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复仇
德国人下定决心要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胜利的压迫。他们通过暴力和野蛮向我们表明，他们认为胜利给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利，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都不屑于找了。
——费迪南·福煦元帅回忆普法战争结束时
雷蒙·普恩加莱是一位非常聪明、清廉的政治人物，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总理（从1912年至1913年的那届内阁开始，一共五次）和法国总统（1913年至1920年）。他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得意扬扬的自豪感，这种发自肺腑的爱国心似乎是法兰西民族所特有的，没有沾染上英国人的那种玩世不恭和自嘲，也不像德国人那样偶尔会丧失自信，心如死灰。他于1860年出生在洛林。如果他出生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尼斯，法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怎样的改变，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有答案，但他的出生地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在普法战争期间，他们一家人忍辱负重，被匆匆赶出家园，疏散到迪耶普，然后又被迫返回，生活在德国人的占领下——这位未来的法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段经历，为此他也绝不会原谅德国人。他的“玫瑰花蕾”[18]就是让德国人也尝到滑铁卢的滋味。
普恩加莱在年轻时写道：
讨厌的德国兵待在我们家的房子里。有一个人在我们的餐具柜上画了个骷髅图，还有个人像哥萨克人一样，往我们的炖肉上吐口水。我们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着。我们知道，他们会揣摩我们的话语，留意我们的手势……当钟声响起，宣布最后一个德国兵离开了我们镇，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挂起了随风飘扬的国旗，那一天多么美好1。
普恩加莱是一名高才生，对待艰苦的工作有一种像西绪福斯一样锲而不舍的能力，他在法国的法律体系中打拼，取得了律师资格，然后进入政界，在三十三岁时获得了他的第一个部长职位——教育和文化部长。他身上兼具现代版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艺术和数学天赋（他的堂兄是伟大的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他在1894年担任财政部长时表现出色，于1906年再次担任此职。1909年，他又多了一项令人钦佩的成就：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以表彰他的文艺才能。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他谨慎的政治敏感使他采取了中庸路线，他在这场大混乱中基本上可以说是毫发无伤。但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行动，这使他成了政治上的骑墙派，尤其是在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极端反教权政策所引发的激烈争论中，而他起初是支持政府的。激进派渐渐开始欣赏他，但还是会奚落这个冷静又能干的人，按照当时的激进派领军人物克列孟梭的说法，他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计算利弊上，却偏偏拿不准到底要怎么办”2。
如果说普恩加莱和哈姆雷特一样，会在决定如何行动之前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分析，那么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他更有可能弃权，而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克列孟梭写道，他把平衡自己想法与政策的分类账变成了一门“艺术”，仔细权衡贷方和借方，就像会计师结算账簿一样。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对他的优柔寡断感到恼火。他的朋友亚历山大·米勒兰写道：“公民勇气从来都不是普恩加莱的作风……他对责任的恐惧程度，在我看来实属罕见3。”
有时他就像一个风向标，被媒体对他的决策支持或反对的论调牵着鼻子走。在保罗·康邦看来，他根本没有“胆略”，但是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也可以“像拿破仑一样专横”。这一切致使历史学家约翰·凯格在一本精彩绝伦的专著中得出结论，普恩加莱的特点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怀疑，这是他最大的弱点，导致他在做出关键的政治判断时总要经历漫长的煎熬，每次都不愿意尽可能地贴近现状”4。
普恩加莱是那种会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的领导人，不是因为他有自大狂的倾向，而是因为他对自己不得不委托的那些人缺乏信心。因此，他的工作非常繁重。他花了大量时间改革外交部，剥夺它的权力。从此以后，将由他来将执掌外交部，而不是奥赛码头那帮固执的官僚们，他们迄今为止一直作为独立实体自行其是，疏远政府，自作主张。普恩加莱把他们一棒子打回了现实。对待职业外交官，他也采取了同样慎重超然的态度，明显不像他们已经习惯的那样顺从。将由他来做出关键的外交决策，将奥赛码头那些自高自大的精英降至新的、完全陌生的下属地位。巨大的工作量并没有烦扰到他；他对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任务甘之如饴，渐渐地，他完全掌控了外交政策的方向。
普恩加莱的决心在一件事情上坚定不移，没有任何限制条件，也不容妥协：他从骨子里就不信任德国。这一点与他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要追溯到1871年的那份屈辱——他与当时的许多法国领导人都有这样的特点。他的头等要务是维护三国协约，作为法国对德国的威慑。这意味着要维持欧洲的势力均衡，而不能晃动它——即使对法国有利也不行。
作为外交部长，他埋首于两个巨大的大国集团之间的法律区别中，并难得果断地遵守着将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明确区分开来的那些协议的精神实质和法律条文。他不愿意把意大利从三国同盟中拉拢过来，使其加入三国协约，这便是最好的例证；他认为意大利不值得信任、反复无常。他排挤外交部门中的亲意大利派，主要是势力强大的法国驻罗马大使卡米尔·巴雷尔，此人曾不知疲倦地把意大利人往法俄这边拽。
如果说普恩加莱对意大利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他对德国的判断则是完全错误的。1911年底和1912年初，柏林采取了与法国缓和关系的政策。贝特曼—霍尔韦格对阿加迪尔事件轻描淡写，并通过法国驻柏林大使儒勒·康邦（保罗的弟弟）呼吁使法德关系走上全新的方向……奔向友谊！至少柏林是在寻求缓和两国之间因摩洛哥问题而产生了战争威胁的紧张关系。德国觉得法国人误解了德国在阿加迪尔事件中的意图，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儒勒·康邦支持德国人的倡议并加以利用，敦促普恩加莱接受与柏林修好的精神。外交渠道和报社编辑部都充斥着关于法德关系彻底转变的讨论；据德国外交副大臣称，“如果法国的政策向对德友好的方向转变”，德国即使不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也会承诺使其获得完全自治权。5自1870年至1871年的那场战争后，“失去的省份”落入普鲁士人之手以来，这是德国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心动不已的康邦等待着巴黎下达关于如何回应这些提议的指示。
这些提议被置若罔闻。普恩加莱这位老派的洛林人，认为德国人的恳求只不过是在法国和它的既定盟友英国和俄国之间制造事端的狡猾图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普恩加莱对德国的提议没有说上一句客套话，没有抛出一片橄榄叶。他反而下令终止与德国的一切会谈，说：
如果听信这样的提议，我们就会与英国和俄国失和，我们就会失去法国多年来一直奉行的政策所带来的全部好处，我们只会为阿尔萨斯画大饼，我们会发现自己第二天就会被孤立、贬斥、踢出队伍6。
对此，儒勒·康邦很纳闷：英国和俄国会因为法国与德国商谈而对法国施加如此严厉的惩罚吗？它们会做到将法国“孤立并踢出”三国协约这一步吗？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无疑对避免欧洲战争至关重要吧？康邦认为是这样的，他坚信法国应当趁机会窗口仍然开放时与德国修好。他预见到，如果巴黎砰然关上这扇窗，未来将暗无天日：“锅炉被堵住了太多出口，岂有不爆炸的道理？7”
普恩加莱对这种风险视而不见，拒绝考虑与德国进行任何商谈的可能性。他的反德本能驱使他怀疑柏林在使诈，在设陷阱，但这纯属无稽之谈。贝特曼—霍尔韦格寻求与法国真正缓和关系，而德皇本人也希望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和平共处。这些情感未能拨开笼罩着奥赛码头的恐德症迷雾，这层迷雾使法国与柏林的关系在阿加迪尔危机的阴霾消散很久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贝特曼—霍尔韦格回忆道，在普恩加莱接手后，一向爱好交际、积极乐观的大使儒勒·康邦“简直判若两人”。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
我再也没有与他私下接触的渠道了。大使先生频频返回巴黎，他在一次巴黎之行后前来拜访我时，尽管仍然像以前一样亲切友好，但每当谈话内容涉及法国的公众舆论时，他就会变得少言寡语，尽管不乏法国人的机智妙语。上届内阁执政时，他时刻准备表明一种和解精神，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普恩加莱内阁也受到这种精神的指引8。
在一个传统的世界里，人们会认为，鉴于阿加迪尔事件是法国挑起的，所以应该是由巴黎主动与德国改善关系，而不是反过来。然而，在一个将德国视为日益强大的侵略者的世界里，人们不会去思考这样的人情礼仪。事实上，在1911年底和1912年初这段短暂的时期里，德国正试图与它的欧洲邻国建立和平的关系，而此时所有人都坚信柏林只想要战争，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康邦的压力锅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爆炸了。
与此同时，法国民族主义一点就着的倾向再度萌生，使和解的希望尽数化为泡影。普恩加莱对公众舆论的顺从更是加剧了这种结果。他作为法国人的强烈自豪感和作为洛林人的挑衅态度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有意无意间，他的总统任期在20世纪初的法国释放了一种新的危险趋势：猖狂的沙文主义势力，叫嚣着要恢复法国的“荣耀”。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即使在精神上向着法国，却还是搭上了德国的火车头，享受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无关紧要；事实上，大多数洛林人和阿尔萨斯人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想再来一场战争了，他们知道那将再次摧毁他们的家园。许多人对要求“解放”他们的刺耳呼声漠不关心。通婚很普遍，第二代法德混血儿正在那里长大。但这完全无法阻挡法国的复仇主义势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勒·康邦是这些势力的受害者。整个1912年，他频繁催促普恩加莱对德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在意大利打败土耳其后，他抓住机会，提出了法德和平调解的建议，普恩加莱当即毙掉了这个提议，他对任何不涉及俄国和英国的提议一向如此。这反映了普恩加莱一厢情愿地将《英法协约》拔高为某种近乎同盟的存在——而英国拒绝考虑结盟，这个发现让亨利·威尔逊气愤不已。格雷还将多次拒绝向法国保证英国会在德国入侵时提供支持。所以现在是普恩加莱考虑到了伦敦的敏感性，将德国改善关系的诉求拒之门外，即使英国政府拒绝给法国任何军事支持的希望。
即使乔治·克列孟梭在某些方面是普恩加莱的眼中钉，他在外交政策上还是和这位政敌追求着同一种理念：让法国永远摆脱德国的威胁。他为这项事业（还有其他很多事业）奉献了一生。作为法国中西部的旺代人，克列孟梭似乎具有该地区顽强的反叛精神。这个位于大西洋沿岸的省在宗教战争期间血流成河。1793年至1796年间，一场反对统治阶级的血腥农民起义夺去了将近25万人的生命。克列孟梭是“典型”的旺代人：激进、多疑、顽固、独立。因此，难怪这个早慧的医学生会对其他激进分子有亲近感了，特别是对美国伟大的废奴运动推行者撒迪厄斯·史蒂文斯。
不过随着政治嗅觉的成熟，克列孟梭对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信念与他在医学院学习的科学原理，主要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发生了冲突。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聪明人一样，他认为适者生存法则可以应用于当今的人际关系。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或拉丁人“种族”的生存，与黑人的生存一样，取决于他们品格的适宜性、思想的力量和战斗的意愿。性格决定命运，他写道：“在人类社会进行的这场无情的生存斗争中，那些体格、智力或品德较弱的人最终一定会屈服于强者。”9与伯恩哈迪或康拉德不同，他并不认为弱者就应该放下武器投降。他的意思是，他们应该不断战斗下去，直到“正义”获胜；在这场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战斗中，不能有任何妥协。
普恩加莱经常找借口不采取行动，而克列孟梭喜欢战斗，用历史学家杰弗里·布鲁恩的话说：
他以一种逃避优柔寡断的心态投入到每一场新的争论中，以农民保卫自己田地时那种狭隘、好战的狂暴来对付每一个事端……对克列孟梭来说，理念就是武器，思想就是行动的一种形式，行动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冲突10。
他与美国人玛丽·普卢默的婚姻在七年后失败了，两人育有三个孩子。婚姻的失败使这个性格火暴的年轻人产生了深深的孤独感，一种与人类同胞的疏离感。然而他从未沦落至玩世不恭的境地。克列孟梭始终与“凝重、悲伤的人性音乐”同调，11体恤着穷人的命运，并思考自己要如何帮助他们，又为何必须帮助他们。
普法战争给这位青年医生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把他改造成了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并使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他成了一种固执己见的政治理念引擎，围绕着一个摆脱了德国祸害、强大而自由的法国这一核心愿景运转。他的想法总是倾向于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法兰西共和国才能抵御好战的邻国带来的无妄之灾；只有一个强大的法国才能拯救法兰西民族，它不能由僵化的保王党或宗教机构来领导，而是要由意志坚定、行动果决的共和主义者来领导。
离异、孤独、愤怒的他带着这样的想法，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踏上了政治和新闻生涯，首先在血腥的巴黎公社期间出任蒙马特区长——“这个职位迫使我深深认识到公共生活的愚蠢，因为我发现自己被夹在两个党派之间，两派都想要我的命”12——然后是作为激进的共和党人、锋芒毕露的辩论家（每一个让他气恼的社会问题都不放过，在他对德雷福斯案中的谎言与不公的抨击中达到了极致）、内阁部长，最终以总理身份执掌国家权力，这个被叫作“老虎”的男人，也是法国的战时领袖。
然而，随着他在政府中的级别越升越高，这个狡猾的老战士也变得更加实际，更少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1907年，身为总理的他着手增加武装部队的自主权，并巩固《英法协约》。他的动机与他最早对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担忧是一致的。克列孟梭对德国陆军的相对力量感到不安。据《政治家年鉴》估计，1907年，法国的国防预算占国家预算的27%，而德国占37%。13到了1909年，德国将能够动员170万做好战斗准备的军人，而法国只有130万。这些估算将会被证明是夸大其词。尽管如此，这些估算还是对法国的政策施加了强大的推动力。受制于预算紧张和政府的不作为，克列孟梭几乎没有着手处理这种险境的余地；于是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采取行动，巩固法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与俄国和英国的关系，并增强现有的军队。
为此，他不惜践踏激进派同僚的反宗教精神，提拔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保守派来掌管享有盛誉的法国军事学院，这是法国首屈一指的军官训练学院。费迪南·福煦将军，一位热衷于“现代战争”战术战略的炮兵，就这样掌管了法国陆军未来军官的训练工作。事实证明，福煦和基钦纳一样，是为数不多预见到下一场冲突的规模和性质的指挥官之一，现在，他负责让法国军人为这场冲突做好准备。
除了对他的直接要求外，还有更深层、更神秘的因素驱动着福煦的行为。与普恩加莱和克列孟梭一样，福煦也生活在色当之耻的阴影中，这段记忆早已刻入他的脑海。彼时，年轻的他应征入伍，但战争在他参加之前就结束了。他反倒被迫理解了战败的含义。作为一名年轻的数学专业学生，他在梅斯继续学业，与第37波美拉尼亚团的德军共用宿舍，并目睹了其他部队耀武扬威地穿城而过的情景。“德国人下定决心要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胜利的重压，”福煦后来写道，“他们通过暴力和野蛮向我们表明，他们认为胜利给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利，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都不屑于找了14。”
军队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时，德国人对法国人民施加了更多的侮辱。福煦目睹了德国指挥官、王公和官员的队伍大摇大摆地进入他当时居住的南锡：
每一次抵达，迎接他们的都是同样山呼海啸般热烈的喧嚷，同样的阅兵式和典礼，致敬那些率领德军取得胜利的将军，或者罔顾相关居民的一致抗议，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从法国身上扯下的政治家15。
这样看来，福煦的动机之一是恢复法国的荣耀，便不足为奇。另一个动机是复仇。他后来谈到普法战争时写道：“我们刚刚走出的那场灾难性战争，将一项神圣大业派给了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国民中的年轻人，那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已惨遭肢解且时常面临尽毁之危的国家。”16他加入了被称为“小帽子”的炮兵，这是一个正在经历伟大革新的战争领域。他继承了教官们的观点，即自1870年以来，火力已经成为战斗中的主导因素，“甚至到了部队如果不具备无可置疑的火力优势就无法向前推进的程度”。17就这样，福煦和数千名青年军官一道，致力于从头开始再造法国陆军，以备未来与德国的战争，他和他的部下都认为这样一场战争是必然的。
然而，未来的福煦元帅很容易被他对德国的仇恨影响判断力。他在失意的时候，会想象出一个被德国人彻底蹂躏的世界，他们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占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敢于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以免招致被自己的人民骑到头上这一终极灾难”。18福煦警告称：“到了1914年，整个德国已经完全普鲁士化，每一个德国人都认为强权即公理。”19他写道，如果1914年的战争没有打响，“世界将发现自己已然德国化，人类被套上了枷锁”。20克列孟梭和普恩加莱不会使用这种不当的措辞，但他们也赞同这位将军的指导思想：伸冤在他们[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