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发展、社会精英的变迁也影响到了巴黎大学。查理五世将巴黎大学称为他“自己的长女”。15世纪早期，校长让·热尔松称赞巴黎大学为“知识的母亲，科学的统治者，真理的领路人……普照基督教世界的太阳”。[102]学校医学院有关黑死病的报告享誉世界，后来集中到索邦神学院的14世纪的神学家们不断受到国王及学院的赞助人历任教皇对各种重大教义问题的咨询。1309年，作为美男子腓力强权政治的结果，教廷迁至阿维尼翁。直至1378年，法兰西都在控制着教皇，而教皇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向索邦神学院寻求教义上的指导。但是在1378年，分裂发生了：天主教世界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另一个在罗马。法兰西支持阿维尼翁教廷。这一行为致使法兰西与许多始终派学生来巴黎学习的国家关系疏远了，留学生自然少了许多。
巴黎大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璀璨的光环。尽管它在1414年至1417年康斯坦茨会议结束分裂的努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的国际声誉却已经江河日下，而且在整个15世纪中继续走向低谷。受战争的影响，在校的英格兰学生日渐减少，到15世纪末，学校的“英格兰民族团体”里几乎全部都是日耳曼人。问题很简单，在这样一座摇摆于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派之间的城市学习，毫无安全保障可言，因此，学校似乎也仅对法兰西北部及勃艮第疆土尚存吸引力。市民与大学师生之间的冲突也因为这种趋势而加剧了。例如，诗人弗朗索瓦·维庸放荡不羁，他在1452年还是一学生的时候，在一次争斗中杀死了一名平民，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后他又参与了其他一些斗殴事件。这一情况表明，当时学生犯罪的现象是多么普遍，这种犯罪也是市民与大学师生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15世纪中期的一次冲突后，巴黎市民们愤怒地喊道：“杀死他们！杀死他们！他们人数太多了！”[103]
三、弗朗索瓦·维庸
弗朗索瓦·蒙科比耶，人们称他为维庸，是中世纪晚期法兰西最有成就的诗人。他自诩为巴黎人，但这可能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的家族来自南部的波旁奈依。但当时祖籍不是巴黎却自称为巴黎人的人不在少数。15世纪20年代，在勃艮第家族与阿马尼亚克集团之间的斗争发生之后，巴黎人口下降到不足10万，而到了15世纪40—50年代，巴黎人口大幅回升，维庸便是众多的“新”巴黎人之一。
在15世纪头几十年的政治危机以后，巴黎正在不断进行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重建工作。为此国王将乞丐、社会边缘人物和罪犯逐出城外，同时也收回了一部分大学机构自治权。学校也在整治校园，重树声誉。例如，1444年，索邦神学院谴责狂欢节时期学生们的放荡不羁，称该节为“蠢人的狂欢节”。维庸的行为也许没有超过他的许多学生前辈，但他成了整治城市和学校秩序运动中的出头鸟。
出身贫寒的维庸15世纪40年代在巴黎上大学，并于1452年获文科硕士学位。一年以后，百年战争结束。当时巴黎学生的生活处于失控状态。1455年，有人亲眼看见一些学生（维庸很可能就在其中）将右岸的一块有名的巨大古界碑搬到圣热纳维耶芙山上。作为终身学生的维庸还参与了一系列违反法律的斗殴事件。1455年，他在争执中杀死一名教士并逃离巴黎。朋友们为他提供了事发时不在现场的假证，然而他刚返回巴黎就又卷入有组织地盗窃纳瓦拉学院的事件中，他只得再次逃离，以躲避追查。此后他似乎以旅行者的身份在路上游荡了几年，到1461年，他因在奥尔良境内的默恩—卢瓦（在那里他可能受到了法庭的拷问）犯下了某种罪行而被捕入狱。国王路易十一赦免了他，只将他作为纳瓦拉学院的共犯处置，罚以重金，维庸得以重回巴黎。到那时为止，维庸作为罪犯的名声已经广为世人所知。就在同年，即1461年，他再次因参与酒店斗殴而被捕，法庭判处他死刑。他似乎正是国家和学校要严厉处罚的对象，但他再次得到赦免，改判为逐出巴黎十年。维庸于1463年离开巴黎，从此以后，他就湮没在浩渺的大千世界里，再也无人见到他的踪影。
16世纪，拉伯雷在讲述维庸的生平时说道，维庸1463年离开巴黎后在外省定居下来，但后人认为这纯属杜撰。维庸死后才成为著名诗人，1489年一位巴黎书商出版了他的诗集，1533年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命诗人克莱芒·马罗将维庸的全部诗作整理出版。但是他的诗歌并不符合古典作品的一整套准则，因此从16世纪早期到1742年，他的作品再没有被出版过，但自此以后，尤其是19世纪晚期像于斯曼这样的唯美主义作家、埃兹拉·庞德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皮埃尔·马科奥尔朗这样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对他放荡、反叛、初具波希米亚人雏型的生活推崇至极。
维庸的诗作着力反映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既刻画了这些人酗酒作乐、玩弄女性、偷窃、打架斗殴的一面，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生活的贫寒、疾苦。他的诗凝练、复杂、艰涩，大量使用讽喻文体，引文多无以追踪，诡异含糊令人不得其解。他的诗歌不仅赞美生的活力，也触及死的话题。维庸有两首关于死亡的诗最为著名：一首是在去往蒙福孔执行绞刑的途中构思出的一首悼亡诗；另一首是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名为“自白”，是一篇虚拟的遗嘱。在诗中，他假意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人，把心送给他不贞的情妇，结满蜘蛛网的窗框送给穷人，剪下来的头发送给理发师。他的诗作也透露出他对旧日的悲伤和怀念：诗句“到哪里可以找到去年冬日的雪”已经成为怀旧的人时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单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是纯粹的巴黎人。
巴黎大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欧新的学术中心的出现相关。1200年，巴黎大学是全欧洲仅有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另两所是博洛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到1500年，仅法兰西境内就拥有十多所大学，有些大学严重削弱了巴黎大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如著名的蒙彼利埃医学院和奥尔良民法学院（巴黎大学甚至未开设民法专业）。巴黎大学教师对英格兰人1424年在卡昂、1441年在波尔多开办学校愤怒不已，认为这是对巴黎学术权威地位的无端挑衅。
欧洲各地高等学府数量的大幅增加降低了圣热纳维耶芙山的国际吸引力，这个时期严重干扰了法兰西政治的宗派斗争也使巴黎大学不可能发展起来。在埃蒂安·马塞尔事件中，巴黎大学校长禁止学生佩戴党派徽章，意欲将学校置于党派斗争的旋涡之外。但是，在那些与亲勃艮第自治政府结成同盟的公爵们的极力劝说下，学者们终于投降了。学校教师为美男子腓力血腥残杀奥尔良的路易的行为歌功颂德，说这一行为捍卫了公共利益。1420年以后，巴黎大学不但是温和的与顺从的，有时候还作为盎格鲁—勃艮第政权的支持者而拍其马屁。例如，他们甘愿充当圣女贞德的起诉人，将她送上火刑柱。
由于在阿马尼亚克—勃艮第斗争中下错了赌注，巴黎大学无力在查理七世成为无异议的统治者之后及时调整政治方向。在百年战争后法兰西的政治背景下，巴黎大学犹如挣扎在泥潭之中，与众多机构一起渴望得到政府的特殊照应，但它最终发现今天的国家政权远比从前苛刻得多。从14世纪早期开始，学者们发现他们的特权正一步步地受到削弱，面对他们的抱怨，统治者的回答斩钉截铁：“你们不值得让我花费心血。”路易十一的直接告白表明他对学者们的轻蔑之情（他对这些人未能参加1461年他的入城仪式而耿耿于怀）。[104]复苏的国家政体曾有过两项最重大的革新举措：一是在1439年宣布，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收税，而按照以前的规定，新税必须事先在三级会议上审议通过才能征收；二是1440年国家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巴黎大学认为这两项协议践踏了它的自由权力。它的受教皇制度庇护的特殊身份被慢慢削弱，逐渐成为国家政体的一种机构。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越来越突显出来。1437年，国家中止了学校的赋税豁免权；1470年，路易十一强迫所有来自勃艮第领地的学生宣誓效忠王权，结果导致大批学生退学；1475年，学生被国王派上战场；1445年，学生的司法独立权也被中止，历史上他们首次被置于高等法院的权威之下。尽管事实证明当时要恢复大学的思想自由是不可能的，但1452年学校管理条例的一项严厉改革却是在故意伤害罪问题上倒行逆施。1498年至1499年，学校甚至失去了罢课的权利，教师要求获得与教士一样的权益也受到进一步限制。像维庸这样的学生仅仅得到警方的有限宽恕，其终身学生的地位也逐渐与流浪汉没有什么区别了。
大学不再为社会提供学术和教育保障，它不再得到教皇的庇护，国际地位也日渐下降，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兰西王权法律体制的束缚。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印刷出版业脱颖而出，它取代了大学的优越地位，成为学术和研究中心。1470年，索邦神学院的两位学者从德意志吸引来一些印刷工人。从15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人约翰·古登堡及其竞争者就已经成功地使用活字印刷出版作品了。市场对书籍的需求量很大，读者的人数增加了十倍。新的印刷工艺并不局限于学校组织结构内部，它的革命对传媒业的影响不久将显现出来，并将作为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载入16世纪巴黎的史册。
4 巴黎的重生与改革（约1480—1594）
1528年3月15日，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庄严地对巴黎市政委员会宣告：“从今以后，我将在大部分时间里住在巴黎这座美好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鉴于卢浮宫是最合适的住处，特下此令对这座城市进行修缮。”[105]
事情并未像预期的那样顺利，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1546年，即弗朗索瓦一世去世并传位给其子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的前一年，他才将卢浮宫的修缮工作付诸实施。停留在巴黎期间，他有时住在城内圣安托万门附近的老托内尔宫，有时住在城外枫丹白露或圣日耳曼昂莱的寓所，有时住在布洛涅森林里的乡间别墅。从长远来看，他的宣言起到了拉近国王与首都之间关系的作用，使巴黎在中世纪迎来了其黄金时期，同时也宣告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瓦卢瓦王朝在卢瓦尔河周围的统治时代结束了。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曾希望将首都迁往图尔，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和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则只是偶尔光顾巴黎。1496年，在与巴黎市政委员会就用税收支付意大利战争花销一事争执之后，查理八世发誓将永远不再踏上这片土地。弗朗索瓦早期也更乐于住在尚博尔以及卢瓦尔河畔的其他寓所里。
一、卢浮宫
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启动了“大卢浮宫”修缮扩建计划，包括在卢浮宫正门入口处修建玻璃和钢架结构金字塔的方案，其设计者为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不少公众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它亵渎了这座历史遗址。然而，倘若说卢浮宫是西方文明亘古不变的象征，那么事实上这座宫殿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犹如一块软蜡任人揉捏，法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权威人士都试图以各种方法将他们的影响和个性魅力在卢浮宫展现出来。卢浮宫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它的表现形式比想象的要丰富多彩。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卢浮宫多变的特点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它的名字“Louvre”即是“l'oeuvre”（作品或建筑地）的讹误，表明这座宫殿将总是处于改造过程中，永不停息。卢浮宫的名字还有其他一些诠释。当然，有些是凭空臆造的，其中包括：凯尔特语“levrez”意为“麻风病院”，暗示着（未经证实的）麻风病院的存在；拉丁语“rubrum”（红色，讹传为lubrum），让人联想到附近瓦窖生产的瓦片的颜色；拉丁语“luparia”，意为“狼出没的地方”；法兰克语“lure”，意为“密切注意”；盎格鲁—撒克逊语“leouar”，意为“城堡”。
也许最后两种含义与腓力·奥古斯都塑造的卢浮宫的形象最为合拍：城市防御体系中一座宏伟的塔楼。从塔楼可以瞭望到远处进犯的敌人。远远望去，自然产生敬畏之感。14世纪中期，查理五世建造新城墙之后，卢浮宫的防御功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20世纪末的考古发掘再现了这座中世纪城堡的宏大规模，查理五世城堡的遗迹可以在卢浮宫下面的购物中心看到。
在百年战争中，法国国王都不在卢浮宫居住，它成了武器仓库和监狱。尽管如此，老卢浮宫仍然拥有传奇式的声誉。17世纪古文物学家亨利·索瓦尔认为：“世界历史上没有哪座塔楼被如此传诵。”16世纪20年代后期弗朗索瓦一世继承王位后，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他下令拆毁了这座宫殿，在原来城堡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了一座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王家荣誉的明证，有许多重大国家庆典在此举行。但是，这座官方建筑长期处在一种未完工状态。16世纪70年代，威尼斯大使馆秘书记载道：“如果这座宫殿被修建完工，它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之一。”卢浮宫的未完成促使凯瑟琳·德·美第奇下令在宫殿西侧建造了杜伊勒里宫，它要朴素得多，但也不失美丽和壮观。凯瑟琳和继任的亨利四世建造了一个大长廊，将两座宫殿沿河岸连接起来，从那时起，两座宫殿即确立了分工：杜伊勒里宫为执政国王的寝宫，卢浮宫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君主能够忍受，或者说被其反对者容许长时间住在杜伊勒里宫。
卢浮宫象征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被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尤其是路易十四推至极致。16世纪40年代，在科尔贝的指导下，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和雕刻家让·古戎将王宫的一面扩建成一个正方形庭院。科尔贝巧舌如簧，说服当时著名的意大利巴洛克派大师洛伦佐·贝尼尼来巴黎负责宫殿东面的设计工作。但由于意见分歧，贝尼尼不久隐退，由克洛德·佩罗领导的反对派为长廊设计了更具古典风格的建筑方案。
佩罗负责修造的长廊富丽堂皇，是卢浮宫的门面。路易十四迁往凡尔赛宫的决定使得卢浮宫经费紧张，致使佩罗的修缮计划未能如期完成。亨利四世曾允许艺术家和工匠住在宫内，科尔贝领导的王家学者也被安置在这里。但宫殿此时遭到冷落，因此成群的边缘人物也在此定居下来，正方形庭院里到处都是他们搭建的简易小屋。
1806年拿破仑将这些人赶出卢浮宫，将它修缮一新，使它更具政府官邸的外表特征。正是拿破仑三世将卢浮宫的修缮作为自己城市现代化项目中的一部分，才使得卢浮宫以现在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在正方形庭院的西侧，他修建了另一个庭院——骑兵竞技场庭院，并将连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之间的区域打开做公共露天广场。这就必须拆除从一开始就存在、隔开两座宫殿、肮脏且臭名昭著的出租房街区。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引火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却造成意外效果，使得卢浮宫西面直接通向杜伊勒里花园，通向香榭丽舍大街。正是第三共和国不再重建杜伊勒里宫的决定为卢浮宫创造了最伟大的政治前景。
如果说卢浮宫呈现给世人的是在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粗略的军事政权的象征，是从文艺复兴到第二帝国时期王家庆祝活动的中心，那么它日益形成的另一声望则是：其收藏品和建筑本身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文化殿堂。1737年巴黎艺术展在此举行，1793年第一共和国通过在此成立共和国博物馆奠定了它的未来，现今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馆之一。悬挂在卢浮宫宫墙上的艺术珍品同巴黎城一样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的“大卢浮宫”计划是他总统任期中“伟大工程”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一计划启发了国民对卢浮宫历史传统的回忆。各展览大厅经过彻底修缮变得更加适合观赏，将北侧财政部办公室迁往他处使展品的陈列空间更大。华人设计师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可以将卢浮宫的外部反射出来，这愈发加强了人们对周围历史建筑的印象。然而，“伟大工程”设计委员会却另有打算。他们要使密特朗总统如同腓力·奥古斯都一样在法国历史上一流的“记忆之场”中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嗅觉和眼光。
1528年宣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国王写给巴黎的一封感谢信。尽管查理八世不悦，但巴黎已经而且仍将继续为瓦卢瓦战争提供重要的经济资助——该战争发生在1494年至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尽管这些战事的战场远在意大利半岛，却使法兰西成为统治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族的敌人。中世纪使双方获益匪浅的王权——首都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动摇之后终于恢复正常，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仍不时会有碰撞。
在这段重来的蜜月里，国王定期与城市元老聚会，商议国家大事。1522年，巴黎市政府贷款计划作为国家贷款体系开始实施，[106]目的是利用巴黎城市信贷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1525年，当弗朗索瓦在帕维亚战役中惨败并先后被囚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时，巴黎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526年，当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要求用他的儿子交换弗朗索瓦的时候，巴黎表现出它的慷慨大方。因此，1528年宣言加强了王权与首都之间日益发展的契约关系。
西岱岛上天主教联盟的游行，弗朗索瓦·比内尔绘
国王与巴黎城市之间的这种新的契约关系有两个象征物：一座新王宫和一座新市政厅。旧有的卢浮宫巨大防御主塔被拆毁，建筑师皮耶尔·莱斯科负责重建工作。他建成的卢浮宫西南角后来被修成正方形庭院。老卢浮宫主门对着塞纳河，现在被移至东面，使王宫直接面向城市。卢浮宫的周围形成王宫建筑群。弗朗索瓦买下附近的纳维尔宫送给他母亲萨伏伊的路易丝。16世纪60年代，亨利二世的遗孀凯瑟琳·德·美第奇接手了宫殿及其周围的建筑物，她责成建筑师菲利贝尔·德·奥姆为她建造一座新宫殿——杜伊勒里宫，后来其花园因幽深的曲径和人工洞室而世界闻名。16世纪70年代，她迁居另一座豪华住处，即靠近巴黎中央市场的苏瓦松宫。该宫殿位于现在的巴黎第一区，其遗址上建立的天文塔就在商业交易市场附近。
在王宫发展历程中体现的古典建筑风格，例如，莱斯科责成让·克卢埃为卢浮宫的正面提供的精妙绝伦的雕像，也反映在弗朗索瓦1529年责令修建的市政厅上。从埃蒂安·马塞尔时代起，市政府就在沙滩广场（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市政厅广场）上的所谓“柱厅”办公，那座新建筑就在广场对面，即现今政府大厦（市政厅）的位置（后者是原大厦的复制品，1871年原大厦遭巴黎公社社员焚毁之后重建）。市政厅于1532年开始动工，持续几十年才得以完成。它由意大利建筑师博卡多尔设计，古科林斯式的大柱子和壁龛雕塑使它拥有极强的意大利建筑风格，并与法兰西传统的斜屋顶形成鲜明的对比。
卢浮宫和市政厅金碧辉煌，符合弗朗索瓦对文艺复兴时代王朝的理解。像当时欧洲其他统治者一样，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们越来越追求外在的东西装点自己的声望，如仪式、建筑物和王室活动等。如同其他统治者一样，他们希望通过发现古迹为其文化活动提供依据。从14世纪开始，人文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自由运动的主导思想，即从古典时代寻求最真实的主题思想，并以此作为追求知识的路径，很快席卷整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但是法国经历了一个错误的开端。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纳瓦拉学院和王家档案馆是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追求一种更为个性化的观念，即所谓的“现代笃信”。但是，从15世纪40年代开始的百年战争使这方面的发展成为泡影，只是到了15世纪末，巴黎的知识分子才再次投身到更广泛的欧洲文化运动中来。从1494年起，意大利半岛的军事行动使王朝及其政治英才有机会直接接触到文艺复兴文化及其赖以存在的古典文明。
触发欧洲甚至法兰西人文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印刷业的发展。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德意志印刷出版的书籍在巴黎即可买到，1470年正是因为新印刷技术可以让世人读到更多的古典文献，才使索邦神学院的两位学者下决心邀请德意志工人到巴黎创办全国第一家印刷中心。15世纪80年代，巴黎在书籍出版方面排名全欧洲第七位。1500年，排名仅次于威尼斯。在整个16世纪，巴黎是全欧洲最多产的印刷中心，印刷出版约25000种书目，而威尼斯只有15000种。16世纪早期，巴黎拥有102家印刷厂，大部分坐落在左岸，特别是圣雅克街一带，在那条街道的80座房屋中曾经发现有160家印刷店。起初，宗教书籍是出版物的主要内容，范围从托马斯·阿康皮斯的《基督再现》等典型的现代笃信宗教作品、有关彼岸世界的手册到重要的神学著作等无所不有。但不久，更多种类的书籍即被出版发行。15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主要书籍包括古典作品、亚瑟王和他的圆桌武士们的传奇故事、维庸的诗歌、伦理道德方面的书籍、王家庆祝活动介绍，甚至还有查理八世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战况报道等。到16世纪30年代，城市地图开始出现，对于宣传巴黎自身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代的景仰与国王以一种合作的新精神对巴黎城市再认识的愿望和谐一致。弗朗索瓦一世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对意大利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邀请莱昂纳多·达·芬奇和著名金匠本维努托·切利尼为他工作）。目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的城区建设，他下决心要将巴黎改造成一座新罗马——事实上比罗马还要更胜一筹，灵感出自对城市历史的兴趣，突出它的特洛伊城起源。一些作家甚至宣称巴黎可以追溯到大洪水以前诺亚的儿子雅弗的时代。1532年吉勒·科罗泽对历史渊源的追寻似乎要更可信一些：巴黎创建于大洪水之后的一千年左右——比特洛伊城年长70岁，比所谓“永恒之城罗马”还要年长498岁。[107]这些富于幻想的家谱更多的是政界人士而非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瓦卢瓦王朝对城市建设新思想贡献的一个早期文化标志是建起了一座桥梁以代替圣母桥，因为圣母桥在1499年遭暴风雨袭击而坍塌。新桥建于1504年至1512年间，石头结构，由意大利人弗拉·乔康多设计。像其他巴黎市内的桥梁一样，桥上建有房屋，但不同的是建在上面的68间房屋为同一造型，完全对称，有生活区、商店和拱廊。桥的两端各有一个对称的巨大石拱，更具古典色彩。因为当时人们追求一种开阔视野的时尚，所以该桥的视觉空间受到赞赏。西岱岛上的犹太人街（现今的西岱街）被加宽取直。1530年，老圣马丁街上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假门”被拆除。城市在美好、有益、建设和装饰等方面的这些追求使从左岸圣塞味利教堂到查理五世城墙圣马丁门之间形成了一道笔直的风景线，这种变化极富感染力。1533年，政府下令拆除右岸所有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大门，目的是使街道更加笔直，更加畅通。[108]
将巴黎对外开放，目的是更好地展示王家权威。尤其从14世纪开始，国王在入城时通常举行正规仪式，这已经成为惯例。最重要的是在入城仪式之后还要举行加冕仪式，此时全城人都要向国王致敬，同时国王要宣布对城市特权的认可。入城仪式中还有一些其他庆祝活动。活动当天会有外国人参加，有专门的出版物介绍游行的顺序、参加者和走过的各个纪念性建筑等。从15世纪晚期开始，人们将入城仪式称为凯旋仪式，这种称呼反映出当时日益增强的国王意识和古罗马精神，国王入城时需要经过的凯旋门建筑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变化趋势。从1531年开始，游行路线被更改，意欲让国王的浩荡队伍通过拥有富丽石拱的圣母桥。桥上房屋的上层窗户均租给市议员，可以在游行当天当作他们和客人的大看台。
罗马思想影响着庆祝活动的内容。游行的沿途曾上演耶稣受难复活剧，从1549年起，巴黎高等法院宣布禁止上演这种剧，将其称为“愚蠢而无意义的仪式”，[109]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神话色彩、更含有讽喻意义的活人造型或戏剧表演。尽管入城仪式内容具有讽喻色彩，但这些意义深远的仪式在巴黎城市历史上的重要性，即使巴黎最有学问的人也难以理解。例如，如果看到五匹身上带有“和平、友爱、理智、快乐、安全”字样的马走过的时候，人们就会联系到巴黎，因为五个词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即为“Paris”。但在路易十一的入城仪式上，没有人能够弄清楚游行队伍中三位上身赤裸的妇女寓意何在。一名困惑的观众评论说，她们“胸脯挺拔，皮肤白皙，身体健硕（而且赏心悦目）”，[110]也许这本身就是寓意。
16世纪早期的市容改善工作超越了城墙、城门和桥梁的范围。左、右岸的码头得到了修复、加高，以减少洪灾的风险。从16世纪20年代末开始，巴黎的主要道路都铺上了路面。供水系统得到格外关注。到1500年，全城拥有17座公共喷泉，之后又添加了一些，并将它们装饰一新，后建起的喷泉中最有名的是无辜者墓地附近的无辜者喷泉，这座喷泉位于1549年亨利二世入城仪式的途中，用让·古戎雕刻的女神塑像进行了装饰。城市规划中看似平常实则重要的方面是使房屋正面整齐划一，并拆除城市主要道路上的障碍物。1554年和1560年的市政法令禁止房屋屋檐伸出来，目的是增加街道日光照射。不断有指令要求各家各户夜晚将蜡烛靠近窗户安放，以增加街道夜晚的光亮，减少危险。1506年，开始征收所谓的“泥税”，用于清洁街道和垃圾处理等。
国王在市容改善、城市住房发展和新居民区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通过“地皮分割”的方式实现的，即将土地分成小块区域，并使新建的房屋都面向街道。依据1516年和1543年的法令，15世纪晚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老圣波尔公馆的残余部分以及城市其他王家属地都被拿到房地产市场上出售。1559年，亨利二世在一次比武中离奇死亡，他的遗孀在16世纪60年代打算将托内尔公馆也处理掉。如果说这些被出卖的房地产的价格很低，那主要是因为城东区的住房供应由于早期的“地皮分割”已趋饱和，也因为这一区域空气污浊，城市排水沟就在附近。16世纪40年代，圣凯瑟琳修道院决定出售本修道院拥有的大片土地以筹集资金，这使原有的商品菜园用地转变为主要的住房用地，居民主要是受王宫迁移吸引而搬入巴黎的富裕户。这种用地转变很快即告完成。吉勒·科罗泽1550年说道，“长条菜园已让位给住宅建筑”，到了1561年这块地段上“皆是宽阔笔直的街道和豪华住宅”，[111]成为现今马莱的中心地带。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些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在此处拔地而起，其中包括利格奈里公馆（即塞维涅公馆，现在的卡纳瓦雷博物馆）、拉莫瓦农公馆（即现在的巴黎历史图书馆），以及多农公馆（即现在的寇尼亚克伊博物馆）。1561年，老圣殿街上的原炮台堡垒用地经分段改造后也吸引了许多富商来此建造住宅。[112]
国王修缮卢浮宫的举措表明周围的街区和通向巴黎中央市场的地段也已经开始对富裕的建设商产生吸引力。弗朗索瓦一世和无畏者约翰分别弃之不用的旧佛兰德公馆，即现在的勃艮第公馆和阿图瓦公馆，均为房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113]16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亲自监督了巴黎中央市场的重建工程，简化并改进了街道系统，以吸引更多的住户来此居住。当地社区圣厄斯塔什教堂（亦被称为“巴黎中央市场大教堂”）从1532年开始被大规模改造。
大量的扩建、改造工程集中在城墙外的郊区进行。1471年，路易十一在巴士底狱以外的圣安托万区定居下来，田野圣安托万女修道院的保护使木器和家具工厂的生意兴隆起来。他们既可以免受城区法令的限制，又可以受益于木材码头和仓库。其他郊区也迅速发展起来。城市西部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存在推动了圣奥诺雷街的发展：圣罗克教堂的建起证实了附近街区的生命力。[114]圣德尼城门外一个旧垃圾场上盖起了住房，扩大成为一个地区，被称为格拉瓦新城地区。1563年，这个区域内建起了圣母领报教堂（现在属于第二区）。[115]
国王的影响在左岸地区相对小一些，西面现在属于巴黎第六区的内斯勒塔楼和圣安德烈艺术馆街附近塞纳河一带的市容小有改善，东面从第五区的托内尔码头到圣维克多街的贝尔纳丹学院的地产被分割售出。由于发展已经超越原来的防御城墙，这个地段形成长条状，仅在城内发展已不可能。轮渡渡口的开通使得建筑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石材可以从沃吉拉尔运来，这样一来，远离城市中心、现在巴黎第七区的新轮渡街周围的地区也得到较快发展。1539年，关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比西门重新开通，西面又建起一座新门，即内斯勒门，缓解了城市交通，同时还吸引了富裕名流和政府官员来此定居或避暑。每年春季举行的圣日耳曼集市深受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喜爱，也极大地增强了该地区的活力，1511年这里成为固定的商业区后更是如此。在郊区圣雅克区以东，特别是穆夫塔街附近，也有不少分割地段。到16世纪早期，从穆夫塔街以外到郊区的圣维克多区以及现今的植物园的区域内形成了名为圣勒内新城的地区。
王宫建在巴黎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城里对奢侈品的需求量才大幅增长。从中世纪开始，出于社会和经济原因，国王实行了节俭立法，力求限制个人奢侈品的消费。在此后的岁月中，节俭立法又数次实施，如1517年、1547年、1549年和1567年。尽管如此，巴黎人仍不时将这些法律抛之脑后，沉湎于享乐之中。巴黎不再是布匹生产中心：城里的布商更倾向于从布尔日、博韦和诺曼底进口布匹，再染色和印花。布匹生意异常兴隆，因为旧时一人只拥有一件长袍的习惯已被上流社会对服饰的变化、剪裁、颜色的时尚追求所取代。印染工、缝纫女工、刺绣工、裁缝甚至二手服装贸易应运而生，出现十几家专门经营制帽用的羽毛的店铺，其数量完全可以与卖羽毛笔的店铺相媲美。[116]海狸河的水质因适合于印染而远近闻名，郊区的圣马塞尔区的印染贸易又分化出制毯业，王朝因戈布兰挂毯声名远扬，从弗朗索瓦一世在枫丹白露创办了一家挂毯工场，亨利二世在圣德尼街的圣三一会济贫院旁建起另一家挂毯工场就可见一斑。
二、海狸河
巴黎的历史与塞纳河的历史紧密相连，使得其他水道的作用根本不被人提及：巴黎盆地内的河流纵横交错，如乌尔克运河、圣德尼运河和圣马丁运河，它们将巴黎市区与周边一大片地区连接起来，19世纪巴黎工业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这些运河的存在。在巴黎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河流中，有一条叫作海狸河，其名字源于河里有许多海狸，那些海狸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生活在该水域。应该说，海狸河一直是巴黎拥有的河流中最不起眼的河，事实上到了20世纪后半期，海狸河已经变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河床已经被铺成路面，有些地段则成为洪水暴发时的水道。
海狸河的源头在凡尔赛地区，从城南穿过今天夏勒蒂体育场附近的环城路进入城区，然后从鹌鹑岗一直向北延伸，穿过布朗基大道，沿着克鲁尔巴布街的边缘向前流淌。确实，勒内加尔公园的杨树因海狸河地下水的浇灌而生长得翠绿、茂盛。穿过现在属于巴黎第五区穆夫塔街上的特里普（三层）大桥，这条河原本在如今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处流入塞纳河，不过在1148年，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修士将河流改道，使它流过他们的菜园，并为他们的磨坊提供了动力，这次改道使海狸河在进入塞纳河之前穿过圣母院部分区域，沿着现今的海狸河街流淌。查理五世城墙建成后，这条河的水道进一步改变。
除圣维克多修道院修士外，其他人也注意到海狸河水的工业用途。15世纪起，圣马塞尔区的印染、制革以及淀粉工人开始使用海狸河水。住在那里的屠户也向河里倾倒垃圾。正因如此，那里的河水才变得臭味难闻。但是，河水的污染并没有影响有人在附近建立啤酒厂。对于河水臭气熏天的原因，拉伯雷发明了一种解释。他说，那一定有数千条狗在向河里撒尿。17世纪诗人小克洛德有过类似的评价，他说海狸河的“河水更像泥浆、黑炭或墨水”，海狸河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猪的便盆。
然而，在15世纪，正是清澈的河水吸引佛兰德印染工人来此定居。这是一种依赖于河水的职业。1666年，当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从印染工让·戈布兰同行的承袭者手中买下印染工场，并创办了戈布兰王家制造场时，这一点得到进一步证实。戈布兰王家制造场始终专门生产戈布兰双面挂毯，同时还生产地毯和家具。因此，在过去的数世纪中，海狸河成为塞纳河左岸就业的主要和持续来源。1860年，该河河水为城内的一百多家工厂或作坊提供生活用水和动力，包括24家制革厂、21家熟皮工厂、9家皮具店、8家洗衣房、4家印染厂和3家啤酒厂。到马维尔拍摄照片的时候，海狸河看上去完全是一块纯粹的工业场地。
除了下游水域的河水被用于工业用途外，海狸河还因其在巴黎附近乡村地区形成的回水湾而闻名。在现今巴黎第十四区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大道以外的地方，河水分成几道小溪，冬天会结冰，可以为巴黎人提供溜冰场所，因此被称为“冰川地区”，同时形成了可以供应市区的制冰业，这也是那里得到这一名称的原因之一。上游会聚集众多洗衣妇，她们将巴黎洗衣店的衣服搓洗干净并晾晒出去。18世纪晚期，卢梭常在此处采集野生植物，葡萄收获期刚过，他回忆道：“农民们在做冬天的农活之前不会回到田野上来，此时这里明媚而又葱绿，尽管不那么生机勃勃，甚至可以说是死气沉沉，但农村仍然给人以一种超脱的感觉。”浪漫主义作家塞南库尔也作过类似的评价：“那是一个林荫最多、最感惬意、最说得过去的地方，虽然不能用‘漂亮’二字来形容，但是相当美好，到处郁郁葱葱，鸟语花香。”19世纪后期，唯美主义者于斯曼也称赞说：“海狸河是一条非同寻常的河流，那里是巴黎各种垃圾的出口，是巴黎人日常生活中所能到达的最后一块世外桃源。”
但是，巴黎市区快速发展的结果不仅使那里的田园风光渐渐黯淡，也使海狸河最后隐退。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巴黎人付出艰辛的努力以疏通河道，降低污染程度。尽管这些治理工作有所中断，但是到了1910年，整个河道都已经在石头和水泥路面下方了，一些工厂仍然可以继续抽取和利用河水，但是海狸河已经不得复存在。
19世纪海狸河畔的制革厂，夏尔·马维尔摄
王室希望通过炫耀来展示自己的财富，而巴黎奢侈品行业恰好可以满足国王的这种需求。巴黎的金匠早就远近闻名：1506年纯正标记的引入促使巴黎师傅设计了王朝自己的徽章——鸢尾花饰。据估计，16世纪晚期的金匠多达300人左右，而早期金匠的人数有可能比这还要多。[117]对宝石、象牙、琉璃、装饰金属和钟表制造工匠的需求量也很大。两百多个网球场的存在证明了休闲行业的兴隆。
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巴黎作为欧洲最大城市的地位，这与国王将王宫迁回巴黎有直接关系。到15世纪晚期，巴黎人口重新达到黑死病暴发前的水平。1560年，巴黎人口激增到从未有过的程度——约3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50名法国人中就有一名巴黎人。
瓦卢瓦王朝积极促进了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不过后任统治者们发现，想置这些丰富的发展变化于一座古典文艺复兴城市的框架下，并处理好城市动态中接踵发生的社会问题，难度很大。1548年，亨利二世禁止在郊区建新房，这表明他对城市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的关注。尽管此法令一经颁布即被推翻，但它说明了郊区大幅扩展引发的一些忧虑，郊区需要得到保护，但是代价很大。16世纪上半叶，由于在1512年和1523年连续两次败给英格兰人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城市经历了几次军事入侵。1536年，查理五世皇帝来到圣康坦和佩隆恩，1544年到达蒂耶里堡，1552年到达梅斯。城市防御体系逐渐显现出匮乏状况，集中体现在右岸防御城墙的问题上。因为尽管左岸的迅速发展使南部防御系统异常脆弱，但人们通常认为北部和东部边界才是外敌侵入的可能途径。右岸的扩建规模也很大。16世纪30年代开始，巴黎不断遭遇外敌入侵的危险，因此1512年、1523年和16世纪20年代中期进行的防御城墙加固工作显得愈发紧迫。16世纪60年代早期，巴黎开始挖掘一系列护城河，将左岸的郊区围在城内，同时右岸仍在尝试继续扩建，意欲将杜伊勒里宫囊括其中。
除了安全考虑使王朝创建更为开放的文艺复兴城市的理念遭到挫败之外，1548年的郊区建设法也令人忧虑。在巴黎各个郊区内，贸易法规不很严格，许多人跑到郊区去从事生产活动，因此抑制了巴黎城区内工匠的发展。郊区过多的人口会给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带来额外负担，而郊区居民要缴纳的税还比城里人少。此外，郊区是刑事犯、不遵纪守法的人、病人出没的地方。城区的治安状况也令人担忧。1518年，一伙罪犯烧毁了巴黎中央市场的断头台并杀死了行刑官。1534年，另一犯罪团伙从卢浮宫盗走了王座。
尽管巴黎给人一种追求奢华的印象，但一系列经济发展进程既造就了受益者，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受害者。在16世纪，多半行业实际工资水平下降，部分原因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和快速增加的工人数量。王家军队的复员军人和开小差的士兵对社会构成极大威胁，他们无法融入工人行列中去。各种社会状况有利于犯罪现象的滋生。16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政府下大力气培训首都的警察队伍，以使他们能够履行更广泛的职责。
文艺复兴式的开放城市的计划引发了比王朝预料到的更多的治安问题。乞丐、流浪汉和其他不受社会欢迎的人越来越被政府当作引发骚动、造成污染、传播疾病和犯罪的群体来看待。1496年查理八世下令将流氓、骗子和无赖统统用远洋大船送走。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对这类人的驱逐行为愈演愈烈。对乞丐和流浪汉的这种强硬态度也被用来对待妓女。1518年，西岱岛上的格拉蒂尼街区的古老妓院被关闭。1561年，国王下诏宣布全法兰西境内的妓院经营均为非法。在巴黎，由于天主教视出入妓院者为行为不端，城里的妓院行当早已经萎缩了。
有一段时间，巴黎逐渐开始关注慈善事业，这方面以前主要是教会的事。1505年，政府委派专人负责原来由教会掌管的主宫医院。16世纪30年代，政府颁布了许多涉及公共救助方面的法令，将救济穷人视为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孤儿和弃婴是政府关注的另一群体。1535年，主宫医院开始提供一项名为“红色婴孩”的特殊服务项目；1541年，圣灵医院也开始实施这项计划；到1545年，名为“蓝色婴孩”的服务项目在圣德尼路上的圣三一会济贫院开展。1544年，政府组建了贫民局，开始征收贫困税，救济只发给那些值得救济的人；对身体强健的失业人员则安排他们工作，参与政府公共建设项目；对那些不在救济范围内的穷人，不问缘由，悉数给予严厉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