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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作者:澳大利亚-保罗·哈姆/译者:杨楠 当前章节:8596 字 更新时间:2026-6-16 22:52

英国的恐德症

德国正在故意奉行一种本质上与英国的重要利益相抵触的政策,长此以往,免不了会有一场武装冲突。

——艾尔·克劳备忘录,英国外交部,1907年

在一些英国官员看来,英国与欧洲重新接触,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敌对的、经济强劲的德国总有一天会威胁到他们宝贵的殖民地。这种看法在出生在德国的外交部高级职员艾尔·亚历山大·巴比·维夏特·克劳爵士的话语中体现得最为强烈。克劳并不是像全职抨击德国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主编利奥·马克西、《观察家报》主编詹姆斯·路易斯·嘉文和《旁观者》主编约翰·圣洛·斯特雷奇那样的极端反德分子。1他也并不怀有以《蓓尔美尔公报》、《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为主的大众媒体例行贩卖的仇德情绪。克劳的反德论证有条有理,有历史根据,而且非常明晰,使阿斯奎斯内阁中的亲德派深感不安。

克劳1864年出生在莱比锡,双亲分别是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英国驻柏林商务专员约瑟夫·阿彻·克劳爵士和他的德国妻子阿斯塔·冯·巴比。约瑟夫爵士在19世纪60年代与德国王室和德国自由派名流的友谊“使他成为或许是德国政界消息最灵通的英国人”。2与德国工商界和帝国议会议员的关系,使他对德国社会的深层政治趋势有着敏锐的理解,这一特点将在他儿子身上得到突出的体现。31903年,艾尔·克劳与丧偶的德国表妹克莱玛[11]结婚,她的舅舅亨宁·冯·霍尔岑多夫注定要成为德国海军参谋长,并因在1916年给德皇的备忘录中力倡对英国展开无限制潜艇战而恶名远扬。这场战争完完全全是一场家族内战。

艾尔·克劳于1882年十七岁时首次来到英国,参加外交部录用考试。虽然英语不甚流利,但他的聪明才智克服了语言上的短板,他得到了一个职位。他的居住国对这个出生在德国的臣民没什么好态度。克劳无论怎样表现对英国的忠诚,都无法完全摆脱德意志民族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迹,也改不掉口音。在反德情绪高涨的时候,他的出身引起了某些政治圈子,当然还有英国新闻界的敌意。他对这些关于他德国血统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发泄并不太在意。维多利亚女王自己不就是德皇的外祖母吗?英国贵族中不也有很多人与德国的统治家族有联系吗?

外交部似乎比国家更难容身:这是老牌公学学生的天地,他们几乎都上过伊顿、温彻斯特或哈罗公学,以及牛津或剑桥。与这群令人生畏的同伴格格不入,似乎并没有阻碍克劳最初的发迹。事实上,他对德国的了解可能在他晋升为西方司高级职员的过程中帮了他一把——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职位,他在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手下做事。可是他从未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也是他喜欢挑衅、有时不服管的脾气的一个原因。

作为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务员,克劳披上了英国国旗,成为英国国土的坚定捍卫者。他高调的爱国精神可能过度补偿了他的那一半德国血统。与之相对的情绪则是一种病态的怀疑,对于与德国有关的任何事物近乎偏执狂。在克劳的心目中,危及英国安全的一切都必须归结到德国头上。他认为德国海军是对英国生存的最大威胁(这一预言后来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当然,他并不是不假思索地反德。他的结论是在细读普鲁士历史后得出的。他宣称,德国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德国霸权,首先在欧洲,最终在全世界”。4在克劳看来,这是对德国侵略史的合理延伸。

如果克劳是对的——如果德国真的计划称霸欧洲,作为征服世界的前奏——那么英国肯定会非常担心吧?恰恰相反,1907年英国内阁的大多数人是亲德的,对柏林的殖民扩张表现出一种无忧无虑、满不在乎的态度,这是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继承自格莱斯顿的自由贸易“旧自由主义”残迹。克劳自负地认为这些人都很愚蠢,误入歧途了,尤其是当时最有权力的亲德派内阁成员、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他自己才是明白人。

坎贝尔—班纳曼标榜的自由主义正在式微。他的内阁要员,包括阿斯奎斯(他将在1908年接替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退职的坎贝尔—班纳曼)、劳合·乔治、格雷和丘吉尔,都敢于谈及社会改革、福利国家、经济干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愤恨和嫉妒的世界,急于瓦解英国视若珍宝的帝国。造成他们意见分歧的是德国问题:柏林的野心是否对英国的利益构成了主要威胁?对克劳来说,答案是响亮的“是”,他把迫使新的外交部采取行动作为自己的使命。

克劳凭借这一身份,为主导外交部的反德鹰派充当一种非官方的发言人,或者说是避雷针。他把高级官员心里揣着但不愿意说出口的想法表达了出来。他们的队伍中包括:爱德华·格雷的私人秘书(1907年至1915年)威廉·蒂勒尔,典型的绅士公务员,彬彬有礼、机智诙谐、富有魅力,他与克劳交好,也与克劳所见略同,直到在1912年改变看法;将成为英国驻美国大使(1912年至1918年)的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他对德国的偏执狂是出了名的;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一名职业外交官,“普鲁士—德国扩张主义的老牌批评者”,5对德国深感不信任;常务次官(1905年至1910年)查尔斯·哈丁,一位卓越的职业外交官,未来的印度总督,非常担心德国的扩张主义;驻法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蒂,在巩固《英法协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英国驻俄国大使(1906年至1910年)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一名极力反德的外交官,认为英国应与俄国和法国结成全面的防御联盟来对抗德国。6这些官员并不以“反德派”或任何完全不讲外交策略的称谓自居;他们更愿意自视为“亲英派”,以区别于议会中那些更刻薄的仇德者。

戴维·劳合·乔治

阿瑟·尼科尔森爵士

至少从1907年开始,克劳的部门领导、在摩洛哥危机的1905年成为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就成了最愿意听取他意见的人之一。“甚至早在进入外交部之前,格雷就将德国视为敌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7对于德国威胁的本质,格雷的看法与克劳一样:“外交大臣不仅认为德国准备挑战英国的地位,还认为它有实现这个危险意图的潜力。”8得到了格雷的同意后,克劳便树立了白厅最强硬的反德代言人、“头号绥靖反对者”9的名声,他在备忘录中养成了一个“很不合适的习惯,就是向外交大臣及其内阁同僚指出,他们不仅消息不灵通,还很软弱,很愚蠢10”。

虽然克劳的诋毁者将他视为外交部仇德者的“恶灵”,11但他也曾一度被视为该部门最权威的反德官员。他的言论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国战前对德政策的变化方向。虽然格雷否决了克劳与德国可能必有一战的设想,但外交大臣热衷于传播他的顾问直言不讳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些意见实在太过直白,分明就是在煽动战争。

甚至连和他最亲密的同事都对克劳《英国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现状备忘录》的煽动性语气猝不及防,虽然它起了这样一个温和无害的标题。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1907年6月至10月)之前的1907年1月,他向外交部呈递了这份备忘录。这份20页的备忘录是格雷要求的,字里行间颇有克劳为人所熟知的论战口吻,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指出,它让人想起“男孩读本”[12]里面的寓意故事,故事中的恶霸永远都是德国。12这份备忘录远不止是一堂虚张声势的历史课,或者关于德国心怀鬼胎的青少年冒险故事。克劳的愿景中暗含着为了把欧洲从德国的征服中解救出来而战斗的号召。

从本质上讲,这份备忘录就是一本宣传册,对德国惊人的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后果发出警告。它产生于克劳的热切信念,即英国必须阻止德国以大国自居。他想的是德国不断扩充的舰队对英国海上霸权构成的威胁。备忘录发出后,克劳的话对政府中的高级成员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格雷,他在备忘录上写下了“强烈赞同”字样的批注,13并分发给了高级同僚。因此它值得我们更仔细地研究,因为如果说英国有哪份文件堪称战争的预兆,那就是艾尔·克劳这份煽动性的备忘录。

备忘录的核心假设是,一个统一的德国,就像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一样,认为获得与英国和法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属地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克劳警告说,这些野心必将使柏林走上与英国发生经济和军事冲突的道路。

他开篇对欧洲的大联盟进行了简洁的概述。他否认了《英法协约》对德国有敌意的观念。法俄同盟也并非本着针对德国的“好战的侵略精神”而构想出来的。同样地,他也并不觉得《英法协约》在本质上对德国的利益有什么敌意,它的目的单纯只是为了调停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纠纷。在克劳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平的、不具威胁性的举措。有一种说法认为,俄国在日俄战争和1905年革命中被严重削弱之后,法国急于抱英国大腿,因此才有了《英法协约》,他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克劳想要让德国对这些大忠大义的敌对反应站不住脚,这分明是在故意骗自己。他忽视了直到1914年7月敌对大国之间状态越发紧张的一个明显原因:德国感觉这些关系具有威胁性,因此决心挑战或瓦解它们。对时局的感受对于我们理解欧洲为何走向战争至关重要。法俄同盟的缔约国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提供保护。这看似和平。然而,正如关于这场战争汗牛充栋的著作所证实的那样,挑衅是很难证明的。是谁挑起或“发动”了大战?目前仍未达成共识。虽说如此,在克劳和外交部的反德派看来,德国就是那唯一的挑衅者,永远都是。

克劳写道:“皇帝的政府……决心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一个新的政治联盟解体的措施,它认为这个联盟终将被证明是德国通往霸权之路上的又一块绊脚石,它之前也是这样看待法俄同盟的14。”

克劳声称,德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贯彻了这一政策的精神。德国代表确信,法国会服软,撤出摩洛哥。然而,德国低估了英国拒不容许法国受辱的决心。这两个殖民“超级大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这个“恶霸”(浑然不顾质疑法国的占领是德国所拥有的合法权利这一事实)。

正如克劳所写的:

冯·荷尔施泰因先生,以及被他说服的比洛侯爵,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声誉押在了这样一个预言上,即受到严重威胁恐吓的英国政府绝不会站在法国一边,那个国家数个世纪以来处处与英国作对,而且还是英国的“世仇”俄国的盟友15。

德国代表暗中向英国代表灌输支持法国就是犯蠢的观念,“并把与德国合作推翻法国的政策描绘得分外诱人”。16德国人对这个“预言”的信任大错特错;英国坚守立场,并没有倒向德国,荷尔施泰因也在被比洛赖到他头上的这一政策失败后被解职。

克劳表示,摩洛哥危机使英法联姻擦出了新的火花。《英法协约》原本只是一份“挚诚协定”,而此时,一个新的因素必须纳入考量了,“其中有了共同反抗外部命令和侵略的成分,这是一个因特殊利益而结成的统一体,倾向于积极合作反对第三个大国17”。

在点出恶霸的名字后——这“第三个大国”当然指的是德国——克劳开始真正进入状态。他向他的读者——格雷和外交部高级成员——讲述了普鲁士漫长的侵略史:夺取西里西亚,瓜分波兰,吞并汉诺威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最终在1871年“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时达到极点。克劳承认,“其他国家也进行过征服,其中有很多规模更大,也更血腥”——想到他可能指的是自己的居住国,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但在他看来,普鲁士的征服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克劳认为,英国的殖民战争、占领和吞并是水到渠成,是众望所归,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语带挖苦地评论道,克劳的这种看法显示出一种“滑稽的倾向”。另一方面,德国的殖民野心却不言而喻是凶残的和歹毒的:

英国的霸权由于其政治自由和商业自由而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和欣赏,没有人对此感到嫉妒和恐惧,然而德皇和泛德意志主义新闻界的叫嚣却表明,德国的霸权等同于“政治独裁”,将“摧毁欧洲的自由”18。

克劳更进一步。建立德意志帝国,是为了以德意志种族的名义扩张这个大德意志国家:“在(德国),民族权利的维护和民族理想的实现,完全取决于每一位公民在最后时刻是否愿意赌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来为之辩护、为之正名。”19普鲁士精神通过“铁与血”注入了新的德国。但新的德国“必须拥有殖民地”,才能得到一块阳光普照之地和欧洲的一席之地。克劳用一个悲观的警告结束了他的历史课,称德国的殖民野心必将导致这个国家像癌症一样恶性发展,之后便是战争:

像德国这样一个拥有6000万居民、健康又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扩张,它不能停滞不前,它必须有领土,好让过剩的人口能够移居,又不用放弃国籍……当有人反对说,这个世界现在实际上已经在独立国家间分配完毕,除非从合法拥有者手里抢来,否则就无法拥有可供殖民的领土时,又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不能考虑这些。迫不得已,无需讲理。世界属于强者。一个有魄力的民族不能因盲目地故步自封而阻碍自身的发展……!20”

如果我们揭开克劳近乎达尔文主义的主题——他早在贝特曼—霍尔韦格在为入侵比利时辩护的演讲中使用这个词之前,就提到了“迫不得已”一词——就能得出他的中心思想:仅仅从德国的过去便可以推知柏林未来的行动——也就是说,侵略再生侵略,不可能偏离这一铁律。在克劳看来,德国的掠夺史注定了这个国家会继续走这条路,利用必要的侵略来获得强权。如果克劳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推断应用于法国和英国,比如从占领印度或法国大革命开始说起,那么这些国家是否也会受到类似的指责呢?克劳并没有说。然而,他确信欧洲存在着一个新的暴力政权,为了征服邻国,它会无所不用其极。

克劳最后的警告让英国的生存希望破灭了。他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对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天然的根据”。他的答案是:

事实上,这种对立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它是由一种完全单方面的侵略性所导致的,而英国方面一直秉持着最温和的态度,再加上我们始终愿意通过一再忍让换得重修旧好。

他用来指责德国“完全单方面的侵略性”的证据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只是关于非洲殖民地的一些纷争,关于中国的口角,以及德国新闻界的敌对情绪(反观英国新闻界也是一样)。诚然,比洛在1898年至1902年间曾多次拒绝英国强化两国关系的请求。然而这并不能得出“德国和英国极端敌对”这一“传统”的结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和英国在很多情况下都曾和睦相处。

然而克劳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坚持认为德国对英国的敌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只有英国完全屈服才能让普鲁士领导阶层满意。简而言之:

德国正在故意奉行一种本质上与英国的重要利益相抵触的政策,长此以往,免不了会有一场武装冲突,除非英国牺牲掉那些利益,结果就是失去作为独立大国的地位,要么就让自己变得更强,不给德国在战争中取胜的机会。

克劳宣称自己已经提出了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柏林“正在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德国霸权,首先是在欧洲,最终是在全世界”。21断言德国和英国正在走向一场“必然的战争”之后,克劳开始给自己的论据拆台——姑且这么说吧——承认他的论证有两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如果德国真的打算征服欧洲,柏林为什么要与邻国为敌,让它们处于战备状态呢?当然,德国会一直哄英国“开心,直到对英国势力进行致命打击的时刻到来”。22撇开敌人并不总是假扮朋友,以此作为战争前奏这种可能性不谈,他的想法在好几个方面都站不住脚。首先,英国、法国和俄国在1907年并不处于战备状态,离战备状态还差得远。德国也并没有试图让这两个国家处于战备状态。秘密的施里芬计划是只有在德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军事想定。德国海军的发展壮大并不会必然导致战争。德国好战的原因与最近订立的三国协约有关。事实上,在1914年7月之前的任何时候,德国政府都没有显示出任何想要与欧洲邻国开战的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克劳的整个论题——德国政府谋求与法国、英国和俄国开战——似乎只是基于一个从普鲁士历史中得出的推断。

他的第二个自我诊断的错误更为严重,威胁到了他的整个论证体系。备忘录接近尾声时,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误解德国的意图和方法,或许“德国的宏图实际上仅仅体现了一种暧昧不明、颠三倒四、不切实际的政治才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23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时,克劳承认俾斯麦时代是个例外;也就是说,俾斯麦的政策是有的放矢、一以贯之的,而现政权的政策是误入歧途、乱七八糟的。实际上,德皇的世界政策完全符合后一种描述。承认了这一点,克劳的锋芒就失去了效力,看似是对德国拿破仑式作风的严厉控诉,却更像是一个清空了沙子的沙袋。

这份备忘录引发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依旧如此。当时,外交部最激烈的批评者是托马斯·桑德森,他拒绝接受克劳把德国历史过于简单地描绘成“信笔狂书的恶行记录”。24然而从那时起,历史学家就倾向于站在克劳这边。弗里茨·费舍尔的《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年至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是对德国谋求征服欧洲和世界这一观点最具争议性的深思。但他的书仅限于德国在战争期间的目标,即战争开始后,所有国家都在为活命而战时;这本书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德国在战争开始前就打算通过武力征服世界。世界政策的确指的是仿效法国和英国获得殖民地,但并不是征服欧洲。费舍尔的学生伊曼纽尔·盖斯说克劳的备忘录是“对德国的世界政策最精辟、最准确的分析”,“在德国长期被认为是促成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25阿尔贝蒂尼称这份备忘录“令人叹服”。26在保罗·肯尼迪(《英德对抗的源起》)看来,它代表了英国政府的“官方思想”,“通常被视为伦敦为维护势力均衡而反对德国的战前政策的经典陈述”。27另外一些人则并没有被说服。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质疑了德国意欲在欧洲打一场拿破仑式征服战争的整个概念——他称之为英国的“拿破仑神经症”——拒绝接受德国的战前目标包含全球霸权这一观点,并倾向于将克劳视为一个令人厌烦的仇德者28。

有一点很清楚:英国新闻界和英国公众对德国的普遍抗议往往反映了克劳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并没有通过外交部的公学腔调和牛津剑桥散文表达出来。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英国新闻界或多或少还是赞同克劳的观点的。事实上,反德情绪最歇斯底里的时候,甚至暗示了英国计划进攻德国,而不是反过来。

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一本颇受好评、撰稿人中包括奥斯卡·王尔德和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杂志《星期六评论》发表了一系列以“德国必须毁灭”[13]为主题的反德文章。一篇文章(《我们真正的外交政策》)中写道:“现如今,我们在贸易和商业上的头号对手不是法国,而是德国。如果与德国开战,我们应该会稳赚不亏……”29另一篇文章表示:“从生物学角度看待外交政策,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首先,将我们的各个殖民地结成联邦,以防地理上的孤立造成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自相残杀。其次,为与德国作战做好准备,因为‘德国必须毁灭’30……”

正如尼尔·弗格森的全面概述所显示的那样,在1914年以前,同样的主题一直充斥着报纸、期刊、书籍和讽刺漫画。31描述德国入侵的小说很畅销。有威廉·勒丘的《1910年的入侵》这样的廉价小说,也有萨基格调更高雅的《威廉驾到:霍亨索伦统治下的伦敦故事》。当然,德国出版商也匆匆推出了同样关于英德之间歼灭战的幻想小说。这两个国家的新闻界也确实乐于将反德或反英情绪煽动到毫无必要的程度,因为当被问到“什么能让报纸卖得好?”时,诺思克利夫勋爵旗下的一位主编替(当时和现在的)每一个人回答道:“战争32。”

那时,新闻界和时事评论员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弗格森写道:“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英国高官和大臣竟然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些危言耸听之人的主张。”33这些官员严肃地起草了可怕的想定,针对德国袭击帝国中心的情况。哈丁、克劳和格雷都认为“德国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入侵(英国)的问题”。34恰恰相反,德国的策划者们研究的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保卫德国。所有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克劳备忘录的不同视角,它可以被解释为在任何一间英国酒吧发表的反德长篇大论的博雅版。在更隐晦的层面上,克劳也反映出了德国人所感受到的,对真正和想象中的敌人的偏执狂。

我们可以安慰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与主战派想法一致。这两个国家的讽刺作家和讽刺漫画家都很活跃。1907年,德国一个爱胡闹的人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的大英帝国缩小到只剩冰岛,剩下的地盘都被德国占领。对于这种歇斯底里,最绝妙的反驳是伟大的幽默作家P.G.伍德豪斯的《突袭!又名克拉伦斯如何拯救英格兰:大入侵的故事》(1909),它讲述了英格兰不仅被德国人,还被俄国人、中国人、瑞士人、摩洛哥人、疯狂毛拉[14]和摩纳哥人侵略的故事。在这套阵容中,人们对德国入侵的关心还不及一场乡村板球赛:

萨里表现糟糕

德军在英格兰登陆

……还有夹在板球赛比分和赛马结果之间的新闻:

萨里147分,8人出局。德军今天下午在埃塞克斯登陆。洛姆郡让磅赛:第一名,小鲜肉;第二名,莎乐美;第三名,Yip i-addy。七匹未获名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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