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半岛的危机
战争是必然的，对德国来说越早越好。
——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1912年12月8日
在德皇“军事会议”上的发言
欧洲列强的大博弈此时就要在巴尔干半岛这个代理人战场进行。这一小群仅能勉强糊口的农业社会，做出的行为却好像已经是完全独立的国家了，相信无论为追求更多的领土、更长的边界或者出海口而采取了什么行动，流了多少血，毁灭了多少生命，他们的斗争都将提升他们在世人眼中的勇气和声望。事情并非如此。他们觊觎着邻国的土地和财富，可悲的是，这正是大国层面的血腥争夺战的缩影。
在战术层面上，他们自行其是。贝特曼—霍尔韦格抱怨说：“巴尔干地区那些野心勃勃的民族并不是强者手中驯服的工具，我们无法凭一句话就让他们推翻他们的国家目标，或者抑制他们的种族仇恨。”1在战略层面上，他们多多少少是被迫在占领势力的支配下采取行动的，无论这势力是奥斯曼帝国还是欧洲列强。偶尔，在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时刻，当在位的霸主被赶走（1912年的土耳其人）或者抛弃他们（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时，他们会震惊地发现自己真的自由了，可他们不去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享用和平果实，反而以穷兵黩武、流血冲突和对欧洲产生的后果来实施他们的意志。这就是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这两场战争为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所创造的条件，要甚于其他任何事件。
为什么列强把它们的未来拴在一个到处是农场和牧羊人，并没有什么经济或殖民价值的半岛上，这是1914年的故事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答案在于一个由各种同盟、战略便利、历史积怨和种族仇恨所组成的网络。因为一个可悲的事实是，一旦俄国和奥匈帝国将自己与巴尔干半岛绑上死结，它们各自的盟友就多多少少被卷入了该地区的轨道。正如德国大众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这里面有血缘关系和种族差异，是“金发碧眼的人”与“斯拉夫人”的对抗；而巴尔干半岛作为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门户，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
即便如此，欧洲列强也并不是巴尔干战争中充当旁观者的热情啦啦队。英国强烈反对将自身利益与巴尔干半岛的任何战争挂钩。法国起初也是反对的。德国等到奥匈帝国出手之后才表示赞同。甚至连俄国也拿不定主意，当牵涉到更大的利益时，到底还要不要支持斯拉夫国家对抗奥斯曼帝国以及之后的奥匈帝国。但没有哪个大国能否认它们在欧洲大国集团中的关系与它们的巴尔干小弟们难解难分。例如，俄国通过赞助塞尔维亚的侵略与奥匈帝国开战，这意味着法国被卷入（根据法俄同盟），与奥匈帝国对立，而奥匈帝国则会请求德国帮助（根据三国同盟）。即使这一连串的行动听起来不可阻挡——就像一台有了自己生命的机器一样——它们也能表明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是如何使一场由巴尔干半岛的仇恨引发的欧洲战争变得更容易为人所觉察的。
简单来讲，两次巴尔干战争是1911年9月至1912年10月意大利征服土耳其人在非洲的利益而引发的两场小型恶战。这场所谓的利比亚战争——意大利夺取奥斯曼帝国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省，导致了现代利比亚的建立——强烈刺激了巴尔干半岛的不满情绪。并不以武功著称的意大利军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土耳其人在非洲的利益，这激励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做同样的事情。它们携起手来，力争将元气大伤的土耳其人一劳永逸地赶出巴尔干半岛。他们的梦想始终如一，那便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斯拉夫国家。在更高的层面上，战争在巴尔干半岛留下了权力真空，对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战争的直接影响是：土耳其人在占领巴尔干半岛数世纪后被打败，最终被驱逐出去；该地区的边界被重新划分，结果谁都不满意，特别是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独立建国，令塞尔维亚愤怒不已；出现了一个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国家，这个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仅存的盟友需要一个新的敌人，它那满脑子都是血仇的“外交政策”盯上了奥匈帝国。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吞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一事件狠狠地羞辱了俄国，激怒了塞尔维亚。担责的俄国官员、前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随后被革职，被派去巴黎担任俄国大使。在那里，他满脑子都是复仇。接替他的是意志薄弱、易受外界影响的谢尔盖·萨宗诺夫，在圣彼得堡的极端亲斯拉夫分子眼中，他的主要罪行是在巴尔干半岛采取温和路线。然而在实践中，萨宗诺夫服从伊兹沃尔斯基的权威，而后者还在他的巴黎堡垒中坚持不懈地酝酿着向奥匈帝国复仇、羞辱他在维也纳的对手埃伦塔尔的计划。伊兹沃尔斯基定下了一个会带来残酷后果的方针：促使巴尔干国家结成一个联盟，该联盟将形成一个斯拉夫超国家，强大到足以将可恨的奥斯曼人赶出巴尔干半岛，并能够充当奥匈帝国（和德国）扩张的缓冲国。一个“纯粹的”斯拉夫人据点将确保俄国打通地中海并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还能挽救伊兹沃尔斯基已经扫地的名誉。
圣彼得堡将一个名叫尼古拉·哈特维希的狂热亲斯拉夫外交官派往贝尔格莱德，实施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哈特维希对奥匈帝国恨之入骨，对塞尔维亚的一切却怀有一种病态的爱恋。有人认为他“比塞尔维亚人更像塞尔维亚人”，作为慈母俄罗斯的耳目，他与塞尔维亚人同心同德，在塞尔维亚首都受到了狂热崇拜。他与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希奇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哈特维希做事经常超出圣彼得堡给他划定的职权范围，他还时常夸大俄国对塞尔维亚和斯拉夫人事业的同情。他觉得自己既代表俄国官方，也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代表了泛斯拉夫运动。他经常推行亲塞尔维亚的议程，这与他名义上的上司萨宗诺夫较为温和的路线相抵触，他还擅自代表强硬亲塞尔维亚的俄国宫廷和沙皇本人发言。
哈特维希抓紧时间促进泛巴尔干对话，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的同盟体系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建立的，该体系于1912年初谈判达成，被称为巴尔干同盟。这些都是明确的军事协议，规定的内容简直可以说是进攻战。例如，3月缔结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要求缔约国承诺为保护对方不受外国攻击而战。但该协议还规定，如果有外国势力试图吞并或占领当时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巴尔干领土的任何部分，它们就必须开战。这是潘多拉的盒子。一份秘密附录中包含了武装干涉的先决条件，即如果情况允许，必须征求俄国的同意——举个例子，如果奥地利要入侵阿尔巴尼亚的话。该附录规定：“如果就采取军事行动达成一致，应通知俄国，如果它不反对，盟国应立即着手进行拟议的军事作战。双方务必接受沙皇陛下认为妥当的边界线作为最终边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2这两句话揭示了俄国作为斯拉夫小弟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这一秘密身份。
德国人满腹狐疑，即使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秘密条款。“我们自始至终都看到俄国在伸手，”贝特曼—霍尔韦格后来写道，“（巴尔干地区）所有纷争的最终决定权都保留在沙皇手中。战后的领土分割将由他来最终拍板3。”
然而，俄国任命了一个力不从心、愚蠢可笑的操偶师萨宗诺夫。这位新的外交大臣（人在巴黎的伊兹沃尔斯基依然保有对外交政策的强大影响力）是一个虚弱无力的操作员，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哈特维希把给他挖坑或无视他当成了自己的工作。据俄国外交部的一位常务官员陶贝男爵称，萨宗诺夫“生性阴沉、非常敏感……性格柔弱、态度含糊，他的印象和‘直觉’始终变化不定，很难持续努力思考问题，无法通过环环相扣的论证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4即使其他人的评价没这么苛刻，似乎也并没有人对这个被委派来指导俄国外交政策度过这段危如累卵时期的人有什么信心。阿尔贝蒂尼想知道：“萨宗诺夫是否认识到了（巴尔干）条约的意义？这些条约势必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一场可能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的战争。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新的外交大臣根本无法应对即将发生的大事5。”
大国痛苦地意识到，巴尔干同盟是欧洲中心的一个火药桶。他们试图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其中那些更具煽动性的要素。1912年8月普恩加莱访问莫斯科时，萨宗诺夫向他展示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的文本。当时的法国总理唐突地评论道，这是“一份战争协议”。6他建议巴黎早做打算，会有一场针对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战争，让俄国实际控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萨宗诺夫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未经他同意就不能动员7”。
甚至在意大利人在非洲打败土耳其之前，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已经蠢蠢欲动了。点燃引信的火花是1912年夏天阿尔巴尼亚反对土耳其人的流血起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黑山在私下里对阿尔巴尼亚独立建国的前景感到惊骇，却还是公开支持了这次起义，它们抓住机会，在整个半岛动员起来，对抗土耳其军队（根据《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条约》）。维也纳对这些事态发展越发警惕：迄今为止，土耳其人一直充当着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制动器。眼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军事同盟如果战胜了土耳其人，就将直接挑战奥匈帝国的强权。
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如果维也纳参与到这场冲突中来，与巴尔干同盟为敌，那么俄国将面临被卷入这场局部战争的可怕风险。他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必将发生，这只是他的直觉。与深入人心的不实说法相反，奥匈帝国并没有制订任何在1912年至1913年干涉巴尔干半岛的计划。在1914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人们的感受经常脱离现实。
萨宗诺夫和伊兹沃尔斯基被欧洲战争的前景吓得不轻，他们就像两个俄国的弗兰肯斯坦，试图驾驭他们创造出来的巴尔干怪物。在1912年9月20日的巴黎会谈中，以及向新闻界和法国官员发布的声明中，这两个人触怒了俄国的斯拉夫朋友们，因为他们说，如果爆发全面战争，最好土耳其能够打败巴尔干同盟（这还是他们直接参与创建的！），因为“塞尔维亚—俄国的巨大成功会导致奥地利的介入8”。
俄国离奇的变卦遭到了谴责：塞尔维亚人感到愤怒，哈特维希尴尬至极。其他人对俄国外交官明显挑起战争然后又寻求和平的做法感到厌恶。萨宗诺夫尤其受人鄙视。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9月27日写道：
他草率地松了手，任其作乱，然后又突然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放弃了他的计划，控制住了他自己煽动起来的欲望，冷不丁地给他自己开动起来的小国踩了刹车，从而在巴尔干半岛……制造了一种乱无秩序、过度亢奋的普遍状态，天知道这种状态会孕育出什么东西来。还不到一年，他就把巴尔干半岛搅得天翻地覆9。
到了那时，一切都太迟了。俄国的巴尔干傀儡们的线已经绷断了，它们有了自己的生命，脱离了束缚。10月，黑山向土耳其宣战，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也紧随其后。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向他的人民发表声明说：
土耳其政府对它们对公民的责任漠不关心，对所有的控诉和建议充耳不闻。事态已经完全失控，没有人对土耳其在欧洲的状况感到满意。这对塞尔维亚人来说已经无法忍受了……因此，我承蒙天恩，命令我勇敢的军队加入这场圣战，解放我们的兄弟，确保更美好的未来10。
强硬派的斯拉夫人寻求的不仅仅是摧毁土耳其在欧洲的存在。一旦奥斯曼恶魔被赶走，他们就将把奥匈帝国作为终极猎物加以攻击。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场更具挑衅性的赌博的序幕。因此，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斯拉夫人复兴前景的鼓舞下，1912年10月至12月间，巴尔干同盟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动了一系列凶猛的攻击。就平均人力而言，这些战役是毁灭性的，意味着这些交战的小国伤亡巨大。它们迅速增长的人口“并没有伴随着可以吸收可用劳动力的工业化，这使得巴尔干国家得以组建庞大的农民军”。11保加利亚在区区430万人口中派出了将近60万人，塞尔维亚动员了290万人口中的25.5万人。他们在桑贾克、色雷斯和马其顿三个战区与33.5万土耳其军队交战。
巴尔干同盟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在三个月内，他们取得了欧洲列强几个世纪都没有取得的成就：打败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军队。到了1912年12月，除了少数还在抵抗的小块地区外，大部分土耳其人都被赶走了。奥斯曼人蒙受了大约33万人的伤亡——死亡、受伤或被俘——近乎全军覆没，巴尔干同盟遭受了10.8万人的伤亡。到了1912年12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土耳其的惨败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们失去了在黑海抵御俄国以及在埃及和波斯抵御英国的主要屏障12。
伦敦召集了一次和平会议。由此产生的《伦敦条约》将奥斯曼帝国被占领的全部领土割让给了巴尔干同盟，并宣布阿尔巴尼亚为独立国家。该“协议”让它的参与者愤愤不平，主要是保加利亚——它在战争中出力比盟友多，损失也比盟友多。战利品的分配，也就是新的边界——主要是在马其顿——给塞尔维亚的领土份额让保加利亚无法接受。因此，保加利亚拒绝承认该条约。于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一场新的战争迫在眉睫。事实上，在《伦敦条约》墨迹未干之时，保加利亚已经开始向西调集军队了。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向伦敦、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发出了严厉警告：巴尔干半岛的另一场对抗可能引发欧洲的大规模冲突。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奥匈帝国为什么不去挑战南面出现的这个强大的斯拉夫联盟，并在有机会时设法遏制它的狂暴野心呢？流行的说法是，德国否决了奥匈帝国的任何干预。事实却并非如此。德国是准备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的，却要指望奥地利采取主动并制定计划的意愿。维也纳没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可能在于奥地利新任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摇摆不定的表现，他未能胜任令人敬畏的前任埃伦塔尔留下的这个职位。贝希托尔德是一位富有的贵族，拥有一个赛马饲养训练场，据说他绝不会错过任何一场赛马，无论肩负着怎样的政治职责。据海因里希·坎纳称，他衣着华丽、身材高大、温文尔雅，“做决定时总是犹豫不决，而且无知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把外交大臣的角色当成一种次要的兴趣，“对他来说还没有衣服或赛马场来得重要13”。
在1912年9月与贝特曼—霍尔韦格在布赫劳一次众人皆知的会面中，贝希托尔德暴露出他对奥地利家门口的严重事态一无所知，态度也很敷衍。尽管德国予以默许，奥地利却没能采取行动。在这场斗争期间，贝希托尔德有时会说服自己相信土耳其会打败巴尔干同盟——这是他无所作为的另一个原因。俄国人甚至向他保证，即使奥地利被迫抵抗塞尔维亚对毗邻的桑贾克的入侵，他们也不会去干预。14然而，贝希托尔德仍然无所作为——不是因为高尚的克制，而是因为无知和优柔寡断。他没能领会到，俄国已经为奥地利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在不担心“俄国熊”干预的情况下遏制塞尔维亚的扩张。
在一个问题上，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愿望划定了界限：塞尔维亚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贝尔格莱德垂涎地中海的海港，盯上了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港。维也纳决定了，这个坚决不能给。贝希托尔德坚持要求阿尔巴尼亚“建国”，就是明确表示不给塞尔维亚地中海港口。15他亲自以极尽粗暴的方式拒绝了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前往维也纳讨论问题的和平提议，这些问题中就包括塞尔维亚可能的出海通道。相反，奥匈帝国在1913年10月18日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相对于维也纳在1914年向塞尔维亚发出的那份远比这更恐怖的最后通牒，可以说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先例——迫使塞尔维亚军队撤出将被赐予“独立”的阿尔巴尼亚。
尼古拉·帕希奇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
在俄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不情不愿地勉强同意并撤出了。无论协约国有几分忠诚度可言，它们都知道，送一个海港给塞尔维亚，相当于扔了一块骨头给三国同盟，一定会惹得它们狺狺狂吠。然而，为了安抚没有得到港口的塞尔维亚，俄国迫使维也纳对这个巴尔干国家做出了屈辱的让步。为此，维也纳政府受到了公开的嘲笑，甚至连皇帝也不免受到指责。人们痛骂贝希托尔德，说他是一个可怜的蠢货，把君主国的威望赌在为阿尔巴尼亚而进行的争斗上——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称之为“穷得掉渣的牧羊地”。16值得一提的是，康拉德从未停止过为立即血腥镇压塞尔维亚和斯拉夫联盟摇旗呐喊，如果不加以制止，它们的威胁将“渗入德意志的骨髓”17。
这一切都标志着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威信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也暴露出了它们的弱点。奥匈帝国无所作为，或许不经意间避免了一场欧洲战争的可能性。然而，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呈现出一副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元气大伤、心浮气躁的样子。蒙羞帝国的暗影可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景观。
斯拉夫人的精神却为之一振，这也是必然的结果。说他们因为对土耳其人的胜利而飘飘然，都还不足以说明席卷巴尔干同盟，特别是塞尔维亚的自信流露。毫无骨气的奥匈帝国给了他们额外的推动力，甚至引发了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重回斯拉夫人大家庭的讨论。
欧洲列强的反应给这个故事蒙上了不祥的色彩——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言论，而是因为他们对时局的感知：偏偏是错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人们担心俄国会和巴尔干同盟一起与奥匈帝国/德国交战（一种假设）。如果这样的话，法国会在这场战斗中与俄国并肩作战吗（基于一种假设的假设）？按照法俄同盟的规定，缔约国只有在受到攻击时才有义务互相保卫，因此答案是否定的。明显不需要法国要在巴尔干冲突中站在俄国一边进行干预。然而，普恩加莱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对俄国的支持，使法俄同盟有了一种更具侵略性的解释。德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是否会触发“履约场合”，也就是一种启动该盟约并迫使法国进行干预的情况呢？普恩加莱似乎在给伊兹沃尔斯基的信中暗示了肯定的答案，后者于1912年11月17日正式将这封信的内容通过电报发送至圣彼得堡。伊兹沃尔斯基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并体现在他的复电中：“如果俄国开战，法国也会开战。”普恩加莱后来也证实了这一情报的主旨，只是辩称伊兹沃尔斯基的电报“太过笼统”。18换句话说，圣彼得堡险些认为德国但凡插手巴尔干冲突，都会触发法俄同盟！这模糊了盟约的条款，使同盟关系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而普恩加莱也没有做出任何缓和事态的举动。
确实，第一次巴尔干危机似乎释放了法国人的敌意，当普恩加莱于1913年1月17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时，这种情绪更加高涨了。事实上，这位新总统向圣彼得堡保证，法国将付出一切外交努力，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立场。这是伊兹沃尔斯基1913年1月30日在爱丽舍宫与总统及其新任外交部长若纳尔进行新一轮商议后得出的结论。在发给圣彼得堡的一封特别电报中，伊兹沃尔斯基描述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新协定：
在当前形势下，由于现有的同盟和协约网络，任何大国在巴尔干事务上的任何单方面表态都可能很快导致欧洲的全面战争。法国政府完全理解并认可俄国政府的特殊立场，它必须考虑到民族感情和我们强大的传统。因此，法国政府一点儿也不希望剥夺俄国的行动自由，也并不打算怀疑俄国对巴尔干国家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因此，俄国不仅可以指望法国在法俄协议所规定的情况下提供武装配合，还可以指望法国在俄国政府为那些（斯拉夫）国家的利益而开展的所有事业中提供最有力、最有效的外交援助。19（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
总之，法国对俄国的承诺加码，这让圣彼得堡觉得，它在巴尔干半岛对奥匈帝国/德国采取任何行动，都可以指望法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对时局的感受与其实质一样，在欧洲各国的大使馆和政府中都很重要。它们这些同盟的跳弹作用坚定地指向一场欧洲战争——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德国也像俄国和法国一样采取了行动，让它自己在该地区的小弟放心。柏林对奥匈帝国面临的泛斯拉夫威胁感到不安，不加掩饰地宣布，它将为保卫盟友而战。1912年12月2日，贝特曼—霍尔韦格告知帝国议会，如果受到威胁，德国将为奥匈帝国开战。三天后，面对斯拉夫人的威胁，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担心塞尔维亚得到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续订了三国同盟。
之后的12月8日，德皇在情绪暴躁的状态下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如此形容这次在柏林皇宫举行的这次著名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奇、提尔皮茨、奥古斯特·冯·黑林根（海军参谋长）和格奥尔格·亚历山大·冯·米勒（德皇的海军内阁主任）。威廉召开这次会议，直接回应了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对德国驻伦敦大使随口说的一句话，“如果俄奥战争导致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将援助法国。20这寥寥数语激起了德国的极度恐惧，激发了德皇的“诸神黄昏心态”。21“如果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人……那么对我们来说，战争也将无可避免。”他说。22他展开了天马行空、令人心惊胆战的想象，向往着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军队会加入三国同盟，使奥匈帝国的军队能够腾出手来抵挡住俄国，同时德国则要对付法国。兴奋的毛奇对这个石破天惊的想定表示喜闻乐见。对他来说，“战争是必然的，对德国来说越早越好”23。
虽然海军参谋本部的成员们主导了德皇的军事会议，但提尔皮茨透露说，他大肆吹嘘的新海军无法及时做好准备，迎接这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自己也因此被边缘化了（见第二十一章）。赫维希写道，这就是提尔皮茨计划的“丧钟”。24总之，这次军事会议既没有向任何人宣战，也没有确定战争的日期。它以一项决议结束：发起新闻攻势，让德国人民为与俄国的战争做好准备。米勒总结说：“因此显然是零成果25。”
也不尽然。这次军事会议产生了计划外的效果，这也是可怕的预兆。会议使人们对提尔皮茨计划的信任化为乌有，德国也因此重新致力于陆军建设。两个星期后，贝特曼—霍尔韦格如释重负地说：“我们因为海军而忽视了陆军，我们的‘海军政策’在周边树敌。”现在，陆军将增至满员：“我们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可以戴上钢盔的新兵。”德皇在他的新年致辞中如实转达了这层意思：“海军将把大部分可用资金交与陆军。”26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征兵发生在1913年3月5日，征召了4000名军官和11.7万名士兵，目标是召集一支75万人的陆军。
英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格雷明确表示，公众舆论不会支持英国干预远方一场对英国利益影响很小的冲突。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政府似乎缩回了半孤立状态。至少伦敦表面上采取了这种立场。但暗地里，伦敦也在越发积极地参与其中。例如，英国威胁要放弃约束俄国和法国的政策（见上文霍尔丹的话）。格雷在阿尔巴尼亚和斯库台问题上全程支持俄国，但坚决反对俄国占领土耳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从保加利亚人手中夺回的哈德良堡的决心。事实上，正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使英国永久性地解除了观望状态，卷入了欧洲的混战。
于是战争卷土重来……1913年6月，保加利亚就前一次冲突的战利品问题向塞尔维亚宣战，引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数十万年轻人再次遭受恐怖、伤残、俘虏或死亡，只为地图上的一条线。保加利亚派出了约57万人，对抗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土耳其和罗马尼亚100多万人的军队。塞尔维亚人在进攻中打头阵，并战胜了保加利亚人。索非亚于1913年7月陷落。我们在此无需钻研这些战役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它们对欧洲和平的影响。
奥匈帝国的反应再次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一次，他们支持保加利亚，把它作为征服塞尔维亚人的工具，并以参战相威胁。贝希托尔德在1913年7月4日的一封电报中透露了二元君主国的动机：“塞尔维亚的决定性胜利，不仅意味着这个历来与我们为敌的邻国会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很大的强化，还将导致泛塞尔维亚思想和宣传的扩散。”奥匈帝国必须干预，防止出现这种结果。然而，他警告说，维也纳的干预“虽然只是一种本能的自卫行为”，却可能使俄国“放弃旁观者的被动身份，从而使三国同盟和罗马尼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盟友）卷入与俄国的战争，而这样一场战争将使欧洲陷入大乱，伴随着种种危险和后果”27。
由于这些原因，柏林和罗马阻止了他们。令奥匈帝国颇为不快的是，德国拒绝同意对第二次巴尔干冲突进行任何干预——这一立场激怒了贝希托尔德，这一次他看起来像是愿意采取行动了。不管他是否愿意，关键问题在于德国为阻止维也纳站在保加利亚一边作战而进行了干预。一年后的1914年7月，柏林将反其道而行之，与奥地利休戚与共。大国的站队——德国和奥匈帝国、俄国和塞尔维亚、法国和俄国——已经定死了，雷打不动。只有英国的立场还不确定。
《布加勒斯特条约》和《君士坦丁堡条约》对战利品进行了分割。巴尔干半岛再次被瓜分。社区、村庄和城镇的居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生活在新的国境内，挂上了新的旗帜，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却无人理会。保加利亚失去了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土地。塞尔维亚、黑山和希腊是彻彻底底的赢家：所有地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塞尔维亚或希腊的一部分。希腊的领土增加了68%。塞尔维亚的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人口也从290万增加到450万。然而，塞尔维亚人得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希望化为了泡影：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边界被正式确认。1913年夏天，格雷在伦敦主持了一次会议，巩固了这些成果，并设法安抚了大多数与会者。尼科尔森评论道，格雷的这种做法显露出了“我承认我认为他并不具备的才能28”。
贝尔格莱德是最没可能抱怨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最长远的结果就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塞尔维亚国家的崛起。对保加利亚的胜利将塞尔维亚册立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它充满自信，主张扩张领土，热衷于为失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事向新的主要敌人奥匈帝国复仇。与此同时，这个俄国最好的朋友和盟友也在为巴尔干半岛泛斯拉夫化的未来前景而欢欣鼓舞。
奥匈帝国皇位的下任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凡有人听他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这个侄子似乎都很渴望与斯拉夫世界和平相处，并且能够容忍南方一个斯拉夫人联盟的存在。大公实际上是在塞尔维亚和俄国之间寻求和平，甚至希望恢复三帝（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皇帝）同盟，对他的悲惨人生来说，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大公这种自由主义、有点不切实际的立场，使他在国内的政治盟友寥寥无几，也让国外既包括三国同盟也包括斯拉夫世界的极端分子们盯上了他。随着1914年的临近，巴尔干半岛已经容不下宽容或温和的人了，特别是奥匈帝国皇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巴尔干战争巩固了欧洲列强的地位，并勾勒出交战国及其盟友的站位。大国集团相互对峙，不再是肩并肩，而是面对面。人们普遍认为1914年震惊了世人，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权力沙龙中的政客、指挥官和君主们现在已经在说战争是必然的了。欧洲的统治者们在电报、演讲和信件中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频率提及战争。听起来他们已经对战争听天由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