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特提亚，或高卢人统治下的巴黎。1705年地图，根据尤利乌斯·恺撒和斯特拉波的描述绘制
因此，土地、水和泥沼与巴黎城市历史的关联比起现代来说更具戏剧性。地理学家曾经有这样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纳河的礼物。”如果说这句话有其道理，那只能说塞纳河给巴黎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麻烦，这条河必须得到控制和掌握。这一点很明显，例如，西岱岛就是一个证据。它是塞纳河上的主要岛屿。恺撒曾经认为，西岱岛就是当地部落群体居住的主要地区。巴黎的地貌和历史都是围绕它展开的。该岛曾比现在低大约6米，所以洪水也频繁发生。事实上，该岛是塞纳河上众多岛屿中最重要的一个，面积曾经只有7至8公顷，而现在则有17公顷。在该岛的西边有三个小岛，位置就在今天的新桥后边。在中世纪，那里的河道淤塞，形成了岛的顶端。在该岛的东边有四个小岛，其中之一成为西岱岛的组成部分，两个在17世纪的时候被改造成后来的圣路易岛，剩余的那个叫作卢维耶的岛将会与右岸连接在一起，最迟在1843年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四区的莫兰大道。这样复杂的地貌定会导致在塞纳河上航行的困难，因此才有必要使用浅水拖船。
巴黎城所在的巴黎盆地的基本特征在上一个冰河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当时，犀牛在市政厅广场坐落的那个地方漫步，猛犸在贝尔维尔的大百货商店附近吃草。这个宽广地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形成了许多可以航行的、流动缓慢的水系，包括马恩河、埃松河、卢万河、约讷河和奥布河，这些河流都成为塞纳河的支流，塞纳河则越过今天的鲁昂西部流入遥远的大海。这样，塞纳河流域就沟通了从西部英吉利海峡到东部阿尔萨斯、德国和瑞士的广大区域，把法国北部、东部和中心地区都联系在一起了。
在大巴黎地区出现的最早人类可以追溯到大约70万年前。但是这个地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人类遗迹是1991年至1992年在今巴黎第十二区的贝尔西发掘中发现的一些人工制品。贝尔西在西岱岛上游约12公里处，在这里发现文物有力地证明了当时水对该城市是多么重要。幸运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发现物被巴黎湿地保存了几千多年。贝尔西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大约公元前5000年石器时代晚期的历史，而且证明了河流在早期社会和后来者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几艘独木舟是很值得骄傲的。这些独木舟长度超过5米，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制造的。独木舟表明，这里的早期社会是以狩猎—采集为导向的，他们依靠猎取鹿、野猪、野牛和熊等陆上动物和鱼、海狸、水鸟、龟等水里动物过活。尽管当时这些居民已经定居，但还保持着捕猎的生活习俗。他们更愿意放牧而不是耕种，把生产谷物、饲养猪牛结合起来，并继续追求狩猎活动。甚至到了恺撒进入该地区的时候，这里的许多群体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依然十分茂密的森林中，不断在空地之间迁徙。
从青铜器时代（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750年）开始，巴黎便成为当地陆路交通的中心，同时还是主要水系的核心地带。这个时期比较宽阔的塞纳河成为巴黎人生活中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西岱岛周围岛屿群的存在使这里具有长距离贸易和交换的物流价值，也使这里的人们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容易跨越塞纳河。我们不能屈服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因为来自英吉利海峡、佛兰德和比利时的那些以陆地贸易为主的商人如果愿意绕过巴黎到它的北部去，或者跨越马恩河逆流去德国西部和意大利，都是可能的。当时的南北贸易通道就在现今塞纳河左岸的圣雅克街（今巴黎第五区至第十四区）和右岸的圣马丁街（今第三区至第四区）。这足以证明巴黎在当时长距离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南部和西南部更是如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来自英国（尤其是来自康沃尔）的锡在贸易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南部和东部处在青铜器时代的社会都特别需要用锡来加工铜产品和维持铜储备。城市中心的地位和在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各地的人都到巴黎来，结果带来了文化和种族的混合，这也是巴黎的一个长期历史特征：在罗马征服以前，巴黎已经是一个大熔炉了。
在青铜器时代之后的铁器时代，可能有大群的新来者在这里定居，他们被欧洲中部和东部发生的广泛而无序的人口迁徙冲刷到这里，他们是凯尔特人或高卢人的祖先，后来被恺撒打败并征服。这些部落群体中有一支叫作“巴黎”（Parisii或Quarisii）的人群，在定居前曾远航至约克郡，但是该群体的大部分都定居在巴黎周边地区及塞纳河与马恩河的交汇处。凯尔特人的铁制武器表明他们是好战民族，他们居住的地方往往是容易防守的要塞，常常利用河流或其他天然屏障进行自卫。例如，马恩河河谷的圣莫代福塞就非常隐蔽地坐落于马恩河的一个弯道里。西岱岛，我们可以说，那就是恺撒描绘的巴黎人的城堡。[26]
恺撒对巴黎的兴趣远不止于它的地形。这个时期的罗马共和国正在对外扩张，现代法国的全境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一个当时被叫作纳尔邦高卢的地方连接着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在公元前121年也归于罗马的统治之下。恺撒在公元前58年至51年进行的高卢战争既是为了保护罗马在这个南部省份的影响，也是为了扩大罗马的主权，以对抗凯尔特高卢人及其骚动的日耳曼邻居。被恺撒称为“长发高卢”的地方从今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西部一直延伸到大西洋，他把这里与据信更加稳定、文明和罗马化的纳尔邦高卢进行了对比。
公元前50年代，罗马军队的突击目标实际上针对的不是巴黎人，而是其他更强悍的部落，如居住在中央高原的阿维尔尼人，还有巴黎人的邻居、奥尔良周围的卡努特人和以桑斯为中心的塞农人。最初，巴黎人试图不卷入冲突。公元前53年，恺撒召集卢特提亚地区所有部落参加高卢大会，他们曾经给予充分的合作。但是到了下一年，巴黎人改变了立场。于是，恺撒派他的得力助手拉贝努斯率领军队去进攻巴黎人。拉贝努斯略施小计，包括在夜间派废弃的小船运送军队渡过塞纳河，迫使巴黎人在他们的指挥官卡穆罗格努斯带领下要么从格勒纳勒（今巴黎第十五区），要么从奥特尤尔（今巴黎第十六区）逃到西岱岛的西部，并将他们彻底击溃。逃过这一劫难的巴黎人来到南方，加入了由阿维尔尼人维钦托利率领的抵抗队伍。根据恺撒的记载，大约八千名巴黎人参加了公元前52年的阿莱西亚战役。在那场战斗中，高卢指挥官维钦打得托利被迫投降，他手下的军队又被落花流水。
后来，卢特提亚从这个时期罗马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最初被卡穆罗格努斯破坏的西岱岛也得到新生。战争灾难过后，“长发高卢”地区被分为三个省，以里昂为首府。坐落在北部省份比利时高卢内的卢特提亚由于罗马帝国的建立而受到影响。在卢特提亚被征服前的几十年间，巴黎人曾经铸造过一种很好的金币，这说明当时那里的商业和贸易很繁荣。罗马的征服使当地货币的价值明显下降，这也标志着那里经济的衰退。
考古发现表明，在城市建设上，真正按照罗马模式建立起来的城市出现得非常缓慢。卢特提亚很可能曾经有一个罗马人喜爱的古典格调的网格状街道规划，中轴线，即南北向的中央大道的地位，被赋予了当时已有的、如今在圣雅克街一线的公路。然而，要在这个框架内填充建筑物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虽然现今巴黎第四区的市政厅广场那里本可以建一个港口，但是右岸那里的住宅很少。西岱岛上的主要建筑是4世纪建造的尤利安皇帝住过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塞纳河左岸，即现在巴黎第五区，几乎就是整个罗马卢特提亚，人们的居住地区东起现代巴黎的穆夫塔街，西至今第六区的沃吉拉尔街，从塞纳河岸边沼泽地带的圣日耳曼大道一直到圣热纳维耶芙山的边缘。在现今先贤祠附近有一个柱廊式建筑，兼有举行公共集会和宗教仪式的双重功能。那里还有两个剧场，其中一个就是19世纪晚期重新发现的巨大的圆形露天竞技场。还有三个公共浴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今的圣米歇尔大道上依然可见的那些废墟。在巴黎城市边缘地带有三个墓地，其中一个在通往西南现在的沃吉拉尔街的路上；另一个在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圣雅克街通往田野圣母院的方向；第三个更晚一些，在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戈布兰交叉路口的东南方向。从兰吉地区到城南与海狸河相连的水渠用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给人以深刻印象。拿破仑三世在第二帝国时期的供水系统也是按照同一路线建立的。尤利安皇帝曾经盛赞这里的水质。当时，这座城市的水都是用管道直接供应到居民住宅的，当时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居民住宅区都有一种独特的中央供暖系统。
一、罗马竞技场
罗马竞技场，或者叫作卢特提亚圆形露天竞技场，就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五区蒙日街的尽头，那里是一个“记忆之场”，但是巴黎人曾一再把它忘记。巴黎考古学家泰奥多尔·瓦奎尔在1869年至1870年间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考察。他提醒巴黎人注意，这是一个被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遗迹。这个竞技场是在公元200年前后建立的，是法国的罗马竞技场中规模最大者之一，它可以容纳一万五千多名观众，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该市可能人口的两倍。这个竞技场的观众席面向西方，可以使观众在欣赏斗兽、角斗或水上运动的同时享受海狸河河谷午后优美的风光。随着罗马政权的垮台，这个竞技场也走向衰落。到了4世纪，基督徒开始在这里举行葬礼。原先竞技场的建筑石料后来被用来修建墓碑或其他建筑物。12世纪英国的一个旅行者说，巴黎有“一座巨大的竞技场废墟”，但这座废墟可能因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修建（1190—1215）而变得更小了。一个中世纪的地名“竞技场地”（dos des arènes）暴露了这座竞技场的所在地，但即使是这个名字也几乎被遗忘了。其遗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高约二十米的土丘。
1869年，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的工程开工后，一支建筑工程队推倒了市中心工人住宅区那些肮脏破旧的房屋，人们在那里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第二帝国时期，许多新建筑都引出了重要的考古发现，例如巴黎保护工作的无名英雄之一瓦奎尔在苏福洛街附近发现了一个古代公共集会场地和好几个剧场以及街道系统的遗迹。然而，奥斯曼及其助手要建设的是现代巴黎，他们考虑的是巴黎的未来而不是巴黎的过去。所以，虽然当时对是否应该保留这个遗迹的问题存在公开的论争，但奥斯曼作为塞纳区行政长官的最后几项举措之一便是下令将该遗迹摧毁，代之以一个公共马车站——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奥斯曼式胜利。
1883年至1885年间，沿着蒙日街的进一步建筑工程开始后，人们在从前的一座修道院下面发现了罗马竞技场的另一半废墟。这一发现使公开辩论更加激烈。在雨果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后，主张保留废墟的人才取得了胜利。雨果激动地谴责说：“是的，巴黎是一座未来城市，但无法否认它曾经是一座历史城市，这个竞技场就是巴黎这座伟大城市的历史标志，它是巴黎独特的纪念性建筑，巴黎的行政部门要是毁掉这个竞技场就等于毁掉了巴黎自己。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它！”
结果，这个遗址被保留了，遗址的挖掘工作在继续，人们期待在那里有重大的不朽成果。
对于巴黎那场保护历史遗址的运动来说，这一重大胜利并没有产生人们期望的那样震撼的影响。因为竞技场遗址虽然很大，但实际上遗址及其建筑废墟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遗物。考古学家们期待着能够找到与尼姆和阿尔勒的竞技场相媲美的纪念物，但他们发现的无非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石头组成的两米多高的石堆而已。一名城市官员激动地说：“要保留这个竞技场，必须首先说明这个竞技场确实存在，但是考古发掘的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作为一处历史遗迹，这里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这并不是巴黎当局所想象的巴黎历史的重要纪念地。那场保护历史遗址运动就这样失败了，巴黎罗马竞技场的修复工作进展得自然相当缓慢。直到1917年至1918年，考古学家卡皮坦才最后确定该遗址将作为一个公园对外开放，那便是后来的卡皮坦广场。所谓的“修复”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造——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风格的罗马迪士尼乐园。
今天，这个竞技场完全被忘记了，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第二次。在巴黎属于罗马人的时候，它也没有提高这座城市在罗马的地位。到这里来参观旅游的人很少，除非夏季音乐会时设立起专门的座位。在多数时间里，到竞技场这个地方来的是一些父母和孩子们，当地的小伙子们在那里踢足球，有时可以听到附近幼儿园孩子们的吵闹声。竞技场已成为当地的社交场所和街区记忆。在一座官方的“记忆之场”有时被夸大的城市里，这并不见得是坏事。
尽管罗马人在巴黎留下了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来得很慢，直到尤利安短暂地将它纳入罗马帝国统治下以前，卢特提亚在整个罗马统治时期从来都只是一个二流城市。罗马人允许现有的部落体制在整个高卢继续存在，但是巴黎人的六十多个部落群体从来没有形成由“长发高卢”组成的城邦。卢特提亚仅仅是广阔的比利时高卢省中的一座首府城市。巴黎当时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例如，巴黎距离罗马帝国的长城很远，该长城是用来防御来自日耳曼部落跨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侵犯、保卫罗马帝国的西北边疆的。甚至到了4世纪，当高卢的三个部分由一个更小的组织所取代的时候，在国家管理的角度上，卢特提亚也没有取得核心的地位，而附近的桑斯却成为第四里昂区的首府。
作为一座城市，卢特提亚的功能主要是行政的，而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当时，该城市的居民人数最多不超过8000人，与当时纳尔邦高卢的纳尔邦和尼姆以及里昂、欧坦、兰斯、特里尔相比，人数还是很少，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在2万至3万之间，而当时的罗马已经拥有75万人口。卢特提亚的面积也只有50多公顷，而兰斯为600公顷，特里尔为285公顷，欧坦也有200公顷，甚至前罗马时代高卢的阿莱西亚城堡也有97公顷的面积。卢特提亚钱币的命运以及建筑环境的罗马化进展缓慢的事实，表明城市经济从被征服的创伤中恢复得十分缓慢。在北部高卢，卢特提亚是少有的几个可以用当地的石头来兴建的罗马城市之一。西岱岛方圆五公里内蕴藏的石灰岩（用作石料）和石膏（用作灰泥）一直到现代都在为建筑提供原材料（最后一个石灰岩采石场在1939年关闭），十几个世纪以来留下了许多巨大的地下洞穴。卢特提亚的绝大多数建筑物是在2世纪甚至3世纪建立的，石头、石膏和瓦块逐渐取代了抹灰篱笆墙和茅草，但是后者从未完全消失。虽然在卢特提亚的黄金时代既有建筑业，也有陶器生产和金属加工，并导致郊区出现了制造业，但是卢特提亚没有真正成为生产中心，而是专门从事起运输业。罗马帝国修建连接首府里昂与英格兰的道路的决定也对当地经济造成了影响，这条路经过桑斯、桑利斯和博韦，却将巴黎完全排除在外。
巴黎的罗马竞技场
1711年在巴黎圣母院周围出土的“船工石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考古学发现。该石柱是2世纪初建造的。这根石柱的存在说明，尽管存在上述那么多问题，但是巴黎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了。这根石柱大约有5米高，收藏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克吕尼博物馆，那里还有罗马浴池的遗迹。石柱上表现了罗马诸神，包括玛尔斯、维纳斯、墨丘利、福尔图娜、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伏尔甘，他们愉快地与高卢诸神待在一起。石柱上用相当糟糕的拉丁文描述：“在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的统治下，船工们集体出资竖立了这座纪念碑，献给最伟大、最仁慈的朱庇特神。”这根石柱表明了高卢—罗马宗教的融合，但也说明了船工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在罗马人到来之前，船工组织便已存在，似乎也推动了2世纪初的经济发展。
当地的产品被运往远方。在城市周边的三个墓地外发现了大块的罗马式农田，这些农田由奴隶耕种，使卢特提亚犹如一座花园城市。例如，在沙约和蒙马特也有大规模的农田，还有供奉从玛尔斯到墨丘利等诸神的庙宇。在今天巴黎的环城大道之外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居民区，包括克利希、让蒂伊、博比尼、伊夫里和圣德尼。卢特提亚的农村特征在3至4世纪得到扩大，随着罗马统治的动摇而走向衰落并最后消失。从2世纪晚期开始，来自罗马帝国长城之外的蛮族入侵使高卢各地面临危险，最早在162年和174年，这里已经有了被袭击的危险，但真正的危险在3世纪晚期才开始成为全境的问题。日耳曼的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在275年的袭击给60座高卢城市造成了损失，卢特提亚也包括在内。公元300年稍晚一些时候，巴黎西岱岛和公共集会场地周边的防御成为问题，人们开始从那些难以防守的建筑物上取石头来加固这些区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埋藏钱币和其他贵重物品，这表明蛮族威胁带来的心理冲击很大。
二、一个巴黎儿童
这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巴黎人面孔（见第36页），它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这是一张意外形成的死亡面具，1878年在今巴黎第五区皮埃尔—尼科莱街发掘出来，几乎与照片一样清晰而又饱满。考古学家欧仁·图卢兹在这里的罗马墓地从事发掘工作已有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具大约1世纪或2世纪的粗糙石棺，他小心地撬开了石棺的盖子，里面是一个幼童的尸体，孩子很小，大约也就12至15个月大，尸体旁边放着精美的玻璃奶瓶。考古学家注意到，“孩子的头被一层相当厚的黏固剂覆盖，在小心地揭开它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黏固剂已经形成了一张死亡面具，因此，我们得到了一张18个世纪以后还完整保存着的孩子的脸。可能因为这具石棺是封闭的，石棺上的黏固剂粘成一块并落在孩子脸上，留下了一张完整的面具”。
当时，死者下葬要么直接埋入土里，要么把尸体放在木制棺材里埋葬，而且死个孩子不仅在卢特提亚，在巴黎的大部分历史上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可以断定，这个孩子至少在死后得到了特殊的对待，他是这块墓地中仅有的埋葬在石棺中的三个人之一。毫不奇怪，从中世纪以来，巴黎最大的墓地可能就要数为纪念被希律王杀害的“圣婴”而建立的墓地。巴黎的这个墓地在1786年关闭之前，葬有大约200万名过世的巴黎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儿童。统计数据表明，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黎的儿童死亡率还都很高，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儿童未满周岁便夭折了。
无辜儿童的大量死亡因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加剧。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巴黎的资产阶级、商店老板以及工场的工匠都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去，由那里的奶妈喂养，在农村的儿童死亡率要比在巴黎家里大得多。另外，许多人把儿童遗弃在巴黎，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城外。从16世纪开始，巴黎就有了弃婴医院，其中1640年由圣樊尚·德·保罗建立的“弃儿医院”最为有名。遗憾的是，这种挽救弃婴的机构反而使弃婴的数量增加。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每年有大约8000名儿童被遗弃，在这些弃儿被遗弃的过程中或被收养的头三个月内，死亡率高达90%。就像欧仁·图卢兹发掘出来的弃儿尸体一样，当时交由人抚养的婴儿死亡率是最高的，直到19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儿童贫困与儿童死亡一样是一个大问题。从16世纪开始，儿童乞丐就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关虐待儿童的恐怖故事也层出不穷。1445年，一个母亲被处决，因为她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沿街乞讨的道具而将她的眼睛弄瞎。在有关流浪汉的文学作品中，瘸腿者或有其他残疾的人的故事十分普遍。儿童往往成为传言和城市谣言的对象。从16世纪开始，例如，在1529年、1663年、1675年、1720年、1741年和1750年，有关儿童被绑架的传言曾多次使巴黎人陷入恐慌。1750年，有人传言那些被绑架的儿童都被杀死了，他们的血被拿去给得了麻风病的路易十五洗澡。
从18世纪晚期开始，儿童乞丐又演变为街头顽童，他们人数众多，常常闹事。巴黎精英阶层开始担忧和关心起巴黎流浪儿童带来的问题。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中，正是一群流浪儿童肢解并阉割了海军上将科利尼的尸体。在1789年大革命前，对波旁王朝最严重的攻击就是以儿童弹弓游戏命名的投石党运动（1648—1653）。在19世纪早期，巴黎的一名警官宣称，投石党的后代没有一点悔改的迹象，“谁都知道巴黎那些街头儿童总是聚集在一起大放厥词，在暴乱中又首先从街垒中捡来石头第一个开始攻击”。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赞同地说：“通常确实是巴黎街头的那些顽童首先开始造反并以此为乐，就像学校的学生在度假一样。”巴黎儿童因此既是暴力的实施者，也是牺牲品。但是，雨果在其1862年发表的伟大小说《悲惨世界》中以同情的语气描述了巴黎街头流浪儿童的代表形象格夫罗舍，使人们注意到正是可恶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那些孩子的不良行为。格夫罗舍在街垒上死去了，但在死前已经拨动了雨果小说读者的心弦。
尽管有那么多对外来入侵的担忧，但是比起法国北部的其他城市来说，那些入侵对巴黎的影响似乎相对较小，因此，问题还没有严重到使巴黎人不敢在防御地区之外建造房屋的程度。尽管规模不大，但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黎，城市网络还是基本上保持完整，遭到的侵犯可能仅仅来自杂草和荨麻。此外，卢特提亚也逐渐发展出了后世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罗马防御长城无懈可击的时候，罗马军队能够在靠近日耳曼的特里尔等城市戍守边疆，但是一旦长城防守失败，驻守在卢特提亚等城市的罗马军队就会因为距离太远而不会成为入侵者的首要打击目标，而罗马的军队则可以利用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系统快速运动到任何事发地区。同时，还可以通过康布雷、博斯和普瓦图为罗马军队运送粮草。据尤利安皇帝记载，很可能在普罗布斯皇帝（276—282年在位）下令取消在意大利以外任何罗马统治区栽种葡萄的古老禁令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自己的葡萄酒产品。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座卢特提亚兵营，地处通往意大利的道路东南。城市里还驻有一支舰队，可以运送军队到塞纳河沿岸的所有地区，以便平息那里发生的混乱。这座城市由此发展成为一座卫戍城，也因此为巴黎人的船工提供了良机，那里的航运业自然持续繁荣。
儿童面部石膏模型
上述情况证明，在3世纪50年代晚期，罗马将军尤利安被派到高卢去抵御日耳曼人入侵的时候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正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他在西岱岛建立的长方形廊柱大厅在这个时期更显得重要，因为该城的港口就在西岱岛上。360年，发生了一件卢特提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罗马军队拥戴尤利安为皇帝。当时，罗马军队面临着被派到东部前线与伊利里亚人作战的威胁，如果被派去作战，他们将不得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地与家人分离。[27]于是军队发生了反叛。叛军在欢呼声中将并不情愿的尤利安举到一面步兵盾牌上，举行了一个既像日耳曼风格，又像罗马传统的仪式，但是没有皇冠，戴在尤利安头上的只有一个旗手标志。三年以后尤利安皇帝就去世了，但是在365年至366年间，他的继承者之一瓦仑提尼安一世也是在这里领导了反对蛮族的战斗，从而使卢特提亚的帝国风貌更加浓厚。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座城市叫作巴黎了？人们以自己部落的名称命名自己最初的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到4世纪早期，这座“巴黎人的城市”就已经被叫作巴黎了，到4世纪末期，名称的变化彻底完成。在罗马统治时期，卢特提亚一直不失其铁器时代晚期的高卢特色。如同在高卢其他地方一样，罗马人很大程度上允许巴黎人实行自己过去的政治形式，当地的贵族阶级也基本上没有变化，航运业几乎可以肯定也是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巴黎—卢特提亚一直是坐落在荒野中的一个前哨阵地。尤利安皇帝自己的家庭来自一个遥远的多瑙河部落，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个“粗俗的、丑陋的、在其决定中毫无可取的长远打算的群体”。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与巴黎地区的凯尔特人有相似之处，将自己在巴黎人及其同类中的角色描绘为“就像是与野兽打交道并被纠缠住的猎手”。[28]虽然罗马人认为他们使这座微不足道的（但也是可爱的，一如尤利安所说）半野蛮城市文明化了，卢特提亚还是不能放弃自己在前罗马时代形成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点在4世纪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突出。
4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尤利安皇帝和瓦仑提尼安皇帝都成功地将日耳曼部落——主要是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阻挡在罗马长城之外。4世纪末，军事指挥权从巴黎转移至特里尔，这表明长城地区的安全性提高了。但是，“罗马盛世”的残影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在5世纪，罗马的权力便完全崩溃了。建立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基础之上的双重帝国在其西部没有能够重整军事力量。410年，罗马人受到西哥特人的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分裂明确载入史册。甚至早在406年，罗马西北部前线的防御就已经像气球一样被刺破了，大批日耳曼入侵者从罗马长城蜂拥而入，结束了整个高卢地区的罗马行省体系。勃艮第人定居在法国东部，阿拉曼人定居在阿尔萨斯，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定居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则跨过意大利进入法国南部，在图卢兹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416年，罗马当局被迫承认了这个王国。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法兰克人具有统治地位。
在松散的法兰克人部落联盟中，有一支萨利克法兰克人最为突出。他们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墨洛温，据说墨洛温是一个信仰异教的海怪的儿子。这支法兰克人将罗马帝国在这个地区的最后代表，军事指挥官埃提乌斯（425—454年在位）、埃伊杜斯（454—464年在位）和西阿卢斯（464—486年在位）团团包围。在463年至464年间，这支法兰克人围攻巴黎并杀死了埃伊杜斯。在5世纪80年代晚期，他们又在苏瓦松杀死了西阿卢斯。西阿卢斯的死亡和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去世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西方的终结。在本身失去了罗马卢特提亚的古老价值以后，巴黎得到了新的身份，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基督教已经传入巴黎，并从此长期铭刻在这座城市的外表上。根据后来的教会传统，巴黎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区是由圣德尼建立的。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新约》中提到的圣保罗的门徒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这一传统基于对二者的混淆。巴黎的圣德尼很可能是3世纪末期被派往该地区的一个传教士，但他只能暗中偷偷地传教，因为当时的罗马政权认为，基督教的一神论主张是对罗马宗教的威胁。例如，罗马皇帝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和瓦勒良（253—260年在位）都曾经发布迫害基督教徒的敕令。德尼可能是在272年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神奇故事成为他被封圣的依据。据说，德尼在蒙马特的山坡上被斩首后，自己拾起自己的头颅，带着它来到埋葬他的墓地，后来这里修建起圣德尼修道院。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从此基督教徒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迫害基督教徒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例如，卢特提亚的尤利安皇帝就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军事首领，但到5世纪初期，基督教就安全了。从此以后，异教徒和异端才是被迫害的对象。
在5世纪，一个叫热纳维耶芙的年轻女基督徒成为巴黎抵抗蛮族侵扰的象征，她几乎立刻就被封为圣热纳维耶芙。根据《热纳维耶芙圣徒传》的作者回忆，在451年，当巴黎受到阿提拉和匈人威胁的时候，当巴黎的长者们建议巴黎人全体大逃亡的时候，热纳维耶芙组织人们进行了抵抗。她的名声成为基督徒在面临蛮族异教徒威胁时的精神依托。结果，阿提拉的军队从巴黎附近撤退，既而在特鲁瓦和沙隆附近被埃提乌斯击溃。后来，热纳维耶芙在463年至464年间与由希尔德里克率领的法兰克军队进行了谈判，在5世纪70年代法兰克人围困巴黎的时候，她还把粮食从特鲁瓦运送到巴黎，从而缓解了巴黎发生的饥荒。后来，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克洛维打败了罗马军队，西阿卢斯战死以后，抵抗难以为继。克洛维开始建立起强大的法兰克帝国，征服了曾经被称为“长发高卢”的多数地方。
三、圣热纳维耶芙
将塞纳河左岸与圣路易岛连接在一起的托内尔桥旁矗立着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422—502）的雕像，作者是经验丰富、声名远扬的雕塑家保罗·兰多夫斯基（1875—1961）。雕像建于1928年，西向东方，雕像放置的地方是中世纪巴黎防御城墙的最东侧，这种安排是想唤起人们对巴黎早期坎坷岁月的回忆。公元451年，阿提拉和匈人从东面进攻了巴黎，他们遇到热纳维耶芙召集的巴黎人的顽强抵抗；圣热纳维耶芙曾经与之谈判的法兰克军事首领在6世纪70至80年代的进犯也来自东面。
将巴黎主保圣人雕像安放于此有违曾在索姆河战斗过的雕塑家本人的意愿，他认为将该雕像朝向巴黎圣母院西面放置更能体现和平精神，但是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坚持此举，他们认为对巴黎城构成威胁的因素来自东方，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遭到围困的时候敌人也来自东方。1914年，在马恩河战役爆发前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代祷活动，而马恩河战役的结果确实使巴黎免遭德国人的侵略。1940年，法国与德国的“假战”变得日益突出，人们曾抬着主保圣人的圣体在巴黎游行示威，可是这次她似乎并未昭显灵光，巴黎城在此之后不得不忍受纳粹德国长达四年的占领。
将兰多夫斯基雕刻的圣热纳维耶芙雕像朝东安放的做法并不是要展现巴黎人一种长久以来的仇德心理。事实上，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主保圣人的名字竟然源于日耳曼语，她的父母甚至可能是归化的法兰克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她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能在各种天灾人祸降临时大显神威的圣徒。她尤其可以为身患热病或全身瘫痪的人送去慰藉。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称，1497年他在巴黎求学时，圣女曾将患三日疟的他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圣热纳维耶芙对群体乞求也认真负责。据记载，885年北欧海盗围攻巴黎城时，人们将她的圣体置于防御城墙上以求保护，但是北欧海盗这次是由西面进犯巴黎的。
从中世纪起，每年的1月3日，她的圣髑盒就会被庄严地搬出圣热纳维耶芙大教堂（法兰克国王克洛维512年将她的圣体安放在此教堂，因为圣女曾经教化并使他皈依了基督教）。这天，游行队伍会抬着圣髑盒环绕圣热纳维耶芙山一周，接着走向山下的巴黎圣母院，然后按照原路返回。在17世纪末路易十四将宫廷迁至凡尔赛之前，只要是住在巴黎的法国国王都会亲自参加这个游行。在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都会抬着圣髑盒游行，仅在纷争不断的16世纪就至少有44次。那些游行发生的背景包括发生了瘟疫和洪水，国王反对胡格诺派的军事行动，国王重病，特别是发生食物短缺和饥荒。据说，在饥荒到来时热纳维耶芙曾经将特鲁瓦地区出产的粮食从水路运来拯救巴黎人的安危。她的声望更多地是源于她在赈济灾民方面的作用，而非培养人的仇德情绪。
警官尼古拉·德·拉马雷在1738年写道，对圣热纳维耶芙的狂热崇拜“几乎与君主制度一样古老陈旧”。他有如预言家般灵验。在日渐世俗化的启蒙时代，人们确实很少乞求圣女来保护他们的寝食安危。在整个18世纪，人们只有两次抬出她的圣体。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处死路易十六以及随后的恐怖时期，圣体在圣像破坏运动中被随意移动。最后，盛装圣体的金质圣髑盒被送入铸币厂熔化掉了。《箴言报》评价道：“这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没有发生任何奇迹。”
在19世纪，热纳维耶芙再次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重返法国人民的心中（奇怪的是，她竟然同时成为警察和空中小姐的主保圣人）。尽管她的圣体于18世纪90年代已经遗失，但是人们后来又为她重塑了一个圣髑盒，里面装有从原来的石棺上取来的一块石头。目前，该圣髑盒安放在圣埃蒂安教堂里；人们希望圣女发挥作用的时期——饥荒和恐德时期——将一去不复返。
热纳维耶芙很可能在墨洛温王朝基督教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异教徒希尔德贝特曾十分畏惧她的神圣，因为很可能正是她的影响使克洛维于498年率3000名法兰克士兵皈依了基督教。克洛维王朝从481年一直持续到511年。克洛维和他的妻子克洛蒂尔德开创了对热纳维耶芙的崇拜，建立了圣徒大教堂（这对夫妇后来就葬在这座教堂）。从9世纪开始，这座教堂变成了圣热纳维耶芙山上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克洛维皈依了基督教，这使他能够以信仰捍卫者的身份对抗同时期已信仰了雅利安异教的西哥特人，并在507年的武耶战役中击败了他们。克洛维也因此宣称自己是罗马皇权的继承者。508年，在图尔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克洛维接受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赐予他的执政官头衔。通过罗马皇帝尤利安和瓦仑提尼安，卢特提亚成为一座帝国之城；又经过热纳维耶芙，巴黎成为一座基督教信仰之城。这正是克洛维希望通过努力获得罗马的合法性所得到的结局。图尔的格列高利曾经这样描述道：“他穿上紫色长袍，披上象征军事权威的披风，将王冠戴在头上。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是罗马的执政官，或者叫奥古斯都，然后，他启程向他选定的首都巴黎进发。”[29]
尽管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但是法兰克人能同时接受罗马人的披风和基督教的光环并无令人吃惊之处，因为他们早已经接受了罗马帝国晚期的许多价值观念。在克洛维之前很久，法兰克人就不断地越过罗马长城进入罗马境内，可见这道长城远比罗马人自己说的更容易越过。从2世纪开始，罗马军队大量征募那些归顺的日耳曼人入伍与此也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在巴黎成为一座有驻军的城市之后。例如，在巴黎城东南的高卢罗马人墓地里有一块墓碑，属于一个名叫乌萨纽斯的来自日耳曼麦纳皮部族的罗马军团士兵，这个部落就生活在莱茵河的河口，这个人的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兰克人曾多次作为罗马人的契约盟友戍守边疆，将其他蛮族人挡在疆土之外，例如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就曾在451年与埃提乌斯一起对抗阿提拉。他临终之前还坚持要用法兰克的一把飞斧和罗马将军的一枚徽章作为陪葬品一起下葬。这一时期的巴黎可能如同早期一样拥有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性，这种混合也包括日尔曼的元素。360年，罗马军团曾用盾牌抬起尤利安以示对皇帝的欢迎，这种日耳曼人的仪式在罗马却鲜为人知。甚至热纳维耶芙，这个用来捍卫罗马精神的基督徒的偶像，身体里也可能流淌着日耳曼人的血液。
1725年的圣热纳维耶芙圣体游行
墨洛温法兰克人，这些昔日的蛮族入侵者，已经成为帝国和基督教的守护者，他们是我们了解到的最罗马化的所谓蛮族人。6世纪希腊编年史家米里纳的阿加修斯这样评述道：
法兰克人并不像其他蛮族人那样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除了相似的契约、婚姻及信仰习俗外，他们的政府体制、行政系统和法律条例都多多少少地具有罗马模式的特点。事实上他们都是基督徒，信奉最严格的正统教义。他们的城池也拥有与我们一样的地方行政官和神父，也像我们一样庆祝节日。这个野蛮民族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同我们一样知书达理，一样文明，只不过他们衣着不雅，语言特别。对于蛮族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文明和开化了。[30]
融合之所以这么容易，是因为法兰克人的数量并不多。正是他们构成了克洛维新王朝的统治阶层，但是考古研究发现，他们并未显著地改变巴黎城及周边地区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他们更多地居住在东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巴黎地区并未有日耳曼地名流传下来，有的只是拉丁语和高卢语地名。
可能经过通婚和与高卢罗马的精英们政治结盟，法兰克人才毫无痛楚地与当地人交融起来，皈依基督教表明他们已经拥有了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地位（从313年开始，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信仰），但这也是对从3世纪晚期开始基督教化的当地土著民族的一种安慰。此外，法兰克人还全盘接受了既有的教区框架和教会等级制度，保留了罗马税收制度，接受先前存在的法律条文，作为罗马人和教士们的语言的拉丁语也变成了墨洛温王朝的官方语言，包括法兰克习惯法在内的所有官方文件均以拉丁文书写。法兰克人与教会修好。兰斯主教雷米在克洛维掌权伊始写给他的信中说：“你应当服从你的主教，遵从他们的劝导，如果你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你的王权就会稳如磐石。”[31]克洛维及其继任者多半都很谨慎地遵循这一教导。
克洛维将巴黎选作首都算是一条妙计，他要调和现有的权力结构，也要摄取罗马精神和基督教教义的全部内涵。如果没有一座罗马式城池的存在，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以罗马承袭者的形象称王。巴黎可以作为首都的首要因素是尤利安皇帝曾经在那里加冕为帝，同时它还处处留有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痕迹。克洛维及其后嗣均蓄长发，这可能是一种魔力的象征，他们都将基督教上帝选民的光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以及墨洛温王朝传统的神圣地位结合在一起，作为从墨洛温伊始世代继往开来的结果。在蓄长发的国王们铸造的硬币上，有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形象，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墨洛温诸王曾经派外交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建筑上都坚持科林斯柱式建筑风格。希尔德里克（561—584年在位）用拉丁语六韵步诗行创作诗歌，据说577年还在巴黎的老竞技场组织了罗马竞技活动。
作为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捍卫者，墨洛温王朝的地位通过权力政治的复杂性、混乱性和血腥性展现出来。图尔的格列高利在《法兰克史》一书中对此向读者进行了描述。一方面，法兰克王国靠军事征服从6世纪初壮大起来：先是征服了阿基坦的西哥特人，然后使普罗旺斯王国的东哥特人处在墨洛温王朝的控制之下，接着是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在日耳曼和意大利也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另一方面，每位国王死后，王朝的土地会被再次划分。例如，511年克洛维去世时，他的四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他的领土，希尔德贝特（511—558年在位）成为“巴黎之王”，而他的三个兄弟则分别拥有了以奥尔良、兰斯和苏瓦松为中心的各自的王国。血腥谋杀和暗害是维护墨洛温王朝政治文化在晚期得以继续的两个支柱，死亡和缺少子嗣也可以防止权力的继续分裂。即便如此，从克洛维时期到8世纪中期，墨洛温家族的王权每四年中只有一年没有更换统治者。巴黎独特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未遭到统治者们的瓜分，它始终拥有法兰克各领地首府之地位，是一个可以商讨解决各种共同事务的地点。但是，在墨洛温王朝的权力政治中，巴黎已成为一个很有用的谈判筹码，从6世纪晚期开始，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越来越多地仅仅巡回于自己的领地上，但是很少住在首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