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欣然接受第二帝国提出的城市美景建设运动。巴黎需要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自己的优势，需要弥补或者遮掩巴黎公社社员对城市建筑的破坏，而这需要时间。市政当局最后做出一个决定：拆除已经严重毁坏的杜伊勒里宫。外交部办事处所在地奥塞宫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还是一片烧焦的废墟。市政厅到1882年才完全重建起来，整体结构扩建了很多，它的外观模仿的是19世纪的后哥特式艺术风格，而没有艰辛地恢复文艺复兴风格。许多巴黎人对第二帝国时期的二十年中巴黎成为一个辉煌的建筑工地有些失望，但是直到第二帝国垮台，这种建造风气也没有停止。拿破仑三世就曾主持修建了10多处公共花园和广场。到1911年，第三共和国已经成功地建成37处这样的花园和广场。落成于1878年至1888年间的建筑物的数量是1860年至1869年间的三倍多。[353]奥斯曼式风格不仅在巴黎以外的城市受到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建立自己的“巴黎”。从某种意义来说，巴黎已经成为现在城市规划的范例。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第三共和国政府还沿用了拿破仑三世的政策利用世界博览会来展示巴黎作为世界之都的形象。拿破仑曾经对伦敦水晶宫举办的1851年大不列颠博览会十分欣赏，所以决定将很有传统特色的法国工业博览会改变成更为壮观的形式。以前那种传统的博览会形式要追溯到1798年，那是弗朗索瓦·德·纳沙托的灵感。[354]1855年和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博览会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并巩固了巴黎作为观光胜地的声誉。例如，巴黎在法国对外出口中的份额在博览会之后急剧上升。主要在香榭丽舍大街举办的1855年博览会规模空前，吸引了约500万参观者，包括各国首脑和其他国际要人。1867年的博览会规模更加壮观，几乎占据了战神广场的全部地盘，吸引了700万来访者。第三共和国也没有自甘落后，而是极力热情地宣扬国家已从1870年至1871年的屈辱中恢复元气，并确信1878年的博览会将更加壮观。结果那次博览会占地面积前所未有，从战神广场到塞纳河右岸的特罗卡德罗，并沿着塞纳河左岸一直到荣军院。1889年的博览会是永远值得纪念的盛会，因为它是埃菲尔铁塔的落成典礼，此次吸引人数不下3200万，是1878年参观人数的两倍。
这些博览会颂扬了对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崇拜，这既是因为那些博览会中展示的钢铁建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因为展览中出现的机器和设备那近乎恶魔般的能量，同时代的人对此刻骨铭心。一位参观者后来回忆道：
四台机车守卫着机器大厅，那些机器仿佛是埃及神庙入口处的狮身人面像。展厅里到处都是铁、火和水，声音震耳欲聋，令人眼花缭乱……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人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羊毛的梳理、布匹的折叠、纱线的修剪、谷物的脱粒、煤炭的提炼、巧克力的提取等等。[355]
国际上一些参展者对博览会的评价也带来了全球性的感觉：“儒勒·凡尔纳梦想着80天环游世界，”1889年博览会的官方指南宣称，“而在战神广场，您6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356]
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主要展品是一些完全本土性的东西，即巴黎本身，对此时来说也就是一派奥斯曼式的权力景观。这所城市有超出想象的巨大改变，并自豪地用竞争对手无法模仿的方式展示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在这种活动中投入过如此巨大的资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有效地利用这种活动来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1855年博览会上首次展出了有轨电车。1867年，博览会上展示了游船服务。1878年的博览会第一次展示了电力路灯的实验。
在1878年博览会前夕，英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参观了巴黎，并钦佩“法国具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可塑性”，尽管有巴黎公社及其余波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但他还是认为，“今天的巴黎外表一片光辉灿烂，繁荣昌盛的景象仿佛这片天空从未有过乌云”。[357]不管遇到了多少麻烦，这些国际性博览会都为坚持永恒巴黎这一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将巴黎这座光芒四射的现代化城市迅速恢复成为“文明的聚焦点”，正如雨果所说，将使巴黎成为法国“全部历史的缩影”。[358]在1878年博览会上，意大利参观者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也赞叹个人在奥斯曼式巴黎的全新文化体验。各种感官过载，他几乎溺毙在巴黎这座现代城市的过度壮观之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这些来自都灵、米兰和佛罗伦萨等孤独而又僻静小城的人都无比惊讶地发现，在家乡，每个人都站在商店门口，觉得似乎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如果说昨天我们一个小湖上划桨，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在海洋上航行了。[359]
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曾讽刺地评价1855年博览会：“整个欧洲都跑去看货了，还对产品和原料品头论足。”[360]勒南这种看似粗鲁的态度事实上反映出博览会与大众消费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原始生产力的展现，还有这些技术与生产力似乎越来越适应个人消费需求和舒适度的方式。因此，辛格缝纫机、照相机和家庭用电在1855年博览会上成为最抢眼的项目之一；冰箱、打印机、电话、电梯和最原始的留声机在1878年也深受欢迎。这些物品很快就在巴黎上市销售了。
某种程度上，博览会的巨大成功是一种现象的延续，尽管这种成功显得有些夸张，有些不可思议，但零售业的崭新形式，尤其是百货商店，给了它更为平实的表达。分别于1867年和1870年建立在右岸新桥附近的美丽花园和莎玛丽丹百货，1883年建立在左岸巴克街麻风病医院和性病医院旧址上的乐蓬马歇百货公司，还有1895年建立在昂坦马路上的老佛爷百货公司等等，都是这种零售商店。1862年创建的规模更大的巴黎春天百货公司于1905年在奥斯曼路开业。基于高营业额和低利润率的原则，这些多层大商场拥有大量不同种类的消费品库存，并制订了固定的价格。它们的销售额随着邮购商品目录的出现而增加，这种新的销售方式将巴黎现象传到全国。商品需求量的增加极大地刺激了巴黎当地工业的发展，其中主要是半奢侈品的生产不断增加。巴黎新、老行政区的手工生产都卷入大商场疯狂的销售循环中。
这些商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使其前身，如王权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购物拱廊，陷入了相当暗淡的阴影之中。它们将这种体验置于一个结合了最现代的技术——特别是铁架结构和平板玻璃窗——与阿拉伯夜晚风情的环境之中。橱窗购物、闲逛商场、与其他顾客交往、冲动购物等现象进入大众生活方式。在那些消费殿堂里，各种奢侈品琳琅满目，价格不一，吸引了“从公爵夫人到调情者，从百万富翁到乞丐”的各阶层人士。[361]它们利用顾客的消费主义幻想，有些作家很赞同这种策略。例如，埃米尔·左拉在1883年发表的小说《妇女乐园》中对一家百货商店的描述明显是以乐蓬马歇百货公司为原型的。小说中描述的商店满足了读者的欲望和联想，于是产生了一种反馈效应，即在几年之内，乐蓬马歇也在模仿小说中描述的那些布置。
在19世纪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种艺术与现实、幻觉与真相、个人欲望与集体幻想的交融在巴黎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壮观景象，而且越来越强烈。浪漫主义诗人泰奥菲勒·戈蒂埃在1856年写道：“巴黎，魔力般的名字，无论是戏剧、歌剧，还是书，只要是描写它总是确信能够成功。”[362]18世纪的小说或许也都是以首都为背景的，遗憾的是它们很少唤起地域感。与之对比，19世纪末的参观者和游客都坦白地承认，他们的想象力已经被文学作品对城市的描述准备好了，所以有时很难体验巴黎的原本面貌。由于畅销书的销售和受欢迎戏剧的上演，即使从未踏足此处的人也似乎已经了解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细节。正如亚米契斯在1878年所写的那样，“任何人与巴黎都不是初见，而是一再重逢。”[363]仅文学作品中描述过的地方就不计其数。例如，欧仁·苏犯罪小说中的巴黎黑社会、巴尔扎克惊世之作中的贵族沙龙和左岸的印刷文化、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述的下水道等。有多少游客在游览下水道时，代入的是冉阿让的冒险之旅啊！
左拉的小说，尤其是他出版于1871年至1893年、以第二帝国为背景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为这段神话般的文学时期提供了明显的实例。左拉的系列作品向读者讲述了转变之中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一系列寓言般的故事，将这个奇妙世界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不仅有各种百货商店，还有各种蔬菜市场；不仅有上层阶级的卖淫嫖娼、银行与财政内幕，也有下层贫苦百姓的消遣酒店。这些小说凸显的主题是巴黎拥有的巨大能量，它能编织出一套不断循环、日益更新的网络。另外，小说还阐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世纪长河中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作家本人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不仅见证了巴黎城市的巨大改变，也见证了巴黎现代化的真正含义。
漫游者是革命后出现在现代城市街道上的人物，即有意识地在街上闲逛的人，在人们对巴黎的认识中持续发挥着作用。漫游者是沉浸在人群中的个体，但不属于人群。漫游者诗人夏尔·波德莱尔曾写道：“对于一个彻底的漫游者，一个热情洋溢的观众来说，在人群的中心安家是他们最大的快乐，他们就出现在潮涨潮落之时，就行动在不可捉摸的事件之中。”[364]漫游者的匿名性使他能够见证不断扩张的城市中街头生活的真相，并将其观察和感受发表到刊物上，如小说、报纸文章、文学手册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我们上文提到的文学神话。
这种文学现象是从19世纪50至60年代开始的，并在艺术界产生共鸣，特别是在马奈及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中，画家们不确定地摸索着波德莱尔所倡导的“现代生活的绘画”，这种绘画拒绝将历史、宗教和神话作为题材的传统观念，主张直率地描述工业化城市生活带来的累赘。诗人戈蒂埃曾经这样断言：“如果我们接受铁路、汽船、英国科学研究、集中供暖和工厂的烟囱这些文明，就能获得与古典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美。”[365]
这一团体对此时此刻巴黎城市的描述引发了一场艺术争端，特别是官方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沙龙画展，自认为是维护了艺术声誉并保证了艺术质量。印象派画家既强调对现实的表现（尤其是通过光线和颜色），又强调对可接受内容范围的扩大，这引起了艺术上极大的争端。马奈的画《奥林匹亚》展出于1863年，画中的裸体与其说是过去对女性形象的理想化描绘，不如说是当代的卖淫世界。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官方沙龙画展对莫奈一派的态度十分明显：坚持拒绝陈列他们的作品。这一派别便建立了反沙龙画展来展示他们自己的作品。1874年至1886年间，他们举办了八次这样的展览。在第一次展览之中，有人用充满敌意的批评来攻击克劳德·莫奈的画，并称其为“印象派画家”，这一团体由此得名。
作为一个派别，印象派画家除了马奈和莫奈还有卡耶博特、塞尚、德加、莫里索、毕沙罗、雷诺阿和西斯莱，他们的大量作品都是对现代巴黎，尤其是对巴黎现代性标志最突出部分的描绘。在他们之前，描绘巴黎的作品数量少得惊人，且以城市纪念物为主，如新桥、圣母大教堂和其他各种教堂等。相比之下，印象派画家喜欢描绘街道上的生活，他们选择的绘画区域主要在街道、码头、布洛涅森林和城市西北部生活更富裕的区域。如果他们要描绘纪念性建筑，很可能是火车站、咖啡厅或者奥斯曼式建筑而不是大教堂。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会感觉舒适，并远离政治事件的烦扰。在其作品《协和广场》中，德加描绘了一个漫步于巴黎著名广场上的游人，该男子的高帽恰好挡住含有寓意的斯特拉斯堡的拟人塑像。该城市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夺走，从此这座雕塑便一直以布帷覆盖。印象派画者的品位趋于欢乐，有逃避政治的色彩。
当印象派画家勇于探寻巴黎城外旷野的风景时，他们总是回避渺无人烟之地或农耕环境，而是描绘首都资产阶级的度假胜地。他们喜爱的场所包括超出或者未涉及工业发展的地方，如阿斯涅尔、阿让特伊、布吉瓦、沙图和塞夫尔；或者是海滨盛地（如多维尔），这里有为巴黎一日游旅行者和度假者开通的火车，他们可以在这里洗浴、划船、野餐和休息。
巴黎的神话既是现代性的缩影，也是人们在政治保守主义视角上理解巴黎的过滤器。在第二帝国时期，一位美国来访者在游览巴黎后写道：“如此华丽的面具是怎样使那些狂妄的人低下了头？”[366]第三共和国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由现代巴黎引发的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漫游者开始变得更加乐观和清醒，他们的情感也屈从于更加犀利、批判的智慧，照此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即将出现的新的壮丽城市。但是，1848年、1851年和1871年还处于极为传统的阴霾下，他们注意到这也产生了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流离失所，是异化，并深入现代城市居民的心里。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工程扩大了这种意识。因为这一工程表明，巴黎人难以阻止对自己环境的破坏。夏尔·波德莱尔曾诗意抒情般地描写了人们由此产生的焦躁不安和幡然醒悟。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巴黎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和美妙主题的城市”。[367]但是，与那些在巴黎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者不同，他离开了旅游线路的大街小巷、百货商店、公共花园和娱乐场所，经常出没于流浪汉、乞丐、街头艺人和下层知识分子所在的低级酒吧，甚至巴黎市郊穷人所在的凌乱肮脏的街道上。因此，他意识到奥斯曼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神话，是凌驾于强迫和破坏之上的。受那些穷苦群众思想的刺激和影响，他发现自己的品位并不适合新的大众社会。他渴望旧巴黎能够复归，虽然它似乎悲壮地一去不复返。“旧巴黎已不再，啊！城市的变化比人心的变化还要快。”[368]
因此，巴黎越是被作为现代化城市的代表而神化，它就越滋养着一种怀念老巴黎的反面神话。那个老巴黎虽然是一个凌乱的地方，但是真实的、早已被宣称是更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奥斯曼主义的强制介入阻碍了巴黎人的个性发展，使他们成为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一言一行尽在城市的掌控之中。马克西姆·迪·坎普认为，现在普通的巴黎人已经成为被动的、被控制、被管理的编码，无论情愿与否，他们都“被登记，被编入目录，给一个代号，处在被监视之中，负责供电、打扫卫生、引航带路、照顾别人、听从警告、遭受逮捕、接受审判、遭到监禁，最后被埋葬”。[369]这种反乌托邦的幻灭态度突出反映了奥斯曼这个名字的知名度，现代化理想变成激烈的社会与文化变化过程中的替罪羊。
从埃菲尔铁塔顶部放眼瞭望，可以隐约感到奥斯曼化了的巴黎城市中心仍然在不断地变化，而该铁塔本身正是1889年博览会颂扬现代主义的杰作。人们在埃菲尔铁塔上不仅可以展望西部街区别致的林荫大道和百货商店，还可以一览远郊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巴黎是一座以大量消费为中心的城市，这正是博览会突出强调的，而且是继续以工业化和艺术产业化为主要特色的城市。然而，奥斯曼式的林荫大道并没有成为一切，甚至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城市中心，奥斯曼也是枉费心机。尽管老巴黎已经被分割成数块小区域，但是它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所不同的仅在于距离里沃利街或圣米歇尔大道远一点还是近一点的问题。
三、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耻辱。我们确信，即使是爱财如命的美国人也不想要它。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也都因为它而极度心烦——而我们的说法只是广大民众呼声中一个小小的回音，要知道，广大民众的呼声是很值得警觉的。人们只需想象一下，一座现代工厂里巨大的黑烟囱那样的铁塔主宰着巴黎，以其野蛮的块头压倒了圣母院、圣礼拜堂、圣雅克塔、卢浮宫、荣军院的穹顶、凯旋门等，埃菲尔铁塔简直不值一提。
上面这段陈词是1887年由大约50位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后发出的，其中包括作家小仲马、勒贡特·德·列尔和莫泊桑，建筑师夏尔·加尼叶，作曲家古诺和马斯内，剧作家维克托里安·萨尔杜，以及许多建筑设计师。他们公开宣称自己是“美的激情热爱者”，自认为是所有喜爱历史上巴黎的人的代表，无法忍受巴黎将要被正在准备建立的那个“毫无价值的柱状型铁架那令人厌恶的阴影”所亵渎。
对于一个在所需的250万颗铆钉尚未有一颗敲定之前就受到法国文学和艺术大师们全面谴责的建筑，埃菲尔铁塔的质量惊人地好。负责铁塔建造的勃艮第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尽管它事实上是由他的同事努吉耶和凯什兰设计的——给那帮大师们写了一份激情似火的答复，声称他提出的这种新型美的建筑并没有违背艺术标准和历史惯例，而是超越了这两者。他指出：
是因为埃及那些金字塔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才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吗？……埃菲尔铁塔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高大的建筑物，为什么金字塔在埃及具有令人钦佩的价值，而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却变成了丑陋与荒唐的话柄？
确实有些人十分讨厌埃菲尔铁塔。例如，J.M.于斯曼攻击它是一个“毫无价值的蜡烛台”，一个“浑身是洞的固体栓剂”。但是埃菲尔同时代的人和后代子孙们纷纷来铁塔参观。铁塔落成于1889年博览会，仅这一年就有200万人参观该铁塔，其中包括威尔士王子、八位非洲国王、托马斯·爱迪生、莎拉·伯恩哈德和“水牛”比尔，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佳宾跋涉1710个阶梯，来到300米高的铁塔顶端。巴黎春天百货公司独家获得了建塔所剩的边角余料，用来制造许多微型埃菲尔铁塔，作为纪念物卖给游客，结果使铁塔的形象遍布全法各地。到21世纪初，来埃菲尔铁塔参观的人数已经接近2亿人。
尽管毕沙罗是埃菲尔铁塔著名的坚决反对者，但法国大多数画家还是几乎立刻表示愿意来看看铁塔。例如，修拉早在1889年铁塔落成当年就来参观，1890年来参观的著名画家还有卢梭、希涅克，夏加尔、德罗内、郁特里罗、杜菲、谷克多等也步其后尘。诗人们也纷纷来访。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前线服务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创作了一首抗击德国的诗歌，用的就是埃菲尔铁塔式的排列方式。阿波利奈尔的姿态表明一个事实，即埃菲尔铁塔是巴黎城市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纪念物，巴黎所有著名的纪念场所也无一可以与之相比拟。在这方面，巴黎圣母院与埃菲尔铁塔十分相近，尽管巴黎圣母院的宗教功能使它超出了巴黎反教权主义的目标界限，但它事实上出自技艺精湛但默默无名的劳动者之手。埃菲尔本人将他的铁塔称为“300米高的旗杆”，三色旗在塔顶飘扬。埃菲尔铁塔的形象，从绘画、诗歌、图片、电影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都让人想起巴黎而非整个法国。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埃菲尔铁塔就是巴黎城市的化身。
埃菲尔铁塔超越了艺术标准，也超越了所有实用功能的概念。最终，人们发现了它的一些其他用途：1908年，人们在塔上竖起一根无线电杆，后来又建了一根电视信号杆；它的顶端还是军事观察点；它还被用来做巨大的广告板和气象观察站。然而，埃菲尔铁塔的这些实用功能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代替，因此，铁塔在这方面的所有意义和目的都不那么重要，它的工程设计本身就是它的最高成就。与埃菲尔铁塔同时期开放的英国福斯大桥也是如此，除了它本身在建筑史上的荣耀和地位外，这座桥至少还承担了从河口一岸到对岸的交通运输，所不同的是福斯大桥建筑过程中有大约100人死亡，而埃菲尔铁塔建筑工地仅有一人重伤。
作为一个出色的旅游景点，铁塔还超越了旅游行业的陈旧观念。铁塔最高明的评论家罗兰·巴特指出，游客在塔上无可探求，塔上一无所有，除了巴黎，事实上在塔上什么也看不到。人们在埃菲尔铁塔上不仅可以俯瞰巴黎全景，而且可以领略巴黎难得一见的空中轮廓。难怪莫泊桑在塔中餐馆用餐时说：“这里是巴黎唯一一个看不到铁塔的地方！”
铁塔缺少实用性，为了赋予它实用意义，人们发起了带有补偿性的寻求。埃菲尔曾对自己克服巨大困难之后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而倍感自豪，而铁塔对人们提出的挑战则引起了更加乖张怪僻的挑战。1926年，有人试图驾驶飞机从埃菲尔铁塔腿下穿过，结果失败，但这种试验在1945年取得成功。1912年，有人乘降落伞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1923年，有人骑自行车从塔上下到地面。1905年，人们举行了爬塔比赛。1954年，有人使用登山技术攀登埃菲尔铁塔。1983年举行了骑摩托车上塔比赛。1987年又举行了骑山地自行车上塔比赛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试验中，有一些尝试以悲剧告终。总体而言，包括冒险者和各种原因的自杀者在内，死于埃菲尔铁塔的人数大约为350人。
20世纪初，雕刻家雷蒙·杜尚—维永把埃菲尔铁塔称为“超人兴奋之梦”，由于它明显缺少实用性，所以增加了更多的幻想性。铁塔曾经被喻为许多东西——烟花、油井井架、避雷针、昆虫等。各种幻想常常会有一个色情的转变。塔身明显的性的维度（这一点由桑德拉尔、阿拉贡和超现实主义者所强调）事实上已经夹杂着相当奇怪的意念。在阿波利奈尔的诗中，塔如同照顾巴黎这个羊羔的牧羊女一样，这种比喻令人想起巴黎城市的守护神热纳维耶芙，她有时被描述为在照看绵羊。另外，从下面仰望塔身，尤其是在诗人看来，它的第一层酷似怪异的骨盆，这表明埃菲尔铁塔超越了性别之分，正如它超越了美，超越了实用，超越了历史，超越了观赏，超越了一切。
因此，巴黎保留了其蔑视各种解释和纷争的能力。例如，对巴黎城市意义的争论就曾经演变成一场对现代性本质的辩论，全世界的非巴黎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对现实和过去的意见分歧同样会影响到对未来的展望。随着又一个世纪的到来，巴黎的未来发展似乎还很模糊。从一个角度来看，巴黎明显进入到举世无双的满足和享乐时期。很明显，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观点，他们将这个时期冠名为“美好时代”。相反，许多人强调，紧张局势和各种不祥征兆正在来临。有些人甚至开始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未来可能意味着结束而不是开始，所以，“美好时代”也就是“世纪末”。
10 令人担忧的景象（1889—1918）
19世纪末的巴黎可以称为博览会的盛世，有两次国际大型展览，即1889年和1900年博览会在巴黎举行。这两次展览都以1855年、1867年和1878年博览会为蓝本，展览中心都在战神广场，都再一次强调巴黎是“光之城”（也确实是由电灯来照明的），而且两次都极其成功。1889年博览会吸引了3200万观光者，人数是1878年的两倍。1900年博览会人数达到5100万，这个数字使它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国际博览会，直到1970年日本大阪的世界博览会超过了它。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安排在与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期举行，特别设想为现代的开始。1900年博览会的主题是“巴黎，文明世界的首都”。如果说巴黎是民主的诞生地，它又有引领现代文明的优势，那么它正是把自己的壮丽展示在“世纪末”和“美好时代”这一矛盾时期。
考虑到第三共和国建国以来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大型展览当然采取了夸张手法来展示。两次博览会皆试图寻找一个统一政治制度的形象，但现实还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还没有完全摆脱巴黎公社时期的社会阴影。19世纪70年代，君主派一直想要夺取政权，而共和派对此表现懦弱，结果在1873年君主派如愿以偿，没费吹灰之力就将共和派梯也尔赶下了台。波旁王室的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也就是查理十世的孙子，187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住在法国，甚至从没有到过凡尔赛，他试图谋取国民议会批准，获得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后来只是因为他固执地要求使用白色百合花旗作为法国的国旗，才没有成功。这种情况表明，极端主义情感的宣泄无论如何不会成功。
只是到了1879年，君主制复辟的喧闹已经烟消云散，政府才将官邸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在巴黎公社那黑暗的日子之前，巴黎一直是法国政府所在地。同年，政府批准第一批释放被囚禁的巴黎公社社员重新进入巴黎城区。凌晨4点，政府偷偷运送他们到达奥尔良火车站，却发现有4万名工人臂挽臂地给予他们同志式的欢迎。1880年，确定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表明共和国开始与历史上反君主制的势力走向和谐。尽管如此，在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布朗热将军掀起的波澜又一次打破了巴黎政局相对平静的瞬间，尽管他本人要在影响上挑战拿破仑，但是他仅仅成为政治上的一颗流星，转瞬即逝。布朗热呼吁修订宪法，并开展一场反德意志帝国的复仇战，这为他赢得了大量工人和巴黎资产阶级的选票。尽管如此，到1891年，这位将军终于力竭心衰，在他情妇的坟墓上饮弹自尽。[370]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政局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政界高层严重的经济腐败引发了一系列丑闻，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桃色丑闻也不断发生，1899年总统费利克斯·富尔在与情妇性交中身亡就是一个明证。尽管教皇在1892年要求法国天主教支持共和政体，但是法国共和派时常对天主教发动猛烈攻击。教会中的反共和主义情绪仍很严重；贵族聚居的圣日尔曼区是这些动荡的热点地区之一，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详尽地描述过他们的等级。
第三共和国宪法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成年男性，随后，由1870年抗击普鲁士围攻的英雄之一莱昂·米歇尔·甘必大提出的所谓“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又被神圣化。但是，法国社会政治基础的扩大似乎仅仅造成了一些新的权力观念的产生，并导致人们心目中一种新的焦虑：民众政治到底何去何从？左派点燃的社会主义烈火早已经在巴黎公社的灰烬中重新燃起，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左派已经进入国民议会。此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和平主义党派对第三共和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正在急速发展。1890年5月1日，十万多名工人在巴黎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1895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CGT）成立，后来发展成为法国最大的同行业联合会，并在成立后立刻卷入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中。此外，左翼党派中最具有武力色彩的组织在布朗热事件后掀起了一场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运动，巴黎的多家旅馆、饭店、行政官员居所和其他公共场所遭到袭击，伤亡在所难免。这种野蛮的政治运动遭到谴责理所当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运动却受到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和文学艺术界先锋派的支持。
如果说政治和阶级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夺政权，那么性别也不例外。一个日益壮大的女权主义游说团呼吁采取措施来扩大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权力。1897年，玛格丽特·迪朗创办了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并给报纸起了一个很有巴黎特色的挑衅性的名字：投石党人。迪朗对19世纪法国妇女在父权主义统治之下自身卑微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谴责那种将妇女当作家庭主妇或性伴侣的角色。在当时的法国，尽管妇女们已经获得教育权、就业机会、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掌控财产和离婚的权利，但是女权主义运动有其深刻的文化影响，它远远超越了政治权限，尤其是在女权主义运动集中的巴黎。
卢森堡公园中观看木偶戏表演的人群，欧仁·阿特热摄于1898年
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使大众政治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造成的紧张局势增加了新的种族色彩和政治标签。阿尔萨斯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无辜指责为德国的间谍，并于1895年被错误地监禁，该事件导致法国政坛分成两派。德雷福斯得到了“人权同盟”的支持，这在左拉的著名文章《我控诉》中有清楚的描述。这篇文章于1898年刊登在激进主义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主办的报纸《曙光》上。该文章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巴黎甚至出现了骚乱，结果左拉不得不暂时避难于英国。文章《我控诉》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军队、天主教会和政治势力中的反德雷福斯运动，以及那些参与到此事件中的反犹太分子。1899年，德雷福斯被临时特赦，那场激烈的争论暂时停止。然而，由此引起的对立却长期存在下来。昔日的印象派画派战友德加和毕沙罗因为在此事上的分歧而成为陌路人。对德雷福斯事件持反对态度的德加因愤怒解雇了他的（信仰新教徒、支持德雷福斯的）模特。直到1906年，该事件才得以告终，德雷福斯被赦免并在军队中官复原职。
巴黎在大踏步前进中似乎经历了无数的政治骚乱。在1893年众议院开会期间，一枚炸弹投向了议会主席。他迅速弯腰躲避，结果炸弹摧毁了他座位后面的墙壁。他从讲台下面重新站起来，镇定自若地宣布：“继续开会……”仿佛他是埃德蒙·罗斯唐戏剧中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戏剧家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正是1900年博览会前夕风靡一时的露天作品之一，这种一如既往的镇静遮掩了政权中心的焦躁不安。
1889年和1900年的博览会试图抚平巴黎过往的政治创伤，并展示法兰西团结在进步和现代化旗帜之下的最美好图画。然而，在这些国际和全球性展示以及商业成功的背后，针对政权的未来、现代性的本质和巴黎城市的特征等话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1889年博览会的组织者是奥斯曼男爵昔日的合作伙伴阿尔方，其成就渗透着奥斯曼的价值观。该博览会的最高成就埃菲尔铁塔是对科学和进步的极大赞美，这是整个博览会设计的象征意义。从第二帝国时起，巴黎的铁架建筑便层出不穷，但是这个300米高的建筑超过了任何其他现代建筑物。当人们将埃菲尔铁塔脚下那巨大的铁与玻璃做成的展厅与塔本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埃菲尔铁塔显得更加巍然壮观，展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跨度，许多展品都陈列其中。博览会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洛克鲁瓦组织了一场有关铁塔建筑的展览，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强调埃菲尔项目的创新概念，说明它的领先特点，揭示铁塔建筑的团队精神。他将埃菲尔铁塔的建设与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撰写工作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合作的产物、智慧的结晶、手工劳作和不竭精力的硕果、各方面总动员的表现，同时，这在法国全社会都具有社会教育的作用。这些目标与第三共和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同出一辙，与它在殖民地自称的“文明使命”相互交映。
一、阿尔方
正如塞纳省最高执政官在1892年拉雪兹神父公墓举办的阿尔方葬礼上所宣读的，让—夏尔—阿道夫·阿尔方（1817—1892）是“法国所有重大活动和巴黎节日的神奇组织者，我们博览会的伟大装饰家，步行街、广场和林荫大道的缔造人”。这是对这位名人最恰当的悼词，他融“建筑师、工程师、金融家和执政官”等各种角色于一身，他对“巴黎极大的热爱之情”向来被一些著名演讲家所赞扬。
奥斯曼男爵对19世纪巴黎历史的巨大影响使他的同事们都被忽视了。奥斯曼最有效的行政天赋之一是他用人方面的技巧，他善于从现实工作中选择努力肯干、讲究工作实效的人，并加以重用。在奥斯曼化了的巴黎地下有一个巨大的下水道系统，该系统就出自欧仁·贝尔格朗之手，奥斯曼于1854年委任他为巴黎公共水设施的主管。到1867年第一批游客于博览会同年参观了下水管道系统的时候，贝尔格朗已经使巴黎的地下管道扩大了五倍，并革新了首都水供应和储备系统。奥斯曼的另一提名人是建筑设计师加布里埃尔·达维乌，该设计师参与了新街道的美化创造，尤其是主要街道设施（如灯柱、厕所、公园长椅等）的设计和管理。雅克·伊托夫是奥斯曼最得意的建筑师，他重新设计了巴黎的主要城市广场，如星形广场和圣米歇尔广场。园艺师巴里耶—德尚对城市绿化担负起相当大的责任，是他重新绿化了巴黎。这些人在开始的时候听从奥斯曼的安排，但是一旦工作开展起来以后就有很大的独立性。实际上他们必须如此，因为1870年奥斯曼离职以后，他们还得继续自己的工作。例如，贝尔格朗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干到1878年，阿尔方则一直到1892年去世，即他的上司奥斯曼去世一年后，始终在继续工作。
阿尔方可能是奥斯曼男爵所有同事中最重要的一位，奥斯曼称他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的特殊作用是拓展了一片绿色空间，这是奥斯曼方案中拿破仑三世最珍爱的一部分。但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了所有公共工程（尤其是在1871年之后）。直到1889年他一直都是世界博览会的主策划人。他在管理方面的天赋使博览会取得巨大的国际性成功。正是阿尔方选择了埃菲尔的设计，从七百多个设计中选中了300米高的铁塔。
但是，这位伟大的巴黎人并不是土生土长于巴黎的，而是出生在外省。与贝尔格朗一样，他出生在格勒诺布尔，在巴黎路桥高等学院接受的教育。毕业后他在波尔多担任工程师，在这里与奥斯曼邂逅，1850年至1853年，奥斯曼正在吉伦特省担任行政长官。1854年，奥斯曼聘请阿尔方为巴黎步行街和园林的总工程师，结果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三十七年。在这期间，他还被委任了一系列的官职。第三共和国时期，他在1871年成为巴黎公共设施总管，掌控着公路、步行广场、地图制作和城市建筑等大权。1878年贝尔格朗去世之后，他还接管了供水排水工程，这好像还不够，他还在巴黎外围塞纳河区的设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奥斯曼被免职后的二十多年中，阿尔方对奥斯曼成就的巩固和拓展可能是他一生最重大的成就，这与他想象和创造的巴黎绿地密切相关。他重新考虑并设计了巴黎各种公园，从布洛涅森林到万塞讷森林，从肖蒙山丘公园、蒙梭公园和蒙苏里公园等市内主要公园一直到几十个星星点点地分布于巴黎的小广场，都出自阿尔方之手。奥斯曼工程以笔直的道路和直接的视角为特征，而阿尔方创造的绿地则按照不同的艺术方针创作。事实上，在布洛涅森林，他除去了从路易十四时代留传下来的笔直的“奥斯曼式”的森林大道，取而代之的是幽曲的小径，这突出了公园许多别致的风景。如果说巴黎的公园有点异乎寻常，那么许多迷人的地方就是源自阿尔方的设计，如布洛涅森林中的朗尚瀑布和洞穴，上千棵古树下的铁制保护架；肖蒙山丘公园的人造石笋和钟乳石，肖蒙山丘公园山顶上具有代表性的古希腊神殿，混凝土制造的植物栅栏等，凡是他喜欢的皆设于公园之内。
如同贝尔格朗用文字作品来诠释他自己在供水方面的成就一样，阿尔方也写了一本关于漫步巴黎绿地的书。书里不仅简单描述他的所为，还深入追溯了园林的历史，以此宣告城市绿地的新阶段。然而阿尔方真正的不朽作品随处可见，去巴黎的公园环顾一番便可领教其精髓。
埃菲尔铁塔纸模型，为1889年博览会生产的建筑玩具
人们可能会对是否所有参观1889年博览会的游客都赞同这种崇高的愿景产生怀疑，甚至博览会委员会主席洛克鲁瓦本人对埃菲尔铁塔的格调也相当失望。他略带夸张地说，这座铁塔更像是“情人游乐场”而非共和主义的教室。如果说1889年博览会吹嘘的科学与进步被当时轻浮的氛围、大量的奇观和纯粹的娱乐活动所冲淡，那么十一年后的博览会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00年博览会摒弃了略嫌挑剔、烧脑的教育风格和对实用科学的迷恋，而这正是之前博览会的特点。它突出强调感官上的愉悦，并鼓励参观者把自己更多地当作消费者而非公民。装饰物和阴柔美远胜于埃菲尔工程设计的功能性和阳刚之力。尽管如此，在那次博览会上还是有很多科学陈列品和竞赛。法国人把持续发展的科学成就看成民族实力的源泉，路易·巴斯德、克洛德·贝尔纳和居里夫人的名字不断在博览会的文字材料中得到颂扬。但是，在那次博览会上，科学和技术大奖都被德国人收入囊中。在这一点上，法国最强有力的国际对手取得了成功，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法国人变得软弱了吗？这个问题因女权主义的出现而变得更加贴切。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神广场上搭建的两个最豪华展厅是装饰艺术展厅和女性展厅。在整个展览过程中，时装展厅的接待人数是第二多的，到时装展厅参观的人大约130万，仅次于蜂拥到名为“瑞士村”展厅的210万人。瑞士村展览了活奶牛、逼真的立体感山景和约德尔唱法的表演。另外，博览会的焦点位置摆放着一尊5米高的妇女肖像，身着巴黎最流行的时装，名为“巴黎人”。同时代的人称这个时装模特的曲线是“柔顺又充满活力”，[371]与僵硬紧绷的埃菲尔铁塔形成反差，使后者看上去极其古板。
在1900年博览会上，艺术略胜科学，或者说风格超过实质，更确切地说，展览似乎是在宣传一种风格，一种相当女性化的、装饰性的风格，这才是让巴黎如此特殊、如此耀眼、如此新颖、如此现代的实质。博览会让人把目光投向巴黎，营造出一幅现代主义幸福家园的美景，生成一种令人陶醉的消费主义理念：那色彩明快的布料，高级的时装，图案、品种繁多的墙纸，自行车，照相机，电灯泡，缝纫机和各式各样通过大商场可购到的舒适家居用品等，真可谓琳琅满目。在这次博览会上，文化展品的魅力超过了工业展品。例如，在香榭丽舍大街南侧，1855年博览会的工业展厅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宏伟的精致艺术品展厅，一个叫作大艺术宫，另一个叫作小艺术宫。在这种氛围下，甚至博览会上的科技成果也被打扮得花枝招展。例如，机械展厅的铁制框架上覆盖着石头和石灰泥，上面还有作为装饰的精致的石窟和装饰喷泉。大展厅、小展厅和新建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也用类似于洛可可式和新巴洛克式的包装物进行了装饰。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大桥是巴黎最辉煌、最繁忙的大桥，连接着香榭丽舍大街和荣军院。
尽管1900年博览会的基本特征是短暂的时髦，但它对巴黎物质环境的影响比1889年的博览会更加持久。[372]1900年博览会的建筑大多数都公开以休闲和娱乐为主，它们至今还屹然耸立，继续为巴黎的基础建设作持久的贡献。1900年博览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为解决大量参观者的交通问题，专门设计了交通路线和临时道路，在这一点上也超过以往的博览会，甚至重新启用了1889年博览会崭露头角的移动式人行道。交通工具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巴黎有了迅猛发展，因此需要特别的努力来保证巴黎不出现交通堵塞。新修建的以与会的俄国沙皇（法国刚与其结成防御性同盟）命名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在缓解巴黎交通上发挥了龙头老大的作用。里昂火车站得到扩建，新建了一座独特的大楼。在塞纳河左岸新建了一座火车站，名为奥塞火车站，与东面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相连。该火车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关闭，1986年作为奥塞现代艺术馆重新开放，成为第五共和国“伟大工程”中的项目之一。[373]然而，毫无疑问，对巴黎城市未来影响最大的是巴黎地铁的修建，这是巴黎公共交通运输史上为后代所作的最成功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