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城区的急剧膨胀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巴黎市政府在城区和郊区扩展中充当了阻碍者的角色。在战后重建工作中，巴黎政府优先考虑那些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地区，但也有人认为巴黎城已经过于庞大了，维奇瓦特就是这么看的。让·弗朗索瓦·格拉维耶在1947年发表了一本畅销书，名为《巴黎与法兰西荒漠》，锋芒直指巴黎周围地区的欠发达问题。法国的战后重建部长克劳迪尤斯·珀蒂主张把商业和工厂从首都疏散到边远地区，他还赞同在英吉利海峡沿线建立“绿色地带”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如果法兰西岛的工业想要进一步发展，最好与巴黎分离开来，建立自己的绿色空间。他在1948年通过立法加强巴黎的房租管理，强有力地解决了首都的房地产投资的恶性循环，以此对巴黎城内的房地产开发问题提出警告。这样，巴黎新来的移民被迫居住在铁路终点站和城市边缘的废弃地带建立的贫民窟中。这些所谓的贫民区臭名昭著，有人认为一个贫民区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废纸堆、废钢铁堆和一些其他的废弃物堆，左翼政党因此呼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那里的问题。但是，左翼政党同时更反对巴黎城市的主要发展规划，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巴黎工人再次被安置在居住条件很差的郊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有道理的。1955年，激进的左翼总理皮埃尔·孟戴斯—法兰西决定，没有政府的特别批准，不得在巴黎建筑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商业建筑，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南泰尔镇的棚户区，1965年4月3日
中央政府的疏散政策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执行得非常顺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巴黎再发展的重大谋划中出现了巨大变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巴黎城市化建设的黑暗时期行将结束。1953年，重建部部长克劳迪尤斯·珀蒂的下台成为问题发生的转折点。他的继任者采取了发放建房补助金的方式来发展房屋建筑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黎的小型建筑多采取“低租金住房”（HLM）的形式。现在，主要居住区聚集在一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了。从1953年开始，法国政府鼓励巴黎市政府在非困难地区进行HLM房产的建设。而且未来几年的建设高潮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支持，建筑工艺中预制部件的系统使用使工作时间大量减少，1957年建一单元公寓需要3600小时，而1959年只需1200小时。
新建筑热潮还有另一个使人惊讶的地方，那就是绝大多数建筑是由著名的勒科布西耶指导下开工的。[430]在这种具有超凡魅力、众望所归的理论观念指导下，设计师和规划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巴黎旷野上发出的最现代化的寓言般的呐喊。几十年以来，巴黎没有人提出建设高档住房的要求，现在以绿地环绕、高楼林立的居民点取代贫民窟的主张不仅是受欢迎的，甚至是可以实现的。最初，这种居民点都是在郊区和困难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的，或者说主要是巴黎古老的城市中心地带建立的，结果新建筑使周围的那些一两层高的古老房屋显得过时了。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居民点方案已经扩展到巴黎全部20个区。这标志着巴黎中心市区以外的周围地区也开始具有了这种新的建筑风格。
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游览过巴黎的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后来回忆起这段情景时不禁怀有某种期望之情，因为这次巴黎的建房行动在其长期新建筑的历史过程中已经考虑如何改变城市风貌的问题。他在书中记载，这个城市“多次只拆除旧的而不建立新的”，结果使城市形成了这样一种景象：
古雅的店铺，褪色的广告，鳞状的装饰，一副传统的特征：简约但仇视新奇之物，处处显露着庞大的殖民帝国瓦解之前的富足特征，在这里，……你能看到美好时代的结束，马塞尔·卡尔内电影的衰亡。[431]
可能最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因为法国中央政府正在规划巴黎地区的发展，而不是只关注首都人口的稳定和如何遏制人口的增长。第五共和国为巴黎及其周围地区制订的新的发展计划很快付诸实施。1959年至1960年，终于决定将1939年制订的普罗斯特计划丢进历史垃圾堆。一个新成立的计划委员会很快制订了新的发展计划，叫作“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又对该计划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其中最主要的是由戴高乐将军提名的保罗·德洛瓦所作的修改。最终，由他负责在1968年出版了《管理纲要》。到此时为止，巴黎地区的整体结构也完成了改造。根据1964年的一项立法，巴黎地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塞纳区被分成四部分：巴黎省、塞纳—圣德尼省、马恩河谷省和上塞纳省。塞纳—马恩省保持不变；塞纳—瓦兹区被分成伊夫兰、埃松和瓦兹河谷三部分。1976年，整个巴黎地区被定名为法兰西岛大区。
《管理纲要》在巴黎管理构架的重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本世纪前一个发展规划不同，它明确接受这样的事实：该地区应该发展。德洛瓦呼吁在巴黎地区建立八个新城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通网络，并期望新城镇能够分担巴黎不断增长的压力，这些新城镇的功能没有独立城市那么多，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巴黎提供通勤来往的工人。其中五个城镇发展为人口中心：截至世纪之交，埃夫里和默兰—塞纳尔各自的人口已经接近10万，塞尔吉·蓬图瓦兹和圣康坦超过了15万，马恩河谷接近20万。它们中的每一个在管理结构和空间组织上都有细微的差别：有的是在大片的甜菜地上拔地而起的，有的则是对已有的居民区改造而来。但这些新城镇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建筑楼群拔地而起，看起来就像勒科布西耶重返人间再次规划一样。所有的新城镇都有功能性的规划，周围有绿带，有便利的交通直通巴黎。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巴黎交通状况的改善是很有限的：只有两条总长29千米的高速公路、拥挤不堪的公路、缓慢前行的公共汽车（1937年取消了有轨电车），此外还有一条地铁，但并没有伸展到郊区，而且与国家和地方的铁路交通配合相当混乱。“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和《管理纲要》改变了这一切。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在老城墙外非困难地区修建的环城高速公路在1967年完工，此时，在塞纳河右岸一条旨在提高穿越巴黎的快速公路也已完工。其后的发展主要是在1962年至1968年曾任戴高乐政府的首席管理者、1969年至1974年戴高乐退休后继任总统的乔治·蓬皮杜的亲自规划下进行的。在城市化问题上，蓬皮杜是一位固执的现代主义者，一位高层建筑和现代交通的热衷者。他宣布：“巴黎必须适应汽车时代，我们必须放弃过时的审美情趣。”[432]
巴黎之战后的涂鸦，1961年10月
20世纪60到70年代，巴黎建造了大量的以巴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高速公路，不仅极大地缩短了从郊区到市中心的行程时间，而且加强了首都与枫丹白露之间（1960）、与芒特和里尔之间（1967）、与里昂和马赛之间（1971—1974）、与梅斯（1976）和卡昂（1977）之间的联系。从1969年开始，旨在服务于郊区，地铁把沙特莱广场至中央市场和巴黎地区的主要干线车站，如巴黎北站和里昂火车站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的高速铁路网，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巴黎的交通运输系统。1976年，区域性高速铁路网的行程已达76千米；1982年为274千米；到20世纪末，已经有4条干线覆盖了大约400千米，每年运行36700千米的里程。这一时期，地铁的交通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二、阿尔及利亚之桥
2001年10月17日，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在马谢纽夫河堤上主持了附近的圣米歇尔桥落成仪式，这座桥是一座市政纪念性建筑，是为纪念在法国的一次最悲惨的事件中死于法国警察之手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化的数百名死难者而建立的。多年以来，法国政府当局在公开场合竭力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自从1961年10月17日所谓“巴黎之战”被曝光以后，已经整整40年的时间过去了。
1961年秋，巴黎的穆斯林社区决定抗议强加于他们的宵禁制度。这次运动发生在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因为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艰苦斗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在此之前的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正是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垮台，当时的巴黎已经变成了武装冲突的舞台。参加暴乱的人试图以公共舆论的压力来反对法国政府支持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巴黎街头是最好的舞台。在过去的整个夏天中，已经发生了许多起炸弹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导致数十人伤亡。
10月17日的游行示威原本计划的是一场有25000名阿尔及利亚人参加的和平示威运动。但巴黎警察认为这是极端的挑衅行为，他们对游行示威者大肆谩骂，野蛮殴打，一些示威者被打翻在地，一些人被关押在某个地方，其中包括冬季赛车场。众所周知，那里曾经是二战中关押犹太人的地方，关押在那里的犹太人在1942年全部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嘲弄。法国军队在北非战场上就曾经利用酷刑来对付起义者，为了从示威者口中获取是谁袭击了警察的情报，也是出于极端残忍和复仇的目的，巴黎警察也使用这一招来对付那些被逮捕并拘留的示威者。更为严重的是，大批的示威者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打伤，街头上到处躺着受伤者，而被害者的尸体则被毫无人性地扔进了塞纳河中，在历史上好像有人这样做过。从坐落在西岱岛上的巴黎警察局附近拐角就可以达到的圣米歇尔大桥就是那次暴行的现场之一。
阿尔及利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了解了这一事件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巴黎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有名望的犹太人，公开举行了抗议活动，并把这一事件与纳粹时期的暴行相提并论。一份法国共产党的报纸在当年11月7日用了这样的标题：“一个月以来巴黎发现了60具被淹死或者被杀死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但是，更多的巴黎人不愿意相信巴黎警察会有如此血腥的暴行，警察当局也竭力否认所有的指控，并谎称所有的流血事件皆源自阿尔及利亚人的派系斗争。政府相关部门的隐瞒行为显然是有组织的，组织者就是警察中职务最高的长官——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由于证据不足，法国的左翼政党也无法利用这一事件谴责政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结束以后，有人又竭力想使人们忘掉这段血腥的历史。也就是说，想告诉大家，故事已经结束了，一切都没有发生。
但是，1961年10月18日拍摄的一幅照片使“巴黎之战”永远留在一些左翼组织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记忆中，该照片拍下了圣米歇尔大桥顺流下去不远的艺术大桥旁边有人刻在墙上的一条标语。尽管警方试图掩盖这条标语，并迅速清洗掉，但这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墙上写的是“他们在这里将阿尔及利亚人扔到河里”。这个标语既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人所为，也可能是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极左翼人士所为。这张照片在左翼内部流传开来，但是并没有引起公众反响。
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对维希政权时期迫害犹太人问题上法国行政官员与政客们如何勾结进行重新调查的过程中，历史编撰者对警察关于“巴黎之战”的解释再次提出疑问。1987年，曾经将抵抗组织领导人让·穆兰折磨致死、素有“里昂城的刽子手”之称的克劳斯·巴比从玻利维亚引渡回法国，并以反人类罪判处终身监禁。20世纪90年代初被捕的还有曾经指挥了1942年冬季竞技场抓捕行动的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但在审判之前他被人杀了。曾经担任过第五共和国部长职务的前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也成为人们谴责的目标，事情很清楚，作为维希政权时期吉伦特省的警察局长，他曾签署过把犹太人驱逐至死亡集中营的命令，最终他被判处10年监禁。
整个20世纪90年代，帕蓬都极力否认巴黎警察曾经卷入过“巴黎之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死亡事件中，并且嘲笑般地把当天的事件称为“虚构的死亡”。1998年当阿尔及利亚事件被纳入到对他的审判内容时，帕蓬以诽谤罪对当庭证人让·吕克·艾诺迪提出控诉。让·吕克·艾诺迪曾经出过一本调查该事件的书，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反对忘记10月17日运动”中表现十分突出。在那场运动中，那张“涂鸦照片”成为它的标志。
1999年，政府调查团得出结论：10月17日夜有48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扔到塞纳河里淹死；在整个9月和10月，共有142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害，其中110人的尸体在塞纳河中发现。
调查团还承认，真实的死亡数字肯定比这还要多得多。同时，巴黎高等法院也承认：“巴黎之战”确实发生过，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一举动把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近半个世纪的这一事件再次摆在了公众的面前。
除了在改善区域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和《管理纲要》在改变巴黎整体形象的住宅建设方面也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至1974那20年间，巴黎市区修建了超过20万套居民住宅，郊区比这还要多。1958年，政府曾经把巴黎市区较贫穷的主要地区指定为“优先都市化区”（ZUP）。1969年，这一计划又进行了重新组织和扩大为“协调管理区”（ZAC）。[433]ZAC与ZUP一样，都是在一个指定区域内，由政府指定某一私营公司来发展该地区，公司享有广泛的经济、征用土地和管理权责。从某种意义来说，ZAC就是处理那些“不卫生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存在有损于现代大城市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巴黎政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当然，ZAC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地区，也扩展到了被断定为“破旧”的地方。
突然间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奥斯曼时代，规划者和设计师们比20世纪过去的任何时期都享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和经济回报。正如奥斯曼时代一样，房地产发展的无限潜力为迅速聚敛财富提供了机遇，当然，腐败和奸诈现象也随之发生。政府公务人员如同商人一样一头扎进了非法致富的门路之中。从一些指控案件来看，这一时期确实赚钱容易而且利润丰厚。但是，新的商机也确实推动投资者摆脱了长久以来对巴黎房地产市场的极端不信任感，从而为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资金。新投资主要集中在现在巴黎的第十二区至第十五区，那里是“不卫生地区”最多的地方。在巴黎的中心地区，即现在巴黎第十一区以内，新型建筑相对较少，即使少有的几处不卫生地区也没有进行彻底改造，而只进行了修修补补。[434]
“协调管理区”的城市发展以郊区为主，建筑方法与巴黎古老的住宅建筑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奥斯曼的《房屋建筑报告》与此前的1783年至1784年规定的建筑章法协调一致，但是这股新的建设潮流以现代主义的旗号完全打破了常规。正如勒科布西耶所强调的，增加楼的高度是拓展空间的最好方法。1958年，巴黎中心市区的建筑高度限制为31米，周围地区为37米，相比较而言，郊区略高一些，为45米。但是，例外情况经常发生。例如，在香榭丽舍大街以西地区开辟的国防部开发区（拉德芳斯广场）就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在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曾经被指定为商业密集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巴黎剧院发展延伸的地方。在巴黎的20个区中，1956年至1963年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法国广播大楼大厦正面对着塞纳河，其中心塔楼高75米。同时，位于现在巴黎第七区军事学院后身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也超过了高度限制。但是，最大的特例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地铁终点站1959年开始兴建的迈内·蒙帕纳斯大厦。坦率地说，世界上到处都是摩天大楼，事实上巴黎也有不少高楼。但是在该大厦建成后的十几年间，巴黎人每当看上它一眼就觉得它越来越高，好像已经超过了它实际的200米高，许多巴黎人有一种可怕的视力越界的感觉。该大厦与其说是一个“记忆之场”，不如说是一个巴黎人众所担忧的地方。
蒙帕纳斯大厦和周围林立的商店以及办公大楼完全投入运营的时候，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朱西厄科学学院的一座相比之下小得多的90米高摩天大楼正在建设中，这种高塔式建筑风格已经成为巴黎城市风景的基本象征。举例来说，与法国广播大楼隔河相对的地方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塞纳河开发区，就是由20座高度超过120米的高楼组成的。在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意大利广场后面的荒废区、现在巴黎第十四区贝尔维尔外的比较贫困的工人住宅区和现在巴黎第十一区里昂火车站后面的工人区，也都出现了高楼林立的现象。到了21世纪初，整个巴黎的160座被归类为“非常高的建筑”中有近一半在这些地区。
现代建筑使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彻底改变。从1949年到1958年，法国平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支出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巴黎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楼充满了各种各样象征着某种生活方式的新设计和新奇家具，这不能不让刚刚经历了一段艰苦生活的巴黎人感到惊奇和兴奋。1939年，巴黎的小汽车总数为50万辆；1960年达到100万辆；五年后又翻了一番。巴黎人是政府实施的发展规划的最早受益者。1959年，只有十四分之一的法国家庭拥有电冰箱，196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二分之一；1954年，只有8%的法国家庭拥有洗衣机，197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3%，到20世纪90年代则超过90%；1950年，全法国只有24000台电视机，1962年近四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到1966年，有电视的家庭已经超过一半。伴随着消费品支出的增加，人们在休闲娱乐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1956年颁布的每年3周公休日到1963年改为4周，这些假期使人们的娱乐活动更加频繁。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比无休止的、日益激烈的新闻媒体和内城街道的广告战最为引人注目。
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接受了消费主义的观念，但对于那种变化的好处和意义还是充满疑问。有些持怀疑观点的人采取了模糊的反美国主义的形式，并为自己找到了许多依据，包括担心古老的巴黎成为第二个芝加哥或者纽约。大量的社会学证据开始出现，高层楼区的生活也并非就是玫瑰花的温床，里博格特机场附近的萨尔赛勒市郊区的例子就被很多文学作品所引用。随着20世纪50年代一座座单调的现代建筑物拔地而起但是没有相应的社区服务与交通设施相配套，萨尔赛勒看起来并使人感觉到并不是那样理想。在一些对此事感兴趣的媒体看来，它滋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和心理疾病，他们称之为“萨尔赛勒症”。其典型特征就是：青少年犯罪时有发生，百无聊赖的家庭主妇怨声载道，精神类疾病日益增多和火箭般上升的自杀率。即使是郊区最现代的建筑师进入巴黎中心地区以后，恐怕也会担心“萨尔赛勒症”这种大众流行病患者在巴黎流行起来。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电影制作人雅克·塔蒂就提出一种看法，并一直以一种幽默的眼光看待现代建筑行业以及同时产生的现代技能性障碍，他在1958年发表的《我的大叔》就是对现代郊区都市的绝妙讽刺。总体而言，让·卢克·戈达尔的超前电影《阿尔方城》是对这一问题更为直接和猛烈的抨击。整部电影几乎都是在“低租金住房”区制作完成的。《阿尔方城》于1965年问世，同年，乔治·佩里克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物》也开始发行，《物》里的物是指现代生活的日用商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不幸的青年夫妇，他们以一种乏味平淡的、令人绝望的奉献精神追逐着那些“物”。同一时期，罗兰·巴特对日常生活琐事进行的诙谐的符号学分析也赢得了思想界的关注，社会生活的新形势，从雪铁龙汽车到广告和摔跤比赛，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神话，而这些神话的文化意义则需要我们运用同样的人种学方法进行检验，也可以用印第安人中阿拉巴霍族的接生方式进行测量。
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越来越怀疑巴黎建筑拆除和重建工作付出的代价问题。巴黎外围地区被居民点取代的那些旧房屋总体来说质量都很差，因此在居民点建设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保护主义者的强烈反响。但十分明显，这种变化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整个社区都被拆毁了，例如，现在巴黎第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后面的地段原来是生气勃勃而又相对稳定的工人社区，定居于此的工人大多数在当地的工厂工作，如樊尚·奥里奥尔路巨大的萨伊炼糖厂、德伊乌里大道的庞阿尔汽车制造厂等。而在这项工程期间，当地居民们都被迁到了郊区的公寓里。但是，当工程完工时，很少有人能够迁回，这首先是因为当地房租飞速上涨，而房租控制法又在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面前大打折扣，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回迁；同时，还有许多人自愿选择不再迁回。因此，萨伊炼糖厂和庞阿尔汽车制造厂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倒闭了，这就减少了当地工人寻找工作的机会。而且高楼开发区的居民没有往昔那舒适的社会交际关系，使人们有一种相互疏离的感觉。与其他居民点一样，这里宽阔的主干道能够保证车流畅通无阻；商业带和商业中心区代替了原来的街角商店；新修的人行道打破了原有的街区路线，居民之间很少有机会相互交流和交往。
意大利广场开发区巨大建筑的例子不仅付出的代价高，而且还使那里人口下降，工业萎缩，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明。这项向高处拓展空间的建筑重建工作为巴黎市民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城市可利用空间，1954年至1974年，800万平方米的旧房屋被拆毁，2100万平方米的新空间可以利用，仅工厂和车库就占用了其中的28%；更多的空间被用作商业贸易和管理用途，办公空间增长了22%。与此同时，巴黎仍然处于持续的去工业化进程中，更多的空间给予了服务行业，而且这个进程在20世纪剩余岁月中仍将持续下去。1962年至1982年期间，自由职业者数量增长了40%，而工人数量减少了4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巴黎的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大约10%，但是这一数据下降得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降至5%。现在巴黎工业的主要形式是一些比较独立的小规模的生产。出版业和印刷贸易仍然留在了巴黎，并且拓展到巴黎工业产值的约四分之一。服装和纺织业在巴黎也继续了下来，在某些区域还表现得很兴隆，尤其是现在巴黎第二区桑蒂尔周围地区以及马莱和埃莱温地区。家具制造业仍然是圣安托万区的专长，但是工业作为整体的巴黎城市风景已经消失。
巴黎城市重建工作推动市内住宅数量持续上涨：6万套住宅被拆毁，但重建了27万套，这使得人们的居住空间总体上增加了16.8%。尽管住宅面积少于办公空间面积的增长速度，但这在巴黎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巴黎人的居住条件不像现在这么拥挤，因为当时的人口少。巴黎市区人口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末一直在280万左右，1962年减少到260万，此后继续减少，1975年为230万，1982年为210万，这一数字一直持续到现在。而在整个重建时期，巴黎人口共减少了大约50万，或者说巴黎总人口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巴黎城市中心工人的流失不仅是外围地区现代化重建造成的，而且与这一时期开始的新的城市恢复工作有关。1962年，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提出一项法令，称“马尔罗法”，允许把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地区指定为“保护地区”。这项具有开拓性的法令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见到，因此受到好评。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法令的执行使马莱这个原来老城区中最脏最乱的地方之一一跃成为旅游热点和最时尚的地区之一。
三、马莱
一个崭新的巴黎是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的。与以前相比，第五共和国更加积极地支持巴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把老巴黎的观念作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保持下来。但是，这一老一新完全不同的行动准则并没有经常发生冲突。按照1962年《马尔罗法》对保护区实行保护政策的规定，政府当局开始寻找在马莱恢复性重建中如何将二者相融合的方式。
按照《马尔罗法》，巴黎成立了专门完成指定保护地区任务的公私合营的公司。这种公司权力巨大。例如：它可以征用土地，可以推倒一切它认为不需要存在的建筑，可以将旧建筑改为他用，可以改善服务等。此外，他们还有权力管理当地的交通和车辆停泊问题，可以在特定的地区进行新的经济活动。这一切活动的前提是不仅要保护建筑的历史特征，而且要保留整个社区的历史特征。
马莱是巴黎最早用马尔罗方式解决问题的地区。甚至在巴尔扎克时代，塞维涅夫人天堂般的17世纪领地证明，那里曾经很被人看好。在整个18世纪，大量的钞票曾在该地区广泛流通。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该居民区变得肮脏、过时了。住在该地区的都是些著名的债主和老态龙钟的贵族，他们的势力足以限制该地区的现代化改造。朗比托街和法兰克·波兹瓦兹街直插马莱当地老城区之中，但这两条街道还不是想要建立的主干道。奥斯曼则时刻准备建设行动，但是决不介入与当地保卫者的冲突中，著名的雨果是当地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他曾于1832年至1848年期间居住在马莱的孚日广场。地铁建造者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地铁建设沿着该地区的边走。或许是因为长期得不到改善，该地区的房屋质量在1850年后急剧下降，这样一来，要在该地区迷宫般的街道和住宅区里提供舒适的现代化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的。19世纪末，一个巨大的东欧移民犹太人社区在那里建立，该社区恶劣的居住条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重建工程开始的时候，马莱是一个社会和种族成分极为复杂的地区，那里居住的手工业工人多，气氛活泼。但是，该地区的基本生活设施十分缺乏，60%的家庭没有自来水和厕所；绿地面积也只有全城平均数值的一半。一些住宅区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顷2000人，而整个巴黎的人口密度平均仅为300人左右。20世纪早些时候，该地区临近塞纳河的地方被指定为要求改善的不卫生地区，但是现代化的成效并不显著。1961年，马莱文化节在老官邸成功举办，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更激励了整个巴黎城的市民们都相信，该地区是值得保留的。
1962年法令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个衰败地区的往日辉煌。这就意味着必须拆除那些棚屋、旧房、作坊和贵族气派十足的官邸院落以及一些类似的建筑，以便营建一种与18世纪中期的居民区相适应的氛围。这项常用“卫生环境改善”这个词来表述的历史性清理工作也同样强调工作质量问题，这就需要做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和历史的验证，必然使工作进展缓慢，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且造价昂贵。
最令人满意的是，马莱的重建工程造就了许多建筑史上的佳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聚居区的改造基本完成，种族多样性格局得以保留，但是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做出了最大的努力，那些给该地区打上最早烙印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仍然被迫成群地离开了，他们负担不起这里昂贵的费用，而且他们发现，现在这里的空间限制太约束人了。随着那里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和环境的美化，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区在那里形成。
马莱的一个特殊发展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同性恋社区。作为少数群体，同性恋者在法国具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党总统密特朗废除了过时的反对同性恋爱的法令，使同性恋者受益匪浅。资产阶级同性恋者一般都有坚实的经济实力，有条件享受聚居区新的娱乐项目，成为该区的消费者，加入到那些闲逛者队伍之中，每天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荡，成为当地主要的消遣活动。
马莱继续保持着文化和种族上的高度多样性，尽管如此，从塞维涅夫人时代以来，人们还是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状况比以前好了。聚居区的美化使该地区直接成为主要旅游景点。在这一点上，重建工程和一些博物馆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包括，在塞维涅夫人常去的地方建立的卡纳瓦雷宫博物馆（也是巴黎历史博物馆）、萨莱公馆的毕加索艺术馆、富塞街的欧洲照相馆等，共同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某些方面，把对老巴黎的尊重与现代化的迫切性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聚居区的博物馆化倾向，因为聚居区早晚总有衰落的一天。现在，过去的街角商店已经转变成为一些时髦的小商店。例如，一家时尚的鞋店保留了该建筑原来老面包店门外的标记，那是从19世纪晚期以来就存在的瓷漆外表的房屋，这无疑让人感觉良好。当然，这也产生了一种落伍和僵化的效果。1922年，巴黎人对于在巴黎郊外建立欧洲迪士尼的做法表现出巨大的鄙夷，这表明巴黎人十分担忧，老巴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进历史陈列馆。
1962年的《马尔罗法》不仅要重建和保护，而且还要提高，并且提高得不比重建和保护少。那位文化部部长恢复了一项古老的但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前奥斯曼时代的规章制度，可以说明这一点。该规章要求，房地产所有者在清洁自己的建筑表面时不得损坏原来的样式。对历史建筑表面所落交通灰尘的清洗，例如很少得到认可的对圣母院的清洗，把保护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重新拉回到政治问题上来。这一活动使巴黎充满污垢的外表变得亮丽多彩。
考虑到重建工程的代价，在社会城市化进程准备妥当以后，对高层建筑的高度进行了限制，同时规定重建主要在巴黎城市中心以外地区展开。但是，在蒙帕纳斯大厦远远超出规定的高度的情况下，罗兰·巴特所说的“高度竞赛”导致的摩天大楼现象已经成为巴黎中心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现实。保护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巴黎历史中心的现在巴黎第一区中央市场的发展规划上。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谈论着要把巴黎的主要市场从中心地区迁移出去，20世纪30年代以来，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政府一直在郊区购置房地产。第五共和国大胆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下令将市场转移到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拉维莱特科学音乐城和兰吉地区，这种做法在1969年初见成效。这个决定引起了一场有关该地区前途的争论，甚至在拆迁工作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还在争论。例如1971年末，巴尔塔在第二帝国时期修建的豪华大厦就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拆毁的。高层建筑最终必将抵达巴黎市中心地区的预言终于被验证了，因为人们看到在巴黎中央市场的位置上挖了一个大洞，那个大洞相当之深，因为下面是即将兴建的地铁，上面是沙特莱广场至中央市场火车线的终点站。这个大洞使巴黎人开始担心，是不是这里又要建一个蒙帕纳斯大厦那样的庞然大物，还有人说要在这里建世界贸易中心，因为据说有这个计划。即使巴黎中央市场一带以前的房屋破旧不堪，凌乱不整，人们还是关注着那里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工人社区注定要被转移，而且不可避免地被高高耸立的现代主义建筑所取代。
所有对巴黎未来状况的忧虑和关注最终在1968年的所谓“五月事件”中都得到了答案。事件起始于学生反对大学校园里人员拥挤和条件恶劣的抗议活动，那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一场学生暴力事件，学生们效仿19世纪左翼在巴黎的巷战传统，采取了武力手段。暴乱和街垒再次成为巴黎街头的显著特征，并一直持续了几周。拉丁区成为以石头为武器的学生与镇压学生的警察交战的战场。五月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至上观念的讨论。学生领导人策划了一次聪明的起义，他们用强者的武器来保护弱者的利益；他们把“消费资本主义”诊断为“悲惨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权力”，这也是他们的战斗口号之一；他们选择了能够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看起来并无恶意的行动方式，尽管有的新闻媒体与政府官方串通一气。例如，在一些国有媒体中，站在政府部门立场上说话的内容占主导地位。虽然电视被起义者称为“政府的卧室”，但事实上电视新闻报道十分详尽地向人们展示了警察的残酷行为，这为起义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人们经常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卢森堡电台的广播，因为这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广播电台。以往用来促进商品销售的广告和海报也成为起义者的宣传板，在墙上进行涂抹或者刻画也成为他们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对事件本身进行评说的手段。参与者和评论家把五月事件的那热闹的场面与在第五共和国统治下单调枯燥的城市工作生活进行了对比，并把它浓缩为一个口号“地铁——上班——回家睡觉”。与此相似的还有，由学生和支持他们的巴黎市民共同营建的令人陶醉的社区氛围与自私的“萨尔赛勒症”威胁中的道德沦丧的消费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一个普遍的主题思想是渴望回归自然，这与当代机械的人为社会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正如当时一堵墙上刻画的那段话所说的那样，“鹅卵石下面是沙滩”。欢乐的、回归自然的反叛是对于慢性发展中的“萨尔赛勒症”的最好的解毒剂。
然而，在最终的定性分析中，五月事件中那些不入流的骚乱行为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资产阶级法国”的物质消费主义。那些参加破坏社会秩序的罢工工人在接受了工资大幅度上调的条件下俯首帖耳地回到了工作岗位，此行为是在法国共产党中一个对推翻资本主义失去信心的人领导下进行的。就像为五月事件发起了一场民意测试一样，1969年的大选证明，这是法国历史上对于左派打击最重的一次。在五月事件中一度动摇不定的戴高乐将军于1969年痛苦地退休，乔治·蓬皮杜，曾经作为戴高乐的亲信和政府总理、政府在整个平叛过程的骨干、一位强硬的现代派，当选为法国总统。但是，尽管选举人拒绝承认这次选举，但儿戏般的五月事件还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出的严重挑战。他们最富有成效的影响就是对于现代化的一种半下意识的、延迟的批评观念，这种观念永远回荡在巴黎人的精神世界中。
1969年末到70年代初，巴黎成为一个奇怪的城市。1968年五月事件的灰尘依然在空气中飘荡，但蓬皮杜政府想做的只是如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尽管公众对于蒙帕纳斯大厦的存在和巴黎中央市场的糟糕状况的忧虑再度高涨，这位新总统还是相当直率地告诉《世界报》的一位记者：“我再重复一遍，没有高楼大厦就没有现代建筑。”他还建议，去看看香榭丽舍宫后面国防部开发区（拉德芳斯广场）林立的高楼吧，在巴黎城的任何地方都能一目了然。[435]蓬皮杜把建筑重心放在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博堡高地，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重要的艺术馆和文化中心，这就是博堡中心，后来改名为蓬皮杜中心，而该地区也是最早被拆毁的不卫生地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的理查德·罗歇和伦佐·皮亚诺负责该中心的设计工作。对于巴黎来说，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风格。巴黎人最终发现，它并不像很多人最初担心的那样令人可怕。总之，巴黎人慢慢熟悉了它，并逐渐喜欢上它，如同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一样，该中心成为另一个巴黎统治者的象征。
到1977年蓬皮杜中心开业时，人们对于计划和开展城市化的看法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1974年蓬皮杜的突然逝世，法国不得不举行新的总统大选，自由保守党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为总统。他对蓬皮杜的现代化做法表示公开的怀疑。德斯坦是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社会党人密特朗而当选的，这一事实也显示出举国上下渴望变革的情绪，而戴高乐派却在这场竞争中一败涂地。在“后1968年时期”，比戴高乐派失败更为糟糕的是德斯坦面临着几十年史无前例的增长后开始下滑的经济。1971年后，西方的石油危机对于法国经济尤其是巴黎经济打击甚大。1971年至1973年间，巴黎在工业领域减少了342000个工作岗位，进一步加速了去工业化过程，其中郊区受到的冲击最大，仿佛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与信贷萎缩使法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和舒适的物质享受都结束了，加之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巴黎地区的外来移民急剧减少，所有这一切都使巴黎前途未卜。
最初的社会经济危机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政治的和心理现象。1974年，巴黎的城市史学家皮埃尔·拉夫当充满预见性地提出：“我们曾目睹了环境观念的出现和生活质量观念的出现，现在，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已经出现。”[436]1968年的五月事件曾经进行了一次生态学个性的实验；1974年的总统大选又验证，环境保护主义是现代成功的政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德斯坦在他的竞选纲领中宣称，他将“通过降低人口密度，阻止高层建筑群扩散和保护所有绿色空间（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方式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437]上台以后，他立刻十分审慎地把竞选纲领中的承诺拿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反对在城市内建造高层楼群。例如，意大利广场的巨大建筑规划永远搁置下来，新的建筑物高度管制条令规定，内城区建筑高度限定在25米以内。德斯坦还冻结了一项在塞纳河两岸的高速公路计划。他号召设计师们提出新的环保性设计方案，并决定将19世纪博物馆安置在现在巴黎第七区的长期荒废的奥塞河堤地铁站，奥塞现代艺术馆也成为巴黎最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许多19世纪的纪念性建筑在历史上第一次享受到古典式的待遇，包括许多剧院和埃菲尔铁塔，这很令人奇怪。德斯坦对于在巴黎周围建设新的卫星城方案不很热心，他否决了一项原先要将卫星城的数量从5个增加到8个的计划。他还鼓励郊区的文化复兴运动，并开始对圣德尼外破旧的中世纪王宫进行重修。
如果说德斯坦对于巴黎的处理方法与首都正在变化的舆论相一致，那么也与许多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正在转变的风格相适应。德斯坦宣布：“巨大城市与强大组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不惜任何代价的混凝土时代一去不复返了。”[438]在过去那二十多年中被现代化及其连带工作冲昏头脑的专家们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专家态度的改变要归功于两代人之间的竞争，归功于摇摆不定的时尚，同时也应该归功于公众对于现代化的抵制。历史学家路易·谢瓦利埃在1977年发表的《巴黎的暗杀》是一个成功的媒介宣传。他使公众相信，那些目光短浅的贪官污吏和金钱至上的无知设计师成心要破坏巴黎历史景观。建筑师和设计者设计理念的转变也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对于居民点的人文主义批评。有一段时间，一个名为“巴黎城市化工场”的著名思想库曾经大肆宣扬回归传统，并在1977年以“占地计划”的名义作为巴黎城市化新的规划指南付诸实践，这个新的建筑原则恢复了将街道、房屋走向和区域作为设计的主体结构，并强调了适应周围环境的重要性。著名设计师克里斯蒂安·波特赞波尔断言，新原则的目标是“构筑城市空间而不是堆砌建筑材料”。[439]他的观点在他具有开拓性的设计中，即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奥特·福尔梅街中得以完美体现，该设计把现代主义精神与巴黎传统倾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既优美、复杂又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