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的适者
如果没有战争，劣等或腐朽的种族就将轻而易举地扼杀含苞待放的健康种族的生长，随之而来的将是全人类的腐坏堕落……由于全球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人居住，因此，一般来说，获得新领土势必要损害其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说，要通过征服，这也因此成为一种必然律。
——《德国与下一场战争》，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将军，1911年
一位德国将军正在阿加迪尔事件的阴影下著书立说，他没有被人类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扰乱心神，而是把战争理解为一种达尔文主义的需要，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他写道，人们必须为生存而打仗。战争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界最高层也认可伯恩哈迪对人类状况的解释。
在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尤利乌斯·冯·伯恩哈迪将军的心目中，人类的行为同样要受制于支配着野兽的生存规则：战争是“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所认可的”。人类必须在扩张主义或必死无疑之间做出决断，“是成为世界强国，还是走向衰亡”。适者生存的准则，并不意味着伯恩哈迪将军把为生存而战的人类视为与野兽无异。相反，战争是一种崇高的抱负，是一份责任——事实上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凌驾于政治劝导的艺术、理性的力量和宽容的境界之上。
另一方面，伯恩哈迪完全不会去考虑外交手腕、克制、宽容、条约、缓和以及谈判，他认为这些都是弱点。他美化了用武力来表达强权的残忍做法。他写《德国与下一场战争》（《当今战争》第二卷），一部分是对阿加迪尔事件的回应，按照书中一篇序言中的说法，在此期间，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焦躁和恐慌，因为政府不够坚决”，在惩罚法国一事上。1他的论述中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德国本该在阿加迪尔打垮法国人——而这可能会引发一场欧洲战争。
伯恩哈迪并不是一个怪人。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代表着德国统治阶级中一种很普遍的意见。他是当时最受尊敬的德国军事作家，在普鲁士军官圈子里威望颇高。简而言之，他作为当时的军事观点和文化强有力的代表，需要得到认真对待。他对全面世界大战的预言准得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位将军既不是决策者，也没有反映出德军总参谋部的确切立场，实际上也没有反映出德国人民的立场。在普鲁士精英阶层之外，他最大的影响力是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他的书在那里是很抢手的畅销书，在1911年至1914年间印了九版，这主要是因为它似乎证实了英国对德国侵略的最严重的担忧。
伯恩哈迪向成千上万的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普鲁士军事机器和泛德意志运动核心人物的画像，其信念的热切程度也暗示了军人集团对柏林文官领导层的支配地位。因此，伯恩哈迪的长篇大论是极其危险的。它影响了反对德国的外国人，却无法代表诸如贝特曼—霍尔韦格等相对温和的德国文官统治者的真实政策。在人类可悲地陷入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可怕的战争这一过程中，激愤的感受再次凌驾于对真相的冷静判断之上。
伯恩哈迪184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双亲有爱沙尼亚和德意志血统，但他是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出身。他参加了普法战争，据称他是战争结束时第一个骑马穿过凯旋门的德国人。1898年至1901年间，他担任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此后一路晋升，直至1907年成为第七军的将级司令官。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他的络腮胡子也算得上浓密，他于1909年退役，开始安心写作（他后来还将重新出山，在大战中指挥一个师）。
伯恩哈迪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一书于1911年问世，随即轰动整个欧洲，并在三国协约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他把最大的敌意指向了英国，他坚决主张，要想在与英国的海战中取得胜利，德国必须在欧洲的陆战中取得胜利。他号召把采取攻势、先发制人作为最好的防御手段。他的作品证实了英国、法国和俄国对一个具有侵略性、奉行扩张主义的德国所有的担心。“他以一种近乎恐慌的紧迫感鼓吹战争的必要性。”一篇序言中总结道。2他为德国的“和平主义者”悲叹，但在将军的观点面前，这个词完全无法自洽，因为他把战争视为人类的一种自然、永恒的状态，而“和平”与“和平主义”则是不自然的反常现象。他以一种犀利的、颇具说服力的散文风格写作，证明了一个老练的作者可以表明任何想法，无论是多么扰乱人心、疯狂愚蠢或大错特错的想法。
对伯恩哈迪中心思想的摘要，揭示了普鲁士军方最核心梯队的想法。3 他表示，追求和平是“有害的”。德国有“发动战争的权利”。他接着写道：
对和平的渴望使大多数文明国家缺乏血性，并标志着精神和政治勇气的衰落，就像后辈英雄（Epigoni）的种族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
如果没有战争，劣等或腐朽的种族将会轻而易举地扼杀含苞待放的健康种族的生长，随之而来的将是全人类的腐坏堕落……强大、茁壮、繁荣的民族在数量上有所增加……由于全球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人居住，因此，一般来说，获得新领土势必要损害其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说，要通过征服，这也因此成为一种必然律。征服的权利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
我们必须唤起我们的人民对权力的一致愿望……连同在爱国主义的祭坛上献祭的决心，不仅要牺牲生命和财产，还要为了共同的福祉而牺牲私人观点和偏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履行未来的伟大职责，成长为一个世界强国，将德意志精神烙印在很大一部分人类身上。相反，如果我们继续保留我们现在政治生活的标志，也就是对精力的挥霍……那么我们将被可耻地击败；灾难的时日在未来等着我们，我们将再次听到那位诗人[16]的悲叹，犹如身在从前的堕落岁月中：
啊，德意志，最高贵的民族
你的橡树依然矗立，但你已然倒地4！
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对《德国与下一场战争》喜闻乐见，但这本书在英国卖得最多，它在那里把反德派团结在了一起。它问世的第一年就在德国发行了五版，在国外也卖出了几千本。对于伯恩哈迪的这本书，大多数英国人的反应是认为将军表明了德国的政策。然而他并没有。没有证据表明，在1911年至1912年，德国正在策划一场世界大战，想要打垮它在欧洲的对手。即使这些目标存在，也是在战争开始之后的1914年9月才正式表明的。然而，伯恩哈迪确实试图给世界政策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是成为世界强国，还是走向衰亡。”事实上，他的理论中暗含着“分步计划”的概念：老毛奇也有同样的想法，即德国必须先征服欧洲，再征服世界。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希写道，伯恩哈迪设想了“一场漫长的、生死攸关的斗争，一方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法国、英国和俄国”。
在对伯恩哈迪作品的众多英文评论中，《文学文摘》提供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柏林的政策从未被如此明确、如此大胆地公布出来，”1912年5月4日的《文学文摘》上写道，“这位将军的书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他的国家必须罔顾其他民族的权益，通过打仗取得优势地位……他认为‘强权即公理’，而这只能通过战争来决定5。”
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自由党政治人物、被认为是英国最重要军事权威之一（曾受邀出任陆军大臣，但拒绝了）的伊舍勋爵（Lord Esher）在1912年读到伯恩哈迪的书后，写下了极具说服力的谴责之言：
很难想象，接受了两千年的基督教教义后，在一个诞生了人类中一些最崇高的思想家和最伟大的科学守护者的民族中，竟然有人表达这样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竟然来自一位迄今为止一直受到战争研究者无上尊崇的军人，他们可是把战争作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可能性来研究的，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谁也未曾想到，如此低级、幼稚的想法，竟然能够在近代的觉醒进程中残存下来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