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凭借几代人的想象力，作为权力和政府、争论和享乐的地方，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在卢浮宫附近给国王提供了一个正面观看水上仪式、焰火、节目的看台，而亨利四世和他的马的雕像则成为世俗王权主义的集中体现。从卢浮宫到巴黎的司法宫或者巴黎圣母院，通常都要经过这座桥。有时，巴黎人民为这座王家桥梁官方色彩的逝去而欢呼雀跃。正是在这里，玛丽·德·美第奇的顾问、令人憎恨的孔奇尼的尸体遭到亵渎，暴乱者的吐沫雨点般地落在尸体上；正是在这里，投石党人在1648年至1652年间的反叛达到巅峰；正是在这里，人民在1789年革命来临之际焚烧王家大臣们的模拟像；大革命中恐怖时期运送行将被处死的贵族的囚车也正是经过这里前往右岸的断头台的。
在更为普通的情况下，新桥为过往行人提供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好去处。桥上各种买卖应有尽有，招揽生意的商贩叫卖声五花八门，“巴黎的叫卖”后来成为一种长期流行的文学和艺术形式。小商小贩中间夹杂着三教九流各式人物，摆旧书摊的、卖小册子的、扒手、特技表演者、给狗剪毛的、街头表演者、卖花的、出租雨伞的，甚至还有正在休假的军官。另外，这座桥还以“庸医集合地”而闻名。在17世纪90年代，一个意大利来访者曾经这样记录道：“拔牙镶牙者、配眼镜者、专治疑难病症者、保证能让你返老还童者、面部美容者以及安装假腿者等等，各种流动庸医无奇不有。”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上的拔牙者格外引人注目，那些拔牙者早在投石党运动前就已经在这里活动了。从18世纪10年代到50年代，在民间很有影响的“伟大的托马斯”在亨利四世雕像旁边摆摊营业，他在那里为两代巴黎人拔过牙，令人赞叹不已。
1788年，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在他的《巴黎风光》中宣称，新桥是“巴黎城市的心脏：巴黎人活动的中心”。然而，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这座大桥的声誉逐渐丧失。18世纪70年代，在大桥上摆摊受到禁止，尽管后来在桥上建立了许多安静、固定的店铺，但这些店铺也在19世纪50年代被迁走了。1813年，撒马利亚雕像被拆除。19世纪50年代以后，奥斯曼对巴黎城市的改造和机动车的流行，使这座大桥的历史特征完全消失了。此后，人们在大桥上能听到的“巴黎的叫卖”也仅仅是路过行人的抱怨声。1985年，表演艺术家克里斯托决定，像在商品上打商标一样对新桥进行“包装”，以使新桥回到巴黎人的注意之中，只可惜没有实现。今天，在我们意识到这座桥在巴黎人生活中的传奇色彩的时候，或许我们仅仅是看懂了它，但是无法真正感觉到它。
亨利的先祖弗朗索瓦一世曾经按照文艺复兴的城市理念建了一座具有领先地位的新桥，以重塑巴黎的光辉形象。与弗朗索瓦不同，亨利则通过对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中世纪色彩城市的改造，真正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心目中所想的是王家广场这个概念应该如何真正得以实现。罗马和意大利北部城市所建的典型的广场都是很好的模式，由国王提出图案和街道设计，由私人投资进行建设。亨利亲自构想并推动了至少三座这样的广场。其中，最富有野心的计划是建立一座当时最先进的广场，但这一计划伴随着亨利在1610年被暗杀而夭折，这就是法兰西广场，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即城市的东北部，亨利计划把这里作为政府办公地和大使馆所在地。那里仅有少部分用法国省份命名的几条街道幸存下来，其中主要有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布列塔尼街、诺曼底街、普瓦图街以及圣东日街。[150]
亨利的另外两座王家广场对城市规划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座是马莱区的王家广场，另一座是西岱岛上的太子广场。在亨利的规划中，建立王家广场（革命中被改名为孚日广场）的目的是打算用马莱区的老托内尔公馆框架建立一个丝织工业基地，他希望能与意大利相抗衡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计划的飞速实施远远超出了仅仅建立一个工业基地的意图，该广场成为一个由贵族统治的城市广场，根本没有什么工人的空间。亨利许诺自己要居住在巴黎，其目的是要把上层贵族阶级吸引到首都来居住以便掌握在自己的监控之下，他不希望看到那些人在外省窥视王朝，发动宗教骚乱。这就是他决定“现在扩大巴黎的规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必须满足爵爷、士绅和其他随行官员居住的需要”。[151]这个工程是一个合资开发项目。
从太子广场入口处看到的新桥，可见四国学院、马拉凯码头和卢浮宫，约1699年
亨利的个人投资主要在广场南部的国王阁，余下的三面又细分成小块，他和他的首相苏利强行摊派给了上层政治人物，并要求所有的住宅都要按照国王阁的模式，用白石和红砖来建造。古老的佩剑贵族和新兴的穿袍贵族不久都争相购买。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个重大项目的王家揭幕仪式于1612年在广场中心举行，由亨利的继承者路易十三主持，这个仪式如同一场狂欢，热闹非凡。1639年，首相黎塞留在广场的中心为路易十三竖立了一座雕像。
到这时，巴黎城市建设规划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在广场的正西方，老城区的排水沟已经铺设完毕，随后，纳维圣路易街改名为蒂雷纳街，那是一个极其时尚的街区，也是最著名人物居住的场所。蒂雷纳街经由圣热尔韦教堂和圣殿区，然后继续向前到达周围的一些地区。此外，亨利还要求所有建筑都要规规矩矩，沿街排列成一条直线，其中有一些建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就是现存马莱区的房屋与当今孚日广场的建筑如此和谐的原因。此外，如同别的地方一样，木架结构的建筑是被禁止的，其主要目的是要保持建筑物的高度尽量一致。
17世纪初期还建立了一个新岛，名为圣路易岛，它成为马莱外远离岸边的一个去处。从1614年，由克里斯托弗·玛丽牵头的一伙商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建立一座大桥把西岱岛港湾的两个半遗弃的岛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是天主教会拥有的圣母岛，另一个是稍小一点的奶牛岛。在王室的帮助下，他们巧妙地避开了天主教会的反对，充分利用那块土地和建筑，形成了一个岛屿网络，其中，1614年至1635年修建的玛丽大桥把奶牛岛与右岸马莱一侧连接在一起；1620年兴建的托内尔桥沿着奶牛岛一线继续与左岸相连接，同时，一座小木桥将新岛与西岱岛的东端连接起来。玛丽理事会计划把房屋建筑面对河水以招揽生意，使那些有钱加入此项工程的人们入住后能有一个极好的视觉，而那些比较简陋的住宅则计划建在新岛的中心部位，从1622年起，那里开始建立一座新教堂，名为圣路易岛教堂。该岛屿的存在和快速发展也帮助左岸托内尔码头后面那些处女地的开发，继续往东在1633年建立了一座花园。从1640年开始，这座国王花园，即现在的植物园，对公众开放，并成为巴黎人喜爱的休闲景点。
在现在的巴黎第一区，亨利兴建的太子广场发展很快，那里提供的社会技艺和装饰服务使城市公共设施成为一个整体。该广场坐落在西岱岛西部顶端，刚好就在新桥的后面，1608年设计完成。太子广场不是贵族们追逐的目标，而是金融家和商人的理想去处。因为贵族们的兴趣在王家广场，而金融家和商人们看重的是太子广场靠近城市主贸易区的地理位置。尽管与王家广场相比较来说，太子广场残留的原始建筑物不多，但从那里人们仍然可以领悟到那个三角地带封闭独特的思想。大桥和岛屿周围的那些河岸都被重新铺设以体现独特风貌，亨利四世的骑马雕像最后被安放在新桥的中心位置，那里紧挨着太子广场的顶端。该雕像是1604年由一个意大利雕刻家完成的，但由于从意大利运回来的过程中船只在地中海出事，直到1614年才由亨利的遗孀主持了落成典礼。
在亨利四世以前，还没有一个统治者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雕像安放在首都。雕像的姿势与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权威性的文艺复兴理念相吻合，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雕像完全体现了波旁家族统治者相信巴黎人民对本王朝的支持，而早期的统治者之所以不敢把自己的雕像放在公共场所正是由于担心被人损坏。亨利也使左岸的新桥和太子广场成为左岸与卢浮宫相连地区快速发展的跳板。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太子街宽阔的新街道与左岸的新桥相连。尽管亨利使新街与房屋相匹配的计划终成泡影，但是新街计划的确刺激了那里的发展：一些新街横穿太子广场，沿街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152]
太子街的创立也使近郊圣日耳曼区距离巴黎城市中心更近。英国的一个名叫罗伯特·达林顿的参观者认为，圣日耳曼区的规模与剑桥大体相当，但事实上圣日耳曼区的人口很可能比剑桥还要多出两万人。[153]但到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为止，那里作为马莱的商业区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农村感觉，但是这个地方注定会成为人们欣赏的永久居住地。两座王宫对圣日耳曼区的成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座是在1607年以后由玛戈王后建造的分散住宅区（玛戈王后是亨利四世的第一任妻子，二人在1572年圣巴托罗缪惨案前结婚，但她长时间被抛弃在一边）。那块住宅区位于从大学手中买来的牧师草地中，面对卢浮宫。1615年玛戈王后去世，这笔地产就留给了路易十三，路易十三允许拆除那里原来的房屋，重新发展房地产业。那里的街道建设计划在现今巴黎第二区的学院街的南部展开，即后来著名的波旁街，现在叫里尔街和凡尔纽街，这两条街道与学院街平行，为建筑豪华的私人住宅或专业旅馆提供了空间。
如果说玛戈王后的开发推动了近郊圣日耳曼区向塞纳河发展，那么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的宫殿则推动该区向圣热纳维耶芙山方向扩展。那座宫殿就是卢森堡宫，由于玛丽并没有在那里住很长时间，该宫殿还是以它原来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宫殿自1612年开始建造，17世纪20年代完成，刻意模仿佛罗伦萨的小王宫样式，卢森堡宫宽敞的花园成为巴黎人民喜爱的散步场所，这就是人们喜爱光顾的现在巴黎第六区的波波里花园。约翰·埃弗兰在1644年认为，“这个花园十分优美，魅力无穷”。[154]
从长远来看，近郊圣日耳曼区的扩展是以马莱为代价的。虽然发展不仅仅在马莱和圣路易岛，但很明显，整个城市中心逐渐而又清晰地向西转移，这一点在右岸更为明显。卢浮宫作为王室住宅的新角色使它的四周到处都是贵族建筑，包括查理五世老城墙内外。尤其是近郊圣奥诺雷区，就在圣奥诺雷街的尽头，新建筑拔地而起。早在宗教战争的时候，为了把新发展的区域围在城区以内，就已经将查理五世城墙向西部和西北部延伸了。亨利四世建立的长廊将卢浮宫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杜伊勒里宫沿着河岸连在一起，更加体现了这种扩展趋势。玛丽·德·美第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舒适的散步场所和王后水道，该水道延伸到沙约以外（凯瑟琳·德·美第奇曾经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宫殿），一直到达布洛涅森林。首相黎塞留建造他自己的新宅也有助于这种扩展。那座新宅就建在卢浮宫北边不远的地方。主教宫或者叫罗亚尔宫，正如自1643年以来人们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是一个绿树成荫的优美的花园建筑。由此处再往北，黎塞留的继承者马扎然也建了一座宫殿——马扎然宫。这座宫殿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
首相黎塞留和马扎然都认为，对于他们住宅坐落的这个快速发展的区域需要提供军事防御。这种考虑有两个方面的安排：第一，对近郊房屋建设的延伸采取严厉手段，包括16世纪的各种法令，以及1627年、1634年、1638年和1644年的法令，都是要打击这种发展；第二，延长城市的防御区。在17世纪30年代，新的防御堡垒沿着16世纪晚期就已经存在的线路继续从现在巴黎第二区的圣德尼门向西建造，接着又转向西南方，使防御范围扩大了84公顷。这个面积几乎是右岸防御地区的三分之一，使整个城市的防务面积达到567公顷。因为从开始挖掘时就露出了地下的黄土，所以防御壕沟向来被称为“黄色壕沟”，这一防御壕沟一直延伸到塞纳河边的17世纪60年代建立的杜伊勒里花园。该花园的残余部分仍然是杜伊勒里花园的西半部分，面对当今第一区的协和广场。这样一来，该区域就形成了一个防御圈，除了杜伊勒里花园，圣奥诺雷区和蒙马特区北部的大部分也都在范围之内。南北向的黎塞留街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框架，黎塞留街与东西向的小田野街相交叉，小田野街是与圣奥诺雷街平行的一条街道，但是该街没有像它的名字那样具有田园气息，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人们叫它“巴斯垃圾场”。该垃圾场在17世纪30年代达到一定程度，这才开辟了现在巴黎的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圣安娜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黎塞留的投资建设，整个地区的发展很快。该地区吸引了法国的许多金融精英，例如，路易的财政总监科尔贝就是到那里居住的人之一。
这样一来，在那里建立私人宫殿的行为达到高潮，不仅在黎塞留区，在其他一些受人青睐的邻近地区，如马莱区、圣路易岛和近郊圣日耳曼区，也到达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是老宫廷成员或贵族家庭，还是来自金融、司法和波旁家族管理层的官员，他们的住宅都比16世纪其前辈的住宅更宽敞、更高大。外国参观者常常称它们为“宫殿”而非“住宅”，并对那些住宅里丰富的文化生活印象深刻。这些住宅外表装饰极其漂亮，内部装修十分豪华。坐落在圣路易岛东端的兰伯特·德·托里尼公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宫殿由勒沃设计建筑，随后由厄斯塔什·勒叙尔和夏尔·勒布伦进行装饰，它的最初拥有者是一个成功的残忍金融家，巴黎历史学家亨利·索维尔说他是一个“财富小人”，因为他的财产都是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得来的”。[155]新宫殿中的贵族生活方式不仅在老贵族家庭中流行，也向新的财政精英群体扩展。
二、塞维涅夫人
1677年，著名书信作家玛丽·德·拉比坦—尚塔尔，即塞维涅夫人（1627——1696）以激动的心情给她的女儿写信说，她打算买下一所住宅并与她们共同住在那里。她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将有美丽的庭院、可爱的花园和友好的邻居。”这处住宅就是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之间塞维涅路的卡纳瓦雷公馆，如今它已成为巴黎历史博物馆，塞维涅夫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时光。巴黎历史博物馆选择的位置很好，因为卡纳瓦雷公馆在巴黎文化生活的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都是马莱的珍品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塞维涅夫人大量的书信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亨利四世在马莱建造王家广场（现在叫孚日广场），极大地刺激了那里建筑业的发展，并使之达到全盛时期。诗人斯卡隆以这样的歌谣赞美了该广场上的每一处房屋：
内部奢侈，外部豪华，
饰品无数，绘画无价，
亭阁稀有，誉满天下。
这样的评论也适用于王家广场上其他众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增添了马莱特有的风采。国王曾经试图使王家广场成为一个文化黏合剂，将难以驾驭的社会精英团结在一起，出生在该广场一处住宅里的塞维涅夫人也从这个好位置受益匪浅。作为一个金融家与一个古老贵族之女间不和谐婚姻的女儿，塞维涅夫人不仅进入了宫廷，还成为当地街区的一个活跃市民。尽管她的足迹踏遍了法国的山山水水，但她始终都是马莱的一名居民，事实上，她在巴黎的成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的地位和品格使她远离某些文化行为，按照这样的分析，她不可能去戏院这样的下层地界，同时，勇敢的怀疑论者梅森（有一段时间与笛卡儿和伽桑迪交好）、圣阿芒、西哈诺·德·贝热哈克和其他一些人也步其后尘。然而，如果说她没有去过任何巴黎的戏院，那么她肯定读过那些剧本，并在宫廷中看过剧本的演出。她“痴迷”于拉辛的朋友高乃依的剧作。据说她曾经宣称，她对高乃依的剧本就像着迷于咖啡一样，喝咖啡是一会儿一杯，读剧本是一会儿一本。同时，她还欣赏莫里哀喜剧中的道德说教。拉封丹的一个寓言就是描写塞维涅夫人的女儿的，塞维涅夫人把帕斯卡的直觉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在生活中，她还与作家斯卡隆交好，与其妻子的关系也不错，斯卡隆逝世后，其夫人以德·曼特农夫人名义成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塞维涅夫人的友人还包括诗人布瓦洛和瓦图、词典编辑者梅内热、詹森派神学家阿尔诺、作曲家吕里等当时著名的巨匠。
塞维涅夫人生活的马莱是当时法国文化发展的中心。许多艺术家（如维尼翁、拉伊尔等）和建筑师（如芒萨尔·阿杜安、利布莱尔·布里扬等）都住在这里装饰非凡的崭新建筑里。当地的剧院也大受欢迎，一班演员在勃艮第剧院——17世纪晚期形成的法兰西喜剧团体的核心——开始在贝托德路演出（在当今蓬皮杜中心的对面）。那里还举行各种沙龙，进行一些文化问题的探讨和思想问题的辩论。在方石街的一座建筑里，即当今的巴黎历史图书馆，拉穆瓦尼翁举办了一个沙龙，拉辛派的作家们、布瓦洛、拉罗什福科和物理学家居伊·帕坦等都参加了。
伟大的传记作家圣西门回忆塞维涅夫人时说她是一枝“永不凋谢的紫罗兰”，她是“多么可爱、多么优秀的伴侣”。对塞维涅夫人的这种描述丝毫没有夸大其词。她热情支持当地那些为马莱争得骄傲的才女。在17世纪初期朗布耶夫人举办沙龙之后，斯屈代里小姐也在圣殿旧街举办了沙龙，而在托内尔街则聚集着尼农·德朗克洛那样的交际花，正是她勾引了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并导致他在决斗中死去，二十年之后又勾引了她的儿子。塞维涅夫人也是拉法耶特夫人的一名支持者，她在1678年发表的《克列芙王妃》是法语语言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小说。
我们今天阅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不仅仅是要了解她的智慧和活泼的写作风格（尽管她的作品被其后裔作了谨小慎微的删改），我们还要洞察她为我们提供的马莱那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当然，这一地位不久就被近郊圣日耳曼区所取代。另外，她的书信还记载了她了如指掌的乡村闲话，真可谓举世无双，其中包括这样的细节：谁嫁给了谁，谁破了产，岁月的流逝，宠物的命运，王家广场上的决斗（至少她曾经亲临其境），她的写作素材包罗万象。萦绕在她心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她自己和她心爱的女儿的健康问题。据记载，她曾经建议她女儿采取避孕措施。在她的信件中提到过六十名医务人员，从缺德的内科医生到莫里哀讽刺的不折不扣的街头庸医，无所不有。其中还有各种当时流行的民间治疗方式，从维希矿泉水到咖啡、巧克力、奎宁，以及各种可以想象的清洁方式，塞维涅夫人就是以这样的多种方式给古老的马莱带来了新的生活的。
在17世纪上半期，法国国家与私人资本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才使亨利四世的王家广场和主要的城市住宅得以发展，也同时使这一时期的教会建筑十分兴旺。1598年，亨利四世以《南特敕令》结束了宗教战争，并给予胡格诺派在法国的信仰自由，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从天主教和胡格诺派两派中选出他的顾问。法国的许多城市都允许新教徒进行自己的祈祷活动，但是，由于天主教信仰历史悠久，巴黎是不允许新教徒进行祈祷活动的。尽管在巴黎有两三万名胡格诺派信徒，他们绝大多数都住在位于牧师草地的学院街，在那里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到附近的沙朗东去做礼拜，从巴黎坐船很快就能到达那里。
然而，尽管新教徒在巴黎得以存在，但是加尔文把巴黎变成新教改革堡垒的愿望完全没有实现。事实上，在17世纪，伴随着1545年至1563年特伦特国际教会会议确立的信条原则，这座城市就已经成为反改革的风暴中心。根据该会议的决议，1622年巴黎主教被提升为大主教。至少在公众祈祷方面，巴黎已经成为一个单一教派的城市，就宗教体系来说，巴黎已经不是一个信仰多样化的城市。在宗教战争的那几十年时间里，全法国仅建成了一座天主教教堂，现在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改变：仅在巴黎一座城市，17世纪就有上百座教堂得以建立或者修缮。有些教堂完全是新建的。例如，建立于1629年至1740年间的现在巴黎第二区的维克多圣母院和建立于1630年至1685年间的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雅克高地教堂，都是为新增长的人口而创立的新教区教堂。由于宗教纠纷而陷入困境的宗教建筑活动重新开启。例如，圣梅里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圣厄斯塔什教堂和圣埃蒂安教堂等，都开始了重新修建工作。从建筑方面来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现在巴黎第一区圣奥诺雷街的圣罗克教堂和第四区圣安托万街的圣路易及圣保罗基督教堂，该教堂是1627年至1641年间建立的，现在叫圣保罗教堂。这两座教堂都具有典型的“耶稣会风格”，建筑物正面有三根古典圆柱。这些建筑物的规模和其他很多教堂一样过于庞大，因此存在很多问题而难以完成，例如，在1646年开始重新修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直到1788年法国大革命前才修缮完毕。
为了满足蜂拥而起的教会建筑的经济需求，神职人员定期举行大型捐赠活动。在整个16世纪，新的宗教用建筑十分不足，但从1600年至1660年间，就建立了六十多座新教堂，到1700年，又建了三十多座，而在1700年至1750年间，仅建立了十座新教堂。这些新建的教堂绝大多数在左岸地区。正如一个参观者所记载的那样，在宗教战争之后，巴黎郊区的大部分地方被“毁坏并彻底荒芜”，[156]但是到了和平时期，那些靠近城市中心的廉价土地基本上都被教堂的建筑者所获得。新的教堂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为妇女建造的。宗教机构有一整套精神使命，包括神秘的忏悔祈祷。例如，在现在巴黎第五区圣雅克街的田野圣母教堂，就有巴布·阿卡里1603年引入的天主教托钵修道士的这种活动。而在另一个极端，各种宗教社团则献身于实际生活，特别是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他们追求的是“现世”，而不是修道院围墙内的苦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伦特式的虔敬行为，这是指特伦特会议所同意的礼拜和信条改革，以及修道院活动的复兴等。其中，最著名的女性社团是由圣樊尚·德·保罗和圣路易·德·马里亚克1633年建立的“慈善之女”，其修女院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圣德尼街。
有些新建的修道院十分简朴。例如，作为詹森派信条精神发源地的王港修道院，17世纪30年代起，那里的奥古斯丁虔敬活动又发展起来，而且相当朴实无华。然而，就在巴黎城市的最南端，距离这里不远就有一座豪华的圣恩谷修道院。从1624年起，王后奥地利的安娜买下一块地方并为该修道院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这主要是为那些保佑她能生个儿子的人从事祈祷活动修建的。结果，安娜王后真的在1638年生下了路易十四，当时她已经将近四十岁。小礼拜堂顶部呈穹形，这实际上是意大利风格，出生在意大利的红衣主教马扎然极力主张建立这种巴洛克式的建筑。其他穹形顶部的建筑还有黎塞留在1642年修建的索邦小礼拜堂、1641年在马莱建立的圣路易及圣保罗教堂、1670年建立的荣军院和硝石场医院以及1688年建立的法兰西学院。[157]巴黎的天际线无法磨灭地转变成意大利式与哥特式的混合体。
这种炫耀奢侈的宗教建筑追求使巴黎成为“天主教化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要敌视胡格诺教派，如同与这种发展紧密相连的政府一样，这是人们心知肚明的。在法国，执行彻底改革天主教会的特伦特会议敕令的进程由于宗教战争而延缓下来，但在世纪之交后，随着天主教复兴活动的膨胀和神圣君主政治的重新立足，天主教虔敬活动也再次开始。后特伦特会议时代的教会和世俗精英似乎放弃了公开对胡格诺派采取暴力行为。在宗教战争中为同盟宗派活动充当精神先锋的那些社团现在转而追求慈善、教育和更稳妥的虔敬目的。1614年，黎塞留在三级会议上诚恳地说，现在宗教皈依已经不再使用暴力，而是通过“自己树立样板，通过教育和祈祷者们，这是我们希望的唯一武器”。[158]这是恰当的观点，四年前亨利四世遭到一个狂热信徒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暗杀就是宗教战争的遗产。然而，黎塞留的评论也被证明不再使用暴力的说法是夸张的。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以后，全法国对胡格诺派的宽容都结束了，伴随而来的当然是公开的暴力行为和赤裸裸的侵犯活动，这种活动在外省比在首都更为突出。当然，总体来说，天主教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自身改革，并更多地呼吁那些世俗人士保持善意。天主教会对自己的敌人和世人提供了情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教堂和修道院都扮演了改宗的代理人角色。在各个教堂内部，都以丰富的绘画、雕塑、着色的玻璃制品进行装饰，管风琴音乐和宗教赞美诗异常兴盛，前所未有。在16世纪80年代，具有浓厚职业和礼仪色彩的文化还十分流行，尽管现在末世论的因素已经减少，但是巴黎作为新耶路撒冷的概念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特伦特会议以后的天主教会也没有放弃在信条差别问题上与新教的斗争，包括神职人员训练的彻底改革。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神学研讨会，其中最著名的是1611年圣奥诺雷街的祈祷会，1625年圣德尼街的圣樊尚·德·保罗遣使会，1642年的圣叙尔皮斯会。这样，天主教的布道活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1615年4月5日至7日，在王家广场上为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娜举行婚礼所进行的竞技表演
宗教出版物也受到极大关注，从最著名的神学论著到最基本的宗教信条和普及作品，无所不包。波旁王朝虔诚地忠于教会。事实上，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娜本身都是忠实地按照特伦特会议原则行事的统治者。然而，宗教和思想讨论的空间被天主教联盟规定的范围严格限制，统治者不希望神父成为自己的政治对手。亨利四世完成了由其前辈瓦卢瓦公爵开始的对大学的教化，大学的处境十分糟糕，由于宗教战争，大学的数量迅速减少。黎塞留通过成为索邦神学院的圣职人员而使神学控制具有双保险。当然，他也参与了该神学院建筑的整修。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权期间，于1631年创办了法国第一份报纸《法兰西公报》，主编为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但同时，他也加强了审查制度。《法兰西公报》只报喜不报忧，内容完全在政府的操纵之下。黎塞留还使用王家拘捕令逮捕那些政治和思想上的对手，使巴士底狱要塞因为拘押不同政见者而声名狼藉，该要塞的恶名直到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群众攻占才告结束。
法国的历任首相都秉承前任的衣钵，继续极力使巴黎市政委员会成为王权的附庸。自1415年起，巴黎市政委员会有两个办事机构：一个叫小办事处，负责办理城市的常规事务，其成员包括商人市长和四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委员以及三个拿薪水的官员；另一个叫大办事处，负责讨论重大问题，成员是在小办事处基础上再加二十四位城市名流。百年战争后，法国国王开始限制巴黎市政机关的发言权。后来，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都确定，没有国王的批准，任何市政选举都无效，这两个干涉选举的做法后来都延续了下去。到了16世纪末，除了高级职位可以选举之外，其他职位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影响、相互间的合作、贪污贿赂等手段来获得。宗教战争期间，巴黎市政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权威，一些宗教笃信者集团竟然公然蔑视市政委员会的主张。从长远来看，巴黎市政委员会还发现，原来巴黎曾经拥有的对沙特莱要塞的权力现在也失去了。巴黎的商人市长必须由有头衔的贵族来担当，因此，他作为巴黎市长的权限扩大并成为王权的代理人。关于巴黎的军事问题，在亨利四世及其以前的时代，一般都是归王室家族成员或其他贵族所控制，而这些人基本上不管市政机关本身的想法。
如果商人市长能够按照国王的意愿行事，那么他还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例如，弗朗索瓦·米龙从1604年到1606年能够作为巴黎市长，就是一个实例。米龙是沙特莱要塞长官的儿子，曾经在巴黎高等法院工作，从1596年起其本人又成为沙特莱要塞长官，正是得到亨利四世本人的举荐他才成为巴黎市长。据说，国王在一次评论中提出，巴黎城市事务缺乏管理人才。他说：“我知道米龙干得很好，不是贪官，与其他官员相比较，他也很少讨价还价。”[159]米龙和他的后继者弗朗索瓦·桑甘（1606年至1612年为巴黎市长）成为亨利四世想使巴黎恢复活力的有效工具。他们承认巴黎的财政在宗教战争中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打算在国王的支持下一方面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要以文艺复兴精神重塑巴黎。
不论从社会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巴黎市政委员会都在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城市精英正在脱离商业和制造业。[160]某些措施证实并加剧了这种趋势。1563年巴黎商业法庭的建立减少了巴黎市政委员会在贸易方面的权限，这种权限本来属于水路商人行会。1615年的法令规定，在四个巴黎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中，至少要有两个是商人，但是这一点几乎没有人重视。1554年又规定，禁止“机械艺术”行业的成员进入市政委员会，这又使一些人不得不退出该委员会。结果，该委员会成员都变成忠于国王的穿袍贵族，而不再是独立的商人，而那些穿袍贵族通常对自己的贵族身份津津乐道。1577年，国王决定允许贵族作为巴黎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委员，而这些人的父辈就是市政委员会委员。1614年，巴黎市政委员会中的大部分委员同时又是巴黎高等法院或其他权威法院的成员，这些位置都是花钱买来的。官位买卖之风自上而下愈演愈烈。1633年，买卖国家行政官员职位的腐败行为扩散到下一级官员，巴黎各种区级管理人员的官位也开始被买卖。
国王驯服了巴黎市政委员会，改变了巴黎的城市风貌，控制了那里的思想和精神氛围，社会和宗教界的精英们似乎都已经被国王驯服了。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宗教信仰仍然各异，这证明宗教很难控制。尽管大多数天主教徒拒绝天主教联盟鼓吹的暴力行为，但仍有许多天主教好战分子，他们被称为“笃信徒”，呼吁采取比亨利四世更为激烈的反对新教徒的行动。在他们的影响下，17世纪20年代，路易十二和摄政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为了减少法国北部和西部胡格诺教派的军事自治权而采取了特殊手段。那些天主教笃信者还严厉地批评了波旁王朝开始实行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就是要通过与新教国家结成战略伙伴来反对法国长期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他们认为，这是在考虑基督教世界和谐之前先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在波旁王朝的国家建设规划使法国社会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笃信徒的批评具有更大的政治危胁性。最初，法国并没有公开卷入三十年战争，只是秘密地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对手。但是，1635年法国参战，这就意味着，法国与奥地利的冲突将一直延续到1648年；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冲突将延续到1659年。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意味着战争的花费不断上升，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提高税收、巨额借款以及财政上的其他谋略手段来筹集更多的款项，还采取国家对实际商品和服务少付金额的办法减少支出。一旦发生歉收或出现鼠疫疫情，人们就会面临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从1620年到1650年，每年都会发生至少一次各种形式的抗议斗争。农民起义、市民暴动、贵族密谋，在法国各地时有发生。1648年至1653年，群众的反抗斗争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达到高峰：一桌由农民造反、城市叛乱、贵族阴谋、宪法混乱构成的内战大餐摆在政府面前。
巴黎面临的困扰还不仅仅这些。1617年，由年轻的路易十三领导的反对他的母亲及其首席顾问孔奇尼的密谋发生了，国王下令谋杀了孔奇尼并秘密埋在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对孔奇尼的税务政策不满的巴黎暴民挖掘出其尸体，用车运到新桥，将其砍碎并当众烧毁，景象惨不忍睹。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巴黎处于平静状态，但是1636年再次发生混乱。先是来自尼德兰的西班牙军队在科尔比战役中击败法国，接着一批部队到达瓦兹河，进而威胁巴黎。当时，来自法国北部和东北部的惊恐难民纷纷到巴黎寻求避难，与此同时，巴黎本地的恐慌人群纷纷南逃，各种逃难的马车堵塞了道路。当所有人都手足无措的时候，红衣主教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国王保持镇定，并向巴黎人民表现出泰然自若的姿态，以使他们自愿参战去击退西班牙人。
到了17世纪40年代，黎塞留的继任者马扎然采取了一系列瞄准巴黎人钱袋子的措施，使他们对王室的忠诚发生动摇。在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马扎然决定让比大部分法兰西臣民更加富有的巴黎人为战争事业做出奉献。1644年，他颁布了《图瓦塞法令》；1646年，他又颁布了《关税法令》，厚颜无耻地向那些居住在防御城墙以内的巴黎人民榨取钱财。1647年，他又从同样目的出发颁布了《赎罪法令》，该法令完全不顾国王赋予的贵族特权，下令所有居住在王宫地区的居民一律购买自己对未来的所谓责任。1648年1月，另一个敛财措施出台，目标主要对准了巴黎高等法院中的那些富有的官员。
显而易见的是，巴黎城内对这种财政政策的反抗不是由市政委员会领导的，而是由巴黎高等法院领导的。市政委员会的独立性受到极大侵害，这就给政治领域留出了很大空间，巴黎高等法院太热衷于占有这一空间却因此而没有得到。尽管事实上是所有的行政官员而不是选举的官员贪污腐败，但巴黎高等法院是最高法律部门而不是某一个法律机构，所以完全有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重要代表作用的角色。从15世纪起，巴黎高等法院就显示出作为城市居民整体利益保护者的能力，而不仅仅关注食品供应和价格上涨的问题。巴黎高等法院拥有登记所有王家法规的职责，这使它成为王家法律的看护人，如果哪项与传统不符，巴黎高等法院有延缓甚至阻止该项法律生效的权力。从1614年起，三级会议作为法国全国性代表会议基本不再召开，在整个16世纪也仅仅召开了大约五次，这使巴黎高等法院的作用扩大了许多。卢浮宫作为王室住宅的建立使位于西岱岛上的古老王宫成为多余，因此那里成为巴黎高等法院的所在地，巴黎高等法院也因为在这里办公而可以大肆渲染自己如何重要。
对于关乎他们自己和巴黎人民切身利益的一系列财政立法问题，巴黎高等法院显得信心十足。1648年3月，巴黎高等法院中那些腐败的政府官员，而不是经由选举产生的巴黎市政委员会委员，带头组织了一场运动，要求解散国家的军事和财政机构，中止王朝军事扩张的权限。以奥地利的安娜和红衣主教马扎然为首的摄政委员会立即做出反应，逮捕了他们认定的为首官员，这一做法使他们向引发革命又迈进了一步，以巴黎小孩玩的弹弓命名的投石党运动就此开始。
街上出现街垒以后，破坏巴黎法律和秩序的事情行将出现，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完全把市政委员会排除在外的几次谈判中，摄政王太后似乎赞同了反叛者提出的计划。然而，她和国王在1649年1月逃出巴黎，然后利用孔代亲王包围巴黎并试图以武力迫使投石党人就范。这种情形使人回想起亨利四世1589年至1590年围攻巴黎的历史画面。枢机主教莱兹（后来成为其叔叔巴黎大主教的副手）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录构成了一幅贵族叛乱的历史画卷，使人形象地追忆到百年战争中使用的各式武器和天主教同盟在街头阅兵时闪闪发光的帽徽。[161]然而，宗教分裂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问题，因为不论保王主义者还是反叛者都是天主教徒，胡格诺派已经低下了头。
1648年8月26日，街垒日
尽管通过摄政与反叛贵族之间签订了一个调解协议而解除了对巴黎的围攻，但是形势每况愈下，尤其是反西班牙的战争仍在持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生了无休无止、变化莫测的事件。第一件事就是巴黎的税务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冲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王公贵族的私利与国家事务纠葛在一起，在自己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那些王公贵族还试图利用王权衰微的时机削弱黎塞留开始推动的中央集权。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人脉广阔、相当知名的贵族妇女，如内穆尔女公爵，她们与她们的男性伙伴一样激情四射，就像爱情故事或高乃依戏剧中的英雄角色一样，上演了一幕史诗般的历史剧目。有一段时间，投石党人采取宗教战争中王公贵族的策略，利用外省的代理人在那里组织自己的私人军队。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寻求与巴黎高等法院建立政治联盟。此外，包括莱兹、孔代和路易十四的叔叔奥尔良公爵等在内的投石党人还雇用一些文人撰写煽动性的小册子以煽动巴黎市民，这就是当时的“反马扎然宣传品”。许多投石党人期望政府能给他们一笔数量可观的钱，然后他们就可以退出叛乱，但在17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那样的困难条件下，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样做。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理解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例如，在1652年，许多来自巴黎周围乡村的农民欢迎孔代亲王和他的军队，印象中只记得他是为国王服务的，但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成为投石党反叛者的重要成员。在变化多样、时断时续的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每个人都在接受时间的考验。马扎然被以多种理由流放，乱党继续公开侮辱他和奥地利的安娜，通常是通过言语污秽的“反马扎然宣传品”。年轻的路易十四不得不忍受叛乱军队每晚检查他的卧室，以证实他没有逃跑。
尽管在法国历史上投石党运动并不十分重要，但是那场叛乱对于巴黎及其周围乡村的居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当时发生了两次对巴黎的围攻，一次在1649年，另一次在1652年，每次都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巴黎的人口死亡率在1651年和1653年增长了两倍。巴黎周围地区的人们甚至面临更为糟糕的形势，因为他们遭受着王室和投石党两方面军队中那些违法乱纪分子的抢劫和掠夺，由此导致巴黎周边地区的饥荒和死亡率都超过市内。詹森派修女昂热利克·阿诺尔德写道：“我们像鸡一样被杀害。”[162]她详细记载了发生在城门外的屠杀和暴行。据一位巴黎行政官员说：“由于疾病、饥饿和劫难，巴黎周边农村的居民已经死掉了三分之二。”[163]要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恢复元气，巴黎的下几代人还要在多方面努力。
这些事变使巴黎市政府陷入困境。在王室官员要么逃走要么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市政机关也没有抓住机遇成为巴黎人民的保护者。孔代、莱兹和始终犹豫不决的奥尔良公爵等靠不住的贵族投石党人将巴黎高等法院作为工具，因此后者也无能为力。1652年春季，巴黎市政府的彻底失败完全暴露出来。由于巴黎官方拒绝为投石党和王室双方的军队打开城门，孔代和他的投石党军队聚集在圣安托万门外的城墙边，这使他们面临被蒂雷纳率领的王室军队消灭的危险。在紧急情况下，蒙庞西埃女公爵（即奥尔良公爵的女儿）亲自上城墙指挥，以猛烈的炮火挽救了士兵们的生命。这位女公爵是路易十四潜在的婚配对象之一，甚至在年轻国王的舞会中也在摆弄火炮，而这位年轻的国王正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沙罗纳山丘上注视着那场战事。尽管国王得以幸免，但就像马扎然所说的那样，她“杀了自己的丈夫”。[164]她终身未婚。救援的炮火使巴黎向孔代的军队敞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