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
从6月28日暗杀事件犯罪者的……供词中明显可以看出，贝尔格莱德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策源地。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于1914年7月23日下午6点送达贝尔格莱德
整个7月，贝尔格莱德政府都没有采取任何自救措施。它没有制止强硬派的塞尔维亚人庆祝弗朗茨·斐迪南遇刺——他们在街上拥抱、跳舞。它的不作为鼓励了鲁钝的新闻界，而这个国家的新闻界享有在欧洲难得一见的自由。塞尔维亚人的报纸称赞刺客是民族英雄和“烈士”（黑手会机关报《皮埃蒙特》如此描述普林西普），并指责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最神圣的日子里进行国事访问纯属无理挑衅。一些报纸，例如《巴尔干报》，甚至要求将奥地利“置于国际共管之下”。1这些传遍了奥地利和德国的报道反映了塞尔维亚人的普遍感受，即刺杀弗朗茨·斐迪南是为了泛斯拉夫的自由而实施的打击。
塞尔维亚煽动性的新闻界点燃了维也纳和柏林的怒火，也巩固了贝尔格莱德策划了萨拉热窝袭击这种观点。一场激烈的新闻战随之而来。多多少少受到政府控制的维也纳报纸公开指责塞尔维亚政府对萨拉热窝的暴行负有直接责任：“广义上讲，整个阴谋都是在贝尔格莱德受到大塞尔维亚思想鼓舞的青年间组织起来的。”2这场新闻战产生了严重后果。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报纸对政治观点和公众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根据贝尔格莱德驻维也纳大使的说法，塞尔维亚火气旺盛的社论正在把这两个国家推向战争。7月6日，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约万诺维奇给首相兼外交大臣尼古拉·帕希奇写信说：“由于我们新闻界的论调，这边的军方和政府各界对塞尔维亚越发恼火。”3泛斯拉夫主义的狂风平息之后，这个国家对谋杀造成军事后果的可能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冷静了下来。塞尔维亚政府采取了一种真诚致哀的姿态。贝尔格莱德尽管对谋杀感到“惊骇”，却愤然拒绝任何关于塞尔维亚负有责任的说法。帕希奇迅速采取行动，使其政府与这一罪行保持距离。他的立场从未偏离他在暗杀发生两天后给奥地利人的交代。他在维也纳的大使如此转达他的观点：
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对发生在萨拉热窝的暴行予以强烈谴责，自身也一定会无比诚恳地尽一切努力证明，他们不会容许在他们的领土上助长任何存心破坏我国与奥匈帝国已经很脆弱的关系的煽动活动或违法行为……政府也准备将任何与这一阴谋有牵连的人交付审判，如果能够证明在塞尔维亚确实存在这种人的话4。
仍然无法找到将塞尔维亚政府与暗杀事件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首相帕希奇或他的大臣们与杀害大公的阴谋联系在一起。但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事先都很清楚这个计划。他们十分了解“统一或死亡”，也就是黑手会，以及它的领导人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又名阿皮斯）。事实上，帕希奇一直都在通过沃伊斯拉夫·坦科西奇少校和米兰·齐加诺维奇密切掌握着阿皮斯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计划，这两个人担任了该恐怖组织与三名波斯尼亚刺客之间的联络官。
在奥地利人的审讯下，黑手会成员后来透露，是阿皮斯、坦科西奇和齐加诺维奇筹划了这次暗杀。阿皮斯确实是主谋，贝尔格莱德的每个当权者都知道。人们后来发现，他训练这些年轻的刺客，原本是想要杀掉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但当他听说大公来访时，便看到了一个消灭讨厌的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大好机会。
这一切使塞尔维亚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帕希奇的政府在暗杀事件之前就已经切断了与黑手会的联系，并下令在三名波斯尼亚塞族刺客越过边界时将其逮捕（这道命令未能贯彻下来，或者是被无视了）。但首相完全无法援引此事来为塞尔维亚辩护，因为这势必要暴露秘密组织的存在，并使奥地利认定塞尔维亚的最高层参与了这次犯罪。阿皮斯的外甥米兰·日瓦诺维奇在战后说：“如果人们知道阿皮斯是萨拉热窝暴行的教唆者，就会产生整个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或许还有贝尔格莱德政府本身都参与了犯罪的想法。”5还有恐惧：每个人都害怕黑手会，它经常表现出杀死对手的无情意愿。
因此，帕希奇首相做了大多数政客发现自己被逼入绝境时都会做的事情：什么也不做。他不采取行动。他拒绝对暗杀事件的塞尔维亚共犯展开任何调查。他认为，同意调查一起在塞尔维亚境外发生的谋杀案，这本身就承认了共谋。贝尔格莱德反而把责任推给了奥地利，让它来提供萨拉热窝事件和塞尔维亚政府之间有关联的证据。然后他大量发布新闻稿，否认塞尔维亚参与其中。
帕希奇在这场危机中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例如，在7月8日，他告诉新任德国武官，塞尔维亚“不可能对那些年少无知、兴奋过度的小伙子们的过火行为负责”，并承诺“对民族主义组织严加管控，并驱逐所有在这里寻求藏身之处的人”（德皇将这些保证斥为“一派胡言”）6。
但塞尔维亚对自己的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军事后果十分清楚。几天后，帕希奇听说了奥地利打算向塞尔维亚提出一系列要求的噩耗。他的驻维也纳大使约万诺维奇写道：“奥匈帝国将以备忘录的形式起草对塞尔维亚的控告……与此同时，奥匈帝国还将交给我们一份包含其要求的照会，要我们无条件接受7。”
7月10日，身材发福的俄国大使尼古拉·哈特维希突然死亡，强硬的亲斯拉夫立场使他在贝尔格莱德受到狂热崇拜，对贝尔格莱德政府来说，他死得太不是时候了。塞尔维亚失去了一位在莫斯科毫不犹豫地推动塞尔维亚人事业的外交官。哈特维希的盛大葬礼有很多人出席，与大公和女公爵寒酸的小型葬礼形成了鲜明对比。帕希奇强烈地感受到了失去这位强大的俄国代表的滋味，他是塞尔维亚最忠实的盟友，尽管经常口出泛斯拉夫主义狂言，却深谙游戏规则，本来是会在这场危机中劝人谨慎行事的。例如，7月15日，帕希奇很不明智地离开了贝尔格莱德，为塞尔维亚即将举行的选举在全国各地宣传。他打算利用塞尔维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威胁来拉票，这是一个召集塞尔维亚人民反抗维也纳的机会——如果哈特维希还在世，肯定会劝阻他。
帕希奇越发冒失。由于欧洲对贝尔格莱德参与谋杀的印象越来越深，他慌了，于7月20日授权向欧洲主要大国发电报，否认有塞尔维亚人参与了萨拉热窝的暴行。帕希奇想要昭告世人，维也纳没能要求塞尔维亚提供与萨拉热窝的司法听证会有关的任何信息。他还承诺：
如果我们被要求在我们的独立法庭审判任何身在塞尔维亚的暴行帮凶，我们都会满足奥匈帝国的愿望……但我们绝不会满足可能有辱塞尔维亚国格的要求，这是任何尊重并维护自身独立的国家都无法接受的8。
在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三天前，帕希奇收到了约万诺维奇的新一轮警告。这相当于是战争号令了：
先生，
……奥地利正准备对塞尔维亚开战。这里的人们普遍坚信，奥匈帝国如果再次错过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机会，便是与自杀无异。人们认为，之前错过的两次机会——吞并波斯尼亚和巴尔干战争——对奥匈帝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此外，人们越发坚信，塞尔维亚在经历了两次战争之后，国力已经被彻底掏空，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实际上仅仅意味着一次以迅速占领告终的军事出征……正在进行的军事准备，特别是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的军事准备，进一步强调了奥地利这次是打算动真格了9。
在这种大事不妙的状况下，塞尔维亚准备接受奥地利的最后通牒。7月23日下午4点30分，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冯·吉斯林根男爵打电话给塞尔维亚外交部，说有“重要消息”要传达给首相。在帕希奇缺席的情况下，吉斯尔告知代理首相兼外交大臣拉扎尔·帕丘博士，他有“一份照会”要代表奥匈帝国政府递交给塞尔维亚王国政府10。
如果我们抛开外交的喧嚷，仔细研究一下维也纳最后通牒的真正出处，通往战争的进程的最后阶段就变得更加清晰了。整个7月，柏林都在维也纳这个显而易见的侵略者面前假装无辜的和事佬。正相反，柏林密切参与了奥地利的每一步行动，并编造了一大套谎言来掩盖自身的实际作用。这个故事很复杂，却至关重要。
7月21日，柏林向其驻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大使馆发出了一份通告，制造出德国对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一无所知的表象。通告以假装无辜的口吻说，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要求“只能被视为公平且温和的”。因此，德国的大使们得到指示，要“着重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必须局限于“直接相关者。我们殷切希望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因为其他大国的任何干预都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11。
这样一来，柏林的大使们就必须把对塞尔维亚的实际宣战描述为“公平且温和”的行动。他们要拍拍怪物的脑袋。即使这些大使不知道，贝特曼—霍尔韦格、雅戈、齐默尔曼和德国政府的其他高官也都知道最后通牒的措辞，却想要让人们觉得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声称对奥地利极其苛刻的条件浑然不知——换句话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忙挑起一场战争，然后还能避免承担战争的责任。
当然，事实就是德国政府对维也纳的所有伎俩心知肚明。柏林自始至终都在幕后操纵着。“这场悲剧的每一幕和所有的角色都是在柏林事先确定好的。”阿尔贝蒂尼总结道。德国合谋的关键证据是巴伐利亚驻柏林参赞汉斯·舍恩7月18日发给慕尼黑办事处的电报。
外交副大臣齐默尔曼把维也纳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内容告诉了他。例如，在它的要求下，塞尔维亚国王要被迫公开将其政府与泛塞尔维亚运动集团割席，并允许一名奥地利官员参与对萨拉热窝谋杀案“帮凶”的审判程序。齐默尔曼总结道，这些要求“为塞尔维亚的国格所不容”，贝尔格莱德明摆着不会遵守：“因此，结局无疑是战争。”12齐默尔曼详述了德国在这个甚至可能演变为一场欧洲战争的局势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舍恩引用了他的话，说柏林“完全同意奥地利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宣战），甚至不惜冒着纠纷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即欧洲战争）13……”
齐默尔曼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德国将采取“外交手段”，给人一种它对奥地利的行动一无所知的印象。例如，德国政府将在奥地利向贝尔格莱德递交照会后立即尝试将战争“限制在局部”（它将指出德皇、总参谋长和普鲁士陆军大臣因休假而缺席，“以此证明德国对奥地利行动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其他大国……”）。14换句话说，德国对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内容一无所知的主张，正如德皇可能会说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协约国也在奥地利照会递交的几天前听到了风声。俄国的反应是最激烈、最可怕的。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听到这一消息后，对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伯爵喊道：“不能让整个国家为个人的行为负责。”15萨宗诺夫惊呼道，维也纳这是想要“毁灭塞尔维亚”16。（德皇在这次讨论的文字记录旁写下了边注：“再好不过。”）
萨宗诺夫后来对意大利大使说，俄国不会允许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任何威胁，“或采取任何军事措施”。他说：“俄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不是消极的17。”
巴黎第一次听说奥地利的照会是在7月20日，当时，在维也纳的一名间谍——根据法国黄皮书（战后各国公开发布的、包含所有外交信函的色标文摘）中的说法，是“一个官方消息特别灵通的人”——发出了对奥地利的要求以及可能影响的评估。领事报告在7月21日到达巴黎，也就是普恩加莱在圣彼得堡会见沙皇的前一天：
将对塞尔维亚提出很多要求；……照会的要旨及其蛮横的语气，几乎可以保证贝尔格莱德会拒绝。然后军事行动就会开始。这边有一伙人认可一场大范围冲突的想法，换句话说就是一场大战，而柏林那边也是同样的情况18。
备忘录中说，奥地利“可能”必须在俄国完成铁路建设之前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样一来，最多只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然而，维也纳还没有就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规模达成任何共识：“贝希托尔德伯爵和外交官们希望尽量将对（塞尔维亚）的作战行动限制在局部。但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19换句话说，德国和奥地利现在都考虑到了一场欧洲战争的风险。
普恩加莱在会见沙皇之前，似乎并没有收到这封让人伤脑筋的信函全文。但他已经得出了相差无几的结论。他于7月20日抵达圣彼得堡，在沙皇的游艇“亚历山大号”上受到了很符合身份的盛情款待。两个盟友坐在船尾，深入长谈。法国总统很快就控制了脑子稍微有些糊涂的尼古拉。次日，他们的会谈集中在奥塞争端上。两个盟友将倾尽所能支持塞尔维亚，在当天下午的外交招待会上，普恩加莱明目张胆地强调了这种关系。
“您有塞尔维亚那边的消息吗？”法国总统问相当局促不安的奥地利驻俄国大使绍帕里·弗里杰什伯爵。
“正在进行司法调查。”绍帕里小声回答。
对此，普恩加莱提醒绍帕里，当前情势下，欧洲各国的政府都应倍加小心：
只要秉持一点善意，塞尔维亚的事情还是很好解决的。但它同样很容易变得严重起来。塞尔维亚在俄国人民中拥有一些非常热情的朋友。而俄国又有法国这个盟友。有太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担心了20！
这根本无法安抚绍帕里，他将其理解为法俄的威胁，而不是劝人冷静的恳求。后来，普恩加莱单独与沙皇和新任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在一起时，表明了他对与奥地利大使的这段闲谈的忧虑。“我对这次谈话很不满意，”他说，“大使显然收到了指示，什么都不说。”他得出结论：“奥地利为我们准备了一场大反转21。”
威廉·冯·舍恩
绍帕里·弗里杰什伯爵
7月22日，当威廉街提前一天收到最后通牒的正式副本时，高级大臣们的表现很符合他们的身份。他们公开对最后通牒的苛刻表示极为惊讶。雅戈其实在前一天就已经看到了一个版本。“它的内容在我看来甚是强人所难，已经超出了它的目的。”雅戈对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瑟杰尼—马里奇·拉斯洛伯爵谎称。贝特曼—霍尔韦格、齐默尔曼和其他德国大臣也对“强硬”的条款佯装惊讶。这份照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过于严厉了”22。
要想证明他们的惊讶和难以置信是装出来的，也很简单。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最后通牒如此苛刻，并且有可能导致战争，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设法放宽条件，或者将他们的关切传达给维也纳，再或者在照会送达塞尔维亚之前修改一下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向被告知要把照会视为“公平且温和”的大使们发出新的指示呢？
雅戈后来声称自己没有时间修改最后通牒：瑟杰尼—马里奇告诉他，照会已经送往贝尔格莱德。23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谎言：照会应在两天后的7月23日送交。事实上，德国政府有充足的时间要求维也纳修改其苛刻的条件，却什么都没做。他们的不作为与柏林大方向上的欺骗行为是一致的，就是试图让世人相信，对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开战的决意，柏林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
于是世界进一步滑向一场大灾难。奥匈帝国政府在德国的唆使下继续动员。7月19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一致决定奥匈帝国军队应尽快出击，因为塞尔维亚军队正在沿边境集结。而且一旦获胜，帝国军队就将废黜塞尔维亚王室，重新划定边界24。
7月22日，奥匈帝国的八个军——超过30万人——向塞尔维亚边境靠近。当天，法国大使迪迈纳先生给巴黎发电报称，维也纳打算对塞尔维亚发动“无比猛烈”的进攻。25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官方通讯社也转载了塞尔维亚报纸上最具煽动性的段落，以激发公众的战争热情。
柏林和维也纳通过这些轻率的行动向圣彼得堡和法国发出了错误信息。它们敏锐地意识到，在极其紧张的形势下，有可能发生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摇树并不能稳住马蜂窝。然而这恰恰是他们所做的。柏林关于德国立场的谎言，它在制造塞尔维亚完全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过程中所扮演的具有欺骗性的角色，以及拒绝向维也纳施压以缓和条件，这一切都指向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决心，甚至不惜冒着引发全欧洲冲突的风险。他们还在谈论一场“局部”的巴尔干战争，但他们知道很可能产生的可怕影响。阿尔贝蒂尼指出，当世人发现柏林“一切尽在掌握”时，“公众的愤慨和怀疑的雪崩”将降临到德国统治者身上，他们将“彻底名誉扫地，所有挽救和平的尝试……都是徒劳”26。
吉斯尔晚一个小时到达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外交部，也就是下午6点。在首相帕希奇缺席的情况下，代理首相帕丘博士被指派来接待他。帕丘拒绝接收照会，这是首相的责任。吉斯尔拒绝这一借口：在铁路和电报的时代，首相回来“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儿”。27帕丘继续拒绝接受最后通牒，于是吉斯尔把密封的信封放在了桌子上，请他自便。吉斯尔宣布，如果塞尔维亚官员拒绝在48小时的大限内给出无条件接受维也纳要求的回答，他将奉命收拾好奥匈帝国大使馆的资料物品，带上全体工作人员和护照一起离开贝尔格莱德。他转身离开了。
吉斯尔离开后，帕丘和同事们拆开这封信，仔细阅读了其中的内容。奥匈帝国的主要要求如下（全文见附录四）：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维也纳，1914年7月22日
……从6月28日暗杀事件犯罪者的陈述和供词中明显可以看出，贝尔格莱德是……谋杀案的策源地……
（因此）塞尔维亚王国政府还将保证：
1.查禁所有煽动对我国的仇恨和蔑视，以及总体倾向于反对我国领土完整的出版物；
2. 立即着手解散民族自卫组织，没收其所有的宣传工具，并以同样的方式着手打击塞尔维亚境内从事反奥匈帝国宣传的其他协会和社团；
……
4. 将所有犯有从事反奥匈帝国宣传罪的军官和公务员开除出军队和行政部门，奥匈帝国政府保留在传送其目前掌握的实质性证据时向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公布这些人姓名的权利；
5. 同意在塞尔维亚境内与奥匈帝国政府机关合作，镇压不利于我国完整性的颠覆运动；
6. 对可能在塞尔维亚境内发现的每一个6月28日阴谋参与者展开司法调查，为此目的而受到委派的（奥匈帝国）政府机关将参与……诉讼程序；
7. 即刻逮捕调查结果显示有问题的沃伊斯拉夫·坦科西奇少校和一个名叫米兰·齐加诺维奇的塞尔维亚公务员28……
奥匈帝国希望塞尔维亚在25日星期六下午6点前给出答复。最后通牒最大限度地羞辱了塞尔维亚，完完全全地践踏了其主权。在那个时代，以这番措辞表达的最后通牒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相当于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