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威尔逊爵士准将的计划
一方是德国，另一方是法国和英国，俄国当然也有份儿，我认为，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话，这样一场战争便会以德国战败而告终。
——英国军事作战局局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准将
1911年8月23日对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讲话
两次摩洛哥危机的强烈刺激加快了英国和法国的战争计划。从1905年起，英国和法国的战略家们便开始共同将与德国的战争预测为他们最大、最可能的威胁，并改变了他们的整套观念，做好一切准备（1906年初，这些会谈还曾在短时间内包括了比利时总参谋长）。
1906年，由伊舍勋爵担任主席、权限很大的伊舍委员会负责在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的指导下实行军事改革。他们起草了一份建立15.6万人远征军的基本纲要，却对部署方式和部署地点避而不谈。在那时，印度仍然被认为是战场。由于政治原因，不能把欧洲指定为未来的战区，“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认正考虑向欧洲派遣军队”。1这些改革遇到了“海军派”和内阁“激进派”的强烈抵制，导致1907年进行了一次“入侵调查”。这并未调和陆军部和海军部严重的意见分歧，前者设想的是一场欧洲陆战，后者则预期会有大规模的海战，而陆军在海战中无关紧要。
法国人特别急于确保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军事承诺。当时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任期为1906年至1909年）非常重视欧洲陆战。在巴黎和伦敦，他手下的官员曾多次恳求英国做出坚定承诺，却被断然拒绝。格雷帮不上忙，警告他们必须依靠俄国人。1908年5月，哈丁有心无力地告诉一个法国代表团，“我们的陆军在欧洲大陆上充其量只能影响到士气，因为我们绝不可能派出一支超过15万人的远征军，而欧洲大陆的陆军可是以百万计的”。2主要原因是英国尚未推行征兵制，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需要保卫——这些借口完全无法让法国安心，它一个劲儿地催促英国采取征兵制。
正如英国驻巴黎大使弗朗西斯·伯蒂爵士所警告的那样，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阿尔比恩已经背上了背信弃义的恶名。他写道：“法国人对德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英国有一种祖传的怀疑，因为这些特点，他们很容易认为自己会被英国抛弃，被德国攻击。”3他的判断准确地描述了20世纪头十年法国人的心理，也解释了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为何坚持不懈地试图将《英法协约》转变为全面的军事同盟。他的努力被英国人的分歧和法国人的猜疑搞得一败涂地，以至于《英法协约》似乎“取决于英国政府成员的个性和心血来潮”。4 虽然外交部的反德派成员赞成与法国建立军事同盟，但阿斯奎斯政府一再表示对这个构想缺乏信心。格雷与德国零星的勾搭，以及缔结《英法协约》的同时与柏林建立新的友好关系的努力，让法国完全无法放心。
有两件事改变了这种英国迟疑不决、法国满腹狐疑的情况，并给英法的军事准备工作指明了一个有力的新方向：阿加迪尔危机的冲击，它迫使两国政府“重新考虑协约关系的方方面面”5；以及任命一个“狂热的亲法分子”为英国的欧洲陆战计划总设计师，如果这场战争来临的话。
1910年被任命为军事作战局局长（DMO）的亨利·威尔逊爵士准将是《英法协约》的一人宣传单位，很快就变得“比任何一位外交部官员都更有影响力”，历史学家斯坦纳和尼尔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6威尔逊的性情和思维都属于保守党那一派，他喜欢自称“爱尔兰人”，还在战后成为阿尔斯特统一党的一名政治人物。他出生在爱尔兰的朗福德郡，在马尔伯勒接受教育，结果就成了一个奇异的英国——爱尔兰混合体：魅力十足，彬彬有礼，非常喜欢与人争辩，有时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威尔逊建立了一个心腹密友网络，还接纳了法国大使馆全体成员以及他的法国同行们——这对一名英国军官来说颇不寻常。他单纯就是热爱法国。与不会说法语的格雷不同，威尔逊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最喜欢的夏季娱乐活动就是在法国东北部骑自行车，瘦高的身板摇摇晃晃地穿行在田野里，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在想象德国大军穿过比利时向前推进的喧嚣；或者当同僚迫使威尔逊抛弃这个（正确的）预言时，他就会想象德军直接入侵默兹河以南的法国领土。与克劳、尼科尔森和伯蒂一样，他心意已决：德国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的头号侵略者。
威尔逊更进一步。他打算让英国做出保卫法国的坚定承诺。追求这一目标时，他违背了本应温和稳健、冷漠清高、不偏不倚的英国政府“官方头脑”的形象7——他当然也不愿意“做出让议会承担战争义务的秘密约定”，正如格雷在1911年11月告知议会的那样。8 威尔逊的偏见和克劳一样，都很符合一篇精练版《泰晤士报》社论的特征：反德，亲法，对与德国开战的必然性听天由命。为了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一心扑在策划上。威尔逊是一位心思缜密的策划者和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对于火车时刻表、马匹需求和现代军队的一大串必需品，他堪称人肉计算器——他正确预料到了德军可能入侵的方向。
1911年的整个春天，身为军事作战局局长的威尔逊都在巧妙地制订他的英国远征军动员计划。他的部门在光荣孤立的状态下酝酿着战争计划，隔绝了政府文官窥探的目光。威尔逊有时会充当自己的特工，瞒着名义上的上司煽动军队的忠诚。他对格雷的冷漠清高和优柔寡断很看不惯，经常表达自己对这位外交大臣深深的失望。这一点有时表现为目中无人地将责任重新分配给自己。例如，倘若阿加迪尔危机导致战争，威尔逊会决定向外交部隐瞒军事作战局局长与法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这就很不寻常了。
7月20日——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演讲的前一天——威尔逊前往巴黎，讨论联合动员的计划。他和他的法国同行奥古斯丁·迪巴伊将军都被摩洛哥近海的“豹号”惊呆了，制定了15万英军在鲁昂和勒阿弗尔登陆的提案纲要。他们没有指定指挥官，他们也没有解决要满足怎样的条件英国才会部署远征军的问题。威尔逊无权做出这样的承诺。然而，他带着一份签了字的英法联合军事行动协议回国了，该协议甚至圈定了位于阿拉斯—康布雷—圣康坦地区的英国占领区。斯坦纳和尼尔森指出：“这份签了字的协议近乎军事同盟，而且比类似的法俄或德奥非正式协议要详细得多9。”
这是威尔逊作为英法军事联络人一次令人惊讶的政治示威。格雷并没有承诺英国会在德国入侵的情况下保卫法国。威尔逊已经逾越了他的职权范围。外交部和内阁被蒙在鼓里，对细节一无所知。然而，威尔逊的英法秘密协议逐渐取得了《英法协约》中非官方联合战争计划的地位。它设计出了一个结果，在决策圈内为数不多的指挥官和政治人物心目中，这个结果的可能性与日俱增，毫无争议。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启动了法国军队指挥官——很快还要加上奥赛码头的官员——相信他们可以依靠英国军事支持的这一过程。
当时身为准将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威尔逊如何能够以此种方式左右局势，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他的为人，而非官方的权力结构。他的私人摘记描绘出一个在智力上目空一切的人，总会嘲笑任何反对自己方案的人。他犀利的批评主要针对自己的上司，他认为其中有几个人很愚蠢，或者是力有不逮。威尔逊在与帝国总参谋长威廉·尼科尔森爵士的一次会面后写道：“总参谋长废话连篇，暴露出他对这个问题比我曾经以为的还要无知。他甚至不知道桑布尔河在哪里。”威尔逊把他最难听的批评留给了还在拒绝向协约国提供军事定心丸的格雷。在1911年8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格雷、霍尔丹甚至克劳都未能满足威尔逊对法国做出坚定承诺的期待，这位将军为此失望至极，将外交大臣描述为“一个无知、虚荣、软弱的人，完全无法胜任比葡萄牙更大的国家的外交大臣。这个人对相辅相成的政策和战略一无所知”10。
这里面暗含着威尔逊所定义的自己，一个深知如何协调政策与军略的人，而他对智力的自信也在他的战争计划中大放异彩。一个世纪后，他那非同寻常的先见之明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德国人当然有可能在动员的头几天里攻占列日，然后向北展开，给自己带来足够的活动空间，以部署他们的大军……11”
威尔逊很快就有了一个机会提出他的想法。阿加迪尔危机促使帝国国防委员会于1911年8月23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威尔逊希望这场阿斯奎斯两天前与格雷和霍尔丹共进晚餐时紧急召集的全天会议能够实现他的部分愿望：自己的战争战略得到官方认可。让他感到安心的是，鸽派——也就是“激进派”——内阁成员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殖民地大臣刘易斯·哈考特，他后来大发雷霆，说这次会议是“提前安排好的，选了一个我们应该都不在伦敦的日子……以决定英国军队在何处以及如何登陆，支援默兹河的法国军队！”，12还有伊舍勋爵，他后来将这次会议描述为“一个偏袒一方的国防委员会”和“一个内阁大臣小团体”。13出席会议的有：首相阿斯奎斯（主持会议），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海军情报局局长A.E.贝瑟尔，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帝国总参谋长威廉·尼科尔森爵士元帅，军事作战局局长亨利·威尔逊准将，陆军总监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军，皇家海军少将查尔斯·奥特利爵士（秘书），以及军事训练总监A.J.默里爵士少将。
这一天至少对威尔逊来说是成功的。他是有备而来的。他对“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计算出在动员后的9天之内，德国将在亚琛和阿尔特基克之间的边境部署39个师的部队。他对这场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规模给出了骇人的描述：“到动员的第13天晚上，这个战区的德国军队将从39个师增加到57个师，而法国军队将从34个师增加到63个师。”14也就是说，假设每个师约有17500人的话，大约是100万德军对阵110万法军。15阿斯奎斯曾一度问起需要一支多大规模的英军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威尔逊回答说，“5个步兵师对士气的影响和6个师差不多大，4个师也总比没有好”16——总而言之，需要10万出头。
面对丘吉尔和弗伦奇将军对这一细节的盘问，威尔逊拒不考虑德军冲破莫伯日—里尔缺口的可能性。然而，威尔逊所掌握的情报却暴露出了一些奇怪的空白。他承认自己并不了解法国针对这种情形的应急计划，而且似乎也不知道对法国对第十六号计划[17]最近的一次评估。
威尔逊的战争计划，即便只透露了一部分，却十分巧妙地呈现了出来，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也被鼓励继续为一场欧陆战争拟订计划。会议记录总结道：
委员会考察了总参谋部的计划，认为在一场政府决定支援法国的法德之战的最初阶段，总参谋部优先考虑的（即威尔逊的）计划很有价值，因此总参谋部应当据此制定出所有必要的细节……在英国成为法国积极盟友的第二种假设中……我们应当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动员，并派遣我们所有可用的正规军，即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与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同一天动员17。
这里的关键词是“假设”。英国政府直到战争前夕才会阐明，如果德国入侵，它是否会对法国出手相助。
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失败了。首先，它暴露了被捧上天的皇家海军的无能，皇家海军此前拒绝为远征军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提供担保。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的继任者阿瑟·威尔逊爵士是一位“个性粗暴、不善表达、独断专行”的海军将领，18他在会议上强化了皇家海军这种弱不禁风的印象。他说，皇家海军无法抽调额外的水兵、军官或船只协助陆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因为它要倾尽全力封锁德国，并摧毁德国的北海舰队。会议纪要显示，他对这悲凉的前景提出了一个不怎么牢靠的支撑物：“然而，英吉利海峡会受到主要作战行动的掩护，只要法国人能够保护住他们自己港口里的运输船，海军部就能对远征的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19考虑到法国舰队将全部投入到地中海这一事实，这样的保证实在没什么说服力。
其次，这次秘密会议在内阁中激起了更严重的分歧。政府中的鸽派听说他们被排除在一次关于战争政策的关键会议之外，顿时勃然大怒。后座议员的反叛也随之而来。激进派要求将亨利·威尔逊免职，并要求政府公开声明，只有内阁才能决定重大的军事政策。格雷和阿斯奎斯被迫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格雷装聋作哑。他在11月27日对议会说：“如果不是头等大事，政府做出这样的秘密安排是有原因的。”20这种说法毫无逻辑可言。对一场欧陆战争军事计划的讨论，如果不是“头等大事”，又是什么呢？相反，正如斯坦纳和尼尔森所写的那样，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是“1914年以前陆海两个军种唯一一次详述各自的战略，并且……实际上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英国干预法国的计划”。21总而言之，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暴露出了海军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促使阿斯奎斯后来用丘吉尔取代了麦克纳），为英国干预欧洲陆战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并认可了亨利·威尔逊的以下主张：
一方是德国，另一方是法国和英国，俄国当然也有份儿，我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便会以德国战败而告终：
第一，我们的动员令必须与法国同一天下达。
第二，必须（向法国）派出……全部6个师……
第三，必须做好能够使远征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战斗力的安排，如有可能，应尽快将来自本土、印度或各自治领（主要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其他编队带到战区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