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共小便处
据说，罗马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在罗马街头设立双耳陶罐以供人们小便之用并相应征税。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似乎是给街头小便器起了这样一个委婉的名字（Vespasienne）的原因吧。19世纪30年代，塞纳区行政长官朗比托开始在巴黎街头安装小便器。这种公共小便处，或者更粗俗地说叫公共小便池，或者干脆叫小便池，为巴黎的街头装置提供了标准和味道，直到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城市改造运动。尽管吉马尔设计的地铁入口没有被当成垃圾堆来拆除，但公共小便器却无一幸存。
第一个公共小便处仅供一人使用，就像一个小岗亭。巴黎人叫它们“朗比托”，这也是他们对被称为“街道改造狂”的巴黎塞纳区行政长官在街上挖的每一个洞的称呼。这也许看得出当时巴黎人那令游客怯步的卫生习惯。后来出现了供两人或多人使用的公共小便处，每个上面都有一盏灯；这里成为男人们社交的场所之一，这也是它们的捍卫者怀念它们的原因。诗人巴泰勒米曾说：“那些林荫大道上的亭子让害羞的人不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目光。”（用法语谈这句诗更好。）历史学家理查德·科伯也对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博爱小教堂”充满好感。
当然，一直到第二帝国时期，公共小便处才盛行起来。奥斯曼男爵和他忠实的助手阿尔方在所有新的林荫大道、各种街路、城市公园都安装了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头用具。他们还在街头安装了路灯、长椅、铁栏杆、路标、邮筒、报刊亭、树丛、树木保护带、公告栏（所谓的默里斯栏）和饮水喷泉，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慈善家理查德·华莱士于19世纪70年代出资修建的华莱士喷泉。每一个街头装置都精心设计，并选择最佳位置。例如，仅路灯柱就有7种模式，样式有78种之多。多样的变体总有一种家族式的相似性，这使巴黎街头呈现出杂乱但是让人觉得很熟悉，（有人说）有一种家的感觉。1891年，一个丹麦人对巴黎街边的咖啡厅大加赞赏，因为他觉得那就像“街道上预订的座位，好像一个巨大的公共客厅角落里的一个沙发”。
如果像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把巴黎的林荫大道喻为资产阶级的家，那么资产阶级批评者们会诉诸破坏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1871年巴黎公社发生时，公社社员们曾经用奥斯曼式的街头装置——树根保护带来建立路障。另一位资产阶级文化的批评者，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在他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阶段提供了另一种批评：1917年在纽约展出的著名的、制造丑闻的艺术装置“喷泉”就是一个公共小便池。
从一开始，公共小便处就吸引了许多摄影师的目光。那些令人称奇、花样繁多的建筑风格各异，有哥特式的、古典式的，还有巴洛克式的（偶尔还有佛塔似的）。它们成为旧巴黎街上的一道风景线。摄影师和印象派画家们似乎并不认为它们是古老的该废弃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当作巴黎现代化的象征尤为突出的是，从朗比托时期开始，它们就被用于粘贴广告，19世纪后期则用于张贴彩色海报。海报用于宣传各种各样的现代商品。不过到了30年代，公共小便处的狂热倡导者、美国人亨利·米勒曾抱怨说，这里几乎成为公共健康宣传栏，主要介绍一些性病知识，充斥着“梅毒和淋病各个阶段的特点（从病原体到骷髅头——一个带着空空的洞穴的死亡与疾病的淫笑形象）”。而此时，小便器的滑稽、陈旧的特点在加布里埃尔·谢瓦利埃1934年发表的小说《愚蠢的乌鸫》中显露无遗，小说是围绕一个公共小便器的选址而展开的。
公共小便处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与室内卫生设备的改善有关。私人洗手间和抽水马桶的推广速度缓慢，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住房中，这使巴黎某些公共小便处的使用时间相对延长。1914年巴黎有4000个公共小便处，到1930年时还有大约120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减少了一半，50年代中期大概只剩下300到350个。因为此时，政府开始建设大批更卫生的公共厕所，男女都可以使用。到了70年代末期，公共小便处彻底在巴黎街头消失了。当时的市长雅克·希拉克引入了一种新的需要付费的干净卫生的公共卫生间（尽管为了纪念这位市长而将这些厕所命名为“希拉克”的企图没有成功）。
男女皆可使用的公共卫生间使巴黎街头摆脱了以往恶臭的气味，对此参观者们大加赞赏。男人们失去了一个社交的好地方，巴黎的同性恋者们对此体会颇深，正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一项60年代所作的使用调查显示，很大一批人在公共小便处体验了他们的初次同性性行为。这里也是犯罪常常发生的地方，抢劫、谋杀、强奸、嫖娼时有发生。历史学家路易·谢瓦利埃的描述再现了那个场景：
公共小便池，约1900年
树木、街灯和小便池构成了林荫大道外的神圣三角，这三样东西犹如一出悲剧中的三个道具，如同一张大床、一张梳妆台和一个被中国式屏风遮住的不太雅观的坐浴盆一样不可或缺，对于另一种体裁，林荫大道上的喜剧来说。
公共小便处不存在了，但是不曾被遗忘。长期以来，人们通过视觉艺术、小说和纪念活动等各种形式回忆它。公共小便处已经成为巴黎的一个重要的记忆之场。
由于现代派运动没有得到多少响应，他们现在又将奥斯曼传统抬了出来，这助长了保护的趋势。这方面的关键是1925年的博览会。瑞士人夏尔·爱德华·让内特，也就是著名的建筑师勒科布西耶，推出了“新精神”展馆，运用现代派设计手段，突出了功能主义美学和一些工业材料的使用，如水泥和玻璃等。他还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所谓的“邻近计划”。计划中包括要有效地拆除巴黎的中心部分，按照他的“全部清除”的方法，只有少数公共纪念建筑可以留在空旷的绿地中央。勒科布西耶认为，没有任何形式比这种奥斯曼式的管理更具魅力。[400]大量的新公路将从每个关键地点通向市中心，同时建起40层高的摩天大楼群，使之成为一个少数巴黎人所渴望的新的纽约城。勒科布西耶和他的助手花了近50年的时间向潜在的客户兜售这一计划的变种，为此他们在20年代成立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对现代美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勒科布西耶一生中在巴黎的设计作品并不多，主要是私人住宅建筑（且大多数是精品）。然而，他那看似自大的重塑巴黎计划不仅给现代主义带来不好的名声，而且令更多人加入保护主义者阵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基于现代主义理念的建筑大都远离市区，建立在城市的外围。一些郊区的左翼派市长，如叙雷纳、犹太城和德兰西的市长，都曾经试图建设高层社会住宅区，这比地方低成本住宅委员会（HBMS）的“红砖带”计划更具冒险性。他们的计划没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位于德兰西的米特城市住宅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将犹太人送去纳粹灭绝的主要集中营，对人们来说毫无魅力。新型建筑通常也会吸引一些现代派的建筑师。工厂和陈列室在这座城市中谨慎地传播着现代主义风格。电影院也起到了这个作用。1922年，巴黎有电影院204家。它们将“新精神”与装饰派艺术以及其他更奇异的元素相结合，如位于现在巴黎第九区普瓦松尼埃大道上的“大雷克斯电影院”，它是巴黎最具魅力的电影院，历史学家理查德·科伯生动地把它描绘成“米黄色水泥上的一个小立方体，就像一块永远不化的冰激凌”。[401]市区内一些教堂的建筑也受到了现代派的相似影响。例如，20年代初期在现在巴黎第五区蒙格街上建起的清真寺就是这样的代表，主要的现代标志是它那33米高的塔尖。
巴黎公众对现代主义有一种抵触情绪，他们渐渐地开始喜欢保护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风景美学。我们已经强调指出，19世纪末期在巴黎神话的形成过程中，画家（尤其是印象派画家）起到了很大作用。[402]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影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奥斯曼男爵为了与保护派相抗衡以保护自己，坚决要将他改建前后的巴黎建筑用摄影机拍下来，摄影师马维尔就是以这种方式成名的，而纳达尔拍下了奥斯曼下水道和巴黎地下墓穴的第一批照片，并专门拍下了城市的空中全景图。摄影作品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经常被放在明信片的正面，明信片在1900年前后真正兴起——有关古老巴黎的摄影作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摄影家欧仁·阿特热进一步推动了摄影事业的发展，阿特热在战争结束前就开始同“老巴黎委员会”一起为弘扬古老的巴黎形象而认真地工作。1927年，阿特热去世，他那伟大的记录巴黎地形、地貌的纪实相册没能出版，但是他留给人们的内容详细、备受关注的巴黎写实照片燃起了人们保护巴黎古迹的热情。这种促动反映出意识形态的两个方面：既突出了巴黎之美与其文化遗产密不可分，又暗示了这里的居民除了作为民俗的小角色外，与它的魅力毫不相干。卡纳瓦雷博物馆的馆长乔治·卡安写道：“不论是贫穷的还是有戏剧性的地方，都从其保留下来的模糊不清和些许神秘色彩中获益……如画般的剪影确实迷人，但是它们的光彩和价值因各种各样的事物而大打折扣。”[403]卡安所说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似乎是指妨碍城市形象的恰恰是穷人本身，这样看来，正如莫里·内斯比所说：“人们对巴黎美好景象的渴望实际就是无视贫穷的过程中的一部分。”[404]
尽管阿特热死后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后来他因自己的作品被一群年轻的摄影家们视为佳作而声名鹊起。这些年轻的摄影家有曼·雷、布拉萨伊、贝雷尼丝·阿博特和沃尔克·埃文斯。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风格展现巴黎人和巴黎城市风光。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新闻摄影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更加完善。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中间，许多外国摄影家，如安德烈·凯特兹和热尔梅娜·克鲁尔做了大量工作。也许是受超现实主义者青睐的“现成之物”的观念影响，这些摄影家常常把焦点会聚到表现日常生活细节的平凡但有启示性的事情，并对罗贝尔·杜瓦诺和亨利·卡蒂埃—布来松的人文主义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与阿特热和早期热衷于巴黎景色的人们不同，这些摄影师并不远离穷人。实际上，流浪汉和妓女经常成为他们的主题，他们赞美和平时期巴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战争时期一个硬邦邦的行为。他们把穷人重新纳入巴黎的永恒画卷中。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艺术、文学领域中的先锋派开始试图表现他们所熟知的、似曾相识的巴黎概念，而并非追求一个硬邦邦的现代主义版本。正像我们所看到的，[405]超现实主义运动谴责了1931年殖民地博览会展示的巴黎式胜利主义，它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这个艺术团体是从战时的达达主义运动对西方文明及其所有作品的拒绝中成长起来的，它保留了达达主义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憎恶。在其著作中，特别在是阿拉贡的小说《巴黎的农民》和布雷东的小说《娜佳》中，奥斯曼式的巴黎毫无意义。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像第二帝国时期那样只强调城市的外部景象，城市的意义与一种集体无意识相联系，必须从过去的奇特痕迹中生发出来。阿拉贡笔下的巴黎农民（他自己）喜欢像探秘者和精神分析家式的浪荡子那样对巴黎那些迷宫一样的历史遗迹和纪念性建筑进行调查，寻找普通的神秘和顿悟。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巴黎并不是古老的“光之城”，而是更加危险和刺激的区域，由昏暗状态、折射光的表面和若隐若现的阴影组成。他们选择了那些远离娱乐场所会聚的林荫大道的怪异地点，例如19世纪修建的拱廊，那是现在要拆除的建筑；或者中世纪时期放绞刑架的地方建立起的肖蒙冈公园，而且专门晚上去。布拉萨伊的现实主义摄影作品很容易让人把他与超现实主义者联系起来，他同样强调了霓虹弥漫的林荫大道、雾气蒙蒙的街道、声名狼藉的酒馆和既普通又充满异样风情的妓院等，尽显巴黎既神秘又迷人的特色。对巴黎神话化的力量如此之大，超现实主义画面试图削弱巴黎的神秘色彩，然而最终却成为人们构建巴黎神秘景象的创作之源，更增添了人们对昨日巴黎的怀念之情。
摄影作品、电影院和流行歌曲将巴黎神秘化了，无休止地将爱、性和巴黎（往往还有记忆）放在同一个框架中。尽管摄影越来越希望被看成一种高雅艺术——巴黎在1927年举办了第一次独立的摄影沙龙——但是它仍然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欢迎，而且它在肯定如画的巴黎这一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观点有时结合了粗暴的现实主义、迷人魅力和怀旧的情绪（色彩媒介的缺失对此亦有助力）。电影也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许多最受欢迎的影片都以“全民怀旧”的巴黎为背景，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深受工人阶级喜欢的明星。莫里斯·谢瓦利埃和让·加潘就是这样成名的。女歌手埃迪斯·皮亚夫则被称为巴黎小麻雀，备受人们的青睐。例如，在勒内·克莱尔的影片《7月14日》中她以一个哀怨女性的声音唱道：
在巴黎城区的每个角落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爱的梦想也扬帆远航。[406]
在影片《7月14日》中，如同克莱尔1930年上演的《巴黎的屋檐下》一样，将巴黎城市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景色与小人物的梦想联系在一起。当然，偶尔也可以看到描写巴黎的影片却没有埃菲尔铁塔的踪迹，而是其他的一些建筑也在广大电影观众的想象中扎下根来。例如，弥漫着雾气的圣马丁运河的码头就是这样的典型。马塞尔·卡尔内1938年的《北方旅馆》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正如卡尔内1939年的《太阳升起》中所展示的，这类流行文化的主题强调城市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不变的、有时是幽灵般的地方，对工人阶级能提供的东西很少，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自然精神。越来越多的侦探小说和其他描写犯罪的作品突出的是这些地带的工人阶级的犯罪问题。善于描写犯罪的小说家乔治·西姆农从1929年开始虚构的著名侦探梅格雷就住在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里夏尔·勒努瓦大道，但是他不允许自己的妻子接近与之毗邻的圣马丁运河，因为那里的犯罪率很高。
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年法国电影所再现的巴黎永恒不变的形象很少使用现场拍摄。正如理查德·科伯所指出的那样，在勒内·克莱尔的影片中，“街道看起来似乎是搭建的”。[407]而事实确实如此。例如，《北方旅馆》中的场景就是由薄纸板制作而成的。在导演马塞尔·卡尔内1945年执导的电影《夜之门》之中，在摄影棚里制作了整座巴尔贝斯·罗什乔拉瓦“空中”地铁站。直到50年代，外景拍摄才逐渐地流行起来，进一步增加了这个城市在影片中展示的潜力。1959年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黑帮电影《赌徒鲍伯》展示了蒙马特的黑暗一面，这是那些习惯了明信片上的圣心教堂的人所没想到的。
如果说电影制作在传承“巴黎永恒”这个概念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的话，巴黎城市的中心部分本身也确实具有不变的电影场景特征。30至40年代，新的建筑相当有限，特别是在中心部分。实际上，在1914年至1942年间，大约92%的新建筑都在郊区而不在巴黎市内。战争期间巴黎城内很少兴建房屋，这很正常。20年代初期，巴黎第十七区暴发的腺鼠疫使在逐渐衰退的城区内人们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暴露无遗。然而由于管理部门资金有限而无法采取任何措施，私营企业对此又缺乏积极性，因此问题陷于停滞。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17个被划入不卫生区域的地方，作为重建的前奏，都未被拆除。彻底的拆迁被一些经验所否定。原先的设想是，一些租户搬到一些不太拥挤的地区，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远离，只是到了相邻的区域，使那里变得更加拥挤。城市管理部门并没有加紧这项计划，因为到了30年代人们发现结核病与住房过度拥挤并无紧密的联系，尽管维希时代此病复发又给人们带来了恐慌。最后，政府又尝试了另外的方法：重新翻修一个能够满足卫生健康需求的居民区，保留街道上的外墙，在街区中央建造通风的庭院，再在周围修建住房。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巴黎中心在人口和建筑环境方面都停滞不前，但是整个巴黎地区还是在蓬勃发展。市区内缺乏住房，无法满足那些想要工作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但是郊区则不同。不过，由于缺乏计划性，郊区的发展显得无序而混乱。这次改善巴黎市区人口集中状况的失败既有国家的原因，也有巴黎地方行政部门的责任。巴黎行政长官的权限可以延伸至整个塞纳地区。但实际上还需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因为巴黎向外拓展得相当迅速，不久就延伸到了邻近的塞纳—瓦兹区和塞纳—马恩区，已经超出了紧邻旧防御城墙的郊区外围。1910年成立了由工程师、建筑师组成的扩建委员会，有著名工程师路易·博尼耶和城市规划师马塞尔·朴尼等参加，任务是解决巴黎在限定范围内的发展问题，而并非向外扩张问题。然而，对于城市未来在现有状况基础上继续发展所持的怀疑态度阻碍了解决地区问题的进程。1919年，国家立法机关强制所有法国城市制订发展计划，但对于巴黎的计划是最后出台的，而且进展缓慢，显得畏首畏尾，总体来说毫无效果。
1925年巴黎地区高级组织管理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内政部。在适当的时候，他们组建了一个工作小组，1934年由工作小组出台了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的《普罗斯特规划》。实际上，普罗斯特将“组织建设更加伟大的巴黎，而不是盲目扩大巴黎”视为自己的职责。[408]他的方案在1939年成为立法，且并不缺乏想象力地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划定巴黎圣母院周围35千米范围内为巴黎地区，这是接受郊区化的原则和范围的重要标志。这个计划敦促保护绿地，对工业活动和住宅区域进行一定的区分，通过公路建设而非铁路建设来改善交通系统。实际上市政建设方面缺乏资金投入就意味着铁路和地铁方面建设规模相对缩小，而且在1945年时像德、美一样的高速公路在法国也只有短短的从巴黎到圣克卢的8千米长。当时，法兰西岛许多地区的市政当局对这项计划怀有敌意，加之巴黎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陷入了政治上的僵局，这就意味着这个计划收效甚微，不过直到1960年它都是地区发展方面的领先计划。
巴黎在政治方面的停滞不前使地区发展陷入混乱。然而，法兰西岛地区依然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这是因为在巴黎很多领域都处于全国的主导地位，其中包括出版业和高档服装业（这两项实际上在全国处于垄断地位）、珠宝行业和刚刚兴起的无线电通信业。不过，巴黎的20个区内就业结构也在不断改变。1906年到1931年间，工业就业人数增加了32%，在银行和商业界的人数增加了52%，自由职业者增加了60%，管理和服务业增加了77%。三分之二的法国记者、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住在城区，全国近一半的学生也都住在巴黎。巴黎不仅以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场所见长，几乎所有的大型体育赛事也都在这里举办，这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而且使它的体育场馆为国际观众所熟知。当然，战争间期是法国运动史上的特殊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1924年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法国重量级拳击手乔治·夏庞蒂埃就获得了世界冠军。1930年，法国国家足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30年代，网球“三剑客”勃鲁特拉、科歇和拉克斯特接连获得成功。
巴黎城区是法国去工业化的首选城市，所以地区的工业中心地带都在不断扩展的郊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郊区成为法国汽车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如卡车、军用车和飞行器生产等发展中的理想选择地。雪铁龙汽车厂就位于第十五区内，雷诺的基地则位于西部的布洛涅—比扬古。化学和食品加工业也在郊区繁荣起来，使一些地方（如奥布维尔）充满了难闻的气味。由于缺乏建筑法规，在郊区建工厂几乎不会有任何阻力。
地区经济的一系列相关优势吸引了工人们，而城区内物价高，房源少，这就使得在同样缺乏规划条例的情况下，郊区的住房建设大力发展。最难挤入巴黎住房市场的是那些外省人和外国人。大量波兰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涌入使巴黎这个大熔炉面临极大的压力。此时又有大批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首次出现在巴黎。1921年至1936年间，巴黎地区大约五分之一的增长人口是外国人。1921年，外国人占巴黎人数的3%，但到了30年代，就已经接近10%。没有任何其他主要的欧洲城市有如此多的外国人。然而，尽管巴黎保留着它的种族异质性，但还是开始出现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年轻人的缺失。[409]郊区就好像是人口的安全网，在这里，无数的年轻工人和新移民被迫在这里定居。相反，对于许多巴黎工人来说，这里是理想的“黄金之国”，他们喜欢带有花园的住房来避免老年时的贫穷，而且还有可能得到在拥挤的巴黎城区住房中少有的宽敞的空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巴黎的都市专家们就对同时期英式的花园城市的概念极富热情。但是建设花园城市需要规划，而在战后的巴黎，规划是很稀罕的，于是巴黎的“扩展”是在一阵疯狂的、不受管制的举措中进行的。最常见的形式是地产分块建设，法语叫作lotissement，也就是在一定面积的范围内建设一、二层房屋，这些开发项目的资金来源于互助储蓄计划，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实施。这种做法结果马上就问题迭出。房地产开发公司往往只卖出土地，这意味着购房者实际上只能在临时住房里待着，直到他们能承担得起更好的东西。由于没有任何约束政策，房地产开发公司也不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
经过十年的这种发展，小说家儒勒·罗曼把这样的居住环境描写为“垃圾聚集地”，[410]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种观点。买房的人们怀着田园牧歌式的梦想搬进了新居，结果发现被困于这种糟糕的地方，没有像样的街道，也没有方便的铁路、公路交通和最基本的服务设施。英国作家阿尔道斯·赫胥黎在犹太城看到了这样的居住区，他非常震惊地说：
我们距离巴黎大剧院只有七八千米的路程，但是这里没有下水道……也没有上水设施。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居住条件远不如危地马拉或南墨西哥最普通的乡村。[411]
但是，就在罗曼和赫胥黎将这里的居住环境写进他们的小说作品的同时，巴黎政府终于开始行动了。1928年通过的《萨罗法案》中止了过去十年无节制的房地产开发。同年，《卢舍尔法案》出台，政府出资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对开发项目进行了管理。1928年的规定强制要求开发企业提供相应的道路建设。1929年、1930年和1931年，又对下水设施、上水系统和煤电供应进行了硬性规定。但是1931年后，由于经济滑坡和政府资金缺乏的限制，这种变化受到了影响。30年代中期，用于抵押贷款的资金就全部用光了。
战后巴黎郊区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糟糕的住房条件和低劣的生活质量导致选举人思想的激进化，使郊区本来就存在的“红色地带”声誉更加名副其实。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投票支持新成立的法国共产党。1918年至1920年间，劳工运动的失败在内部产生了一定的紧张情绪，导致了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在1921年社会党巡回大会上，一部分希望参加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人组成了一个共产党，他们主张按照苏联的方式解决一切重大问题。从全国的选举情况来看，社会党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共产党，但在巴黎，共产党在某一段时间内曾处于主导地位。共产党人极其善于利用有战斗性的工作场所以及地方上出现的居住和生活问题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如学校、医疗室、公共洗手间和图书馆等。左翼在1924年竞选的成功说明共产党在红色地带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共产党《人道报》的头版头条报道说，“巴黎已经被革命无产者包围了”。尽管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深远，1925年领导的总罢工也宣告失败，但是他们控制了元帅路以外地区的市政当局，并成为那些地区的主宰。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建立起自己控制的地盘，这对于共产党向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极其有利。例如，多列士在伊乌里，雅克·多里约在圣德尼，让·马里阿·卡拉马米在博比尼，雅克·杜克洛则在蒙特勒伊。他们不仅积蓄自己的力量，还对保守的巴黎市政当局发起攻击，称它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巢穴”。[412]
20世纪30年代，红色地带越来越“红”了。1931年后的巴黎经济滑坡导致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共产党试图激发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与右翼和阻碍他们事业的左翼党派进行斗争。它指责这些左翼党派与右翼的极端分子进行斗争时表现软弱，而极端主义已经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出恶果。自从1789年以来，第三共和国是法国生命力最长的政权，但被认为是早就该寿终正寝的政体。长期出现的腐败和口是心非的现象至今仍然不能消除。而且来自革命左翼的批评与右翼的运动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政治不仅是议会内部的问题，应拿到公众之中去。顽固的君主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反犹太分子、老兵联盟以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崇拜者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他们的事业得到了知识分子如作家夏尔·莫拉斯等人思想上的认可，莫拉斯的活动及其报纸《法兰西行动》从未忘记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
巴黎街头成为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们互相斗争却又共同反对第三共和国的场所。活动的示威性和戏剧性显而易见。收音机和不久以后出现的电视机导致的通信变革使巴黎人的反抗运动很快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现象。巴黎人与从前一样，更多地是读报而不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时事，但是现在他们还可以听收音机。1898年，埃菲尔铁塔开始被作为无线电发射塔。30年代初期，大约40%的巴黎家庭都有收音机。从1937年开始，埃菲尔铁塔又兼做电视发射塔。尽管当时数量有限的电视观众都集中在巴黎，但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传遍全国。听众们对流行音乐和全国性体育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收音机不仅影响着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而且在国家政治文化传播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1935年的地方选举中，选民们的选择首次受到政治广播节目的影响。电影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到1939年，巴黎人每周至少去一次电影院，每次电影放映时都会有新闻片使人们了解最新的国际消息。
后来，以巴黎为基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格局渐渐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斯塔维斯基事件的特殊影响。此次事件被称为政治丑闻，以乌克兰商人斯塔维斯基为中心，暴露了腐坏和警察包庇问题。1934年2月6日，对此事件进行抗议的右翼运动开始形成，目标直指国民议会。游行示威升级为残酷的街头战斗，从协和大桥一直到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此次冲突导致1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几乎可以肯定，这次事件并不像左翼所说的是右翼有预谋的政变，而是一次故意引人瞩目的反抗和愤怒姿态。尽管如此，这次历时一天的事件还是使左翼强烈地意识到了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停止内部争吵的必要性。在莫斯科方面的督促下，1935年7月14日，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主义组织签订了选举协议，成立了左翼联盟。当天，左翼联盟就在城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左翼党派联合参加了1936年的选举，并以人民阵线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但是，以社会主义者莱昂·布鲁姆为总理的人民阵线政府立刻面临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浪潮，许多工厂被工人占领。工人们要使自己的选举胜利立刻开花结果。从1936年5月开始，这些占领行动袭击了所有行业。巴黎的情况最为突出，6月初的时候已经有15万人在罢工。罢工不仅打击了重工业，也打击了商店、百货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宾馆、饭店等，充分体现了巴黎工人阶级在长期以来盼望改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兄弟情谊。作家西蒙娜·韦伊还记得她和其他人在听到音乐、歌声和笑声而非机器嘈杂声时的高兴心情。[413]巴黎人有关那段时期的记忆就是：即兴创作的音乐和舞蹈、聊天闲谈、打扑克，一切都乱糟糟的。
在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帮助下，布鲁姆与工会代表和企业领导人一起进行磋商，达成了所谓的“马提翁协议”，这才使罢工全面停止。但是，按照该协议采取的各种措施确定激进，其中包括每周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这使得许多巴黎工人第一次进入假期和休闲市场）、大幅度增加工资、更好的劳资谈判机制、关键行业（包括军工企业和铁路等）的国有化等。然而，实施这项令人难忘的历史性的计划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有潜在问题的，尤其是增加工资。由于加薪而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对利息率和贸易平衡产生压力，使上涨的工资徒有虚名。布鲁姆的让步激怒了共产党人，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1938年春，巴黎汽车业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并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布鲁姆政府因此下台。他的继任者试图提高工业生产，但是徒劳无功，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危机，战争一触及发。1924年，法国的国民总产值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但这一成就以及随后几年的增长到1939年已经消失殆尽，当时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又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1936年人民阵线执政期间，巴黎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清洁工在罢工
1939年，巴黎率领全法国人民投入了同纳粹德国的战争。但此时法国经济很不景气，而且民心涣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影尚未散去，巴黎人内心中的和平愿望还很明显。在30年代后期有两部成功的影片，一部是让·雷诺阿（那位印象派画家的儿子）1937年导演的《游戏规则》，影片辛辣地刻画了法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轻浮和利己主义；另一部是同一个导演1939年执导的《大幻影》，一曲对战争期间全世界人们的兄弟情谊的换歌。1938年那个“可怕的、令人恐怖的”夏天之后，[414]战争似乎一触即发，50万人来到里博格特机场热烈欢迎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的达拉第。但是人们渐渐发现，慕尼黑协议毫无意义。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即将同德国作战的法国共产党面临尴尬的境地。右翼也同样不愿意与他们崇拜的纳粹力量开战。鸡尾酒会上传言希特勒曾表示支持莱昂·布鲁姆重新执政。
“假战”持续一段时间之后，1940年夏，战役终于打响了，但其结果是德军进展神速，他们很快击溃了一支由年龄老化、反应迟钝的军官们率领的法国军队。6月初，选择逃跑的国家政府放弃了巴黎，使之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巴黎人陷入悲惨和令人恐怖的境地，面对着席卷而来的德国机械化部队，巴黎人手足无措。此时，巴黎人口数量骤减，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出现了大规模逃亡的浪潮，而且规模更大。例如，第十四区的人口几天之内就由178000人下降到49000人。6月14日，德军进驻巴黎，他们发现这里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他人都挤在向南方逃跑的路上，大约有200万人。他们与从北方各城市逃出的800多万人会聚到一起；小汽车、卡车、手推车、婴儿车、家畜、猫、狗，还有一些匆忙中带上的财产会聚成一条长龙。不久，许多逃走的人又回到了巴黎。1940年10月，城市的人口稳定在200万左右。1941年1月，增加到250万。那时，整个巴黎城乃至整个法国都蒙受着停战的羞辱。6月23日，希特勒飞抵巴黎，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的飘飘然中，此时他的下属们正准备将战败的法国纳入德国新的欧洲版图。
如果说1940年的战役对巴黎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的话，接下来与德国的和平则更加糟糕。很少有巴黎人听到戴高乐通过伦敦的BBC广播向他的同胞发出的继续斗争的号召。这位坦克部队军官和新任命的国防部长离开了法国，因为很显然，他们的政府现在想的已经不是抵抗。6月10日，逃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的国民议会的部分人员授意贝当全权制定新的宪法。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被吸纳进政府，原本是为了加强抵抗力量，现在却负责起草令人羞愧难当的投降书，让德国胜利者们对法国政体实施残酷的手术。被争之地阿尔萨斯—洛林现在纳入了德国的版图。法国现在由一个远在维希的“独立”政府所统治，总统是贝当。但是，法国北半部分，包括巴黎，都处在德国人的长期占领之下；到了1942年，整个法国都被德国人占领了。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就曾经实施一系列计划想要把政府从克洛维确立的首都巴黎迁出。贝当是第一个实现了这种改变的人。这种国事行为奇怪的结果就是，维希政府向巴黎派驻大使，就好像这个被占领的北方地区是一个分裂出去的国家一样。
1940年6月14日，书商阿德里安娜·莫尼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街上的人们在说：“如果德国人在这里，至少不会这么乱。”在17日，她记录道：“昏暗的夜晚，我感到很沮丧，因为法西斯主义正在到来。”[415]维希政府发展了一种源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形式，而且由于同纳粹侵略者的亲密合作而使这种意识形式得到滋养。第三共和国不光彩的结局对于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来说似乎是对前政府宣扬的自由共和价值的谴责。左翼陷入混乱，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效的地下活动。在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宣战后，法共将被取缔，领导人多列士从法国逃往俄国，在莫斯科度过了此后的战争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共和国发源地，巴黎自然也会受到伤害。维希政权提出的口号是工作、家庭和祖国价值至上，召示了这个政权珍视传统乡村胜于现代城市的价值。在维希政权的价值概念中，农民比无产阶级更加重要，当然也就是比巴黎人更重要。
在维希政府时期，法国政治派别林立。维希政府允许存在的主要政治派别和组织的领导人都在巴黎。以变节的共产党人、曾经长期担任圣德尼市长的雅克·多里约为首的法国人民党公开表示支持亲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一群阴险的街头流氓护卫在其身侧。骨子里非常保守、等级界限分明、家族至上的维希政府也试图从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因为阶级斗争建立了更加社团化的劳动和工业建设方式，使大战期间的政治更加混乱。有时这至少在形式上会让人们回忆起古代君主制王朝的制度，但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允许人们探索技术专家思想的框架。维希政府的历史很短，在其被推翻以前，许多成员就已经投身到抵抗运动之中。于里阿热的干部学校是培养第四、第五共和国技术官僚的地方。自由的、人道主义的天主教徒，如《精神》杂志的编辑埃马纽埃夫·穆尼耶，最初被维希政府吸引，不过他们不久就失去了热情。通常，越传统的天主教人士就越会极力地支持维希政府，赞成它的令人窒息的极其保守的社会政策，例如，他们主张妇女要留在家里并抚养孩子。维希政府1942年2月通过的法律规定堕胎属于犯罪。一位流产权的支持者因为她的支持活动而在巴黎监狱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新的统治下，巴黎的城市独立只剩下一些象征物。巴黎的市政委员会被解散了，然后又进行重新任命，但是每年只集会一次，而且秘密进行。塞纳区行政长官和警察局长由德国占领部队任命，各自向德军报告。巴黎、塞纳区、塞纳—马恩区和塞纳—瓦兹区的行政长官由德国人划定的所谓“大巴黎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亲自担任，奇怪的是，外国人看到了巴黎人不愿意承认的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区政府办公地设在波旁宫，那里是法国国民议会旧址，前面挂着的标语上写着“德国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占领军总部设在巴黎歌剧院，各种军事部门则驻扎在里沃利路上的莫里斯宾馆和卢特提亚宾馆。在占领巴黎的四年中，德军没有对继承下来的建筑环境做出任何贡献或补充，他们只是在建筑物上挂他们权力的象征物，享受他们拥有法国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和奢华的宾馆的快乐心情。维希政权同样没有任何新的建筑，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没有钱。该政权主张保护主义的原则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古老的巴黎肯定有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该政权也赞赏传统的手工艺和受人喜爱的建筑风格，偏爱中世纪时期的山墙建筑。
巴黎的德国化是显而易见的，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德国军服的人，随处都可以听到德国人的声音，满街都安装上了德语指示牌。起初，这些指示牌激起的敌意只是心理上而非行动上的，因为街上几乎没有法国的机动车。当时，巴黎小汽车的数量由35万下降到4500辆。公共汽车由3500辆下降到1500辆。1940年秋天开始使用汽油票，汽油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卡车都是燃气的。在这种情况下，地铁发挥了很大的补充作用，地铁的使用率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在巴黎被占领的前三个月内，大约有22000辆自行车被盗，这是此时期的典型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自行车成本快速下降。到1944年，巴黎共拥有200万辆自行车，几乎每人一辆。由自行车拖的客车（Vélo-taxi）很类似于人力车，成为巴黎常规的交通工具。德军的占领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的宁静，尤其是在宵禁时间。盟军在1943年开始的对郊区工厂的轰炸造成了停电，使“光之城”陷入黑暗。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克在1942年访问巴黎时说：“这座城市似乎要晕倒一样，你几乎听不到它的呼吸。”[416]
战争和被占领使得商品的配给制又重新恢复，使这座富裕的城市日益贫穷、匮乏。1940年秋开始实行食品配给，但是在德国人的掌控之下。由于“交换”政策，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都被抽出来满足德国人的需要。官僚主义的配给制似乎更增加了人们的悲伤，使大批人感到失望。这往往不是因为配给，而是因为关键物品的日益短缺，比如汽油。服装供应尤其短缺，只能采取一些权宜之计。由于皮革很难找到，所以就大量使用纸板和橡胶。燃料缺乏使热水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繁荣的黑市上买到，但绝大多数巴黎人是做不到的。他们利用荣军院、卢森堡宫和杜伊勒里宫的花园种植大豆、胡萝卜和土豆的决定正好迎合了维希政府的亲乡土政策，同时也反映了食物的缺乏程度。据统计，当时巴黎平均每天的配给量只能保证每个人850卡路里的热量，因此，死亡率上升了近50%就不足为怪了。从1937年起，巴黎每1000人中有12个死亡，到1943年，每100人中有17.8人死亡。营养缺乏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年轻人。1944年，男孩的平均身高比1935年的先辈们低7公分，女子身高则低11公分。作家考莱特对巴黎人的建议是简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卫生综合考虑，我要说的是：睡觉。”[417]
德军统治下的巴黎
如果说床提供了温暖和陪伴，那么平常日子里的许多会被认为是奢侈的活动也可以。例如：尽管读报纸（也许不是集体化的活动）的人数下降，但是图书馆里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作者们也采用同样的策略，燃料缺乏使让—保罗·萨特和其他作者（包括西蒙娜·波伏瓦）把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咖啡店当作写作的好地方，特别是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德军占领时期也是法国电影和戏剧的一个黄金时代，电影院和剧院同酒店一样温暖，也很愉快。有许多机会供人们逃避现实，但也有微妙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当看到贝当出现在新闻片中时便咳嗽一下。维希政府禁止看战前的影片，如《游戏规则》和《北方旅馆》，因为它们显得“压抑、病态和不道德”。[418]然而尽管很多著名导演都逃跑了，影片数量只是战前的一半，但同样还是为数不少。德国人允许的自由空间促进了新一代的导演（如贝克尔、布雷松、奥唐·拉扎和克卢佐等）在这个时期出现，还有一系列新的电影杰作问世，尤其是1944年至1945年卡尔内的《天国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