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对战争望眼欲穿
除匈牙利首相外，所有出席者都认为，纯粹的外交胜利，即使以狠狠地羞辱塞尔维亚而告终，也将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苛刻到它几乎肯定会拒绝的要求，这样就开辟了一条通过军事行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道路。
——奥匈帝国大臣会议1
由贝希托尔德主持的共同事务大臣会议议定书。
1914年7月7日
出席者：奥地利首相施蒂尔克伯爵，匈牙利首相第萨伯爵，联合财政大臣冯·比林斯基骑士，陆军大臣冯·克罗巴廷骑士炮兵上将，总参谋长冯·康拉德男爵步兵上将，海军副参谋长冯·凯勒海军少将。
议定书保管员：公使馆秘书奥约斯伯爵。
会议主题：波斯尼亚问题。针对塞尔维亚的外交行动。
代表四个民族[21]的八个人坐在政府所在地维也纳球场广场的长桌旁，决定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措施。贝希托尔德召开这次会议的前提是，军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小心翼翼、礼数周全地分配着座位，仿佛在一场盛大的晚宴上”。2 在场的有首相施蒂尔克，身材高大、饱经风霜，蓄着灰白、突出的长胡须，他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相当古板的贵族，升任如此要职，他似乎和世人一样感到意外。坐在他身边的是比林斯基，一个“苍白的狐狸脸的波兰人”、思维敏捷的操纵者，他洞悉帝国大大小小的秘密，“可能是这个房间里最危险的人”。3 房间里最有影响力的是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他与人疏远、沉默寡言，心安理得地让会谈进行下去，因为他已经事先警告过所有人，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很享受这种幸灾乐祸的时刻。康拉德的两位军人同僚都支持他，他们是代表陆军的冯·克罗巴廷将军，以及卡尔·冯·凯勒海军少将，两人穿着绿色、白色和金色的帝国官服，显得光彩夺目。在毛奇的秘密鼓励下，康拉德与塞尔维亚开战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了。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即使是康拉德听到毛奇的这番断言，也会大惊失色，毛奇说，萨拉热窝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可以打一场别样的战争，一场与俄国算总账的大战4”。
随着讨论的进行，除了匈牙利首相第萨伯爵以外的所有人都认为奥匈帝国必须用军事打击报萨拉热窝暴行之仇。第萨是那种难能可贵的政治人物，无惧于明确表达良心的刺痛。他静静地坐在他们中间，似乎执意要试图保护他们免于他们行为的后果。
他失败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七名奥地利政治家实际上将对塞尔维亚宣战，他们知道这样做要冒使欧洲战火纷飞的风险。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对维护奥匈帝国威望的病态执念，对惩罚塞尔维亚国民的渴望，以及铲除泛斯拉夫主义的更深层次目的。
官员贝特霍尔德·莫尔登在1914年7月6日发出的一份会议前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当我们粉碎塞尔维亚时，我们国境内外的塞尔维亚帝国主义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他敦促道，如果维也纳现在出手，也会让俄国好好领教一番：“今天，我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明天就未必了5。”
也有深层的内部压力驱使维也纳开战。帝国正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F.罗伊·布里奇写道：“到了1914年，二元君主国已经处于濒临分崩离析的临界状态，因此急需采取某种对外行动，用来转移注意力，或者是作为解决方案。”6用备受赞誉的奥匈帝国驻华沙总领事利奥波德·冯·安德里安——韦尔堡男爵更准确的话语来说：“我们正在走向崩溃和分裂，而且无力自保……土耳其之后便是奥地利，这在东欧已经成了流行语7。”
因此，会议的讨论内容几乎完全集中在恢复奥匈帝国的荣耀上。为此，他们打算利用弗朗茨·斐迪南之死带来的机会与塞尔维亚开战。莫尔登敦促道：“为了消除衰落和瓦解的印象，有必要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打出致命一击……无可否认的是，这一行动的精神效应将是非常有利的。奥匈帝国……将再次相信自己。这将意味着：我愿故我在8。”
就破坏和生命损失而言，战争的可能后果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会上唯一的问题是，奥匈帝国是应当现在就出击，还是先对塞尔维亚采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战争的外交行动？除了第萨，在座的每个人都想与塞尔维亚开战。他们为得偿所愿所采取的做法，将把二元帝国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
会议开始了，其间充斥着一种牵强的逻辑，将哈布斯堡帝国持续的荣耀和存在与粉碎塞尔维亚画上了等号。9 贝希托尔德，这个重新强硬起来的战士，以与寻求和平的第萨对质的方式开启了讨论。匈牙利首相代表着二元帝国的另外“一半”，贝希托尔德需要第萨的坚定支持才能采取行动。为了打动他，贝希托尔德带来了德国的空白支票。它的来源和决绝说服了第萨。他心力交瘁地接受了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的可能性——即使还是很抗拒——但他绝不会同意对这个国家发动突然袭击。如果不事先向塞尔维亚人发出外交警告，奥匈帝国就会“招致巴尔干国家的敌意”（保加利亚除外，它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后便考虑加入三国同盟）。
第萨力劝同僚们保持克制。他建议他们向塞尔维亚提出一份强硬要求的清单。如果这些要求被拒绝，“我们必须发出最后通牒”。他建议，最后通牒的条件应当苛刻，但“不能苛刻到让人无法答应”。他补充道：“如果塞尔维亚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将取得辉煌的外交成功，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威望也将大增。”10如果被拒绝，他们可以投票支持开战；但他警告称，有俄国撑腰的塞尔维亚无法被彻底消灭：“不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俄国是不会允许的。”第萨也不会同意吞并塞尔维亚的任何部分。他总结说：战争既不由德国决定，目前也不是必需或可取的——原因有很多。罗马尼亚的立场还不确定，它可能会加入反对三国同盟的战争。他说，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可能性也会让维也纳在外交上更有底气。
贝希托尔德对参会人员的支持充满信心，拒绝了这一方针。他说，只有“动用武力”才能终结“大塞尔维亚”的自说自话和宣传活动。他拒不考虑罗马尼亚的威胁，并且相当任性地补充说，奥匈帝国不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来获得威望。奥匈帝国已经享有巨大的外交威望。于是，蒂萨在会议上转变话题，提出了法国出生率下降将使德国能够征召更多的人来对抗俄国的观点。但贝希托尔德反驳说，俄国的出生率也在增长。
对此，施蒂尔克把参会人员摇曳不定的注意力拉回到了关键问题上：他们对暗杀事件的回应问题，以及“我们能否通过对塞尔维亚动武来解决波斯尼亚难题”。11他警告说，整个局面都已发生变化：“现在的局面显示出了一种心理特征，而且绝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指向通过暴力威胁解决问题。”他引用了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将军的一份备忘录，此人将波斯尼亚的暴行归咎于塞尔维亚。只有对贝尔格莱德重拳出击，才能阻止叛乱的发生。
施蒂尔克提醒参会人员注意德国空白支票的说服力，并对第萨进行了尖锐的反驳：是否开战确实要由奥匈帝国来决定，但德国对这个决定有很大影响。柏林已经承诺“毫无保留的忠诚”，并建议维也纳“立即采取行动”。他在比林斯基的支持下警告第萨，要记住，“如果采取软弱、犹豫不决的政策，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对于德国人的支持，我们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把握了。这无疑是重中之重”。12他表示，外交上的成功毫无价值。
然后讨论就陷入了低潮。除了第萨以外的所有人都想开战，却无法决定如何实现。必须想办法通过外交挑衅来迫使塞尔维亚开战。关键是要避免“没有警告”就对这个巴尔干国家动武的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抗议。感受很重要。奥匈帝国的领导人必须显得很通情达理；他们必须看起来像是在跟塞尔维亚提条件，而不是剑指对方的喉咙。施蒂尔克首相似乎对这种恶毒的思路感到很自在：“如果采取……上述外交行动（例如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就应当下定这种行动只能以战争收场的决心……”换句话说，“外交行动”的制定必须以保证与塞尔维亚开战为导向。
在这一点上，陆军大臣克罗巴廷重拾了老一套的达尔文主义论调，即不采取行动会被视为可耻和软弱：“外交上的成功完全没有用。这种成功会被理解为软弱。”奥匈帝国必须以武力行动来为它的荣耀复仇。他的言论针对的是第萨本人，而不是其政策，并含蓄地质疑了匈牙利领导人支持者的勇气和实力。没有人支持第萨，这个房间里没有人想让自己显得软弱。
克罗巴廷宣称：“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表述本身就暗示了致命的最终结果），最好尽可能迅速、尽可能保密地进行动员，动员完成后再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第萨对此表示反对。
对于这一为人所不齿的策略，会议记录的记载如下：
除匈牙利首相外，所有出席者都认为，纯粹的外交胜利，即使以狠狠地羞辱塞尔维亚而告终，也将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苛刻到它几乎肯定会拒绝的要求，这样就开辟了一条通过军事行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道路13。
然后，他们转到了如何惩罚塞尔维亚的问题上。众人一致认为，在粉碎塞尔维亚后，应当用一位可靠的欧洲君王取代将要被废黜的王室（卡拉乔杰维奇王朝）。这样一来，被打败的塞尔维亚人就将成为帝国的附庸。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自以为胜券在握之人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进行的。没有人预料到塞尔维亚人抵抗的强度，没有人认同他们的行动会导致自己的王国和帝国毁灭这种可能性。
第萨又插话进来。他说，最后通牒的条件不应太过苛刻，“以至于每个人都能看清我们的意图，也就是提出对方无法接受的要求”。否则“我们就没有合法的宣战依据了”。14第萨的抗议实际上被忽略了，或者是被曲解了。
随后，他们就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性质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战争会局限在巴尔干半岛吗？俄国参战是意料之中的，这就需要德国也参与进来。然后，法国肯定会追随盟友的脚步。结果会是一场欧洲战争。第萨已经在凝视深渊了。作为声音微弱的理智代言人，他“再次恳请在场的所有人仔细考虑他们将要做出的决定”15。
他们决定继续起草这份无法被接受的最后通牒。会议结束了。代表们整装待发。贝希托尔德建议他们去度暑假，以维持一切正常的表象。
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下那天的决定吧。七名官员因为德国承诺会提供支持而再度振奋起来，一致同意通过外交欺诈强行与塞尔维亚开战，一刻都不要耽搁，也不管对弗朗茨·斐迪南遇刺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他们将起草一份最后通牒，故意使用让人无法接受的措辞，从而做成这件事。他们拒绝考虑温和的替代方案，例如外交要求或经济制裁。暗杀事件对这些讨论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基本上只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几乎没有被提及。这些人想要战争——可以说是望眼欲穿——为的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摧毁泛斯拉夫主义和维护帝国。萨拉热窝只是充当了一个公开的理由。总之，他们开始操纵一场外交欺诈，他们知道这可能会给欧洲带来全面战争。他们知道德国永远都会站在自己这边，特别是在俄国干预的情况下，所以才会放心大胆地进行下去。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些是奥匈帝国的战争目标，但这并不代表德国也有着同样的目标。此时此刻，德国希望并认为战争会限制在巴尔干半岛。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德皇都不想打一场全欧洲的战争。7月初，他们并不打算通过摧毁欧洲来获得一个帝国。“我认为战争不会发展得多么严重。”德皇在7月6日启程前往波罗的海巡游之前对舰队司令爱德华·冯·卡佩勒说。他又补充道：“沙皇不会跟弑君者站在一边。而且俄国和法国也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16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外交大臣雅戈也有同感，其他的文官领导人亦然。
德国没有将这些关切转达给维也纳。它给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为所欲为的自由，这成了决定性因素。这张空白支票，正因为是空白的，所以并没有施加任何限制或条件，也没有发出任何表明柏林希望将战争“限制在局部”的信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瑟杰尼—马里奇的电报极力主张宽大处理，却在抽屉里被人无视。德国空白支票这一“祸害”促使奥匈帝国无视保持克制的建议，在与贝尔格莱德的所有交涉中都带着极端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