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城市交通建设计划的一个更为突出的特征是，将最理想的交通走向与站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上进行眺望的视觉美相结合，因此巴黎的道路都是围绕火车站而展开的。据说，他曾经酝酿了一个计划，要将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拆掉，以使市政厅和卢浮宫之间的景致不受任何影响。但作为一名新教徒，他深深地意识到，要拆除那座教堂必定会引起各教派之间的激烈争执，因为正是那座教堂的钟声向人们宣告了1572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开始。视觉上最了不起的设计是建在城西边缘地区五角星状的星形广场，即现今的戴高乐广场。该广场当时是五条路的交会处，这些路现在又进一步被校直，1857年，另外七条路也与这座广场相通，在星罗棋布、四通八达的街道景观中，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显得十分突出。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三区、第五区、第六区交会处的共和广场，当时叫水塔广场，也向人们展现了同类景观。由于该广场规模扩大了许多，不得不拆除圣殿大道地区许多久负盛名的剧院，该广场上传奇的、粗鄙的平民社交活动也大为减少。现在，作为众多新街道的交会点：伏尔泰大道（当时名为欧仁亲王大道），与东南方向的国家广场（当时名为御座广场）相连，并直通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梅尼蒙当工人住宅区的共和国大道（1879年以前叫作阿芒迪尔大道），而且与通向北部及东部边界地区许多宽阔的街道相连接。
1861年，在现在巴黎时尚的第九区修女大道北侧修建一座新型歌剧院的决定，导致了另一个大型广场的建成。该歌剧院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得以完成，周围街道的修建也历经两届政府才实现。而那里新建的歌剧院广场却在1862年至1864年完成，使许多通往那里的街道连成一片，其中包括奥斯曼大道、奥贝尔街（原来叫作鲁恩街）、9月4日街（最初叫作12月10日街）以及歌剧院大道。
使每一条路都能够经过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这种想法被贯彻得有些过火而又盲目。譬如，有关当局要求建筑师巴伊将西岱岛上的商业法庭的穹型顶盖建成斜的，以便使人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它。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亨利四世大道从巴士底狱开始，穿过老修士修道院花园，使先贤祠尽收眼底，同时，圣日耳曼大道也在此与之交会。然而，这样做就必须在塞纳河建两座新桥，即苏利桥，都斜着穿过河道。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世纪60年代由巴尔塔建造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圣奥古斯丁意大利拜占庭教堂被局限在一个尴尬的三角地带，目的只是让人们在马勒塞尔布新路上可以眺望远方。像几何图形一样精确的另一典范是1858年将沙特莱广场上的方尖碑移动12米，以保证其在改建的广场上仍然处于中心位置，真是一件趣事。
在原路易十四世时期防御土墙旧址上的街被逐步扩建，通常是沿着总包税所城墙旧址，西至星形广场，东到国家广场的二环路，这一建设为那里街道的连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位于圣玛德莱娜教堂和蒙梭公园（该公园就在现在巴黎第八区至第十二区之间的圣奥古斯丁教堂旁边）之间的马勒塞尔布大道是奥斯曼城市改建项目最早的成果之一，它不仅在贫穷的旧居民区开出长而宽的地带，同时还为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有一次，奥斯曼将蒙梭公园的部分土地转让给金融家埃米尔·佩雷用以房屋开发，使该街区成为巴黎城最豪华的地带之一，建设昂坦马路的资金也被转到这里来，昂坦马路的明星地位逐渐下降。总之，为了给奥斯曼大道及周围的街道让路，这里的许多18世纪高级住宅都被拆除了。
1859年至1860年，决定将巴黎19世纪40年代之前建起的梯也尔城墙以内的所有土地划归巴黎市区，这一决定赋予奥斯曼更广大的建设空间，使其可以为巴黎描绘出更绚丽的图画。这意味着巴黎在原有的13个街区（commune）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1个街区的面积。这样一来，巴黎的占地面积就翻了一番，人口增长了近50%。[321]尽管总包税所城墙在某种程度上将巴黎20个城区划分为内环和外环两部分，甚至巴黎至今仍被划分成内、外环两个区域，但是巴黎海关关卡都不在巴黎防御范围之内。批评者们认为，奥斯曼在1859年至1860年的城市扩建中贪多嚼不烂，激进的记者路易·拉扎尔具有讽刺意味地说，“他们这简直就是在给女王的裙子上贴破布”。[322]然而，奥斯曼并未为此动容，他坚持认为，巴黎面积扩大以后，更多的人在巴黎的管辖范围之内，纳税的人数就增加了，也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城市收入。基于同种原因，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将城市的界线一直延至塞纳区以外。
1859年至1860年合并的一些区域坐落着许多村庄，这些村庄长期具有独立的传统，如西部的奥特尤尔、帕西、沃吉拉，北部的蒙马特和东部的沙罗纳。然而其他一些街区相当落后，合并这样的地区是件痛苦的事情。外环三分之一的道路尚未铺设，饮用水极其短缺，下水道系统质量拙劣，社会治安毫无保证。奥斯曼风格的又一个特征是用以连接外环各区域的桥梁：西面新建了阿尔马大桥，位于现在巴黎第七区至第八区，东面新建了贝尔西大桥和国民大桥，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的第十二区和第十三区。在梯也尔城墙周边，沿着人们自然走出来的小道开始铺设道路，1851年开始铺设环城铁路，铁路线离市中心的距离大体相等。从1862年起，该铁路既用以运送旅客，也用来运送货物。为将边缘地带与市中心紧密地连接起来，还修建了许多条从中心地区向四周展开的辐射状道路。例如，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多梅尼勒大道将里昂火车站与万塞讷连接起来，从万塞讷开始的比利牛斯街又向北延至贝尔维尔的西面，威严肃穆的皇后大道（今巴黎第十六区的福熙大道）将星形广场与布洛涅林森连接起来。
这些后期的开拓鲜明地反映出奥斯曼改建计划的另一特征，即对绿地的关注。由于喜欢而且嫉妒伦敦的公园，拿破仑三世对绿地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认为绿地是城市生物机体具有活力的表现。1852年，他将布洛涅森林赠给巴黎，1860年又将万塞讷森林赐予巴黎，这两处园林迄今为止都是国有资产。市政工程师阿尔方奉命将这两处园林改造成英国风格的公园，例如，在布洛涅森林，他设计修造了约95千米长的林中小径，安放了无数的花卉，又开凿了两座湖泊。这两座园林在各种绿地中鹤立鸡群，成为超级公园。在城区内，拿破仑将卢森堡公园和杜伊勒里花园修缮一新，进一步开发了蒙梭公园，开放了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蒙苏里公园，铁路线就从该公园中间穿过，并在中世纪老蒙福孔绞刑场的旧址上建立了肖蒙山丘公园。此外，他还修建了众多城市广场，包括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圣殿广场和屠宰场圣雅克广场。1873年，他在环城大道和入城街道两旁种上十几万棵树。新建的教堂也渗透了奥斯曼风格，与国家的公共建筑相比，它们通常更多地采取了折中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马勒塞尔布大道上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将现代建筑材料钢铁与新哥特式风格结合起来。还有类似的将罗马式、哥特式与拜占庭风格相互融合的典范，如圣克洛蒂尔德教堂，该教堂是由建筑师泰奥多尔·巴吕在1857年设计完成的，以及1869年的圣昂布瓦斯教堂；此外，还有建筑师约瑟夫·奥古斯特·沃德勒默1868年设计完成的圣皮埃尔·德·蒙特罗哥教堂，以及同一建筑师1877年完成的奥特尔教堂；此外还有1861年完成的亚历山大·内斯基的俄国东正教教堂。[323]
与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一样，拿破仑三世对食物供应的公共设施颇为关注。他最初开始建设的项目之一就是在中心市场建立新的卖货大棚巴黎大堂（Halles），但该市场的设计有一个错误的开端，当建筑师维克多·巴尔塔向拿破仑三世说明自己的计划时，皇帝提醒说：“我就想要一个巨大的顶棚。”[324]巴尔塔提出的蓝图是要将此市场建设成为钢铁结构的、崭新的、现代化的市场。奥斯曼也建立了一系列的街区市场，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巴尔塔推行的铁架结构，如1863年建成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巴黎圣殿市场以及1868年建成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拉维莱特市场。从1867年开始，拉维莱特市场成为大型的城市屠宰场。
1889年的歌剧院广场
建绿地、关注食物供应又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出，卫生问题是拿破仑三世城市道路规划中较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不过是奥斯曼负起主要职责，大力推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方面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地下管道的建设上，而且基本上达到了目标。他的两位助手，市政工程师阿尔方和贝尔格朗提出建议说，对于日益扩大的巴黎来说，必须尽快解决饮水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开始严格限制塞纳河和乌尔克河的公共用水与私人用水量，斥巨资兴修水渠，将法兰西岛附近其他河道的水引入巴黎。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巴黎市民用水总量是19世纪50年代用水量的10倍，约三分之二的私人住宅有自来水，约五分之一的住户还享有煤气供应。
污水处理是又一热点问题，其必要性由于1832年、1848年至1849年、1853年至1854年和1865年霍乱的流行而备受认同。为了解决污水问题，兴建了大面积的地下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与街道建设规划协调一致，使污水处理安全、有效、卫生。后来奥斯曼不无骄傲地说道：“这可是我自己的主意。”[325]他使巴黎街道里程翻了一番，使巴黎的下水管道长度增加了五倍，意欲将巴黎建成“我们时代的罗马”。[326]1855年，巴黎举行下水道旅游开幕仪式。1867年的导游手册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两年之后，我们终于又迎来了下水道观光旅游。”[327]葡萄牙国王成为第一位应约参加下水道旅游的尊贵客人。人们评论说，这种旅游方式相当有趣，既会吸引男士，也会吸引女士。一位北美游客说道：“有可爱女士的陪伴会增添下水道的魅力。”[328]
尽管这些项目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样非常明显的是，这个时期城市改建项目受益最显著的区域是富人区。三分之一无自来水供应以及五分之四无煤气供应的家庭分散在一些贫困的街区，如贫民区租住房、铁路壁板房、工厂和仓库，而富裕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都不在这些贫困地区。拿破仑圈点建起的24座城市广场中仅有2座广场位于工人居住区集中的圣马丁运河以东的郊区。除了传统的以东、西来划分贫富区之外，一种新的需求格局正在形成，焕然一新的市中心各行政区与没有任何特权的外围行政区形成鲜明对比。在现在巴黎的第十区、第十一区、第十八区、第十九区和第二十区，即巴黎的东北部，1865年有40%的房屋破落不堪，因此被定为不需纳税的地区。1870年，路易·拉扎尔称这些最贫穷的行政区为“名副其实的西伯利亚”。另一位评论者评述道：“首都已被分割成贫、富两座城市，贫城在外，富城在里。”[329]正是在外围这些行政区里，痢疾、伤寒、白喉、百日咳、水痘、肺结核等传染病肆虐。当然，这并不是奥斯曼健康计划的奋斗目标，但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奥斯曼曾经许诺的关注公共健康的口号成为空谈。
从某种意义来说，逐渐将工业生产从城市中心地带迁移出去的过程的确是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组成部分。1857年，他曾这般上书他的主人：
没有必要让巴黎这个法兰西的首都，文明世界的大都市，游客们休闲度假之所，再留有工厂和作坊……巴黎应该是国家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金融和商业活动的要地，国家政府部门的居所。[330]
城市食物供应的变化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容许来自偏远地区的水果、蔬菜和葡萄酒快速运到首都，因此完全可以不用追求本地的货源。逐渐衰落的巴黎葡萄酒工业已经无法与法国南部的制酒业相匹敌。被排挤出城市中心的工业可以在原来的农业用地上安家，城市中心地带则完全可以放手大搞服务性产业。实际上，巴黎中心街区的非工业化从来都没有彻底实现过，特别是在作坊的层面上。不过市中心地价的攀升的确挤走了许多穷人，并吓退了许多外来的劳工在此安家立业。巴黎的工业区逐渐向外围行政区转移，随同移动的当然是工人阶级。有些人认为，财富将一点点地向较贫困的街区移动，使更和谐的发展成为可能。但其他人并不这样乐观。拉扎尔就曾经警告同时代人说：“奢华之城将会被贫困之城所阻碍。”[331]
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使35万人不得不搬家。在1861年至1901年间，由于资产阶级想要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优雅的现在巴黎第一和第二区的人口减少了20%。而在同一时期，从现在巴黎西南的第十三区起，顺时针转到东北的第十七区的外围行政区，人口却翻了一番。当时，批评政府的人将这种人口变迁视为奥斯曼建设项目中对穷人实施的惩罚措施。古地志学者维克多·富尔内尔谴责道：“名为美化巴黎，实则是一种防范，是对武装暴乱者的反击，是对革命的警示。”他穷尽刻薄之词来批评奥斯曼改建工程中的街道建设项目，认为其设计“具有炮弹一般的微妙和睿智”。[332]
当然，拿破仑三世或奥斯曼在下令修建街道的时候并未动用一枪一炮，也不该低估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各种非政治压制目的。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奥斯曼及其同僚的确思考过要通过社会变革和策略性城市美化来削弱巴黎民众的好战性，[333]而巴黎人那种广泛的激进主义思想如同霍乱和痢疾一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拿破仑担心1848年6月的工人起义再次上演，忧虑巴黎民众反对他12月政变的呼声再起，当时，聚集在圣殿区的市民是在骑兵的数次攻击下才被迫解散的。有人断言，奥斯曼的现代城市生活是要建立在根除民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富尔内尔就认为：“他要同时与瘟疫和革命战斗。”[334]
奥斯曼是这样评价自己拆毁工人阶级住宅区工程的：“我们是在清除老巴黎暴乱和街区反抗的根源。”[335]经过改造后宽敞的巴黎林荫大道当然使得巴黎激进分子惯用的设置街垒的反抗手段成为历史，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些街垒与其说是一种武装反抗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斗争的信号；相反，在林荫大道上骑兵的快速部署可以得到有效实施。[336]平整的地面也让骑兵的调遣更为快捷，尤其是在巴黎城市山丘地带新平整的道路上，这些道路本是墨洛温时代人们所熟悉的山坡地，现在均得到平整。[337]林荫大道的布局也便于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警察部队快速集结起来，如市政厅后面洛博街的守备部队在市政府陷入困境的时候可以提供迅速的武装保卫，而里沃利街的守备军可以为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提供第一时间的军事援助。
主要街道的策略布局是实现社会秩序安定的另一种有效手段，因为这一格局可以将好战民众云集的区域分割开来，变成一块块分散而且易于控制的单独地域。例如，圣米歇尔大道和圣日耳曼大道都从拉丁区中间穿过，将之分割成堪称典范的又长又宽的几个地带，因为那里是巴黎最具反叛传统的地区之一，从12世纪到20世纪一直是具有反叛思想的学生们的聚集地。不知是否有意，迪雷完成的圣米歇尔雕像脚下踩着一条龙，使达维乌设计的塞纳河边上的圣米歇尔饮水喷泉更加壮丽，让人联想到投石党运动之后路易十四以胜利者的姿态昂然屹立在反叛势力之上。[338]但是按照奥斯曼的一个批评者的看法，这个设计是“一个巨大的艺术败笔”。[339]
从马莱的周边地带开始，穿过圣安托万区到贝尔维尔、梅尼蒙当和沙罗纳的东部街区，那一带的发展基本相似。四周的街道汇集到共和广场，共和国大道、伏尔泰大道、马真塔大道和图比哥街都穿过贫困且激进的工人居住的地区，同时，1854年，政府在广场附近建起一座规模不小的骑兵军营，“时刻防范着任何有颠覆政府意图活动的兴起”。[340]在圣马丁运河的处理上，遏制政策也被贯彻得淋漓尽致，政府下令在运河沿岸人工铺设路面，这就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里夏尔·勒努瓦大道。在1848年6月工人起义期间，一些起义者曾经以运河东侧为庇护所与政府军展开战斗，并阻止了政府军队向圣安托万的进发。该地段路面铺设之后，圣安托万区很容易受政府控制。“过去我们需要用来复枪和大炮制服叛军，现在我们使用镐头、手铲即可解决问题。”1858年，一位帝国的追随者如是说。[341]
在当今巴黎第十三区的圣马塞区，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是既有城市改造，又有旧社区的破坏。王家港口路的兴建延长了蒙帕纳斯大道，规划中的新阿拉戈大道与重新整治的穆夫塔街交汇，穆夫塔街的一段被拓宽和绿化后改名为戈布兰大道和意大利大道。这里曾是巴黎街道最古老的部分之一，到第三共和国时期这项工程完成之后，这里几乎所剩无几，只有那中世纪古镇圣马塞尔孤零零地站在护城河旁边。
奥斯曼城市改建项目使巴黎那些破旧的城区有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教堂、学校、镇公所、医院及其他一些现代公共场所。1864年，一位作家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建筑工人的铁锤捣毁了一些我们希望保留的遗迹，它同时也摧毁了盗贼出没的地方和色情场所。”[342]从这句话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面对拆除、搬迁、安置等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实施，许多在街头巷尾、广场上、酿酒厂和公共洗衣房等工人居民区多年来形成的社区氛围遭到了极大破坏。不过，第二帝国的覆灭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说明，奥斯曼主义的逻辑并未完全摧毁工人阶级的激进思想。然而，正如巴黎城市那些区域自己证明的那样，第二帝国的城市转型确实改变了它们的位置和特点。
1858年1月，在去歌剧院的路上，拿破仑三世险些被意大利激进分子奥尔西尼炸死。他并未因此采取残暴的手段镇压激进分子，相反，却开始了更为开明的执政时期。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开始形成，他们把大部分的怒火都撒向皇帝对塞纳区行政长官的选择上。奥斯曼的专横天性击碎了巴黎人可能拥有的城市改革的任何想法。帝国的开明治理又使得他的风格看起来越发不合时宜。1859年至1860年间，兼并周边土地计划的实施使巴黎的面积不断扩大，为此花费巨大，基础建设开销尤为突出。奥斯曼设计了新的金融手段帮自己渡过难关，成立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名为“巴黎储备银行”的储蓄银行，该银行旨在吸纳贷款。不过他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贷款利息的上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之风困扰着这位行政官。有些人认为其财政赤字会影响下几代人的安康。其政敌儒勒·费里拿这位男爵的“令人惊异的账目”的故事来游说政界要人。[343]费里及其幕僚确实有能力将奥斯曼挤下台，但就在这关键时刻，第二帝国悄然走向崩溃。
一、费利切·奥尔西尼
从克洛维时代开始，巴黎就一直是法兰西的首都和国家元首频繁光顾的居住处，这一事实预示着它必定成为反对国王、皇帝、总统等各种暴力行为的中心舞台，包括奥尔西尼暗杀拿破仑事件在内，要取这位皇帝性命的暴力事件就达十次之多。
费利切·奥尔西尼是意大利激进民族组织烧炭党的成员，他坚信拿破仑三世是阻碍意大利民族统一的罪魁祸首，因此当拿破仑三世将车停在拥挤、狭窄的勒佩尔蒂埃街上老歌剧院门前时，他向皇帝的马车投掷了三枚炸弹。拿破仑并未受伤，但是受到很大震动。他乘坐的马车和拉车的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场炸飞。八个行人被炸死，一百多人受伤。奥尔西尼最后被判处死刑，送上了绞架。然而，对于刺客来说，他的行为却异乎寻常地对他攻击的目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幸免于难的拿破仑三世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在1858年转变了他对意大利统一事业的看法。奥尔西尼的行动也使奥斯曼加紧实施将拥挤、热闹的歌剧院剧场迁往一处新址的计划。后来，在今天叫作巴黎加尼叶歌剧院的新剧院落成后，为皇帝专门设置了一处戒备森严的入口，以避免历史重演。
奥尔西尼事件警示世人，以路障、叛乱、革命和军事行动久负盛名的巴黎是一个个人或集团暴力活动频繁发生之所。人们对历史上成功的暴力行为不乏了解，但那仅仅是个人政治暴力行为的冰山一角而已，直至今日，仍时有此类行为发生，如2002年企图暗杀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的行为。
从16世纪宗教战争时期开始，策划政治暗杀的意识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占有突出位置，诛杀暴君被认为合情合理。亨利三世当年逃离巴黎就是为了躲避巴黎人的追杀。勉强躲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劫的亨利四世在1610年因交通堵塞被困在巴黎街头，并死于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的刀下，在这之前，他已经经历过十数次对他施行的暗杀，不过那些行动多数是在巴黎以外发生的。当然，很难划清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引发的行为或者个别人因妒嫉而发生的行为之间的界限。例如，1757年1月6日，试图用袖珍折刀刺杀路易十五的让·路易·达米安在迫其供出同犯的过程中遭受了酷刑，因为他坚持刺杀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人们怀疑他是詹森主义者，因为他暴露了与这一运动的关联。但是他的动机似乎来自个人的冲动，像他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不过，在意识形态冲突或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暗杀活动更为频繁。1793年马拉在自己的浴室里被夏洛特·科黛暗杀，以及在大革命期间恐怖时期对罗伯斯庇尔的秘密暗杀计划，都属于政治暗杀行为。1820年，对路易十八的继承人贝里公爵成功实施暗杀的激进共和主义者路易·卢韦尔也明显属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引发的此类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暴力行动，1894年在里昂成功刺杀萨蒂·卡尔诺总统的事件。除1914年暗杀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和1932年一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谋杀总统保罗·杜梅事件之外，20世纪早期这种暴力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到了该世纪中叶，情况又有所反复。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时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动荡不安，曾有过许多次针对戴高乐总统的暗杀事件发生。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暴力事件仍频繁发生，但是恐怖分子现在似乎已对政治领导人兴趣索然。1995年安放在圣米歇尔地铁车站并造成6人死亡、62人受伤的炸弹，目标并非想杀死去歌剧院途中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总统本人。
瞄准政府要员的政治暗杀活动在巴黎内外均有发生，但对犯罪分子的惩处均在首都执行，以示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和警示民众。例如，1757年在市政厅前沙滩广场处决达米安就是出自此种考虑。身上仅着一件睡衣、手拿忏悔用蜡烛的达米安在走下圣母院的台阶后，遭受了一连串精心设计的酷刑，最后他被四马分尸，当时观看处决场面的人达到数万人。能够俯瞰到广场的房间均租给了那些急切希望好好观赏这一幕的优雅的绅士淑女们。
处决达米安的例子充分反映了巴黎人希望观看公开处罚场面的强烈愿望，这种处罚甚至逐渐应用到非政治犯身上。例如，1836年的拉森纳尔，1869年的特鲁普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波诺犯罪团伙成员和金帽事件中的流氓团伙，20世纪30年代的帕潘姐妹和韦德曼等涉及家庭暴力、系列犯罪、与色情有关的谋杀等，都在媒体煽动下引起公众不应有的关注。这些团伙都是被公开处决的，而公开处决原本是旧制度下的做法，生活在恐怖时代的人对此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1792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开始启用断头台，是公开处决像达米安这类犯人时使用的比较人道的行刑器具，但没过多久它便成为血腥复仇的象征。从19世纪30年代起，行刑场从市中心移到了郊区地带。奥尔西尼是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罗凯特监狱外被处决的，19世纪50年代，行刑场又迁至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桑特监狱外。从1939年开始，考虑到处决杀人狂欧仁·韦德曼时公众当场表现的令人发指的狂热，政府决定今后禁止进行公开处决。1977年是最后一次使用断头台的年份。1981年，法国废除死刑。
1870年拿破仑三世做出不明智之举——与俾斯麦的普鲁士开战。长期以来，拿破仑三世就在外省比在首都受欢迎。巴黎的金融界要人、天主教会和靠投资收入过活的资产阶级都支持他，而工人阶级对他1851年12月10日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历来表示反对，即使在1864年他颁布法律承认工人罢工合法化的时候，这是1791年以来的第一次，但巴黎工人仍对他的巴结讨好不买账。像他的叔叔一样，拿破仑三世发起制定了解决巴黎人就业问题的政策。但与第一帝国不同的是，他的做法使许多工人失去了家园。1855年和1867年的博览会标志着国家政策的英明，但接受它的是游客而非众多的巴黎市民，他们认为他们需要为此付账单。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甚至最忠心的市民都在担忧奥斯曼的神奇魔杖是否已经失去魔力：房地产的泡沫似乎要破灭，因房租暴涨而导致的住房危机即将来临。在1869年的大选中，四分之三的巴黎选民投票支持反对党（全国的数字为60%）。在1870年5月的全民投票中，83%的法国人投票支持政权自由化，而在巴黎的支持者仅为43%。
1871年9月，当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向普鲁士人投降的消息传回巴黎时，全国对他那么大的支持率也于事无补了。埃德蒙·德·龚古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群发出惊心动魄的怒吼，人们从最初的惊惶失措已转变成现在的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在大道上聚集，边走边喊着：“打倒帝国！”[344]皇帝的支持者无力抵挡人民呼吁一个（第三）共和国到来的愿望。1871年9月4日，在市政厅的阳台上，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
第二帝国并不是在轰鸣中，而是在呜咽中倒塌的。巴黎的不安情绪由于普鲁士人包围巴黎而推向高潮。甘必大及其他一些政治家乘热气球逃往外省寻求援助，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信鸽传书等，这些都成为人们对当时普鲁士围困巴黎时期的特定回忆。普鲁士炮火轰击了城南，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包括卢森堡宫和先贤祠在内的一千多座民宅及公共建筑受损。饥饿的巴黎人甚至没有放过万塞讷动物园的哺乳动物，能找到的猫、狗或老鼠也都成为人们的食物。据说，1871年1月，埃德蒙·德·龚古尔拒绝购买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位商贩的大象肉和骆驼肾，而是满意地用他自己捕获到的一只乌鸦来充饥。[345]就在那个月，第三共和国临时政府投降，结束了劫数已定的巴黎的抵抗。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已经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镜厅宣布自己为德意志帝国皇帝。3月，获胜的德军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了盛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阅兵仪式，这是他们东归前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姿态。
波拿巴政权令人屈辱的命运引发了民众的愤恨情绪。驻守蒙马特的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拒绝缴械，并袭击了由梯也尔领导的临时政府。由于他与普鲁士签署的停战协议上包括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对手的条款，梯也尔成为巴黎民众心目中极不受欢迎的角色，他被迫撤到凡尔赛宫，将巴黎留给一个特殊的、更加短命的政府——巴黎公社。尽管巴黎公社在城市激进主义运动史中历时最短，但其英勇行为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最深。拿破仑一世时期建起的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被推倒。据说，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亲自监督了这一行动。第一次进攻被公社击溃后，法国正规军发动了第二次围攻，在5月21日至28日的“五月流血周”中，政府军队攻进城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临近周末，当埃德蒙·德·龚古尔走过杜伊勒里花园的时候，他见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场景：“残垣断壁下躺着一匹死马，成河的鲜血中漂浮着巴黎公社战士们的军帽。”[346]最后，剩余的公社战士退到蒙马特、贝尔维尔和梅尼蒙当，即现在住着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中从市中心迁走的那些激进工人精英的外环区域。从这一意义来说，巴黎公社是对“被驱逐的报复”。[347]
在共和国政府军队攻入城市的时候，巴黎到处火光冲天。毫无疑问，有些大火是意外发生的。但同样十分明显，多数大火是人为造成的，纵火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要烧掉拿破仑住过的杜伊勒里宫，还有人要烧掉市政府中心——市政厅，结果两座建筑都被彻底烧毁。其他一些纵火目标也多为与政府相关的机构，如警察局、财政部、外交部和城市档案馆等。还有人要放火烧毁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结果未能如愿。很多人认为纵火犯主要是一些女人，据说，她们将汽油弹投向城市的各个角度，因此被称为“用火油纵火者”，不过这种传闻多半是厌恶女性的人添油加醋所致。至此，波拿巴政权引以自豪的新建筑在处处火光中纷纷倒塌。巴黎公社社员及他们的大火犹如奥斯曼计划拆房使用的撬棍一样威力巨大，他们对巴黎造成的破坏程度仅次于北欧海盗曾经对巴黎的破坏。
但是，反叛者也为自己的反抗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五月流血周”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法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屠杀事件：1573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死亡2000人，1793年至1794年恐怖时期遭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人数为2600人，1848年6月政变中死亡4000人，而这次对巴黎公社的大屠杀则导致一周之内2万多人被杀害。很多行刑是在巴黎的绿地上进行的。例如，在拿破仑曾引以为荣的蒙梭公园和卢森堡公园等。此外，巴黎还有35000多人遭到逮捕，其中10000人受审。近5000人被发配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如果加上逃出魔掌的工人人数，巴黎公社后离开巴黎的人达10万之众。如同其他历史创伤一样，“五月流血周”深深刻入巴黎人的记忆之中，使代表全民族利益的第三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受到玷污。
1871年5月24日的里沃利街
此后，巴黎人进入相互仇恨时期。小说家福楼拜曾经写道：“一半市民对打击另一半市民的行为拍手称快，而后者当然也会大力支持打击前者的行为，从行人的眼神中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348]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在蒙马特修建一个为巴黎公社赎罪的圣心教堂的议案。但是，该议案与其说平息纷争，不如说是火上浇油，左翼人士对这一建筑物嗤之以鼻。他们敬重的是自己的纪念场所，那就是位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那里埋葬着镇压运动中被杀害的1000多名巴黎公社社员。
二、巴黎公社社员墙
巴黎公社社员墙是巴黎悠久的历史中最令人胆寒、最令人不适的政治暴力见证之一。其残暴性使1834年的特朗斯诺南街事件黯然失色。从1870年3月开始，巴黎国民自卫军就已经形成为一个“联合组织”（federations）。从巴黎公社一问世，fédéré这个词就成为“巴黎公社社员”（Communard）和公社支持者的代名词。1871年5月28日，在政府军对拉雪兹神父公墓疯狂搜查之后，最后147名公社战士在该公墓东南侧的围墙处被枪杀。从全城其他地方运来的近1000名公社社员尸体也被埋在那里，那堵墙也因此被革命者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从这一罪恶行径被确认之日起直到今天，巴黎公社社员墙始终是左翼人士的朝圣地。
对于左翼人士而言，巴黎公社社员墙象征着资产阶级政府因惧怕无产阶级革命而做出的残暴行径，同时它也是记录工人阶级英勇行为的历史场所。在巴黎公社运动后期，凡尔赛政府派军队去解除巴黎公社反叛者的武装。当然，在军队离开市中心后，公社社员也有一些过激行为，他们不仅进行放火和其他各种破坏活动，还枪杀了一些人质，包括巴黎大主教达尔博伊。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许多暴行，但从死伤人数上看，政府军更为残酷，他们杀死了2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集体枪杀的，还有许多人被捕入狱；而政府军死伤人数仅有约1000人。
令人惊奇的是，左翼人士通过巴黎公社社员墙要纪念的人和事却成为作家、学者攻击的对象，而且词汇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一个作家说巴黎公社社员是“一伙儿追求权力、美酒、女人和血腥的人”。也有人认为，巴黎所有的麻烦都是外省的那些移民造成的，还有一些人则简单地将根源归于一个历史悠久的神话，说巴黎如同古巴比伦一样，人们只能从那里看到最糟糕的事。这种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巴黎公社社员的行为是巴黎历史上最残暴的行径之一。尽管后来进行的重建工作起到一定恢复作用，但是公社社员在市中心燃起的熊熊大火使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建筑永远成为人们的记忆。
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通过照片和雕刻艺术品，巴黎公社社员之死和公社社员墙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但是，由于1871年以后巴黎的左翼势力士气低落，公社社员墙显得有些不那么重要了。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仅有一些亲属向死难者献花，到了70年代后期，政治家们才开始关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年轻人竟从墙周围不深的坟墓中掏出死者的头盖骨当球踢，真是奇耻大辱。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在此定期举行，但这些活动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聚会民众与警察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更为糟糕的是，自称受巴黎公社起义鼓舞的左派不同团体之间也冲突不断。不过，当市政府意欲将包括公社社员墙在内的公墓土地卖给房屋开发商时，左派各团体团结起来联合抵制。他们定期在此处举行一些纪念活动，例如在扣眼上插一枝雏菊，在墙边放上玫瑰花，为死难者敬献花环，进行政治演说，仪式之后集会，等等。
但是，按照社会党人、人民阵线领导人、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1936年的说法，哀悼日已经逐渐变成庆祝日。1936年5月，有法国共产党参加的、由布鲁姆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此后情况更加如此。5月24日，大约有60万人在巴黎街上游行，这些人鱼贯走过公社社员墙。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法国共产党起了带头作用。历史证明，在每一次纪念活动中，共产党员都是多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纪念日发展成为悼念纳粹集中营中法国人的日子。1971年，在参加巴黎公社诞生100周年纪念日的6万人之中，六分之五是共产党人。当天，最后一位巴黎公社幸存者阿德里安·勒热纳的骨灰被埋在墙边，他于1942年在苏联自然死亡。
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为公社社员墙举行纪念仪式的活动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这与有组织的劳工数量的逐渐下降、法国共产党势力的式微以及其他一些不同形式的政治庆祝活动的出现有关。巴黎工人阶级周末的休闲活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1983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决定，赋予巴黎公社社员墙以“民族象征”的历史丰碑地位，而过去人们只将它与各政治派别中的一个方面相联系。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不是对这座历史纪念碑的致命一击，因为它从此永远失去了唤起政治回忆的重要意义。
巴黎公社意欲改变法国民族政治特征的愿望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枉然的。如同1848年的六月工人起义和1851年至1852年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示威活动一样，巴黎公社再次表明，法兰西顺服巴黎的政治导向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帝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第三共和国及其选民并不打算宽恕巴黎，1876年以前一直对巴黎实行有效的军管状态，执行严格监察和宵禁。直到1879年，法国政府才重新从凡尔赛宫迁回巴黎。在帝国之后的政府过渡期间，巴黎抓住时机选出市长，首先是科学家埃蒂安·阿拉戈当选，随后在1870年11月至1871年6月间，温和派政治家儒勒·费里曾任市长。但是巴黎公社之后，巴黎失去了推选市长的权力，从此以后巴黎再也没有自己的市长，直到1977年。尽管当时巴黎拥有选举产生的市政议会，但它始终由塞纳区行政长官控制，而20个行政区的长官一直都由国家首脑任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月前还在猛烈抨击奥斯曼并极力要将他赶下台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欣然接受奥斯曼计划留下的遗产，仿佛奥斯曼已经确定了城市建设的模式，任何人都无法更改，这一事实似乎证明，这位前行政官仍在继续负责巴黎的市政建设。正如政治家儒勒·西蒙所言，“由专制当局所开始的事务应当由我们来自由地完成”。[349]巴黎公社纵火之后，城市重建迫在眉睫，当局采取了照搬的做法，恢复并完成了奥斯曼男爵的建设项目。例如，圣日耳曼大道、亨利四世大道以及共和广场四周放射形道路等出自第二帝国的设计手笔的建设项目，现在全部被第三共和国付诸实现。夏尔·加尼叶设计的歌剧院及其周围复杂的街路系统建设也一并得到贯彻。歌剧院大道的修建涉及要拆毁穆林岗这个中世纪时期以来的垃圾场，整个项目是在1876年完成的。歌剧院建设框架本身在巴黎遭围困时期曾经被用作食品仓库。在歌剧院的落成仪式上，很可能是作为一种反对帝国的政治宣言，该剧院的设计者加尼叶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听首场音乐会。
巴黎公社时期的街垒
接下来，发展的主题仍然在奥斯曼城市改建规划的风格中得以进行。新的住宅建设主要是一些资产阶级住宅的建设，与道路建设相辅相成，这一建设与奥斯曼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为优化城市景观，奥斯曼在1859年和1864年延续了历史上的做法，对1783年至1784年路易十六时期下达的有关建筑高度和街道宽度的规定进行了重新启用并稍作改动。这种对传统的尊敬与奥斯曼对历史常常漠不关心的态度截然不同，[350]它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使新巴黎略微融入了许多复古特征。奥斯曼拥有授予建筑许可的权力，这意味着他有能力迫使建筑者们遵循几个世纪以来个人和公众建筑中具有城市审美的一些主要特征从事建筑工作，同时他还从头至尾地大力提倡典雅朴素的古典主义风格。一般来说，新建筑模式一楼为商店，二楼为一些小商号，再往上是又三层房屋。在一些林荫大道，有的楼房可能会再接四层甚至更高的楼层，顶层为露天平台。各种建筑物的外表，包括众多楼面和阳台，都要保持平展而又和谐，装饰风格要保持最低限度的古今兼容并包。最好的建筑物大都继续使用经过加工处理的石灰岩。由于巴黎附近的石灰岩供应量不断下降，现在这些材料是由火车从遥远的采石场运送进来的。这也增加了建筑的连续特征。从19世纪90年代起，悄然出现了装饰上的变化，[351]如希腊罗马式装饰风格的女像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黎城市的建筑之中。此外，“新艺术”装饰风格也在巴黎城市建筑中初露头脚。总体来说，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出现的典型奥斯曼式的建筑比第二帝国时期的还要多。奥斯曼式的建筑比其他类型的建筑更为突出地标记了巴黎的城市风光。
奥斯曼式建筑的内部与外表都有许多标准。例如，奥斯曼式公寓楼是投机性的，而不是为个人客户建造的，目的是让资产阶级租客居住而不是让业主居住；因此奥斯曼式公寓建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特异性，强调了标准化。它们是“租赁物业”，即旨在创造利润的建筑，建筑物的阁楼（通常给仆人居住）和底楼可能会有他用，但是所有其他楼层往往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划建造的。这种公寓建筑还有一个公寓门卫，他必须训练有素，保卫住户安全，由此他也成为现代巴黎最具有戏剧特色的人物之一。从19世纪80年代起，电梯的引进意味着最理想的楼层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一楼、二楼，而是更高的楼层。公寓建筑开始不断增加新的标准模式。例如：为仆人和商人提供各自单独的入口和楼梯；有一个装饰华丽的门厅；从一条主要的走廊可以来到具有不同功能的房间；最好的卧室和客厅享有楼房前面的景观；以及逐渐普及到各个楼层的自来水、煤气灯、锅炉驱动的集中供暖设备和体面的盥洗室、卫生间等“便利设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曾气愤地说，这种公寓设计是在“扼杀建筑艺术，使其屈服于方便和舒适”。[352]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建筑师和设计者们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因为方便和舒适已经开始成为巴黎公寓建筑群里中产阶级房客的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