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到了对那些曾经付出辛勤劳动的重要保护地区的重建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马莱区，开始收获的时刻。马莱这一曾经卫生条件极差的地区已经被改造成为现代生活的典范，那里的街道恢复了闲逛者和购物者云集的地方，人多得使商店都快要挤爆了。每到周末，法兰克·波兹瓦兹街上的机动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仿造的建筑在这里从来没有消失，这是事实。例如门面，即所谓外观主义，在旧房拆除过程中往往被保留的门脸，就经常被模仿。从现在巴黎第三区的马莱区边缘的奥洛热地区到北部的蓬皮杜中心，就有许多模仿中世纪样式的通道、小巷和死胡同，绝大多数用混凝土建造，坐落在经过彻底复原的门面墙后面，位置就在巴黎最古老的圣马丁街。这种门面很可能造成重建地区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是受到规划者的普遍欢迎，因为所有现代舒适的生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种装饰外壳下实现。该地区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凸显了这种建筑工序带来的社会振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莱的重建风格与新建筑相适应，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们正在回归历史悠久的巴黎建筑风格和模式，但是这种风格和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兴奋与喧嚣中已经丧失殆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卢瓦耶对奥斯曼改造巴黎问题的研究，包括这位建筑大师的视觉和巴黎城市的感觉，都使人们对建筑界越发关注。[440]但是，也存在一种很不同意奥斯曼观点和非常新的看法，其中包含着民主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勒科布西耶式的现代化建筑模式就极受欢迎。商人和技术专家煞有介事地说，他们的做法代表了巴黎人民的最大利益，但是所有的建设项目并没有与公众进行磋商。现在，政治界和建筑界都重新开始关注公众舆论。1975年，由皮埃尔·诺拉和贝尔特朗·埃维昂诺提交的政府委员会报告中强烈谴责了国民住房低劣的质量问题，尤其是那些不堪一击的老房子。于是，政府相应地做出了政策调整，成立了一个叫作“城市化管理基金”新的组织。该组织负责监督所有的城市建设项目，并成为政府决策过程中维护正义的一个指导性机构。根据1977年的立法，成立了“居住条件改善操作程序组”，该组织专门负责小规模保护地区的发展。如同后来出现的公司一样，该组织在征用土地和居民区经济改造等方面拥有很大权力。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它给予当地居民以更大的发言权，但是在重建规划上拥有最终决定权。他们不强调建筑马莱那样的具有历史特征建筑，而更倾向于建筑的实用性和重新利用性。事实上，建筑物的实用性和可居住性比历史性更重要。因此，他们不仅以现有的模式进行建房，而且把现有合格住房纳入发展计划中。例如，在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贝尔西，他们实行一个雄心勃勃的重建计划，精心设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酒类批发商店，后来该商店发展成时尚酒吧和餐厅。
1975年，德斯坦决定设立巴黎市市长一职。但是，这一任命并没有对他倡导和实践的更人性化和用户至上的城市化思维有任何帮助，恰恰相反，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损害。近两个世纪以来，作为法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巴黎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它也一直没有单独设立的市长职位。德斯坦改变这一历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一个亲信安插在市政厅，并削弱巴黎城市议会中多数派戴高乐派的势力。但是，当巴黎市长选举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德斯坦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在1977年巴黎市长竞选中，戴高乐派雅克·希拉克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上台以后，希拉克在巴黎市政管理上是彻头彻尾的戴高乐式的。在市长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一问题上，希拉克的观念比德斯坦更有实用价值，而巴黎议会则成为希拉克的橡皮图章。即使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区一级选举大会的做法也没有动摇市长的主宰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希拉克是一个善于接受竞争对手想法的人。上任后，他立即冻结了在巴黎中央市场开发区建造世界贸易中心的方案，强烈呼吁在这里为市民开辟更大的绿色空间，推翻了蓬皮杜的“如果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公园的话，那很快就会聚满六万个嬉皮士”的担忧。[441]现在，希拉克庄严宣布他是该项目的“首席设计师”，掌管该项目最后阶段的工作，其中包括地面公园的布局，地下部分提供给商铺和办公室，从而把商业用途纳入到该方案中来。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允许非官方的反对自己方案的人参与竞争，并对所有提案进行评议。尽管反对派意见在计划实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多的公众意见也没有被采纳，但这件事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公众进行协商的好处。
由于法国总统和巴黎市长都把加强巴黎作为他们加强自己各自政治力量的重要内容，巴黎因此从中受益，它的地位也就益发重要。1981年密特朗取代德斯坦成为共和国总统后，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除了把巴黎作为展示自己政策的柜台，密特朗对巴黎没有任何其他兴趣。他双管齐下，既着眼于未来，又从脚下做起，发起了著名的“伟大工程”。这一工程虽然与密特朗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他的前任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冒险。例如，最初，戴高乐将军提出了巴黎中央市场的开发规划；然后，蓬皮杜又建立了博堡中心；德斯坦不仅让他们的原创精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就是建立了1986年开业的最著名的奥塞现代艺术馆，然后又提出建立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的计划和利用城外荒废的屠宰场作为新的科学博物馆和公园的基础的决定；密特朗则着手制定了一个整体规划。[442]伟大工程必将会成为巴黎未来千年中的熠熠生辉的曙光。[443]
但是，尽管1995年曾经在总统大选支持密特朗，巴黎市长却并没有让共和国总统一个人抢走所有的风头。许多已经拥有国际声誉的知名设计大师为实现自己的设计理念出现在巴黎市政厅。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奥姆尼斯波特·贝尔西宫就是伟大工程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个曾经充满酒类批发商店地区重建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加泰罗尼亚设计师里卡尔多·鲍费尔负责设计了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蒙帕纳斯车站后面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圣马丁运河与塞纳河的交汇处从此变成了一个游艇旅游中心。
巴黎城内绿色空间的扩展相当令人震惊，这为巴黎市政厅一带赢得了声誉。德斯坦曾经宣称，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把生态学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444]希拉克实现了这一承诺。1945年以来，巴黎的绿色空间就根本没有增加过，而希拉克根本性地改变了这一点。作为巴黎市市长，他在1977年至1995年期间建成了至少134个花园，使巴黎的花园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这些公园为巴黎市增加了118公顷的绿色空间，而且这些空间在巴黎484公顷的面积（含原有的布洛涅森林和万塞讷森林）以外。而且政府确保每位巴黎人周围500米之内有休闲场所，这一政策显示出后德斯坦时代对于环境和休闲需求的重视。有些公园是在人口密集区搬迁后留下的空地上建立的，如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贝尔维尔公园。其他公园则建在从前的工厂等类似地方，例如，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乔治·布拉森公园就坐落在旧的沃吉拉德屠宰场之上，安德烈·雪铁龙公园的前身则是著名的汽车制造厂。这些公园和花园的设计凝聚了设计者无穷的智慧。原来从巴士底剧院到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万塞讷森林之间废弃的铁路路基上，建造了一条绿树成荫的人行道，叫作“绿流”。
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拉维莱特公园晶球电影院前，1985年5月6日
绿色空间独具匠心的建造标志着对于巴黎人（或者游客）步行的考虑，这也是后德斯坦时代颇受欢迎的发展举措，虽然把行人和居民点拥挤交通隔离开来的步行街的创举现在还不能断言为成功之举，但更多的措施将被投入到作为社会交往和交换场所的街道发展中，而这是把巴黎人同巴黎过去相联系的再造过程。仿佛是为了鼓励闲逛者再现，林荫大道的碎石路也加宽了，更受巴黎人民欢迎了。但是，某些具有历史意义地区的步行街着实令人失望，因为这种建设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小商贩也纷纷离去。但是，向“安静区”的转变还是相当成功的，那里机动车的车速被限制在较低速度，某些交通工具不得使用。对于行人的另一个让步是建立地下停车场，第一批地下停车场有1972年建立在现在巴黎第一区的旺代广场和1972年在现在巴黎第五区圣母院旁边的拉格兰街。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以最快速度衰落和在设计上没有什么特色的地区也都重新焕发了光彩。例如，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鹌鹑岗、第五区的穆夫塔街、第一区至第二区的蒙奥吉尔街和第六至第七区的圣安托万等都是这样。这些变化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巴黎人性化的趋势保持一致。变化使这些地区变得更加适于居住，但也更加昂贵，更吸引旅游者。旅游者在其中能够见到罗贝尔·多瓦斯诺摄影作品或者马塞尔·卡尔内电影中经过处理的真实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婉转地说，他们也表明，当年蓬皮杜在号召“适应汽车”而不是相反时公开指责“过时美学”还是站得住脚的。
结语 大城市的大规划：21世纪的巴黎
1999年12月31日，巴黎人以北半球最盛大的焰火表演之一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公元2000年，历史名城巴黎一切运转良好。它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经济危机，与其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巴黎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巴黎的文化声誉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旅游名城，尽管这样的排名没有多大的价值，但巴黎毕竟领导着世界时装新潮流，是奢侈品贸易和烹饪的中心，是国际金融服务和交流的重要中心。巴黎的城市生活质量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际大都市相比也名列前茅：巴黎拥有良好的服务系统、仅轻度污染的环境和良好的公共交通。房地产价格虽然很高，但还远不如伦敦和曼哈顿。巴黎也存在城市暴力和安全问题，但这是所有世界大都市都不可避免的，而且其他一些大都市的情况要比巴黎严重得多。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法兰西理论”中的例外论，法国的文化输出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不高，但是巴黎人能享用的文化和娱乐活动的范围非常高而且质量上乘。此外，巴黎人的长寿在全国首屈一指，巴黎人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这主要应归功于首都聚集了许多国际一流的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住在巴黎都是最佳选择。全法国绝大多数最健康的人都住在巴黎，但是巴黎也有一个大部分时间在街道上度过的无家可归者的庞大队伍。巴黎的劳务市场要比法国其他地方健全得多，与全国的平均值相比，巴黎的失业率位于中等水平。虽然有些外来劳工的居住条件仍然很差，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政府的住房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在总人口中，有活力的年轻人所占比例在缩小，老龄化问题已经出现。1954年，65岁以上的老人占巴黎人口总数的10%。20世纪末，已经上升到15%，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长。由于女人寿命比男人长，现在巴黎的女人比男人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被压力和冲突所笼罩，在巴黎人中间普遍流行一种繁荣逝去的无奈。但20世纪后半期，巴黎进行了意义非凡的城市复兴运动。1945年后，特别是50年代末到1974年间，法国经济的恢复在城市复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巴黎人要求在经济繁荣中为自己谋到应得的利益。巴黎人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耐用消费品到交通工具，以及可以利用的住房基本生活标准，都经历了巨大的令人震惊的变化。在这种繁荣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巴黎经济开始急剧下滑。在某种意义上，巴黎工业发展的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因此，此时的去工业化运动经历了极端痛苦的时期。尽管19世纪和20世纪初工业在巴黎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巴黎人有效地把工业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到了2000年，每100个巴黎人中只有五六个工人，其中还有一半是外国人。正如奥斯曼梦想的那样，巴黎已经变成了以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第三产业城市”。巴黎城也再现了往昔的辉煌。
当地经济的重塑还应该归功于1977年以来巴黎开始设置市长职务带来的影响。1995年，巴黎市长希拉克当选共和国总统，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他宣布放弃在市政厅办公。希拉克任巴黎市长十八年，这是对他持久毅力的赞许，也是巴黎选举人对其执政政策效果的一种肯定，所以他才能在1983年和1989年又连续两次当选为巴黎市长。这种结果是在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实现的，但也证明当时巴黎的右翼势力是多么强大。希拉克在巴黎当政的十八年时间为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创造了一个平台，但同时也为他招致了严重腐败的责难。但是，他抓住了担任大革命后巴黎第一任市长的机会，致力于解决巴黎面临的新的迫切问题，特别是成功地为巴黎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德斯坦总统反中心化改革带来的众多麻烦最终都被解决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总统密特朗那试图流芳百世的伟大计划与巴黎市长希拉克展开了激烈竞争。尽管在政治上希拉克与密特朗是对手，但他也支持总统的方案，因为他意识到这有利于提升巴黎的国际地位，吸引更多的游客。
希拉克卸任以后，新市长还是面临着一些问题。他的助手让·蒂贝里当政的时候就因为腐败问题而被调查，最后在2001年被社会党人贝特朗·德拉诺埃所取代。但是，戴拉诺埃也于2002年12月卷入了一场刺杀行动的丑闻中。然而，希拉克建立的行政传统依然存在，这就允许他的继任者们能够自由地继续实行一种更高层次的政策。巴黎市长成为法国政治舞台的关键人物，掌管着巴黎的财政预算，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比绝大多数政府部长的工作人员还要多，同时，作为媒体关注焦点的首都也有助于使巴黎问题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
希拉克当政时的许多政策都延续了下来，其中包括城市绿色空间政策、噪声控制政策、娱乐设施政策和在巴黎重大问题上与中央政府进行合作的政策等。与希拉克一样，巴黎的下两任市长也都继承地接受了奥斯曼建筑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巴黎采取了大规模的建筑工程，除了极个别外，如塞纳河景色和贝尔西开发区，其他地方都是在奥斯曼以及此前第三共和国继承人对巴黎制定的蓝图基础上完成的。尽管那些建筑活动中也拆除了很多建筑，但被拆除的绝大多数建筑都在外围地区或者因为建筑物本身质量低下。奥斯曼制定的建筑物高度标准在外围地区屡屡被突破。但是，除了极少数光彩夺目的创举属于特例外，如1965年在现在巴黎第四区莫尔朗街开工的市政厅17层的附属建筑就是一个丑陋的例外，而在巴黎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地区，这一规定得到了遵守。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德斯坦的环境保护主义击败了对于高层建筑的热衷，而蓬皮杜总统曾将高层建筑放在他的城市发展计划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末的城市改造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但与其说削弱了巴黎的奥斯曼模式不如说是加强了奥斯曼模式的地位。
现在还不能确定巴黎将在这种模式下走多远。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巴黎的许多重大建设项目都是在工业重建过程中在以往工厂搬迁后留下来的空间建造的。到了2000年，至少在市区的20个区里，这样的空间几乎没有了。这种缝隙式的发展模式开始遭到质疑。有人建议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就像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大西洋花园那样，在铁路沿线地区建造平台；也有人提出了向地下发展的办法，在巴黎中央市场开凿的那个大洞很可能就是一种尝试。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对建筑物的高度不加限制，这样必然使巴黎进入国际竞争的行列，但有可能使巴黎失去自己原来的魅力。对于高层办公楼区的需求使位于巴黎老城墙之外国防部开发区（拉德芳斯广场）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区，如果说这一做法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它极大地减轻了巴黎对办公空间需求的压力。无论如何，摆在面前的这些艰难抉择最终都会对巴黎人的自我认同产生极大的冲击。
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
巴黎仍然是一座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多次发生了去中心化运动，但这一事实还是有助于它保持自己在国家生活中的中心位置。有些去中心化运动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殊不知，这正是巴黎及其周围地区保持巨大吸引力的原因。庞大的国家交通系统的建立，特别是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的高速列车服务，事实上使巴黎城市更加中心化而不是去中心化。乘坐高速列车，从巴黎到地中海沿岸只要三小时，到伦敦只要两个多小时，这意味着帕拉瓦斯·弗罗特、埃里芬特和卡斯特尔都已经变成了巴黎大都市通勤往来的卫星城，高速列车服务的欧洲化发展也更加适应巴黎这种中心化城市的发展。
2000年，对老巴黎情有独钟的保护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发展规划中的重要力量。现在，保护主义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最现代建筑也已经磨损得非常陈旧了。巴黎内外的居民点看起来非常破旧，再加上青少年恶意的破坏，蓬皮杜中心在投入使用仅仅二十年后即于1998年不得不进行造价昂贵的重新装修。即使这样做，保护主义者还是觉得不可容忍。保护主义者曾经取得过许多次斗争的胜利，但这次看起来要失败。现代主义者似乎能够总是轻易地避开保护主义者设置的障碍。例如，保护主义强烈谴责的外观主义趋势正在广泛传播。而且，大众对于在巴黎部分地区所谓“博物馆化”的危险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这个问题曾经把设计师逼得走投无路。马莱就是现成的例子。据说，保护主义者曾经把那里的工人全部赶走，进而要把该地区变为博物馆展厅和电影院。随着将城市的现代化风格转变为怀旧风格之风的兴起，在19世纪曾经是现代化典范城市的巴黎面临着成为肉冻的危险，好在赞同怀旧倾向的巴黎人并不多。
巴黎市政当局和中央政府对于“伟大工程”持续高涨的兴趣也使保护主义者成为一个拖后腿者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对奥斯曼模式感兴趣的设计师和历史学家证实，伟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方式受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建筑模式而影响。伟大工程的建筑是一系列纪念性建筑，其中绝大多数不是随意乱建的，而是根据其周围的环境而设计的。法国建筑师们发现，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巴黎城内那些不幸而又奢华的法西斯建筑，真很难想象公共纪念性建筑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玻璃的出现似乎提供了答案。在伟大工程中，大量昂贵玻璃制品的运用不仅标志着一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的新技术特征，而且还成为政治透明度和可信度的隐喻。据说，这是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中意的。确实，伟大工程的建筑思想与曾经由大众磋商过的主张完全一致。
伟大工程这一观念并非密特朗首创，但他烙上了自己的印记。蓬皮杜曾经在1977年启动了位于博堡的蓬皮杜中心；德斯坦于1983年至1990年在拉维莱特科学音乐城建立了科学城，并且在1986年建立了奥塞现代艺术馆，在1981年至1983年修复了卢浮宫，建筑师让·诺瓦尔在1987年修建了阿拉伯世界学院。这中间的很多工程是在密特朗时期完成的。为此，密特朗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1993年由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入口处的玻璃金字塔。但是，最初该项目招致了保护主义者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该项目亵渎了神灵。等到揭开玻璃金字塔的神秘面纱时候，公众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伟大的建筑作品，这也就意味着像一位评论家所评论的那样：“战争结束了，新的更大胆的世纪之门已经开启。”[445]
最初看起来，伟大工程仅仅是为了装饰地处东西方传统国家轴心的法国首都。这样说来，国防部开发区（拉德芳斯广场）那些建筑就有了自己新的纪念意义，因为1989年在那里建立的新凯旋门与星形广场凯旋门和骑士小凯旋门连成了一线；穿过卢浮宫金字塔，越过蓬皮杜中心，再到达加拿大人卡洛斯·奥特的巴士底剧院，这一线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也在1989年完工。随着时间的推移，伟大工程在两个全新的方面改变了巴黎纪念性建筑的空间分布：其一，新建的纪念性建筑多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巴黎东部地区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著名的地方，这显然符合左翼的意愿；其二，该工程起到了对塞纳河再加工和再强调的作用。[446]20世纪20至6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新修的建筑都是在旧建筑拆迁后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与塞纳河的改造毫无关联。而在1970年至2000年期间，塞纳河河岸成为发展的中心。沿塞纳河两岸的许多工厂都被搬迁，这为重大工程项目提供了空间，各届总统和巴黎市政厅首先受益。1993年，就在巴黎西区的环城路上，老雪铁龙汽车厂变成了安德烈·雪铁龙公园，塞纳河沿岸开发区一色的玻璃建筑令人羡慕。从这里到1986年兴建的奥塞现代艺术馆之间，密特朗的继任者希拉克正在计划建立布朗利堤岸艺术馆，将来海洋博物馆和人类博物馆的所有馆藏都将转移到那里。此外，卢浮宫、巴黎大剧院和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也都位于沿河地带。河的下游地带是在贝尔西的旧有的酒类批发商店的旧址上建成的一大片现代化建筑，把头的是1989年建立的保罗·谢梅托夫主持的财政部未来所在地。河对岸废弃多年的托尔比瓦克·马斯埃纳地区被投入巨额资金。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图书馆周围地区，一个新的居民点拔地而起，这是密特朗总统授权多米尼克·佩罗在1996年修建的。
伟大工程中的许多建筑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完美无缺。尽管使用玻璃是为了达到凸显政治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的目的，但是事实上，纪念性建筑和玻璃的反射作用使其中的某些建筑成为非常有害的违章建筑。公众指责密特朗拥有“法老”般的野心。虽然某些纪念性建筑深受欢迎，但还有一些则没有得到好评。很难相信，在密特朗图书馆修建过程中，许多本该考虑到的问题并没有考虑。例如，将书本收藏在玻璃大厦中，就需要特殊的空调系统和遮光措施，以避免损坏，还应该事先考虑有多少读者的问题。
伟大工程为巴黎市市容带来了一两个显著的特征。进入21世纪后，巴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与郊区的关系问题。对于郊区的不信任是巴黎市的一贯特征，即使是在这二者的关系发生本质变化的时候，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在中世纪，郊区曾经是这座最重要城市外围最耀眼的边缘地区，但是那些日子早已时过境迁。在20世纪初，巴黎郊区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市区人口。进入21世纪的时候，环城大道以内的人口为210万，而周围地区则超过1000万。在1976年后，这些地区被重新确定为法兰西岛地区。在巴黎的人约占法国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真正的巴黎居民只有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
现在，巴黎城区与郊区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市区人口每天的外来人口都在100万以上，其中除了游客和长途旅游者外，其余的都是乘坐高速列车、地铁、公共汽车和私人交通工具到市区工作或者游玩的郊区居民。巴黎人的家庭生活模式也发生了转变，绝大多数巴黎人都是单身，1962年大约为三分之一。这也对住房需求产生了冲击。当他们结婚育子后，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是否搬迁到郊区去，因为那里房价便宜，而且房间和住宅面积较大。退休后，一些巴黎人也会选择搬迁到郊区，那里的环境更适宜养老。
尽管市区与郊区相互依存的现象不断增长，但长久以来形成的郊区文化滞后现象依然存在，郊区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继续提高。高速列车和地铁的扩展显示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郊区人来说，每天进入巴黎或者在郊区其他地方工作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当了十四年总统的社会党人密特朗并没有为那些为了巴黎的繁荣昌盛付出了艰辛劳动的个人提供哪怕一丝幻想的空间。
随着边界不断向周围辐射，巴黎就像池塘中的涟漪一样从中心向周围扩散增长。1829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这样写道：“巴黎就像澎湃奔流的大潮一样经久不息。”
就像木材和石头生长发育一样，通过每年、每天、每小时缓慢的不可抵挡的发展，城市扩展到了郊区，郊区成为城市，田野成为新的郊区。[447]
巴黎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奥古斯都时期的边界成为查理五世时期的边界，“住宅最终跳出了奥古斯都城墙向平原扩散，并向一盘散沙分散开来”。[448]从路易十四时期的城市边界到路易十六时期的总包税所城墙，巴黎在不断扩展。1859年至1860年，巴黎向外扩展到梯也尔城堡，现在巴黎的20个区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如此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城市竟然曾经有一个世纪后来又有半个世纪在原有边界内丝毫未动。拿破仑一世曾经设想要将巴黎边界向西扩展至圣日耳曼莱埃，同时许多科幻作家也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想。最终，勒科布西耶预测巴黎的边界将达到英吉利海峡。但是，首先只有保持巴黎的环城大道不停运转，扩张问题才能提到日程上来。也有人说只有修建地下通道，自由扩展才会成为可能，我们拭目以待。
无论如何，进入21世纪的巴黎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巴黎会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中世纪巴黎的供水商人曾经用一句拉丁语谚语作为巴黎城的至理格言：“乘风破浪，永不沉没。”真可谓恰如其分。
巴黎概览
专题文章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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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e Dartein,Le Pont-Neuf sur la SeineàParis,1578—1609(1911).
E.Fournier,Histoire du Pont Neuf(1862).
R.M.Isherwood,Farce and Fantasy: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York,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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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tour＆E.Hermani,Paris,ville invisible(1998)[Jean-Paul Marana],Lettre d’un Sicilienàun de ses amis(Paris 1700[but probably c.1692]).
Raymond Queneau,'Cris de Paris’,Courir les rues(1967).
M.Sélimonte,Le Pont-Neuf et ses Charlatans(1980).
二、塞维涅夫人
J.Queneau＆J.Y.Patte,L’Art de vivre au temps de Madame de Sévigné(1996).
Madame de Sévigné,Correspondance.
Madame de Sévigné(1996).
Madame de Sévigné,Molière et les médecins de son temps(Marseille,1973).
J.Wilhelm,La Vie quotidienne au Marais au XVIIe siècle(1966).
三、圣迹区
L.Bernard,The Emerging City:Paris in the Age of Louis XIV(Durham,NC,1970).
M.Chassaigne,La Lieutenance-Générale de police de Paris(1906).
G.Dethan,Paris au temps de Louis XIV,1660—1715(NHP: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