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由于它作为首府的象征性地位，巴黎逐渐发展成召开教务会议的地点，其中包括360年在此召开的一次声讨阿里乌斯派异端的大会。但是到了后来，宗教会议开始在这里定期举行，如552年、561年、573年、577年和614年的会议。同时，巴黎这座城市也是墨洛温王朝君主选择的入葬地。例如，克洛维和克洛蒂尔德就都葬在了巴黎圣热纳维耶芙教堂的圣祠里。另外，在543年，克洛维的儿子希尔德贝特将圣樊尚的遗体从萨拉戈萨带回巴黎，安放在左岸的一个圣祠里，这里后来发展为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希尔德贝特在558年去世后也被葬于此，在629年以前，他的所有继任者也都埋葬在这里。在圣德尼修道院里，也修建了一块王家墓地。该修道院因圣德尼的坟墓而得名。5世纪50年代，圣热纳维耶芙曾经在此地修建过一所圣祠。许多墨洛温王朝的达官要人都为自己选择了这里的墓地。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单独统治墨洛温领土的国王中，达戈贝尔特一世（629—638年在位）也做出了同样选择，这标志着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王家葬礼传统从此开始了。
在6世纪，君主和贵族阶级都大兴土木，建造宗教设施，因此，教会兴盛起来，教堂的分布也随之发生变化。385年，图尔的圣马丁在去城北的途中救治了一名麻风病人，因此，人们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即塞纳河右岸居民区的北侧建起了田野圣马丁教堂。而圣马塞尔则与巴黎东南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传说他曾在某块墓地的边缘打败了一条龙。后来他自己就被葬在这里，也就使得今天的戈布兰十字路口附近原来用于埋葬士兵的地方变成了基督徒墓地。墨洛温王朝资助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天主教堂，用来纪念圣埃蒂安，该教堂被建在西岱岛上，距离12世纪兴建巴黎圣母院的地方不远。到8世纪，墨洛温王朝在西岱岛又建造了六座教堂，在左岸地区也建造了十几座教堂。这些教堂被建在离主要道路很近的地方，例如，圣塞味利教堂和田野圣母院在圣雅克街附近，穷人圣尤利安教堂、圣梅达尔教堂和圣马塞尔教堂则位于通向意大利的公路旁。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塞纳河右岸重要居民区的出现。它们围绕山丘建成，由于19世纪奥斯曼男爵曾平整那里的土地，现在山丘已不复存在了。[32]这一时期许多教堂在此兴起，如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第四区的圣梅里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另外还有六座教堂在这里兴建，包括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屠宰场圣雅克教堂等，都在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个港口附近。湿气弥漫的右岸沼泽地后面还有现在巴黎第十区的田野圣马丁和圣洛朗教堂，再往北去，就在殉难山上原来作为异教神庙宇的地方，那里是圣德尼殉难之处，现在建起了一座教堂，墨丘利山也因此更名为蒙马特山（意即“殉难”山）。总之，对于巴黎这样一座人口并不比罗马时代多的城市来说，这可谓一个了不起的教堂阵容。
在巴黎的政治经济作用日渐萎缩的同时，教会机构却在逐渐膨胀。尽管到6世纪叙利亚和犹太商人仍在巴黎出没，足以证明历史悠久的贸易模式仍在延续，但是赠品、贡品和战利品逐渐成为更具有地方特征的经济形式，它统治了法兰克领土及周边地区。城镇已经不再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是贸易与交换的中枢，城市文明逐渐被一种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所取代。法兰克人的政治力量也在逐渐衰败，后来的多数统治者已经不再重视向南征服，而将他们的权力集中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这个地区，出现了活跃的两极：一个是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即从默兹河到莱茵河的法国东部和德国西部；另一个是纽斯特里亚地区，即从默兹河到卢瓦尔河的法国中西部地区，包括巴黎在内。
纽斯特里亚地区的国王们越来越喜爱巡游生活的方式。尽管他们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巴黎，但他们更愿意住在克利希的王宫而不是城里，除希尔佩里克二世717年在巴黎短暂停留外，没有记载证明8世纪上半叶有哪位国王去过巴黎。此外，墨洛温王朝的权力正在由于自己身边崛起的一种新生力量，即所谓“宫相”的冲击而变得孱弱。编年史家艾因哈德后来描述了财富和权力如何慢慢落入这些宫相的手中，他们负责保障王权过渡时期国家的安全及王朝日常账目，他们行使最高当局的权力，俨然一副统治者的权威形象。而国王除了享有头衔，满足地蓄着长发，手捻胡须地坐在王位上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33]
679年，居住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出生在埃斯塔勒的阿努夫家族，即后来的加洛林家族的丕平二世结束了墨洛温王朝对法兰克王国在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687年，他迫使纽斯特里亚人接受他及他的子嗣做该地区的宫相。此后，他和他的后任继续把权力中心置于奥斯特拉西亚，这就使巴黎更加远离了这些真正当权者的居所。所以，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们虽然仍享有名义上的神圣地位，但只是王朝的门面而已，早已经没有实权。最后，奥斯特拉西亚的矮子丕平三世觉得，继续保留那些国王带来的麻烦远远超出他们存在的价值，所以在751年废黜了他们。
754年，教皇在圣德尼为丕平加冕，丕平遂成为法兰克国王。768年他死后就葬在了圣德尼。但是，巴黎从这个时候开始似乎正淡出王朝的政治生活。丕平的儿子查理曼漠然对待将政府建在巴黎的想法，而是在亚琛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此地更靠近他建立的宏伟帝国的中心，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波罗的海，从大西洋沿岸到意大利的大部分疆土，再到匈牙利平原，均属于当时查理曼帝国的领土。加洛林王朝与墨洛温王朝一样寻求建立神圣的权力根基，但是没有想到把统治中心建在巴黎。他们继承了先辈铁锤查理的精神，732年，铁锤查理曾在普瓦捷战役中击败阿拉伯军队，所以他们也开始为信仰而积极以武力传教，特别是在日耳曼地区。教皇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他们的这种精神，所以在800年圣诞节那天，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封他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巴黎并未得到许可来分享这一新荣耀，由于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机器主要设在亚琛，皇帝主要从奥斯特拉西亚的家族而不是纽斯特里亚的家族中选取官员，尽管825年、829年、846年、849年和853年的宗教大会在巴黎召开，由加洛林王朝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将巴黎略过了。与此相关的文化宗教活动，如古代拉丁文手稿的收集和誊写，音乐谱号的改进，法律条例的编辑成典，艺术领域的成就，都是以亚琛为中心进行的。在那场复兴运动中，科尔比、拉昂、梅斯和兰斯的修道院也异常活跃，但是除了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外，巴黎地区并没有参与进来。
巴黎似乎远离加洛林王权的中心区域。这种边缘地位被城市面对新一轮蛮族侵犯时表现出的软弱无能所证实。这次来犯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也被称为维京人。8世纪晚期，这些异教徒海盗已在英格兰南部和法兰西大西洋沿岸进行了大面积劫掠和侵袭。但从9世纪40年代开始，他们不断地沿塞纳河向上航行围攻巴黎。从9世纪50年代起，他们甚至在法兰西过冬以扩大他们的进攻范围。
在此期间，加洛林帝国经历了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就存在的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根据843年的《凡尔登协约》，虔诚者路易皇帝的儿子们瓜分了法兰克领土。帝号留给了洛泰尔一世，同时他领有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一个狭长地带（洛泰林加地区）；日耳曼人路易取得了东法兰克的日耳曼王国；秃头查理（838—877年在位）统治西法兰克，一直到9世纪70年代。在这一事件中，后者开始显现出对巴黎宝贵的些许兴趣，他在领地内不断迁移自己的王宫，并意欲定居于贡比涅。他对付北欧海盗的计谋——确切地说是无谋——就是用赔款达成停战协议，后来逐渐发展为不断交纳的保护费体制。9世纪60年代，查理下令沿河设置障碍以阻挡海盗的袭击。870年，西法兰克的所有城市都修复了护城体系。这一时期，巴黎在845年、856年至857年、861年、865年至866年和869年被多次洗劫过，左岸所有教堂均被烧毁。大多数居民蜂拥逃至西岱岛，期望利用河水的保护存活下来。4世纪末建立的用以抵御法兰克人的城墙经历了五百年后已难以抵挡任何外敌。从9世纪80年代起，西岱岛上依据巴黎伯爵厄德（882—898年在位）的命令建起了新的防御体系。
885年至886年，巴黎的敌人再次来犯，编年史家阿博是那年冬天北欧海盗围攻巴黎的目击者。他们乘坐的“七百艘大船及众多的小船”密密麻麻地在河口排开，使得两里格以内都看不见河水。[34]巴黎人拒绝交付保护费，这使暂时在城西被毁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的残垣断壁间宿营的海盗暴怒不已。巴黎人坚信右岸距今沙特莱广场很近的大桥的屏障作用，认为船只无法通过此桥继续向下流挺进。接下来的战斗多半是在此桥及连接左岸的小桥附近展开的，小桥的塌陷使一部分海盗逆流而上，继续劫掠，另一部分人则留下来继续围攻。酣战之际，厄德带兵前来增援：当巴黎人望到落日的余晖中蒙马特山上“士兵们的头盔和盾牌熠熠的光芒时”，士气顿增百倍。[35]西法兰克王胖子查理（884—887年在位）到来后与海盗缔结了撤兵协约。此后海盗又分别于887年和889年两次来犯，但是西岱岛加固的防御城墙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劫掠及继续向上游的挺进。厄德也组织巴黎人给了侵略者们一记漂亮的回击。
后人认为阿博的编年史有些浮夸，带有一点过度的宗教热情。他强调了巴黎的戈兹兰主教在885年至886年保卫城市过程中组织民众的热情以及圣热纳维耶芙圣体的保护魔力。他也大肆夸耀了厄德在抗击异教徒海盗战斗中的作用，甚至故意将他与圣热纳维耶芙在抵御异教蛮族入侵时的旗帜性作用相提并论。
巴黎人的确将他们的安危更多地寄托在他们的伯爵而非当时的国王或罗马人的皇帝身上，这一事实显现出当时西欧政治变革的特征。加洛林王朝的所有领土正在经历着权力的分裂。王朝希望通过授权来控制帝国的离心趋势，但在现任者死后帝国可以收回职务。到9世纪晚期，情况有所变化，各领主开始承袭自己的职位，这样一来便使各领地完全独立了。他们制定法律，征收税款，征召兵员，提供军事保护，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戴。有些地方领主开始自称公爵，甚至称王。例如，从910年开始，普罗旺斯的路易就自封为王，并开始建立宫廷，组织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而皇帝只能无助旁观。
在巴黎地区，拥有这种“次王朝”霸权地位的是罗贝尔家族，这个家族后来建立了卡佩王朝。强者罗贝尔是纽斯特里亚侯爵，亦即巴黎在885年遭到围困时期的英雄厄德的父亲，在9世纪早期撕毁了与西法兰克王室订立的权力协定，在法兰西北部建立起自己的权力集团。巴黎解围之后，已承袭了巴黎伯爵爵位的罗贝尔的儿子厄德声誉鹊起。892年，胖子查理去世，阿博记述道：“令非常爱戴厄德的法兰克人欢呼雀跃的是，厄德获得了国王头衔及王国的权力，他接过了节杖，戴上了王冠。”[36]这位新国王精力充沛，刻苦勤勉，他将巴黎伯爵爵位传给他的弟弟，使自己得以全身心治理王国。898年，厄德在病榻上敦促几位领主接受纯朴的查理做西法兰克及加洛林王朝的新国王。这种做法表明了王朝权力在分裂，国王已经感知了他的家族对巴黎爵位的兴趣超过对西法兰克王位的兴趣。
然而巴黎本身——阿博称它为“诸城中的女王”[37]——在10世纪时却破烂不堪。阿博写道，由于北欧海盗的多年劫掠，“葡萄园主和农夫们像葡萄和土地那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38]不断的侵袭摧毁了大量的城市建筑，特别是在左岸地区，那个地方后来只得转为农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右岸地区遭到的破坏程度较轻，可能因为围绕屠宰场圣雅克教堂、圣梅里教堂和圣热尔韦教堂而建的防御城墙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城市的早期发展史主要与左岸地区有关，但在北欧海盗入侵以后的岁月里，右岸地区的发展超过了左岸地区，这一点从第二章可见一斑。仍然生活在心悸之中的巴黎人更乐于将坚固的西岱岛看成城市的心脏，但居民的数量有所减少且趋于贫困。
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除了作为罗贝尔（卡佩）家族名义上的首府以外，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922年至923年，厄德的兄弟罗贝尔被拥立为王，他还未有任何建树就去世了。他的儿子伟大的于格在936年王位空缺的情况下，负责将“海外归来者”路易从英格兰接回来继承王位。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罗贝尔家族的实力日渐强大。943年，路易任命于格为“法兰西公爵”。后者拥有法兰西岛和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包括安茹、曼恩、奥尔良和图尔在内的大部分领土。王朝权力不断受到领地内横行不羁的小贵族的冲击，同时还要设法对付那些在城市周围拥有大量地产、权力不断膨胀的巴黎主教和宗教界要人。在这场政治争斗中，巴黎城本身好像一个不相关的局外人。伯爵们靠合纵连横而不是与某个单一地方的力量联系起来稳固自己的势力，这期间加洛林王朝则将拉昂作为他们的首都。
978年，巴黎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一年奥托二世皇帝组织了一次对巴黎的惩罚性攻击。他站在蒙马特山的高地上轻蔑地眺望全城，但就在他准备实行全面围攻的时候，帝国的政治需求却将他召回东部，好像再次证明了巴黎的象征作用，它仿佛有上帝的庇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451年的热纳维耶芙和885年的厄德。987年，西法兰克的诸侯拥立强者罗贝尔的曾孙于格·卡佩为王，人们并不指望他能有多大的权力，也不指望这能带来巴黎命运的改变。
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罗贝尔/卡佩王朝的权力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究竟预示着什么。卢特提亚以及它的墨洛温—加洛林王朝的继任者们对巴黎贡献甚少。巴黎从12世纪开始的非凡命运将使它这段卑微的开端变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12世纪起，有关巴黎起源的神话开始传扬开来：巴黎是特洛伊被劫掠时一些幸存者的安身之所。鉴于卢特提亚的三等行省地位，拥有与特洛伊的渊源比拥有与罗马的渊源更为可取。幸存的早期的大规模建筑——今圣米歇尔大道旁的浴场——被认为是尤利乌斯·恺撒或皇帝尤利安的王宫，却落入破败、被人遗忘的境地。巴黎人仍不知晓他们自己的早期历史，古罗马广场、竞技场以及公墓被拆毁，用作以后建筑的石料，或者被瓦砾盖住，它们确实幸存了下来，但直到19和20世纪才被考古学家发现。到了公元后第二个千年，当谈到巴黎历史时，巴黎人更乐于寻找与神话而非记忆的联系。
2 “诸城中的女王”（约1000—约1300）
巴黎坐落在一个怡人河谷的中心，被周围长满谷物与葡萄的坡地簇拥着。塞纳河，这条来自东方的澎湃河流，从欢快地从城中流过，用两只手臂抱住一座岛，它是全城的头颅、心脏和精髓。令其他城市羡慕的两个郊区分别向右侧和左侧延伸，石桥将展开的两翼与岛连接在一起。大桥朝北，向着英吉利海；小桥朝南，面向卢瓦尔河。第一个郊区占地面积大，富裕，充满生气，满目皆是船只，到处都是商人，是经济中心。小桥属于那些辩士，他们一边走一边讨论严肃的话题。[39]
这是年轻作家巴佐什的居伊在1175年对巴黎的理想化描述，正如阿博笔下的“诸城中的女王”一样，[40]表明了这座城市变化的主要特征。卡佩王朝早期，巴黎曾将自己改造成由三部分组成的城市，各部分之间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石桥联系起来。巴黎以西岱岛为中心向外伸展开来，西岱岛是王权（王宫）和教权（天主教堂）的所在地。右岸地区是商业贸易中心。遭到北欧海盗严重劫掠的左岸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教育中心。
规模的变化使本来处于中等规模的三流城市巴黎在历史上首次一跃成为无与伦比的城市之一。这一时期发生了巴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变化：1100年，它在地图上还仅仅是一个小圆点，但到了12世纪末，它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成为杰出的文化和思想中心。同时，它的经济也在迅速兴起，法兰西岛与香槟、佛兰德、托斯卡纳一起成为当时欧洲最富裕、生产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从那时起，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巴黎都已经成为全法兰西的首都。巴黎的兴起的确与987年在逆境中建立起来的卡佩王朝有关。巴黎城的发展历程反映出卡佩王朝的成功，正因为卡佩王朝国王们的艰辛努力，才逐渐将直接归属于自己的领土扩大到覆盖整个法兰西封建王国的大部分区域，并使自己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巴黎将证明自己是卡佩王冠上一根重要的翎毛，不过王朝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它产生好感。部分原因在于它很少拥有值得产生好感的资本。北欧海盗的劫掠夺走了它大部分可动财富，给城市堡垒以外的地方造成无数破坏。1100年尚存的房屋和公共设施大部分是加洛林王朝甚至是墨洛温王朝晚期的作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城市的古老建筑因要为加固西岱岛提供石料而被不断拆毁，而卢特提亚的著名场所已渐渐淡出巴黎人的记忆。竞技场变成了墓地，圣热纳维耶芙山上的古罗马集会广场到了13世纪还被人们当作撒拉森人的建筑或一幢闹鬼古堡的遗址。公元1000年前后，左岸地区的许多教堂仍是片片废墟，右岸地区绕山丘与圣梅里教堂和圣热尔韦教堂（即现在巴黎的第四区）修筑的土木防御城墙还只是初见端倪，进展缓慢。1100年巴黎的人口可能只有3000人，不过到了1300年，其人口已经有大约20万。
起初巴黎似乎并不具有值得新王朝引以为荣的资本，当然，早期在位者也未对它产生丝毫的感情。于格·卡佩在努瓦永加冕为王，然后选择奥尔良作为他儿子虔诚者罗贝尔二世（996—1031年在位）的统治中心。罗贝尔修缮了西岱岛王宫，也为巴黎教堂的重建捐了款。他的继任者亨利一世（1031—1060年在位）帮助修复了圣热纳维耶芙教堂神父会礼堂和修道院。然而，早期的卡佩王朝国王好像并无一人经常光顾巴黎，他们都选择住在奥尔良。王朝的领土散布在法兰西岛的各处，这也促使统治者不断在拉昂、桑斯、默伦和埃唐普以及巴黎和奥尔良之间变换住所。
三月，出自《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
另一个考虑与该城的权力模式有关。卡佩王朝认为，巴黎伯爵这个位置构成了对自身权力的潜在威胁，所以国王们撤掉了这一职位。但圣热尔韦是默朗伯爵拥有的封建世袭土地，甚至到1111年，伯爵还利用国王不在的时机，偷袭西岱岛，毁掉了大量石桥，劫掠了不少王宫财宝。巴黎主教也是当地不可小视的权威人物，他在城里拥有的土地可能与国王一样多，而他的领地管辖权比国王的还要大。与其他宗教机构一样，主教团还享有法兰西岛和其他地区许多村庄的权利和财产，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努力想将主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往往很不成功。1094年，腓力一世（1060—1108年在位）闹出一件奇闻，他任命自己情妇的二十八岁的兄弟为主教，由于这件事和其他冒犯教会的行为，他被开除教籍，直到1104年他与教廷的冲突结束时才恢复。
巴黎教会与王权的关系变得越发敏感，因为卡佩王朝意识到教会机构在重构城市人口、促进城市繁荣方面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在左岸地区尤为突出。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周围地区逐渐产生了一批依附的农奴，他们可以为修士们提供各种农产品及服务，这又吸引新的居民到来，他们通过建农庄或商店以偿还每年的租费、年贡。到13世纪末，修道院赋予小镇以自治权。1211年，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就是为了满足日渐增加的人口精神方面的需求而建造的。同时期，另外两座教区教堂，圣亚特斯安德烈教堂和圣科姆教堂，[41]也拔地而起。除了种植谷物，修道院的所属农民还在土地上种植葡萄，用巴佐什的居伊的话来说，谷物与耕作女神刻瑞斯和酒神巴克斯也施惠于圣热纳维耶芙的教士们拥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在今天的圣米歇尔路附近，与圣日耳曼德普雷地域接壤），葡萄藤沿山坡顺势而下，蜿蜒延伸直至塞纳河边。
右岸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与左岸地区大体相同。现在巴黎第三区田野圣马丁修道院教堂附近田野圣尼古拉教堂的建立表明了它在吸引居民方面的成就。修道院的南侧区域人口更加稠密，流浪汉、游吟诗人和妓女们住在具有讽刺意味的“美丽城镇”（博堡）内，它与圣梅里教堂和圣奥波蒂纳神父会礼堂相邻。稍向西南一些是蒂堡，这是以一位著名的商人命名的布业街，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纺织工业区的核心地带。[42]再往西是在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周围建起的新兴城镇，由9世纪80年代因抗击北欧海盗入侵修造的一个要塞发展而来。[43]东北部是圣殿骑士团的广阔地产，其总部是一座塔楼式城堡建筑，位于今天第三区的圣殿广场处。绕码头发展起来的沙滩镇位于今天的市政厅广场，它向圣热尔韦方向延伸，12世纪中期，默朗的伯爵们曾在这里被赶出他们的封地。继续向前是圣德尼修道院教堂；圣拉扎尔修道院兼麻风病院就在圣德尼的路边，它建于12世纪20年代，是拉维莱特社区的中心；然后是1134年建于蒙马特山上的圣皮埃尔修道院。这些宗教机构促进了人口的稳定，服务于城市的经济利益，如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负责组织持续两周的集市。1120年，兰蒂特集市交由圣德尼修道院管理。1137年，一个新集市被批准由圣拉扎尔麻风病院负责。这些都加强了巴黎的市场功能，有助于区域与城市的有机融合。
这些宗教机构从广泛的农业和商业活动中获得的财富通常被用于支持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手工业。教会是建筑师、雕塑家、彩色玻璃制造者、珠宝匠、金匠、手稿图案绘制者的资助人，在这些工艺方面，巴黎扬名世界。也是由于教堂的赞助，巴黎赢得了教育中心的美名。尽管巴黎很早以前就拥有一所有些名气的教会学校，圣日耳曼德普雷和圣热纳维耶芙有着坚实的教育传统，但巴黎在这方面也只能说是与法兰西北部其他教会中心齐名而已，如拉昂、奥尔良和兰斯。教堂和教会将颁发教授神学与教规的许可证视为赚钱来源，为此，大批教士来到左岸地区的圣热纳维耶芙辖区内定居下来。小桥附近的区域——现在的圣雅克街靠近巴黎圣母院的地方——成为学生们聆听教师进行学术辩论的地方，因为是在露天，所以给人“一种露天剧场的感觉”。[44]秸秆街这个名字让人联想起大量教士们坐在秸秆捆上享受令人振奋的思想氛围的景象。有领袖魅力的彼得·阿伯拉尔的到来使左岸地区熠熠生辉，他的光辉使他的导师尚波的纪尧姆黯然失色，尽管后者曾经在这里如日中天，但1108年，他还是带着耻辱和羞愧离开了小桥区，在圣热纳维耶芙以东曾经的荒地上建起了圣维克多修道院。该修道院得到了王朝的支持，并凭借自己的实力发展成为一个有权威的学术中心。1147年，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修士被委以重任，改革精神上日益变得堕落的圣热纳维耶芙社区。经过改革，该社区发展成为进一步学习的样板。
到12世纪中期，巴黎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年轻的教士们来此求学。巴佐什的居伊想象中的小桥绿荫下师生来回踱步，谈论着一些严肃问题的情景得到英格兰教士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证实，12世纪40年代他来巴黎求学，将左岸描述成雅各的梯子，有天使飞上飞下。他说：“我在那里看到了丰盛的食物，快乐的人们，对教士的无上崇拜，整座教堂的宏伟庄严，哲学生们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任务。”[45]学生群体各色人等荟萃，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他们的需求在日后被称为“拉丁区”的地方得到满足，因为那里有众多的羊皮纸制造商、书籍装订商、手稿图案绘制者、抄写员等服务人员在工作，一些客栈、酒馆、澡堂、食品店和烘烤店等服务行业也发展起来。[46]
教会培养的学术、宗教、商业和农业方面的活力很符合王朝统治者的利益。众多的君主，包括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即“腓力·奥古斯都”）和路易九世（1223—1270年在位，即“圣路易”）开始选择巴黎作为他们的主要住地，他们都把教会作为培养王权意识的工具。教士们专门负责将王朝观念神圣化，这一点早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就被推崇至极。卡佩王朝强调了自己与之前王朝的联系。甚至在于格·卡佩执政时期，虔诚者罗贝尔因其治疗顽疾淋巴结核病的神力而闻名于世，据说得了那种病的人经过国王抚摸后就可以痊愈，那种病也从此被叫作“国王病”。国王触摸他人的做法被他的继任者承袭，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官方仪式，突显卡佩家族的神奇魔力。加冕之后的新国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几乎就是举行一场国王触摸仪式。
圣德尼修道院院长、本笃会修士絮热在扩大王族神力的宣传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巧妙地将自己修道院的发展与王族的雄心联系起来。王族的声望不断攀升应该感谢巴黎圣德尼的导向作用。尽管从9世纪起，法兰西的国王都在兰斯加冕，但从639年达戈贝尔特时期起，国王都葬于圣德尼，这座修道院教堂因此成为一座王家墓地。路易六世将自己及父亲的王冠都存放在该修道院，那里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圣王权象征物，如查理曼的王冠，这些都提高了该修道院的声望。人们对卡佩王朝宗教使命的感知还在于它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从塞尔柱人手里夺回圣城起到的主要作用。1095年在克莱蒙的一次宗教大会上，教皇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1270年的最后一次东征是由法兰西国王圣路易发起的。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一半以上的法兰西贵族、三任法国国王参与其中。十字军东征队伍中的法兰西人数量如此之众，使塞尔柱人将十字军中的士兵都称为“法国人”。
法国大革命期间，亚历山大·勒努瓦反对毁坏圣德尼教堂中的国王陵墓，皮埃尔·J.拉方丹绘
一、圣德尼
人们往往会说，巴黎的历史和圣德尼的历史是命运安排的一对孪生子。但这不是说二者的规模十分相似，例如，二者的人口比例差距就很大，今天圣德尼约有10万居民，而巴黎城拥有200万以上人口。人口的差别始终是它们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尽管如此，圣德尼以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在巴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中世纪，圣德尼是卡佩王朝的守护神，因为卡佩王朝的首都就在附近的巴黎。圣德尼被认为是巴黎的第一位主教圣德尼生活和工作的地方。5世纪晚期，巴黎为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教堂，增添了此地的神圣色彩，使这处朝圣地更加神圣。它是后来建成的一座修道院的基础。拿破仑将它变成一座宗座圣殿，1966年它又被改建为一座主教座堂。在12世纪，絮热院长加强了巴黎与圣德尼的联系。他加强了修道院作为王家墓地的作用（始于7世纪）；将它确定为君主神圣权力象征物的安放地；将哥特式建筑风格发展为王朝的一种标志；曾在法兰西政体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做过路易六世、路易七世的大臣和摄政；掌管过负责培养历史学家的学校，后者以一种歌颂王朝和圣德尼自身的方式书写了从所知的特洛伊起源直至那时的法兰西历史。巴黎和圣德尼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武功歌中称法兰西统治者为“圣德尼之王”。修道院的财富源于王家的馈赠，更源于君主赐予的特权，从负责城南平原一带的兰蒂特集市管理中，圣德尼获益匪浅。
13世纪，王家墓地被彻底翻新，以便将它变为更适宜参观、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法兰西国王圣陵。朝圣者以及去巴黎的游客成群结队地前往圣德尼，加强了它作为国王统治的宣传机构的作用。从此以后，那里的王家陵墓变得更为华丽。例如，16世纪早期，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为刻意突出他们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下令将自己的陵墓建为意大利风格；一个世纪以后或者更近一些时候，波旁家族更倾向于严肃的格调，这表明法国君主的死亡观念发生了变化。
除了象征意义之外，作为王朝圣地，圣德尼是永远无法与巴黎相比拟的。卡佩王朝的首都巴黎因与圣德尼咫尺之遥而受益颇多。某个国王在准备进入巴黎市区的时候，城市的长老们总会在圣德尼列队等待，而且他死后的遗体在被送往王家墓地的途中也会有相同的仪式。虽然圣德尼在1436年遭到了英格兰的洗劫，但是圣女贞德曾经为保卫这里而战斗，后来亨利四世也是在这里的修道院拒绝接受新教信仰的。154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来到巴黎时，人们将他带到圣德尼，在那里他参观了许多统治者的陵墓，以及包括所罗门王的金杯、维吉尔的镜子、圣女贞德的宝剑、查理曼的棋、罗兰的象牙号角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独角兽号角在内的许多奇珍异宝。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圣物被闯入修道院进行劫掠的离经叛道的造反者所毁坏。那一时期，圣德尼在法兰西境内的首席神圣地位几乎荡然无存。
19世纪，欧仁·埃马纽埃尔·维奥莱—勒—杜克恢复了基督教堂早先哥特式的宏伟特色，但在圣德尼与巴黎关系史上的第二阶段，该教堂已不是受人瞩目之地。的确，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这座冷寂的建筑与周围飞速发展的一切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巴黎人将重工业发展到巴黎的二十个区之外后，圣德尼变成了郊区中一座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公社。铁路外加运河系统可以快速地为重工业企业供应原料，运走制成品。
特别是在内战期间，这座城市扮演了“红色地带”左翼分子事业支持者的角色，那个著名的红色地带是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寻求自治的地区。所以，那里成为巴黎资产阶级心目中对手集聚的郊区，时刻需要小心控制。尽管那里的左翼行动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去工业化大大缓解了它的好斗性，也驱散了“红色圣德尼”的神话。法兰西体育馆的建成以及一项广泛的城市改造计划赋予了它新的身份地位。
1147年，当路易六世动身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推举絮热为他不在期间的摄政，并一直持续到1149年。絮热住在现今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之间的圣马丁街附近，他认为这是“便于”治理王国的最佳选择地。[47]巴黎—圣德尼轴心在另一方面显现得也很突出，那就是教堂的建筑风格涉及卡佩王朝的声誉，即后来以哥特式而闻名的风格。正是絮热院长在12世纪30年代重建时将这一风格的尖顶、拱形结构、肋拱等关键因素集聚在圣德尼修道院上。始建于12世纪60年代的巴黎圣母院就在西岱岛上，那里原来是圣埃蒂安教堂的所在地，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将哥特式风格推至极致，甚至将其变成一种标志。哥特风格不久便被法国北部各地所接受，此后的一个世纪，整个欧洲都受此风格影响。哥特风格不仅为卡佩王朝带来了国际声誉，还改变了巴黎的容颜，当地的教堂纷纷效仿这一风格，如现在巴黎第五区的穷人圣尤利安教堂、现在巴黎第三区的田野圣马丁教堂和1247年圣路易修建在西岱岛上的圣礼拜堂，该教堂是存放耶稣受难时头戴的荆棘冠圣物的地方。哥特风格同时还进入民事建筑领域，今天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是王家司法宫的一部分，曾由路易六世、路易七世大规模改建。
巴黎—圣德尼轴心因王朝在国内外取得的军事胜利而增色。英国的金雀花王朝曾是法兰西历史上的一个军事进攻目标，该王朝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建立了囊括从加来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法国西部的庞大统治区域。继1111年路易六世在巴黎受到默朗伯爵的侮辱之后，1119年在布莱莫尔与英王亨利一世的战斗中失败并丢失王家标志和战马是他的又一次耻辱。但是在1124年，面对从东面进犯的德意志皇帝，路易六世在率领军队前去抵御德意志军队入侵之前，先骑马去了圣德尼教堂，以领授一面象征着查理曼帝国标志的旗帜。从此，从圣德尼领授这面具有象征意义旗帜的做法成为国王军事行动前的一种仪式。
路易六世、路易七世和腓力·奥古斯都意欲将卡佩王朝建设成中世纪欧洲强国所做的军事努力不仅包括抗击外敌，还包括将王朝的封建附庸（包括英格兰国王）控制在王权之下。在路易六世统治初期，一个人仅仅围绕法兰西岛的大路走一圈就遭遇抢劫，甚至遇到比遭抢劫更糟糕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因此，路易六世将严酷与计谋融为一体，在法兰西岛卡佩王权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安全保障体系和王族权威，以对付那些好战的土匪、爵爷和城堡主。他和他的继任者不断在法兰西扩大王家领地。在这一过程中，1214年的布汶战役是值得夸耀的事迹之一。在那场战役中，腓力·奥古斯都高举那面神旗击垮了由英格兰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众多反叛贵族联盟组成的军队。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的势力不断缩小，而卡佩王朝的势力不断扩大。编年史家威廉·布雷东记载了布汶战役后国王和他的军队凯旋，巴黎人和学生“用盛宴、赞美诗和歌声”来庆祝这一时刻的欢腾场面。还有一百多个从战场上俘获的重要战俘被关押在巴黎。人们通过这件事情很难判断“到底是国王更爱他的臣民，还是人民更爱他们的国王”。[48]通过将巴黎人和卡佩王朝的胜利联系起来，该王朝似乎已将自己牢牢地与它选择的首都结合在一起。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腓力·奥古斯都在巴黎出席过75次不同活动，陪同的家庭成员约有500人。巴黎举行的各种王朝庆典也日益增多。巴黎圣母院成为王族的教区教堂，国王就在那里做弥撒。1215年，国王在此教堂举行结婚大典，1219年又在此教堂接待了来访的教皇。腓力·奥古斯都不仅在城里的老王宫下榻，也不时到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和圣殿修道院以及卢浮宫和万塞讷的要塞居住。尽管法国的国王历来有巡回的传统——这一特点一直贯穿整个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王族的权威却已稳固地扎根于王国的首都。事实上，“首都”或者叫“王国之首”[49]这个词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使用的。到14世纪初期，“巴黎，如同曾经的罗马一样，是我们共同的祖国”[50]这一观点已经出现了。
腓力·奥古斯都故意将巴黎与罗马做比较，是想借此支持王朝宣称的所谓“自由王权”的主张。他要把自己的首都与自己的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罗马与奥古斯都的关系一样，这也是他为自己取名奥古斯都的原因。罗马和帝国的主题在王朝宣传中日益显现。它与另外一个古老的主题交织在一起：特洛伊失陷之后的幸存者的后代建造了巴黎。一些人认为，巴黎城市的缔造者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另外一些人认为，法兰克这一民族是一支特洛伊迁居群体的后裔。
因此，腓力·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都努力使首都配得上如此杰出的起源。巴黎成为国家管理体制的胚胎和王家的驻地。从路易六世时代以来，王家印章就一直存放在巴黎。当国王不在巴黎的时候，国家文件的签署就以加盖印章来代替国王签字。1194年，国王在弗雷特瓦勒战役中丢失了王家档案，因此决定今后的所有外交文件都永久性地存放在西岱岛上的王宫里。王家财政部门也在巴黎，圣殿骑士团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公认的财政专家。王家法院和13世纪下半期开始就是王国高等法院的巴黎高等法院在西岱岛共同承担宫廷的诉讼事宜。现在，法律以国王的名义从巴黎发出，而且已经不再仅仅是国王个人作为统治者来实施法律了。
腓力·奥古斯都要以最惹人注目、最有影响力的方式帮助巴黎行使自身作为王朝首都的天职，以便提高巴黎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因此他下令在城周围建起一座护城墙。左岸地区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是1200年至1215年间修建的，右岸地区部分是1190年至1209年间修建的。商人阶层捐资修建了右岸的城墙，而河南岸的扩展部分全部由王家出资修建，造价要低一些。尽管拉伯雷“母牛的一个屁”[51]就可以把整座围墙震倒之词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左岸地区的围墙作为长期军事防御城墙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它有5000米长，基座3米宽，6至8米高，共有71座塔楼，每隔6至8米就有一座。塞纳河及一些小溪引来的水形成了右岸城墙的护城河，而左岸的城墙无水可用来防护。城墙有12扇可以重兵把守的大门。据编年史家记载，[52]由于国王忍受不了从他窗前流过的废水和巴黎人走过时留下的脚上的泥巴，他下令将各条通道铺上了石子。在城墙西面能够眺望到塞纳河，在面对盎格鲁—诺曼底属地的方向建起了卢浮宫要塞，其中央塔楼高达30米。卢浮宫要塞的建成使西岱岛上原有的防御城墙被放弃。毫无疑问，腓力和他的继任者加强了王宫[53]和要塞的防御系统，从要塞上可以俯瞰连接右岸地区和西岱岛的大桥及小桥。
杜尔哥所绘地图（1738）局部，图中可见圣母院
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
尽管当时被视为世界奇观，但1190年至1213年间修建的腓力·奥古斯都古城墙已所剩无几。现在巴黎第五区圣热纳维耶芙山克洛维街露出的一小块城墙早已成为旅游景点，但是最壮观的部分最近才刚被发掘出来。
城墙从未真正发挥过军事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墙逐渐被不断扩大的城市包围起来，事实上已经不见踪影。左岸的城墙在数百年间发挥了作用，但14世纪晚期查理五世城墙的建造使原来的右岸城墙基本废弃，变成塞纳河北面的多余物。大门陆续被拆除，城墙的残余部分与后来建起的建筑物连成一片，进而变成封存的记忆，只是偶尔才会被人想起。1946年，在对现在巴黎第四区圣保罗花园街的一个破旧、拥挤的地区进行拆除和保护工作过程中，发现了长约百米左右的城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现在巴黎第二区的埃蒂安·马歇尔街无畏者约翰塔下的防御城墙进行了复原和重现工作。
尽管它未发挥过重大军事作用，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在巴黎的历史长河中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向欧洲其他君主们宣告了国王誓将首都变成其权力体系的一个关键部分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王朝通过下令出资建造城墙，将他的王宫和卢浮宫置于城墙西边的办法，将君主政体一同修入城墙之中。因为法兰西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西部的英格兰，这也是王朝要做巴黎人的保护者的一种表现。
此外，建造城墙可以限制城市向外扩展，鼓励城墙内不发达地区的相互合作。一些农业用地和荒地，例如右岸巴黎中央市场附近的尚波地区，以及左岸一些边缘地区，不仅在巴黎遭到围困时可以为城内提供足够的食物储备，在和平时期还可以成为城市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空地。今天右岸城墙内的街道是13世纪末规划的，只有少部分是19世纪奥斯曼时期添加的。例如，巴黎中央市场周围的格状街道模式就源于那一时期。在市场大厅以南的浴室街、富尔·德拉库图主教街、普罗维尔斯街和托内勒尔街均以65米的等距离分布，而巴黎中央市场以东的街道，包括蒙德托街、坎康普瓦街和奥布里·布歇街也呈小格子形状。这些街道很可能是以大致相同的面积一小块一小块低价出售的，这些地方至今仍在当地的居民和商业用房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种现象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城市区划结构也是这一时期开始确立的，以适应市内空间的变化。这种划分将保持不变，直到17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