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的平静
（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仍在考虑可以提出哪些塞尔维亚人完全不可能接受的要求。
——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男爵，1914年7月10日
如果说德国人希望奥地利通过在巴尔干半岛开战来报塞尔维亚之仇，那么他们是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表明这一点的。德国人自我安慰道，维也纳会坚决采取行动，但不会鲁莽行事，任何战争行为都将限制在局部。德皇确信俄国会置身事外。所有关键部门的大臣都怀着这些乐观的想法度假去了。7月6日——德国把空白支票交给奥地利的那天——德皇开始了他的夏季巡游；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准备去他的田庄（他将在那里通过电话治国）；外交大臣雅戈正在卢塞恩度蜜月；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官毛奇和提尔皮茨已经在温泉疗养地或海边了；而对任何动员计划都至关重要的军需总监正在汉诺威参加一位亲戚的葬礼。
德皇曾提出要留在柏林，但贝特曼—霍尔韦格劝阻了他，说是要避免引起国外的恐慌。这毕竟是威廉已成惯例的暑假。于是，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起航了，驶向斯堪的纳维亚海域，在长达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只能通过无线电联系。仿佛可以听到贝特曼—霍尔韦格如释重负的叹息。回到德国本土，当时正在巴登的温泉小镇卡尔斯巴德的毛奇也同样被建议远离柏林。那些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也都大摇大摆地动身出发，去度暑假。康拉德和克罗巴廷被建议一直在外地待到7月22日。贝希托尔德对康拉德说：“如果您和陆军大臣暂时离开，将是好事一件，这样就可以保持一种无事发生的表象。”1他的意大利情妇吉娜一定很高兴。
这场高层政治哑剧就这样开始了。它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掩盖德国向协约国宣战的险恶计划而放出的烟幕弹；在这个阶段，德国政府——如果不算毛奇和军方领导人的话——希望的是如果战争到来，就把它限制在巴尔干半岛。一切如常的表象是为了掩饰奥地利的行动而采取的计策，而这件事情与德国关系密切。然而，在泰然自若的背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一场更大范围冲突的风险。柏林知道，俄国会觉得必须干预。如果这样的话，就极有可能酿成一场欧洲战争。据7月8日去度假的冯·瓦德西将军说，德军总参谋部处于警戒状态，一旦情况有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们都被要求在7月23日或之前回到柏林，那是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日子。
度假者的队伍与他们在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办公室保持着密切联系，暗杀事件发生后的那些日子里，在这些城市，一种匪夷所思的平静取代了街头的抗议。实际上，这些城市正在消停下来。奥地利官员采取行动约束当时正在与塞尔维亚媒体打口水仗的暴烈新闻界。柏林也封住了泛德意志主义者的嘴，他们关于统治世界的好战言论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德皇甚至说服儿子腓特烈·威廉皇储收敛一下“故意引战的行为”。2 他对塞尔维亚尽到了惯常的宫廷礼数，尽管这不过是冷酷无情的伪装。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甚至按惯例收到了威廉的庆生电报。战争的前景并不是皇家礼节松懈的理由。
“七月危机”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个月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不知不觉中站在了深渊之上。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这确实是一段“异常平静”的时期：所有的关键选手都在晒太阳。3 国家机关已经将弗朗茨·斐迪南尸体的外交作用开发殆尽，奥匈帝国则在德国的鼓励下，小心翼翼地决定了悲剧的下一个阶段，许多人后来将这场悲剧描述为“不可避免”且“无法阻止”的一系列事件。相反，奥地利和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对风险毫不在乎，决定了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每一步的位置。
他们后来声称，没有人想要一场欧洲战争。然而，他们的观点和政策使得一场欧陆战争很有可能发生，并根据不可告人的议程而变化，以意想不到的可怕力量突然爆发、逐渐消失。德国的文官领导人期待维也纳在这一阶段将冲突限制在与塞尔维亚的局部斗争上。普鲁士将军们只在口头上支持这一政策。7月13日，总参谋长毛奇告知驻维也纳的德国武官：“奥地利必须打败塞尔维亚人，然后迅速议和，要求把奥塞结盟作为唯一的条件。”4然而，在其他时候，毛奇时而热情洋溢、时而听天由命地谈到欧洲会有一场大难，这也是与俄国开战、执行施里芬计划、让德国与世界做个了断的机会。
然而德国并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眼里的交战国。柏林巧妙地从维也纳的深思熟虑中抽身而出——例如拒绝协助起草最后通牒——并站在后面观察它已经启动的进程。大臣们收到了指示，要在文件公之于众时对其苛刻程度故作惊讶状。巴伐利亚驻柏林参赞汉斯·冯·舍恩建议：
奥地利的照会呈递给贝尔格莱德后，我国政府将立即与各大国为将战争限制在局部而展开外交行动。它要声称自己和其他大国一样对奥地利的行动感到惊讶，指出德皇正在北方旅行、总参谋长和普鲁士陆军大臣正在外地休假的事实5。
这一政策并非由不计后果的自私自利所驱使，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有效且正当的行动方针。对他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捏造一个战争借口再合适不过了。在烟幕弹后面，维也纳继续绞尽脑汁地忙活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柏林一直都很了解情况：雅戈已经结束蜜月提前返回，贝特曼—霍尔韦格偶尔也会偷偷溜回柏林。大使们仍然留守岗位。
最后通牒的要件在7月10日之前已经齐备。草案预示了最终定稿的苛刻程度。例如，维也纳将要求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机构“密切关注……大塞尔维亚阴谋”；6塞尔维亚应在48小时内答复；塞尔维亚的重要官员应被解职。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男爵向外交大臣雅戈如是汇报。
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相当于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侮辱性干涉，当然，这正是他们的着眼点。尽管如此，贝希托尔德还是担心塞尔维亚人可能会真的接受这些要求，避免战争。奇尔施基写道，如果这样的话，“这将成为一个对他（贝希托尔德）来说‘糟糕透顶’的解决方案，他仍在考虑可以提出哪些塞尔维亚人完全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强调为奇尔施基所加）7。
德皇在这些最高机密公报中插入了他一向孩子气的边注，充斥着自吹自擂的嘲讽。例如，公报中提到了第萨伯爵，他错就错在建议他们设法表现得“绅士一些”，而德皇在旁边用潦草的笔迹写道：“发生了这种事后，还要对杀人犯表现得‘绅士一些’！简直愚蠢到家了！”8德皇甚至提议将“撤离桑贾克！”作为对塞尔维亚的额外要求。“这样的话，他们马上就会闹起来！奥地利必须立即无条件收回那个地方（桑贾克），以防塞尔维亚和黑山合并，让塞尔维亚人获得出海口。”9没有人按照皇帝的提议行事，但这些提议为这一过程平添了几分疯狂与混乱。
于是最后通牒继续从起草者的办公桌上无情地转移到官方领域，吸纳意见和修正方案，并慢慢成形。这个过程因球场广场首席法律顾问弗里德里希·冯·维斯纳博士的一份报告而暂停，他被派往萨拉热窝监督调查，并评估贝尔格莱德是否对暗杀负有责任。维斯纳给贝希托尔德带来了坏消息。根据波斯尼亚的司法调查：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甚至是假设塞尔维亚政府是诱导犯罪、犯罪预备或为之提供武器的帮凶。相反，有理由相信这是完全不可能的10。
贝希托尔德想听的不是这个。不过维斯纳给了奥地利外交大臣一些救命稻草：他点拨道，这个反奥地利“运动集团”可能源于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国家官员（齐加诺维奇和坦科西奇少校）共同提供了炸弹、勃朗宁手枪、弹药和氰化氢；刺客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是“被塞尔维亚机关”偷偷送过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边境的。维斯纳谈到了民族自卫组织，却没有谈到黑手会和它的领导人阿皮斯，后两者都还没有受到牵连11。
贝希托尔德得其所需：发现了贝尔格莱德一些下级官员与暗杀事件之间的松散联系。他加紧完成最后通牒，计划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递交。这个日期是经过慎重挑选的：在收获季结束时——可以“减轻动员的困难”并“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12——也是普恩加莱结束对圣彼得堡国事访问的日子。奥地利人盘算着，是否可以把照会往后拖，以避免沙皇、普恩加莱一行人和众位大公在一个非官方作战室里共饮香槟的可能性。最后的递交日期被确定为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塞尔维亚将有48小时的答复时间，到7月25日星期六下午5点截止。
奥匈帝国的哑谜掩饰了武器和人员的动员。维也纳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就开始动员奥地利军队——比他们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早了两个星期。甚至连第萨都不再反对战争了。德国的无条件支持和弗朗茨·约瑟夫的坚决使他改变了主意。德皇听说第萨改变主意时，说：“他终于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13他这一变节，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这只猛兽了：现在所有人都想要并盼望着战争。第萨有时甚至采取了比鹰派“更强硬的论调”。没有一个人像他们后来声称的那样，是无可奈何地被时局裹挟的。
维也纳的谎言应该不会让21世纪的读者感到惊讶，我们已经对想要发动战争的各国政府这一个世纪以来的欺骗行为麻木了。我们对政府令人瞠目结舌的不负责任早已司空见惯，这着实可悲，在这样一个时代，政府捏造战争借口，然后对这些借口的真实来源撒谎——例如，对情报档案“添油加醋”（为英国出兵伊拉克找理由），在北部湾捏造海军袭击事件（为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找理由），声称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盟军向伊拉克开战的理由）。而这些还只是民主的、按理说应当负责任的政府所炮制的谎言。极权主义国家当然是例行公事般地公开对它们的人民和世人撒谎，制造战争借口——例如纳粹德国（1939年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和日本（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
英国、俄国和法国都在观望。它们起初很乐观，认为巴尔干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或控制。当然，他们对最后通牒以及维也纳和柏林的种种行为一无所知。它们驻这些城市的大使都去度假了。俄国驻奥地利大使被彻底蒙蔽了，竟然在7月21日去度假了，他相信奥地利不会对塞尔维亚提出可能导致“国际纠纷”的要求——把俄国拖入战争。14爱德华·格雷一直是一个殷勤的仲裁者，他提出在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扮演和事佬的角色。7月9日，他告诉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他将努力说服俄国人对奥地利采取“更倾向于和平的观点”和“谋求和解的态度”。他还向这位德国外交官保证，如果发生欧洲战争，英国没有义务与法国或俄国站在一起。格雷说：“英国希望保持绝对的行动自由。”（利赫诺夫斯基向柏林如是汇报）15。
利赫诺夫斯基伯爵
然而，格雷为维护“平衡”而模糊了重点，一如他的典型做派。利赫诺夫斯基想知道，如果战争到来，英国要向谁表忠心。英国会保持中立吗？格雷拒绝正面回答。格雷向德国大使保证过，英国与协约国没有正式的军事关系，但他破坏了这份保证。另一方面，他警告称，他不想“误导”德国朋友。英国与法国和俄国关系的亲密性并没有丝毫的折损。事实上，英国与法国和俄国的军事当局有过“对话”，但这些对话“绝无侵略意图”。格雷告诉这位气恼的德国外交官，换句话说，英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和平”。16事到如今，利赫诺夫斯基已经不知道“英国政策”到底该做何解了。然而，格雷似乎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用愉悦的语气”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悲观，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面17。
另一起事件让英国内阁更加焦头烂额。阿尔斯特叛乱远比巴尔干半岛冲突再起更让人心烦意乱。一项新的自治法案在阿尔斯特引发了强烈的不满，这里很有可能发生叛乱。这场危机主导了英国国会的政治辩论，很可能使阿斯奎斯的自由党分裂。爱尔兰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丘吉尔怀疑“我们的议会机构是否强大到足以经受住使之震颤的盛怒”。18甚至有人担心，需要把英国远征军派到阿尔斯特，这让亨利·威尔逊爵士感到惊愕，他时刻留意着法国受到的威胁，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阿斯奎斯的“害虫政府”和由“懦夫、无赖和傻瓜”组成的内阁的厌恶19。
普恩加莱和他的政府同样被禁锢在国内的危机中，没什么精力为巴尔干半岛的另一场争斗操心。前总理约瑟夫·卡约的第二任妻子亨丽埃特·卡约谋杀案将于7月20日开庭。这起案件吸引了举国上下的关注。《费加罗报》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一直在开展针对卡约的猛烈新闻攻势，后者在总理任上曾试图征收所得税，并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采取了温和立场。《费加罗报》威胁要发表卡约在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寄给亨丽埃特的情书。3月16日，亨丽埃特出现在《费加罗报》报社，黑色暖手筒里藏了一把手枪。进入主编办公室后，她向卡尔梅特开了六枪。他于六小时后死亡。她没有试图逃跑，并坚决要求由自己的司机带去警察局。
这一戏剧性事件在政治层面上非同小可。审判对普恩加莱来说是一种政治困境，他在四五月份的大选中表现不佳，之后一直在苦苦挣扎。还有传言说，卡尔梅特掌握了两份已被破译的德国电报，里面披露了卡约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与德国人的秘密会谈。20听闻这些传言，德国驻巴黎大使对窃听德国通信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并警告说，如果这些文件被泄露出去，“炸弹就会引爆”。21卡约的支持者甚至威胁要勒索普恩加莱，搬出了一些证人，让他们作证说卡尔梅特对前总理的新闻攻势是总统在背后支持的。在7月24日之前，对卡约的审判完全主宰了法国媒体；法国人民为之着迷。报纸没怎么关注弗朗茨·斐迪南遇害的影响。对法国人民和政府来说，“七月危机”并不存在，欧洲战争的前景似乎遥不可及。举国上下都在以卡约案的细节为乐，沉醉在这个可以轻松窥探他人隐私的夏天里。到头来，亨丽埃特被宣告谋杀罪名不成立。法庭的审理结果是她属于“激情犯罪”。
普恩加莱总统和他的新总理、经验极其不足的勒内·维维亚尼以及他们的随从于7月15日离开巴黎，前往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计划已久的国事访问。他们预定于7月31日回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无线电通讯受限。凯格写道，那些留在外交部的负责人“不是经验不足，就是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战争前夕，法国领导人在海上举目茫然，心也茫然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