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格雷的“四角关系”
俄国与英国之间的协定……涉及两国海军作战部队的积极配合，倘若俄国和英国商定的作战行动随着法国的参与而发生的话。
——1914年5月13日至26日，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向他的大使去信，建议伦敦和圣彼得堡展开秘密的海军合作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好似一个出没在白厅的幽灵。从表面上看，格雷是一位教养良好、正直体面的人士，符合爱德华时代贵族绅士的气质。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眼窝深陷，眼睛炯炯有神，出身自英格兰最古老的一个“地主家族”。1 他在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在牛津拿的是三等学位——他的气质是纯正的“老辉格党人”。如果说格雷有什么爱好的话，那就是飞蝇钓和观鸟（他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观鸟的书《鸟类的魅力》）。他在树林里和小河边度周末，在那里，“华兹华斯比议会演讲来得顺口”2。
格雷是个心中有数的人，他的行动符合他所在阶级严格规定的惯例，不会逾矩。情感的流露，或者说是真性情，反而让他感到惊恐。他认为，表达坚定立场，表明自身态度，是天真、拙劣的表现，不太符合英国人的做派。这种做法将一个人的行动与一个原则绑定，是很危险的。在格雷看来，从长计议、两边下注、尽力从双方身上都捞到好处要高明得多。他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泰然自若的无为。他会对事情做出反应，但他很少挑起事端。仅用阶级因素无法解释格雷这种出了名的拘谨。他经历过巨大的个人悲剧，第一任妻子和弟弟相继离世，他似乎已经把悲伤内化到了自我放逐的地步。有时，他似乎活在另一个世界。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比别人以为的更有能力，但他常常显得心事重重：莫非是在想他心爱的鸟？不，他太认真了，不会让消遣干扰到自己的本职工作。然而，他的心思似乎确实在别的地方——在一个不同的议程上——这倒也让人消除了疑虑。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感受，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在外交部这个封闭的圈子以外，没有人知道格雷对协约国的支持到了什么程度——甚至连同事都对外交大臣的思维活动感到费解。因此，法国和俄国也察觉到了他的爽朗表象下略有些阴险的意味。
然而，他的改革思想挫败了任何把他描绘成古板守旧之人的企图。他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用政治术语来形容的话，格雷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推动上议院改革，拥护妇女参政论者，并鼎力支持《国民保险法案》。他深切体察新的产业工人阶级的需求，即便是站在高高在上的英国贵族立场上俯视他们的困苦。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多面。他在上层阶级社交圈如鱼得水，却也能敞开胸怀，去理解人民的需求。
毫无疑问，格雷和他的外交部同事都在真心实意地试图避免战争。在格雷的心目中，英国是明智的老牌帝国主义者，维护欧洲和平是英国的责任，是贵族义务。然而阿尔贝蒂尼指出，格雷对即将到来的七月危机的处理方式“如此笨拙、拖沓，以至于未能避免这场灾难”，这种说法未免过于严厉了。3 指望一个人能够避免走向战争的进程，这要求太高了。没有人能够抓住命运的缰绳，在1914年7月这个关键月份将世界拉回理性的轨道上。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显然是欠缺的。
但格雷的外交才能完全不足以应对1914年的挑战。他拒绝承诺，拒绝担当，似乎以为自己绝对的老好人性格会取悦所有人。然而，这样的时代需要的是更加强硬的做派。格雷“静观其变”的作风，他无论敌友一律笑脸相迎的做法，产生的效果却是引发怀疑、加剧紧张。他越是努力想要调解，与所有来者交好，就越是无法取悦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当欧洲需要一个说一不二的英国硬汉时，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飞蝇钓客。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一种决定性的宿命论的产物，而这种宿命论普遍存在于格雷所属阶级的心态和他自身的经验教训中。一个人只能尝试去影响时局，却无法逆天改命，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有英国的利益。他成熟时的观点似乎可以如此总结。然而，年轻时的格雷也曾热烈地相信原则，相信政治带来改变的可能性。
1914年指导英国外交政策的，是年龄增加，智慧却未必增加的爱德华·格雷。在外交艺术上，格雷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善变。即使他真的像自己经常表示的那样，一直把德国视为真正的敌人，他也从未展现出坚持这种信念的勇气。他拒绝向协约国提供英国的军事支持，而这种力量展示本可能打消德国人侵略的念头，使他站在优势地位进行调解。
到了春天再表明这种立场，似乎为时已晚。格雷花了太多时间来施加英国的影响力。他将互相冲突的忠诚掰开来喂给他的欧洲“朋友们”，这使他们的困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挑逗协约国和德国人，分别向他们示好。迈克尔·埃克斯坦写道：“在寻求与欧洲两个大国集团的友好关系时，格雷将自己置于一种不愿与任何一方撕破脸皮的立场；因此，在1914年7月，他缺乏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能力。结果就是由其他更有担当的国家来带这个头。”4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格雷任由柏林相信英国中立的可能性，直到战争爆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的犹豫不决和外交佯攻给欧洲战争的处方添加了一剂猛药。这种政策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他想要拉拢德国人的全新尝试。
在柏林看来，与俄国的战争越来越近了。这样一场战争的目的是防止俄国变得过于强大，以致无法战胜，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将它击倒。1914年年初，德国和奥匈帝国高官认为出击的时机已到。双方各自的总参谋长毛奇和康拉德表达这一信念时最为积极。
英国外交部那些密切监视着德国的人，包括爱德华·格雷在内，都很清楚个中原因。德国尽管国内经济很成功，却在一些方面失败了，而这些方面使这个国家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它未能建立一支大到足以与英国匹敌的海军；它未能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它未能实现世界政策的愿望。在心理上，德国感觉被逼上了绝路。在军事上，柏林准备通过武力夺取它声称别人拒绝给予的东西。德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它遏制了他们称霸全球的抱负。
俄国的经济和军事成就又在这些伤口上撒了盐。几年之内，沙皇军队的规模就将至少达到德皇军队的两倍。“战前一年左右，俄国不断扩充的军事力量是国际关系中主要的事态发展。”埃克斯坦写道。5社会达尔文主义增加了德国应当马上出击、扼杀俄国不受控制的兵力这一论调的分量。
1914年初，爱德华·格雷试图从柏林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仿佛从它的堡垒中突然出击一样。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布坎南向他发送了一连串关于俄国军事实力的报告，警告称“除非德国准备为军事目的做出更进一步的财政牺牲，否则它在欧洲的霸权时日无多”。6 此外，俄国由法国出资的战略铁路很快就将铺到德国边境。这两方面的进展都使德国领导阶层感到非常不安。
俄国复苏的强权改变了三国协约内部的关系。法俄同盟作为契约的核心和对德国的决定性威慑力量，在1914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法国人的精神振作了起来。它的武装部队已经恢复到满员，法国人民的爱国情怀汹涌澎湃。法国和俄国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变得傲慢、郁闷，并要求伦敦为与它们结成友好关系而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它们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它表态：在对德国的战争中，英国人民到底支不支持它们？
阿斯奎斯政府的犹豫不决尤其令俄国担心，它开始要求英国公开表示支持，作为加入协约国的代价。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正式条约或同盟关系将英国与它的协约国伙伴们绑在一起，只有私利和暧昧的善意。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巴黎和圣彼得堡的人们不断地猜测。如果真的打起来，英国会参战吗？还是会弃权呢？英国人骑墙观望的态度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
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在2月19日给他的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伯爵写信说：“三国协约的真实存在和大海蛇一样难以证实，只有到三国协约转变为一个没有秘密条款，并且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公开宣布的防御联盟的那一天，世界和平才能得到保障7。”
1914年初，柏林和伦敦之间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得到了改善，以上可能性骤降。的确，它们享受了一阵难得的缓和关系。甚至出现了英德结盟的传言，在巴黎和圣彼得堡引起了深切的焦虑。英德关系的缓和，一如既往地与维护大英帝国和伦敦为保护大英帝国而不断进行的平衡各方利益的棘手工作有关。这次是因为法俄与英国的殖民竞争威胁到了英国在中东和亚洲的资产，而德国在这场大博弈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契机。
在格雷眼中，柏林似乎更容易亲近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成熟了，这是很有帮助的。在巴尔干半岛、葡萄牙殖民地和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纷争中，德国领导阶层不是表现得很积极吗？最后一点尤其敏感，因为它将给德国一个波斯湾的港口，威胁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这一年年初，达成协议希望很大（将于1914年6月15日签署一份协议，消除英德在铁路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消除它作为战争诱因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格雷重新审视了德国，视其为潜在的朋友。
英国匪夷所思的边缘政策时期由此开始。它一边与德国打情骂俏，同时又对协约国表忠心，并且极大地加剧了欧洲的紧张局势。英国的协约国伙伴们无法容忍伦敦与德国眉来眼去。格雷异想天开地以为，他可以挑拨法国和俄国来对付德国，这看似一招妙棋，但这种战术无法持续下去。正如布坎南在1914年4月给格雷的急件中说明的那样，纵使外交部对忠诚的解释再怎么灵活多变，也扯不到这么远：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与俄国的协定是否应当巩固为一个防御联盟……与俄国成为亲密朋友的好处是否大于……与德国保持以前那种冷淡关系的坏处。我怀疑，不，我确信，我们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即：与法国和俄国结成防御联盟，同时又与德国保持热络的关系8。
布坎南选择了俄国和法国。他支持在三国协约内部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或许是英国与事实上的伙伴结盟。克劳、尼科尔森、伯蒂（驻巴黎）、戈申（驻柏林）以及其他英国资深大使和外交官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一观点。英国的军方领导人也严重偏向协约国。例如，亨利·威尔逊爵士就对英国迄今为止一直拒绝公开站在法国一边感到愤怒。然而，年轻一些的英国外交官更亲近柏林，并且认识到了与受到孤立的德国政权对抗的危险。对他们来说，俄国代表着一个冷酷、反动的独裁政权，没资格与英国为友。内阁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严重。在某个阶段，一半以上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不是亲德，就是中立或反战。
选择权掌握在格雷手中。他一如既往地拒绝做出任何决定。他继续在宽慰他的协约国伙伴和安抚他的德国新朋友之间走钢丝。任何一方敦促他做出选择时，他都无所作为。他一直在给他们希望，或者说一些热情的套话，再或者根本就是举棋不定。一直到8月初，格雷都在推行这种“政策”，或者说是长期犹豫不决的状态。
1914年初，圣彼得堡在法国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想要一劳永逸地巩固与伦敦的关系。一个强烈的动机便是这十年间俄德关系极为糟糕的倒退。事情的催化剂是1913年到1914年的那个冬天所谓的利曼·冯·桑德斯危机。这是压垮俄国那位很容易惊慌失措的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的最后一根稻草。
个中细节看似无伤大雅，却在这个封闭的外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柏林挑衅般地任命波美拉尼亚富家子弟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为一个42人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前往君士坦丁堡重新训练在巴尔干战争中一溃千里、颜面扫地的土耳其陆军。这次为期五年的任命实际上就是让一个德国人来统率土耳其军队。利曼·冯·桑德斯将会拥有异乎寻常的影响力：在土耳其战争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而有权提拔土耳其高级军官。
这份告示激怒了萨宗诺夫。德国派往土耳其的代表团相当于给俄国对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渴望奉上了“致命一击”。9 统率土耳其军队让冯·桑德斯实际上控制了君士坦丁堡，萨宗诺夫后来写道，这是“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的枢纽”，“著名的汉堡—巴格达交通线上最重要的地点”。10在萨宗诺夫看来，柏林托付给德国代表团的“任务是牢固树立德国在土耳其帝国的影响力”。11（事实将会证明他是对的。1915年，利曼·冯·桑德斯指挥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部队，并做出了一个堪称神来之笔的决定，那就是提拔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土耳其军队第19师，该师将在加里波利大胜英军和澳新军团，从而为奥斯曼帝国保全这个半岛，使协约国无法开辟对德国的“第三战场”。）
萨宗诺夫立刻采取了行动。他打算利用这次危机，把伦敦硬塞进与圣彼得堡和巴黎的全面军事同盟中。他的游说活动以一次会谈提议开始。1914年3月，萨宗诺夫建议英国和俄国举行海陆军联合研讨，以便采取共同行动。白厅的亲俄派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但格雷发现自己的立场十分尴尬：他怎样才能在与俄国举行海军会谈的同时与柏林交好呢？圣彼得堡和柏林就像在舞会上抢舞伴的对手一样，都想让伦敦当他们的舞伴。埃克斯坦写道：“此时，每个大国都试图把英国拽过来，不让它受另一个大国的影响，但格雷希望与这两个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12。”
1914年4月，乔治国王对巴黎进行了国事访问，庆祝《英法协约》十周年，这也加剧了格雷的窘境：英俄陆军会谈将被列入巴黎的议程。在巴黎，格雷尽其所能削弱这些会谈的重要性。他和往常一样含糊其词、犹豫不决，并在关于会谈和三国协约性质定义的会谈中躲避风头。他回到伦敦后，内阁开会并同意与俄国举行海军会谈，但要完全保密。但这起到的作用只是加强了伦敦的两面派作风：一边拥抱柏林，一边却与俄国举行关于战舰的秘密会谈。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必将造成巨大的损失。英国外交大臣以为他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一边壮大三国协约，另一边又向德国人保证他们不必担心。他的外交欺诈后果很严重。
一桩间谍案彻底搞砸了格雷平衡各方利益的操作。1914年初，在俄国驻伦敦大使馆为德国工作的间谍本诺·德·西伯特，将关于伦敦和圣彼得堡之间拟议的海军会谈的高度敏感情报发给了柏林。事实上，这些“会谈”自始至终收效甚微（并因战争的爆发而陷入停滞），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贝特曼—霍尔韦格获悉这些情报的同时，英国还在公开否认与俄国进行过任何此类会谈。他深感背叛。德·西伯特发来了俄国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和萨宗诺夫在1914年4月至5月期间的通信摘录。这些内容断送了格雷与德国保持更友好关系的希望。以下是一些简短的摘要。
关于海军联合行动（在本肯多夫1914年5月3日给萨宗诺夫的信中）：
正如英国与法国订立的协议中规定了……陆军间的合作，因此按照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意思，与俄国的最终协议理所当然要与海军有关。
关于阿斯奎斯首相对英俄联合行动的支持（在5月5日至18日的信中）：
阿斯奎斯……非常赞成……俄国和英国最终签订类似于法国和英国之间那种军事协定的东西13。
5月15日至28日，萨宗诺夫给俄国大使的一封信中极为失策地披露了一系列信息：英俄在北海可能的行动范围，以及共用的暗号、电缆和密码——德国情报部门收到后感到惊恐万分。萨宗诺夫写道：
1914年5月13日至26日，在海军参谋长办公室磋商……关于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协定，涉及两国海军战斗部队的积极配合，倘若俄国和英国商定的作战行动随着法国的参战而发生的话……
萨宗诺夫要求英国向地中海派遣更多的舰只，并允许俄国船只使用英国港口，他非同寻常的购物清单以此作结：
会议认为，理想情况是，俄国和英国海军之间关系的所有细节……都能够确定下来。为此，有必要就暗号和专用密码、无线电通信以及英国和俄国海军参谋之间的关系达成协议14……
收到这一情报后，柏林陷入了深深的沮丧。格雷的骗术大白于天下，一向隐忍的贝特曼—霍尔韦格也大发雷霆。白厅的背叛确实不仁不义，但他还需要真凭实据来证明英俄海军会谈是认真的、有敌意的。
贝特曼—霍尔韦格决定在德国报纸《柏林日报》上刊登一篇“消息来源”为巴黎的“独家”报道，套伦敦的话。这篇文章首先报道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海军会谈”，在英国下议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正中贝特曼—霍尔韦格下怀。一位国会议员问外交大臣格雷，能否解释一下据传与俄国的海军会谈。格雷给出了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回答，完全无法让伦敦与柏林逐渐冷却的关系升温。格雷后来写道，德国政府“现在是真的被俄国的军事准备吓到了……”15他自己的行动也起到了惊动他们的作用。
英德关系的缓和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格雷拒绝接受这次失败。他把自欺变成了一门外交艺术。在欧洲孑然一身的他，想象着自己可以沉溺于一种四角关系：与德意志鹰交好，让俄罗斯熊冷静下来，安抚高卢雄鸡——这一切都符合英国的利益。结果他一个都满足不了。与此同时，欧洲强权的真实面貌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说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不是想要让世界陷入战争的敌对集团，那么它们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德皇、贝特曼—霍尔韦格、毛奇、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在1914年初对协约国的看法。这就是柏林和维也纳收到萨拉热窝暗杀消息时可怕的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