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边缘人员带来的压力问题的关心与控制疾病传播的考虑直接相关。腺鼠疫仍噩梦般地接连发生，社会各界一致努力试图控制这种疾病，尽管还不清楚是否能减少该病对人口数量的影响。1496年至1497年，城外的居民区开始对患病者执行隔离，1506年，这种做法扩展到一种新的传染病——梅毒。1519年开始对鼠疫病人尝试这种新的控制和治疗方法。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以外区域专门用作隔离区。1531年至1533年，巴黎市政委员会采取大量措施，并与国王和医疗机构进行协调，以做好疫病防治工作。为减少市民与危险群体的接触，政府下令关闭公共浴池、妓院和戏院，并将乞丐、流浪汉驱逐到城外（他们可能将疾病带去了其他地方，但那就是其他地方的问题了）。
打击犯罪、控制疾病、救助穷人，旨在追求重塑城市空间和重建古典模式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持久性效果，即使临时效果也不显著。最重要的是，在16世纪上半期，政府为显示自己王权和声望的文艺复兴光环黯然失色，王朝投入意大利战争上的时间和金钱过多，使美化市区的投入相对较少。另一个同样未尽如人意的表现是，弗朗索瓦一世最后并未死在巴黎而是死在朗布依埃，亨利二世弥留之时确实身在巴黎，但是在老托内尔公馆，而非装饰一新的卢浮宫。
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面对人口增长的失控局面，社会控制显得极为无力，乌托邦式的城市复兴理想因遭遇未曾预见的社会和人口发展问题而告幻灭。国王的追求似乎远远超越同时代普通人的品位：由国王发起的意大利式文艺复兴运动在建筑上的见证物，包括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圣厄斯塔什教堂和圣埃蒂安教堂等高度精美华丽的哥特式教堂，至今看上去仍金碧辉煌，堪称人间珍品。[118]然而巴黎的总体风貌并无多大改变，仍以中世纪特色为主，就好像在一块中世纪的地毯上镶上了一些文艺复兴的珠宝一样。
1576年的巴黎地图
如果说巴黎在当时仍具有不凡的国际影响的话，那是因为它的城市规模而非建筑上的特色或者文化上的再生。到16世纪60年代，巴黎人口达到30万，在法兰西众多的城市中，甚至在整个欧洲都名列前茅。祖上流传下来的传统力量胜过新文化冲击的影响，如同亨利二世所说的那样，“巴黎仍然是一座污泥遍地、臭气熏天的城市”。[119]王宫迁至更为开阔的城西，其原因之一就是圣波尔和托内尔公馆里的露天排水沟，即沿着今天巴黎第四区的蒂雷纳街而流淌的“大阴沟”严重污染，即使鱼游到沟里也会迅即死亡。[120]1556年，西班牙贵族加斯帕·德·维加路过巴黎时曾经专程去游览卢浮宫。他写信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说：“在那样一座偌大的城市中，该宫殿显得并不突出，我根本没有见到任何值得称赞的建筑，城市本身除规模外并无任何可取之处！”[121]
不过，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正是城市的规模和社会活力使巴黎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时，王朝在城市规划、文化复兴方面的雄图大志让位于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1559年，亨利二世英年早逝，从此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动荡。亨利十五岁的儿子弗朗索瓦二世只做了一年国王（1559—1560年在位），而他的弟弟查理五世（1560—1574年在位）继位后不久即患上周期发作的疾病。他们在位时一直受到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摄政王太后的控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凯瑟琳的第三个儿子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亨利三世死后无子嗣，依据王位继承法，王位毫无争议地应传给旁系波旁家族的亨利，即当时的纳瓦拉国王。但纳瓦拉的亨利是新教徒，这就给后来的法国王位继承问题留下悬念。伴随着1517年德意志发生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法兰西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争端也愈演愈烈。1560年以后，宗教的分裂与王朝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对法兰西的稳定、巴黎的声誉和繁荣构成致命打击。
新教改革的影响很快席卷整个法兰西，巴黎尤为如此。随着路德与天主教当局之间冲突的升级，他对教会的批判也愈发严厉。必须承认，路德精神与当时法国人文主义者传扬的人文思潮和谐一致，路德追求的“因信称义”思想正是人文主义者倡导的现代笃信理念。人文主义学者对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文献的研究早已集中在古籍圣典和宗教著作的方向上来，这些发展促进了新思想运动，并与改革教会的呼声息息相关。例如，在1484年法国的三级会议上，法国教会遭到严厉指责，会议代表敦促教会实施宗教改革。
要求教会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已经引起法国宗教界的注意。例如，1503年至1519年的巴黎主教埃蒂安·蓬歇曾积极推行修道院改革，整治教士中的犯罪现象，他甚至付出巨大努力避免索邦神学院公开谴责伊拉斯谟和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很接近路德的主张。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学生纪尧姆·布里松内是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院长，1516年当选为莫城主教，上任伊始即开始实行改革。尽管当时索邦神学院并未在改革浪潮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其他一些学院接受了路德新思想，并成为西欧新教思想的温床。值得一提的是纳瓦拉学院和蒙泰居学院。例如，在蒙泰居学院，由佛兰德神父让·斯坦东克创立的严格修身法曾使年轻的伊拉斯谟相信：大学老师和上帝一样值得敬畏。一名到过该学院的荷兰游客这样写道：“学院与其说是一座学府，不如说是一座监狱。”[122]在枢机主教勒穆瓦纳学院，德意志学生是路德的衷心追随者，当时他的著作的印刷本已广为传阅。是古登堡产下了至关重要的一枚“改革思想之蛋”，马丁·路德只需要将它孵出来就可以了。
1534年，巴黎发生了所谓的“布告事件”，抨击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印刷品贴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市民对宗教信仰之争就是通过那些印刷品有了广泛的了解的。但是宗教冲突早就如火如荼了。早在1521年，索邦神学院就已经发起攻击，斥责路德和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一些基督教人文主义作品。两年后，一名路德派教士被烧死在巴黎的火刑柱上（一同烧掉的还有路德的大量书籍）。16世纪20年代，先后又有几人因此被处死。1528年，西西里国王街路边的圣母玛利亚雕像遭人亵渎，引发天主教徒的强烈抗议，他们参加了由弗朗索瓦一世亲自组织的游行活动，后者“不戴冠冕，手持火把”。[123]
16世纪20至30年代，尽管双方有过激烈甚至有时是血腥的较量，天主教徒却并未大获全胜。弗朗索瓦一世的文化观使其对基督教人文主义持某种容忍态度。1517年他创办了国王学院，即现今的法兰西学院，后来又赐给该校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甚至一些东方语言教授席位。国王的妹妹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和人文主义事业的支持者，与布里松内领导下的莫城人文主义者有密切联系。她曾保护过勒费弗尔·德·戴塔普勒的一名学生路易·德贝尔甘（暂时地，因为他在1527年被处死），后者曾将路德的作品译成法文。1527年，玛格丽特与纳瓦拉国王亨利·阿尔贝成婚，但仍继续住在巴黎。1533年，她委派自己的忏悔神父热拉尔·鲁塞尔主持一次被认为是宣扬新教思想的大斋节布道。同年，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以及一位来自努瓦永的名叫让·加尔文的年轻律师共同撰写了一份具有新教思想的形象演说词：“他们（指天主教徒）只得跳过屋顶来逃避巴黎新教徒的大型聚会。”后来两个人逃往日内瓦，那里成为法国新教教会的精神家园。
布告事件使天平向天主教一方倾斜，1528年发生的圣像破坏运动激起了天主教徒的行动。据说，竟然有一封恐吓布告贴在了通向国王卧室的门上，这令国王暴怒不已，他下令追捕新教嫌疑犯。国王弗朗索瓦宣布，那些信仰异教的人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他也会将他们送上火刑柱。1535年，他组织了一次忏悔游行。当六名涉嫌参与布告事件的巴黎人被处决的时候，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反路德派”的大网越张越大。曾由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资助出书的安托万·奥热罗于1534年1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535年1月，第一个印刷布告的人被处死，接着是女教师玛丽·拉卡泰勒，原因是她用法语向她的学生宣讲《圣经》福音，并在星期五吃肉。从1544年起，索邦神学院列出一份禁书清单。1538年被封为王家印刷商的罗贝尔·埃蒂安在1551年以宗教避难者的身份逃往日内瓦。如果说弗朗索瓦一世在1547年去世前越来越不能宽恕新教徒的话，那么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则表现得对新教徒坚决不能容忍。1547年他在卢浮宫设立了一间火刑房，在三年的时间里先后举行了500次审判，被处以火刑的人达38名。
更为严重的是，路德派越来越走向加尔文主义。以日内瓦为根据地的法学家让·加尔文于1536年发表了他著名的《基督教制度》，论述了改进路德教义并建立在信徒基本社区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教会组织机构。16世纪50年代，巴黎有四个加尔文秘密教会，用一位追随者的话讲，他们寻求在敌人内部工作，“就像使徒传布福音时代的教会一样”。[124]从1560年开始，像加尔文信徒所称的那样，“胡格诺派”的改宗劝说工作很是奏效，尤其是在大学生、印刷业人员和宫廷管理人员（包括巴黎高等法院）之中。法国的加尔文信教徒自称为“胡格诺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神秘的。当局禁止胡格诺派教徒当众布道，不过他们的宣讲一直在秘密进行，在左岸牧师草地的小酒店里、防范较松的穆夫塔街上、圣梅达尔这样的郊区地带、波宾科特的农舍里等。皈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1559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全国宗教会议聚集了来自72所教堂的代表参会，到1561年全国共有教区1200个，信徒人数至少达100万。
胡格诺派教徒的勇敢行为得到了16世纪50年代皈依新教的社会和政界精英的支持。1558年对圣雅克街胡格诺派教徒的聚集场合的突袭暴露了与会的许多社会名流。来自上层的支持者有纳瓦拉女王胡安娜·达尔布雷（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的女儿），她的丈夫安托万·德·波旁是瓦卢瓦家族的旁系主要代表，他的兄弟孔代亲王以及勇猛的加斯帕尔·德·科利尼，后者是退役老兵及法兰西海军上将。科利尼和孔代，连同天主教首席法官米歇尔·德·洛皮塔尔，是查理九世的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摄政委员会的主要人物。但是，直到1561年底，双方的代表会议也未能找到和解的基础。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局面变得越来越严峻。从1561年开始，圣梅达尔教区发生了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互施暴及焚烧房屋的事件。1562年又发生了一场暴力事件，天主教徒吉斯公爵袭击了香槟的瓦西的一个新教集会，造成数十人的死亡。在这种背景下，国王法律对胡格诺派的一些让步对天主教“公牛”犹如一块红布一样具有刺激性。
事实上，是“瓦西屠杀”事件而非圣梅达尔“暴行”引发了宗教战争。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几十年，巴黎曾先后是人文主义、路德派和加尔文主义运动的核心。但在宗教斗争的过程中，它的核心作用越来越减弱。1562年到1598年间曾有过八次宗教战争，战争间隙是片刻的休战以及徒劳的希冀治愈宗教分裂带来的创伤的努力。这些战争的战场是整个国家，是信念与信念的争斗，是政治王朝与政治王朝的争夺。聚集在比利牛斯山一带的纳瓦拉小王国的波旁家族已经成为胡格诺派事业的拥护者，与此同时，曾在法兰西北部及东部的大片领土活动的强大的吉斯家族仍强硬地坚持天主教事业，只有蒙莫朗西家族（包括科利尼）在两派之间摇摆。想保持宗教派别平衡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则竭力避免国王成为宗教战争的俘虏。她的犹豫立场使两派都不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1563年摄政王太后自誉为“巴黎城市母亲”的行为完全是一个徒劳的政治姿态。由于巴黎现在坚定地站在天主教一边，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很值得怀疑。1572年一起重要事件的发生彻底抹杀了巴黎在胡格诺派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中枢作用。该事件就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它给巴黎市及法兰西宗教史和政治史留下严重的创伤。在过去的十年里，胡格诺派代表了法兰西境内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许多城市，尤其是南部、西南部城市，公开申明支持胡格诺派的事业，一些强权人物，如孔代和科利尼，为该派信徒提供了保护和军事支持。对于王国来说，要解决宗教争端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军事出路，因为很难保证战场上军队士兵的数量，更不用说保证他们的忠诚。凯瑟琳发现，要解决瞬息万变的派别之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1567年的圣德尼战役中，巴黎的义勇军组织有效抗击了胡格诺派教徒的进攻，但是人员损失惨重，加重了巴黎天主教徒的痛苦。为缓和宗教派别斗争，摄政王太后安排查理九世的妹妹瓦卢瓦的玛格丽特与胡安娜的儿子纳瓦拉的亨利结婚，而纳瓦拉的亨利是胡格诺派的领袖。1572年8月，他们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婚礼。
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历史学家一直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到底由谁来负责的问题争执不休。最初，天主教领袖们态度强硬，决意要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的敌人，这些杰出人物中有海军上将科利尼，他似乎在摄政委员会中赢得了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阴谋家们可能认为婚礼庆典上会有众多胡格诺派领导人物到场，也可能因为他们害怕这些人要伺机发动政变，但是事实如何已经不重要了。8月22日密谋暗杀科利尼的计划遭到挫败，但这进一步激发了天主教阴谋家们的野心，当然他们得到了年轻的查理九世（尤其是他母亲）的暗中支持。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这一天，邻近卢浮宫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响起黎明前的第一声钟声，那是对全城胡格诺派教徒展开大屠杀的信号，天主教徒开始有计划地屠杀全城胡格诺派教徒。纳瓦拉的亨利和年轻的孔代亲王被赦免，但是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并确认他们马上会皈依天主教。科利尼被推出窗外，尸体遭到践踏：“一些小孩子将他的头割去，身体被分割成数百块。”[125]
“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行动从星期日持续到星期一。”一名天主教编年史家以一种令人战栗的满不在乎的口气这样告诉世人。[126]暴行似乎已被国王合法化：“把他们全部杀光，国王命令杀死他们。”吉斯就是这样下的命令。[127]曾有一段时间，事态近乎失控，因为天主教平民还乘乱劫掠袭击了许多天主教富人。一名受惊的德意志目击者说道：“不论谁有敌人，只要喊他为胡格诺派教徒，都可以将他碎尸万段。”[128]
塞纳河里尸体成堆，河水已经被染成了红色。一句小曲这样唱道：“不用乘船就可以将巴黎发生的事情告诉新教徒掌握的鲁昂。”[129]半宵禁迟续了几周时间，到8月27日傍晚，遭屠杀的胡格诺派教徒达1500至2000人，以现在的计算数字应当更高。
“圣巴托罗缪日”对于新教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那场大屠杀使他们失去了那么多的政治领袖，加上由巴黎屠杀引发的外省8000到10000名胡格诺派教徒遭残杀的事实，足以构成欧洲宗教改革斗争中最为残暴的屠杀事件。巴黎天主教徒似乎引以为荣：国泰民安了，人民在欢呼“国王万岁！”，就好像这一切都应当受到赞誉。[130]巴黎城内的胡格诺派被彻底消灭了，巴黎已经从两个宗教激烈斗争的战场蜕变成狂热的啦啦队，在为天主教事业尤其是吉斯家族呐喊助威。
1572年以后，宗教战争的战事转入法兰西南部和西部，停战时有发生，因为新国王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认为维持一支赢得双方尊重的军队代价太大。1576年，亨利召集的三级会议上出现了一种希望政局稳定、倡导保持宗教宽容的呼声，但是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都缺乏这种思想准备。有人建议在靠近荷兰“联合省”的南部边境上为胡格诺派教徒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天主教反对派对此不愿做出丝毫让步。而且从1584年起，胡格诺派维持法兰西统一的信念被这一事实所坚定：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公爵去世，这样作为波旁家族成员的纳瓦拉的亨利（他母亲嫁给了波旁的安托万）即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普遍认为亨利三世身有缺陷，尽管已想尽各种办法，但不太可能生下一位继承人来。
1584年以后，政治赌注越来越高，它们也与巴黎直接相关，巴黎不希望国王是一个新教徒，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也极小。一位巴黎高等法院官员对吉斯家族的一名成员说：“巴黎是您礼帽上的第一枝花。如果您失去了它，我们就会失去其他城市的信任。”[131]面对纳瓦拉的亨利可能继位的事实，吉斯家族的杰出人物，“刀疤”吉斯公爵亨利[132]以及他的弟弟马耶纳，与西班牙国王的代表在茹安维尔签署了一份协约，后者许诺一定要保持天主教的永恒存在。“神圣联盟”是一份意欲坚持法兰西国家的统一和贯彻天主教教义的国际条约，对于纳瓦拉的亨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于亨利三世本人都是不小的打击。
三、亨利三世
“噢，忘恩负义的城市！我对你的爱胜过我对妻子的爱！”亨利三世的这段伤心告白并不完全是对巴黎的一种恭维，因为他违心地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了婚，不久即弃她而去，一生中再也没有与她生活在一起，他的情人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有男性，有女性。不过无论我们怎样评价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亨利三世是最爱巴黎的法国君主之一，但是没有得到巴黎对他的爱。他在卢浮宫长大，并对它持有深厚的感情。亨利认真学习过巴黎历史，对它的学术和文化氛围推崇至极，闲暇时喜欢在大街小巷里闲逛，所以他也是一个有贡献的“漫游者”，他在最繁忙的街区欣赏那里的喧闹和社交活动，作为一个痴迷者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例如，每年春天的圣日耳曼大集，他喜欢一种叫作“比尔包开”[133]的游戏，因此发明了一种巴黎人十分喜爱的儿童游戏，叫作“杯球”。他的工作从建筑新桥开始，该大桥是连接巴黎塞纳河左右两岸的重要通道，而该桥的建设则是由其继任者亨利四世来完成的。
亨利认真地承担起文艺复兴君主的作用。他以音乐、宫廷假面舞会、节日和一个迅速夭折了的王家学院来丰富文化生活。但是，得到最大利益的是他偏爱的廷臣和亲信。亨利强调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宫廷娱乐活动切断了他与巴黎人民的联系，他对宫廷礼仪的重视也是如此，他所推崇的礼仪后来成为路易十四时代盛行的宫廷礼仪的雏形。他拒绝说明为什么在他统治时期不实行当时城市礼节中人们喜爱的仪式。他喜欢漂亮的服装、珠宝、耳环、面部美容品以及其他一些进口于意大利的巴黎人民不喜欢的昂贵奢侈品。由于国王特别依赖意大利的金融家，巴黎人民更加对外国人感到厌恶。
巴黎人民责怪亨利对正统信仰不虔诚。他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国王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反改革的统治者。他很可能在圣巴托罗缪惨案中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却把新的宗教虔敬形式实施到巴黎城市中，尤其是效仿意大利米兰的圣嘉禄·鲍荣茂的集体忏悔。他竭力主张法国的教会采取特伦托会议的反改革法令。他有时会突然从一个享乐者变成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更加惹恼巴黎人民。1583年以后，在巴黎这座以漫游者而闻名的城市中，竟然发展到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就不能在街头闲逛的程度。1588年，他逃出了这座暴乱的城市以求生存，正如当时英国的一位叫罗伯特·达林顿的绅士后来所说的那样：“亨利由于逃得仓促，慌忙中只穿了上衣、裤子和一只鞋。”
作为一个充满宗教暴力的社会的统治者，亨利面临着一种十分严重的困难处境：他不仅无法掌控国家政府机构，而且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说，他不适合处理那种16世纪80年代形成的需要细心对待的政治平衡问题。他宣称：“我爱巴黎，我非常爱巴黎。”而巴黎对亨利却抱有相反的情感。早在1589年他死之前，小报联盟掀起的浪潮就破坏了他的名誉，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巴黎。虽然保王的巴黎高等法院以破坏国王名誉的罪名绞死了律师勒布雷东，但是法国民众还是跑去亲吻那摇摆在绞刑架上的尸体的脚。到1589年，巴黎的教士们纷纷要求处死“暴君”，并公开祷告，恳求上帝判处亨利死刑。当亨利真的死后，在他所心爱的首都巴黎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亨利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随意的性行为，最令巴黎人厌烦，也令几代刻板固执的历史学家们震惊。当时，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反常，也被认为是一种邪恶。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亨利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允许自己的对手随意指责自己，他是一个异性服装癖、伪君子、魔鬼信徒、邪恶的魔法师、杀人犯等。法国历史上很少有受到如此彻底责难的统治者。
尽管亨利三世很喜爱巴黎，但是他在这座城市中越来越不得人心。他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胆大妄为使虔诚的巴黎人民失望。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集中在宫廷的奢侈无度问题上，宫廷就是政府身上的一条寄生虫。当时的税收很高，国家对贫困者的补贴也不能定期发放，职权的滥用造成公职人员普遍腐败而失去道德的准绳。不能指望王室司法部门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率低，不公正。王室求助于意大利的金融家的做法也潜在地助长了巴黎人的仇外心理。自从1572年的大屠杀致使胡格诺派在巴黎根绝以后，绝大多数巴黎人支持以吉斯派为代表的“极端”天主教，并发现亨利三世对他的胡格诺派臣民的宽容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尽管国王被迫于1585年与吉斯派联合，接受天主教联盟，允许吉斯的支持者在各个省城建立自己的组织，但其结果是鼓励了极端分子对自己的反对。
在巴黎市内，宗教狂热根深蒂固。媒体广泛报道那些令人震惊的奇迹和潜在的灾难，奇怪的光、飞腾的龙、云中打斗的人等怪现象到处传诵。有人断言，巴黎城内有大约三万个巫婆，她们被一个国王掌控着。[134]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无辜者墓地旁边一棵死了的山楂树突然开花。人们认为，这是上帝对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认可的表现，因而纷纷到这棵树下进行朝圣活动。于是，一种游行的狂热席卷着这座城市。在16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一些农民认为当时流行的瘟疫是上帝发怒的表现，于是他们举行“白色游行”以求“平息上帝的恼怒并保护那些贫苦人免受瘟疫的传染”。[135]对所有参加巴黎列队游行的人来说，白天的时间真是太短了，于是他们在半夜里叫醒教区神父，让他来领导穿着睡衣的队伍在街上游行，不过由于某些意外怀孕，这一行动不久被叫停。游行通常是由宗教社团来领导的，这种古代社会的精神交往形式曾经在反宗教改革中再现，并被证实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事实上，亨利三世曾经亲自参与宗教忏悔社团活动，并在隐蔽了自己真正身份的前提下做了有益的工作。极端主义的宣传把巴黎誉为新耶路撒冷。那种试图把巴黎作为新罗马式的文艺复兴城市的理想显得十分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米歇尔·德·蒙田在其作品中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描写简直就是对巴黎这座城市辛酸的悼词。在人道和宽容的心绪之下，蒙田的言辞中布满了怀乡之情：
无论我多么反对法国，我依然热爱巴黎。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我的心就在巴黎……我见到的美好城市越多，我心目中的巴黎就越美。我爱巴黎，仅爱它一个。我爱它的一切，甚至爱它那细微的瑕疵。我是这座伟大城市的一员，巴黎始终都是法国的荣耀，全世界最崇高的地方之一。愿上帝为巴黎驱逐一切灾难。[136]
这确实是一种对巴黎的虔诚期望，这种期望越来越以巴黎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和堡垒”，[137]严格地说应该是天主教国家的顶梁柱。从16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天主教事业被交给了一个秘密组织委员会，那个委员会以“十六”的名字而著称。所谓“十六”是指巴黎全市十六个居民区都支持它。这些拥有坚强的后盾、坚实的资产阶级背景的人结成一个联盟，不断扩大对下层社会的影响。该组织出版恶毒的宣传单，揭露所谓胡格诺派的暴行和目标，使印刷厂加班加点地工作。皮埃尔·德·埃图瓦尔称之为“暴乱之源”，是一种在“讨论、答辩、备忘和辩解”中生存的政治组织。[138]该联盟还与教区神父相勾结，那些神父在布道中以炼狱之火的语言攻击国王和纳瓦拉的亨利。该联盟传教士的激情给威尼斯驻巴黎大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惊讶地记录道：“他们说，我们只要三四个小时，甚至吐口痰的工夫，就可以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139]
1588年5月，民望颇高的吉斯家族公开表示不服从国王，于是，亨利三世试图以武力进攻首都，派遣王家雇用的瑞士军队进入所有街区。但其结果是引发了民众暴动，街上布满了路障，街垒也修建起来，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禁止军队流动、不许违法分子采取任何行动的重要事件。瑞士兵被大批杀害。龟缩在卢浮宫的亨利意识到，游戏已经结束了，该是逃离这座城市的时候了，而且事实证明他是永远地离开了，剩下来的就是联盟事业的成功了。从此，巴黎开始了无国王状态。1589年，纳瓦拉的亨利成为法国国王，是为亨利四世。1594年，亨利四世来到巴黎，无国王状态方才结束。
从巴黎人民支持吉斯家族的思想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既反对亨利三世，也不支持亨利四世。1588年12月，亨利三世给这种思想以巨大的打击。国王巧施妙计逃出巴黎，由此取得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支持，并且建立起遍布法国的反联盟组织。在1588年12月的三级会议期间，他将吉斯公爵和他的兄弟吉斯红衣主教召入他所居住的布卢瓦城堡中秘密杀掉。据说，亨利三世当时曾用脚踩着自己对手的尸体说道：“巴黎的国王死了。”后来他对自己的母亲说：“是我杀死了公爵，因为我不想做奴隶，也不想当俘虏，我想当国王，现在我又当上国王了。”[140]
这次暗杀事件在巴黎引起了一场反君主恐慌，“男女老幼失声痛哭”。[141]联盟宣布，纳瓦拉的亨利的叔叔，极端天主教红衣主教查理·德·波旁为合法继承人。从法律程序来说，此举是值得探讨的，因为这样做至少是暂时将亨利三世置于新教阵营中了。1589年夏季，他与纳瓦拉的亨利一起向巴黎进发。问题很清楚：要在整个法国重新建立政治权威，就必须遏制首都巴黎的疯狂独立。
巴黎既是潜在的受害者，又是主要的战利品，宗教战争行将结束。无论如何，政客们寻求支持呼声的机会至少暂时没有了。1589年8月2日，亨利三世被暗杀。凶手是修道士雅克·克莱芒，他在巴黎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被看成上帝派来的神奇使者。但重要的是，垂死的君主承认纳瓦拉的亨利是他的王位继承人——这是一个大手笔，胡格诺派的宣传竭力利用了这一点。
亨利四世用了近十年时间去稳定政治制度和确立宗教和平。这些年里，他花费很多时间在全国进行活动，其中军事行动的成功是最重要的部分。亨利把成功地取得巴黎看成继承王位的基本证明。但是巴黎并不那么容易得到。巴黎人民很难友好地对待胡格诺派的“王位觊觎者”，尤其是亨利四世前不久还站在野猪似的亨利三世那边围攻他们。纳瓦拉的亨利决定付诸武力。他在诺曼底召集新部队并再度围攻巴黎。他在阿奎兹战役中击败了马耶纳，夺取了圣德尼，占领了附近的所有村庄，并击溃了巴黎近郊的防御，所到之处均遭大肆破坏。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塔楼上俯视巴黎这座敌对的城市，但是他的大炮在那里无法摧毁腓力·奥古斯都城墙，他不得不承认武力难以征服巴黎，不得不停止围攻这座居住着“不驯服、不懂礼节、没有规矩、缺乏理性的民众的城市”。[142]
1590年的围攻给巴黎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在失去吉斯家族领导人的情况下，巴黎人民建立了四十人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当地名人组成的战争内阁，包括三名主教和七个高级贵族，任命吉斯的弟弟马耶纳公爵作为军事首领。作为联盟的狂热支持者，教区教士举行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以鼓舞士气，但是结果无济于事。由于干旱，塞纳河水位持续下降，城内食物短缺，居民们不得不将城墙内的各种活着的动物捕来充饥，从吃马，到吃猫、狗和老鼠。一个意大利人目睹了巴黎遭受围攻的惨景。他说：“我亲眼所见，由于买不起木头进行烹饪，一些人竟然把活狗撕着吃。”另一个目击者说：“还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吃猫。”[143]在那个物资极其缺乏的条件下，3万多人死亡，再加上逃走者（最初亨利是允许出逃的），巴黎的人口从30万减少到20万。最初仅仅是被抑制的厌倦战争的呼声现在可以听到了，人们高喊着“面包与和平”。
当帕尔马公爵带领的西班牙军队来到巴黎附近，并迫使亨利四世撤退后，围攻才得以解除。联盟领导人还在发号施令，实行一个更为恐怖的精神复兴计划。不论在哪里，只要是反对他们的，都被认为是政治阴谋。在1591年11月的一次事件中，他们甚至判定巴黎高等法院的官员已经投敌。处死议员的做法震惊了资产阶级，也遭到马耶纳公爵的强烈反对。但是，因为是要惩罚联盟的极端分子，他只能精神高度紧张地看着。作为王位觊觎者、联盟的积极拥护者，步履蹒跚的查理十世，即红衣主教查理·德·波旁，使联盟雪上加霜，由于王朝已经没有王位继承人可以选择，而西班牙国王又对法国王位越来越感兴趣，人们开始担心巴黎会成为西班牙的傀儡。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权宜之计，而联盟却处于严重的内讧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表面忠诚于极端统治的形势下，一场和平运动正在酝酿。
1592年3月，联盟内部矛盾明显扩大，因为马耶纳已经开始与亨利四世进行谈判。纳瓦拉的亨利公开放弃新教信仰的事很快大白于天下。1593年7月，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主教，仪式在圣德尼举行。他选择此地作为公开皈依的场所是因为圣德尼与王朝密切相关。要估量一个人宗教信仰的程度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在某种冲突的压力之下更是如此，这种冲突的压力来自三十多年的信仰斗争。然而，他对巴黎的著名评价是，“一个有价值的地方”，这话或许听起来没有说的那么动听。
1594年3月22日，亨利进入巴黎。由于怀疑有军事反抗，他采取了谨慎的策略，但是并没有人声称要进行军事反抗。巴黎人现在似乎对他更加顺从，事实上他们都感到高兴。他很好地扮演了一个天主教国王的角色来表明自己的善意。他直奔巴黎圣母院去听取民众的意见，在濯足节洗脚，接触“国王病”，炫耀地参加复活节圣餐。通过有计划地利用最具有历史性和天主教特色的君主制仪式和礼节，他要使这个国家分裂的身体重新变得完整。
为了赢得巴黎人民的支持，新国王极力炫耀自己的宽宏大量。他向巴黎人发出的第一个声明就是要表示，王室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这在宗教战争期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他是要说：“作为国王，陛下希望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巴黎市民，允许他们友好、和谐地相处，希望过去的苦难不再重演。”[144]
亨利取得法国首都意味着他结束宗教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通过1598年《南特敕令》的颁布，他重建了宽容的宗教多元化统治，以证明自己的长久打算。尽管没有人反抗自己，但是亨利一想到新王朝会不会失去首都的问题就不寒而栗。他意识到他过去曾经使巴黎人民受尽苦难，所以现在应该给他们以补偿。亨利四世的统治证明，这次巴黎的重生要比文艺复兴时期更有意义。他和他的继承人所进行的改革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统治比宗教改革更为持久，在令人震惊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的映衬之下尤其如此。巴黎的未来一定是新罗马，而不是新耶路撒冷。
5 伟大的世纪，巨大的衰落（1594—1715）
纳瓦拉的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在宗教战争中为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巴黎，而这座城市的状态非常糟糕。在亨利和他的继承者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的统治下，巴黎再次焕发生机，人口明显上升，尤其是在1650年以前更为突出：在1589年至1590年围困结束以后，人口迅速恢复，到1600年，巴黎城市人口很可能已经达到1560年的30万的水准；到1680年，巴黎人口已经达到50万。城市的面积增长更快，至少在这个期间扩大了一倍。众多高质量的新建筑拔地而起，给巴黎中心增添了无穷魅力。巴黎的繁荣与王朝对首都的承诺密切相关，如今很可能再一次出现这种情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庇护下，首都的科学、思想、文学和艺术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所谓“伟大的世纪”还表现在法国国家不可思议的成长和壮大。例如，在1560年至1640年间，王家政府官员的数量翻了一番，国家领土扩大，疆域稳固。
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到1683年去世，让·巴蒂斯特·科尔贝一直是路易十四的首相。他继承前代国王的遗志，明确表示要把巴黎打造成文艺复兴式的理想城市，以重建王朝的辉煌。到了17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各个方面似乎连成了一个整体，使巴黎成为新罗马，一座新的永恒之城，正如1643年的一位旅行作家所说，就像意大利的大都市一样，巴黎“没有被自己的废墟所掩埋”，恰恰相反，“那里有众多的市民、高超的建筑、雄伟的教堂和教会建筑”。[145]随着它政治力量的加强、文化魅力的增长和国际知名度的扩大，正如路易十四时代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所说：“巴黎是王国真正的心脏，全体法国人共同的母亲，是法兰西的缩影。”1669年，法学家尤利安·布罗多也同样赞扬巴黎是“法国的法国，王国的首都，国家的中心，法律的根源，全体法国人的祖国，全世界所有民族的顶梁柱”。[146]
但是，伟大的路易——这是巴黎人1672年送给路易十四的绰号——不过是一种奉承而已。最初，在科尔贝思想的引导下，人们认为，法国首都城市的荣耀会增加国家本身及其王朝的光辉，但后来国王放弃了巴黎，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地方，那就是凡尔赛宫。尽管这一时期巴黎的文化光芒四射，但从17世纪80年代起，在拥有王宫的凡尔赛城面前，巴黎黯然失色，太阳王一生的时间都是在凡尔赛的宫殿里度过的。如果说在1697年巴黎作为国家的高等仆人而存在，那时的巴黎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那么凡尔赛则是“世界上首屈一指、最伟大的和最宏伟的城市”。[147]此后，巴黎又一次黯然失色，那就是在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五百年以后，巴黎在规模上就要被伦敦赶上和超过了。
如果说17世纪末巴黎的最后挣扎如同波旁王朝的政治衰败一样，那么一开始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亨利四世对他的首都城市做出了几乎是无条件的承诺。在宗教战争的最后阶段，巴黎在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和坚固性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就已经十分明了。亨利自封为巴黎的统治者，这使他的努力成为国家复苏的关键。在复述1528年弗朗索瓦一世震撼寰宇的言论中，亨利四世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要“住在巴黎并度过自己的时光，要使巴黎美丽动人，尽可能对巴黎进行装饰，完善巴黎的各种设施”（顺便说一句，如同弗朗索瓦一样，这种承诺只能听不能信，因为亨利四世的大量时间是在法兰西岛的乡下寓所里度过的）。[148]雄心勃勃的新国王亨利着力塑造巴黎城，使它能够与其长辈的时代相媲美，这既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王朝。在他死的那年，有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从亨利四世成为巴黎的主人那一刻起，除了随时随地都会看到建筑工人在工作以外，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149]他那客观的建设和重建努力由他的儿子路易十三继往开来。路易十三及其继承者路易十四登上王位时均为孩童，他们的摄政——路易十三时期的玛丽·德·美第奇，路易十四时期的奥地利的安娜——对于维护王权的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从1624年至1642年担任红衣主教的黎塞留，以及从1642年至1661年担任红衣主教的马扎然。
追随弗朗索瓦一世的步伐，亨利四世极力想使卢浮宫成为自己权力的中心。1594年，新国王刚进巴黎就开始对卢浮宫重新整修，并且建造了一个约四分之一英里的长廊，将卢浮宫与凯瑟琳·德·美第奇建造的杜伊勒里宫连接在一起。这个长廊变成了奢华的艺术家和工匠的工作室，但也成为政治危机时的一条很好的逃跑通道。长廊的美丽从新桥上就可以看见。这座大桥始建于1578年的亨利三世时代，经由西岱岛的尖端将巴黎的左岸和右岸地区连接在一起。1588年，在巴黎宗教战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大桥的建设工作曾一度停止，但是亨利在征服了巴黎之后立即让建造者回来工作。1603年，国王敏捷地跳过即将完工的大桥，其他试图模仿他的人掉到了塞纳河中。到1606年，这座大桥完全建成投入使用。
一、新桥
新桥是旧制度下的埃菲尔铁塔。它在雕刻品、绘画、短篇诗作和城市风光作品中已经得到不断的再现，而且是最早一批被呈现在全景照片中的巴黎纪念性建筑，照片也进一步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它的轮廓和位置尽人皆知。如埃菲尔铁塔一样，一看到它，人们就想起了巴黎，事实上它就是巴黎。
1991年，电影制作人莱昂·卡拉克斯的电影《新桥恋人》引起了一场骚动。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他在艾克斯—普罗旺斯附近的白垩沟完全按照新桥的原样另造了一座桥。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随着岁月的流逝，最初的新桥已经被多次重建，可以说现今的新桥早已经不是原来的大桥了。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建造的这座“新桥”，到了21世纪，已经没有一块石头还留在原来的位置，尽管桥上的一些装饰品被放进了巴黎的各个博物馆里。原来大桥上所有的怪物装饰，即那些作为滴水嘴的张嘴怪兽，在19世纪50年代都被更换了，甚至亨利四世的青铜雕像也是复刻的，1614年建造的那座雕塑在1792年被革命军熔化用来铸造大炮了，现在人们看到的是1818年重铸的。但是，无论如何二者还是很相似的，在其保护者和电影制作人看来，至少到近期，巴黎人是认可这个建筑，至少是认可它的外形的。
1606年新桥建成之际，如同1889年埃菲尔铁塔落成的时候一样，向人们展现了非同寻常的面貌。新桥长278米，宽28米，是巴黎最长的桥梁。这座桥上没有用来对外出售的房屋，这在巴黎建桥史上是第一次。这座桥是王室和巴黎人民共同建造的，因为国王赞助建桥的钱不是来源于出售桥上房屋，而是来自居民的税收。对于巴黎人来说，要经过这座没有房屋的大桥似乎是一次冒险。正如劳伦斯·斯特恩所说，桥上的“即兴的来风”常常会把帽子和假发吹到河里。大桥两侧各有一条人行道，这在巴黎也是首次出现。在每个半月形空间都建立了商店，给人的感觉那里好像是一个散步场所，也很像是一个露天市场。在桥上有一个叫作撒马利亚的抽水装置，那是巴黎第一个把水从河里抽上来的抽水机，建造于1608年，用一座名为“好撒马利亚人”的雕像进行了装饰，它使这座桥由于人多而变得很有名，又由于有名而人越来越多。在17世纪早期，一个德意志参观者记载了一句巴黎谚语对大桥的描绘：“每时每刻在桥上都可以看见马车、白马、教士、妓女。”此外，总体上看，这座桥代表了一种恰当的政治隐喻：在1594年前由于政治和宗教纠纷把两代人相互分离，而现在则由一个新的交通设施将巴黎人和谐地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