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乌托邦幻想家们就抱有修建巴黎地铁的梦想，只可惜在巴黎犹豫不决的过程中世界其他城市捷足先登了。伦敦在19世纪60年代有了自己的地铁，纽约地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2年。恰恰相反，巴黎却在一系列问题上无法解决而使地铁修建工作一拖再拖。从经济角度来看，此项工程面临着国家、巴黎市政和私人企业各拿多少的问题；从技术角度来看，此项工程面临着是用电力还是蒸汽动力的问题，前者的动力能否带动车体还是个问题，后者使人担心乘客会不会因为燃煤而窒息；从审美观角度来看，必须考虑露在地面上的地铁轨道部分和进入地下部分的地铁轨道问题：前者对巴黎城市风光会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后者是否应该采取防水措施。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巴黎地铁迟迟没有开工。是1900年博览会刺激和激励巴黎地铁成为现实。1895年终于开始了规划，1898年有的地段开始动工。根据勘察，除了特殊地方要沿着古老的总包税所城墙在地面上修建而外，绝大部分巴黎地铁都在地下。城墙处使用了架空方案。地铁使用电动力。地铁一号线于1900年7月落成通车，起点为万塞讷，终点到马约门，还为参观展览者在香榭丽舍大街沿线专门设立了一些方便的停车站。事实证明，这种新的交通方式是出色的，而且可以提供持久服务。1900年7月至12月期间，乘坐地铁旅行的人次达到1700万，第二年达到5500万。新的地铁线路也很快开通。到1914年，地铁线路增长10倍，有近5亿乘客乘坐地铁。
作为1889年博览会最显著的科技成果，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出尽了风头，但其实用性真难以让人恭维。铁塔的惊人声望与1900年博览会最有意义的科技成果地铁形成鲜明对比。巴黎地铁最明显的是其进站口，经过必要的政治内斗，这一设计被委托给了现代风格或曰“新艺术”的拥护者埃克托尔·吉马尔。吉马尔曲折、蜿蜒、植物形的街头雕塑似乎是对奥斯曼几何学和埃菲尔铁塔技术现代主义的嘲弄，只可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最终还是在1965年被作为历史纪念物保护起来。尽管巴黎地铁地下和地上都有轨道，但由吉马尔在地铁入口设计的雕塑引起巴黎人对社会和城市实用性的关注是埃菲尔铁塔所不能比拟的。
巴黎地铁的主要贡献是整合了当地经济的发展。19世纪70至80年代是法国国内经济下滑期，奥斯曼工程和巴黎公社加剧了首都形势的恶化，导致传统的就业率下降再次发生。尽管如此，从19世纪90年代起，巴黎经济迅速复苏。在这方面，1900年博览会营造的消费主义势头十分强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即1913年，法国全国上下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刚获得权利的“新社会阶层”，在消费习惯上都有质的改变。面包和葡萄酒的消费稳定上升，茶和咖啡消费提高了两倍，白酒提高三分之二，苦艾酒产量提高了十倍。耐用消费品也表现出类似的势头。巴黎以休闲和娱乐为导向位于这种转变的前沿。1900年前后，乐蓬马歇百货公司开始销售厨房用具、化妆品、照相器材和乐器，所有迹象表明，它的顾客很有经济实力。该商店还有一个艺术画廊，如果愿意，在这里还能购买廉价的印象派画作的仿制品。
到1900年，在巴黎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新的地理动迁。由于巴黎中心地带奥斯曼式建筑租金飞涨，历史悠久的本土制造业大都破产，或者被迫迁移到城市边缘地区。政府对有害行业不得设在市内的立法也加剧了这种趋势。许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也迁到巴黎外围地区，如济贫院、医院、仓库、赛马场、体育设施，以及后来的飞机场等。
20世纪初期，在巴黎20个区中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在东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八区至第十九区围绕圣德尼运河和拉维莱特低地为中心的地区；在西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五区贾维尔和格勒纳尔为中心的地区；在东南，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二区至第十三区匹克普斯、沙罗纳和贝尔西为中心的地区。尽管如此，意义更为重大的工业发展是位于古老的梯也尔防御城墙之外地区。巴黎市内企业数量在1872年至1896年间从7.6万家降至6万家，而郊区的企业却从11万家上升到13万家。如果大部分大型工业都移出城区，那么不仅较小的企业要随之而动，而且大批工人也不得不跟着迁走。就人口增长而言，外城区人口增长要比内城区迅速，但郊区速度是最快的。这个城市外围地区的人口从1860年到1914年增长了两倍。从185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口增长数量在主要工厂地区尤为显著：圣德尼地区从15700人增长到71800人；阿斯涅尔地区从1200人增加到42600人；布洛涅—比扬古地区从7600人增加到57000人；伊夫里地区从7056人增加到38307人。
在18世纪，巴黎将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位置让给了伦敦；到了1900年，它又被纽约超越，同期的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也在快速追赶上来。巴黎的人口出生率历来很低，由于避孕技术的传播，人口出生率变得更低。避孕的工具有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硫化橡胶是这一工业发展阶段的最大成果之一，与电话、自行车和体面的居家抽水马桶一样，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首都的人口活力越来越依赖于其外围和周边地区，而不是其历史上的核心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在1861年，巴黎郊区的人口占巴黎总人口的13%，1901年上升到26%。新增加的人口绝大多数并不是新出生的，而是来自移民，他们多为来自北部和中部的非技术工人，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外国移民，包括大批从东欧蜂拥而至的犹太人。在1890年，外国人约占巴黎地区总人口数的6%，比任何其他首都城市的外国人口比例都要高。
“郊区”（suburb）这个词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常用的词汇，与树木覆盖的休养地、独立或半独立式的住宅有关，这与法语词“郊区”（banlieue）略有不同。[374]从19世纪中期起，英、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带重新定居，因为他们认为市中心肮脏、污染而且拥挤。法国恰恰相反，奥斯曼采取清理巴黎市中心的方式使中产阶级仍乐于守住原址。因此，没有必要建郊区休养地。这样，当巴黎外城区和郊区被工业生产占据后，市中心自然成为消费品出售和使用的地方。当然，在城市范围内，资产阶级不能将一切尽收囊中，但是他们的出现造成了对工人和没有离开巴黎中心地区的其他一些边缘人群城市权利的威胁。巴黎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工人阶级，外城区的工人数量比这还要多。尽管巴黎城市内拥有近四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但大部分死于市内的人还是葬于穷人墓地。在郊区，阶级关系更为紧张，由此造成巴黎各个社区之间存在着裂痕。
大量非技术劳动力集中到郊区使那里的工业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上，巴黎的制造业以消费市场为基本目标，纺织品是龙头产业。纺织工人人数在1847年还占巴黎劳动力总数的11%；到1860年，纺织工人数量只占劳动力总数的3%，而且还在继续下滑。铁制品工业和化学工业开始大踏步前进，但它们的产品更多的是投向全国市场，而不仅仅是巴黎市场。在郊区，雇用5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多达原来的三倍。这一地区的河流、运河分布对巴黎工厂在那里重建十分有利，但有最重要影响的还是铁路。在梯也尔防御城墙之内的巴黎环城铁道，即所谓“小环线”，在1875年得到延长，扩展成为外环线，即所谓“大环线”，这样便将所有的工业区连接在一起，使工业从巴黎的全国运输网中获利颇丰。
在巴黎周边地带大型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多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机械化产品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非技术型和强迫性劳动，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队伍。在汽车工业发展的推动下，从1900年开始巴黎经济迅猛发展，这种情况变得尤为突出。20世纪初期，在巴黎地区大约有600家企业与汽车生产相关，主要分布在第十五区的贾维尔地区和郊区西部的布洛涅—比扬古地区。这两地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以满足机械化生产的需求。汽车工业只是同时期出现的新型工业之一，其他工业包括飞机制造、机械工具、电气产品和电影等也在发展，法国的7家电影制作厂有5家在巴黎地区。
留在巴黎的劳动力喜忧参半。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仍很繁荣。在1914年，鞋匠和裁缝的人数还远远多于汽车工人人数。另外，市内大量的技术工人成为郊区重工业的劳动力库，特别是自动化生产方式占据上风之前。实际上，郊区吸引许多企业的原因之一就是附近拥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巴黎一直拥有高技术、高质量手工工艺的美名，此工艺仍然兴旺发达。然而，考虑到下层阶级的消费，企业常常不得不通过精细分工和简化产品的生产方法来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大众市场。对于大部分服装和家具业来说，这无疑意味着在那些小作坊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
另外两种变化使城市里的劳动力格局复杂化。第一种是从工业向服务业的加速转变，尤其是转向白领职业。第二帝国初期，巴黎就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金融业中心，到1914年，在银行、邮局、保险公司和铁路工作的雇员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巴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866年为17%，到1906年增加到38%。第二种变化与第一种变化紧密相连，即受雇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迅速增加。妇女的工作主要为销售、服务和文员工作。在1870年，她们在这些劳动工种中所占比例约为15%，到1914年，这一数字已近三分之一。这是国际上较高的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还一成不变地将妇女置于家庭或卧室的角色。
20世纪初，作家达尼埃尔·阿莱维从靠近圣心教堂的蒙马特高地俯瞰巴黎，望见巴黎空中轮廓中那些具有突出地位的塔尖和圆形顶棚的建筑在奥斯曼式建筑的映衬下光彩夺目。但是，当他不再凝视这片熟悉的景色，转而去观察北部的时候，他发现了“另一个城市，与前面那个一样广阔的城市，但是有着普通而又寒酸的鳞状屋顶，一律没有尖塔和宫殿，没有历史，无人知晓，仍待开发的城市”。稍有特色的建筑，都显得滑稽而不合时宜，比如无产阶级居住的圣德尼区的中世纪教堂，如同“在西伯利亚冰雪世界中发现了一头完整的猛犸象”。[375]
阿莱维和他的同辈人发现，很难知道如何去看待这些郊区。郊区似乎缺乏个性，小说家、戏剧家奥克塔夫·米尔博在1888年写道：“这是个中间世界，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这里的一切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376]位于梯也尔防御城墙外的房屋是清一色的二层或三层楼，没有整体的计划和设计，而且阴暗潮湿，与后奥斯曼时期巴黎出现的建筑相比，后者显然十分重视单个建筑对整体天际线和城市视角的影响。
在巴黎的20个区，1783年至1784年制定，1859年、1864年由奥斯曼修改的建筑条例的精神依然得到很好的遵守。尽管如此，19世纪80年代还是出现了针对奥斯曼的美学批评家，他们说，“那些新的林荫大道没有转弯，没有视觉上的冲动，一味的直线……让人联想到美国纽约州那个狭长的巴比伦市”。[377]1885年，建筑师夏尔·加尼叶站出来强烈反对“使用可恶的直线”。[378]反奥斯曼者还通过自然资源保护者运动来展开辞令，创建于1897年的“老巴黎委员会”是他们的先锋。1900年博览会上，被参观次数最多的展厅之一就是陈列老巴黎所有美景的展览。
面对不断增加的对奥斯曼主义的批评，巴黎市政府做出一系列妥协，在1884年和1902年先后两次颁发建筑新规定。1902年的立法特别申明：本政府已经决定，“赞成别具一格的建筑趋势”，并“允许最出乎意料和别致的效果”出现。[379]但是，拥护别具一格美景的人发现，在街道设计上并没有什么改进余地，因为在20世纪初巴黎几乎没有建设什么重要道路干线。但是，这些法令确实影响了个别房屋的建设。1914年以前，由巴黎市政举办的建筑外观设计年度奖为房屋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以实现的想法。在当今巴黎第二区的列奥米尔街，就有许多最有力的设计，那些建筑使用铁筋、强化混凝土和平板玻璃等创新方式，打破了感觉上千篇一律的奥斯曼直线。1902年的立法还规定，允许建更高的建筑物，但是最多只能加一两层。新加的楼层往往建在檐口线以上，机械起重机器让屋顶空间变得更加可取。房顶的装饰多用精致的雕塑、浮雕、弧形窗等，还有用砖、石膏、彩色瓷砖和玻璃做表面的立面饰品，这些都与1900年博览会展馆的洛可可式的过度风格相一致。从1902年开始，大量住宅建筑开始面向富有的资产阶级客户，这一风格便在这些社区中非常明显。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巴黎市内尽管仍可识别一些建筑是奥斯曼风格，但装饰豪华、华丽堂皇的新建筑还是最抢眼的。例如，现在巴黎第十六区奥特尔、帕西、沙约，第十二区重新设计的里昂火车站和第六区至第七区的卢特提亚宾馆和拉斯帕伊路一带，都是高度华丽的装饰性的风景。
在20世纪初期，巴黎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它把大量资金用于修建俄国铁路、从事殖民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在巴黎建设豪华的资产阶级住宅。然而，当考虑为巴黎工人阶级住房提供帮助时，金融阶级的兴趣就不那么浓了，因为在工人住宅上投资几乎没有利润可赚。作为第三共和国意识形态核心的自由放任原则抑制了社会住房的发展。实际上，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唯一重大举措便是鼓励个人和慈善事业投资。私人住房市场经营的自由化对城市工人是极其有害的，因为房屋质量、住宅设计和供应服务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出入。市政调查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43%的巴黎人住在拥挤、肮脏的房子里。有人敦促市政当局核查巴黎市内到底有多少那样的房屋稠密地区，并指定为“不卫生街区”，以便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但是事实上这项工作直到战后才开始。
二、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
“不卫生街区”的意思是指某一个存在公众健康隐患的街区或者有这种问题的某一街区中的某个地方，这个说法意味着政府承诺要对这些地区进行整治。这一想法主要是进行卫生改革，包括广泛的重建。尽管这项工作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是半个世纪后大部分承诺依旧未能实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采用了新的方式后此项工作才见曙光。
关心公共健康问题的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巴黎市内最贫困和最破旧的地区，问题正在加剧，那些破旧拥挤的住宅楼已经成为结核病的高发区。1906年，市政当局曾经做出方案，拆除6个结核病高发区。但是，战争的爆发使消灭不卫生街区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1918年战争结束后，这种想法重新提出，确定的不卫生地区17处，包括4000多幢建筑物，它们覆盖了巴黎3%的地域，却住着6%的巴黎人。在这些不卫生区域中，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七区的胜利街周围的不卫生街区曾经爆发了一场鼠疫，导致该地区立刻被拆除并重建。但是资金的短缺无法解决其他不卫生地区存在的类似问题。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市政当局认识到某些不卫生街区的建筑是有历史价值的。例如，第一号不卫生街区事实上覆盖了现在巴黎第三区至第四区的博堡高地，即现在的蓬皮杜中心地区；第三号不卫生街区覆盖了大部分塞纳河左岸，从西岱岛一直到现在巴黎第五区的莫伯尔广场；马莱区的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从塞纳河一直延伸到圣安托万街。那里居住着大批从东欧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形成了显著的特征，成为巴黎的犹太人居住地的一部分，那里是犹太人从事服装贸易并洒下辛勤汗水之地。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三个地区的命运各不相同，这也说明了巴黎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的改造计划缓慢而且不连贯。首先，博堡高地在20世纪30年代被拆除，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市政资金的窘迫而无法重建。于是这片地处巴黎中心的区域成为一片空地。直到蓬皮杜总统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提出在那里建立一个国际艺术中心，蓬皮杜中心才矗立在那里。另一个情况发生在第三号不卫生街区，那里被长期置之不理，实际上仍是破旧住房的中心地带，尽管20世纪20年代美国作家埃利奥特·保罗在他那可读性很强的描述中将赫切特街的生活写成有趣的民间故事，那里的境况也并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里的房屋才被房地产经纪人注意，这还是由于一些放荡不羁的雅皮之士欣赏那里的氛围，因为这个地区保持着传统特征，几乎清一色的中世纪石板街道，沿着加兰德街两旁又是清一色的中世纪建筑。
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情况介于被拆除的第一号和古老的第三号这两个截然不同命运地区之间，它的命运也喜忧参半，在这一点上，它仍是其他不卫生街区的最典型代表。尽管19世纪末有一些奥斯曼风格的建筑在这里兴建，特别是洛包街的军营和圣保罗教堂后的查里曼中学，但它仍保留着中世纪的街道规划和大量建筑物，大部分建筑为1650年至19世纪初期建造的。由于工作的需要，市政厅必须扩建，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初，公众健康问题成为那里拆除、重建和重新利用的理由。尽管老巴黎委员会对此十分不满，这片相当具有历史意义的居住区域还是变成了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地。1939年有记载这样写道：“有一些案例，对老房子的过分保守就是一种社会犯罪。”在1941年，一项激进的计划决定彻底拆除十六号区域。
但是，维希政府1942年的一部法律规定，将整个巴黎地区那些风景如画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保护起来是合理的，政府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直接关系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是否可以拆除的问题。然而，维希政府没有在这个地区遵守自己的承诺；事实上，该政府加强了以健康为理由的拆迁政策。另外，在巴黎被德国占领期间，反犹太人政策意味着开发商很容易在这片地区接管犹太人拥有或租用的财产，因为那些犹太人要么已经逃离此地，要么无力反抗。拆除行动始于1942年，实际上做的比原计划还要多，包括一些对公众健康毫无威胁的地区。
1944年，一些知识分子和作家（包括考莱特、瓦莱里、莫里亚克、伽里玛、科克托、吉罗杜和作曲家普朗克）在巴黎举行活动，他们联名上书贝当元帅，提出要“捍卫巴黎的美丽”，这一行动使拆除计划没有完全执行，战后便被废除了。但是它将空地留给了贪婪的开发商、扩张主义思想严重的市议会和那些古董经销商。尽管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圣斯公馆和奥蒙特公馆被修复，但是大量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几乎消失殆尽。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弗里阿斯尼尔街不复存在，塞莱斯丁河堤也在1959年至1964年间拆除，为的是在那里为外国艺术家建立一个“艺术城”，这样一个好主意却变成了一个历史建筑物的灾难。实际上，所有的新建筑物在建筑上都毫无特色，还有许多显得很沉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卫生街区”的观念又被提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17个“不卫生街区”只有3个的改造情况值得一提。巴黎今后将在“协调管理地区”（ZACS）等类似地区进行开发。
在1945年以后的日子里，城市建筑的更新和扩展仅仅是通过内部装修和门面整理的方式来进行，有些临街房屋的门脸还恢复了原有的样式。但是，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看，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经历还是相当凄惨的：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消失了，街区建筑的特征也被永远改变了，除非一个人超级乐观，他才会说第十六号不卫生街区的经历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通过向政府提供不保护历史遗迹的教训和听取民众意见，终于为制定更有效的立法奠定了基础，1962年的马尔罗法对保护马莱其余地区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巴黎城市外城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差，但郊区仍然是最差的地区。例如，在圣德尼地区，58%的人住在不卫生房屋里，在圣乌恩地区达到62%，在欧贝维利耶地区则达到65%。在巴黎市内，十之八九的居民家有自来水；而在市郊的许多地区，自来水供应只有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用户。在巴黎市内，四分之一的家庭有私人卫生间，这个数字是防御城墙以外地区的两倍。另外，在防御城墙边缘靠近工业区的地段，被称为“郊区之外冠”的第二郊区发展起来，那里的情形更为糟糕。例如，在20世纪初期，城市东部的博比尼地区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其他医疗设施，没有警察局，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放系统，没有电，煤气供应也只够维持几个可怜街灯微弱的灯光。
在货物运输和居民交通方面，郊区条件也十分糟糕，并受到不公平对待。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批量的人工作和生活在不同地区，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郊区。郊区的某些地方，尤其是“郊区之外冠”地区，如博比尼地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巴黎市内工作。1869年，乘车去巴黎市内的郊区人为300万人次；19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00万人次；1913年跃升到12000万人次。在19世纪中期，郊区的发展受到交通的限制，但是公共交通公司认为往返于贫困工人地区的班次很少赢利，而火车也只愿意跑长线。有轨电车公司倒是比较负责：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通往北部圣德尼、苏伦斯和帕丁地区，南部沙朗东、伊夫里和克拉马尔地区都有班次。尽管如此，去往郊区还是十分困难。在修建地铁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通到郊区。尽管1900年地铁的开通引起了轰动性的反响，但是它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巴黎的交通问题，更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乘坐地铁可以去更多更远的地方。此外，巴黎的地铁线没有与铁路线相互衔接，有些地方的火车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地铁的隧道设计得过于狭窄，难以形成环形运输。另外，地铁乘客的迅猛增长很快暴露出又一问题：这种新服务没法把乘客从公路上吸引过来，地铁鼓动更多的巴黎人出行，却给巴黎带来了更大的交通运输问题。
在提高公路运输能力上，奥斯曼确实有过一些失误。尽管他曾承诺要在公路创造速度与运动之美，但是他的继承者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在概念上出了偏差。铁路各个站点之间的联络很差，郊区的情况就更糟，车辆在笔直的林荫路上确实可以飞奔，但是在十字路口常常陷入交通阻塞。地铁确实吸引了乘坐渡船的乘客，结果河上的客轮运输开始下降，许多乘客意识到交通方式的改变并完全放弃了乘坐河上交通工具。这样，塞纳河上的渡船运输进入濒临破产的边缘，直到1937年，客轮作为游客运输工具才复苏。据估计，1819年行驶在巴黎各街道上的车辆有23000辆，1891年达到45000辆；1910年为43万辆。如果说轿车是19世纪末的新鲜事物，那么最有特点的交通形式便是马拉车，当然，令公众最厌恶的是马粪。1900年，巴黎用于公共交通的马大约为16000匹，而且很多马状况不佳，在奔跑中时常发生马失前蹄的现象。1913年，马拉车被禁止使用，巴黎使用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结束了。从1900年起，蒸汽动力和电动的轨道车十分盛行，巴黎在1907年引进了公共汽车。人们开始给混乱的交通施加一点秩序。奥斯曼强迫车辆在林荫大道靠右侧行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继承人路易·莱皮纳作为警察局局长也下发了右侧通行的规定。1910年，巴黎第一条单行道开通，交通信号灯到1923年才出现。
马车的黄金时代过去后，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的黄金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巴黎大约有25万辆自行车在街上行驶。自行车被称为可以促进个人自由发展的工具，但当时价格不菲，正如一智者所述：只有劳苦人和痔疮患者不得使用。[380]但是，除了自行车价格昂贵让工人买不起一样，多数工人工作在梅尼蒙当和贝尔维尔等这样的多山地区，这使他们根本用不上自行车，所以自行车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便利交通工具，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自由。
鉴于工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包括不能使用自行车那样体面的交通工具，郊区的工人便逐渐向左翼政治运动靠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社会主义运动、工会运动和革命工团主义运动。左翼党派正是利用这些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10年，博比尼的社会主义传单宣传说，正是高额房租将工人们赶出了巴黎，他们面对的是“极其破旧的交通工具，满是车辙的街道，昏暗的灯光，成堆的垃圾，没有饮用水，缺少学校”。[381]事实上这些说法并不夸张。巴黎资产阶级很快表现出对日益被一条“红色地带”所包围的巴黎城市严重不安，那条“红色地带”正是产生无政府主义者和罪犯的地方。蛊惑人心的报纸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担忧，由此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恐慌。所谓贝尔维尔、蒙马特和工业区的暴力少年犯罪都成为引起惊恐的因素。一个被吓得毛骨悚然的巴黎人写道：“他们连想都没想就去犯罪。”[382]1911年，波诺特犯罪团伙使用一种新的犯罪形式，他们使用自动武器抢劫银行，然后乘汽车逃走。城市犯罪似乎也融入了巴黎的现代性之中。
巴黎郊区不是参观者和游客向往之地。在巴黎成为旅行者主要目的地的时代，游客们主要是花时间参观巴黎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及其设施。如果他们冒险去市区外，也仅仅是去凡尔赛或枫丹白露，而不去郊区那些工业区。那些主要是巴黎有钱人的游客关注的是印象画派画家笔下的巴黎。从19世纪60年代起，如我们所看到的，[383]印象画派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艺术哲学，而且把巴黎现代生活作为绘画作品的新内容，即所谓“现代生活画”。然而，人们发现，现代生活总是出现在资产阶级快乐享受并不受威胁的那些地方，那里是一个消费世界，事实上，那些地方根本代表不了巴黎工业生产的环境特征。
到了19世纪90年代，印象画派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场运动的创建者中有人开始反对把巴黎作为“光之城”来描述。他们发现，繁忙的街道上那无尽的交通和无聊的城市风景令人反感。早在19世纪60年代，雷诺阿就乐于在作品中用树叶来遮盖奥斯曼建筑的特征，现在他则十分气愤地称巴黎那些建筑就像被排成一排接受检阅的士兵那样冷酷，他为巴黎出现的各种新型交通工具感到悲哀。同时，德加也对“那些肮脏的不是马拉的车辆”大加责难。[384]毕沙罗则表示“说埃菲尔铁塔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真是令人作呕。[385]一些从印象派画家获取灵感的后印象派画家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争取用他们的新方法来描绘光线。例如，高更选择布列塔尼的阿文大桥那优美的风光，或者以1891年起他就一直居住的塔希提岛的植物和动物作为自己描述的对象。然而，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画家，如修拉、西涅克、克罗斯和土鲁斯—劳特累克等画家则对野外风景更感微妙。老牌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和后印象派一样，憎恨高楼大厦和埃菲尔铁塔，但他热衷于描绘19世纪90年代的街道，并完成了一系列一流水准的巴黎林荫大道作品。修拉著名的《阿斯涅尔的沐浴场景》就是描绘的在他之前印象派大师的经典场景。但这个时候的修拉在背景中加入了圣德尼的烟囱。然而，这并不是对郊区问题的一种艺术参与，事实上，他们的画代表了巴黎资产阶级热衷的那种郊区，因为挂在墙上总比放在眼里要好。
土鲁斯—劳特累克，《在磨坊街的沙龙里》
除了对露天场所的喜爱，后印象派画家还乐于描写巴黎资产阶级喜欢前往探索的那些地方，包括酒吧、咖啡馆、简朴的酒店、咖啡音乐会、音乐大厅、马戏团、舞厅、赛马场、饭店和妓院等。在他们所描述的那些消费主义世界里，妇女常常代表或唤起商品化的性接触形式。他们所描绘的女性职业有服务员、女帽商、商店服务员、洗衣女、买花女等等，都以提供性服务而闻名。
因此，印象派画派和后印象派的“现代生活画”中常常蕴藏着相当倒退的性别和阶级政治寓意。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巴黎资产阶级认为很容易在其中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最初，印象派画派还遭受无数的责骂，使他们的油画很难卖到好价格。1880年，政府退出巴黎的画家沙龙，更多竞争、更少中介的艺术判断逐渐形成。尤其是艺术品经销商，在寻找买家、陈列展览和影响公众品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新的市场条件减少了官方艺术审美标准对大众品位的影响，也打开了重塑印象派画家形象的大门。1883年马奈去世时，他的那张臭名昭著的画《奥林匹亚》甚至达不到拍卖底价。毕沙罗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巴黎系列作品创作以前一直经济窘迫，正是因此，他无人问津。1895年组织的塞尚作品大型回顾展活动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青睐。《艺术杂志》就抨击这次画展是“用油彩展现暴行的噩梦般的景象”。[386]但总体来看，那次展览还是很成功，并为整个运动取得了商业突破。来自美国的大亨洛克菲勒、摩根和惠特尼等都是买者，作品也因此而价格飞涨。在19世纪80和90年代初只卖不到100法郎的油画，现在可以卖到数千法郎。尽管有些困难，印象派画家甚至开始尝试将他们的绘画放入卢浮宫（在毕沙罗本人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的日子里，他曾向塞尚提出烧掉卢浮宫的建议）。1889年博览会上有19幅印象派画家的油画参展，1900年博览会参展的印象派画家的油画达54幅。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不仅使巴黎成为现代艺术的场所，还使其成为现代艺术的主题。这意味着全世界探求艺术前沿的艺术家们都被吸引到法国首都。他们渴望去参观巴黎的博物馆、画家工作室、艺术画廊，拜访巴黎的艺术大师和经销商，并前往巴黎的咖啡馆、音乐厅和码头一饱眼福。在1870年至1914年间，住在巴黎市内的艺术家人数翻了一番。当时的法国官方可以毫不夸张地宣布，在巴黎，艺术家的密度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大。巴黎因其魅力而吸引大量新的艺术家来巴黎参观，其中包括维亚尔、杜菲、弗拉曼克、于特里约、博纳尔等。但是，巴黎也给艺术先锋派留下了痕迹——“先锋”这个词在此时开始流行——尽管先锋派已经摆脱了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例如，在毕加索描绘街头贫穷艺人的画面上，或者在他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用地铁票、剪报、妇女内衣广告所作的拼贴画上，都有一个神话般的巴黎。1910年至1911年，毕加索和布雷克试图通过对圣心教堂进行错位和解构式的绘画来发展立体主义，罗贝尔·德劳内对埃菲尔铁塔也作了同样的尝试。绘画的风格在变，但是巴黎没有变，而画中仍然没有巴黎郊区的踪影。
因此，市场的发展使巴黎的艺术也商品化了，巴黎的艺术反过来又有助于巴黎本身形象的商业化，进而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视觉享受。类似于1900年博览会那样繁茂的商业活动使巴黎给人留下了自力更生的印象，也向外界展示了现代化巴黎的特定景色，巴黎上下两层的知识分子以及放荡不羁的文人都赞同这种看法。有关印象派的论争已经在报纸上展开，这事实上使他们更加有知名度。在现代优雅生活方式商品化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增长的读写能力十分重要。1882年，巴黎开始实行小学义务教育，政府不仅自己投巨资建设学校，同时要求个人或天主教会投资办学，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使新闻媒体传播取得成功。到19世纪90年代，《巴黎小报》以其调查报道、犯罪故事、连载小说、名人事迹和插图而闻名，其发行量每日高达100万份。到1914年，它和其他三家巴黎最大的报纸每天的总发行量达450万份。
大众媒体还在日益流行的体育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这是另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正是这种休闲娱乐形式使巴黎在世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1903年开始举办的环法自行车赛，起点和终点都在巴黎，该项赛事本来是一张名为“汽车”（L'Auto）的体育报为增加发行量而做的尝试，没想到影响如此巨大。在巴黎举办体育赛事是使这种比赛最大限度地深入民众的可靠途径，同时也得到有关当局的支持。一年一度的巴黎—鲁昂自行车赛始于1869年，巴黎—布列斯特自行车赛始于1892年。随后，1894年开始举办了巴黎—鲁昂和巴黎—布列斯特汽车拉力赛，从1895年开始举办巴黎—波尔多—巴黎汽车拉力赛。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这些赛事十分盛行，同时也推动巴黎修建了一些知名的体育馆。第二帝国末期，朗尚、奥特尤尔、万塞讷的赛马场逐渐发展起来。另外，1910年修建的“冬季赛车场”承办了一些重要的自行车赛事。位于郊区的王子公园体育场和哥伦布体育场分别于1897年和1907年正式开放，举办团体运动项目。第二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00年在这个城市举办，各项赛事都是在这些场馆及其他一些竞技场内完成的。
这些体育场所及其他相关事宜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以及海报的形式进行的。最初宣传语似乎是手写的即兴创造，摩洛哥学者穆哈默德·阿萨法于1845年至1846年间访问巴黎时对广告宣传作了如下描述：
商人们将自己的货物及其特点写在纸上，同时标明货物的产地和价格，然后将这些纸粘贴在人们路过的墙上、休闲的小亭子上，或者城门口……即贴在人群聚集的每个角落，以达到推销的目的。[387]
与此相对应，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新技术的发展推动宣传业出现了一场海报革命，宣传海报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彩色印刷和形式多样的制作方式。这种新艺术形式的首批支持者们原本想把它作为一种公众教育形式加以推广。一位倡议者认为，海报就是这样一种城市宣传，它们可以让人在50米开外就能看见有一个什么消息贴在那里。[388]然而没过多久，人们意识到海报宣传在商业领域最为有效，而并非人们预期的公共宣传。宣传海报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百货商店、食品饮料、女士服装、运动赛事、流行娱乐的优势和特点，它的兴起不仅证实而且推动了源于日常享乐的享乐主义消费文化的繁荣。1881年，巴黎政府通过了更加自由的广告宣传法，这对广告领域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不久，广告就遍布巴黎街头，墙上、建筑物上、公共汽车上、公告板上、公共小便池上以及广告柱上，广告随处可见，雪茄形的广告柱已经成为巴黎特色街景的一部分。广告艺术不久也成为艺术商品，有了它们自己的明星：米加、土鲁斯—劳特累克、谢雷、维莱特等，都曾经名声显赫。无政府主义者则想尽办法教人们如何用剃刀把海报从墙上挖下来带回家中，用色彩和愉悦来丰富那单调乏味的工人阶级家里生活。
新闻报纸和广告宣传不仅使其他媒体受益，而且产生了促进作用。“美好时代”是巴黎人观看戏剧的鼎盛时期。莎拉·伯恩哈特等演员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流。1870年至1890年间，巴黎的戏剧观众数量增加了一倍，到1910年时又增加了一倍，而且还在继续增长。1900年巴黎博览会期间，有50万人一周去看一次戏，一半的巴黎人一个月去看一次戏。电话技术也在此时得以发展：从1882年开始，巴黎市内就开始安装公用电话亭。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听戏，被称为“戏剧电话”，人们通过电话就可以收听剧院上演的戏剧。早在1895年的时候，卢米埃兄弟就首次为人们放映了活动影像。这门新艺术的首场展示是在索邦神学院举行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新的传媒方式极有可能成为公民教育的新形式。1898年，帕泰将第一部新闻短片《帕泰公报》搬上银幕，并在1899年将德雷福斯案件拍成系列纪录片。但是，早期电影更适合上演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剧目，例如19世纪风行的透景画、魔灯表演、具有惊人视觉效应的“灾难”剧以及木偶戏等。电影的最早用途之一就是进行广告宣传。用电影播放的第一个广告要追溯到1895年，那是为巧克力、啤酒、帽子和妇女胸罩等“美好时代”的商品所做的广告。到1914年，巴黎已经涌现出37家电影院，许多都是沿着林荫大道而建的。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林荫大道一直以来都是戏剧及观赏艺术消费的黄金地段，它们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巴黎形象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大部分的高档剧院和最优雅的电影院。那些林荫大道还是咖啡厅音乐会的举办地，这种音乐会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为巴黎广大民众提供了一种廉价的夜生活方式，通常情况下他们参加一些社交活动，饮酒娱乐，听轻音乐或者观看带胡须的女士的表演、动物表演、吞火大师的魔术以及以腹部运气模仿各种声音的著名特技表演（Pétomane）。咖啡厅音乐会促使了更大规模的音乐厅的诞生。建于1886年的女神游乐厅、建于1893年的奥林匹亚剧院都是这种娱乐场所。1889年，在当今巴黎第九区克里奇大道建立的“红磨房”音乐厅以康康舞为特色，或者说这里是康康舞的发源地，确立了旅游城市巴黎恒久不变的陈腐主题。19世纪90年代一位作家这样讽刺道：
来自英国的老妇人和年轻小姐们甚至在夏天都裹着厚厚的裘皮大衣，她们总是坐在前排，以便更好地弄清法国舞者们有多么伤风败俗，在舞者们表演结束后她们往往捂上自己的脸，表现出对表演极为震惊。[389]
19世纪90年代脱衣舞和裸体舞的出现加速了这个城市的娱乐业向性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同时大批妓院相继出现。
另一种与咖啡厅音乐会和文学咖啡馆类似的休闲方式于19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当时，画家鲁道夫·萨利斯在他的画室里建起了首家夜总会，地点就在现在巴黎第九区的罗切奥特大道。这里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和为生计而挣扎的诗人与音乐家。黑猫剧院管理部门还出版了一本同名的文学期刊，夜间演出时允许人们展示他们的成果，包括音乐节目和速描作品。1895年，此夜总会迁到维克多·麦塞街附近的新址，乐队指挥阿里斯蒂德·布朗特则在原来的地址上建立了自己的卡巴莱夜总会，名为“芦笛夜总会”，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夜总会。芦笛夜总会的节目花样繁多，其中讽刺表演最为有名，也有对古老巴黎怀旧之情的表演，并夹杂着对城市开发商和腐败政客的政治攻击。这些场所是文学与艺术先躯们汇聚的地方，例如，19世纪70年代左拉、土鲁斯—劳特累克、于斯曼斯和德加等名人经常光顾的“新雅典咖啡馆”就有著名钢琴家埃里克·克萨蒂在那里弹钢琴。1903年，布里昂接管了柳树街上的“狡兔酒馆”，并使之重现辉煌。在1914年以前，这里经常聚集各界名流，包括画家毕沙罗，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以及作家弗朗索瓦·卡尔科和罗兰·道格莱思等。资本家们也喜欢来这样的艺术场所体验贫民生活，蒙马特因此而名扬四方。
蒙马特还是艺术家亚文化兴起的地方。奥斯曼工程造就的巴黎城市中心奢侈无度，使得那些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们面对那里昂贵的租金仰天长叹，拉丁区确实很有吸引力，但在右岸，画家们也一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这里远离林荫大道。如同战前取代了它的位置的蒙帕纳斯一样，蒙马特就在新修建的林荫路旁边，是个很吸引人的区域，这里生活配套设施较少，因此租金很便宜，是艺术家们寻找工作室的好地方。蒙马特是巴黎公社最后的阵地之一，加之那里距离周边主要火车站很近，给人一种激进的和国际化的感觉。所有这些优势恰巧与周围的乡村气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圣心教堂与巴黎历史上仅存的风车只一箭之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