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一年？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战争，但我担心弗朗茨·约瑟夫和小尼古拉不会成全我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913年
写给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封信
1914年的开端，前途似乎一片大好。确实，巴尔干半岛的暴行已成过去，人们是这样希望的。确实，世界似乎更稳定、更幸福了。有些人敢于这样想。一窥当时的欧洲，便可知人们对未来这欣欣向荣的一年感到欣慰，充满期待。这一年有个好兆头。大国——特别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紧张了，尽管巴尔干半岛依旧乱糟糟，还发生了四起政治暗杀事件，包括希腊国王乔治和土耳其军队指挥官侯赛因·纳泽姆帕夏的遇刺事件1。
幸福的心情在经济腾飞的德国和俄国格外强烈。英国处于相对的经济衰退状态，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还在期盼帝国的繁荣昌盛能够持续多年。当然，没有人知道，1914年将是欧洲曲终人散的一年。回首往昔，就出口和经济增长而言，1870年至1913年这段时期会被视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经济黄金时代，在20世纪也只有1950年至1973年这段时期超过了它2。
从制高点来看，英国的相对衰落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了。国际投资的兴盛似乎正在趋于平稳，这一点大多数英国人都浑然不知，但财政部却察觉得到。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为了给帝国筹措资金而向海外输出的资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到1913年底，英国的海外资产共计40亿英镑，其中大部分投资于非洲的矿山、南美的铁路和基础设施、亚洲的制造业——几乎遍及英国侨民所在地。
在国内，英国人度过了艰难的一年，经历了创下新纪录的罢工和贸易纠纷。举国哀悼在远征南极时遇难的罗伯特·斯科特船长和他的四位同伴。清一色男性的议会投票否决了妇女的投票权，令妇女参政运动成员愤怒不已。斗志高昂的妇女活动家艾米莉·戴维森在埃普瑟姆德比大赛中摔在，或者说是冲向了国王的马下。爱尔兰自治在上下两院造成了分歧。
在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中，唯一的浊音似乎是新国王乔治五世，与他在1910年驾崩的浪荡父亲爱德华七世不同，他是一个节制有度、尽职尽责的人，对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不以为然。尽管他的性格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无趣”，但乔治多多少少也算得上是一位开明君主，为创建一个政治上更加自信的国家出力良多。他加冕一年后，平民院，即选举产生的下议院，通过《1911年议会法》赢得了对非选举产生的上议院的执行权。新国王促进了该法案的通过，这也加强了议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竟然是专制的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乔治和他的相貌惊人地相似）这两位表兄弟推动了英国的民主，这可真是个绝妙的讽刺。然而，作为统治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德国”国王，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族长，他的尴尬出身让英国人民感到不安——1917年，考虑到英国的极端反德情绪，乔治五世将其家族名改为温莎。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
德国期盼着另一个“喜庆年”。3 德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热衷于穿着骷髅骠骑兵的黑白制服，骑着一匹高大的白色纯种马，在蒂尔加滕公园与民同乐。对威廉来说，之前的一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他决定将普鲁士战胜拿破仑一百周年纪念日与他登基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合并，希望让他过生日时通常会有的那种空洞死板的庆祝活动变得更有活力。4 他也由此将自己与打败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人这项伟业建立了联系。这两件大事的结合在许多人身上激发出了一种“战争心态”，这种心态将在1914年8月更加强烈地显现出来。5 德皇精神饱满地重申了自己的权威——在《每日电讯报》事件中出了大丑之后——结果又酿成了大错。1913年11月，他告诉正在访问柏林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德国与法国必有一战。阿尔贝国王对此感到不快，但德国人民并不了解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事实上，整个1913年和1914年，国家的宣传人员都在努力将威廉重新塑造成一位深得民心的统治者——一位人民的皇帝（Volkskaiser）。他们旨在将君主政体与人民等同起来。这似乎行之有效。威廉把自己塑造成了另一个腓特烈大王，领导他的人民对“那些胆敢侵犯德国的人！”（即法国人）进行一场圣战，这种做法受到了热烈欢迎6。
这与人们对又是一年辉煌经济成就的预期相吻合。德国拥有欧洲最先进的产业、快速发展的城市和雄心壮志。德国的矿山和工厂现已在生铁、铁矿石和钢的产量上超过了英国。欧宝、奔驰、狄塞尔和克虏伯这些名字跻身世界最大的公司之列。
在一片大好的前景中，唯一的美中不足之处似乎就是俄国——在德国人眼里，永远都是俄国——它复苏的经济成就和庞大的军队，使德国的东部边境看上去凶多吉少。德皇在1913年底写道：“作为一名军人，从收到的所有信息来看，我毫不怀疑俄国正在有计划地准备与我们开战，我也制定了相应的策略。”他把这些情绪带进了1914年。他的政府找到了一个高兴的理由：正如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在1913年12月对帝国议会所说的那样，与英国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贝特曼—霍尔韦格对“同种同宗的民族间永久亲善的关系”充满希望。7 他指的显然不是斯拉夫人。
从1913年迈入1914年时，俄国人面对的是一个被冬季的黑暗、冰雪与寒风所笼罩的世界。沙皇政权的厉行节俭更是加重了这份阴郁。尼古拉比他的表兄威廉做得更过火，禁止了探戈以及两步舞。社会精英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圣彼得堡的贵族们跳着华尔兹和四方舞度过这个季节，伴随着雪橇铃的叮当声，抵达玫瑰舞会和化装舞会的会场，而这些舞会往往又会沦为对城市边缘吉卜赛人聚居地的夜访。他们光顾最好的沙龙，例如沙皇军事内阁首脑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公爵之妻奥尔加·奥尔洛娃公爵夫人那座上流人士群集的豪宅。皇后不参与；她把自己排除在社交界之外，并不断受到拉斯普京的影响，这个放荡的“僧侣”自称是信仰治疗师，她相信他的照护能够缓解她患有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的痛苦。
俄国的经济很强劲。股市一路飙升。少数非常富有的投资者（例如“圣彼得堡三巨头”）猖狂的投机，把成千上万希望积蓄大量财富的人吸引到了证券交易所。在1913年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有4万俄国人自称“股民”。8 沙皇的妹夫、感觉较为敏锐的贵族亚历山大大公写道：“各个省份都加入了首都的投机狂欢。”他继续道：
傲慢的社会领袖将股票经纪人列入他们的访问名单。皇家卫队的贵族军官们虽然分不清股票和债券，却开始讨论起了“宽”钢价格即将上涨的问题……上流社会的女主人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介绍在场的“那位来自敖德萨的绝世天才，他在烟草上大赚了一笔”。教会的圣人们订阅金融类出版物，在证券交易所附近经常能够看到大主教们的天鹅绒软垫马车9。
这种轻浮之风一直持续到1914年。
杜马是1905年革命后成立的俄国议会，软弱无力，努力调和着俄国政治的两个极端。一边是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护沙皇专制的右翼。另一个极端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听命于他们的流亡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慷慨激昂的演说辞得到了广泛传阅，号召人们暴力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用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列宁渴望与德国开战，因为他认为这将有助于摧毁俄国的统治阶级，促进布尔什维主义的崛起。事实将证明他的判断非常准确，准到令人不寒而栗。“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战争非常有利于革命，”1913年1月，他给马克西姆·高尔基写信说，“但（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和（沙皇）尼基不太可能成全我们10。”
在农村地区，杜马的政策也曾试图改善农民的生计。1906年至1914年间，国家农民土地银行将此前由地主所有、超过2000万英亩的地产转卖给了农奴。但农业改革的进程慢得令人发指。从城镇和城市里传来了不和谐的怒吼：俄国的城市位居欧洲最贫穷之列。莫斯科每住宅单位的人口密度是西欧城市的两倍，死亡率也高达近两倍。
与此同时，俄国巨大的战略铁路网也已经开始施工，资金由法国政府的巨额贷款提供，人们认为它对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主宰沙皇宫廷的军国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中，煽动战争已然形成了风气。让德国感到惊恐的是，他们为战争的前景欢欣鼓舞，正如1913年最后一个星期的俄罗斯帝国陆军报纸所刊载的那样：“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为西方的战争做准备。不仅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必须习惯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我们是为一场针对德国人的歼灭战而武装起来的……”俄国陆军的指挥官们虽然缺少大炮、炮弹、军靴和制服，却宣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11。”
在政治、军务、外交和时尚方面，法国人似乎长期处于一种逆反状态。在政界，普恩加莱藐视激进派，并（在1913年）成为总统，饱受乔治·克列孟梭指摘，后者认为新政府气势汹汹的沙文主义使法国与德国必有一战。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走得更远，他向工人发出反抗的呼吁，如果资本主义领导人贸然开战，就罢工，无视任何征兵令，拒绝为他们作战。
普恩加莱的优先事项是国防和维护三国协约。他继续拒绝支持与德国修好，无论基于什么理由。他用面色红润、感情冲动、咄咄逼人的反德分子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取代了备受尊敬的驻俄大使乔治·路易，后者一直建议巴黎不要与俄国联手参与巴尔干战争。普恩加莱的演讲一直在诉诸“强大的法国”和“伟大的法国”，正如克列孟梭所担心的那样，这使举国上下洋溢着一种自187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对外强硬主义情绪。
在军事上，霞飞无视对他的第十七号战争计划依靠过时的武器装备、很可能一败涂地的警告——该计划的核心是法军向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德军发起声势浩大的冲锋。法军采取攻势的构想是法国战略的核心，而且越发得势。一部名为《阿尔萨斯》的舞台剧给复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1913年在巴黎进行的决斗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要多，大多发生在读者和冒犯了他们的记者之间。1914年，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激情犯罪案件——杀害不忠的恋人——异常增加，导致了一条承认激情犯罪的新法律，该法律将以一种家喻户晓的方式应用在卡约案中（见第二十六章）。1914年伊始，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庆典，被神职人员斥为“令人作呕的低级舞蹈”的探戈大行其道。
乐观的气氛下潜藏着仇恨的暗流和灾难的预感。1914年春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派他的首席顾问E.M.豪斯上校去评估欧洲的事态。豪斯向总统报告称：
情况非同寻常。军国主义已然走火入魔。除非您的某位代理人能促成一份别样的协定，否则总有一天会发生一场惨烈的浩劫。然而在欧洲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有太多的仇恨，太多的猜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英国同意，法国和俄国就会向德国和奥地利进逼12……
莫里斯·帕莱奥洛格
只是他看错了可能的侵略者。1914年，法国无意发动一场欧洲战争。另一方面，俄国和德国则是在提心吊胆地彼此打量。没有人知道英国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