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马特圣心教堂
巴黎人常常把位于蒙马特山上的圣心教堂与近乎同时期修建的埃菲尔铁塔看成相竞而立的建筑。然而这种竞争似乎并不友好。埃菲尔铁塔建于左岸，1889年博览会的开幕式在此举行，以此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因此同时展示出技术进步和共和价值。圣心教堂则完全相反，它是1870年那恐怖岁月的宗教产物，是教权主义者的纪念性建筑。
人们对于圣心的狂热崇拜是从蒙马特修道院开始的，当时正值反宗教改革后期。18世纪90年代在旺代爆发的农民反宗教改革起义也使用了圣心的标志。在教堂修建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919年建成，它都被看成一个赎罪性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纪念性建筑。用第三共和国的一位政治家的话来说，那里是宗教迷信的大本营。然而，正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871年1月做出决定，树立这座纪念性建筑以慰藉恐怖岁月的死难者。这种宗教立誓的方式并不新鲜。例如，早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赎罪姿态。然而，就在保守派提出要在蒙马特山上视野开阔之处建立此教堂的时候，巴黎公社革命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了。于是，大多数激进的共和派认为，对这么一座赎罪纪念碑的支持是在玩弄教权主义的把戏。不久，巴黎大主教被巴黎公社社员扣押，并在“五月流血周”的可怕事件中被杀。蒙马特是第一个被巴黎公社占领的地方，也是起义战士坚守的最后阵地之一。
如果说圣心教堂的项目最初是由立法机关批准的，那么它的建设可不能依赖国家资金。事实上，修建教堂所需的4000万利弗尔都出自法国广大天主教信徒的捐赠，这使该教堂成为法国人树立公众生活道德规范的标志性建筑。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干预，组委会在选拔设计方案时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尽可能地在投标设计中选取最宏大、最有特色的作品。建筑设计师保罗·拉巴迪曾经花很多时间修复了位于佩里格的罗马式风格的圣方济教堂。他在罗马式风格的基础上融入对法国人来说同样新鲜的新拜占庭式风格。巴黎市内圆顶众多，如意大利风格的荣军院和法兰西学院等，新古典风格的著名的万神殿等，然而没有一处可以与圣心教堂的穹顶相比拟。
几个世纪以来，巴黎的建筑大多都是用石灰石和采自市郊（包括蒙马特山下洞窟）的石膏建成的。早在19世纪中期，这些原料就几近枯竭，于是人们决定到塞纳马恩区的兰登堡采集石头修建圣心教堂。那里的石头比巴黎的石头要白，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更白。这样，圣心教堂不仅外形不同于巴黎式建筑，其颜色也别具一格，它的这种白色是不可能被仿效的。
然而，这一无与伦比的非巴黎式纪念性建筑却如同它的世俗伙伴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为完完全全的巴黎建筑。造成这一完全意义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旅游业和现代的营销手段。通信革命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吸引到埃菲尔铁塔，那场革命也带来了一场“精神旅游”的热潮。卢尔德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步行的个人朝圣行为已经被集体乘火车朝圣的浪潮所取代。圣心教堂的组织者们巧妙地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制定每月的全国告示版，更新信徒们的活动内容，吸引游客，同时也为自己制造商机。朝圣者必须留下一块个性化的石头以备教堂建筑之用，这也是他们奉上的谢恩奉献物。有营业执照的小商贩们也在这里为游客们提供具有宗教意义的纪念品，如奖章、项链和祈祷卡等。
圣心教堂建设的组织者们利欲熏心，这使人们无法预料未来教堂周围的环境氛围会怎样。在1859年至1860年间并入巴黎以前，蒙马特是一个独立的小村庄。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以其淳朴和低廉的住房租金吸引了许多艺术家，休闲产业也在其周围发展起来。1851年时，这里仅住有6000人多一点，而到1886年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就上升到20多万。来到圣心教堂的精神旅游者们纵欲在酒吧、夜总会和咖啡厅里。教堂不远的山下就是名声狼藉、罪犯猖獗的毕加尔红灯区。在该教堂附近的特雷尔艺术广场成为文化旅游者青睐的地方。另外，位于拉维格纳街上被称作“洗衣船”的旧钢琴生产厂所在地变成了艺术家们的聚居地，这里成为诞生立体主义的熔炉。毕加索在这里创作了他的名画《阿维尼翁少女》，范·唐吉、苏珊·瓦拉东、布拉克、莫迪里阿尼、弗拉曼克和杜菲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中的许多艺术家，包括在蒙马特居住过的于特里约，把这个宁静的山村变成了他们画布上的主题。尽管那里鸡和羊的数量仍然比住在那里的艺术家人数多，但不久后云集的艺术家人数就超出了。那里的老式风车依然在转，但是作为当地主要产品的葡萄种植已经悄然退去了。1932年，“老蒙马特的朋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的圣维克多街上重新建起了现在的葡萄园。“老蒙马特”这个主题是圣心教堂、风车、葡萄、艺术、纪念品以及休闲场所的悄然结合，这一主题与“老巴黎”这个概念一起促进了巴黎历史遗迹旅游业的发展。
蒙马特艺术风景的活力显示出世纪之交巴黎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及其深远意义。我们已经看到，1889年和1900年博览会是法兰西民族团结的特殊象征，它使人们将社会、文化和政治焦虑放在一旁。这一阶段休闲娱乐业的发展也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被分裂了的社会短暂的和谐场景。然而，从1914年开始，巴黎社会面临着另一种考验，那就是大规模的战争，而非全民娱乐。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建立“美好时代”的繁荣经济基础。世纪末那所有纷争的思想和紧张、焦虑的情绪也随之消逝殆尽，将成为永久的回忆。
起初，拉开反德之战序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解除人们的焦虑情绪，努力实现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和谐。宣战前夜，杰出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由于宣扬反战思想而在巴黎的咖啡馆被暗杀。反战派痛失一位领导人。人们放弃了分裂思想宣告成立“神圣同盟”以应对战争。正如世博会一样，这次伟大的战争与其说驱散了人们的焦虑，不如说是突出并加剧了紧张情绪，并使之更加复杂。
在所有的首府城市中，巴黎距前线最近，几乎立即就遭到了敌人的攻击。德国人占领比利时后迅速向巴黎进军。1914年9月2日，法国政府关闭了证券交易场所，迁址到波尔多，并带走了法兰西银行保险库中的所有黄金。大约35000名适龄巴黎男子应征入伍，另有大约相同甚至更多数量的居民逃离了这座城市。从敌占区逃出的难民大量涌入法国北方地区，这更加剧了混乱状态。整个城市由加列尼将军指挥，他是参加过非洲各种战役的老兵。在9月4日至10日的马恩河战役距离首都仅50英里以外的地方开始的时候，加列尼将军面临着被德军包围的危险。在巴黎就可以听到战场上的炮声。9月7日至8日，霞飞将军向德军薄弱的侧翼展开了强有力的猛攻。当时由于军车都在各地执行任务，加列尼将军征用巴黎的出租车向前线运送了大约4000名士兵助战，据说出租车的司机们还要求付车钱。结果那场战役以法国军队的胜利和德国军队的后退而告结束。1914年圣诞节期间，战争从激烈到平息，限于胶着状态，双方挖掘大量堑壕，由英吉利海峡一直到瑞士边界。
1914年12月，法国政府又急速地撤回到巴黎。生活恢复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战争没有结束，但还大体可以承受，并没有糟糕到1940年至1944年间的状态。但这很显然不能算是“美好时代”。政府原本想保持士气进行斗争，但又不免徘徊于两种选择之间：既希望全民总动员进行战斗，同时又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想要保持士气，生活就必须沿着类似正常的路线继续下去。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已征召入伍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并不轻松。许多工匠的商店和小店铺都已关门停业。同时，巴黎的资金大量外流，城市内众多民众外逃，结果使许多制成品的需求量大为减少。大多数博物馆也都关了门，大艺术宫成为军队医院。在战争初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由于战争费用的增加，对主要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抑制，而是一味地任其发展。好在人们还没有失业，尤其是1915年以后工业转向为战争服务，政府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巴黎实际上占据了绝佳的战略位置，可以很好地对西方前线给予支持。它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主战场最近，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迅速地为前线运送人员和物资。另外，公路系统和铁路网都集中在巴黎，这也是战略性胜利的关键。在郊区崛起的重工业的发展也意味着巴黎的工业家们处于一个最佳位置，时刻准备应战。此时，法国东部和北部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巴黎地区的工业布局变化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在巴黎20个区中，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滑坡趋势已成定局，同时，建在郊区的大规模重工业项目越来越兴盛。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转为军工生产。位于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制造厂由4000名工人增加到22000名工人。他们不仅生产军用汽车，同时还生产炸弹、大炮，从1917年起还生产坦克。1915年，企业家安德烈·雪铁龙与政府签订一项生产100万枚炮弹的合同。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工厂已经生产了2400多万枚炮弹。值得注意的是，扩大生产任务都是由女性劳动者完成的，这使战前就已经出现的妇女参加工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许多男人都在前线，女人们现在被允许做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地铁职员。她们能承担的工作与日俱增，在重工业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雷诺制造厂的工人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女性，在其他许多军用品生产厂中女性比例还会更高。
女性就业，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种局面对巴黎那些因家中主要劳动力应征入伍而受到影响的家庭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使她们的家庭能渡过通货膨胀的难关，政府对福利和家庭补贴的承诺也在不断增加，虽然仍旧相当有限。在这一时期政府提早做出的冻结租金的决定是相当重要的。主要商品的缺乏是由于经济混乱造成的，这是当时的主要问题。政府的决策是实行食物限量供应和配给制（特别是从1917年开始）。糖和煤是首批配给的物资，紧接着在1918年实行面包配给。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面包的价格都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部分原因是禁止烘制花色繁多的高档面包。巴黎人不得不在吃不到羊角面包的情况下度过战争。咖啡厅也必须经营不加牛奶的咖啡，餐馆则每周只有两天可以提供肉类，并且用人造黄油来代替黄油。在这次灾难中，每年一度的狂欢节被迫停止。在冬天最艰难的月份，市政府竭力为急需者提供免费的煤和土豆。但是，不仅是有钱的人参与了泛滥成灾的黑市贸易，任何一个有农村亲戚并能提供配额以外的供给品的巴黎人都会立刻被当成朋友。许多巴黎的家庭为了增加自己的食品，都开始开垦小块土地。在1918年，巴黎大约有一万个花园被允许种植可食用植物。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巴黎人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严重下降，这说明按照当时状况采取的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共卫生部门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战争提出的挑战，他们掀起了天花疫苗接种的战役。尽管1914年至1915年间出现了伤寒病，1915年出现了猩红热，但这几年间并没有出现天花等严重的传染病，这意味着儿童死亡率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那些年中最严重的传染病是1918年至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它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才开始流行，人们在流感到来时如此脆弱并不是因为营养不良。
动员时的法国士兵，1914年8月
经济困难必然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起初罢工并不多见，因为当时巴黎人的“神圣同盟”力量依然存在。但是到了1917年，市民的士气不仅受到食物匮乏和价格昂贵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与战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有一定关系。在东线，法国的盟友俄国正值革命年代，那场革命使俄国退出了国际冲突；而在西线，法国军队内部的兵变时有发生，反叛的军人反对这样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杀戮。这些都被贝当将军有效而又残忍地镇压了。贝当因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表现出色而成为民族英雄。然而此时政府的新闻管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往往过分强调媒体的审查制度。例如，1915年4月，政府正式发文禁止算命者对未来进行负面的预测。另一方面，政府的宣传则被认为是一种洗脑的工具。这一切都自然地成为政治讽刺的温床。1916年法国的第一家讽刺性报纸《鸭鸣报》问世了——近一个世纪后，它仍然是法国最重要的讽刺报纸。
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民众士气低落。女人也像战场上的男人一样在劳工斗争中发挥作用。1917年1月，巴黎的缝纫女工举行罢工，继之而来的是军火工厂女工的罢工。到了1917年晚春时节，罢工已经蔓延到男工及其他一些企业的员工；建筑业、邮政业、市政工程以及燃气企业都受到了影响。1918年春季，罢工大规模扩大，有20万工人参与进来。
1918年，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也考验着巴黎人的能力。除了1914年至1915年的几次空袭和1916年的齐柏林飞艇轰炸外，巴黎并没有遭到大规模轰炸。然而1918年初期，敌人对巴黎的轰炸开始加剧，德国人使用了远程大炮“大贝莎”，这也暴露了梯也尔防御城墙是何等不堪一击。1918年的受难节那天，一枚“大贝莎”的炮弹击中了位于马莱区的圣热尔韦教堂，导致屋顶坍塌，造成50多人死亡。轰炸并没有削弱法国人的士气，相反却增强了他们与德国佬做斗争的决心。总理克列孟梭此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将被证明是实现全面和平的征兆。
巴黎城内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量并不很多：266人死于炮火轰炸，633人死于其他灾难，与前线阵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与死于传染病的人数相比，这也是个小数。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导致巴黎地区3万人死亡，整个法国则有40万人未能幸免。
1918年春天，德国与俄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了俄德和平协议之后，将兵力由东部前线调往西部，获得了胜利。这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人们担心1914年的侵略行径会重新上演。因此又出现了一次逃亡的高峰，很多人聚集在火车站内。但是整体的士气并没有受到影响。随着美军的到来，西线战况日趋好转（在巴黎也是如此，美国人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很受当地人欢迎）。1918年11月，德军接受了法国及其盟国提出的和平条款。于是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迅速展开，整个城市沸腾起来；这也让人们回想起巴黎“神圣同盟”缔结的日子，街上洋溢着一片千辛万苦过后的欢腾气氛。
此时“神圣同盟”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不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国际和平条约之前，巴黎就已重陷紧张和焦虑的旋涡之中，那些早在1918年冲突乍起之时被搁置的问题又死灰复燃，而且战争期间出现的某些糟糕状况还要延续一段时间。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食物配给还必须继续到1919年。紧接着，战后退伍军人充斥了劳动市场，威胁着战争期间由女性承担的职位。
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似乎不愿意接受他们在法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的事实，随后几十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证明这一点。巴黎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这座现代都市有许多方面看起来显然地不现代。1900年世博会的“光之城”在1918年不乏黑暗之处。尽管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大，人们的居住条件却很糟糕。没有任何措施治理那些所谓不卫生地区，住房危机在悄然增长。削减资源进行住房改革的政府自然不会在城市标准性建筑上大量投入，虽然这些建筑令巴黎誉满世界。在接下来的50年中将不会再有奥斯曼式的林荫大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纪念建筑。战后巴黎人对战前巴黎作为“美好时代”繁荣中心的热衷就像风中的小草一样随之而去。巴黎更愿意把它的现代性放在过去而非未来。逝去的梦幻将成为接下来三四十年对首都历史的经典概括。
11 逝去的梦，失去的景（1918—1945）
德国社会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战争期间花了大量时间对巴黎的社会、文化和城市历史进行了细微的探讨，以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谱系，他于1935年撰写了名著《巴黎——19世纪的首都》。[390]也许是因为本雅明不愿意承认，他在书中暗示了1918年以后大多数巴黎人都会感到遗憾的事情；然而巴黎人们都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巴黎最伟大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战后的巴黎依赖着旧时的资本。其前景显得黯淡，迷茫。厌战的情绪一直延续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与第三共和国倡导的自由民主幻想破灭有一定联系，法国在这次大战中遭受重创：由于战争造成的原料短缺问题一直在北方和东方蔓延，亟须战后采取恢复措施。法国的损失比任何一个卷入战争的国家都要严重：130万人死于战争，法国人口下降到1891年的水平，同时还有300万人受伤、致残；应召入伍的巴黎人有十分之一未能在战争中幸免。巴黎地铁和公共汽车都为战争致残的人们设立专门的座位，这是对昨日恐怖的严肃纪念。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18年至1922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对西方世界忧心忡忡，对西方自由的价值提出质疑，人们对此大为关注，这足以说明战后人们的情绪。1917年，俄国掀起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法国劳动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热烈的反响。1919年和1920年间是社会动荡的高峰期，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产生的焦虑。战后法国右派的势力得到了加强，1919年圣心教堂正式向公众开放，1920年圣女贞德被封为圣徒，这昭示了宗教右翼的复兴，他们从未能融入共和国。在法国右翼派别中也不乏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吹捧者。战争间期是政治两极化的时期。
最后，法国政权终于从战后的紧张和全局的焦虑状态中摆脱出来。20世纪20年代，人们终于见到了曙光，巴黎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状况，甚至发展出了谨慎的乐观主义。尽管巴黎人口在战争中骤减，但全国人口总数还是处于上升趋势，巴黎城市本身也几乎奇迹般地只受到了表面的破坏。巴黎依然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停战条约都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和其他的一些王宫签订的。而且，尽管莫斯科已成为国际劳工运动的圣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已经让战前威胁其世界之首地位的几个竞争对手，包括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黯然失色。
1940年6月18日，从圣母院的墙上搬下沙袋
但是巴黎在20年代的经济复苏只是一种假象。1929年美国的经济崩溃带来的影响直到1931年才在巴黎显现出来，这一年是巴黎经济命运走向黑暗的开始。30年代的经济滑坡是巴黎历史上一个不幸时期的开端，这一时期持续了20年，其中包括1931年至1939年八年最严重的衰退期和1939年至1945年六年的战争期，此期间由通敌卖国者组成的维希政权导致法国被德国占领和分割。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巴黎的重建工作才基本结束。但即便到那时，由于政局不稳，人们迟迟体会不到经济复苏带来的喜悦。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巴黎人见到了该城市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荡，这加剧了他们对过去“美好时代”的怀念，凸显了巴黎在艺术、文化、思想和纯粹逃避现实的生活乐趣方面，而不是在国际权力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
画家费尔南·莱热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描述巴黎：
1918年，和平即将来临，四年来，一直处于愤怒、紧张、迷茫状态的这个男人终于昂起了头，睁开了双眼，四处环顾，伸展着臂膀，找到了他生活的滋位：疯狂地跳舞，积极地思考，高声地呐喊，挺直胸膛大踏步地向前，去叫喊，去欢呼，去漂流四方。一次精神力量的爆发充满了整个世界。[391]
20年代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巴黎一样疯狂，充满了精力，富有想象力和放纵。这座城市涌入了大批渴望移民的外国人。世界主义作家，有时也是色情文学作家的阿娜伊斯·尼恩曾经这样评价巴黎的生活：“我感觉好像尝到了乌托邦的果实，既柔软又光亮，既内容丰富又鲜艳夺目。”[392]首批在移民群体中突显出来的是北美洲人，他们利用有利的汇率和巴黎官方法规不健全的条件，在这个城市建起高档的小殖民地。美国夜总会明星约瑟芬·贝克的早期生涯是疯狂年代精神追求的见证。英语作家们，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热特吕德·斯坦因、詹姆斯·乔伊斯、让·里斯、伊迪丝·华顿和亨利·米勒则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人们阐释了疯狂时代的精神追求。他们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许多人出没于蒙帕纳斯，尤其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和第十四区的瓦文街与林荫大道交会处的一些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酒吧。这些地方不仅吸引了法国先锋文学的代表，而且吸引了高度异质化的艺术家团体。例如，“巴黎画派”中的画家和雕塑家当中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们中的明星有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西班牙人格里斯和米罗、俄国人夏加尔、立陶宛人苏丁和利普希茨、德国人恩斯特、荷兰人凡·东根、波兰人基斯林、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美国人考尔德和日本人藤田嗣治。这些人因蒙帕纳斯一带低廉的租金和合适的工作空间而被吸引到这里来。这也是他们的前辈被吸引到蒙马特的原因——在蒙马特被犯罪分子当作贩毒和嫖娼的场所之前。正像作家约瑟夫·凯塞尔所说，现在，那里成为美国醉鬼、黑人萨克斯手和阿根廷探戈舞蹈演员们经常光顾的地方。[393]蒙帕纳斯与拉丁区一起，也成为生动的爵士乐演奏中心，巡回演出的艺术家及战后在这里逗留的美国兵为这里增添了活力。一位居民说：“那里洋溢着汽油、咖啡、酒精、汗渍、香水、野心、烟草、小便、轻浮、火药和性的味道。”[394]很多巴黎人也都发现那里是个极具诱惑力的地方。
一、约瑟芬·贝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巴黎人第一次有了对美国黑人进行系统了解的机会。18世纪法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内的奴隶制度基础之上的。但与18世纪的英国相比，当时的法国很少有奴隶出现。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经在1794年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不过，拿破仑时期又恢复了。尽管19世纪的法国称得上是废奴主义的先驱，然而法国人却与黑人接触甚少。1917年之后美国兵的到来使巴黎人及游客们大开眼界。大约有16万美国黑人在法国服兵役，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经历。一个美国大兵给家里写信时这样讽刺道：“这里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气息，是我们黑人在热爱自由和民主的美国永远体会不到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的来访者发现法国人对种族的态度并不像法国共和主义宣称的那样完美。但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他们确实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实际上，一些黑人演员在法国很有声望，而在家乡却默默无闻。从战争的最后几年开始，巴黎人对爵士乐的狂热为这些人的声名鹊起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特别是蒙马特、蒙帕纳斯和拉丁区那些著名的娱乐场所。例如，单簧管演奏家西德尼·贝彻就是因为那里盛行爵士乐才在20年代来到法国的，他不久便成为法国爵士乐坛上的主要人物，而他在美国本土的音乐史上却名不见经传。贝彻的朋友约瑟芬·贝克在20世纪20年代的境遇与他十分相近。不仅因为她在法国的早期舞蹈生涯，也因为她出色的自我宣传和公关，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抵抗运动中的出色表现，约瑟芬·贝克在1975年去世时几乎成为法国的民族偶像。
约瑟芬·贝克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度过了她悲惨的、贫困的童年。1917年，她目击了一场种族骚乱；这次骚乱导致几十人死亡。1925年，还是个少女的约瑟芬随着名为“黑人歌舞团”的团体横渡大西洋来到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演出，结果她轰动了整个城市，收到上千人的求婚以及其他方面的邀请。使她名声大振的是她俏皮的歌唱和极具诱惑力的半裸的异国舞蹈，其中最著名的是穿着香蕉缝制的性感窄条布在黑暗的镜子前独舞。她的演出形式和她精力旺盛的私生活恰巧与战后法国妇女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相吻合。她还明目张胆地玩弄种族观念。一位观众赞扬说：“她给已经乏味的西方文明展台带来了丛林的气息、自然的力量和美感。”正如纽约记者珍妮特·福兰纳所指出的，现在“黑”是一种美。动词bakerfixer进入了法语，表示按照约瑟芬·贝克的风格把头发梳得光滑。
在20世纪30年代，黑人舞蹈和音乐在巴黎继续流行。1933年，路易·阿姆斯特朗来到巴黎。次年，艾灵顿公爵也来到这里。贝克将她所展示的原始主义的质朴形象与能够长期被人喜欢的法国形象融合在一起，巩固了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她的法语也很棒。1931年，她唱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歌词的大意是：
我有两个挚爱
我的祖国和巴黎
巴黎永恒
那是我美丽的梦
她那沁人肺腑、节奏鲜明的歌声勾起了人们对古老巴黎深深的怀旧情结，这是许多歌手（如莫里斯·谢瓦利埃和吕西安娜·布瓦耶）曾经探索过的方式。贝克的歌词可能会让人回忆起“被哥萨克和黑人占据前”的“法国的蒙马特”，但是那时，贝克已经成为一名巴黎荣誉市民。贝克在1931年的殖民地博览会期间非常受欢迎，讽刺性报纸《鸭鸣报》甚至揶揄说，说她将被加冕为“殖民地女王”。
继西德尼·贝彻和约瑟芬·贝克成功之后，其他一些美国黑人也受到了巴黎人的关注。其中包括许多音乐家、电影演员和舞蹈演员，以及詹姆斯·鲍德温、理查德·赖特和谢斯特·希姆斯等二战之后的作家。这些有名望的人物获得如此的待遇并不意味着所有来自外族的人都能够有此运气。
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吸引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来到巴黎，这种现象在战争中间就已经出现，1925年装饰艺术博览会期间更是强调了这一点。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将装饰艺术推广为一种国际化的新时尚，似乎比1900年博览会更热衷于强调巴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不是任何技术或科学成就。巴黎被诠释为一个能够产生很多消费主义幻想的梦想机器。大型商场和高级时装店提供的赞助确保展会达到商业化的目的。夜间，埃菲尔铁塔灯光明亮，照耀在雪铁龙汽车的宣传广告上。战后妇女的短发型和露出脚踝的紧身长裙不久就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不久又令人兴奋地出现短裙和裸露的膝盖。19世纪的伟大博览会突出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而1925年的展会沿袭了1900年的风尚，展现了艺术与消费文化在奢侈品行业更高层次的融合，把目标集中于女性消费者。最受欢迎的工业产品是坐浴盆。[395]
以往各届巴黎博览会的举办将这座城市推向了现代的顶峰，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展会则很少直接展示其现代性。1931年在当今巴黎第十二区万塞讷附近的多雷门举办的殖民地博览会吸引了大约800万参观者。此次博览会试图给人以法国文明的使命正在变得更加庄重的印象，因此不允许肚皮舞在博览会上演出，组织者也认为展会相当成功。但是这次展会无力再现已有的辉煌，而且很明显，没有博得一致好评。共产党和超现实主义者举办了与之相对应的展会，突出展示了法国殖民主义的阴暗面。1937年的展会也明显地偏离了标准。虽然有左翼人民阵线政府的全力支持，但主要建筑工程和展示台的安装由于劳工纷争而受阻。以前的展会开幕都被视为神圣的事件，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外国的显贵们和世界新闻媒体。1937年博览会的开幕式却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参观者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仍然像是建筑场地的地方转了转。人们谈论的焦点也不是巴黎的伟大，而是保存在国家展览馆的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该画表现了西班牙共和国为抵抗佛朗哥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另一个谈论的焦点则是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主会场上的争锋，前者以德国鹰为标志，后者则由代表着劳动人民的雕塑组成。这两个国家试图超越对方的态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巴黎精神倡导的和谐世界背道而驰，预示着30年代后期这座城市将被笼罩在威胁性的国际竞争的阴影之下。
如果说1918年后的各届巴黎国际博览会不再展示巴黎的伟大，那么它们确实像之前历届一样，为巴黎成为世界历史的记忆之场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建筑环境增添了引人注目的色彩。1931年的博览会让人们见识了位于多雷门的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也就是现在的非洲博物馆和海洋艺术博物馆。同时也见证了万塞讷动物园的现代化改造。1937年的博览会改在特罗卡德罗宫举行。这里是为1878年博览会而建造的，位于夏乐宫旁边，与埃菲尔铁塔隔塞纳河相望，现在这里建立了海事博物馆、法国古迹博物馆和人类博物馆，为人类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地相连接的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威尔逊总统大道上还有新的东京当代艺术馆，即现代艺术博物馆，而大艺术宫则被改建成发现宫，一座科学博物馆。
新的博物馆建设浪潮突出了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巴黎拥有的一系列非凡的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是其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巴黎城市博物馆和展览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制度时期，19世纪后半期又增加了大批展馆。例如，1880年建立的卡纳瓦雷博物馆和1898年建立的巴黎历史图书馆就是巴黎历史的见证。但是直到20世纪初期，在巴黎继续保持自己世界艺术之都地位的情况下，它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美誉。除了30年代的一些与博览会有关的建筑外，大多数主要的国家机构也开始向游客提供他们的收藏品。例如：1909年建立的警察博物馆、1920年建立的航空博物馆、1925年建立的荣誉勋章博物馆、1934年建立的公共救济事业博物馆和1946年建立的邮政事业博物馆等。有些博物馆专门为展出某艺术家的遗作而举办。例如，1903年举办的古斯塔夫·莫罗作品展、1919年举办的罗丹作品展和1934年在马蒙丹巴黎市立博物馆举办的莫奈作品展。还有些博物馆的展出具有慈善性质。例如，1913年举办的雅克马特·安德烈作品展、1929年举办的科纳克·雅伊作品展和1937年举办的尼西姆·卡蒙多作品展。到了20世纪中期，巴黎已经成为无与伦比的世界艺术和文化遗产之都。
在战后巴黎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虽然巴黎的博物馆层出不穷，但人口数量似乎没有任何增长。1900年后，巴黎20个区内的人口增长微乎其微，1921年人口数是290万。这已是历史最高峰。一直到50年代，巴黎人口数量都在280万左右徘徊。巴黎渐渐开始老龄化，比起战前的先辈们，他们显得更加安定，更加资产阶级化。由于避孕措施的普及，老龄化现象加剧。法国的出生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低，而首都巴黎的出生率则更低。如果不想仅仅作为罪恶之都，还要保持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称号，与伦敦、纽约和东京并驾齐驱，现在巴黎的声望只能靠市郊人口的增长了。1900年到1939年间，巴黎市郊人口增长了近50%，而其20个区的人口增长还不到5%，这个数字比法国的平均值还低。大战后巴黎郊区有150万居民，30年代后期增长到200多万，而此时巴黎的总人数才280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20世纪巴黎历史上的焦点问题：即使巴黎没有缩小，这座城市也正在被其城郊所超过。
如果巴黎能够将其郊区的活力纳入其未来统一的规划中，那么巴黎20个区的绝对和相对停滞的事实就不会那么令人担忧。但实际上，市中心的居民们一直对把郊区融入市区耿耿于怀。郊区被视为恶名昭著的“红色地带”，那里到处是工人、野蛮人，犯罪分子猖獗，他们的激进理念和过激行为与越来越保守的巴黎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郊区的风景也迥然不同，在巴黎人的眼里，那是一个陌生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没有意义的地方。小说家雷蒙·科诺把郊区的风景描述为：“到处是垃圾和废纸的一片荒野。”诗人兼随笔作家布莱兹·桑德拉尔更加直接地描述了巴黎北部郊区，那里到处：
煤气厂、医院、货栈、老人院、电厂、难民营、铁路调车场、公墓、学校、军营、运动场、宰马场、跳蚤市场、面包房、商店、军火库、修道院、教堂、留守美军驻地、秘密宣传俱乐部、会议厅……赈济处、孤儿院、廉价食品加工厂，以及，像其他地方一样，任何角落都有小酒馆，一个，十个，百个……[396]
本来认为，拆除19世纪40年代建造的梯也尔防御城墙将为郊区与城区融合在一起提供绝佳的契机，因为那是城郊分离界线。到了19世纪后期，那个城墙早已经破旧不堪了，战争期间的空袭又使其残缺不全。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没能消除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隔阂，相反却有加剧之势。许多巴黎人将这块长约34千米、宽0.5千米的地带看成缓解在战争期间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的潜在可能，还有一些人想把它建成市区内很难见到的绿地和休闲场所。有关部门最后决定尽量兼顾这两种愿望。计划首先从城墙内侧的大片环形地带开始。更宏大的想法是对所谓“非建筑区”，即城墙外到那时为止为军事目的一直没有建设住房的一块区域提出的。这一地带很长时间以来被大量的自行占地的人所居住，即所谓的“旧城墙遗址居民”或者叫“郊区居民”，那些人过着类似于吉卜赛人的生活，很少有公共设施，现在没有人顾及他们了。
拆除旧城墙的工作是从1919年开始的，起初进展很慢，直到1932年才完成。外围的进展则更加缓慢，直到40年代最后一批郊区居民才搬离此地，到此时为止，巴黎周围已经建起了大约4万套新的住宅。这一发展标志着迄今为止巴黎历史上社会居住条件改善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拿破仑三世曾尝试为工人建房，而第三共和国也曾想引入慈善信托机构来参与此类计划，但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在市政工作的指导下，通过宽松立法的形式促成了社会住房信托的建立。1914年，廉价住房办公室在巴黎成立。尽管当时受到战争的干扰，但是梯也尔防御城墙的拆除为市政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旦城乡之间的隔阂消除，就可以在这些地带修建住房。西部奥特尤尔和克利希附近建起了一些令资产阶级向往的住宅区，但大部分新住房都采取了廉价住房的形式。这些七层的建筑外观坚固而朴实，大多形成一个个小庭院。在臭名昭著的“红色地带”建起了至今尚存的“红砖地带”。[397]同时，一些绿地也逐渐完善起来，最著名的是位于城南边界的大学城，那里是学生们居住的校园，其建筑从哥特式、日本式、希腊神殿式、瑞士的山间小屋式到十足的现代式，各种建筑形式无所不有。市政府严格控制其他这类建筑用地，以保证城市道路的畅通和扩建。1939年，元帅大道由原来的20米拓宽为40米，这些街道的各个路段多以法国元帅的名字命名。改善的交通状况使外围的新开发项目被一堵流动的噪声和金属的墙壁所阻隔。60年代环形林荫大道的建成使情况更为复杂。此后，住房建设和道路的扩建加强了，而不是消除了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次绝好的巴黎城乡融合机会无果而终，悄然逝去。
梯也尔防御城墙拆除工程占用了市政官员们的大部分精力。这代表了他们为解决巴黎住房短缺问题所做的最大努力，这是“美好时代”梦幻逝去后巴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他们发现在制定住房政策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首先，拆掉现有住房实施新的建房计划会造成短期的住房短缺，使问题加剧。其次，如果由供求状况来确定租金将导致租金上涨，这同样会使他们想着力解决的住房危机更加严重。最终，他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继续实行在战争时期开始的冻结租金上涨的方法来解决住房紧张问题。然而，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冻结租金计划使私人开发商没有欲望投资建筑工程，即使保持现有的租金水准，开发商也同样没有积极性。使一些房主们感到慰藉的是，政府削弱了强制征收法，顺便提一句，如果早先便这样做，奥斯曼工程对巴黎的冲击也不会那么大。即使这样，不少房主还是将房产从租赁市场收回，这同样加剧了住房危机。一项市政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巴黎人住房相当拥挤，而大约3万套住房空置，没有进入市场。这足以说明巴黎当时的住房状况。到1939年，巴黎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电，但只有一半家庭有室内或独立使用的厕所，三分之一的家庭还没有下水系统。水暖设备、炊具、熨斗、冰箱、吸尘器和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梦想中的奢侈品，只有住在西区的资产阶级才能拥有。
另一个限制住房发展的因素是城区保护运动的涌现。奥斯曼改建19世纪巴黎市政状况的时候，人们的建筑保护意识还是个空白。一直到奥斯曼卸任之后，奥斯曼精神在巴黎人心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到了19世纪末期，出现了反奥斯曼精神的萌芽。[398]虽然没有人支持维修破旧的，尤其是摇摇欲坠的劳工住房，但是很多人开始认为修复和改建比废弃要好，而且花费支出要少得多。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城市保护主义理论开始出现。1910年，“城市规划”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法语中，尽管25年后它才出现在国家立法中。城市保护主义者强调，城市的整体结构与公共古迹同等重要。天主教作家路易·弗约早在1867年奥斯曼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时就抱怨说：“如果周围的一切都已改变，只保留古迹是毫无意义的。”[399]从这种观点出发，人们越来越感到，保留巴黎市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古代遗址的审美价值比历史意义更为重要。奥斯曼式的分立保护原则使古迹孤零零地存在于现代建筑林立的城区中，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质疑。
巴黎公共事务当局并不排斥城市保护主义者的主张，这些观点在某些方面与1783年的市政建设规划相似。国家立法人员也热衷于这个主题，并且给予它一种沙文主义的色彩，他们认为，维护巴黎传统而不使建筑物过高相当重要，以避免巴黎发展成纽约或者芝加哥一样的城市。1909年，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远景规划委员会”成立，任务是确保新的建筑不会破坏城市天际线，不会影响具有纪念意义建筑的视野。（1930年和1943年，法国又两次立法，以保护具有国家纪念意义的建筑。）到1900年时，城市保护运动已粗具规模，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在1885年，雨果和加尼叶曾经资助成立了“巴黎纪念性建筑爱好者协会”。19世纪90年代，该协会在阻止巴黎地铁地上部分的某些更疯狂的修建计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7年，老巴黎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业余活动家与塞纳区行政长官和一些地方显贵组成。尽管他们阻止古迹被破坏的能力有限，但这预示着一场新运动的开始，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参与到运动中来。街区历史和遗产协会的出现也为运动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些协会还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性杂志，如1886年创办的《老蒙马特》、1895年创办的《圣热纳维耶芙山》、1898年创办的《第六区》和1902年创办的《城市》。1913年，国家立法列出了保护建筑名册，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措施，这在欧洲尚属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