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捐躯，美好且光荣
你们与德国无冤无仇！德国工人与他们的法国同志也无冤无仇……
——苏格兰社会主义者、英国工党创始人基尔·哈迪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前一天，即1914年8月3日的讲话
1914年8月，许多处于适战年龄的年轻人愿意为国捐躯。特权阶层的青年特别容易接受为上帝、国王（或皇帝）和国家这神圣三巨头而战的规劝。他们的出身和教育向他们灌输了这种价值观。他们相信这一点的程度因人而异，还会随着战况的恶化而改变。重点是，在战争爆发时，大多数“思想正直的”年轻人认为，为上帝、国王和国家而献身是天经地义、无上光荣的，而不是后来的战争诗篇和战后文学中记录的弥天大谎。
在那段时期最受欢迎的诗歌《1914》中，诗人鲁珀特·布鲁克为他那一代人清晰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现在，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死期，
趁我们还年轻，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
欣然离开这个世界，它老朽、寒冷、无趣，将无法被荣耀鼓舞的病态之心遗弃，
那些似人非人者，他们龌龊乏味的歌曲，以及爱的渺小空虚！……
……
荣耀归来，君临世间……
崇高再次属于我们；
我们已经继承了遗产1。
神圣三巨头活得好好的。与尼采上帝已死的声明相反，上帝并没有死；与预言相反，全世界工人协力支持国王和皇帝，而没有团结起来（在英国、德国和法国都不会）；与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梦想相反，爱国主义和民族国家正在炫示它们的沙文主义力量。
到1914年，欧洲已经有一百年没有打过一场全面战争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达尔文介入了，根据大多数军事指挥官或多或少都相信的、已经被滥用的理论，“适者”国家将成为下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因为按照沃尔特·白芝浩的解释，“在世界的每一种特定形态下，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往往都会战胜其他国家；而在某些明显的特质方面，最强大的往往都是最优秀的”。2对昭昭天命、对适者种族统治世界这项伟业的狂热信仰，获得了伪科学的根据。对这种信仰最狂热的，莫过于普鲁士的军官群体，以及伯恩哈迪将军、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和科尔马·冯·德·戈尔茨陆军元帅等人的思想和著作。然而，对种族优越论的信念其实感染了所有的阶层，影响了各方观点，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从H.G.威尔斯、比阿特丽斯和悉尼·韦伯等伦敦文艺界人士，到托马斯·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父”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等德国和意大利的“颓废派”作家。曼为德国作为优越种族、将德国文化带给世人的命运欢呼叫好。他渴望战争成为“一次净化，一次解放，一个巨大的希望”。他写道：“德国的胜利将是精神对人数的胜利。德国人的精神与文明的和平主义理想相对立，因为和平难道不是社会腐败的一个因素吗3？”
年轻人很爱这一套。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认为：“如果说敌对国家的年轻人在1914年叫嚣战争，那是因为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里，有人教他们去叫嚣。”41870年至1871年那场战争中的法国和德国老兵阴魂不散的恐怖遭遇，在1904年至1905年那场损失惨重的对日战争中幸存的俄国部队的梦魇，几乎影响不到新一代人的想法。他们美化了青年自我牺牲的理想，而旧建制——政客、编辑和教会——也以其传统的、不加思考的习惯性思维来拔高这种理想。
例如，根据对法国年轻人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见下文），“新”法国人是“爱国者”，因为他愿意“甚至渴望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的牺牲能换来国家的复兴，使其摆脱德国令人难以忍受的压迫”。5同样，德国也重拾那句古老的口号“为了王位与祭坛”，召集德国青年投入战争事业。6在英国，布尔战争和与德国的海军竞争唤起了“人们对战争和战争工具的新兴趣7”。
为了理解为何有这么多享有特权的年轻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只要想象一下他们眼中的世界即可。他们生活在“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兵不厌诈”等词语的影响下。毫不夸张地说，1914年富裕的英国年轻人已经把亨利·纽博尔特爵士的诗歌《生命的火炬》中的诗句铭记于心，在这首诗中，橄榄球公学的精神赢得了远方殖民地的一场血战：
沙漠里，沙子浸透着红色，
方阵被破，那是残骸的颜色，
加特林机枪卡弹，上校已成故人，
军团迷失了视线，只因烟尘弥漫，
死亡之河，水漫堤岸，
故国路途遥远，荣耀徒剩虚名，
可男生的呼喊令战士们振奋，
“加油！加油！加油去赢！[23]”
战争实际上是在伊顿公学或其他某所与世隔绝的公学的运动场上指挥并打赢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渴望获得戈登、基钦纳或者其他帝国英雄的荣耀。他们大多愿意为这一荣誉献出生命。1914年至1918年间在西线服役的5588名伊顿校友中，有1159人死亡，1469人受伤——伤亡率为47%。其他英国公学输送和损失的校友比例也很接近这个数字，这促使罗伯特·沃尔在谈及英国人时，用的不是“失去的一代”，而是“失去的精英”。8他警告称，人们应当正确看待这件事：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中殒命的70万英国人中，有37452名军官。
官办学校和民间的男孩俱乐部号召没有那么多特权的人参与到战争努力当中。童子军、基督少年军和教会少年团向年轻人灌输国家的生存取决于爱国情操、阳刚美德和自我牺牲的思想。学校的颁奖仪式，军校生，以及罗伯茨勋爵和巴登——鲍威尔等经常在授奖演讲日被人提起的战争英雄，将为国而战是至高美德的观念铭刻在男青年心里。也少不了时刻准备把这一理念灌输到家里的教师和宣传者。纽博尔特——《西线无战事》开篇那个恶魔般的德国教师的英国温和版——是1914年9月成立的战争宣传局的创始成员之一。委员会成员包括H.G.威尔斯、拉迪亚德·吉卜林、亚瑟·柯南·道尔、G.K.切斯特顿和其他20位英国著名作家，他们帮助政府将战争作为一项崇高伟业来兜售。
他们达成了目标。一名橄榄球队队长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写道（他将于1917年死在伊普尔）：
战争纵有万般恐怖，至少是一件大事。我的意思是，在战争中，人们要直面现实。和平时期，世界上有九成的人过着不道德的、充满铜臭味的生活，他们的愚蠢、奢侈、自私和卑鄙，在战争中被一种至少更诚实、更坦率的野蛮取代了9。
这段话一语道破了1914年许多英国小伙子的心情：战争既浪漫又现实。
当基钦纳力劝英国人参军的那张著名海报——“国王和国家需要你们”——出现时，英国青年争先恐后地报名。专门为保卫英国不被入侵而成立的地方自卫队，其成员几乎是奉命自愿参军的，而他们也确实愿意参军，尽管有许多家长反对。10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应征入伍者并非全都梦想着荣耀与名节。其他动机包括：自卫——大多数人是在蒙斯战役进行到最激烈时自愿入伍的（见第四十一章）；战争的惊险刺激——或许是最能吸引年轻人的；容易受宣传影响——8月27日成立的议会征兵委员会通过公众集会和大约5400万张海报吸引了许多小伙子；怕自己看上去像懦夫，众多妇女把白羽毛塞给不穿军装的男人，把小册子分发给他们的父母，上面的话很难听，例如“您的宝贝儿子穿卡其布军服吗？”，这些做法都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同辈压力，主要是通过按照地域或行业建立起来的伙伴营（例如皇家燧发枪团的股票经纪人营，利物浦职员营，或者拳击手和足球运动员之类的运动员连），利用一种结伴而行的迫切冲动；以及经济压力——1914年8月的征兵高峰恰好赶上了高失业率。11到1914年底，将有超过一百万英国男子自愿参战，由此产生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非征兵军队。
1914年，同样有异常多的法国年轻人表达了为法国战斗和捐躯的决心。然而，与他们的英国同辈人不同的是，他们会违逆父母辈的意见，冲向征兵站。这是两位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在1912年为巴黎日报《舆论报》所做的一项研究得出的触目惊心的结论。这项名为“当今年轻人”的调查引起了法国人对年轻人态度的剧变。马西斯和德塔尔德以阿伽通（苏格拉底的门徒，其名字的意思是“好的，英勇作战的”）为笔名，勾勒出当时在综合性大学和专业学院学习的男性的想法。他们的发现（非常明显地）证实了他们几年前的报告：索邦大学的法国教授们正在亦步亦趋地遵循乏味的德国教学模式，用“条顿人的”思想将法国文化“德国化”12。
阿伽通断定，法国年轻人渴望为法国感到自豪。一个愤愤不平的年轻人给调查方写信说：
在这个年龄段，我们渴望的是能够应用于生活中的概念，可当我们指望老师为我们树立精神权威的威信、请他们帮助我们寻找到自我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没有考虑到智识需求的空洞科学，迂腐的物质主义，自降身价、自甘堕落的怀疑论探究模式。他们教学中的一切都在迫使我们充当死气沉沉的奴隶，或者成为愤怒的叛逆者13。
阿伽通总结说，法国学生经历了一次“性格转变”。他们竟然代表了“一种新的人类”，不只是年龄和外表上的区别，还有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重新解释可以推及过去所有的惯例，包括战争：
“战争！”这个词突然获得了一种威望。这是一个年轻的、全新的词，散发着不断被人心中永恒的战士本能唤醒的诱人魅力。这些年轻人把他们渴望、日常生活却没有给予他们的所有美丽都赋予了它。在他们眼里，战争首先是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展示他们所认为的至高美德、活力、领导力、对比自己更重要的事业的奉献14。
我们很容易认为他们不过是又一代真真切切地相信自己独一无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然而，到了1914年，这些法国小伙子看上去确实在一些方面与他们父母辈不同。老一辈人成长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法国社会，他们玩世不恭、颓废堕落，因与普鲁士的那场战争而蒙羞。阿伽通声称，他们是“自我怀疑、道德松懈”的个体，“没有能力采取积极行动，缺乏信心，沉迷于颓废堕落，易于接受国家的失败和衰退”。15对文艺的浅薄涉猎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削弱了他们的专注力。
相比之下，1914年那些自信的法国年轻人已经“摒弃了自我怀疑”。他们是很有冲劲儿的实干家，会被飞机、汽车和运动所吸引，而不是书籍和艺术。他们渴望绝对的事物，而不是相对的事物，厌恶美好年代的颓废堕落，并且像他们的偶像、军事冒险家欧内斯特·普西夏里一样，是军队、家庭和教堂的拥趸。如果马西斯和德塔尔德是对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包括当时的法国版盖洛普[24]埃米尔·法盖，都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那么法国就是又回到了原点，从世纪末的烂尾回到了普法战争前那个保守、爱国的社会。仿佛那个波希米亚主义的时代从未存在过一样。历史学家罗伯特·沃尔将这一过程形容为“思想的军国主义化”。确实，这些年轻人渴望战争；阿伽通得出结论，战争是他们的“秘密希望”16。
年轻人是国家的救星，这种想法引发了举国上下的热烈讨论。文章和小说源源不断地涌现：似乎整个法国都想要了解新法国人。当然，他的“原型”是基于有限来源的。阿伽通的样本是综合性大学和专业学院那些享有特权的学生，而不是来自外省和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他们中的数百万人将自愿从军，成为著名的大胡子法国兵。然而，这两个群体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自视为一个“神圣联盟”的一部分，17致力于法国的复兴。他们渴望的战争是一场大冒险，它将表明他们的男子气概。他们企图消除德国人的威胁，重拾国家失去的荣光。激发他们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或思想。他们拒绝老一辈陈腐的玩世不恭和颓废堕落。勇气、男子气概和老派的法式冲力，将成为他们给国民的献礼。
在德国，享有特权的年轻人被刻意设计成战士和领袖，他们的首要职责是保卫祖国。德国的教师、学者和政客试图制造出一代勇敢、自信、为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美德所激励的军人。1914年，他们采取了一种激进的形式。进步主义的教育者鼓励年轻人反抗冷静的保守主义和冷酷的物质主义，重新发现荣誉和自我牺牲的阳刚美德。
战争前夕，3100名德国教授签署了一份将教育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宣言：
我们德国高校的教师服务于学术，推进和平工作。但以英国为首的德国的敌人们，希望……将德国的学术精神与他们所谓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截然分开，这令我们深感不安。德国军队的精神与德国人民的精神别无二致，因为两者本就是一回事儿……在军队中服役，也可以使我们的青年有效地从事包括学术在内的所有和平工作。因为军队会培养他们忠于职守的献身精神，并给予他们真正自由之人的自信心和荣誉感，这样的人会心甘情愿地服从整体……现在我们的军队要为德国的自由而战……我们相信，拯救欧洲文化靠的是德国“军国主义”将要取得的胜利：团结、自由的德国人民所拥有的阳刚美德、忠诚品格和献身精神18。
当然，这些美德是可以教出来的。德国青年运动是德国军官的非官方“新兵训练营”。它建立于1913年，在1914年便拥有了超过2.5万名成员。在僻静的乡村，德国年轻人学习如何领悟他们与祖国的精神联系，如何相信自己是未来的领袖，如何让行为赋予他们价值。
德国青年呼应了德国历史和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浪漫榜样。但他们1914年的性格似乎更接近自私的青年汉斯·卡斯托尔普，托马斯·曼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魔山》中的游侠骑士，19他离开幽居七年的山庄，接触到了激进政治、“人文主义”和爱情，并在对“真理”的探索中疲惫不堪，一头扎进了战场，体验这段别开生面的经历。
1913年10月，在曼完成他的小说一年后，青年运动在迈斯讷山举行了一次隐修。数千人接受了自力更生、足智多谋和其他可靠的德意志人品质方面的训练。文化评论家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他之后还将对纳粹主义的崛起产生影响）指出，通过这样一次“换血”，德国有望实现民族复兴，“儿子反老子”。20这个乡下训练营居然旨在把来自城市的脆弱年轻人转变为德国精神回春的领军人物。周刊《行动》的发行人弗朗茨·普费弗特认为，他们是“革新”德国人思想，使其摆脱“昏睡病”的工具21。
战前，这种心态的例子在日记、歌曲和小说中层出不穷。格奥尔格·海姆在1911年的日记中吐露：“我在这个平庸时代的肤浅热情中饱受煎熬。因为我需要汹涌澎湃的情感才能幸福。”221914年自愿参军的普鲁士将军之子弗里茨·冯·温鲁，也在战前的剧作中歌颂了自我牺牲精神。
这些十几岁的条顿骑士充满渴望地自愿加入德国陆军。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他们那金发碧眼、生气勃勃的样子可以在《西线无战事》的开场中看到，这让上了年纪的军国主义者很高兴，他们通过这些沉湎于梦想、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来演绎他们对德国统治世界的幻想。开场的战斗中，数十万类似的德国青年高唱爱国歌曲，喊着口号，向法军、英军和俄军的战线猛冲，尸横遍野。起初是在伊普尔，几个团的德国学生志愿兵高唱《守卫莱茵》和其他爱国歌曲，向英国步枪兵的战线进军；在德国人所谓的“无辜者大屠杀”（见第四十五章）中，有4万人死伤。在战争中死亡的160万德国男子中，40%的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23。
英国的公学、法国的专业学院和普鲁士的军事学院出产军官，而英格兰北部的工厂、德国的矿井、俄国的大草原和欧洲蔓生的贫民窟则产出了补充兵员所需的数百万年轻人。这些工人阶级小伙子的政治利害关系可以归结为：他们是为国家而战，还是为阶级而战？他们是准备为国王和皇帝献身，还是为无产阶级献身？社会主义是否要求他们与雇主作战？他们是忠于英国工党领袖基尔·哈迪、暴躁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奥古斯特·倍倍尔——还是主流保守派或自由派？阶级战争可不是什么无聊的学生理想。直到1914年中期，社会主义领袖一直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终结，并被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计划经济取代而欢呼叫好。
战争前夕，伦敦和巴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于8月3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在热烈的掌声中，基尔·哈迪号召人们，如果英国宣战，就发起总罢工。他喊道：“你们与德国无冤无仇！德国工人与他们的法国同志也无冤无仇……”他咆哮道，人民在强迫英国参战的那些条约里根本没有发言权。24杰伊·温特写道，由此看来，“1911年至1914年议程中的核心冲突是潜在的阶级战争，而不是巨大的欧洲武力冲突”。25这种说法未免夸大了英国工人的革命热情。正如两位著名英国社会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欧洲的营养不良现象也并不像中世纪那样普遍，26但贫富两极分化的确加深了欧洲社会的鸿沟。这还不算庞大的中间资产阶级和德国容克迅速壮大、生活从未如此滋润这一事实（与20世纪末的情况很像）。
战争极大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提供了一股将内部敌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战争前夕，保守的政客们害怕并拒绝了群众对更有代表性的工会、普选权、适当的医疗卫生、福利和教育的要求。查尔斯·马斯特曼在1909年出版的畅销书《英国现状》中说，济贫院、血汗工厂、童工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并不是狄更斯作品中那个世界的残余；在这个“超级富豪”一掷千金的时代，“赤贫者”也随处可见27。
马斯特曼沉思道，恐惧与仇恨割裂了各个阶层；革命正在酝酿：
富人瞧不起劳动人民；中产阶级害怕他们……中产阶级选民对工人阶级的立法感到恼火和气愤。他对失业者的诉苦和穷人急迫的呐喊越发厌烦28。
正如历史学家和前英国工党政治家罗伊·哈特斯利得出的正确结论，到了1914年，欧洲呼吁社会改革的声音已经赢得了这场政治辩论。问题是如何推行。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否认改革的必要性。然而他们可以推迟改革，而战争的爆发就有利于这个目的。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是欧洲最进步的政府，但保守党控制的上议院否决了许多法案。丘吉尔在贸易委员会任职时，设法通过了针对血汗工厂和童工的法案。上议院通过了《劳资纠纷法》、《工人赔偿法》和《八小时法》，以及失业者的国民保险、养老金和免费校餐。但贵族老爷们拒绝了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如1906年的《教育法案》），而且几乎没有人支持妇女投票权。
尽管如此，英国的改革还是代表了一个开明的时代，与此同时，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严苛的反动政权却选择压制异议（从而给自己造了棺材）。沙皇政权在1905年至1906年的土地改革之后便关上了社会公正的大门，给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氧气；德皇否决了俾斯麦的大部分开创性努力；奥地利皇帝则干脆拒绝听取任何抑制其僵化政权的权力的建议。
改革的尝试随着战争的临近而停止，几乎所有反战的改革者都放下了原则，支持政府。八月炮火扼杀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反对战争绝不会赢得选举，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在英国，工党和工会敦促其成员推迟“革命”，直到战胜新的敌人。自由爱尔兰的支持者们为了支持战争，把他们的自治要求放在了一边。29甚至连妇女参政论者都暂时搁置了为妇女权利的斗争——她们认为，打败沙文主义的德国人比国内的斗争更重要。有些人甚至加入了白羽毛运动。
在德国，左翼人士奥古斯特·倍倍尔转而认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共存的。当战争来临时，社会主义者也会端起枪，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为祖国而战。30想法说变就变。1914年7月25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在呼吁其成员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之后到了8月4日，它却为政府的战时信贷投了赞成票。法国也是如此，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党在让·饶勒斯遇刺后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战集会。过了几天，在宣战时，大多数法国社会党人都为战时信贷投了赞成票，使饶勒斯的梦想化为泡影。
在宣战后继续坚决反对战争的，只有宗教团体（例如贵格会）、和平主义者和少数党派，再加上伯特兰·罗素、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少数人。俄国的暴力革命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支持战争，将其作为打倒俄国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
左翼人士声称，一旦宣战，他们除了支持政府以外别无选择，以此为他们放弃原则辩护。他们旧的价值观和新的实用主义之间的鲜明对比，向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首先要战斗，其次才是赢得自由。但左翼分子真的舍弃原则、转投民粹主义了吗？是否有更隐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呢？
政府做出了决定，真正的社会改革还可以再等等。1914年，爱国主义被证明是远比阶级忠诚度更强力的社会黏合剂。当然，与新闻界勾结的政府很擅长操纵这个，只要有一丁点儿借口，就能激起极端民族主义的爆发。正如冯·米勒在1912年向贝特曼—霍尔韦格建议的那样，德国政府及其新闻界的狗腿子们公开“操纵”了人民的期望：
人民不应在一场欧洲大战爆发时才去自问德国将为哪些利益而战。人民应当事先习惯这样一场战争的想法。
“来自斯拉夫人的攻击”是他们最初采用的口号31。
法国和俄国政府也或多或少对人民的思想进行了类似的操纵，使他们对战争有所期待。32异乎寻常的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公共“教育”运动。英国新闻界替它做了这件事。
到了战争前夕，“祖国母亲”或“祖国父亲”的神秘诱惑使大多数欧洲人陷入了一种爱国主义幻觉，对这种幻觉的维护推迟了真正的进步和社会改革。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想要战争（大多数人并不想要）；只是说他们把打败他们认为的敌人视为比社会公正更优先的事项，并且被民族热情所裹挟。宣战使人们走到一起，缔结了超越阶级壁垒和社会分化的“神圣契约”。很少有人深入探究德国对英国或法国，抑或是俄国对德国构成的实际威胁。事实就是，大量公民愿意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献出生命，无论穷富，无论老幼——无论是否知道原因为何。
他们出发了。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所有人都涌向了铁路。在欧洲各地，成千上万的亲眷聚集在大型火车站，为军人们送行：巴黎北站和巴黎东站；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和维多利亚车站；波茨坦、不来梅、梅斯和数十座德国城市的火车站；以及俄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巨大终点站。8月2日至18日，仅在德国，就有1.1万列火车被安排用于运送部队。
各种类型的铁路车辆都为战争而被征用了。困惑的平民乘客被赶出车厢。当时的联络官（也是未来的陆军少将）爱德华·斯皮尔斯写道，在法国，“火车由运牛车、货车、客车充当，任何东西都可以，所有的火车都开往陌生的目的地，开得很慢很慢，上面只有人，全是人，人挤人，他们不知道要被送到哪里去”。33其他地方也一样。战争精神仿佛一只巨手横扫欧洲，把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从商业与艺术的国度转变为一座庞大的军营”。一接到通知，人们的思绪便不再平静，会花上一天时间与家人告别，“背着沉重的背包和步枪，穿上因为之前被很多人穿过而破烂不堪的不合身制服，默默前往指定地点”34。
奔赴前线的过程刺激了音乐和歌曲的大爆发：《马赛曲》、《德意志之歌》、军歌和军乐队的拍子。多年的爱国期望集中在这一刻。侧面用粉笔写着“向巴黎进军”或“向柏林进军”的火车转轨驶出车站，车上挤满了在车窗前挥手、唱歌的年轻人。法国人民在铁路沿线高喊“法国万岁！法国军队万岁！”。基根写道：
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发时都像是过节一样，穿着高腰窄裙的妻子和女友与队伍外侧的男人挽臂走在通往终点站的路上。德国人在行军时，会把鲜花插在步枪的枪口里，或插在制服上衣最上面的纽扣之间；法国人的队伍排得很密，被巨大背包的重量压弯了腰……俄国士兵在他们的团标前列队，接受随军教士的赐福，奥地利人则高呼向弗朗茨·约瑟夫效忠……无论在哪个国家，动员必然伴随着翻天覆地的激变，公民社会向全民皆兵的国家转化。英国陆军虽然是完完全全的常备军，却已为战争做足了准备35……
三十七岁的赫尔曼·鲍曼来自威斯特法伦的哈雷，是第7预备军第9预备面包师纵队的首席面包师，他于8月的第一个星期起程前往比利时，途经哈姆和杜塞尔多夫：
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乘火车、步行、骑马，还有长长的军用列车，全都在向西赶路……车厢装饰着橡树枝和桦树枝，还有五颜六色的缎带。每节车厢上都写着：“我们去巴黎！”“每个人都要刺死一个法国人！36”
赫尔曼的日记由此开始，生动地记录了一名炊事员进入法国的旅程，以及他为了让军人们吃饱饭所付出的努力。当时，赫尔曼的妻子保利娜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女儿。他在扉页上写道：“如果有人找到这个小本子，我恳请他把它寄给我的妻子。提前感谢。37”
在边境补给站和铁路终点站，德军部队下了火车，开始了向前线的漫长行军。他们每天要走32公里（几乎是施里芬规定的每日行军里程的两倍），穿着坚硬的皮靴，脚上长满水泡，直到被迫适应了靴子的形状。他们背着重达27公斤的背包、步枪、挖战壕的工具、口粮、战地包扎用品和弹药袋行军；他们在盛夏闷热的暑气中行军，越过田野，跨过河流，走下山谷，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祖先熟悉的地方。他们的父辈中，很多人1870年曾在这里作战，他们的祖父辈1812年也曾在这里战斗过，还可以再往前数。这是他们的战争，考验的是他们的勇气，保卫的是他们的国家，这种异常的兴奋在每一代人身上重演。同他们的法国、英国、俄国对手一样，他们也像父辈和祖父辈一样望向远方，仿佛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的眼神如出一辙。
赫尔曼·鲍曼在8月16日写道：
上午9点点名，准备野外行军。然后，一切准备就绪。中尉说：“我们现在要向敌人的领土开拔。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欢呼着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我们迅速走到车站，一路高歌，挥舞着我们的围巾——伴随着周围的欢呼声。我们经过亚琛。在这里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去了赫伯斯塔尔。在比利时的韦尔肯拉特，我们看到了最初的破坏痕迹，烧毁的房屋、破碎的窗户，整个村子化作废墟38。
没有先例让这新一代人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没有人体验过杀人如麻的机枪、呼啸的炮弹、芥子气的“绿色海洋”39。这些新武器只存在于书本上、兵工厂或科学家的头脑中。大规模屠杀的新方法还没有打消年轻士兵的兴奋之情，他们在外国的土地上“为争取荣耀奋不顾身”40。贺拉斯的那句号令，“为国捐躯，美好且光荣”41，回应了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在内数百万人的祈祷，对他们来说，为国捐躯确实是美好且光荣的。工作、投票权、医疗卫生、更好的生活标准，都可以再等等。
第四部分
战场上的19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