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福孔
漫步肖蒙山丘公园，感受着瑞士风情带来的感官享受，不知不觉人们便来到旧巴黎最狰狞、最臭名远扬的地方，中世纪安放绞刑架之处——蒙福孔。圣路易（1223—1270年在位）将它建起以象征王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查理四世（1322—1328年在位）将它制度化，并将绞刑架更换成精致的石头结构，有16根柱子，每根10米高，可以随时将数十名处决罪犯的尸体吊起来。绞刑架本身是用来处死犯人的器具，但是同时它可以用来将巴黎其他众多地方处死的犯人的尸体都放在这里曝尸示众。尸体有时被吊上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最后被乌鸦或者饿狼蚕食殆尽。那是多么令人作呕的一幕，多么令人惊恐万分的场面。蒙福孔发出的恶臭在圣殿区就可以闻到。未被食尽的尸体被放下后，便被扔进绞刑架下面的大坑里。
这座不寻常的历史遗址坐落于通往莫城的路旁一个土丘上，周围是空旷的原野，几英里以外便可看到它。它的名声不仅在于它的可视性，还在于曾有几位大人物的命运也在此终结，包括王家大臣甚至宠臣和巴黎市长。例如，后来胡格诺派领导人科利尼被肢解的尸体就是在此示众的。国王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之后曾到过此地观看绞刑架上科利尼已开始腐烂的尸体，据说他对用手捂嘴的侍从们低声咕哝道：“敌人的尸体闻起来总不会太坏。”
但是，蒙福孔的全盛时期到16世纪就已过去。1627年取消死刑后，附近建起一座小型绞架，用于仪式或展示的目的，而非处死犯人。18世纪早期的城市地图仅显示出蒙福孔曾闻名一时的石柱的残余部分。然而，它以其他方式存在下去——都是些不太光彩的角色——使得它的恶名一代代流传。它曾经是巴黎最大的垃圾场之一，在17世纪它又成了屠宰被淘汰的老马的场地，有时这里屠宰的老马多达15000匹。老马的残骸养活了一系列小贸易行业：粪便粉供应了园丁，皮供应了制革工，马鬃供应了制刷工，生蛆的内脏卖给了钓鱼者等。同时它们也养肥了无数只老鼠，24小时内，那些如狼似虎的老鼠就能将马尸的肉全部啃光。斗牛和其他斗兽活动就在附近的斗兽广场，即现在的法比安上校广场进行，更增添了该地区阴暗、令人窒息的气氛。另外，该地是巴黎城石膏、灰泥的产地，无限制的开采使周围的区域犹如月球表面般千疮百孔。地下还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洞穴和通道，据说那里是强盗、乞丐的老巢。
17世纪巴黎地图细节，图的左侧可以看到蒙福孔
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将该地选作城东少有的几块最重要的绿地来发展，蒙福孔的历史面貌才得以改变。奥斯曼将伤痕累累的区域摇身变为景致如画的公园，并运来大量石块来增强这座新公园山峦起伏的威武形象。公园花了三年时间建成，于1867年博览会开幕之际向游人开放。不过这座肖蒙山丘公园的命运却急转直下，1871年它成为巴黎公社社员的避难所，直到政府军从蒙马特山上发起猛烈攻击才将反叛者清除。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超现实主义诗人心灵的感召下，本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狰狞面目才渐渐消失。路易·阿拉贡将这座公园盛赞为“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天堂”，“一个梦想的乐园”，至此，巴黎人的记忆轨迹被彻底改变。
连续数个气候恶劣的冬天，传染病肆虐。1348年腺鼠疫的暴发（五百多年前曾发生过一次）使得情况更为糟糕。1348年至1352年的黑死病使法兰西人口减少了30%至40%，巴黎有大约5万人丧生。疫情过后初期，巴黎人口恢复很快，但是在14世纪60年代，以及随后的1374年和1400年，新一轮的流行病使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在1348年至1480年期间，至少有36年发生过瘟疫，几乎是每四年一次。同时发生的其他流行病更是雪上加霜，如1414年的腮腺炎、1418年的猩红热、1433年和1438年的天花等。
贫穷和营养不良使人们抵御这些疾病的能力下降，穷人受灾最重。此外，城市慈善部门在应付这些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时已无能力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中世纪的经济繁荣曾引发由教会倡导的慈善捐助热潮。根据圣路易的旨意，主宫医院被扩建成每天能容纳600名穷人的医院。这座医院与圣母院毗邻，由一群富于献身精神的圣奥古斯丁会修女担任医务人员。其他一些小型的慈善机构，如圣德尼街上的圣凯瑟琳济贫院、隶属穷人圣尤力安教堂的慈善收容所也为穷人提供慷慨细心的照顾。其他一些机构的功能更为具体：1202年由两位市民出资修建的圣三一会济贫院为穷人提供庇护所；另一位有钱人埃蒂安·奥德里出资建起了专为贫困的寡妇提供资助的机构；国王圣路易责令建起了可以同时为300名盲人提供照顾的巴黎盲人院，[79]中世纪巴黎还修有麻风病院。为市民安全起见，这些机构通常修在城墙外足够远的地方，但又不超出可以向市民提供救助的距离。巴黎的主要慈善机构圣拉扎尔济贫院就修在蒙马特。左岸现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所在的地方，邻近圣日耳曼德普雷，曾有一所小规模的慈善机构。
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建立一直延续到1300年以后，但是作用和影响很小，尤其在灾荒连连的困难时期。新的机构规模有限，而一些旧机构的作用又无法充分施展。巴黎盲人院住不满300个盲人，而麻风病患者的减少使麻风病院住院人数也大幅减少。与此同时，1300年前曾促使城市财富激增的王权统治此时却因连年征战似乎只在加剧巴黎民众的社会问题。13世纪国王开始实行侵略的外交政策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这需要经济运营良好时期的王家领地收入作为保障。到14世纪早期，经济急剧滑坡，一些附加税变成常规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巴黎受这种税收变化的影响更大：王朝将它视为产奶的母牛。国王常常干预巴黎事务，目的是将它的财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306年币值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城里的一场暴乱。源于社会下层的暴民在深受尊敬的商人埃蒂安·巴尔贝特的地产上聚众游行，后者曾命令他的佃户以新币值向他支付。因恐惧这次币值调整会影响到生活质量，暴民们洗劫了这位富商并将他的房子付之一炬，随后他们向美男子腓力正在就餐的圣殿进发，以取得王家的支持。国王先是敷衍他们，随后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次暴乱，将28名暴民的尸体吊在绞刑架上示众。
巴尔贝特事件预示着社会紧张局势的来临。14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曾经将巴黎人描绘成“举止温文尔雅，态度谦和，心地善良”——但百年战争爆发后接踵发生的事情令人很难相信这种说法，国家因为要筹集那场战争的款项而加大了年征税额，百姓不满政府的做法，随着法国连战连败，百姓更加怨声载道。1346年英国在克雷西战役中获胜后，英国的先头部队迅速向巴黎挺进，放火烧毁了圣克卢和吕埃，巴黎人被迫仓促进行城市防御城墙的维修。普瓦捷战役的失利使1356年的国家局势更为严峻。国王约翰二世被英军俘虏，后被赎回。英国军队包围了巴黎，致使城北靠近芒特和默朗的地方遭到严重破坏。就像编年史家韦内特的让描绘的那样，“敌人在烧毁、蹂躏我们的家园”。[80]靠近城墙而建的房屋被全部拆毁，为的是使防御城墙更加牢固，有人甚至要烧毁整个圣日耳曼德普雷镇，避免它成为敌人的堡垒。从远处村庄拥来无数的逃难者，巴黎的粮食供应越发紧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巴黎遭受的破坏不完全是由战争本身引起的。大群风纪涣散的士兵和无法无天的抢劫者趁火打劫，对当地百姓、家畜和商品强征所谓的“赎金”，给那些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村人口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士兵还扰乱了贸易渠道，引发人口的流动和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民不聊生。14世纪60年代中期，对巴黎城的破坏有源于英国军队的，也有源于溃散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国士兵以及国王的封臣统领的封地军队的。值得一提的是约翰二世的女婿恶人查理，作为纳瓦拉国王和埃夫勒伯爵，他为一己私利浑水摸鱼。1358年底，巴黎地区约有60座城堡被盎格鲁—纳瓦拉军队占领，在巴黎城内就可以望见远处军队放起的熊熊大火。
约翰国王在1356年到1360年间遭囚禁，这引起众多大权在握的贵族们的权力之争。王太子，即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执政后被称为查理五世）对此煞费苦心地进行遏制。这种权力斗争又由于作为政治力量的法国市镇的兴起而变得愈发错综复杂，在这方面，巴黎是最为突出的。1355年，在寻求全国对新税法的支持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巴黎代表将自己推向前台，提出进行包括铲除贪官在内的财政改革议案。改革者们对圣路易统治时期充满怀念，认为那个时代的税收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当时，国家财政充盈，国家官员都是道德楷模。巴黎人的改革事业是由出身名门的前市政长官，1354年就任商人市长一职的埃蒂安·马塞尔策划的。1356年至1358年，这位神秘人物将领导一场严重损害王朝与其首都之间关系的政变。
马塞尔充分利用了国王在普瓦捷战役惨败之后的尴尬处境，迫使王太子政府做出一系列让步。靠在巴黎的知名度和在法国北部市镇中的影响，他促使一个由他提出的反腐败议案在全国实行，同时还发动了巴黎工场工人的罢工，避免了不受欢迎的货币贬值的发生。他几乎说动了王太子定期参加三级会议，但由于三级会议被理解成限制国王权力的会议，因此他没有成功。不过马塞尔的影响因他自己犯下的一系列判断上的失误而被渐渐消除。1358年2月他领导了一次反对国王战争行为的示威活动，游行队伍攻击了西岱岛上的王宫并在王太子的眼皮底下杀害了香槟元帅和诺曼底元帅。这次谋杀使马塞尔突然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他当场羞辱浑身溅满鲜血地站在惨死的元帅尸体旁的王太子，这使他错上加错。王太子被迫戴上马塞尔为他制作的红蓝风帽，而马塞尔自己却戴上王家盔帽。接下来王太子接受了商人市长的改革方案，并将他吸纳入政府部门，不过这种联盟是勉强的，因此注定是短暂的。之后查理游历北方城市，目的是煽动反对巴黎及其过于强大的领导人的情绪。
对马塞尔的行为，巴黎人褒贬不一。他派军队参加了发生在巴黎以北乡村、被称为雅克雷起义的反领主农民暴动，巴黎人对此有批评，有赞扬。与王太子的矛盾随时都可能引发战争，未能争取到其他城镇的支持令马塞尔担忧。马塞尔只得求助于恶人查理，不过巴黎人对不属同类的纳瓦拉军队心存的疑虑大于对王太子的疑虑。为聚集援兵，这位商人市长只得带领一支巴黎军队去圣克卢城驱逐英军，但这些城市居民在半路就遭到了屠杀。马塞尔现在只得通过允许有许多英籍士兵在内的恶人查理的军队进入巴黎城来增强巴黎的防御力量。这一举措触发了1358年7月31日反马塞尔的暴乱，暴乱中，这位商人市长被暗杀。
查理王太子现在被宣布为摄政王，巧施宽恕计谋赢得了巴黎市民的拥戴。他将对暴民的惩治降到最低限度。首都和它的国王达到了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的程度。市政当局的徽章图案被更换掉，象征王权的鸢尾花饰被置于航船上方。一段时间过后，“乘风破浪，永不沉没”（Flucant nec mergitur）的格言被加入图案中，可谓是对这段动荡历史的恰当表达。这座新近变得驯服起来的城市为赎回约翰国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又开始修造极为需要的防御城墙。约翰国王在1364年去世，此后继位的查理五世甚至下决心在巴黎住下来，当然，他最后选择住在城外圣波尔豪华的建筑群而不是西岱岛王宫，因为那里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厄运。圣波尔的后面高耸着威严的新巴士底狱要塞，它戒备森严，既可防御外敌也可抵住内患。圣波尔建起小型栈桥，必要时国王既可从水路逃向下游的凡尔赛宫，也可逃向上游的卢浮宫。查理再也不是可以由巴黎民众左右的国王了，无论巴黎人后期如何努力，埃蒂安·马塞尔事件都严重地影响了国王与首都的关系。
14世纪末，与英格兰的冲突阵地从巴黎盆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大批需要巴黎提供给养的士兵从战场上撤走，靠巴黎养活的大多数劫持者也离开了，巴黎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尽管人口数量的下降使领主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但是巴黎的许多经济部门都得到了快速复苏，而且有望恢复得更好。文化活力也逐渐显露出来。宫廷官员开始钟情于古典文化，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则重塑了典雅爱情的惯例。厄斯塔什·德尚的专长是轻微的色情描写，他后来哀叹时局艰难，但此时却热衷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多重乐趣，对巴黎的美好生活有着独到的眼光。[81]在所谓的“现代奉献运动”中也开始显现出对精神复兴的追求，这一运动强调个人化的虔诚。
情况不久即变得更糟。巴黎人也从埃蒂安·马塞尔事件中学到了新的抗议手段。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后，十一岁的查理六世成为国王，这使巴黎重新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对外冲突也不断发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下一世纪。但1380年的三级会议反映了民众的一种普遍呼声：他们要求彻底停止王家税收，这就意味着国王今后只能靠王家领地收入一项过活。1382年3月，王家税官开始在巴黎征收新的间接税，这引发了一场民众的造反事件，冲在前面的是各行业组织的叛乱者，他们从市政厅拿出用来防御城市的铅锤向税官和放债人砸去（多数为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同时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税务叛乱，这使“铅锤党”的威胁愈发严峻。
查理五世进入巴黎，出自《圣德尼编年史》，15世纪法国手稿
此时摄政政府由查理六世的几位叔叔共同掌管，分别是安茹公爵、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税务叛乱的失败使摄政政府获得在政治上进一步遏制巴黎的机遇。巴黎开始实行戒严令。在随后的几周里，近百位参与了铅锤党动乱事件的名人遭到处决。1383年1月，市政长官职务被撤销，商人市长与王权职位“巴黎行政长官”合并为一职。此外，政府还终结了行业协会的法律独立性，因为它们曾经是铅锤党运动的主要力量。
这一反对巴黎自治精神与行动的专横举措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政府对任何事施行强制性的措施。1388年，查理六世结束了与叔叔们的尖锐矛盾，但到1392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已显现出他精神错乱的症状，这种伴其余生（至1422年去世）的疾病使他远离了权力斗争。因此王权放松了对1383年的城市法规的执行，例如，1389年商人让·茹弗内尔被授予“商人市长监护人”的称号，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杠杆保护贸易利益。
现在高层政治博弈开始在勃艮第集团与国王的弟弟奥尔良的路易及其追随者之间展开（1410年后，后者将被称为阿马尼亚克党）。国王好像夹在中间的棋子，巴黎则变成争夺最高权力的战场，巴黎人忽而偏向这方，忽而偏向另一方。奥尔良和查理六世的王后巴伐里亚的伊萨博在此地不受欢迎，因此从1405年开始勃艮第的新公爵无畏者约翰轻而易举地在巴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1407年，他雇杀手铲除了奥尔良的路易，当时后者正从巴比特街和老圣殿街交汇处的伊萨博王后寓所离开。杀手“用斧枪猛击王子，王子的脑浆当场溅落路面”。[82]至此，再也不允许巴黎在政治上持观望态度了。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权力政治围绕着本身就长期分裂的巴黎而左右摇摆。巴黎发现，要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宗派利益远非易事。巴黎民众开始厌倦宗派斗争给他们带来的恶果，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军阀将三次兵临城下（1406年、1432年、1437年），将有四次宗派战争（1410年、1423年、1429年、1435年至1436年）和两次英国大入侵（1437年、1441年）。城墙内将发生一次次令人作呕的流血事件——就像奥尔良的路易的余党们叫嚣的那样，他们现在追随的是代替路易成为宗派领袖的阿马尼亚克伯爵，奥尔良年轻的继承人的岳父贝尔纳。一位不知名的巴黎商人曾对1406年至1449年间这座城市的经历进行了剖析：十五年的劫掠，八年的各种传染病，八年严冬，四次洪水，一次干旱，四次高赋税，四次虫灾，七次货币价值调整，外加二十年的高物价。他用这样的笔锋评价他生活的时代：“有权力的人相互仇恨，中等地位的人被赋税压倒，穷人难以维持生计。”[83]15世纪的编年史家记录了巴黎各种游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仅1412年就超过五十次，多数发生在6、7月。这些集体团结的时刻是一块礼仪性的遮羞布，可以掩盖住这个社会的严重分歧和动荡。
二、圣母院广场
很难确定巴黎的市中心在哪里。早期的巴黎坐落在西岱岛上和左岸地区。不过在19世纪，巴黎最有活力的区域从东面移走，许多人认为巴黎的中心可能是歌剧院附近的林荫大道，也有人认为市中心是沙特莱要塞，因为那里处于东西南北相互交叉的十字路口，19世纪对巴黎进行改造的奥斯曼及其追随者也正是在那里大做文章的。而且，沙特莱—中央市场地铁站和快速城郊车站每天数百万的客流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看法。不过，几个世纪以来，巴黎的所有道路都是从巴黎圣母院西侧广场开始计算距离的，这个广场就是圣母院广场。
“广场”（Parvis）源于“天堂”（paradisus）一词，尽管目前的圣母院广场丝毫没有名字原来表达的诗情画意。后来人们在广场上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努力美化它，但是它那灰褐的色调、被风侵袭的空地使圣母院广场除教堂外毫无美感可言。尽管19世纪50—60年代经奥斯曼近乎于破坏的“完善”工程之后的圣母院广场面积较以前大了六倍，但小得多的原广场早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城市生活中就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圣母院广场拥有神圣的美名。建于6世纪早期的圣埃蒂安教堂先于巴黎圣母院而建造，与圣母院的长方形廊柱大厅很相近，该大厅于12世纪被改建成现今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四周聚集着许多小教堂，不过那些小教堂最后被启蒙运动改革家和法国革命者所摧毁，其中，圣让勒朗洗礼堂毁于1748年，圣母院慈善教堂和圣克里斯托夫教堂毁于1747年，圣德尼小隐修院和圣兰德里教堂毁于1790年至1791年。圣母院是巴黎庆典活动的中心场所，经常有团体游行在此附近举行。
在圣母院广场圣洁的气氛中还混杂着其他的气息。岛中心的一角是戈拉蒂尼街，那里是通过圣路易批准而合法存在的著名的妓女集中地。这个集肉欲与神圣于一体的地方一定曾经取悦了拉伯雷，因为他笔下《巨人传》中的巨人曾在圣母院的塔楼里避难。据说，这个巨人如此巨大，他从塔上向下撒尿，浇死了260418个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圣母院本身也不比周围的巴黎人更为超脱于对肉欲的沉溺。托马斯·普拉特，一位16世纪晚期来自瑞士的医学院学生这样写道：“大教堂是纵情声色的地点。”从1748年起常有淫逸的产物（弃婴）被遗弃在广场上新建的孤儿院的外面。教堂西门外有一些监狱，主教有权将侵犯领地权的人禁闭于此。西门外也是罪大恶极的犯人们接受公开羞辱的地方，之后他们将被押往市政厅外的沙滩广场，在那里被活活烧死或被车裂。
与教堂毗邻、靠近河岸的一侧是巴黎的中心医院主宫医院的所在地，这所医院之所以被称为“主宫医院”，主要是因为传统上巴黎圣母院的主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的源泉和解救病残的长者。该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世纪，是在中世纪杂乱无序的状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到17世纪，医院已经在左岸的两座桥梁和老鼠街（现在第五区科尔贝宫街）之间的一块土地上固定下来。在17世纪，它继续扮演着巴黎人庇护所的角色，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在该医院去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它得到了“疾病牢笼”的恶名。直到19世纪，该医院才被恢复了名誉。1789年革命时期，医院承认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因在医院内传染的疾病而死亡。将三名甚至更多的病人安排在一张病床上的做法不可能有助于健康的恢复。之后这所医院被搬到广场另一侧的新址，这才使恶名得以消除。即使这样，主宫医院在公众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生气的地方。
圣母院广场不仅是集宗教虔诚、穷困、疾病、青少年犯罪和其他犯罪于一身的大熔炉，它同时也是著名的骗术中心。1664年，古文物学家弗朗索瓦·考勒泰写道：“主宫医院前面矗立着一尊据说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塑像，古人称其为‘医神’。”巴黎人有捉弄首次来巴黎的外省人的恶习，他们会让外省人到圣母院广场去找“格雷先生商店”，当外省人发现并没有该商店存在时，就会被双手反拧带回广场，被迫在三米高的塑像下用力地蹭鼻子，而该塑像就在教堂大门附近。
这尊难以捉摸的塑像除了“医神”和“格雷先生”这些身份外，还拥有其他一些身份：墨丘利神或者一位前巴黎主教和墨洛温王朝的权威人士，甚至有人说那是从圣埃蒂安教堂移至此的一尊耶稣塑像。这尊塑像也是一个界标，自古以来它就被国王的公路管理系统用来测量公路的距离。1748年，塑像兼里程碑被移走，为新建的孤儿院腾出位置，不过它曾矗立过的地方——离西门约三十米——仍然是巴黎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的中心。
无畏者约翰承认对奥尔良的路易的死亡负有责任，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因此他逃离了巴黎，但是第二年他又转回来，有一群教会神父跟着他。他辩解道，这次暗杀是正当的诛杀暴君行为。他力求通过建立以勃艮第为中心的权力基础来使自己渡过难关。作为可见的权力象征，他在暗杀者留下血腥足印的阿图瓦公馆建起一座高耸的城堡寓所，它坐落于右岸原腓力·奥古斯都城墙旧址上，与左岸卢浮宫的城堡防御主塔及支持阿马尼亚克的贝里公爵拥有的内斯勒塔楼一样雄伟。[84]城堡的最高处是可以使约翰高枕无忧的寝室。加固的塔楼设有雉堞，有通道可以通向防御土墙，因此公爵的军队可以在城内快速转移。但事实上，它很可能难以抵挡围攻，因为它的设计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人联想到它坚不可摧，而不是如何实现这一点。
塔楼实际上是使巴黎成为勃艮第大本营的计划关键的一张牌。无畏者约翰想尽办法使城市最有影响力的各传统群体成为勃艮第事业的支持者。例如，原来一直远离政治宗教斗争的大学被逐渐拉向公爵一边，成为勃艮第的辩护人。约翰还将各行业1383年失去的权力归还给他们，赋予水路商人行会以新的生机，甚至在1412年恢复了商人市长之职。这些经济利益集团轻而易举地被召集到勃艮第事业的麾下，因为公爵的广袤领地不仅包括勃艮第本身（巴黎葡萄酒的主要供应源），而且包括荷兰：佛兰德的城市是巴黎商业和制造业的纽带，而布鲁日是北欧的金融中心。约翰将从博纳带回来的大桶大桶葡萄酒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支持者。他的另一政治手腕就是将富有的屠夫行会拉拢为自己的亲信，使他们成为行会工人中的贵族，由屠夫控制的2000名武装人员构成了公爵的贴身保镖。1412年，他们与英国并肩作战，在圣德尼和圣克卢出色地打败了阿马尼亚克的围攻者。
不过，无畏者约翰发现想置巴黎于秩序和法律约束之下绝非易事，而且难度越来越大。1413年4月至5月，由屠夫兼皮商克洛德·卡博什领导了一系列反政府事件，其中包括对年轻的王太子路易所在的圣波尔寓所的攻击。他接着在大街小巷上，在巴黎监狱里，到处疯狂追踪可能支持阿马尼亚克的人。后来卡博什和他的屠夫武装力量领导了更多的恐怖暴力事件，杀死了几百个人，惹恼了爵爷们和巴黎名人，他们联合起来镇压了卡博什团伙。约翰因未能有效制止卡博什的暴力行为而失去了在巴黎的声望。1413年秋天，他再次逃离巴黎，权力落入阿马尼亚克支持者的手中。
骚乱的士兵在巴黎抢劫一所房子，出自《法兰西编年史》，14世纪末
在随后五年的统治中，阿马尼亚克派表现得比勃艮第派更加无能，1418年巴黎人再次张开双臂欢迎无畏者约翰的归来。普遍认为阿马尼亚克派处境的恶化与法国军队在1415年10月阿金库尔战役中惨败于英格兰长弓手以及王太子路易去世有直接关系。在巴黎，继勃艮第恐慌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阿马尼亚克恐慌，这一点连阿马尼亚克的贝尔纳本人都坦然地承认了（巴黎市民认为他“比尼禄更加残暴”），[85]因此巴黎人又将忠诚献给了勃艮第派。1418年5月28日至29日的夜里，反阿马尼亚克派的巴黎人在圣日耳曼打开城门迎进勃艮第士兵，他们高呼着“和平！和平”，迫使敌人逃走。在接下来的十四天时间里，勃艮第军队进行了大屠杀，阿马尼亚克伯爵本人、各级主教、爵爷和高官尽遭杀戮。无畏者约翰发现自己又被动地与巴黎社会最残暴、最嗜杀的分子结成同盟，这些人现在由死刑行刑人卡普吕什领导。据报道，“大多数受害者是没有多少地产的民众”。[86]公爵想尽办法将这些嗜杀成性的人置于资产阶级集团的控制之下，但1419年11月他本人也遭伏击身亡，杀死他的是阿马尼亚克的人，新王太子查理的随从。[87]
新的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三世决定与英格兰联盟以寻求报复，得到许多巴黎人的支持。巴黎的市民认为：
并不是从克洛维时代开始法兰西就变得满目凄凉、四分五裂的……王太子一心想把他父亲的国家推向战火、刀光，英格兰人带给我们的和撒拉森人带给我们的是一样的东西——灾难。与其让王太子及其所谓的阿马尼亚克追随者抓住，还不如让英格兰人抓住。[88]
1420年5月21日，在圣母院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查理六世在《特鲁瓦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宣布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为法兰西摄政王及王位合法继承人。作为政治联盟的保证，他娶了查理六世的女儿为妻。商人市长和大学认可了这份条约。1420年12月1日，两位国王和好人腓力公爵在一片欢呼声中走进巴黎。英格兰驻军被分别安置到卢浮宫、万塞讷和巴士底狱，后来这支军队由约翰·法斯塔夫（莎士比亚在其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几次描绘了这个人物）指挥。虽然亨利五世在1422年8月去世，但几个月后查理六世的去世使英格兰的亨利六世登上了法国王位，他是刚满一岁的婴儿。瓦卢瓦的太子仍然觊觎着王位。
由卡佩王朝建立起来、在欧洲拥有“强大”美名的首都巴黎就这样沦为英格兰的封地。城市现在由亨利六世的叔叔，摄政王贝德福德公爵掌管，他将查理五世在圣波尔公馆北侧马莱建起的托内尔公馆变为自己的寓所。英格兰国王和勃艮第同盟似乎都未对巴黎显示出多大兴趣。腓力公爵只对它进行过总计不到六个月的短期巡视，1429年他拒绝了担任摄政王的邀请，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将他的勃艮第—佛兰德建设成为欧洲强国的事业上来。1431年，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登基，成为法国国王，但他在巴黎仅仅居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巴黎人似乎并未忘记那位觊觎王位的查理七世，当时他已经回到微不足道的布尔日市，在那里等待着恰当时机的到来。在被英国人占领的大多数时间里，只有100名左右英国人在巴黎，因此“英格兰”的巴黎实际上是由巴黎人治理的。1424年，贝德福德在韦尔讷伊与“布尔日王”的军队作战时大获全胜，因此当他和妻子回城时受到自罗马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欢迎。在圣母院，公爵“受到了上帝般的招待”，人们唱起赞美诗，钟、小号和风琴齐鸣。[89]事实上，甚至在后来查理七世因为受到圣女贞德的鼓舞而重振雄风的时候，巴黎人也没有被如此打动。1429年，这位“奥尔良少女”组织了向圣奥诺雷城门的进攻，但遭到强烈抵抗并被射中，射中她的是一名法兰西弓箭手而非英格兰人。许多巴黎人将这位少女视为女巫，并担心查理七世攻破城池之后会发动一场血腥屠杀。
巴黎人曾经渴望英格兰—勃艮第“融洽”地结束内战，他们也曾经期望遭到勃艮第—阿马尼亚克重创后的经济可以得到恢复，但他们沮丧地发现，黑暗的尽头并未出现一线光明。内战仍在继续。在1410年到1420年间，物价上涨了六倍，而且丝毫没有下降的迹象。英格兰—勃艮第统治使情况更加恶化。物资供应困难重重，劫匪当道，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一种商品出售时都要有一份甚至更多的赎金加到售价上来。到15世纪20年代早期，半数以上的居民逃离家园，致使巴黎所有经济指数大幅下降。人口的锐减使城市房地产市场极度萧条，房租下降了90%，许多依赖繁荣的本地市场的商人由于市场需求的极度萎缩而走向破产。税收仍居高不下，这首先是因为英格兰—勃艮第派需要长期维护一支庞大的驻军以便能够面对布尔日王不定期对巴黎主要物资供应地（东南部和东部）发动的突然袭击。巴黎人认为他们的血已经被英格兰榨干，即使事实上英格兰人的财富正在资助英格兰—勃艮第政府。
勃艮第公爵在新政权中的作用很微弱，因此在民众心目中，巴黎似乎更多地是属于英格兰政府而不是英格兰—勃艮第联合政府，这更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愤恨。英格兰人并未注意到宪法礼仪的细节，仍以征服者而非同盟者自居。如果考虑到两年前查理在兰斯包括涂圣油在内的加冕仪式的庄重、威严，1431年亨利六世在圣母院的加冕仪式就显得极其寒酸了，此外，英格兰小国王的随员在加冕式后有许多失态的行为。加冕之后的庆祝宴会实在是一个大闹剧而非有秩序的正式社交场合。“修鞋匠、芥末商、洗涤工、酒馆伙计、建筑工人”与城里最有威望的社团成员抢食物吃。见不到慷慨优雅的举止，宴会上的食物匮乏，而且许多都是加热的剩菜。可见，亨利的指导教师还没有掌握要领：要成为法兰西国王就应当成为对巴黎慷慨布施的资助人。[90]英格兰王权未能赢得巴黎民众的好感，这就意味着在1435年贝德福德去世后查理七世再次赢得阵地，巴黎人就会乐于回到法兰西国王的统领之下。查理七世允诺大赦巴黎人，因此城里支持法兰西的民众开始起来反抗政府，将英格兰人逼进巴士底狱。随后叛乱者打开圣雅克城门迎进王家军队，被打败的英格兰人获准返回自己的家乡。尽管又过了十年多，无休止的战争才停息，但是到了1436年，巴黎至少重新回到了法兰西的怀抱，这使首都与国王之间关系的修复成为可能。
1437年，查理七世骑马进入巴黎城，“他和他的随从”均全副武装以备不测。[91]他对巴黎人仁慈有加，对全城大赦，禁止劫掠或绑架。但是伤口不可能瞬间愈合，王朝无奈忍受着巴黎人的疑虑和愤恨。英格兰的占领再次证实，由于埃蒂安·马塞尔事件和铅锤党事件，城市与国王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荡然无存。查理七世和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和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几乎未在巴黎逗留过，他们更青睐建于卢瓦尔河谷的豪华宫殿。路易十一甚至考虑要将首都迁往图尔。1450年的王家文书证实了巴黎较复杂的地方政府选举体制，但是现今这已经由王权厚颜无耻地操纵。1460年查理八世安排自己的心腹，巴黎高等法院行政长官亨利·德·利弗尔做商人市长。其任期被路易十一延长至1465年，此后1466年和1474年至1484年，他又再次被委以此任。
在与勃艮第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巴黎人有了证明自己忠心的机会。例如在1465年所谓的公共福利同盟斗争中，局势曾一度对查理七世的继承人路易十一不利，另外还有布列塔尼人和勃艮第人在巴黎城外围城，在克利尼昂库尔、蒙鲁日、让蒂伊和伊夫里烧杀抢夺。但是巴黎人这次拒绝为围攻的爵爷们打开城门（里面还有未来的勃艮第公爵秃头查理）。“全城上下（通过此事）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一位编年史家这样评述道，“因为他们捍卫了国王及自己的荣誉，并显现出与国王的团结及对他的顺从。”[92]他们在15世纪70年代显示出同样的忠心，为勃艮第的崩溃尽了自己的力量。
经历了数十年的斗争和分裂，托马斯·巴赞神父在15世纪40年代这样写道：“巴黎再次开始呼吸，又重现良好的社会氛围。”[93]城市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曾作为腓力·奥古斯都和路易九世时代社会精英的水路商人再次成为仅次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贵族的上流社会成员。14世纪初，为了模仿贵族的骑士精神，他们举行比武比赛，重现特洛伊战争场面——最好的培养乡土情怀的方式。[94]这些极度自信的新贵们认为自己和贵族同样优秀，却被经济的不测事件狠狠打击，尤其是王朝长期未能在巴黎区域内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在掠夺或敲诈中失去了许多船只，也无法对闯入的鲁昂商人展现自己的特权。为了安全起见，许多商人干脆迁到其他地方居住。
如果说运输行业由于巴黎地区法制体系的崩溃而遭受巨大损失的话，那么中世纪最有活力的制造行业——纺织业——也发生了极大的下滑。1300年大约有360名纺织工人纳税，而到了1421年，列入课税清单的仅有2名工人。[95]不能说是工业的集约化引发了工人数量的减少；相反，所有工匠必须在自家作坊进行生产活动的规定使得在低地国家及意大利北部盛行的工场集约化生产在巴黎无法实行。巴黎的金融与其商业竞争对手相比也处于不断扩大的劣势中：过去在巴黎金融服务领域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的伦巴第人越来越成为替罪羔羊。1291年和1347年，腓力·奥古斯都和腓力六世两次将他们驱逐，尽管他们很快又重操旧业，国王也未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如同犹太人那样的仇外思想的迫害。当时，伦巴第人和犹太人都是铅锤党复仇事件的攻击对象。到1450年，许多伦巴第人离开了巴黎。在没有离开的人中，许多伦巴第金融家选择离卢瓦尔河畔的王宫较近的地方居住，而其他住在兑换桥地区的伦巴第人只能生存在玩具制造商和帽商的夹缝之中。
巴黎纺织业的崩溃也与生产技术的落后有关。到14世纪，最畅销的布料一般都需要经过光面精整处理，但是巴黎师傅拒绝接受这种技术进步。愿意在这方面进行革新的只有圣马塞尔的纺织商人，他们从意大利人那里学到许多新的印染技术。巴黎东郊台伯格村老纺织业中心一带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圣马塞尔工场带来的激烈竞争和贵族资金的流入使得许多纺织品商人破产。许多上流社会人士为更加靠近圣波尔和托内尔的王宫，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寓所。
巴黎的布匹加工业、印染业和丝绸工业相对来说比纺织工业成功。它们的产品顺应了巴黎人对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一贯需求。但即使在这些行业中，由于王宫和政治精英的搬迁所导致的生产力下降之势也无以挽回。国王离开城区住到卢瓦尔河谷的宫殿之中，这引发了政界要人的搬迁热潮。以无畏者约翰的居所为代表的象征权力的塔形建筑已经成为过去。在他之后没有一位勃艮第公爵住在城里。1475年桑斯的主教们在右岸建起一座寓所，1485年本笃会在左岸古罗马公共浴场遗址处建起一座不寻常的房舍。[96]但这只是一些特例。1400年在巴黎拥有临时住所的主教们中，到1500年有四分之三的人将这些住所弃之不用。早在1438年，巴黎市民就预见般地抱怨道：“国王和封建领主们都不再光顾巴黎，他们到巴黎的时间甚至比去耶路撒冷的时间还少。”[97]巴黎的制造商已经过于习惯地为当地富人们提供商品需求并以此安逸度日，因此不善于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寻找产品市场，就连巴黎中央市场的状况也很窘迫，其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下降。
14、15世纪政治、经济的混乱状态使社会环境一片黯然。1300年就已经出现了令人发指的迫害事件，而国王对此却持支持态度。例如，1307年，美男子腓力大肆抨击圣殿骑士团，因为该骑士团是国王的司库，而国王觊觎那里的财富。1314年，经过严刑拷打，圣殿骑士团领袖被当作异端烧死在西岱岛西端的火刑柱上。伦巴第人是另外一个因为金融优势而遭迫害的团体。犹太人也未逃出此劫：美男子腓力1306年将他们驱逐，随后又召回，但1394年他们又一次被逐出巴黎和法兰西王国。这些人是王室的，同时也是民众的不满情绪的受害者。1320年法兰西境内的犹太人被指控犯有向水井投毒的罪名，1321年又遭到同样罪名的指控（尽管当时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另一伙替罪羔羊：麻风病人）。在黑死病暴发之后的1348年至1349年，历史又一次重演。14世纪末，巫术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1398年索邦神学院宣布28种魔法和巫术为异端，随后主要在西南部开始进行第一次对女巫的大规模扫荡。1431年，圣女贞德也因犯有妖言惑众罪而遭审判。巴黎生活中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在流浪汉、四处漂泊的劳工、乞丐和妓女之中弥漫，迫害他们的浪潮时时席卷而来，因为巴黎民众认为这些人对公共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随后，迫害运动演变成更为系统化的行为。1473年，巴黎高等法院命令各地治安官共同行动扫荡当地的“土匪和流浪汉”。
当时巴黎社会从上至下也都处于动荡之中。1467年路易十一在圣安托万门外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将所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巴黎男人召集起来。编年史家让·德·卢瓦耶记录了这一壮观场面：
巴黎高等法院的各种旗帜、财会法庭的各种旗帜、王家金库的旗帜、税务官员的旗帜、铸币厂官员的旗帜、沙特莱要塞的旗帜、市政厅官员的旗帜迎风飘扬，旗帜下面汇集的武士比各行业旗帜下的人还多。[98]
这段描述揭示了15世纪晚期无法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巴黎真相。由于前一世纪社会的动荡不安，巴黎正从一个主要的经济、政治中心转变为一座行政堡垒，这种转变强有力地冲击了城市的面貌和社会等级制度。国王们对变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1500年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出售圣波尔的大片地宅：平民百姓和王亲国戚们乐于观赏的动物园的最后一批狮子死于1487年。[99]许多迁走的主教将自己的巴黎住宅转给学校，其他一些教士和贵族的房屋由巴黎财政、金融管理行业内的富裕名流接手。到15世纪末期，奥尔良的路易曾经拥有的波克埃皮克公馆、阿马尼亚克伯爵和贝里公爵以前的住所阿马尼亚克公馆以及克利松公馆全都被政府财政官员所接手。[100]
由于经济动荡不安，商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以外寻求更为安全的投资领域就不足为奇了。1453年将英格兰人驱逐出国门之后，王国重新统一起来，意味着国家需要一部强有力的行政、法律和金融管理机器。尽管国家某些事务管理权力越来越多地被分化——例如，到1500年，法兰西拥有六个高级法院、五个财会法庭和六个辅助法庭——不过与这种变化相比，国家事务总量的增加显得更为重要。在经历了宗教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动荡之后，王家政府部门对富人来说充满诱惑，他们认为这些部门是贸易和制造业以外的第三行业，进入王家政府部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在从事经济投资。即使王家雇员有时薪水得不到及时支付，但是这些薪水也比贸易和制造业投资的回报要稳定和可靠。市政当局也需要大量雇员：仅商人市长就雇用了大约250人（包括2名负责洋葱和核桃包装绳质量的检查员）。[101]在1438年可以确定背景的281个最富有的个人中，103人是政府官员、法律界和金融界人士。到15世纪末，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还有一种日渐明晰的趋势早在14世纪就已显露出来。例如，埃蒂安·马塞尔在费里埃拉拥有一处小型的乡间别墅——上流社会人物希望通过购买乡间休闲别墅效仿旧日贵族的生活方式，借此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