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弗朗茨·斐迪南的用处
（德国）将被环伺的各路敌人扼杀……有斯拉夫民族对德意志人的仇恨，也有对1870年的胜利者见不得光的恶意。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政策认为，赞成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决定，是理所应当的。
——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
1914年6月28日，圣维特日，波斯尼亚塞族人在庆祝神圣的科索沃战役的周年纪念日。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决定在这一天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首府萨拉热窝进行国事访问，可以解释为鲁莽、傲慢或愚顽。或许是三者兼而有之。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是一个虚荣、冲动的男人，才智有限，沉湎于对帝国未来不切实际的想法。1914年，五十岁的他还相信着这样一套谎言，即他的声望已经超出了点头哈腰的廷臣小圈子的范围，这帮人渴望在他登基时被安排妥当，其中许多人被他斥为“马屁精”。
事实上，廷臣和奥地利精英阶层普遍讨厌他。他总是对诋毁他的人大发雷霆、大加斥责。德皇那种被宠坏的熊孩子脾气，在他身上可不是一星半点（两人还是朋友）。他曾对康拉德说：“我当上总司令时，要随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有人搞其他动作，我就把他们全部枪毙。”1然而，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员，他却有着难得一见的改革意向：他支持塞尔维亚人以外的斯拉夫人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这让马扎尔精英怒不可遏。他的长处可能在于行政管理：他对奥地利军队做出了合理的改变。还有另一个方面，也就是私人方面。他对所爱之人的温柔救赎了他。在一个幸福婚姻犹如凤毛麟角的圈子里，他是一个婚姻幸福的男人，很宠爱被奥地利宫廷轻蔑地嗤之为“庶民”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而他的家人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远离维也纳宫廷的冷漠、充满温暖和爱意的避难所作为回报。
那是萨拉热窝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大公和女公爵[20]在之前的两天里完成了他们的职责——他检阅了军事演习，她参观了学校和孤儿院——此时，他们正要进城出席欢迎仪式，并正式庆祝他们结婚十四周年。面对来访的哈布斯堡继承人，波斯尼亚首府勉强摆出了一副忠诚的样子。皇朝红鹰居中的黑黄旗帜在街道上飘扬，也装饰着大公的车队。十几位不同少数民族的代表毕恭毕敬地穿着宗教和军人服装出现。亚当·霍赫希尔德写道：“光是这些帽子便能反映出这个很可能分崩离析的别扭帝国拼布般的质地：洪堡帽、圆顶小帽、主教冠、土耳其毡帽、头巾，还有骑兵头盔和带檐军帽2……”
不过这座城市的氛围很紧张，当局也很忐忑。访问的时间安排严重冒犯了波斯尼亚的塞族少数民族。在过去的几天里，波斯尼亚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忽视了有关波斯尼亚塞族暴力团体的明确警告。似乎只有波斯尼亚警察长埃德蒙·盖尔德博士意识到了在圣维特日进行国事访问是一种挑衅，并呼吁城市的军事委员会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委员会主席是一个教养良好的奥地利人，他回答说：“别担心，这些下等人什么都不敢做。”他一边将盖尔德关心的事情记录下来，一边轻蔑地补充道：“您看哪儿都有鬼。”3安保工作极其松懈。盖尔德要求增加一条由士兵组成的警戒线，以加强警力（他手下只有120人），但他的要求被驳回了。大公的行程表甚至登上了前一天的报纸。
确实哪儿都有鬼。一支由波斯尼亚人和塞族人组成的七人暗杀团被派去刺杀弗朗茨·斐迪南。他们在塞尔维亚受训，几个星期前偷偷越过了边境。他们听命于1911年成立、名为“统一或死亡”的塞尔维亚“革命”网络，敌人则称之为“黑手会”。黑手会以“民族主义运动集团”自居，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吞并后成立的塞尔维亚革命团体“民族自卫组织”（见第十三章）关系密切。迈克尔·沙克尔福德写道，民族自卫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为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招募并训练游击队员”。它演变成了一个泛斯拉夫主义文化运动集团，并失去了对黑手会强力核心集团的支配力，后者接管了恐吓和暗杀塞尔维亚的敌人这类脏活。4 黑手会的新成员必须“在上帝面前，以我的荣誉和生命起誓，我将毫无异议地执行所有的任务和命令。我在上帝面前，以我的荣誉和生命起誓，我将把这个组织的所有秘密带进坟墓”5。
黑手会的指挥官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代号“阿皮斯”），他主持着一个由十名成员组成、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的执行委员会，各地区委员会和支部最终都要听命于他。尽管这些人与塞尔维亚政府有关联，但无论是委员会还是政府，都没有批准杀害大公的阴谋。这是迪米特里耶维奇的个人计划。他策划了这次暗杀，并挑选了刺客，却没有得到塞尔维亚当局的支持，因为当局认为这可能导致与奥地利的战争。
由此看来，迪米特里耶维奇和黑手会成员并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隐秘”。迪米特里耶维奇为塞尔维亚政府所熟知，曾任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与政界高层关系密切。他经常出入贝尔格莱德上流人士群集的咖啡馆，他喜欢在那里暗示自己的这份秘密工作。黑手会的其他成员也都担任着重要的军政职务，并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塞尔维亚政府对黑手会的活动十分了解，”沙克尔福德写道，“亚历山大王储是一位热心的资助者。”6然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到1914年已然冷却。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希奇似乎惹怒了该组织——特别是迪米特里耶维奇——因为他在推动泛塞尔维亚事业方面表现得不够积极。即便如此，塞尔维亚政府事先知道杀害弗朗茨·斐迪南的阴谋这一点几乎也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贝尔格莱德政府到底有没有积极支持黑手会实施这次暗杀（见第二十六章）。
有鉴于此，迪米特里耶维奇应该被更加仔细地研究。到了1914年6月，他已经可以说是暗杀这一恐怖行当的传奇人物了，长期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实施暴力。他诡计多端，富有教养，能说会道，是一个绅士型杀手，与塞尔维亚过去那种比较粗野的英雄截然不同。他的敌人斯塔诺耶维奇钦佩地写道：“他拥有让人着迷的特点。”7他是一名卓越的组织者，心狠手辣，忠贞不贰。他的主要缺点是，他有一种自己没有缺点的错觉。“迪米特里耶维奇坚信自己的想法在所有的问题上、所有的事件中、所有的情形下都是正确的，”斯塔诺耶维奇写道，“他认为他的观点和活动可以垄断对爱国主义的解释权。因此，在他眼里，任何不同意他观点的人都不可能是光荣、明智或者爱国的8。”
换句话说，阿皮斯在政治上并不太精明。如果说他拥有敏锐的军事头脑，那么他的政治思想则是“模糊、混乱的”，基本上只是被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仇恨所驱使。他以闪电侠般的频率回想此前那些以塞尔维亚的名义上演的血腥场面和流血事件。1903年，迪米特里耶维奇代表不赞成当时王室、当朝作风的政府，领导了对奥布雷诺维奇王朝末代君主亚历山大一世国王和他的妻子德拉加王后的暗杀。他们被塞尔维亚人惯用的过度暴力的方式杀死。二十六岁的国王和他年轻的妻子被人从他们的藏身处——卧室的橱柜，或者如某些人所称，是一间“安全室”——揪出来枪毙、断肢、开膛破肚，又从王宫的二楼窗户扔到了花园的粪肥堆上，生怕他们还没死透。9 由于迪米特里耶维奇在这次暗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议会称赞他为“祖国的救星”。
迪米特里耶维奇升任军事学院的战术学教授，他擅长兵棋推演，并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策划了几场胜仗。从1911年起，他兼任黑手会领袖，并拟定了一份暗杀目标名单。他的计划是从上往下开始，谋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这个目标定得够大，满足了阿皮斯的野心。计划落空了，于是在1914年初，迪米特里耶维奇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皇位继承人身上。
弗朗茨·斐迪南承诺对仍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国家——例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包含很多塞族人的克罗地亚——做出让步，从而使自己成了头号目标。这在宫廷里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斐迪南招致了皇帝伯父和反斯拉夫运动集团的愤怒。这也并没有对塞尔维亚人起到安抚作用。斐迪南的计划如果成功的话，塞尔维亚将斯拉夫人统一为一个以贝尔格莱德为首都的单一国家的希望就将化为泡影。弗朗茨·斐迪南因此被夹在了维也纳的仇斯拉夫者和贝尔格莱德的仇哈布斯堡者之间。巴尔干半岛没有温和派和绥靖派的容身之地。他也不讨匈牙利人喜欢：他的反马扎尔观点激怒了马扎尔精英。皇位继承人是众矢之的——对政界各方来说都是。
1914年，迪米特里耶维奇和他的党羽选出了这个暗杀小队：七名穷困潦倒的波斯尼亚青年，被穷苦的出身、革命的热情和对奥匈帝国的仇恨束缚着。其中三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和特里夫科·格拉贝日——接受了投掷炸弹和射击术的训练，并在圣维特日的几个星期前偷偷潜回了波斯尼亚。接下来是一段令人困惑的时期，在此期间，黑手会的最高委员会在没有得到阿皮斯同意的情况下，下令取消暗杀行动并召回这一行人。这道命令为时已晚，或者被忽视了。后一种情况似乎是最有可能的，因为黑手会特工网络本可以将消息传给这些刺客，可刺客们却“在萨拉热窝闲逛了一个月。上面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来阻止他们”10。
七名刺客中，加夫里洛（“加夫罗”）·普林西普是领导者和推动者——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有着与阿皮斯一样不肯善罢甘休的坚定决心。他于1894年出生在贫穷的波斯尼亚奥伯拉尔村，他那惨不忍睹、卫生状况恶劣的成长经历是波斯尼亚农民的典型代表，令人感到压抑。他是在一间小茅屋里长大的，地面是泥土，家具包括一些橱柜、一把石凳和一座敞开的壁炉，上方挂着几口金属大锅。他们家共有九个孩子，其中六个在出生时或婴儿期就夭折了。11他的父亲是农民和邮递员，一个艰苦朴素的虔诚东正教徒。他的母亲是常年辛劳的妇女，更讲求实际，似乎像忍受另一个婴儿和天气一样不以为苦地忍耐着上帝之怒。对年少的加夫罗来说，大千世界是通过传说和故事呈现在他面前的。普林西普家族的人有着反抗奥斯曼人的悠久而光荣的传统——现在，他们把这种反抗精神对准了奥匈帝国。他们在村子里分享塞尔维亚人伟大胜利的记忆和传说，这些娱乐和诗歌朗诵的乡村聚会是人们发泄诸多不满情绪的渠道。
加夫罗是一个好学的学生，他安静地读书，吸收了大量知识，显现出一种强烈的课堂正义感。曾有人引用他母亲的话：“他每挨一次打，必将双倍奉还。”12在二十岁的哥哥的帮助下，他进入萨拉热窝的一所商业学校学习，但他的兴趣转向了学生政治。他后来入读萨拉热窝高中，那里是学生激进主义的温床。他写了一些浪漫的、唯我论的诗歌和抒情小品文。一段短暂的恋情绽放又凋谢。他对波斯尼亚的奥地利领主的普遍憎恨激化为一种对行动的渴望。他的监狱医务官马丁·帕彭海姆医生后来写道，这个“多愁善感、喜欢独处”的青年梦想着“奥地利架构之外的南斯拉夫人联合起来”，这要通过革命和暗杀来实现。13加夫罗因为偷懒和从事学生活动而被学校开除，离家步行300公里前往贝尔格莱德，他后来声称自己在塞尔维亚边境亲吻了脚下的土地。14在那里，他与一些自我放逐、渴望为他们这个小国复仇的波斯尼亚塞族人为伍。和其他波斯尼亚青年一样，这个身材瘦小、缺乏安全感、思维敏捷、密切关注政敌动向的青年，对黑手会来说可谓是天降厚礼，他们秘密招募并训练他。
车队沿着阿佩尔码头前行。弗朗茨·斐迪南和妻子坐在第三辆车中，那是一辆锃光瓦亮的格雷夫和施蒂夫特敞篷跑车，对面是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将军。领头的汽车上坐着市长和警察长，其他达官显贵乘坐另外两辆车。大公身穿蓝色哔叽制服上衣和黑色长裤，戴着白手套、一堆勋章和装饰有绿色孔雀羽毛的尖顶帽，这是骠骑兵将军的仪式制服；女公爵戴着配有鸵鸟羽毛面纱的宽大白帽子，穿着系有红色腰带的白色丝绸裙子，披着白鼬皮披肩。
车队向三座桥的接合点前进，七名刺客正等候在那里：五人（达尼洛·伊利奇、茨维特科·波波维奇、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和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在库穆里亚桥，配备了一枚炸弹和数支左轮手枪；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拉丁桥，配备了一把手枪；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在第三座桥。萨拉热窝大主教后来描述说，这是一条“货真价实的刺客大道”15。
大公在第一座桥逃过一劫。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的一枚炸弹从引擎盖上滚落，在开过来的那辆汽车的后轮上爆炸，使波蒂奥雷克的副官受了轻伤，此人随后被送往医院。其他刺客勇气顿失，没能开枪。查布里诺维奇试图沿着河床逃跑，但很快被抓住并逮捕。他吞下了一颗氰化物药丸，但这药时间太久了，只引起了呕吐。斐迪南感到震惊，但决心表现得泰然自若，命令车队继续前进。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汽车的引擎盖仍然盖着。汽车疾驰而去，速度之快让剩下的两名刺客无法瞄准。
到达市政厅时，斐迪南才注意到女公爵脖子上轻微的擦伤，是被炸弹的雷管蹭到的。这引出了她丈夫的奇怪反应：自私的愤怒和逞强，而不是对妻子的谨慎或保护。有人建议拉一道安全警戒线，赶紧离开，他却斥之为怯懦的表现。斐迪南用洋洋自得的口吻打断了市长的欢迎词，以抒发他受到伤害的感情：“市长先生，我来此进行国事访问，却被人丢了炸弹。简直是无法无天。现在您可以发言了。”16人们以惊愕的沉默回应这次怪异的打岔，官方程序继续进行。
坐在大公座驾前排的弗朗茨·冯·哈拉赫伯爵说，两位殿下表现得“无比沉着冷静”。炸弹袭击后，（据他回忆）斐迪南对他说：“今天我们还要挨几颗子弹……”17波蒂奥雷克将军淡化了第二次袭击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他也建议修改原计划。他建议不要按照原计划参观博物馆，而是沿着另一条路线全速折返。斐迪南反对：他一定要先去医院看望那个受了轻伤的人（梅里齐上校）——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有违常理的决定。这就需要沿着阿佩尔码头折返，与行程表上公布的路线相同。
当他们接近拉丁桥时，领头车的司机似乎方寸大乱，而普林西普就潜伏在莫里茨·席勒熟食店附近。司机向右急转弯，按照原定路线驶入狭窄的弗朗茨·约瑟夫街。大公的车紧随其后，但领头车的司机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波蒂奥雷克也大吼着让汽车回到后改的路线上，于是他开始倒车，大公的车也不得不停下来。
就在这时，普林西普向前冲到那辆敞篷车右侧，大公和女公爵毫无掩护地坐在那里。第一颗子弹击中了斐迪南的颈静脉，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妻子的腹部。哈拉赫伯爵目睹了这对夫妇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女公爵殿下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怎么了？”然后她从座位上倒了下来，脸埋在大公的双膝之间……然后大公殿下说：“索菲，索菲！不要死。为我的孩子们活下去！”于是，我抓住大公的衣领，防止他的头往前耷拉，并问他：“殿下是不是很疼？”他清晰地回答说：“不要紧。”这时他的表情变了，他重复了六七次“不要紧”，意识却越来越模糊18。
这对皇室夫妇到达医院时已经死亡。普林西普还没来得及开枪自杀或吞下氰化物胶囊，就被打倒在地。他被扭送到警察局。普费弗法官后来在审讯普林西普后评论道：
这个年轻的刺客被打得只剩一口气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身材矮小、憔悴瘦弱、面色蜡黄、轮廓分明……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炽热、犀利，却很安详，眼神中没有丝毫的罪恶或残忍。这双眼睛透露出与生俱来的聪慧……他将皇位继承人视为残酷压迫南斯拉夫人的最高权力的化身19。
普林西普对法官说：
我从踏足板瞄准了大公……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了……我只知道我开了两枪，也可能是好几枪，却不知道到底打中了没有，因为那时一大群人开始打我20。
与普林西普一起被捕的民族自卫组织领导人博里约韦·耶夫蒂奇与这名刺客同住一间牢房。据他回忆，普林西普半夜被叫醒，并得知将被带到另一座监狱时，向监狱长请求道：
没有必要把我带到另一座监狱。我的生命已经在消逝了。我建议您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我燃烧的身躯将成为一把火炬，为我的人民照亮通往自由之路21。
在审判中，普林西普没有表现出悔意。关于黑手会，他保持沉默，只说：
试图暗示这次暗杀是有人指使的，就偏离事实了。这个主意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我们热爱人民。我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了。
由于不清楚他究竟是在犯罪前还是犯罪后年满二十岁的，法庭对他采取了疑罪从无的态度，他逃脱了死刑。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于1918年4月因肺结核死在泰雷津监狱的医院里，距离战争结束只剩下几个月。
有那么几天，欧洲各国政府无动于衷。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次行凶会引发导致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没有一位国家元首采取任何紧急行动。这次暗杀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悲剧，它将加剧奥塞紧张关系，仅此而已。新闻界和街头的泄愤——以及想要对塞族人处以私刑的暴民的肆意妄为——愈演愈烈，又渐渐平息。这一事件完全没有引起像阿加迪尔危机或巴尔干战争那样的极端紧张局势。过了四天，维也纳才开始为这次对君主国国格的无礼攻击而动怒。
例如，普恩加莱并没有把这一事件对奥塞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放在心上。法国总统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隆尚赛马场，他找不出任何理由放弃见证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马赢得头奖的喜悦。22他的头脑被其他的国事和前总理约瑟夫·卡约之妻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审判占据着。在伦敦，爱德华·格雷的政府同样无动于衷：不过是一个波斯尼亚塞族人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人们向维也纳致以同情而已。柏林的大多数高官都不在城里，认为没有必要回来处理这件事。德皇在基尔帆船赛，宰相在他的田庄，总参谋长毛奇和提尔皮茨在度假。甚至连德国新闻界在最初大动肝火之后，也表示希望奥地利保持克制，这一罪行不该引发一场新的巴尔干战争。
谋杀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造成了更惨痛的后果。起初，除了按照惯例举行仪式的法令外，没有人在意；一些人如释重负，虽然有些可耻。对于侄子和皇位继承人之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流露出的懊悔之情少得可怜。获知这一消息时，有人听见他叹道：“这是上帝的旨意！”23他的意思是，上帝出面干预，从他讨厌的侄子手中保住了皇位。还有一种可信度较低的说法，说皇帝愕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喃喃道：“可怕……可怕！”然后突然自言自语般地惊呼：“全能的上帝不容怠慢！……唉，我无力维护的秩序，被更高级的意志恢复了。”24在公开场合，他甚至没有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是在为这对夫妇的死亡而难过。谋杀发生四天后，他接见了德国大使，与之谈论打猎、意大利总参谋长之死，以及其他拉拉杂杂的唠叨，唯独没有谈及暗杀事件。7月5日，他只是告诉康拉德，自己很后悔，没有劝斐迪南不要去波斯尼亚。
皇帝麻木不仁的反应有何缘由，在维也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弗朗茨·约瑟夫不怎么待见大公，更不待见他的妻子索菲。皇帝一想到帝国要传到这对夫妇手里就害怕。他唯一的儿子鲁道夫皇储自杀身亡，这注定了皇位将由身为下一顺位继承人的侄子来继承，如果说这样的继承顺序还不足以让这位老人苦恼的话，弗朗茨·斐迪南又娶了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让他更生气了。尽管索菲·霍泰克出身于波希米亚王国（今捷克共和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但她在维也纳受到的待遇就好像她没有皇室血统，因此也就没有资格成为皇后一样（事实上，她是德意志国王鲁道夫一世的姐妹的遥远后裔）。
皇帝拒不允许这桩婚事，但急性子的弗朗茨·斐迪南一意孤行，使自己在宫廷中蒙羞，也使这桩婚姻成了贵贱通婚。宫廷勉强授予他的新妻子“霍恩贝格女公爵”头衔，但拒绝让她执行正常的“国务”——例如在合适的舞会上出现在丈夫身边。弗朗茨·斐迪南莫名具有颠覆性的思想进一步疏远了皇帝，维也纳宫廷和匈牙利的马扎尔精英认为这些思想错误且危险。他们尤其痛恨他“解放”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计划，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使帝国解体。维也纳也并不待见他对南斯拉夫人的温和政策。他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做出让步，以换取他们的忠诚。
因此，听到他的死讯时，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宫廷都松了一口气。维也纳的著名记者海因里希·坎纳大胆地写道：“抛开他特殊的拥护者群体不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之死在广大的政治圈子里，甚至对最高层官员的圈子来说，都是一种解脱。”25皇帝那些反斯拉夫的廷臣们暗自庆幸，马扎尔贵族则明显对这番事态变化感到安心。他们的权力将保持原状。匈牙利的瑟杰尼—马里奇·拉斯洛伯爵断定，暗杀实乃天意。
这对夫妇死后还要受辱，这份屈辱一直伴随他们进了坟墓。没有任何欧洲皇室成员受邀参加葬礼——特别是针对德皇，他被劝阻不要去。这对夫妇伤心欲绝的孩子们也不被允许参加。只有皇帝和朝廷高官出席。仪式进行得很仓促，很不体面。女公爵的灵柩很小，很廉价，只放了她的手套和扇子，没有任何表示地位的标志。
索菲的家人和斐迪南的朋友们都感到愤慨。阿尔贝蒂尼写道：“君主国最高层对这位当然继承人百般嫌弃，在如此惨痛的悲剧面前全无一丝怜悯，还把葬礼安排得如此可耻，着实引起了公愤。”26这对夫妇有大约150名密友被对死者的不敬所激怒，在女公爵兄弟的带领下“硬闯进了送葬队伍”。27当遗体被送往最后的安息之所时，一场可怕的雷雨从送葬队伍上方倾盆而下，据西顿—沃森所述，遗体“被人抬过多瑙河，沿着向上的山路来到阿茨特滕，弗朗茨·斐迪南在那里建造了纪念礼拜堂，因为他选择的妻子出身太低，不能在哈布斯堡家族令人窒息的维也纳嘉布遣会教堂拱顶下安息28”。
斐迪南大公夫妇位于阿茨特滕城堡的石棺
哈布斯堡家族对暗杀事件的“愤怒”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说维也纳私下里对这个有如神助的继承问题解决方案感到满意——这样一来，皇位将由斐迪南的侄子、稳健的卡尔大公继承——政府则是公开对塞尔维亚大发雷霆。在宫廷里，大公遇害一事榨不出几滴眼泪，然而在外交层面上，它却被认为是“塞尔维亚”——而不是单独一个刺客——对帝国国格不可原谅的攻击。萨拉热窝谋杀案到处都有贝尔格莱德的指纹——维也纳的当权者对此没有任何怀疑。
问题是奥匈帝国应如何让塞尔维亚偿还？当然，世人无法否认，奥匈帝国有权要求塞尔维亚至少给出答复，并严惩涉案人员。为此，必须迫使贝尔格莱德展开彻查。然而，相对于维也纳考虑到的种种报复手段来说，伸张正义的愿望只占一小部分。奥地利渴望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维也纳政府膨胀的自尊心，差一点都不行。要求进行严厉军事报复的呼声不绝于耳，奥地利军队中一片欢腾。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战争借口。
康拉德一如既往地处于极为好斗的状态。6月29日，他在维也纳对同事们说：“这桩暴行是塞尔维亚人的阴谋。”它将“导致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并“伴随着不得不将俄国和罗马尼亚算作敌人的危险”。29康拉德认为，奥地利是在保护自己免受肆无忌惮的侵略。对他来说，这是对国家的挑衅，要以复仇和大军出征来应对。他从未想过要听听塞尔维亚的解释，尝试将损害控制在局部，或者去抑制侵略的连锁反应。相反，针对塞尔维亚的动员是“必然的”。30康拉德这位“末日设计师”，31也不会拒绝推动并支持他长期以来对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政策：
几年前，我们错过了铲除这一顽固威胁的有利时机。当时我就曾力劝采取行动，却只是徒劳。现在，要我扮演一个无人理睬的告诫者的角色，站在一边说“叫你们不听我的，这下好了，你们自己想办法脱困吧”，是多么容易啊。但现在不是责怪的时候……萨拉热窝的暴行让外交文件堆成的纸牌屋轰然倒塌，奥匈帝国的政策还以为可以在里面高枕无忧呢，而君主国已经被扼住了咽喉，被迫做出选择，是任由自己被勒断气，还是最后一搏，抵御攻击32。
康拉德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自1909年以来，他的派系就一直渴望与塞尔维亚开战：在吞并和塞尔维亚扩张问题上，以及巴尔干战争期间，莫不如此。把奥匈帝国的立场包装成“自卫”或“复仇”，只不过是为现有的侵略政策增添了一个新的权宜之计。事情远不止复仇那么简单。大公之死不仅为维也纳提供了军事干预的借口，还给了它一个机会粉碎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一个扩大的斯拉夫国家的野心。这是一个可以将该半岛一劳永逸地并入奥匈帝国的机会。
法国驻维也纳大使迪迈纳先生于7月2日向巴黎发电报称：
萨拉热窝的罪行在奥地利军界和所有对允许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保持已取得地位心有不甘的人群中激起了无比强烈的愤恨。他们想要在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尊严无法容忍的条件下，强行对罪行的起源进行调查，如果对方拒绝，他们就有了不满的理由，可以诉诸军事手段了33。
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抓住了这个机会，好像一个人头一天晚上还被发现在岗位上睡大觉，一听到黎明的号角声却马上立正站好了。这位无能的奥地利外交大臣大放异彩的时刻到了：一个与塞尔维亚和所有与之交好的国家——可能还包括似乎已经投靠了俄国阵营的罗马尼亚王国——开战、在政府中重新站稳脚跟的机会。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高级贵族和资深政治家、皇帝、康拉德和福尔加奇·亚诺什伯爵坚定了贝希托尔德的决心——他们全都是塞尔维亚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唯一有些影响力的反对声音来自匈牙利首相第萨·伊什特万。第萨是一个坚毅的政治操作者，具有和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在僵化的加尔文主义教育中形成的，他反对战争，“即使是胜利的战争”。他在1914年8月26日给侄女写信说：“战争意味着苦痛、苦恼、兵荒马乱、无辜之人的喋血、无辜妇孺的受难。”34第萨曾一度秉持这封给一位年轻女子的信中传达出来的精神。他在7月1日提醒皇帝，挑起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理由并不充分，塞尔维亚政府仍有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奥匈帝国的军事行动会引起一场大战。
这就很难办了。没有匈牙利人的支持，贝希托尔德就没有多少行动余地。没有匈牙利的同意，动员奥匈帝国的军队想都不要想。没有德国这艘母舰的支持，维也纳也不会考虑与塞尔维亚开战。因此，贝希托尔德向奥地利的强大盟友寻求发动战争所需的支持：如果能把柏林牢牢固定在奥地利主战派这边，那么匈牙利就会被迫跟随。
这从外交角度看是很棘手的。首先，三国同盟并没有明文规定德国有义务保卫奥匈帝国，例如当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作为回应，俄国又进攻奥地利的时候。因此，贝希托尔德和他的合作者需要一份来自柏林的新的支持声明——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支持奥地利行动的公开承诺。这就是德国“空白支票”的发端。
7月4日，维也纳收到了德国初始情绪的信号，即敦促奥地利保持克制。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瑟杰尼—马里奇·拉斯洛伯爵在电文中报告称，德国外交副大臣阿图尔·齐默尔曼认为二元君主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的行动方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劝它要“慎之又慎”，并且建议它“不要对塞尔维亚提出任何侮辱性要求”。35那可不行：贝希托尔德想的是，严厉的军事行动要依靠柏林的支持。瑟杰尼—马里奇的电报被塞进了抽屉，直到战争结束后才重见天日。
第萨·伊什特万阿图尔·齐默尔曼
于是奥地利试图让德国采取远比这更强硬的态度：对军事行动的明确承诺。次日，奥地利皇帝召见了康拉德。他们的讨论为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定下了基调。“如果答案是德国会站在我们这边，那么我们要不要对塞尔维亚开战呢？”康拉德问弗朗茨·约瑟夫。两个人都非常不愿意考虑没有柏林支持的战争。皇帝回答说：“那样的话，就开战36。”
贝希托尔德决心让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此，他在7月4日派奥匈帝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冯·奥约斯伯爵前往柏林。奥约斯是一位有西班牙血统的奥地利贵族，是埃伦塔尔的门徒，也是一个强硬的反斯拉夫分子。他碰巧还是发明鱼雷的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怀特黑德的外孙。他带着两份文件来到了柏林。一份文件为对塞尔维亚采取外交行动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这份文件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就写好了，为了解释自这次“令人作呕的谋杀”以来的情绪而进行了更新，现在则强烈要求对塞尔维亚问题采取坚定的军事解决方案，邀请保加利亚和摇摆不定的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同盟。第二份文件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给德皇的信，由贝希托尔德起草。信中清晰地阐述了奥地利开战的理由：
针对我可怜侄子的攻击，是俄国和塞尔维亚泛斯拉夫主义者煽动的直接后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削弱三国同盟并摧毁我的帝国。
……萨拉热窝事件不再是一个人的残忍行为，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线索直指贝尔格莱德，即使无法证明塞尔维亚政府是共犯——很大可能无法证明——我们也毫不怀疑，导致所有南斯拉夫人集结在塞尔维亚旗帜下的政策有利于这种性质的犯罪，
而这种状态的持续也对我的家族和国土构成了持续的危险。
弗朗茨·约瑟夫总结说，“塞尔维亚当前是泛斯拉夫主义政策的中心”，应当“作为巴尔干半岛的一个政治要素被铲除”37。
这样看来，这就是奥地利对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最高层政策反应了。维也纳的目的不仅是惩罚塞尔维亚，还要终结塞尔维亚的国家组织，粉碎巴尔干半岛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些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柏林的答复。
在柏林，奥约斯的使命仿佛火星落入火药桶。德皇对老友遭到暗杀的愤怒，已然凝结成了对行动的渴望：一个斯拉夫疯子谋杀了他的皇家盟友。威廉暴怒时会习惯性地在公函上乱写乱画，他的一次暴怒带着发号施令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威权。他在“最终应该与塞尔维亚人一决雌雄”旁边草草写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7月2日奇尔施基给贝特曼—霍尔韦格的一封信中）38。
但这点火星并没有马上引发爆炸。德皇犹豫了，一如他在面对严峻现实时的常态。他支支吾吾，说要先征求宰相的意见再做答复。然而，在一顿丰盛的午宴之后，德皇的感情变得更加坚定。威廉的急性子上来了，表示无论奥地利选择在巴尔干半岛采取什么行动，德国都将“全力支持”。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给贝希托尔德发电报称，德皇认为“这次行动决不能拖延”。威廉警告说，“俄国无疑将采取敌对态度”，但他向维也纳保证，“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德国将站在奥地利这边39。
就这样，奥约斯既完成了私人使命，也完成了外交使命。他和奥地利政权中的其他人一样，都想与塞尔维亚开战。“我们要灭掉塞尔维亚。”奥约斯向德国官员吐露道。40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齐默尔曼也在当天的会议上坚定了奥约斯的期望：无论维也纳选择采取什么行动，德国都将与奥地利站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一场欧洲大战或世界大战。目前，他们还是希望将战争限制在局部。
次日，德皇会见了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并重申他承诺参加奥地利的严厉军事行动。贝特曼—霍尔韦格表示同意。他告诉德皇，立即出兵攻打塞尔维亚，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诸多难题的“最优解”。贝特曼—霍尔韦格认为，德国为保护唯一的盟友而提供无限支持，是对自己有利的。他后来写道：
如果这个盟友……因朋友未能保护其重要利益而崩溃，那么德国将陷入完全的孤立。（德国）将被环伺的各路敌人扼杀，它们联合起来为统治世界而共同作战……有斯拉夫民族对德意志人的仇恨，也有对1870年的胜利者见不得光的恶意。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政策认为，赞成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决定，是理所应当的41……
这就是宰相为德国向奥匈帝国开出的著名空白支票所做的辩护，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向维也纳发出了这张支票。德国将支持维也纳选择对塞尔维亚发起的任何行动。柏林敦促其盟友尽可能严厉地实行打击（全文见附录三）：
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致电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奇尔施基。
1914年7月6日
柏林，1914年7月6日。机密。供阁下个人参阅和指导。
……陛下想说的是，他并非对由于俄国和塞尔维亚的泛斯拉夫主义煽动而威胁到奥匈帝国，从而威胁到三国同盟的危险视而不见……就塞尔维亚而言，陛下当然不能干涉当下发生在奥匈帝国和该国之间的争端，因为这不在他的权限之内。不过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大可放心，陛下将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一边，鉴于彼此间的同盟和历史悠久的友谊，这是应尽的义务。
贝特曼—霍尔韦格42
这样一来，奥匈帝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知道有德意志母亲为他们撑腰，心里就有了底儿。正如休·斯特罗恩所指出的，这张空白支票的惊人之处“并不在于它被签发了，而在于它竟然是空白的”。43当时没有人知道维也纳会在何时兑现这张支票，又会兑现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