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必然的战争”武装起来
德国的规划者们设计的更多是宏图大略而不是每日计划，其范围往往囊括了一两代人的人生，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只有在起草了缺乏变通的蓝图之后，才会将潜在敌人的优势和劣势纳入考量。
——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希
人们完全没有付出认真的努力，去通过谈判约束欧洲大国，阻止因奥匈帝国、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困惑、误解、偏执、缺乏最基本的善意而启动的进程，这才是最令人震惊的。就好像欧洲领导人被这些年来越发紧张的局势折腾累了，竟然莫名其妙地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前景产生了兴趣；仿佛他们在用尽外交渠道之后，除了向强大新闻界和纯粹偏执狂的战吼屈服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有一点是明确的：各国政府未能充分理解彼此。它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故意忽略了那些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导致灾难的力量。
如果说这在事后说起来容易，那么在当时说起来也同样容易。部长们和指挥官们或多或少都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他们已经摸清了同盟网络。两次巴尔干战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时已经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军们反复提及战争的“必然性”。制造了欧洲危机四伏的状态之后，大国按照惯例，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近在咫尺”。
奇怪的是，他们全都看清了结果，却未能或拒绝看清原因。例如，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在1913年4月帝国议会的一次最高机密军事评估会议上提到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抑或是普鲁士陆军部的弗朗茨·古斯塔夫·冯·汪戴尔将军，他在1911年警告称，“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与他们免不了一场大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为我们的世界政策而战”。1 在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类似提到战争的场合不胜枚举。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对战争听天由命，几乎没有齐心协力去阻止这一进程，也没有去理解他们的假想敌。宿命论的重压消磨了他们的精力和智识。“我们都活在一种隐约的压力之下，”毛奇在1905年写道，“这种压力扼杀了取得成就的喜悦，我们无论开始做什么事情，几乎都会听到内心的声音说：‘有什么用？全都是徒劳2！’”
像康拉德、毛奇、克劳、哈特维希、贝希托尔德和贝特曼—霍尔韦格这样反复无常、性情暴躁或自以为是的人加速了走向湮灭的步伐。他们公开地、认命地、有时还很不耐烦地谈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毛奇在热烈鼓吹战争和看似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惊恐之间反复转变立场。在被他描述为“欧洲文明国家间的互相撕咬”的交战前夕，他陷入了绝望。3 在1912年12月8日德皇的会议上强烈要求德国开战的就是这个人。贝特曼—霍尔韦格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无奈，还带着几分藐视。他对德国的相对软弱感到“非常苦恼”，写道：“我们必须深信上帝，并指望俄国革命成为盟友，这样才能睡得着觉。”4他仅有的慰藉竟是上帝和布尔什维克？这些掌权者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自己是可以采取行动阻止战争的。康拉德不喜欢参加被他斥为和谈的会谈。其他高级官员也会在不同时刻对调停的尝试表示不屑，只是没那么强烈。平心而论，只有格雷始终心向通过调停取得和平的可能性，之后却因没能表明英国的立场而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这一进程。
主要的政治参与者往往会相信那些煽动性的公报、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狭隘或有偏见的论调（参见在摩洛哥和巴尔干问题上的纷纷扰扰）。他们要么混淆视听、优柔寡断，在关键时刻淡出人们的视线，要么没有给如此复杂的时局应有的关注。纯粹的怠惰、愚蠢、注意力不集中早已司空见惯。贝希托尔德似乎觉得整个进程很乏味，分走了他投入在爱驹上的精力。格雷极少错过逃离伦敦的紧张气氛、重新开始钓鳟鱼的机会。康拉德与一位已婚女子的热恋显然损害了他的判断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914年战争前夕，法国和德国政府的领导人都在度假。
大国之间明显缺乏理解，我们斗胆说一句，还缺乏共情。毫无疑问，他们的沟通渠道很不牢靠，电报会延迟，或者经常错开。嘈杂的声音用电码，用不同的语言发出来。这完全无法为高层会议上可怕的沉默开脱。没有人提议召开一次峰会来讨论欧洲的危机。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巴尔干会议都坚持在有限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从阿加迪尔危机到1914年前夕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一次泛欧会议来讨论世界的糟糕走向。诚然，有条约和电报。大使们你来我往。德国拒绝了格雷在阿加迪尔危机之后安排一场会议的英勇努力。英国外交大臣为平息紧张局势、找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解决方案所做的尝试很了不起，本可以加快更广义的和解进程。然而，没有一位掌权者提议达成一种共识，以纠正，或者至少是讨论欧洲可怕的前进轨道，而他们全都知道欧洲正在走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或人民想要战争。正如尼尔·弗格森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从民众对交战的渴望这层意义上来说，军国主义纯属虚构。它在经济上也并不符合人们的心意：自由贸易要依靠和平来发挥作用。虽然军火商在战争期间会暂时尝到销售额上涨的甜头，但资本主义制度显然并没有规定或暗示要摧毁各国市场和所有的经济体，这与社会主义者的断言相反，他们认为战争会使海盗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还会导致数百万工人互相残杀，养肥他们的老板。（事实上，在宣战时，欧洲各地的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搁置了它们的政治斗争，转而为它们的国家而战。）
弗格森写道，银行家们对战争“前景感到惊恐万分”，“主要是因为战争有可能使从事国际贸易融资的大多数票据承兑行破产，就算不是全部”。5毫无疑问，垄断军火商——例如新式机枪制造商维克斯和马克沁——努登费尔特，以及德国造船厂——积极为他们的武器寻找市场。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想要打一场世界大战，因为这将摧毁他们客户的经济体。弗格森总结道：“马克思主义理论难以解释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利益使商人们想要打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的维克斯机枪
与此同时，对多管闲事的文官政客不屑一顾的德国和俄国军事指挥官们，已经对率军出击的命令迫不及待了。他们索要庞大的部队和巨大的军火库。1912年至1914年，武器的储备和军队的建设呈现出了狂热的势头，对德国受到诱惑冲出堡垒的恐惧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行伍中的军人斗志昂扬。新兵渴望在战场上赢得荣耀。由于法国和德国的兵役延长（法国延长至三年），应征入伍的新兵和后备军人纷纷涌入军队系统。欧洲各地的主流媒体都在宣扬这种军国主义路线。一场大战的“必然性”似乎已经渗入公众的意识。战争是一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可怕灾难，这种想法在这些讨论中几乎没有容身之处。战争被认为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而且肯定不是最后的办法。
政客们从未认真尝试去控制他们的将军、遏制武器和人员的大量集结，而这也显然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导致历史学家A.J.P.泰勒得出了交战国“被他们的准备工作之巧妙所诱骗”这一结论。7他指的是各国的铁路系统和战争计划，主要是施里芬计划和法国的第十七号计划。往大了说，他还指的是这些战争计划所依赖的兵工厂、技术和军队。例如，如果没有能够把比利时要塞炸出洞来的巨型新式克虏伯火炮，德国所预想的对法国西北部的包围就无法进行（见第四十章）。
一种集体否认的态度没能正视这些计划中的明显缺陷。当德国因缺乏资金而放弃竞争海上霸权时，它发现自己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陆战，却没有一支能够挑战英国的海军。这使得德国的港口很容易被封锁，德国人民也很容易挨饿。柏林的军事策划者反而去建设他们的地面部队，他们认为这将左右战局。1912年至1914年，柏林准备在两条巨大的战线上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却没有一支能够保卫北海港口的海军。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施里芬计划，在任何理智的人看来都应该是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但德国的掌权者并不理智。早在1908年，一名年轻的德国上尉就看出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而在1914年，他的上司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是不相信：
一想到地球上有一个大国总能消灭其他任何国家的海军，从而切断当事国的海上联系，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只有当我们的舰队发展到能够成功地阻止任何封锁时，我们才能自由地呼吸，说我们的海上力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8。
德国海军永远不会做到这一点了。
德国能否通过陆军和兵工厂的大反超来赢得陆战呢？时间来到1914年，三国同盟的常备军还没有达到三国协约合在一起的兵力。大多数英国人以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但它们的军队人数还不及法国和俄国的一半。
埃里希·鲁登道夫
德国按照普鲁士新秀、施里芬门徒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在1912年12月的“伟大备忘录”中的建议，施行了普遍兵役制，来回应这一危机。这将征兵率从52%提高到了82%——两年内增加了30万新兵，使和平时期的德国陆军达到了74.8万人。加上奥匈帝国的部队，1913年两国陆军的总人数为124.2万人，约为法俄陆军总兵力217万人的一半。1914年，又额外增加了根据新的三年兵役制征召的11.6万法国人9。
鲁登道夫的改革也不会彻底改变战争爆发时的局面。1914年中期，德国和奥匈帝国将派出345万人的战时部队，面对塞尔维亚、法国、俄国和比利时的560万联军（英国最初将提供12万至15万人）。协约国陆军有218个步兵师，而德国和奥匈帝国只有137个；前者还有49个骑兵师，而后者只有22个。总之，从绝对数量上看，协约国军队比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所谓的欧洲主要侵略国要强大得多。法国是迄今为止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人口中的2.29%在陆军或海军服役，相比之下，德国为1.33%，英国为1.17%10。
这些数字只能说明一部分情况。例如，俄国的潜在兵力才是德国决策者真正担心的：几年内会有多少俄国人参军？柏林是否应该在俄国人仍然脆弱时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对德国先下手为强的恐惧加速了俄国陆军的转型。自1906年以来，俄国陆军已经能够部署150万人，是德国陆军的两倍，比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和还要多30万人。11然而，俄国的目标是用法国人的钱建设一支200万人的常备军（它在1917年几乎达到了这个目标）。法国对俄国铁路的巨额投资，使德国的策划者更加专注于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12。
然而，一个国家可以立刻动员的后备部队对总人力来说至关重要。1913年，德国拥有76万名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军人，使其和平时期的常备军规模翻了一番，与俄国相当。可是，法国只有8.7万名可以立刻投入使用的预备役军人，使它的总兵力略高于90万人。13这就使德国的人数劣势可以换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并鼓励柏林坚持修正版的施里芬计划。
计划继续进行着。准备工作是在半摸黑的状态下进行的，或者说是在一个脱离现实，之后又被一厢情愿地强加于现实的领域中进行的。欧洲的情报收集业务还处于初级阶段。他们对自己的缺点装聋作哑，危险的想法也因此盛行。对上帝、冲力和文化或种族优越感的信仰，取代了对弱点和不足的重视。德国情报机构依靠的是剪报部门。军官们仔细查阅法国（例如《巴黎回声报》、《高卢人报》、《人道报》、《晨报》和《时报》）、英国（例如《每日新闻》、《每日纪事报》、《泰晤士报》和《国家报》）和俄国（例如《证券交易新闻报》、《彼得堡快报》和《言论》）的日报；他们还要比照这三个国家的军方刊物（例如法国的《军队与民主》、《现代军队》、《法国军事》、《军事概况杂志》和《军事科学杂志》），特别关注在任将军们的文章14。
这种做法的缺点很明显。政府例行公事般地在报纸上编故事，用来蒙骗敌人。例如，英国海军泄露消息称，它将为“无敌号”配备9.2英寸火炮，轻信的德国海军部正好可以与之旗鼓相当；事实上，“无敌号”配备的是12英寸火炮。然而，根据历史学家赫维希的研究，德国人粗枝大叶的对照参考在某些地方竟然得出了准确到令人惊讶的结果。15柏林听说了1905年的第一次英法陆军参谋会谈，以及1911年秋天的法俄陆军联合演习（通过《晨报》）。161913年，普鲁士总参谋部能够洞悉法国、俄国和比利时军队的规模，发现俄国的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格罗德诺和科夫诺等大型要塞被改为部队集结中心，还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复线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在1914年完工，“使沙皇能够把将近六个西伯利亚师运送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前线”17。
然而，德国策划者对俄国动员速度的判断却大错特错，他们认为俄国的一线部队会在动员令下达后的五天内到达前线，二线部队会在八天内到达。事实上，1914年8月，俄国军队要花上15到21天才能全面动员起来。这个误判刺激德国在俄国的“部分动员”刚有苗头时就急匆匆地拿起了武器，从而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盟友之间也没有共享太多信息。深深的猜忌在所谓的朋友间制造了分歧。英国最资深的亲法分子亨利·威尔逊爵士承认，自己对法国修订后的计划一无所知。普鲁士总参谋部同样对奥匈帝国的备战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开始暗中调查他们的主要盟友。1914年初，他们的调查结果让人十分气馁。他们判定，拥有2.7万名军官和44.2万名士兵的哈布斯堡军队在理解力和受教育程度上远远低于德国的标准，步兵对现代战争准备不足，他们的训练和武器装备“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事实上，这些调查结果还是过于乐观了。德国未卜先知般地得出结论，康拉德的部队面对俄国和塞尔维亚联军，“将无法为东普鲁士的德军提供多少援助”18。
法国的情报完全不够，对德国威胁的低估近乎致命。法军最高统帅部误判了即将到来的德军攻势的强度和方向，并且“非常错误地将法军的战略建立在早早获胜的基础上”。19法国重燃的自信心似乎弥补了军事准备的不足，还很不可思议地鼓动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纯粹的冲力可以刺穿德国的装甲队伍。
困扰各国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大问题是，在新武器和庞大军队规定了迥异的作战条件时，到底哪个战争计划会成功？法国陆军受到了一种有缺陷的战略的妨害，尼尔·弗格森称之为“疯狂”。这就是1913年5月达成一致的霞飞的第十七号计划。它成了“进攻崇拜”的牺牲品——认为出其不意、能够迅速移动的进攻会赢得战争。20它的设想是利用骑兵和刺刀冲锋，冲入德军大炮的血盆大口，通过一次出乎意料的突进夺回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英勇不假，却注定失败（见第四十一章）。直到战争前夕，霞飞都还相信法国有把握迅速取胜，尽管不断有人很扫兴地提醒他，法国的武器处于劣势。21事实上，在战争行为爆发的几个月前，法军指挥官就十分清楚，他们的重炮已经过时，攻城炮和要塞炮也难堪大用22。
无数场艰苦而漫长的战役，直到我们打倒其中一个敌人……我们必须要在西方和东方的多个战区打赢……我们将长期需要大量弹药，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23。
在德国，施里芬预测的六个星期之内战胜法军，已经被最高指挥部估计的一场冗长乏味的斗争所替代。鲁登道夫和毛奇警告说，德国将不得不打年迈的施里芬将军既没有预料到人力的短缺，也没有预料到俄国军力的变化。俄国根据1914年的“大计”新修的铁路和陆军的大规模扩张，使德国的策划者陷入了慌乱：他们是否应该立刻进攻，以阻挠东方巨人的崛起？亨利·威尔逊爵士在年初指出：“为什么德国对未来感到紧张，为什么它会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就很好理解了。”24德国只有迅速召集后备部队并使其做好战斗准备，才有望打赢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
由于预见到了这些问题，1913年，施里芬计划在毛奇的手术刀下接受了大手术，他将把德国的军队集中在法国，更多地依靠虚弱的哈布斯堡军队在东边扛住俄国人。毛奇的修正有一个重大缺陷：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被斥为“巧克力士兵”的比利时六个师不会抵抗，这样一来，德军右翼对法国北部的大包抄——施里芬计划最重要的一环——就将以一种受到严重削弱的形式横扫比利时。25毛奇认为中路需要更多的部队，以迎击预计会发生的法军对洛林的入侵。这些调整反映出德国痛苦地意识到了自身的人力限制。它那预备役军人占了一半（76万人）的主力军队，面对的是一项显然难以完成的任务。
毛奇的修改是否破坏了施里芬计划的执行，这一点无法说清。原本的计划已经有了致命的缺陷，它所依据的假设本身就危害到了它的执行，主要是因为它的时间表缺乏变通，对部队的要求也是不可能满足的。问题出在很深层次的地方。普鲁士军事领导人盲目接受施里芬计划，让人不禁对他们的理智抑或常识水平产生了怀疑。军事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希总结道：
德国领导人把他们的大战略……建立在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信念和军事原则之上。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并理解构成威廉时代德国精神面貌的历史决定论、种族主义和自闭症的怪异混合物。德国的规划者们设计的更多是宏图大略而不是每日计划，其范围往往囊括了一两代人的人生，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只有在起草了缺乏变通的蓝图之后，才会将潜在敌人的优势和劣势纳入考量26。
无论普鲁士领导人是否意识到这些需要考虑的事情，都没有什么能动摇他们对施里芬的基本概念的执着：用一场贯穿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大型迂回进攻，促成大规模的两线作战。总之，正如休·斯特罗恩所总结的那样，施里芬计划是德国人思想的“决定性声明”，27也最接近军事意义上的战争处方。施里芬于1913年1月4日去世，距战争爆发还有19个月。他在临终时似乎预料到了他的计划失败的原因。据说他的遗言是：“记住：集重兵于右翼28。”
第三部分
权力沙龙里的19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