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阿加迪尔的一艘炮舰
但如果我们被逼到这步田地，只有放弃英国通过几个世纪的英勇和成就才赢得的重要、有利的地位，任由英国在利益受到重大影响的地方被当作列国中无关紧要的一员对待，才能维持和平，那么我要斩钉截铁地说，以此等代价换取的和平，对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将是无法忍受的屈辱。
——1911年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讲
在这种视而不见、偏执狂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外交之争迅速升级为欧洲的战争威胁。1911年7月1日，一艘破旧的德国炮舰“豹号”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港口城市阿加迪尔起锚。这艘两年前就该被送去废品堆放场的破船威胁不了任何人。然而，在欧洲的偏执狂和猜疑气氛的作用下，它的出现几乎引发了一场欧陆战争。
这艘配有9名军官和121名船员的船，表面上是派去在摩洛哥的反阿卜杜勒哈菲德苏丹叛乱中保护德国人生命财产的，当时，这位苏丹被围困在非斯的城堡里。“豹号”更确切的作用是威胁恐吓，迫使法国交出非洲殖民地的特许权。对柏林政府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豹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所代表的德国强权，对在摩洛哥获得进一步优势毫无兴趣，摩洛哥当时并不包括在德国的外交政策中。
相反，德国是在表达对法国军事干预摩洛哥的不满，此举明目张胆地违反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后签署的《阿尔赫西拉斯条约》，而德皇曾极其高调地参与其中（见第十一章）。“豹号”的粗暴干预也是为了在国内激起本国人的同仇敌忾。“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基德伦（帝国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需要一场外交上的胜利，”斯坦纳和尼尔森写道，“他们希望这次对‘世界政策’的演示宣传和法国的撤退能够引起帝国情怀的高涨，这将巩固他们在国内的地位。”1炮舰只不过是一种挑衅，被派去挑战《英法协约》过于滋润的殖民特权。
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
（德国）不能默不作声地放任（法国军队）如此飞扬跋扈地向前推进，而他们的这种行为绝不是我们挑起的……派出“豹号”只不过是想通知大家，我们不会允许法国无视我们进行深入讨论的愿望，通过巴黎内阁拖拖拉拉的程序强迫我们接受2。
德国炮舰“豹号”
法国和英国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通过“豹号”察觉到了德国在摩洛哥进行军事干预，可能还要占领阿加迪尔港的计划。在媒体惯常的歇斯底里煽动下，这种感知越发强烈，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将法国和德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并促使英国内阁警告德国大使，皇家海军将进行干预，以保护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在这件事情上，贝特曼—霍尔韦格是对的。法国才是1911年在摩洛哥陷害、挑唆的那个。那年4月，法国外交部的鹰派说服奥赛码头派遣法国军队的一支别动队去镇压摩洛哥的叛乱。然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实际占领摩洛哥，作为将其彻底纳入法兰西帝国的前奏。问题在于，法国军队在摩洛哥的出现违反了1909年《法德协议》和1906年与德国签署的《阿尔赫西拉斯条约》的精神和字句，这些协议已经解决了如今被称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问题，即便只是暂时的，而且也不允许法国在该地区进一步夺取殖民利益。这些违约行为给德国提供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用来提出新的要求，夺取法国在刚果和西非的领土。“炮舰外交”一词便由此而来。
“豹号”引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这艘小小的炮舰，在三国协约的成员看来具有强烈的敌意，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外交部的仇德者，他们对柏林的干涉感到愤怒，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新闻攻势，就差向德国宣战了。法国的新闻攻势是法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莫里斯·埃尔贝特的杰作，那些听话的主编们一向对他唯命是从。埃尔贝特和他的同事们决心破坏法国为德国利益行方便的任何尝试，招募了新任外交部长朱斯坦·德塞尔维，他是一连串平庸的法国外交部长之一。作为埃尔贝特派系心甘情愿的帮凶，德塞尔维敦促政府向阿加迪尔派遣巡洋舰——这招被总理约瑟夫·卡约否决了。结果政府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赞成军事行动的德塞尔维和鹰派，另一派是赞成谈判的卡约和温和派。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评论道，卡约对埃尔贝特屡次三番破坏所有和解努力的行为十分恼火，召见了这位倔强的外交官，啪地一声折断了他的铅笔，说：“我要把你像这支铅笔一样折断3。”
卡约的温和立场最终占了上风，德国同意了一个补偿方案，作为承认摩洛哥完全由法国支配的交换条件。但这笔交易之所以成功，全因卡约通过法国驻柏林大使儒勒·康邦与德国政府谈判，并巧妙地绕过了奥赛码头惯常的沟通渠道。正如克拉克所言：“结果就是，到了8月初，卡约已经秘密接受了与柏林的补偿交易，而他的外交部长朱斯坦·德塞尔维还在坚决反对4。”
更多的误解和特殊利益很有可能使该协议失效，特别是参与到这场完全不符合本国政府政策的辩论中来的德国报界那些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摩洛哥西部归德国！”这样的大标题，与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和德皇的目标完全不搭调，两人都没有兴趣对摩洛哥的一块领土提出要求。基德伦反而是希望利用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干预来确保德国在其他地方有所斩获，主要是法属刚果。
英国政府对摩洛哥事态发展的反应从关切到愤怒，不一而足——这是那种奇怪的嗜杀气氛的又一个例证，在这种气氛中，德国但凡有一点儿插手英国殖民事务的迹象，都会掀起一场谴责和贩卖战争的风暴。在一些内阁成员心里，“豹号”让人联想到德国在大西洋建立海军基地的骇人前景。英国海军部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谴责了德国的入侵。如果德国的这一行动是打算在阿加迪尔登陆，那么英国将被迫派出军舰来保卫它在那里的利益。
一种更具洞察力的观点认为，德国的行为不是为了获得领土利益，而是为了瓦解三国协约。艾尔·克劳派——如果可以这样形容英国仇德者的话——担心法德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协议会使欧洲的势力天平发生倾斜，并破坏三国协约。他们敦促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向德国大使发出正式警告。克劳写道，德国的干预“非要说的话，是对实力的考验”。“让步并不意味着利益受损或者丧失威望。它意味着失败，及其所有的必然后果。”5这纯属夸大其词。德国派遣“豹号”是为了抗议法国对摩洛哥的军事占领，这明显违反了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正如贝特曼—霍尔韦格后来所写的：
但那些指责德国扰乱世界和平的大国……一定十分清楚，如果我们有意对法国进行军事威胁，我们应该会选择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将一艘小型炮舰停泊在阿加迪尔港6。
相反，克劳、伯蒂（英国驻巴黎大使弗朗西斯·伯蒂爵士）、尼科尔森（外交部常务次官、前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和其他的反德派代言人要求英国展示实力，并敦促格雷在必要时派出一艘炮舰与“豹号”相抗衡。尼科尔森报告称，他怀疑德国人的居心，怀疑基德伦—韦希特尔希望看到谈判失败，而且“形势依然非常严峻”。7起初，冷静的头脑占了上风。7月4日的内阁会议决定走宽容路线，要求德国就摩洛哥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伦敦商议。在发往柏林的一封电报中，格雷要求“豹号”撤离，并请德国对在阿加迪尔的意图做出解释，这也算合情合理。丘吉尔在1911年7月5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决定对德国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并告诉它，如果它认为可以在没有约翰牛的情况下分割摩洛哥，那就大错特错了。”8这也纯属异想天开：“豹号”根本无意威胁英国的利益。
两天后，在对议会的一场演讲中，格雷再次坚持要求德国澄清意图。气愤、愠怒的柏林没有做出回应。贝特曼—霍尔韦格认为德国没有义务向伦敦解释自己的外交政策。毕竟，英国也没有满足外国势力索要“解释”的蛮横要求的习惯。柏林辩称，不管怎么说，摩洛哥事件都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事情。
在伦敦，人们对这件事越发关切。这些德国人竟敢对大英帝国如此放肆！英国人怒发冲冠。外交部的反德派代言人也提高了嗓门。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在7月18日警告称，德国人打算把阿加迪尔转变成加那利群岛攻击距离之内的一座要塞，从而对英国的利益构成威胁。
直到7月中旬，格雷都很明智地对反德派同僚们的挑拨不予理睬，并容许德国在刚果获利，作为法国控制摩洛哥一事的回报。然而，鹰派现在不想为法国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给予德国任何补偿。16日，德国狮子大开口，要求得到整个法属刚果，英国外交部对此“甚为警觉”。9格雷被迫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他提议就摩洛哥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这是格雷被迫做出选择时最喜欢采用的策略——但他推迟了这一决定，使内阁陷入了严重分歧。
到了7月21日，德国仍未回应格雷17天前首次提出的解释要求。格雷对柏林的无礼感到愤怒，在所辖部门越发响亮的反德声音的压力下，他警告德国大使保罗·沃尔夫·梅特涅，英国“不会承认任何没有我们表态的摩洛哥问题解决方案”。10必须得做点什么，而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内阁中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反帝国主义者、对德宽容的代言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要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讲了。
听到内阁中这位左翼鸽派人士的沙文主义情绪爆发，英国人民还是很不习惯的。作为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中的一名“激进”成员，出生于威尔士的戴维·劳合·乔治在布尔战争期间支持布尔人，并且强烈反对政府在南非的政策。他支持社会改革、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国家保险制度。他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拥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擅长审时度势，懂得灵活变通。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本可以提议对摩洛哥问题采取谨慎态度，甚至敦促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从它与欧洲日益加深的纠葛中抽身。
可劳合·乔治反而为英国打出了一记重击，英国这种张牙舞爪的示威，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或滑铁卢以来未曾有过的。他的演讲得到了阿斯奎斯和格雷的充分肯定，他们也撰写了一部分演讲词，虽然他并没有对外国势力指名道姓，但全国人民都想当然地认为他的这番话是针对柏林的。劳合·乔治表示，除非德国不再威胁英国重要的涉外利益，否则英国和德国极有可能开战。他想到的似乎是德国最近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以“豹号”为象征，这也太寒酸了些：
就我个人而言，我由衷提倡采取一切手段，通过诸如文明世界为调停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而成功设立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
但我也不得不说——我认为英国应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它在世界强国中的地位和威望，这不仅对于这个国家的至高利益，对于全世界的至高利益都是不可或缺的。
它的强大影响力过去曾多次对人类的自由事业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将来也仍然可以。这种影响力在过去曾不止一次拯救欧洲大陆国家免于灭顶之灾乃至亡国，而这些国家有时太容易忘记这份功劳了。
我将为维护和平而做出巨大牺牲。我认为，除了关乎国本的问题外，没有什么能为扰乱国际友好的行为开脱。但如果我们被逼到这步田地，只有放弃英国通过几个世纪的英勇和成就才赢得的重要、有利的地位，任由英国在利益受到重大影响的地方被当作列国中无关紧要的一员对待，才能维持和平，那么我要斩钉截铁地说，以此等代价换取的和平，对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将是无法忍受的屈辱11。
演讲全文刊登在《泰晤士报》上，成了国际新闻。英国人民为财政大臣复苏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欢欣鼓舞。这场演讲透露出演讲者一反常态的好战性，并向世人宣告了他对阿斯奎斯内阁中那些反德派成员的忠诚，其中的领军人物是格雷，他的鹰派同僚尼科尔森、克劳、伯蒂等人也都拥护他。劳合·乔治的声明得到了颇具影响力的军事作战局局长亨利·威尔逊准将的盛赞（见第十七章）。这位财政大臣突然向强硬派认输了，对他们来说，德国是国家的最大威胁。
德国人的反应是震惊和沮丧。柏林确实没有回答英国的询问。但这足以成为英国财政大臣在一场重要的公开演讲中以实际上的战争威胁作答的正当理由吗？梅特涅在这场演讲后三天，即24日的第一次会面中告诉格雷，德国对摩洛哥没有任何要求，只想让法国为违反《阿尔赫西拉斯条约》的入侵行为做出补偿。柏林仍然期待并希望在法属刚果分得一杯羹。
格雷的态度软化了下来，他请求允许在议会上引用梅特涅的话。但是在随后一次交锋激烈的会面中，梅特涅拒绝了，并重申了他的要求，即如果没有从法国那里得到满意的补偿，德国将被迫在摩洛哥采取武装干预措施——针对的是法国。格雷却将这番话理解为对英国海军的直接威胁，并警告丘吉尔，“舰队随时可能受到攻击”。12格雷曲解了德国外交官的意思：柏林绝无打算为了与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地之争而挑战英国海军。
劳合·乔治的演讲就这样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刻发表了。贝特曼—霍尔韦格谴责这场演讲在德国引起了“群情激奋”：“英国在此提出了对世界帝国的要求，后来却虚伪地反咬一口，指责我们觊觎这样一个世界帝国。”13它引出了后来的一系列解释，其中最极端的是A.J.P.泰勒，他声称劳合·乔治的演讲是打算对法国人破坏世界秩序的行为做出回击，而不是针对德国人。这种解释与格雷、丘吉尔和阿斯奎斯的所思所想相矛盾，他们将这场演讲视为对德国的直接警告，这才是正确的。
劳合·乔治的演讲作为对德国侵略的回应是否得当，则是另一回事。德国在阿加迪尔的行动是否严重“挑战了《英法协约》的效力”？14是否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了威胁？任何合理的评估都必然会得出否定的结论。但格雷是在收到德国对摩洛哥主张的警告后才采取行动的——而柏林并不以此为目标。他轻信了对德国人意图彻彻底底的误解，这种误解不仅来自尼科尔森，也来自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在7月发出的一封信。根据伯蒂的说法，德国根本就是寻求在大西洋上建立一个海军要塞，而格雷也已经准备好部署英国军舰来对付它了。
阿斯奎斯政府没能看清阿加迪尔事件的实质：德国对法国未与《阿尔赫西拉斯条约》的共同签字国协商就向非斯派兵的背信弃义行为的过度反应。格雷本可以推理出来，德国这样的武器装备是根本不可能占领阿加迪尔的。德国在摩洛哥的行动，真的像历史学家休·斯特罗恩所说的那样，“直接威胁到了世界最强海军”吗？15德国人的好战，更像是因为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只捡了几口残羹剩饭而产生的失落的残喘。似乎没有人理解柏林对法国向阿加迪尔冲动派兵有多么沮丧，这种明显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多少是那个意思），却没有像德国的炮舰一样成为千夫所指。相反，伦敦咬住这个小问题不松口，还把它作为劳合·乔治莫名其妙地喊打喊杀的借口。
一场很容易抑制的纷争，竟然可以将三个大国刺激到差点采取军事行动，这件事本该向欧洲各国的大使馆发出响亮的预警信号——警告他们，现有的外交渠道完全无法阻止军事升级的进程。“阿加迪尔危机有一点非常怪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总结道，“人们竟能允许它升级到一场西欧战争似乎迫在眉睫的地步，然而对立各方所提出的立场并非不可调和，最终也为一份持久的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16。”
阿加迪尔危机是由错误印象、视而不见和对殖民地的贪婪所促成的。法国对摩洛哥的非法入侵点燃了火种，德国愚蠢地派出一艘炮艇火上浇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报纸大肆煽动，英国和法国政府威胁要派陆军或海军来灭火。英国和法国的反德派极端分子对详细情况一无所知，在气头上只想着复仇。伦敦的激进分子在议会开展了驱逐格雷的运动，他们认为他过于温和，他也被迫在1911年11月的一场演讲中为自己的摩洛哥政策辩护。然后，这场危机就草草收场了。
事实上，这场危机根本不必发生。大多数人——包括新闻界——都不知道的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卡约和贝特曼—霍尔韦格）正在幕后冷静行事，想要通过协商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法国和德国在1912年3月30日签订的《非斯条约》中达成了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份条约，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受保护国，法国则将法属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阿加迪尔危机的解决没有威胁到任何人，无论是三国协约还是英法协约，更没有威胁到英国海军。输家只有苏丹（他退位了），以及摩洛哥和法属刚果的人民，他们只是被当成了远方木镶板房间里的谈判中的殖民战利品。尽管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但这场纷争将最好战的倾向暴露了出来，也让执迷不悟的欧洲沙文主义“激情澎湃”地表达了出来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