部和东北部，从圣米歇尔山、诺曼底、布列塔尼到瑞士边境地区的日内瓦一线。巴黎的外国移民也以北方居多，尽管也有一些移民来自意大利，但是巴黎的绝大多数外国移民来自北方的德意志、英国、荷兰和比利时。
巴尔扎克哀叹，巴黎的“外国人和外省人比巴黎人还多”；同时，巴赞则坦言，他在确认巴黎人家庭来历的时候很难“找到土生土长的巴黎人”。[281]到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巴黎城墙以内的居民一半以上是外来人口，这还不算季节工人、旅游者、政治难民和学生等流动人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点在巴黎历史上由来已久。在巴黎城内，出生于巴黎的人从来都是少数。那些年到来的移民对巴黎的影响以及使原来巴黎人面临的挑战在当时就得到了证明，巴黎面对着新的形势和可怕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劳动大军同时也是各种危险阶层。[282]促使大量人口进入巴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地区无法安排大量的多余人口，但巴黎本身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巴黎人口大约占法国全国人口的3%，但其产值占全国的四分之一。1827年，占法国出口商品总价值的13%的产品是巴黎生产的，在以后的二十年间，这个数字上升到25%。在19世纪初，巴黎人口占法国城市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但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一。巴黎不仅有工作机会，工资也比其他省份高，尽管那些雄心勃勃的外省人有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支出也不低。
法国现代工业化的步伐比较缓慢，工场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形式。传统的奢侈品、半奢侈品和加工业所需要的熟练工人主要是巴黎当地人，新来的外地人主要在蓬勃兴起的建筑业和纺织业工作（1827年和1834年间的棉纺织业经济危机曾经导致大量纺织业工人失业）。1848年，在巴黎的35万名工人中，大约三分之一在服装和纺织业工作，九分之一在建筑业工作，十分之一在家具业工作，还有十分之一在金属业工作，珠宝首饰和印刷业的从业人员大约占工人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尽管有人对所谓“危险阶层”提出担忧，但是外来移民成为巴黎新财富的创造者毋庸置疑。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巴黎的产业地区分布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圣安托万区仍然以家具生产见长，其他传统强项也在某些地区保持着。例如，神父街和现在阿布科尔街的纺织业，现在巴黎第一区中央市场的食品业，奢侈品和半奢侈品业则分布在现在巴黎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圣德尼街、现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的圣马丁街和第一区以及第八区的圣奥诺雷街。但是，交通行业的发展为临时工提供了契机。1825年，拿破仑在拉维莱特建立的储水池与圣马丁运河相连，此后又延伸到圣德尼运河。这样一来，许多比较重的商品就可以通过河运从上下游运到巴黎。过去总包税所城墙外的廉价土地上建立了一些工厂，以满足市场需求。从19世纪20年代就在塞纳河上往来运行的汽船也增加了巴黎运输业的活力。到了19世纪30年代，巴黎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火车站是七月王朝单独完成的具有纪念性的建筑，而不是继续前人的工程，它在巴黎工业调整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37年至1840年建立的圣拉扎尔火车站、1843年建立的巴黎北站和1847年至1850年建立的东站使巴黎塞纳河右岸的工业得以扩展。左岸也是一样，主要火车站点成为经济发展的枢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黎东南地区在1838年至1840年间建立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和1847年至1850年间建立的里昂火车站；巴黎西南地区在1848年至1849年间建立的蒙帕纳斯火车站。到19世纪中期，大约有600万法国居民乘坐火车。巴黎铁路网络形成的中心与外省的中心城市相连接，可能对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巴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到1850年为止，到达巴黎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是步行、乘马车或船而来，而并不是乘火车来的。巴黎人乘火车出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在19世纪早期，巴黎的大量外来人口面临着如何融入和适应当地生活的问题。由于巴黎长期以来就没有市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主要官员是塞纳区行政长官。塞纳区行政长官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受到巴黎选举代表的制约，而那些选举代表又具有独立性，代表性也很不普遍。拿破仑曾经赋予塞纳区行政长官以广泛的权力，其经济预算也比其他许多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还要多。预算款额主要来自城市税收，其中包括总包税所城墙的收费站。
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之间，两位最著名的塞纳区行政长官分别是1815年至1830年间在任的沙布罗尔·德·沃威克伯爵吉贝尔·约瑟夫·加斯帕尔和1833年至1848年间在任的朗比托伯爵托克劳德·菲利贝尔·巴尔特洛。他们都不会像拿破仑时代的前辈和后继者那样，支持致力于重大城市改造的专家们，都青睐小规模而非大规模的工程。朗比托尤其鄙视“将给城市及其居民带来恶果的宏观框架”。[283]但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长远角度考虑城市转型的宏伟愿景，他们才得以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取得很大成就。与拿破仑一世相比，沙布罗尔用在维护和翻新公路及铺设马路上的时间是其六倍，用在疏通运河以解决水供应问题上的时间是其两倍。这些工作大都是在完成拿破仑时期的遗留工程，其中包括乌尔克运河、许多城市市场、饮水喷泉以及其他一些设施等。在饮水设施、排水设施、街道照明设施（1822年巴黎引进了煤气灯用于街道照明）以及城市道路铺设等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在1822年，巴黎自称其人行道只有267米，但仅1824年至1825年间，就新铺设了3000米。这两任行政长官还在巴黎各个街道两旁的房屋建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严格限制新建房屋的位置，使之必须与原有的房屋相协调。
朗比托曾经以自己在巴黎修建道路以及在街道两旁种植树木而自豪，有人说他完成了为巴黎人带来新鲜空气、水和绿荫的使命。沙布罗尔有一次说：“使人民生活美好、幸福安康才是真正的政治。”[284]修建新街道是他们建设巴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的兴建同时还使更新比较落后的地区、改善交通和修饰城市形象成为可能。1841年的一个立法使行政长官更容易征收个人房地产税，因为当时巴黎的公共福利事业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问题还没有解决。朗比托在道路建设方面的最大功绩是现在巴黎第一区至第三区朗比托街的建立。这条街13米宽，笔直畅通，经过了巴黎人口稠密的地区，从巴黎中央市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一直到马莱地区的法兰克·波兹瓦兹街，将那里中世纪以来就形成的迷宫般的小巷都连接在一起。奥斯曼后来对巴黎的改造将从这种做法中汲取经验。
朗比托和沙布罗尔都注意到了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那些岛屿。复辟时期出版的一本卫生地理学书籍曾经这样描述巴黎的西岱岛：“那里破旧不堪的建筑物拥挤在一起，里面既阴暗又潮湿。”[285]1834年，朗比托在西岱岛修建了阿科尔街，开始了该岛的改建工作，此后，他在1838年又拓宽了卢雷斯街。由于将卢维耶岛与塞纳河右岸隔开的狭窄河道已经淤塞，他在1843年在那里修建了莫尔朗街。朗比托在左岸与右岸相互连接的问题上可谓煞费苦心，因为西岱岛事实上是在堵塞和妨碍交通而不是便利交通。沙布罗尔在1827年修建了格勒纳勒桥，1828年修建了大主教桥，1829年修建了荣军院桥，朗比托在1833年修建了路易—菲利普桥，1833年至1834年修建了骑兵竞技场桥。此外，他还在贝尔西修建了一座桥梁和一些供人们步行过河的浮桥，但可惜没有完成。
在朗比托和沙布罗尔在任期间，即从1815年至1848年，巴黎共新建了大约150条街道。但是，这种将巴黎历史上的心脏地区纳入交通和交往的轨道之内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一致好评。在拿破仑时代，巴黎共有房屋大约24000所；经过各届行政长官连续不断的努力，到1848年已达到31000所。然而，同一时期巴黎人口翻了一番，而那些新建的房屋却有30%空闲着。进一步说，为资产阶级所建的豪华住宅过多，造成了极大的房地产浪费，特别是在巴黎的西北地区，而同时在巴黎的西部地区却呈现住宅拥挤、条件恶劣的相反景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尽管需求迫切，但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巴黎政府为穷人救济所拨的款项毫无增长，该城市的医疗和救济机构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增加。
一方面那些最为拥挤和贫困地区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亟待改善，另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却不希望与那些具有危险性的贫困阶层居住在同一地区，问题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外来旅游者对巴黎城市居住条件的两极分化如此严重感到惊讶。一名美国游客说，在巴黎，“宫殿与平房为邻，大教堂与养鸡场相对”。[286]在传统上巴黎人所居住的房屋是“垂直分层”的，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穷人通常住在高层，而富人则住在低层。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人们居住的房屋变为“平行分层”，也就是说穷人住在一个地区，富人居住在另一个地区。这种现象早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到了19世纪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尽管在巴黎的中心地区还有一些上乘住宅，如马莱地区就是这样，但一个细微的变化已经出现，那就是富人和权贵逐渐开始远离城市中心而愿意到偏远的西部去居住，而巴黎的东部和中心地区则逐渐被认为是穷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