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一些旅游指南往往向游客介绍巴黎的中心地区是如何转移到北部和西北部的林荫大道一带的，诗人阿尔弗雷德·德·马瑟尔曾经说：“哪里是中心，哪里就充满快乐。”[287]在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修建的那些纪念性建筑主要集中在巴黎西部。[288]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里曾经是人们购物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梅西埃赞誉它是“首都的首都”，早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以此而闻名，但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浪潮中它的声誉急转直下。1828年，法国政府下令禁止卖淫；1836年，又下令禁止赌博，这两项措施导致其他形式的消费活动出现了，人们的精力和能量开始转移到拱廊。那些新的消费设施是无损于人们身心健康、相对道德、容易适应、比较时髦的娱乐场所，可以为那些闲逛者提供所追求的消费乐趣。它们往往靠近剧院或咖啡店，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当时，巴黎的大众剧院和舞厅主要集中在现在巴黎东部第三区的圣殿大街，但是，从圣马丁街向西到第二区的蒙马特路，一些剧院也为爱好者和富裕人家演出情景剧。从蒙马特路到意大利路，有许多特别时髦的餐厅和咖啡馆，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巴黎咖啡馆、以提供冰水而闻名的托尔托尼店、梅森金色青年店和英格兰咖啡馆。
三、拱廊
拱廊是19世纪早期巴黎的购物中心。在这种封闭的场所，零售商品、社交活动和消遣娱乐等无所不有。奥尔良公爵在18世纪80年代将自己的罗亚尔宫对外开放，使之成为一个集商业经营、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场所，这为拱廊的出现提供了模式。但是，从公共建筑的角度来看，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是典型的法国古典风格，而拱廊则是现代风格。那些拱廊一般都是玻璃顶棚，钢架结构，完全是现代化的建筑。
拱廊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由于人行道比较少，巴黎的气候又变化多端，加之即使在巴黎较好的地段也垃圾遍地，人们渴望商品买卖能在室内进行。当时，巴黎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正如夏尔·波德莱尔所说，“死亡随时随地可能发生”。那些拱廊还满足建立在阶级而不是等级基础之上的社会各方面的多种需求。虽然在理论上拱廊是人人都可以去的地方，但是那些最为成功的拱廊都雇用瑞士保安将没有资产证的人赶出去。另外，从零售商的角度来看，拱廊的商店也都是为有购买力的人开设的。从大革命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在拱廊投资比街区建房便宜，而且租金高。
尽管拱廊基本是一种大众性的商业消费场所，但也具有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功能，除了咖啡馆和餐厅之外，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装修典雅的娱乐场所。例如，1800年位于现在巴黎第二区蒙马特路上的“全景拱廊”就是一个服务十分全面的购物中心，那里可以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娱乐服务。在拱廊中还有书店、阅览室、帽店、面包店、伞店、玩具店和烟草店。1828年的一本旅游指南介绍说：“这些商店宽敞明亮，应有尽有，就是东西有点贵。”
一个成功的拱廊必须开设在合适的位置。例如，在商业风险很大的左岸就没有开设拱廊。在复辟时期，很多拱廊开设在当时贸易和商业中心地带。例如，1826年开业的维罗多达特拱廊就开设在与罗亚尔宫相邻的让—雅克·卢梭街的公共马车车站附近。同样，1825年开业的格兰德塞尔夫拱廊坐落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之间，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的第二区。1823年和1828年开业的加勒瓦·科尔柏拱廊和维维恩娜拱廊都建在巴黎证券交易市场南侧。在七月王朝时期，新建的拱廊都在林荫大道和巴黎剧院附近。
虽然巴黎第一个拱廊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建立，但只是经过拿破仑时代有所增加后在19世纪20至30年代才达到高潮。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的时候为止，巴黎共有150多个拱廊，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拱廊开始走向衰落。19世纪40年代，曾经有人试图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开设新的拱廊，但是没有成功。这表明，拱廊已经丧失了其商业冲击力。1860年开业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二区意大利路的王子拱廊成为巴黎最后一家新建的拱廊类型的购物中心。
拱廊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与奥斯曼有关。正如作家埃德蒙·博勒佩尔在1900年所说：“巴黎越来越宽阔的街道和越来越多的人行道使漫游者过去在拱廊里才能实现的目标现在在街上完全可以做到。”拱廊实际上是巴黎消费场所走向现代大商场的开端，相比之下，拱廊显得华而不实而且很小气。大多数拱廊关门停业或者缩小经营规模，有一些则从事某商品的批发业务或者从事旧货贸易。疝气带和胸罩制造者与假牙零售商也已经出现。拱廊里往往昏暗潮湿，据说，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作家塞利纳就是在乔伊索尔拱廊里长大的，他对那里深恶痛绝。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有些拱廊重新崛起，那是因为拱廊的经营方式在人们怀念传统行业的潮流中有利可赚。20世纪20年代，超现实主义者高度赞扬了拱廊那逝去的魅力。阿拉贡认为：“作为养育人们成长的地方，拱廊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生命力，但可以说还有一定的现代神秘色彩。”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终生献身于调查那种怀旧现象，他认为那是一种蕴藏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但是大众十分喜爱的消费方式。超现实主义者在1925年能够挽救他们喜爱的歌剧院拱廊，但是对拱廊所使用的神秘主义文字表现出了他们的那种回归思想。
巴黎西部和西北部以其林荫大道而著称，受到人们的青睐，特别是从香榭丽舍大街到蒙马特外环地带。正是在那里的拉丁区，巴尔扎克小说中年轻又有抱负的主人公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历程，力求实现自己成功的梦想。从19世纪20年代起，那些林荫大道上最时髦的是公共马车，那是一种工人阶级也能负担起的交通工具。到1850年，巴黎共有11家公共马车公司，开设了40条线路，有5000辆公共马车在运营。
在巴黎北部和西北部，房屋建设呈现出私人和国家合作发展的趋势，在旧制度存在的最后几十年间，这种现象就已经蓬勃发展。其中，朗比托和沙布罗尔从事的工程最为成功。他们的工程就在现在巴黎第四区昂坦马路周围，使那里形成了良好的氛围。法国大部分财政精英的家就在该地区，如雅克·拉菲特、卡西米尔·佩雷尔、本杰明·德莱塞和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等。在该地区附近的“新雅典”是另一个著名地区，位置就在今天圣拉扎尔火车站的东边。开发商将那里的建筑设计为新古典主义风格，表现了他们追求古朴大方的特点。[289]这个地区不但吸引了众多的政界和金融界人士，也受到一些艺术界名人的青睐。例如，乔治·桑和肖邦就是较早在那里购买住房的人，紧随其后的是文学家小仲马、演员塔尔马、画家德拉克鲁瓦和阿里·谢弗尔，他们的住宅目前都已经成为浪漫主义博物馆的组成部分。这里工程的成功鼓舞了圣乔治地区的发展，那是卢里特圣母教堂的所在地。那里的奥尔良广场是按照雄伟的伦敦广场的模式设计的，拉布吕耶尔街、特吕戴纳街、马尔泽尔布街、夏普托街和皮加尔街都通往该广场。从该地区向东，在1824年兴建的圣樊尚·德·保罗教堂和拉法耶特街一线，即现在巴黎第四区和第五区之间，由于建立了巴黎北站而进一步发展起来。恰恰相反，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建立反而阻碍了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欧罗巴区向克利希广场以南地区的发展，那里曾经由于铁路线从中间穿过而出现了投机性的发展。
歌剧院拱廊街
在第一帝国期间，从大革命以来被没收的教会房地产形成了投机建设契机。在巴黎北部，特别是位于圣德尼街的当今巴黎第四区至第五区的老圣拉扎尔修道院和现在巴黎第二区靠近证券交易市场的前托马斯圣女院更为突出。其他地方也同样有所发展。例如，在老圣马丁修道院一带，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过去属于拉罗凯特教会医院的房产也得到开发。在大革命以前，教会建筑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的，所以教会建筑能够蓬勃发展。但问题是，新的建筑规划封闭了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自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在19世纪20年代，房屋开发公司曾经寻求将弗朗索瓦一世区延伸到香榭丽舍大街南部和第八区的蒙田大道，那里曾经试图建成市场公园但没有成功，在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博戎公园，最初也是想建成这种吸引消费者的场所，如今那里是夏多布里昂街、拜伦勋爵街和富蒂尼街的所在地。[290]
1841年，法国政府决定在这个外环地区修建一座新的军事性防御城墙，因为只有2米高的总包税所城墙虽然可以防止走私者进入，但是无法抵挡外来进攻，因此在1814年和1815年，对该墙又进行了加固。在复辟时期，军界人士已经开始称之为正规防御体系。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中东局势的紧张对欧洲的外交氛围造成了影响，这个问题由此被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路易—菲利普及其强硬的大臣阿道夫·梯也尔决定迫使国民议会通过一个立法，而国民议会却担心他们这样做所用经费太多，而且会引起对外纠纷。因此，路易—菲利普时期的“梯也尔墙”比路易十六时代的总包税所城墙还不受巴黎人民的欢迎。该工程动用了25000人，在1846年完工，全长34千米，坐落在城外总包税所城墙和塞纳区之间1至3千米的地方。该墙有45个门，还有铁路和运河入口，在距离城墙250米范围之内禁止一切房屋建设，因此形成了大片绿地，那里成为巴黎人周末消遣的好去处，也吸引一些商家在附近开起了休闲买卖，包括酒店、舞厅和咖啡馆等。由于这个当时被称为“小郊区”的地方位于总包税所城墙之外，因而经商是免税的，这就意味着那里的酒比城内要便宜，所以小酒店生意兴隆。
邻近梯也尔墙有一条人工铺设的环城路，该路以法国元帅命名，即现在的元帅大道，位于现代巴黎的环城大道内侧。修建这条路是为了在新的防御线边缘地带行动更加便捷。同时，这条新街道还带动了主要收费站以及周围一些街道的发展。因为这里位置偏远，国家免税，土地价格比巴黎便宜许多，所以吸引了许多劳动力和某些产业，例如巴黎市内化学类等对健康有害的产业都来到这个“小郊区”安家落户，那里的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起来，从1831年的75000人发展到1856年的173000人。尽管原来巴黎老城区外的人口密度不大，但修建了梯也尔墙以后该城墙内地区从1860年开始就全部被并入巴黎。[291]
小郊区的许多地方明显呈现出工人阶级集中的特点，最突出的是东部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八区蒙马特到第二十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一线，那里破旧房屋云集。主要居住下层工人民众的地区还有临近的女修道院院长广场和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奥塞尔街、从金滴街到拉夏佩尔广场以及不断工业化的拉维莱特地区。以资源丰富而闻名的贝尔维尔和沙罗纳地区都在梯也尔墙以内，因此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雨果曾经描述蒙帕纳斯及其周围地区是“无人知晓的陌生地带”。[292]但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建立真正开辟了那里的新气象。在该火车站以南，从普莱萨斯地区到今天的莱蒙德·卢塞朗德街，都成为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附近的泰蒙佩尔地区和奥尔良新村一带也建立起一些不很整齐的住房。而在该火车站以东的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快乐街则成为大众剧院、餐厅和酒吧集中的地方，真可谓名副其实。但是，整个左岸地区绝大部分还是一派农村景象，特别是西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旺热和沃吉拉尔等村庄，以及位于第十三和第十四区的蒙帕纳斯东南地区。在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鹌鹑岗一带当时还保留着巴黎最后一些葡萄园，同时，冰川地区还有一些为冬季滑冰爱好者服务的室内冰场。进一步向南，一直到海狸河东岸，有一个叫作“小可爱”的地段是洗衣店集中的地方。
这种城乡并存的现象在梯也尔墙以东和以西边缘地区也同样存在。从沙罗纳到贝里的东部地区，即现在巴黎的第十一至十三区，是居民最少的地区，尽管贝里的葡萄园吸引了一些人。在最西部，即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格勒纳勒军事学院后身，是一片低洼的、易于发生洪水的地区，过去基本上无人居住，现在也开始出现建房热潮，在1837年兴建的商业街两侧，一侧住着工人阶级，另一侧居住着资产阶级。该地区人口在1841年至1856年间增长了四倍。塞纳河对岸的奥特尔村、帕西村和夏洛特村发展成舒适的住宅中心。从这里到夏洛特北部一直到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巴提格诺尔地区，花园市场和苗圃形成了一些小型产业。在1800年，巴提格诺尔只有一个风车，几乎无人居住，但到了20年代，那里已经成为各个房地产公司为资产阶级修建住房的主要选择目标。由于大量重工业工人的流入，克利希大道一带改变了原来的特征，转而成为东北部地区的重工业基地，那里的人口在1831年只有6000名，而到了1851年则增加到3万名。
在“拿破仑和波拿巴之间”，巴黎的政治色彩没有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代和第二帝国以后那么明显。但是，如果认为在19世纪上半期巴黎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则错了。由于外来人口的剧增而导致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些地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萧条，但更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是巴黎西北部富人区与东部穷人区的差别越来越大，巴黎似乎已经变成了两个等级、两种发展速度的城市。
在1832年流行霍乱的冲击下，巴黎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更为明显了。尽管还没有医学临床证据说明为什么那场霍乱没有在巴黎所有人口中流行，但事实上正如新闻记者儒勒·雅南所尖酸地描述的那样，霍乱是穷苦人的灾难，“唯独谁先死的事实才能以血的代价证明，曾经吸引我们半个世纪的所谓平等完全是谎言”。[293]由于富人知道自我保护并迅速从传染区撤离，最富有的食利者和地主中霍乱死亡率在1832年已经明显下降。而贫穷地区道路狭窄，垃圾如山，环境肮脏，霍乱的传染自然比巴黎西北部富裕地区严重。在圣安托万区出现的一则标语牌上写着：“霍乱是资产阶级的发明，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294]
尽管这种疾病主要在穷人中间流行，但霍乱那可怕而又致命的严重后果还是使社会上层精英十分忧虑。当时，人们隐约感到霍乱是由于接触而在穷人以及富人中间传染开来的，水传染还是后来的事，那时主要是恶劣环境造成传染的问题，这使得资产阶级中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开始琢磨疾病传染源的病理学问题。早在18世纪80年代，梅西埃在其《巴黎景象》中曾经详细描述了当时疾病传染的环境原因，但当时巴黎还没有如此之多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日常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有关那次霍乱传染的亲身经历记载来自19世纪早期巴黎的旅游者，他们揭露了那场灾难的真相，可以说这里边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在巴黎，一方面是干净美丽的商店和拱廊橱窗，另一方面是乱倒垃圾而导致的肮脏街道，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范尼·特罗洛普曾经称这种现象为“野蛮的倒垃圾行为”，她曾经亲眼看到有人在街上随地便溺。[295]同样，巴黎马路上的喧闹声远远超过咖啡馆和沙龙里的低吟，富人身上的香水味难以抵挡马路上的臭气味，每当东风刮起，从蒙福孔断头台吹来的臭气就充斥着巴黎的中心地区。
巴黎的人口死亡率比法国其他地区以及当时伦敦等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都要高。当时，巴黎三分之一的新生婴儿为私生子女，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私生子女被遗弃在弃婴医院，60%的弃婴在未满周岁以前就死掉了。全法国六分之一的自杀发生在塞纳区，政府的救济支出成倍增长。外来移民发现，尽管巴黎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那里并不是遍地黄金。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巴黎人中有十分之一靠慈善机构或政府的救济过活，而死亡者中四分之三是穷人。各种统计数字也都在社会层面遭到了曲解。在巴黎东部地区，成年男性移民的死亡率偏高一些，那里的私生子女多，弃婴多，依靠救济过活的人也多。那里还是各种犯罪行为经常发生的地方，在巴黎西北部富人居住区有豪华的妓院，而在东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则存在众多的卖淫行为，以满足某些成年人的性生活需求。塞纳区的黑社会犯罪行为十分猖獗，尤其是东南的圣维克多区和圣马塞尔区，那里的抢劫、杀人和其他各种社会病态行为，如乞讨、偷盗、杀婴、精神病和自杀等，都是法国最多的。
这些详尽的统计数据导致很多历史学家夸大了巴黎犯罪问题的程度。[296]确实，当时的人把工人阶级作为“危险阶级”来看待，穷人的犯罪行为被看成一种社会疾病，这种病会影响巴黎的现代化进程，如同1832年发生的霍乱一样。当时流行的小说将这种看法带给了巴黎的资产阶级，那些小说家将公开的历史事实编写成各种剧目，以适应人们不同的需求。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描写十分简明扼要。他认为：“巴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长期冲突。”[297]他65卷本的巨著《人间喜剧》在1842年首次面世，深刻揭露了巴黎的这种社会内幕，对社会实际调查者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大量的升华描述。同样，欧仁·苏在1842年至1843年写的《巴黎的秘密》中声称，本书会带领读者走进外表辉煌的巴黎的内在世界，去了解那里可怕的社会阶级现实，该书使用的就是帕兰特—迪夏特里特对巴黎卖淫问题的调查材料、弗雷吉埃有关巴黎工人的调查和维勒尔梅对巴黎公共健康问题的分析材料。雨果1862年发表的《悲惨世界》中对巴黎下层社会人物的描写也是得到了帕兰特——迪夏特里特有关同一主题调查的启发。[298]
即使没有小说家参与，巴黎的公共健康和社会犯罪问题也一定能够被编写成情节剧，只不过小说家的描述更具有文化渗透的能力。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纸上有关“昨天4点一个年轻女子在艺术桥跳进塞纳河”的报道“在戏剧化和小说化以前”只能说是一则社会新闻。[299]巴尔扎克则利用那些社会现实作为原材料来完成自己的小说，那些事实就类似于一些可以信赖的原始文献。巴尔扎克在1834年发表的《金眼姑娘》表达了自己如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巴黎的贫困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野蛮的种族，由于屈从某种恶劣条件，“他们才被视为可怕的人”，他们那“苍白、蜡黄、饱经风霜、扭曲的脸简直就不是脸，而是一张张面具，一张张懦弱的面具、暴力的面具、可怜的面具、可喜的面具、伪善的面具”。[300]1854年，小仲马在《巴黎的莫希干人》中也作过同样的描述，他用人类学家审视北美印第安人的视角来观察巴黎的犯罪世界。在这类小说中，还有人对巴黎那些陵墓和地下墓穴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只有地下才是那危险的下层阶级的理想世界。但是，那些小说中描述的工人仅仅是巴黎郊区的工人。同样是巴尔扎克，在1836年发表的小说中认为，那里是革命的温床，“那里有英雄、发明家、社会实践者、流氓、无赖、有道德的人、罪犯，所有这些人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穷，因为穷，那些人才整天醉生梦死，无所事事”。[301]
从七月王朝开始，那种认为郊区蕴藏着政治激进主义和潜在政治动乱的看法越发得到证实。当时热衷于自由哲学的法国政府根本找不到医治首都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尽管这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那些激进主义者、政治流亡者和新闻记者们的看法，但即使政府内的保守主义批评家也看到，阶级斗争已经不仅仅是巴黎表面的政治争端。1848年1月，托克维尔告诉他的内阁同僚说，“我们正睡在火山口上”，同时他预言，“最可怕的革命即将爆发”。[302]
果然，又一场政治革命发生了，那就是1848年革命。当时，七月王朝的反对派所掀起的政治危机和农业歉收引起的经济困难终于在1848年2月引发了一场暴乱，巴黎城内再次出现无数的街垒，国王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并仓皇逃亡英国。梅里美恰当地总结说，奥尔良家族“已经毁掉了法国的王权制度”，[303]路易—菲利普果真成了法国的最后一个国王。控制巴黎市政厅的人再次决定着法国的命运，但这次他们主张实行共和制度，并立即召开了立法会议，决定实行男子普选制，废除法国所有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实行每天10小时工作制，并建立国家工厂收容那些饥饿者和失业者。
但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马上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如同1794年一样，当资产阶级发现群众运动于己不利的时候立即转而反对革命，现在，临时政府开始反对巴黎激进的革命群众，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厂，结果导致巴黎无套裤汉的后代们再次走上街头，筑起街垒，开始反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警告说：“针对无产阶级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已经箭在弦上。”[304]1848年6月，当局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尽管在二月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一致，但这次是在巴黎城市的中心。大约四千名巴黎市民被政府军打死（政府军有一千人左右的伤亡），另有一万一千多人被捕入狱。在此后的清算过程中，又有四千多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
在1848年二月革命过程中，人们再次见到了巴黎街头武装控制法国政府的局面，就像在1789年、1792年至1793年和1830年时一样。事实上，在184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在议会中占据绝大多数，这已经证明该政府不是代表全体法国人民的。1848年12月，法国人民选举路易·波拿巴为第二共和国总统，这对那些在这次革命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男子普选权的实行给了法国农民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们要选举一个如同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那样的人，既能够给他们带来土地，又能够恢复天主教信仰。于是，他们选择了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尽管法国上层阶级不喜欢他，但波拿巴还是笑到了最后。1852年，波拿巴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再一次使巴黎成为实现自己计划的中心，但我们即将看到的不是革命的现代巴黎，而是一座进行转型并引入全新生活方式的城市。
9 奥斯曼主义和巴黎城市的现代性（1851—1889）
波拿巴在1848年掌权以后，即刻展开了自己的帝国宏图，开始了大规模的活动，以图实现当年拿破仑一世要把巴黎变成欧洲帝国首都的愿望。甚至他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拿破仑三世皇帝（路易·波拿巴1852年称帝）[305]就开始规划如何振兴首都巴黎。据说，1848年他曾经到达巴黎北站，胳膊下夹着一卷地图，地图上花花绿绿地用彩色铅笔标着他想象中的未来巴黎林荫大道位置的记号。1851年至1852年，波拿巴大权在握，不仅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而且引起了巴黎人民的不满，奠定了他垮台的基础。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在1870年被推翻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的建立，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有雄心和难以达到的城市变革时期，其结果是巴黎在19世纪末期有了新的范围、新的轮廓，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新的概念，也就是说，巴黎现代化了。
第二帝国对巴黎的建设既不在巴黎老城的边缘，也不在巴黎外围，而是在巴黎城市中心地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那里曾经是无套裤汉们反对路易·波拿巴上台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反对他1851年政变的地方。这次在巴黎建设的笔直而又宽阔的马路要穿过被称为“老巴黎”的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地区。另外，此次城市改造还注重城市人口的流动、建筑物之间的和谐，以及交通的便利、绿地的利用和建立可以扩建的基础。在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土地面积从原来的不足3500公顷增加到8000公顷，人口从1851年第二共和国垮台时期的大约100万，在1872年达到190万，1891年达到240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黎人口已经达到300万。
拿破仑三世个人对这次城市改造工程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要理清他到底做了多少事则是很难的，因为同样对这次改造工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有奥斯曼男爵，他在1853年被任命为塞纳区行政长官，并在此位置上一直干到波拿巴被推翻前的几个月。由于大量重要文献的丢失，特别是在第二帝国无耻垮台后发生的1871年纵火事件以后，要了解这次巴黎改造工程的内幕十分困难，波拿巴本人总是自我吹嘘，而奥斯曼却总是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主人”的“工具”和“仆人”。[306]如果说当时人们更多地是把此次改造归功于奥斯曼，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难以相信对巴黎几乎一无所知的波拿巴怎么能对巴黎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在1848年以前，除了生于巴黎之外，波拿巴从来没有在巴黎定居，即使曾经作为旅游者偶尔在巴黎有短时间逗留，但作为皇帝，他肯定对以往不会记忆得那么清楚。奥斯曼则完全相反，这位“阿尔萨斯的阿提拉”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然后随家搬到法国东部居住。此外，在巴黎城市建设这个问题上，奥斯曼这个名字比波拿巴的名字更具有历史性。在第三共和国期间，波拿巴这个名字臭不可闻，所以人们在巴黎城市改造这个问题上使用的是“奥斯曼主义”而不是“波拿巴主义”。
很可能在巴黎城市整体化形象形成以前，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把该城市的发展叫作“奥斯曼化”了，即使巴黎整体化改造过程是由波拿巴和奥斯曼共同完成的。这些看法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总之，从罗马时代以来，人们对把巴黎作为王朝所在地已经习以为常了。笔直的街道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具有很高的标准，林荫大道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已经存在。在路易十六时期，王室就命令将林荫大道扩展到整个巴黎四周。拿破仑一世曾经十分关注巴黎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寻求在市内建立多个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此外，与奥斯曼有关的许多城市改造理念，已经被塞纳区行政长官沙布罗尔和朗比托实践过，特别是朗比托，曾经策划建立新街道来革新那些破旧区域。
尽管如此，直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中那些早已存在的交通特征才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联系在一起。但是，沙布罗尔和朗比托都曾经回避整体规划的想法，而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对此则情有独钟。在他们看来，城市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需要按照它的实用性功能来进行考察。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把自己看成内科医生一样的都市专家，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巴黎这个有机体有足够的营养，进而加速巴黎城市大动脉的循环运转，以便增加城市的肺活量，让它更有生机，确保排除杂质，使城市更加卫生和健康。换句话说，必须加强巴黎内城街道的建设，特别是绿化。在1855年和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拿破仑三世自豪地向世人展示了巴黎的风采。[307]
过去，巴黎总是因为其外表拥有大量的古代遗迹才被看作一座伟大的城市，而在18世纪，伟大与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不可分割的历史等式被打破了，因为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都更看重城市建设的实用性。[308]尽管拿破仑三世强调他的帝国既与罗马帝国相关，也与拿破仑帝国不可分割，但在他看来，巴黎城市的历史与巴黎城市本身毫不相干。同样的道理，虽然拿破仑三世把他自己的巴黎改造工程看作“修饰”，但是奥斯曼自己表明这是考虑维护巴黎的“安全、生动和健康”。[309]他们二人既没有表现出怀旧思想，也没有考虑这座古老城市的审美情怀。事实上，奥斯曼让夏尔·马维尔等摄影师和水彩画家达维乌对他所改造地区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记载，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怀旧。然而，经过奥斯曼改造工程之后失去的恰恰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印证。
奥斯曼工程的突出特点是不具有历史性，这在拿破仑三世1858年在巴黎城市议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述得真真切切。他认为：
主动脉疏通了，公众地区卫生了，随着住房越来越多，租金降低了，工人阶级通过劳动越来越富了，通过救济工作使贫穷消灭了，巴黎就实现了它的最高理想。[310]
拿破仑三世以“最高理想”这样朦胧之中的救世主方式表达了自己打算把巴黎这个痛苦之中的城市改造成世界之都，改造成现代的万丈霞光。如同其他神圣使命一样，这种改造工程的设计者把此前巴黎的所有经历看得一文不值。政治经济学家维克多·孔西德朗在1848年曾经猛烈地抨击巴黎的丑恶现象：“那里是贫穷和瘟疫的制造厂……平民百姓怨声载道，植物枯萎，生物垂亡，新生婴儿多半在未满周岁就告别人世。”[311]作家马克西姆·迪·坎普后来也赞同这种说法。他指出：
在1848年革命后的日子里，巴黎越来越变得无法居住，它的居民在狭窄、肮脏和杂乱不堪的街道上苟且偷生，这种情况导致卫生条件极差，公共安全不保，城市交通阻塞，社会道德沦丧。[312]
在某种程度上说，对19世纪中期的那些指责有些夸大其词，这是为了夸大第二帝国时期的那些成就。是的，在19世纪中期，巴黎确实面临诸多社会问题，但是，尽管人们对巴黎有种种指责，它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城市、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它拥有一支年轻而又积极向上的从业队伍，具备了基本的铁路设施，并开始把自己改造成一座现代城市。但是，对奥斯曼以前巴黎的批评多少有些道理。也就是说，到了19世纪中期，巴黎被人们视为充斥着危险、一副病容、难以居住的城市，人们呼唤一座宜居城市的到来，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奥斯曼不出世，人们就要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来，但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内涵在巴黎人民心中酝酿已久。
爱德华·马奈，《在咖啡馆，法兰西剧院广场》
甚至在奥斯曼被任命为行政官之前，巴黎就已经成立了帝国市容改建委员会。该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城市改建计划，成为后来奥斯曼改建工程的雏形。与此同时，内务大臣佩尔西尼也在构思类似的想法。[313]这些奥斯曼的先驱可能对现代城市都曾设想过曼妙的蓝图，但他们身上缺少足够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权威，无法将幻想变为现实。正是拿破仑和奥斯曼从1853年开始将一切设想付诸实施的。当年，拿破仑三世还仅仅是共和国总统时，就亲自提出过城市改建的想法，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奥斯曼的前任，塞纳区行政长官让·雅克·贝尔热认为，拿破仑三世的计划耗资巨大。“我当然不会参与任何使巴黎经济陷入崩溃的活动中去。”[314]他私下这样说道。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通过政变夺取了巴黎大权，随后在1852年11月宣告帝国成立，并自封为皇帝，这使权力的天平倾向他这一边。1853年6月，他任命奥斯曼接替贝尔热的职位。在奥斯曼身上，波拿巴看到的是精力充沛和政治忠诚，擅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影响他人。奥斯曼则全盘接受拿破仑的思想，并乐于利用强权说服市政委员会——反正该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他亲自任命的——这当然是为了迎合主子的意愿。
奥斯曼改建的大街小巷彰显了他在处理大多数政治事务时不经意表现出来的政治强权倾向。他将自己戏称为“拆迁艺术家”。[315]奥斯曼避开在已有布局的基础上逐步改建街道的老式做法，采纳了朗比托的办法，在原来街区内开辟出新路来。依他之见，叫作“切开蛋糕的里层要比突入面包的表皮更容易”。[316]1848年和1852年颁布的一系列条例使这场城市改建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坚定了这位行政长官继续改建街道的信念。1841年条例原本是为便于铁路发展而制定的，朗比托曾经将这些条例用在城市规划中，经他批准，为了公共设施建设，可以没收那些在即将开辟的新街道上的房地产。1852年法令规定，对于临近街道并影响改建计划的房地产，政府有权强行购买并纳入整体规划中来。这样一来，原本混乱纷杂的街道和房屋建筑几乎被笔直的道路取代，在拆毁旧房屋的原地点建起了新楼宇。就其特点而言，改建计划可以自筹资金，政府低价将存在极大公共卫生隐患的旧房屋卖给开发商，后者可以将开发和建设的新型房屋或者卖或者租给市民做住宅或商业用房。这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促使房地产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现代银行金融业的发展。
对于那些参与房地产开发的人来说，奥斯曼显然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将私人和公共的力量联合起来一同建造家园，开拓就业渠道（五分之一的巴黎从业人员在奥斯曼事业的巅峰时期从事建筑行业），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既美化了城市，也为金融资本家的迅速兴起提供了丰厚的获利空间。拿破仑和奥斯曼为一个现代化的巴黎提出的“最高理想”是基于一种较为乐观的计算法。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巴黎完全可以为自我发展提供资金。许多金融悲观主义者，如行政官贝尔热，认为巴黎不可能为奥斯曼所奢望的重建规模提供资金。但是，这个时期是巴黎金融稳定的时期。奥斯曼在预算中这样假设：用于事实上的金融借贷的“生产性花销”定将使城市规模更大，更为富有，更具魅力。通过将巴黎建设成一座人人富裕、游客云集的世界性城市，以征收间接消费税的方式（城市预算的主要来源），可以较为容易地将社会部分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用。这种发展模式意味着政府可以以相对廉价的方式改造巴黎：二十年中，国库仅支付了整个建设成本的10%，而其余的经费几乎全部源于贷款，市政当局的贷款是靠乐观的运营结果报告、欺骗甚至恐吓等手段强行得到的。
奥斯曼时代巴黎地图
广义上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推行城市改建项目是从内至外地展开的。起初最主要的任务是依据皇帝绘制的蓝图改建旧城的中心地带。早期工作的重点是将一个大十字路口，即所谓“大交叉口”（grande croisèe）设立在老巴黎的中心，这样就将使巴黎城市中心地区交通流畅。拿破仑一世时期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里沃利街始于香榭丽舍大街的凯旋门，一直通向巴士底广场以外区域，从而成为东西向主干道的重要一环。当时的思路是要将此街沿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一线向北建成，拿破仑三世就职时，这条街道仅有一部分修建完成，即从协和广场修到罗亚尔宫。现在，里沃利街已经修到卢浮宫的东侧并一直延伸到马莱的塞维涅街，位置在现在巴黎的第四区，与通向巴士底广场的圣安托万街交会。延长里沃利街、拆除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之间的一些房屋，是以牺牲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小街道为代价的，如泰格扎德里街和奥米里街等。“将这些瘤子从我脸上割掉”，这是奥斯曼面对这一具有历史敏感性拆迁事宜时对人们说的话。[317]
延长里沃利街还涉及十字路口的中心沙特莱广场的改造。扩建后的广场上修建了两座剧院。王宫广场和市政厅广场也得到扩建，后者的规模甚至扩大了四倍。过去它一直是城市交际的中心，现在它已经转变为交通的枢纽和眺望市政厅的不错场所。此外，在里沃利街上，矗立于沙特莱广场和市政厅之间的是屠宰场圣雅克教堂，该教堂及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小花园广场，其中世纪塔楼被修缮得极具现代风格，使得该塔楼与事实上的修建年代风格极其不符。由于里沃利街地段大规模平整土地的原因，塔楼的入口比原来高出数米。
在扩建里沃利街的过程中，奥斯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思路：街道要宽，以促进交通的顺畅，并带来流通的空气和充足的光线；地势要平整；这一交通枢纽要与扩大的露天广场相协调；无论什么建筑挡住去路都要毫不留情地拆除，即使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也毫不留情，唯一留心的是只保留一部分绿地。这种工作风格在修建塞瓦斯托波尔大道、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圣米歇尔大道时得到进一步贯彻，这些大道构成南北轴线，与里沃利街在沙特莱广场相交，从而构成了大十字路口。就像里沃利街的扩建计划一样，建塞瓦斯托波尔大道的想法也是被路易·波拿巴带到巴黎的。他坚持认为，修建这样一条街道十分必要，反对者的意见成为他的耳旁风。反驳意见认为，巴黎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完全可以满足需求，这种说法指的是右岸地区的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而左岸地区有圣雅克街。不过，只有在延长了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之后，才会有一条笔直的大道从沙特莱广场一直通向重要的东火车站，这种连接是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又一主要特征。人口密集的右岸地区的全部改建计划是将圣德尼街与圣马丁街连接在一起，将埃蒂安·马塞尔街与扩建的列奥米尔街以及图比哥新街相交叉，这不仅形成了三个十字路口，而且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将国王无畏者约翰时期修建的旧塔楼显现于街旁，而旧日里它几乎被中世纪以后的过多建筑牢牢挡在后面。[318]
左岸地区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和第六区的圣米歇尔大道一直修到大十字路口的南端，1855年大道通车时它原是被命名为塞瓦斯托波尔—里韦—古什路的。该路的修建使那些罗马浴池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事实上，该路就是仿照罗马街道的样子建成的，它将车流从中世纪修建的阿尔普街吸引过来。时人曾经这样描绘阿尔普街：“泥泞污秽，街两旁尽是昏暗的酒廊和嘈杂的餐馆。”[319]现今，该街道已淡出巴黎人的记忆，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这里的一个希腊餐馆老板重新发现。这条新建大道对左岸街区的影响被1855年以来修建的另一条大道，贯通现在巴黎第五区、第六区和第七区的圣日耳曼大道充分显现出来，如同里沃利街一样，这条路也成为巴黎左岸地区的东西向主干道。
大十字路口建造的同时，奥斯曼着手整治巴黎的中心地带（即西岱岛地区），使其更加适合巴黎新形象。尽管朗比托曾经为改善巴黎西岱岛一带的状况做出了最大努力，但该地区的交通状况还是与后来无法相比。到了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一改西岱岛往日形象，使这个拥挤的居民区旧貌换新颜，成为行政管理中心，人口从15000锐减至5000。几乎所有的私人住宅都被迁走，只有岛西北角的几百米老房子被保留下来。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以及圣礼拜堂）虽然保存完好，但周围的建筑荡然无存。塞纳河左岸的主宫医院被拆除，但是在原来贫民窟房舍旧址上另建了一座新的主宫医院，这个新建筑就在圣母院广场旁边，面积扩大了许多。当时，圣母院正由狂热爱好中世纪的维奥莱—勒—杜克进行激进的修复，在那里显得十分孤立。西岱岛的中央现在坐落着著名的商业法庭和巴黎城市警察最高机构巴黎警察总局。奥斯曼成功地将西岱岛变成衔接左岸与右岸的通道，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人想去那里闲逛，除非是去游览塞纳河畔或圣母院。
奥斯曼不仅将城市改建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市中心地区，而且将市容市貌的改建项目延伸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铁路干线的车站。他不是唯一将那些车站视为城市新门户的人，这涉及整个城市空间规划的再思考。因此，他的目标是要在巴黎市区道路规划建设的基础上将全国铁路、公路衔接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运输网络，而所有这一切均高度地（坦率地说：过度地）以巴黎的发展为核心，每个铁路车站均适当地加以修缮，通常以玻璃和铁等现代建筑材料为主，使这些车站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客流量需求，那些车站均被扩建，而且装饰华贵，如巴黎北站就是由当时法国的一名优秀建筑师让·雅克·伊托夫在19世纪60年代初重建的。通向各车站的道路入口异常宽敞，以突出车站的宏伟壮观。如若使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塞瓦斯托波尔大道到东火车站形成一条直线，就将意味着必须拆除中世纪建造的圣留圣吉尔教堂和圣洛朗教堂，后者是巴黎最古老的教会活动场所之一。对于奥斯曼来说，直线街道和城市职能比历史更重要。在左岸地区，从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放眼望去，新建的雷内街与圣日耳曼大道也连成一线，只可惜将该街道延伸到塞纳河的计划未能实现。[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