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围困的条顿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军队斗志昂扬，等待任务的召唤。我们是带着帝国未来取决于我们的觉悟投入战斗的。如果我们胜利归来，那么我们将不仅征服外国的土地：我们还将赢回奥地利的自尊，为帝国理想赋予新生……我们热血沸腾，我们摩拳擦掌。陛下！只要您一声令下！
——奥地利军事刊物《丹策尔军报》
1909年1月7日的头版文章
这只不过是维也纳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但这种官方的好战姿态和将奥匈帝国的分裂状态归咎于除德国以外所有欧洲国家的倾向，暴露出了一个政权担惊受怕的心理状态，这个政权的军事领袖认为，战争是维护哈布斯堡王朝自尊和延续的唯一手段。这篇题为《战争前夕》的文章在欧洲各地引发了严重恐慌。这篇文章于1909年1月7日发表在奥匈帝国武装部队刊物《丹策尔军报》上，反映了最高统帅部的观点，并得到了那位脾气暴躁、留着浓密八字胡的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认可。
康拉德将冲突理解为“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的必要表现，这很符合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意味着相信战争是对适者种族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讲，战争是政治的代替品，而不是延续。1他的观点与奥匈帝国陆军中那些受过教育的普通参谋没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战争将决定谁来承受地土[15]。2康拉德解释道：
承认生存斗争为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乃是制定政策唯一真实、合理的根据……任何人倘若仍然对日益严重的危险视而不见，或者认识到了危险却仍然懒得武装自己，并且优柔寡断，无法在适当的时刻予以打击，那么他就是自作自受3。
康拉德热衷于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不断敦促奥匈帝国政府入侵并征服塞尔维亚。只有武力才能保障二元君主国未来的安全。
康拉德在他的私生活中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这种公私如一的作风倒是很值得玩味。他不遵守传统道德，完全没有谨慎意识，侵犯了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大的女人的家庭安宁，她就是二十八岁的吉娜·冯·赖宁豪斯，六个孩子的母亲，富商汉斯·冯·赖宁豪斯的妻子。吉娜是一个身材高挑的意大利美女，有着一头乌黑飘逸的秀发。康拉德是一个热情有魅力的男人，身材瘦削结实，留着八字胡。他们于1907年1月20日在一场晚宴上相识，康拉德被她迷住了。有朝一日娶她为妻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始终都在主动献殷勤，还经常向她求婚。他锲而不舍地给她写信；他在私人的“痛苦日记”中倾诉他的悲伤，里面是一大堆感伤、自怜的冗长废话，大多未寄出，这些文字使人联想到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男子突然萌生的情欲。他写道，她驱策他“成就一番伟业”。康拉德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幻想自己将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出人头地，作为指挥官获得胜利，荣归维也纳，然后“再也顾不得小心谨慎，便娶吉娜为妻”。4尽管她看似因这份持续不断的殷勤而沾沾自喜，即使可能也有些不知所措，但康拉德苦恼地发现，他无法说服她为了一个似乎情难自抑的五十四岁男子而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康拉德的传记作者将这位奥地利人的痴情与拿破仑对约瑟芬的追求进行了一番很有趣的比较。和拿破仑一样，“康拉德对战场攻势的狂热信仰反映在了他对吉娜的追求上。他的‘进攻’是持续不断的，没有对成功机会的理性思考，也不关心‘伤亡’，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情感上的”。51907年至1915年间，康拉德总共给吉娜写了3000封信，包括寄出和未寄出的。他们可能是在1908年或更早的时候成为情人的——她的丈夫似乎是忍气吞声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痴情影响到了他的精神稳定和职责的履行，我们定会忽略这位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奥地利总参谋长的私生活。这段为情所困的关系影响了康拉德的情绪，刺激了他的倔脾气，给了他成就大业的勇气，等等，而这些并不都是好事。
波斯尼亚被吞并几个月后，《丹策尔军报》（一份他偶尔投稿并且读得很起劲儿的刊物）刊登《战争前夕》时，康拉德和吉娜已经彻底搞在一起了。为了将影响最大化，这篇得到了康拉德认可的文章特意安排在三国协约对奥匈帝国的吞并感到愤怒、俄国对此深感屈辱之后的这个时间点发表。
虽然奥地利在那次外交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前夕》把这个国家描绘成受伤的一方，就像康拉德在他的痛苦日记中一样。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令人毛骨悚然的语气中，不难听出征服者康拉德的挑衅之声。普鲁士贵族也有这种弱者心态，举目四望，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意大利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关系正在冷却，它们已经把这个挂名盟友视为大敌。意大利刚刚遭受了可怕的墨西拿地震，可康拉德手下的笔杆子们却把这看成对意大利落井下石的机会（想到出生在意大利的吉娜对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会作何反应，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然而，我们不能把《战争前夕》视为又一个战争贩子的长篇大论。这是在号召战争，号召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敌人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这篇文章显然是为柏林和德皇，以及哈布斯堡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而写的。作者对他们的行为后果浑然不觉，这透露出一种无法理解其他国家的观点、只能感知潜在敌人的官方心态。即使他们笔下一个被围困帝国的挑衅号叫对具体政策没有什么直接影响，这毕竟还是充当了奥匈帝国军方上层的情绪风向标，是异口同声、越发响亮的战争预言中最喧嚣的呐喊。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应该把《战争前夕》摊开来读一下：
时间已到。战争不可避免。
从未有过如此正义的战争。我们对胜利的信心也从未如此坚定。
我们正在被推进战争。俄国驱使着我们。意大利驱使着我们。塞尔维亚和黑山驱使着我们，土耳其也驱使着我们。
俄国驱使着我们：……当今的俄国已经为一场进攻战做好了准备：因此，眼下它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主张（很久以前，俄国就通过许许多多的条约和承诺，保证承认对波斯尼亚的吞并，这一事实被俄国视为区区次要考量）；但伊兹沃尔斯基说，俄国正准备适时履行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将用尽一切手段促进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奥匈帝国……（我们必须）要么趁俄国还在为最近那场（与日本的）战争和国内（1905年）革命的后果所苦时立即出击，要么就只能收住拳头，直到它再次攒足力气，并通过外交手段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与我们作对，使我们陷入完全孤立。
意大利驱使着我们：因为即使官方层面上我们仍把意大利看成是我们这边的，也只是为了让它晚点儿对我们突施杀伤力更强的冷箭。咬牙切齿的意大利装作忠诚的盟友，只因它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但它正大踏步地纠正二十年来受到的怠慢。难道我们要等到意大利看准对我们发动战争的有利时机吗？
（提到在墨西拿地震中丧生的十万多人之后：）……作为人类，我们被（1908年）12月28日的可怕事件激起了无比深刻的、由衷的同情。但政治是一个无情的行当，我们必须将墨西拿地震视为一个有利于我们做打算的因素。五年前，头脑简单的我们体谅俄国在远东的灾难，放走了以让我们满意的方式彻底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机会。我们的骑士精神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感谢：俄国如今站在了我们敌人的队伍中！我们已经戒除了这种骑士精神，即使在这种举国哀悼的日子里，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对意大利放狠话。
塞尔维亚驱使着我们：塞尔维亚首相的言论已无需多言。像他这样的嘴巴就该用拳头来回应，如果自己服役的国家乖顺地屈服于这样的挑衅，皇家和王家军队的任何一名军官都会以他的佩剑为耻。
土耳其驱使着我们：我们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受到了蔑视和嘲笑。我们在那里的威望已经所剩无几。对我们的抵制无非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暗战。土耳其目前正掌握在一个卖国集团手中，他们被英国人用金钱收买，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土耳其也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因此目前没什么能力采取行动，并且可能会继续这样下去，即便我们不得不利用这一内部危机，错也不在我们。
如果我们的强权能够像德意志帝国那样组织严密、不受挑战、令人服膺，那么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省却最后通牒，从容不迫地静待事态发展。但由于我们在外国人眼中的威望受损，由于我们在别人看来比实际情况更弱，由于我们被无限低估，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后手段，抓住有利时机，首先以与我们的自尊和利益需求相匹配的方式，用武力激烈、断然地回应塞尔维亚的挑衅。
这第一步行动能否结束这生死攸关之年的军事行动，将取决于它的速度和成功。
我们已经正式占有了长久以来便属于我们的波斯尼亚。为此种情况所迫，我们现在要对塞尔维亚出手了，通过我们的保护，给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一个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开始新生活的机会……
军队斗志昂扬，等待任务的召唤。我们是带着帝国未来取决于我们的觉悟投入战斗的。如果我们胜利归来，那么我们将不仅征服外国的土地：我们还将赢回奥地利的自尊，为帝国理想赋予新生，不仅战胜外敌，还将战胜我们当中的敌人。
我们热血沸腾，我们摩拳擦掌。陛下！只要您一声令下6！
这就是从武装部队高层发出的奥匈帝国军事偏执狂的真实声音。它透露出一种将在1914年7月盛行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它，就必须颠覆我们现代人将战争视为外交失败后的最后一招的假设，还要去了解战争是必然、必要、可取的思想。根据这种理论基础，战争就成了达尔文学说的终极斗争中适者的试验场，尼采学说中金发超人（和女超人）的完美种族将从中产生，他们在恢复哈布斯堡皇室的威望后，接着就将统治世界。康拉德的激烈言论以维也纳的丑态结束，这个窃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贼把自己塑造成一只走投无路的狗，“摩拳擦掌”，想要为恢复“奥地利的自尊”而征服大塞尔维亚。即使这篇文章暴露了康拉德旺盛的性冲动和男性气概危机，它肯定也让能德皇赞不绝口。
事实上，德国对奥地利盟友的赞许，带着仿佛困惑的家长试图管束不听话的青少年一样的关心。柏林感到烦恼和疑虑。毫无疑问，如果打起仗来，奥匈帝国会与它的可靠盟友德国并肩作战，但如果动起手来，这个古老的帝国会将谁作为对手呢？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会把他们军队的打击对象限定为塞尔维亚和意大利吗？意大利是个观望的看客，虽然名义上忠于三国同盟，但不会有人真的相信。（埃伦塔尔本人就曾在1908年12月8日给比洛的信中表达过对意大利的担忧，建议让康拉德和毛奇“仔细研究一下意大利中立这种假设”。）7还是说奥匈帝国会重新振作起来，与德国最畏惧的敌人俄国交战——如果俄国大军压境，则帮忙抵挡住他们？德国坐在那里，研究着它的条顿亲戚，却捉摸不透。
就此而言，从展现出来的种种思想、观念和情绪来看，德国政府在1909年的心态是很难评估的。从德皇的歇斯底里和反复无常，到新任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相对的沉稳和温和的观点；从普鲁士军方对先发制人战争的信念，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通融与妥协，不一而足。将这些极端联结在一起的一个共同点，便是德国奇怪的民族唯我论，一种集体的自我指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德意志帝国是其他国家联盟与友谊的原因或催化剂。俄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在排除了德国的情况下构设的。麻烦之处在于，随着1908年结束，1909年至1914年这段至关重要的时期到来，德国的叙事有了实质性内容：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列强所围绕的争论点。
值得称赞的是，贝特曼—霍尔韦格试图阻止德国陷入孤立、受围的境地，并与英国结成一种新的关系。这一目标将会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尤其是因为贝特曼—霍尔韦格没能理解英国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就试着去理解一下他吧。在我们感兴趣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宰相的所有生活细节中，有一点对于理解他那些导致1914年宣战的行动至关重要：他从未在武装部队中服役。他不是军人。这让名义上听他指挥，但实际上会毫不客气地表达自己意见的普鲁士将军们很不服气。他们给的压力让他恐惧，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松开掌权的手。贝特曼—霍尔韦格精神上是一名知识分子，来自一个显赫的普鲁士律师和公务员家族。他能讲好几种语言，还能阅读希腊和罗马典籍的原文。在一个重视古典教育胜过外交和谈判技巧的时代，这些品质能否让他做好发挥治国之才的准备，并不成问题。
年轻时的贝特曼—霍尔韦格享受着普福尔塔学校与世隔绝的生活圈，他在这所精英寄宿学校丢弃了“对军国主义的个人需求”，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孤独的思想家，“来自霍恩菲诺（他的出生地，位于勃兰登堡）的哲学家”8，一种歌德式英雄。“他拒绝加入兄弟会，活在自己的想象中，更喜欢思想与理想的世界，而不是乏味的现实。”一位传记作者写道。9即便如此，他还是保持着冷静，在学校里是首屈一指的优等生，在法律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并作为狩猎协会的优秀主办人获得了社会名望：“总的来说，（他）是俾斯麦那句隽语的绝佳例证：普鲁士出产卓越的枢密院顾问官和平凡的大臣，却不出产政治家”10。
贝特曼—霍尔韦格对实现“奇志”的渴望超出了他的才能和个性，他也成了一个把自己逼得很紧的自学者。例如，他在正式的学术成就和文学表达方面并不成功，这就驱使他在人生的其他领域做得比预期更好，并寻求权力转瞬即逝的慰藉。“他的性格是这样的，”贾劳施写道，“既冷漠又火热，既玩世不恭又理想主义，既是保守派又是改良派。”二十三岁的他“老成得令人惊讶，为人又很天真，并且已经准备好将‘对未来的模糊想法’具体化了”。11政治比其他任何追求都更能适应这种反其道而行之、奇怪的是竟然还没有定型的性格，由于没有令他心动的替代选项，贝特曼—霍尔韦格便很务实地着手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
他在民族主义保守派的政治梯队中步步高升，于1907年成为帝国内政大臣。1909年，他在比洛辞职后接任宰相。执掌大权后，他立刻将工作重点放在英国身上。必须想办法再次与英国人“交好”。事实将会证明这件事很难办，因为德国在1898年至1902年间曾经多次拒绝英国的结盟邀请，在驱使伦敦与巴黎签订《英法协约》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贝特曼—霍尔韦格看出了这个错误，他试图引诱伦敦重回德国的怀抱，远离法俄同盟。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三国协约“包围”了德国12。
为此，贝特曼—霍尔韦格在1909年成为宰相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同盟置于“防御性”战争的立场上，他声称是三国协约的形成迫使他结成这个同盟的。根据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解释，德国被包围，并不是它自己挑起来的。在他看来，德国人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却要面对一个正在慢慢把自己包围起来的凶巴巴、恶狠狠的世界。他声称，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官方政策”就是要限制德国的经济优势，并抑制泛德意志运动。
贝特曼—霍尔韦格在回忆录（写于1919年至1920年，也就是他去世之前）中展现出来的思想，采用了自我开脱、闪烁其词的笔法，筛除了一种将德国作为常年被误解的受害者的历史阐释。然而作者确实描绘了1909年柏林的受围心态，并将泛德意志主义的兴起毫不含糊地归咎于三国协约：
泛德意志主义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是协约国沙文主义激烈爆发所造成的结果，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这种沙文主义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它源于这些（协约）国的官方政策……但如果说我们是犯了民族感情过于充沛的毛病，那么从另一个阵营传来的、在留神倾听的世人耳边响起的口号——德国必须毁灭——则是来自无比清醒的商业算计。毫无疑问，这让它变得更加有效13。
按照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说法，在德国的各路敌人中，法国人是一个拥有“好战野心”的民族，他们越发受到普恩加莱的影响，对修好或自治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着收复阿尔萨斯—洛林。14英国人阴险狡诈、背信弃义，他们的自由党政策就是想遏制德国海军的雄心壮志，如果继续推行下去，就会“越发危及世界和平”。15俄国人则是最危险、最心术不正的骗子，屡次欺骗德国，使其在接二连三的巴尔干危机中越陷越深。
这些断言真实与否并不是重点。在这场观念之战中，重要的是德国领导人坚信，这个由他们的欧洲对手控制的世界已经处于这种固化状态，对手们的邪恶计划就是要限制德国“生存空间”的边界，即使他们自己还在亚洲和非洲将帝国的成果狼吞虎咽。而贝特曼—霍尔韦格是属于温和派的。
毫无疑问，在帝国议会中有更多有影响力的温和派——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他们试图抑制疯狂的德国新闻界和德皇那些骇人听闻的言论。问题在于，这些克制的声音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很少能听到，在最需要听到这些声音的英国和法国则完全听不到。
另一方面，德皇却让自己被全天下人看到。威廉有一个不良习惯，就是公开捍卫他在德国天地间的至尊地位，好像那会被人抢走似的。有一次，他公然宣称：“外交部？呵，我就是外交部！”16（爱德华成为国王之前）他在给舅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德国政策唯一的主宰者……我的国家必须跟我走，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便赞同这种观点的德国政客越来越少，德皇立于德国政府和武装部队之巅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总司令和国家元首，他的个性对决策的影响无处不在——至少在1908年以前是这样，这一年，将军和政客们厌倦了他欠考虑的想法和反复无常的言论，试图堵住他的嘴，把他边缘化。
威廉将自己等同于“德国精神”，以至于这两个概念在他的思维中已经变得无法区分了。他在无穷无尽的演讲、评论、采访和公函旁注中一吐为快，对让他心血来潮的所有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在他三十年的统治中，他提笔写下和脱口而出的幼稚到令人惊奇的出格言论，通常会被公之于众，被外国媒体报道。如果这些话没有那么大的煽动性，没有被严重误解，人们大可对其嗤之以鼻，或者一笑而过。然而这毕竟是德国的一国之君，而不是美国官员读了德皇写给美国总统的一封奉承信后给出的评价——“一个头脑发昏的小学生”。威廉象征着巨大的权力。
鉴于此，世人还是愿意听一听德皇的想法的——即使他的大臣们听到后会吓得面无血色。整个20世纪头十年，他都在计划与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大国结盟，为实现他心爱的世界政策而疯狂、冲动地行事。在他令人气恼的统治期间，他曾多次要求与法国、俄国、英国、美国、中国、日本和三国协约结成军事同盟，对抗其他一长串国家。他这个星期亲近俄国，下个星期亲近英国，然后是法国。他在理论上措辞强硬，在实践中却不与人争。似乎唯一能让他的发作消停下来的，就是使德国陷入实际战争的风险；只要一闻到真正的、近在眼前的危险气息，他就倾向于逃跑或让步。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援引了德皇口不择言的两个非同寻常的例子，让我们得以了解他滑稽可笑的行为举止。1906年4月4日，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举办的晚宴上，威廉谈起了德国人口过剩的话题——或许是在开玩笑；自他登基以来，德国的人口已经从4000万增加到了6000万。为了减轻食物供应的压力，德国需要额外的生存空间。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似乎人口不足、发展迟缓，何不同意将它的边界往西缩一缩，来容纳急速发展的德意志帝国呢？1904年1月，在自己的庆生晚宴上，他向大惊失色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吐露，如果布鲁塞尔在未来德国与法国的战争中站在德国这边，比利时人将得到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新领土，利奥波德也将被加冕为旧勃艮第国王。利奥波德回答说，他的大臣们会拒绝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此，威廉反驳道，他无法尊重一位自觉承蒙议会之恩“而非上帝之恩”的君主。威廉继续道，如果这就是比利时的立场，那么德国将不得不“按照纯粹的战略原则行事”——入侵并占领比利时。据说利奥波德被这番话吓得不轻，宴后把头盔都戴反了。17克拉克总结道，这个无礼的提议“不应被视为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冒险行为，而应被视为德国对法国进攻的部分回应”。18引起举世哗然的，与其说是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对于这件事已经暗地里进行了充分仔细的研究），毋宁说是德皇竟认为在国宴上与比利时国王讨论这个问题并无不妥。
德皇杀伤力最大的冒失行为是1908年10月28日接受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荒诞采访。威廉开口便是这段名言：“你们英国人疯了，彻彻底底地疯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沉溺于简直给一个伟大国家跌份儿的怀疑之中？”19他继而承认德国对英国的敌意，直言德国海军的威胁，还泄露了国家机密。这次采访使德国颇为难堪，使英国、法国和俄国与之疏远，并引发了要求德皇退位的呼声。根据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他失去了以前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的大部分影响力，由此陷入了抑郁，并且从未完全走出这份屈辱。20比洛最终因为这次灾难性的采访而丢了工作，并在回忆录中大吐苦水：
被（威廉）免职的俾斯麦侯爵发出的所有警告，所有可怕的预言，都回到了民众的脑海中。许多德国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愚蠢甚至孩子气的行为，出现在最高国家元首身上，只能导致一件事——灾难21。
德皇就像是一个没脑子的小丑，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错觉，为此困惑不已，长期以来被欧洲当成沙包的感觉也让他不堪重负。克拉克写道：
（威廉）浮夸的威胁恐吓，总是与德国是受攻击一方的想象情景联系在一起……德皇有许多奇特之处，其一便是他完全无法按照对身居高位者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他讲话时往往不像是一国之君，而是像一个兴奋过度的青少年在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当前的所思所想。他是爱德华时代一个社会类属的极端典型，就是那种俱乐部里向坐在旁边的人没完没了地解释自己拿手项目的烦人精22。
即使画漫画讽刺他轻而易举，他的大臣们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他不敬。他享有很高的声望，即便是一阵一阵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大臣们不得不容忍并监督他们这位不安分的统治者，而威廉的愚蠢想法对德国的公共政策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他的鲁莽间接影响了德国的领导阶层，因为他倾向于将行政决策权集中在一小撮极度自信、公然挥舞着扩张主义大棒的人手中。在管控或消除德皇的过火行为时，德国政府也发现自身很容易受到军方领导人的欺压，那些人利用与总司令的关系，往往会用皇帝的首肯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计划。
比较突出的例子包括藏在暗中的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他决定了19世纪90年代的外交政策，为德国赢得了萨摩亚殖民地，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期间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他希望撕裂英法的缓和关系，却未能如愿。他在1909年去世时留给德国政府的最大一笔遗产，或许就是他对如何“驾驭”德皇一以贯之的示范。贝特曼—霍尔韦格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入研究，事实证明，他很擅长抑制威廉的狂热情绪，会在关键时刻把他拉去度假。
时光荏苒，德皇戴着镣铐歌唱，人们征求他的意见，主要是出于礼节的要求，而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能够提供中肯的建议或指导。从这个角度看，他很难称得上是英国和法国课本中那个渴望战争的怪物，反而更像是一个穿得五颜六色、身上挂满勋章、喜欢装腔作势的人。在贝特曼—霍尔韦格看来，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热爱和平的人，他的意图“实际上完全是和平的”，他被描绘成一个“渴望战争、称霸世界和大屠杀”的暴君，分明是对一个本性纯良、敬畏上帝之人的“恶意讽刺”。23许多对德皇滔滔不绝的好战叫嚣有所耳闻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评价。然而在面对威胁时，威廉确实是在躲避暴力，倾向于躲在他的羽毛帽子下求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