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战争理由都消失了
对于区区48小时的时限，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对维也纳来说，这是道义上的巨大成功；但这样一来，所有的开战理由都消失了，吉斯尔就应该沉住气，留在贝尔格莱德！在那之后，我也绝不该发布动员令。
——德皇威廉二世获悉塞尔维亚对奥地利
最后通牒的答复时表示
欧洲各国就像人一样，无法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有缺陷的人被抬到远超自身能力的高度，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冲突，再加上对强力假神、昭昭天命和适者生存的迷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欧洲离一场全面战争越来越近了。
然而，从7月最后一个星期的若干事件和电报中不难看出，战争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仔细思考一下7月26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伯爵发往柏林的那封振奋人心的电报吧，他在电报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与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和奥地利大使绍帕里伯爵的一次“愉快”会晤。就在前一天，绍帕里还曾领教过萨宗诺夫的愤怒。而现在，似乎一切都在一片祥和中稀里糊涂地得到了原谅。从这次短暂的交流来看，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终究还是没有彻底惹火俄国人。突然间，俄奥双方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们怀着善意沟通，愿意接受调解，而前一天他们还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萨宗诺夫“可能会因为转变心意而达成协议……或许只是文字游戏”。1 真的只是文字游戏吗？
在维也纳，战争的前景也暂时黯淡了下来。7月25日至27日，政府静下心来思考如何推迟、或许还能避免它曾经如此热衷的军事行动。贝希托尔德就像一只缩头乌龟，缩回到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中了。两天以来，奥地利人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塞尔维亚人的答复语气和蔼，甚至是低声下气，这让他们暂停下来思考了一下：我们真的要为此宣战吗？世人会怎么看？例如《晨报》就反映了世人对塞尔维亚答复的看法：它在7月27日报道称，“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出如此之多的让步……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为了维护和平而受到如此的羞辱。奥地利的大部分条件是无法接受的。然而，塞尔维亚同意了所有的条件2”。
甚至连康拉德都对为此攻击塞尔维亚产生了疑虑。对奥地利人来说，现在只有宣布战争才意味着战争。断绝外交关系，吉斯尔离开贝尔格莱德，关闭公使馆：这些在严格意义上都不意味着战争。即使维也纳街头充斥着无比狂暴的战斗热情，政府也还是在某种混沌状态中摇摆不定，仿佛在等待命运之手。
命运之手从柏林伸出来了，那里的大臣们以为奥匈帝国收到塞尔维亚的不充分答复后会自动宣战。当维也纳犹豫时，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就力劝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柏林在25日给贝希托尔德的照会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这边普遍认为，贵国会（在收到塞尔维亚的答复后）马上宣战，并开始战争行动。在我们这边，每一次拖延……都被视为意味着外国势力可能干涉的危险。我们被急切地劝告要立刻动手，将既成事实摆在世人面前3。
奥地利继续动员，但还不会进攻。
与此同时，贝特曼—霍尔韦格、雅戈、毛奇和普鲁士指挥官们惊恐地注意到了从圣彼得堡传来的俄国动员传闻。在这种气氛下，德国极力催促奥地利惩罚塞尔维亚人，这样做很可能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俄国和德国此时正在为这种危险做准备，而它们的做法恰恰加速了这种结果的到来。俄国的部分动员显然已经开始。德军总参谋部也提出按计划入侵比利时。
说回英国，放松下来的爱德华·格雷爵士已经来到了他的周末钓鱼胜地，汉普郡的伊钦阿巴斯。那天是26日，星期日，俄国部分动员消息传来，伦敦的外交部对此感到惊慌，觉得不得不用一封电报打断格雷的消遣，建议他重新开始努力调解。具体来说，他会立即重申他的建议，即召开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参加的四大国会议吗？
格雷采取了行动。他致电英国驻巴黎、维也纳、圣彼得堡、尼什、柏林和罗马的大使馆，要求它们说服各自的驻在国立即参加即将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以处理日益严峻的危机。尼科尔森严肃地建议格雷，这次会议“在我看来是避免冲突的唯一机会了——我承认，机会非常渺茫——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尽最大努力”。4 最大努力？如果说邀请几位领导人参加和平会议就是英国的“最大努力”，那欧洲可真是神仙难救了。不过说句公道话，这是唯一一次认真尝试将欧洲大国聚在一起以避免战争。
德国马上给了这个想法当头一棒。次日，贝特曼—霍尔韦格给身在伦敦的利赫诺夫斯基发电报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无法就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问题将奥地利传唤到欧洲法庭。”5他没有抓住要点：这场会议不是仲裁法庭；它也没有提出要设立仲裁法庭。它的目的只是把大国聚在一起，希望通过商谈来阻止各国陷入战争的漩涡。事实是，德国担心自己会被孤立和诬赖，担心柏林的代表会在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会议上成为少数派。（意大利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与同盟国伙伴一起参加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此外，会议还可能揭穿德国作为奥地利最后通牒幕后黑手的真正角色。
因此，柏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格雷的会议提案。它告诉维也纳：“德国政府十分坚决地保证，它不赞同（格雷的提案），相反，它建议不去考虑这些提案，但为了让英国政府满意，它还是得转达一下。”6正如尼科尔森当时指出的，德国人分明是在“敷衍英国人”——装装相，点点头，转达一下伦敦的想法——同时却在为战争做准备。
德国一心求战，对调停的恳求充耳不闻，这就加快了迈向欧洲战争的步伐。想想德国外交大臣雅戈吧，他拒绝以“一场真正会议”的形式来处理奥地利和俄国的事务。雅戈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总是受人利用，他甚至拒绝讨论这样一场会议的内容。在7月27日雅戈与法国大使儒勒·康邦（也是不屈不挠的理性发言人）的特别会谈中，德国真正掌门人——贝特曼—霍尔韦格、毛奇和将军们——的想法暴露无遗。
康邦提醒雅戈：“爱德华·格雷爵士考虑的宏伟目标超越了任何形式问题……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在一项和平工作中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合作。”7这种合作只有圣彼得堡和维也纳采取共同的手段才能见效，并且提供了一个展示欧洲和解精神的机会。
雅戈却避重就轻。他极力主张自己不能干预巴尔干问题；奥地利必须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康邦问雅戈是否“一定要盲目地追随（维也纳）到任何地方”。雅戈没有理会这次挑衅。康邦留了个心眼儿，问雅戈是否真的读过塞尔维亚的答复。
“我还没腾出时间来。”雅戈说。
这样的承认犹如一盆冷水浇下来。7月27日当天上午，塞尔维亚的答复已经送到了他的办公室，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但这位德国外交大臣甚至没有阅读这份引起了战争威胁的文件，这暴露出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忽视了一项基本的外交职责，着实令人惊讶。
“很遗憾，”康邦说，“您会看到，除了一些细节问题，塞尔维亚已经完全屈服了。这样看来，既然奥地利已经在您的支持下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您今天可以建议它见好就收……”
对于这个鲁莽但完全合情合理的主张，雅戈没有明确回答。于是，康邦抛开了外交上的客套话，直截了当地问：“德国想要战争吗？”
雅戈“极力否认”，说德国并不想，他说他知道康邦在想什么，“但那是完全错误的”。
康邦回答说：“那么您必须言行一致。当您读到塞尔维亚的答复时，我以人道的名义恳请您，摸着您的良心，掂量一下这些条件，不要为在您的放任下酝酿出来的灾难担上一部分个人责任。”
雅戈再度抗议。他说，他愿意与英国和法国一起，共同做出调解努力，但前提是要有一种“他可以接受的”干预形式。“至于其他方面，”他补充说，“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的直接对话已经开始，而且正在进行中。我预期会有很好的结果……”
康邦沮丧至极，他在离开雅戈的办公室时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早上我还觉得缓和的时刻已经到来，但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根本什么都没有。”
康邦叙述了这次令人失望的讨论，在给巴黎的电报中建议让格雷换一种形式重新提出调解提案，“这样一来，德国就……不得不承担起在英国看来本就属于它的责任”8。
27日正午时分，爱德华·格雷简直变了一个人。他从一个看似轻松愉快、朋友遍天下的人，变成了7月危机中一个如坐针毡的参与者。当天早上，他阅读了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答复全文，并且第一次隐隐察觉了维也纳和德国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果。他不再把奥塞问题当作对英国利益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对待。他似乎偶然发现了一道迄今为止无人注意到的巨大鸿沟。
格雷对塞尔维亚的屈服程度感到惊讶，个中含义也让他不禁严肃了起来，他立即召见了一向可靠的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并吩咐他立即向柏林传话。格雷说，塞尔维亚几乎已经同意了“对它的一切要求”——他将这般顺从程度归因于俄国的施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奥地利接下来占领贝尔格莱德，而俄国用武力回应这一挑战，“结果将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没有人知道这样一场战争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格雷请求柏林对维也纳施加影响，使其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或者至少能接受调解。他非常严肃地告诉德国大使，“解决整个问题就要靠我们（德国和英国）了”9。
可敬的利赫诺夫斯基在同一封电报中向柏林提出了他对格雷态度大变的判断，这是向德国人发出的第一个明确信号，表明这个难以捉摸的英国人会将英国的命运掷向何方：
我第一次发现首相动怒了。他讲话的口吻非常严肃，似乎完全指望我们能成功地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他还要在下议院发表声明，表达他的观点。无论如何，我都坚信，万一到头来还是要开战，我们就再也不能指望英国的同情或支持了……而且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信，我也从同事们口中听说，局势的关键在于柏林，如果柏林当真渴望和平，就可以阻止奥地利执行E.格雷爵士所谓的鲁莽政策10。
因此这就是向柏林发出的第一个信号，表明如果发生一场欧洲战争，英国最有可能采取怎样的态度。而且它还有行动的支持。正如英国新闻界所报道的那样，当时集结在波特兰岛的英国第一舰队已经接到了不解散的命令。海军部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我们在过去的三年里准备最充分的时候，”丘吉尔后来写道，“试验性动员已经完成……整个第一和第二舰队都已经在各个方面做好了战斗准备。”11当天晚上，利赫诺夫斯基向柏林发出了更强硬的信息，警告称，如果奥地利采取行动“粉碎塞尔维亚”，将导致德国和英国严重失和：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与英国未来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爱德华·格雷爵士这一举措（即要求德国约束奥地利）的成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相信这样一种感觉——我在与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会谈中也明显注意到了——那就是整个塞尔维亚问题已经演变成了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实力检验。因此，如果奥地利利用目前的机会征服塞尔维亚（用E.格雷爵士的话说，是“粉碎塞尔维亚”）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明显的话，我确信英国会无条件地站在法国和俄国一边，以表明它不容许自己所在的集团在精神上、也可能是在军事上被打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开战，我们就将与英国为敌12……
爱德华·格雷后知后觉地转变了想法，认为防止一场全面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阻止一场局部战争。可德国并不这么想。7月28日凌晨2点，贝特曼—霍尔韦格回复说，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听从格雷的建议。他写道，格雷之前对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漠不关心。相反，格雷只寻求在奥地利和俄国发生冲突时居中调停。贝特曼—霍尔韦格继续写道：
现在，爱德华爵士放弃了这一立场，要求我们来调停，说服奥地利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这件事）我们不能答应。维也纳已经断然拒绝了塞尔维亚无法令其完全满意的答复，我们不可能劝维也纳予以迟来的认可。
英国公开与法国和俄国站在一边的风险，显然在这个时候对贝特曼—霍尔韦格起不到什么作用。
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雅戈仍然认为，战争可以被限制在巴尔干半岛。在柏林眼中，惩罚塞尔维亚不仅是奥地利的权利，“也是它的责任”。他们还在坚持老一套说辞，说哈布斯堡家族既不贪图塞尔维亚的领土，也不否认塞尔维亚王国的生存权（后者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扮演教唆者的贝特曼—霍尔韦格给伦敦发电报称，奥地利想要的只不过是“在对方继续通过大塞尔维亚宣传坑害自己的情况下寻求自保”13。
去掉委婉和恫吓的成分，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话可以提炼为：奥地利有“责任”攻击塞尔维亚，因为贝尔格莱德对奥地利进行了负面报道。格雷也知道，这是个很荒谬的开战理由。按照这套理论，每个国家都有“责任”攻击另一个对其进行了负面宣传的国家。德国拒绝调解，显然另有未曾言明的动机。那就是毛奇和普鲁士将军们的阴谋诡计，对他们来说，如果俄国像证据所显示的那样已经动员了，那么战争就成了必然。
格雷的调解努力受到了冷落。现在他又多了一些烦恼。法国和俄国继续向他施压，要求他宣布支持协约国。萨宗诺夫在27日说，一个坚固的三方集团是“争取德国加入和平事业”的唯一办法。14起初，格雷什么也没做。然后，艾尔·克劳在来自俄国的最新急件之外又增添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备忘录，起到了把外交大臣从骑墙观望的位置上拉下来的效果。英国政府中的文官即将领教到“动员”的含义。
克劳凭借着对最坏情况无与伦比的感知力，重新定义了这个词语：
恐怕我们需要克服的真正困难在于动员问题……如果俄国动员了，我们就要警惕德国也这样做，而由于德国的动员几乎完全是针对法国的，后者自己的动员哪怕一天都不能耽搁……然而，这就意味着在24小时内，陛下的政府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一场由奥地利强加给本不情愿的法国的冲突中，英国是无所事事地袖手旁观，还是选边站队。这个问题很重要，一个部门的备忘录根本无法详细阐述15。
克劳还在别处发表了另一番发人深省的评论，针对的是外交大臣的理智，如果不是感情的话。他警告说，德国政府没有对维也纳说过一句劝其克制或者掌握好分寸之类的话：“如果它真的说过，我们可以确信，德国政府一定会为这件事邀功的，哪怕只说了一句。这样的推断让人很难放心……”随着德国在奥地利最后通牒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暴露出来，英国的领导阶层普遍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当天晚上，贝特曼—霍尔韦格为克劳近在眼前的可怕设想增添了一些细节。如果俄国动员，德国确实不得不效仿。但德国的“动员”是什么意思呢？受过拉格比公学和牛津大学教育的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父亲是德国人）问道。贝特曼—霍尔韦格解释说，“如果俄国只在南方动员，德国就不会动员，但如果俄国在北方动员，德国也不得不这样做”。俄国的动员体系非常复杂，德国很难确定其地点，“因此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偷袭得手”16。
但格雷还是没有采取行动。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俄国动员，而俄国的动员一旦开足马力，显然会逼迫德国人加入这场战争。他如果宣布英国会支持俄国和法国，可能会让柏林和维也纳停下来好好想想（尽管这个窗口正在迅速关闭），但他没有。他还任由柏林继续以为英国可能会在战争爆发时保持中立，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只要争端仅仅存在于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他在27日用让同盟国感到欣慰的措辞对下议院说，“我觉得我们便无权干涉，但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关系到欧洲的和平：关乎我们所有人。”17他在回忆录中把这句话缩写成“与其破坏欧洲和平，不如塞尔维亚让步”。18这两种说法都歪曲了他在1914年7月的新立场：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局部战争几乎肯定会导致欧洲的全面战争。所以他才向德国施压，令其约束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但无济于事。我们要为格雷说句公道话，他是这些日子里唯一一位真心尝试促成和平的政界要人。
刚刚结束夏季航行的德皇，带着他那些痴人说梦般的见解投入到这些高度紧张的事务中。听闻塞尔维亚的答复后，他于26日提早返回。在波茨坦车站迎接他的是面色苍白、愁眉苦脸的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他担心德皇在得知柏林把他骗成了什么样子后，反应会很激烈。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威廉后来问道，他一头雾水地回到了一个自他离开后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他离开时，欧洲还很太平；他回来时，却发现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正在针对彼此进行动员，而德国正处于对俄战争的边缘。宰相提出辞职，而不是去解释这复杂的一连串事件。威廉拒绝接受。他咆哮道：“这道菜是您做的，现在您得咽下去19！”
7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威廉读到了塞尔维亚的答复。他拿起笔，做了脚注：
对于区区48小时的时限，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对维也纳来说，这是道义上的巨大成功；但这样一来，所有的开战理由都消失了，吉斯尔就应该沉住气，留在贝尔格莱德！
在那之后，我也绝不该发布动员令20。
几乎没有比这更能体现德皇的理解与这一连串事件相差有多远的声明了。然后他给雅戈写了一封鼓吹和平的长信，脱离现实的同时，又对和平充满希望：
读过塞尔维亚的答复后，我确信，多瑙河君主国的愿望大体上已经得到了满足。塞尔维亚提出的为数不多的限制条件……在我看来也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但这里面包含了一份……极尽屈辱的投降声明，因此所有的战争理由都消失了。
德皇的这番话仿佛来自异界，与他所居住的界域完全不搭界。他提议，为了让要求没有被完全满足的奥地利消气——也是为了让它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有事可做——可以把贝尔格莱德作为“抵押品”，让奥地利占领该国的部分地区，直到塞尔维亚履行承诺：“我提议，我们可以对奥地利这样说：‘塞尔维亚已经被迫以非常屈辱的方式服软了，我们对此表示祝贺。结果自然是所有的战争理由都消失了。’”然后他又提出愿意担任“和平调停者”21。
毛奇、康拉德和将军们完全不考虑和平。一小时后，维也纳告知柏林，俄国在圣彼得堡、基辅、华沙、莫斯科和敖德萨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准备工作”。如果情况属实，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想知道，奥地利是应该立即全军出击，向塞尔维亚进发，还是说“我们必须用主力军队来对付俄国”。在电报中，贝希托尔德警告说，如果俄国真的在动员，“它争取到的时间就使奥匈帝国和……德国有绝对的必要立即采取全方位的对策”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