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比利时
从今往后，如有铁路和电报线路被破坏，附近的村庄将受到无情的惩罚（无论他们是否犯有上述罪行）。鉴于此，可能遭受这种攻击的铁路线附近的所有村庄都要留下人质。一旦有人试图破坏铁路、电报或电话线路，他们将立即被枪决。
——德国驻比利时军事总督、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
谁也没有想到小国比利时会进行任何抵抗，尤其是德国人。普鲁士的一位政治家将比利时人捍卫中立的决心形容成“做梦的绵羊之怒”。德皇在战前轻率地向一位英国军官吐露道：“我要像那样穿过比利时！”还用手做了一个劈砍的动作。18月4日上午8点02分，第一批德军步兵的灰色队列在盖莫里希越过了比利时边境。比利时哨兵迅速开火，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开枪的对象是德军三个集团军——将近80万人——的先锋，而大军的先头部队此时正要气势汹汹地入侵比利时和法国的领土。德军的侦察巡逻队暂时疏散；德国人很快又大批返回了。
柏林警告称，比利时还有自救的机会。那天，比利时驻柏林大使贝延斯男爵索要通行证时，雅戈重述了德国的提议，即如果布鲁塞尔能痛痛快快地让开，不去破坏公路、铁路、桥梁等，并允许数十万德国军队安全通过比利时领土，德国就可以放过比利时，并补偿一切损失。到了这个时候，要他们放弃德军前进路上的第一波大障碍，也就是列日和那慕尔的大型要塞，他们还会介意吗？不出一个小时，答案就传回来了：不行。令世人震惊的是，比利时要坚定决心战斗下去。那天上午，当阿尔贝国王骑马来到布鲁塞尔的议会，让他的国民投入到与史上最强陆军的战争时，德军步兵正准备进入讲法语的瓦隆大区，其主要城市是列日。
与此同时，在布鲁塞尔，人群、旗帜和洋溢的热情迎接着国王的敞篷马车。他步履轻盈地走进大厅，身边是穿着水手服的十二岁儿子和继承人，在包括王后和朝臣在内的听众面前，他发表了将永远为比利时增光的那场演讲：“自1830年（比利时赢得独立）以来，比利时从未遇到过如此严峻的时刻：我们的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在“国王万岁！比利时万岁！”的热烈欢呼声中，阿尔贝警告说：
如果我们必须抵抗对我们国土的入侵，必须保卫我们受到威胁的家园，这份责任虽然很艰巨，但我们注定要承担，并准备做出无比巨大的牺牲。从这一刻起……我们国家的英勇青年便准备待命，他们有着比利时人代代相传的坚韧与冷静，坚决要在危难时刻保家卫国2……
然后他转向议会成员：“先生们，你们是否下定决心维护我们祖先的神圣赠礼完好无损？”大厅里回荡着“是！是！是！”的喊声。国王最后说：“如果外国人……侵犯我们的领土，便会发现所有比利时人都围绕在他们的君主身边……围绕在一个全体国民绝对信任的政府身边。”一阵巨大的吼声响起：“国王万岁，比利时万岁！”国王停顿了一下。“在这项正义事业上，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他向他们保证，然后离开。
狂乱的人群涌上街头，高喊“打倒德国人！”“杀人犯去死吧！”3军人们像英雄一样被簇拥着。在议事厅内，首相夏尔·德·布罗克维尔热泪盈眶、浑身颤抖，庄重地向议员们发表讲话：“我以精诚团结的全体国民的名义宣布，这个民族即使被征服，也绝不会屈服。”4然而，他在比利时军队的部署问题上与君主意见相左，本着非对抗性中立的精神，将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不是集结在德国边境。
国王的演讲之后没过多久，将比利时军队部署在何处的问题就变得多余了。不出一个小时，德军入侵的主力——骑兵——便已迅速结果了边境的抵抗，进入了比利时领土，他们在每座村庄升起黑鹰旗，并发布公告称，破坏道路和桥梁将被视为敌对行为。德国人闯入每个社区时，起初几乎都表示了歉意：他们“很遗憾地”侵犯了比利时领土，并没有恶意，只要比利时人闪到一边去。
当天上午，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在右翼穿过比利时向前推进；卡尔·冯·比洛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在中央；马克斯·冯·豪森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在左翼：总兵力超过70万人。一列列身着灰色制服的士兵挤满了每条大路和小巷，排成长达50—60公里的纵队，随行的还有骑摩托车的侦察兵、乘汽车的军官、野战厨房、医疗队、工兵、拉补给车的马匹、运送弹药的卡车和一门又一门的马拉大炮。巨大的克虏伯和斯柯达火炮尚未现身——包括16.5英寸（42厘米）口径的大贝莎超重型榴弹炮，这是同类产品中最大的，其炮弹能够粉碎混凝土，是为了摧毁现代要塞而专门设计的。
他们的目的地是法国边境。这意味着要经过屹立在默兹河北岸150米高处、固若金汤的中世纪城市列日。1914年，有12座要塞环绕着这座城市，连成了50公里长的防御圈，守卫着比利时的门户。列日的要塞群建于19世纪80年代，与那慕尔和安特卫普的要塞群一样，往往维护不善，补给不足，由上了年纪的预备役军人驻守。然而，这些要塞建得非常坚固，大部分位于地下，被10米深的干护城河围绕着——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抵御最强力的打击而设计的。列日的12座要塞共有400门突出的火炮。比利时陆军就让人没那么有信心了：它始终“想一出是一出，乱无秩序”，5投入了11.7万没有经验、训练不充分的志愿兵，他们补给不足，没有挖掘壕沟的工具，也没有合适的装备，人均机枪数量只有德军的一半。另有20万人驻守要塞，其中约2.5万至3万人在热拉尔·勒曼将军强有力的指挥下驻守列日。他们对即将遭遇的战事规模知之甚少，但他们决心抵抗敌人的猛攻。
比利时村民一个接一个地不安分起来，在德国人靠近时低声抱怨“乌兰骑兵”或“匈人”，然后，当穿着灰色制服的数千人大军举着一大堆旗帜通过时，他们就静静地站在一旁。能听到的唯有军靴踏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巨响，以及德国国歌或爱国歌曲的高声齐唱。一首颇受欢迎的歌曲中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全世界都在威胁我们
——那又怎样？我们信心十足
如果有人试图挡我们的路
就把步枪给我们！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射术兄弟们，继续前进！向着维斯瓦河，向着莱茵河！
亲爱的祖国，无需畏惧！
我们的战争公平正义！
皇帝带领我们踏上战场，迈向胜利6！
六十八岁的亚历山大·冯·克卢克是一位神情严肃的秃头将军，英军部队叫他“老一点钟”（因为他会在凌晨1点开始炮击他们），他的任务是德国将军中最艰巨的。冯·克卢克是普法战争的老兵，他率领的是“铁锤”——施里芬计划中至关重要的右翼——前线每英里有18000人（一米10人），比比洛的军队多出6000人，可能是有史以来投入战场最密集的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打通一条通往巴黎的道路，并攻占这座城市。克卢克写道，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时间”。7他坚决主张，部队的行军能力必须保持在“最高水平”；每个人都必须警惕脚痛、靴子不合脚、疲劳和受伤的情况。8克卢克的理由很充分：他的部下被命令每天在敌对国家中行军30多公里，是狙击手和游击队的攻击目标，最后还要勇敢面对战斗的冲击，征服法国并回到东线作战——无论如何都是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们首先必须镇压比利时人的抵抗，这可能会延误施里芬颇为看重的时间表。
亚历山大·冯·克卢克
列日是克卢克前进时遇到的第一个主要障碍。他命令由六个旅组成的“默兹河军”在奥托·冯·埃米希将军的指挥下去征服这座设防的城市。埃米希的6万人部队——是比利时驻军的两倍以上——于8月4日和5日在城市边缘止步。将军总部和进攻部队之间的联络官是一位名叫埃里希·鲁登道夫的粗脖子少将，他是施里芬的门徒，他知道每浪费一天时间都会挫伤师父的胜利计划。按时间表进行的战争不容延误。
于是，在8月（7日）这个晴朗的日子里，“砍穿”比利时的行动开始了。鲁登道夫，德国陆军中最强势的指挥官，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无所畏惧，甚至对长官的意见都满不在乎”9的人，“不出两年就将对德国的人民和命运行使比腓特烈大王以来的任何人都要大的权力”10的人，又惊又恼地审视着比利时人在列日的抵抗。他注意到有两座桥还在；其他的桥都被破坏了。他详细检视了防御工事，以及驻守在城市周边的、可怜的比利时军队零星的步枪火力。鲁登道夫现在相信了，比利时当真打算反抗德国的强权——他先前认为这种前景根本无法想象——他在组织摧毁这座城市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芭芭拉·塔奇曼和约翰·基根对列日结局的叙述非常精彩，几近完美，我依照他们的叙述和其他史料，简单概述一下这个故事。它在本质上讲述的是勒曼将军的部下在将近两个星期的持续炮击、步兵攻击甚至齐柏林飞艇空袭中令人肃然起敬的反抗——这一立场激怒了德国人，让震惊的世人钦佩不已，并授予了城市居民大十字级荣誉军团勋章[25]，正如普恩加莱所言，他们捍卫了“欧洲的独立”免受德国之怒的荼毒。鲁登道夫是毁灭这座城市的设计师。他见步兵攻击只能是白白送命，便切断了城市与外界的联系，下令把大炮调来。
8月9日，第一批克虏伯怪物运抵。塔奇曼写道：“它们矮胖的炮管，加上背面肿瘤一般的制退筒，更显得敦实，黑洞洞的炮口向上指着天空。”118月12日下午6点30分，第一发炮弹开始划出4000米长的弹道，花了60秒才到达蓬蒂斯要塞。它没有命中目标。后面的炮弹被前方观察员的眼睛“引”向目标。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数百枚重达2000磅（907公斤）的史上最重炮弹劈裂并轰开了要塞的混凝土天花板，炸碎了里面的血肉之躯，炸裂了墙壁，炸飞了办公室，并在地下的房间里释放出致命的棕色烟雾，里面的比利时抵抗力量残兵乱作一团，“为下一次炮击而惶恐不安，变得歇斯底里，甚至陷入疯狂”12。
勒曼将军后来写道：“轰炸的第三阶段从15日早晨5点开始，火力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没有间断。”炮击炸毁了隆桑要塞的总参谋部办公室：
爆炸的力量熄灭了所有的光亮，军官们冒着被炮弹发出的有毒气体窒息的风险……没有人能够充分把握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后来才得知，当那些大型攻城迫击炮投入战斗时，它们向我们发射了重达1000公斤的炮弹，其爆炸力超过了迄今为止任何已知的东西。它们接近时，我们可以听到尖锐的嗡鸣；它们爆炸时发出雷鸣般的轰鸣声，掀起碎石瓦砾和滚滚尘埃13……
到了8月14日，东边和北边的要塞已经沦陷。到了16日，除了一座要塞外，所有要塞都已不复存在。克卢克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地写道：“在42厘米榴弹炮的帮助下迅速攻占了那些仍在坚守的要塞。”14德军进入隆桑要塞时，发现勒曼的身体卡在一大块石料下面，肯定已经死了。事实上，他在被炸飞并吸入空弹壳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后陷入了昏迷。德军把他抬到埃米希那里，他向埃米希交出了自己的佩剑。（勒曼回忆道，埃米希马上把剑还了回来，“是为对我们勇气的认可”。15）勒曼给阿尔贝国王写信说，因为他昏过去了，“所以并没有弃守堡垒或要塞”。他接着写道：
请陛下俯允，原谅我这封信中的种种瑕疵。我被隆桑的爆炸伤得不轻。我要被带到德国去了，在那里，我也将一如从前，心系比利时和国王陛下。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更好地为他们效劳，怎奈死神不肯收我16。
列日的陷落预示着对比利时人民的“惩罚性措施”升级，这也是为协约国所知的战争中的第一批暴行。法国报纸《晨报》报道了一个早期的例子，标题是“大军过境之后”。8月中旬，当德军的先头部队摧毁列日时，荷兰和比利时边境的穆灵恩村村民在德军涌入他们的家乡时站到了一边。但他们的克制无济于事。《晨报》报道称：“在穆灵恩，人们态度温和，手无寸铁，但德国人……毫不犹豫地摧毁并轰炸了这个漂亮的村庄17。”
8月19日，德军面包师赫尔曼·鲍曼被派到列日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目睹了那些有居民敢于向德军开枪的比利时村庄的遭遇：
调来了机枪。（我军）连续射击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把所有的房子都打成了碎石瓦砾……所有的街道上足足有50座房子被毁。早上，广场上死了大约50个人……还有数百人被捕，他们全都被带到博物馆的院子里，那里搭建了一个临时军事法庭。可以看到年轻小伙子和老人，还有神职人员。结果是下午有30人被行刑队枪决。场面令人心碎。
22日，鲍曼“想去撒泡尿”，走到了一座旧砖厂后面。“我刚要坐下，就有一颗子弹从老屋里呼啸着向我飞来，掠过我的耳朵……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被搜了个遍，找出了一个拿着一把霰弹枪的人，此人随后被审问、枪决。”18一些德国士兵心生厌恶；另外一些人则对这些过分行为视而不见，或者仍然认为他们在打一场圣战。一位被叫作迈尔西克牧师（德国的档案中没有他的名，只有姓）的德国教士有给他们厄斯廷豪森村的年轻人写信的习惯，一名在战场上待了31天的士兵给他回信说：“亲爱的牧师，我在列日接受了火的洗礼……我每天都在感谢上帝对我的庇佑19……”
列日被摧毁的防御工事
列日被摧毁后，冯·克卢克将军得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比利时，经鲁汶和布鲁塞尔，来到法国边境的蒙斯附近地区（见地图四）。他的部队比施里芬的时间表晚了两天。与此同时，比洛的第二集团军通过中路，经于伊和昂代讷向那慕尔进军，8月21日至25日间，这座城市败给了同样凶残的狂轰滥炸。德军没有给困在城内的平民任何警告。官方调查指出：“炮弹落在监狱、医院、市长官邸和火车站，引起了大火。”20比军第4师被赶出了城。随后，平民被屠杀，房屋被焚毁。
比洛的部队从那慕尔出发，继续向西南方向桑布尔河畔的沙勒罗瓦前进。冯·豪森的第三集团军沿着最南线向迪南前进，再往前就是法军的集结地了。这样的概述根本无法描绘出德军推进的浩大规模和凶猛气势，以及他们对比利时平民生活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后文会讲到更多）。
阿尔贝国王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是将比利时军队撤退到安特卫普，还是将他们留在前线，寄希望于法国援军赶来营救，使他们免遭全歼。他决定撤退——这让普恩加莱在比利时总参谋部的代表法国上校阿德尔贝特气愤不已。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比军有可能全灭。法国援军没能到达预定地点，使比军暴露在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只能做出这个决定。他们于18日撤退，摆脱了克卢克制造的险境，留下布鲁塞尔赤裸裸地面对狂风暴雨。
“他们总能设法从我们手中溜走，”克卢克后来颇不情愿地承认，“因此他们的军队并非一败涂地……不过它也受到了严重打击，一支相对较小的部队就能把它拦截在安特卫普。”21相反，勇敢的比军继续威胁着德军后方，破坏铁路和桥梁，切断电报和电话线，通常也会给德军制造极大的麻烦，而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报复平民百姓。克卢克后来抱怨说，比利时平民“在便衣军人的协助下”，同样对德军发动了“极具侵略性的游击战”，比利时人民竟敢保家卫国，这简直是在公然侮辱他这个人22。
8月20日，布鲁塞尔落入克卢克军队的先头部队之手。先头部队几天前就进了城。三名士兵骑自行车上了摄政大道，打听去火车北站的路怎么走。据德国报纸报道，他们到来的消息对市民造成了“晴天霹雳般的”打击。23许多人逃走了；其他人担心遭到报复，拆除了路障和带刺铁丝网。市长举着白旗出门迎接第一批部队。带队的一名德国军官向他保证，“如果人民放弃对德国人的一切暴力行为，就不会有事”。24数以千计的市民挤进火车北站，希望经奥斯坦德逃往英国。铁路很快就停止运营了。
美国记者理查德·哈丁·戴维斯写道，随之而来的“不是行进的人潮，而是一种自然之力，仿佛潮汐一般……在布鲁塞尔翻涌”。“步兵排成五人纵列，每个连有两百人；枪骑兵排成四人纵队，三角旗一面都没少。”25他们组成长达55至65公里的整整一列青灰色纵队经过：“你会折回去看，看得入迷。这纵队具有那种海上扑面而来的浓雾般的神秘感和危险气息。”经过的德国人唱着《祖国，我的祖国》，节奏整齐划一。然后传来了“攻城炮的隆隆声，车轮和铁链轧过鹅卵石的吱嘎声，以及尖锐的、钟声般嘹亮的号角声”26。
到了下午，一大群密密麻麻的灰衣人还是来了。哈丁·戴维斯回忆道，半英里外衣着鲜艳的法国龙骑兵和胸甲骑兵在“绿色荆豆丛”的衬托下很好认；“我们美军自己的卡其色”也是如此，“几乎和西班牙国旗一样不显眼呢”。但灰色的德军队伍则不然，在哈丁·戴维斯富有想象力的描述中，他们此时似乎已经与铺路石融为一体了27。
德军打算在比利时尽可能少花时间。他们进入布鲁塞尔时“像帝国州快车[26]一样平稳、干脆。没有立定，没有在开阔地停留，没有士兵掉队”。28连一条颚带、一块马蹄铁都没有丢。一切都经过了周密的组织，是为战争而精心设计的。带轮子的炉灶冒出滚滚炊烟。邮政马车的骑马信使沿着纵队疾驰送信。日落后，灰色的纵队仍在继续行进：成千上万只马蹄和钢头靴在铺路石上擦出火星。午夜时分，运货马车和攻城炮仍在辚辚穿过布鲁塞尔。
“比利时的殉难”29还在继续进行，在村庄和农场，在靠着墙被枪毙的人身上，在民宅的火舌中。对冯·克卢克将军来说，“射杀个人和焚烧房屋”都是“戒严令下的惩罚”，他后来写道，“这些惩罚措施在革除罪恶时起效很慢”。30克卢克竟以为人们会很轻易地相信他为德军在比利时的行为所做的辩护，这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其他将军也赞同他的观点，认为全村的无辜者都应该因为“游击队”的行动、也就是民间的抵抗而遭到屠戮。他们这样做，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对平民生命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肆摧残树立了榜样。鲁登道夫用“令人作呕”形容比利时人的抵抗。迪南大屠杀的主使豪森认为，比利时人难以化解的敌意和“缺乏绅士风度的行为”是公然的冒犯：他的东道主似乎拒绝与他握手。德国人声称，向德军开火、破坏道路、毁坏桥梁和铁路线都违反了国际法。他们不明白，或者是不想明白，比利时人是在进行针对非法入侵者的合法自卫行为。而比利时人的游击战术也达到了目标，严重拖慢了德国人的进军。克卢克承认：“这些恶毒的做法处处伤及我军要害，直到我军抵达比利时南部边境31。”
德国人的报复残忍、血腥。这表明了一种将德军遇到的任何波折都归咎于比利时的政策，而德军作为一个“全面恐怖体制”的一部分，经常针对那些没有碰过入侵者一根手指头的无辜社区。披露出来的屠杀比利时男女和儿童、强奸妇女的事情，很快就将引发举世哗然。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居民抵抗过占领军的情况下，他们仍会选出一些城市，将其整个破坏。
那慕尔的人民没敢攻击德军，但他们还是遭遇了恐怖行径，为的是杀一儆百。8月24日晚9点，枪杀平民和烧毁民宅的行动开始了。比利时官方调查委员会基于数百名目击者的证言（这也是后面那些证明书的出处，除非另行说明）指出：“罗吉耶街的六名居民在（逃离）燃烧的房屋时，在自己家门口被枪杀。”32城市陷入恐慌。人们从家中涌出，很多人还穿着睡袍。75人被枪杀或葬身火海。德国人烧毁了市政厅、兵器广场和整个平民区。8月29日，赫尔曼·鲍曼经过那慕尔时，映入眼帘的是“毁坏的房屋，有几座还在燃烧，烧得半焦的尸体正在被人拖出来。博物馆是城里最漂亮的建筑，此时也成了废墟”。33 8月20日，在昂代讷，当德国军队前往法国边境沙勒罗瓦的行军路上经过该镇时，传来了一声枪响和一阵爆炸声。没有人被击中。德国人却停了下来，在混乱中回击。他们架起了一挺机枪。人们四散奔逃，躲进地窖，闩上门，拉下百叶窗。桥梁和附近的一条隧道被破坏，可能也激起了德国人的愤怒。劫掠开始了：每扇窗户和百叶窗都被击碎，房屋被烧毁。次日，居民们在枪口下被驱赶着高举双手穿过街道。一个人帮助他八十岁高龄、无法举起手来的父亲，却被斧头砍断了脖子。任何反抗的人都会被枪杀；有40到50人被随随便便选出来，遭到枪杀。还有些人被斧头砍死。300多名平民在昂代讷被杀害：“比利时的其他任何城镇都没有上演过这么多残暴野蛮的场面。”幸存者后来告诉调查委员会：“昂代讷被献祭了，仅仅是为了建立恐怖统治34。”
8月22日，在桑布尔河畔的塔米讷，德国人把400到450人驱赶到当地的教堂前，向他们开火——是为对他们反抗德军占领、高喊“法国万岁”的惩罚。官方调查陈述道：“由于射击很费时，军官们下令架起机枪，把所有还站着的悲惨农民都扫射了。”35踉踉跄跄的伤者再一次被击倒。第二天是星期天，人们奉命把成堆的尸体埋葬在市民广场：“父亲埋葬儿子的尸体，儿子埋葬父亲的尸体”，而德国军官“喝着香槟”看着这一幕。36一名掘墓人作证称，自己埋葬了350到400具尸体。离开塔米讷时，德国人烧毁了264座房屋。比利时的调查估计有650人死亡；后来的研究认为有385人。
根据比利时官方的调查，在迪南、菲利普维尔区以及阿斯蒂耶尔村和叙里斯村，其他很多比利时社区也遭受了类似的暴行。在这些地方和其他地方，居民们被恐吓或杀害，城镇被夷为平地。在迪南，有数百具尸体被确认为两个行刑队的受害者，其中包括一个三周大的婴儿。比利时官方的调查列出了700名死者。后来的研究发现了重复的证据，将这个数字定为410人。在这些社区中，教区神职人员经常会被枪杀，随后通常是对男性的大屠杀。妇女被疯狂的醉酒士兵追捕、强奸，而他们的军官却不能或不想管束他们。一个德军步兵团破坏了一个村庄的教堂礼拜仪式，把人们赶到街上，射杀了50名男子。在另一场大屠杀中，妇女儿童被迫观看丈夫和父亲被处决。在叙里斯村，一群泪流不止的妇女喊道：“开枪打死我吧；把我和我丈夫一起打死吧！”德军士兵掠夺尸体身上的财物，拿走了“手表、戒指、钱包和皮夹子”37。
这些事件有大量目击者。许多德军士兵无意间为其军队的恶劣行为提供了证据，他们在日记中以赞许的态度写到这些行为。例如，瓦尔特·德利乌斯在8月16日写道：“许多走在连队最前面的军官被狙击手用猎枪从后面开枪击倒……这也解释了我们士兵的无名怒火，他们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一旦遇到任何武装抵抗，要毫不留情地动手。”
在8月25日的那慕尔：
我们经过了被夷为平地，还冒着烟的村庄废墟。没有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人和马尸横遍野，通过被射穿的窗户，可以看到受伤的人——不分敌友，乱成一团——躺在稻草上呻吟着。
而在8月28日的莫伯日：
留下来的少数僧侣和学者简直友好得吓人。众所周知，比利时民众的游击战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组织的。像这种耶稣会的流氓，有不少人被拉到墙边枪毙了38。
到了8月底，比利时已经遭受了“一场中世纪战争”的恐怖行为：屠杀，强奸，全城遭劫。这些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复仇行为。它们是有组织的。1902年的《德国军队守则》对“战争惯例”做出了规定，明确指出“一场有力的战争”应当延伸到“对物质和精神资源的破坏”（即财产和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的生命）。“人道主义”行为与战争规则相冲突。39换句话说，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是按照规定来的，良心和同情心的剥离是其必然结果。
负责执行“战争惯例”的是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他在占领之初被任命为比利时军事总督（他后来死于斑疹伤寒，抑或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被土耳其刺客毒杀的）。他是一个阴沉、冷酷的人，严格遵守规章手册，无论它多么野蛮；他残忍无情的榜样后来也感染了希特勒。冯·德·戈尔茨在9月初下令：“对敌对行为的惩罚不仅落在有罪之人身上，也落在无辜之人身上，这是战争的绝对需要。”他在10月5日澄清了这一点：
从今往后，如有铁路和电报线路被破坏，附近的村庄将受到无情的惩罚（无论他们是否犯有上述罪行）。鉴于此，可能遭受这种攻击的铁路线附近的所有村庄都要留下人质。一旦有人试图破坏铁路、电报或电话线路，他们将立即被枪决40。
结果便是近乎无法无天的局面，因为德国军官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到了1914年8月底，比利时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军人的伤亡人数。关于比利时殉难的官方报告总结道，通过这些行为，德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穷凶极恶、令人惊慌失措的道德现象”41。
关于德国人暴行的说法是否属实，始终是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詹姆斯·布赖斯子爵在1914年12月发表《布赖斯所谓德军暴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之后，人们便产生了怀疑。这位备受尊敬的学者一直寻求与德国和解，起初对请他来调查的这些说法充满怀疑。然而，当人们发现他的委员会报告依靠的都是些谣言、道听途说和未经宣誓的证言后，这份报告遭到了严厉指责。布赖斯没有采访过哪怕一位目击证人，却声称利用了500份目击证人证词和37份德国人日记。在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五天后出炉的《布赖斯报告》受到了严厉谴责，人们斥之为英国虚假战争宣传的一个例子，意图是将美国人拖入战争。
布赖斯声称，德军在比利时进行了“针对平民的系统性恐怖活动”。42他援引了砍手的“证据”；对妇女的集体强奸和肢体残害；对全家老小的屠杀，“往往连……很小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以及被英国战争宣传部门宣扬最多的暴行，用刺刀刺死一个婴儿，这件事基于鲁汶附近一个村庄的一名“比利时证人”的证词。43自那时起，历史学家们证实了其中一些故事不足为信，败坏了布赖斯委员会的可信度。然而，战后的研究表明，布赖斯竟然在几个重要方面将真相轻描淡写了。在阿尔斯霍特（169人死亡；布赖斯估计的是10人）、迪南（410人）和塔米讷（385人），德军屠杀的平民比布赖斯估计的还要多。在后两个案例中，布赖斯没有给出估计的死亡人数。总之，尽管布赖斯委员会的动机（政治宣传）和方法使他的结论不足为信，但比利时官方的调查和随后的研究证实了他的许多调查结果。
8月25日，比利时的城市鲁汶上演了让德国人永远蒙羞的野蛮行径。在接下来的六天里，德军将鲁汶的大教堂和大学付之一炬，杀害了许多居民，并摧毁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文化中心之一：鲁汶举世无匹的图书馆，那里珍藏着包括750份中世纪手稿在内的23万卷古籍。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了灰烬。鲁汶之劫被全世界的报纸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作家罗曼·罗兰在一封抗议信中诧异道：“你们到底是歌德的后裔，还是匈人王阿提拉的后裔44？”
经年累月的司法调查往往会计较是谁挑起了暴行。是比利时平民或狙击手首先向德国人开火的吗？在附近的梅赫伦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中，德军是在寻求报复吗？是醉酒造成的吗？德军到达鲁汶时，表现出了堪称典范的自制力，部队在商店排队购买明信片和纪念品。45人民也很听话，按照命令把他们拥有的武器都放到了圣伯多禄教堂。
然而，这整个调查思路就是歪的。说到底，谁向谁开枪根本无关紧要。责任归属问题在于德国非法占领一个中立国，并强迫比利时人民接受“战争惯例”这种一般性犯罪。正如阿尔贝国王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并不是普通的残暴行为；它们是根据德军的规章手册而规定的。
关于德国人在比利时暴行的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深恶痛绝。英国诗人阿瑟·本森起初拒不相信这些故事，还因此被英国报纸打成了“亲德派”。恰恰相反，只是他心中的善良天使堵住了他的耳朵，屏蔽了那些他认为是道听途说的事情。他的精神当时还沉浸在为埃尔加的《希望与光荣的土地》填词这项任务中，根本无法接纳关于德国人残忍行径的骇人故事，正如他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样：
8月22日，星期六：
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么可怕，无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又为埃尔加的《希望与光荣的土地》填了两段词——也不知道这两段到底行不行。我做了非常不吉利的噩梦，梦见朋友们死于某种难以言说的未知自然灾难。
8月28日，星期五：
大主教前来赴宴。大主教气色还好，但很疲惫。他对很多事情做出了非常恐怖的解释……——那慕尔沦陷的报道是法国人散播的，好让他们得到撤军许可。
9月2日，星期三：
（听一个朋友说）我在《每日快报》上被打成了亲德派，因为我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不相信关于那些暴行的道听途说。这让我心烦意乱……我给主编写了信，请他解释一下，我的文章是在可靠消息传来之前写的。
10月8日，星期四：
（遇见比利时难民儿童后，他听到了）……两个比利时小女孩的恐怖故事，她们的手被德国军人从手腕处砍了下来46。
阿瑟·本森
德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是试图为其军队开脱。它的这种做法只是加重了这份罪行。《布赖斯报告》发表五天后的1915年5月17日，德国政府发表了300页的白皮书，声称德军士兵是一场“无组织的人民战争”的目标，而他们的反抗行为是“人道、克制、符合基督教隐忍精神的”。471915年被派去主持英国对“比利时大屠杀问题”调查的爱德华·格里姆伍德·米尔斯爵士断定，证据所展示的恰恰相反。毫无疑问，在战时工作的爱德华爵士受到了和布赖斯一样的批评，被说成是在炮制政治宣传。然而，他对白皮书（由一个在柏林任命的，全部由德国人组成的小组起草）的戳穿，确实指出了一个充斥着谎言、矛盾和假话的骗局。例如，德国人的证言没有一个字提到了饮酒或醉酒，因此与几乎与所有目击证人的证词都完全不一致。它既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占领期间德国军队处于什么状态”这一问题。它查阅了极少数德国军人的日记，而这些日记确实揭露了纵酒之后借着酒兴劫掠、施暴的模式。德国的白皮书甚至没有提到广为流传的强奸、抢劫和亵渎财产的说法，而这些在德国军人的日记中都有提及。48它承认对大屠杀负有责任，但拒绝称其为“战争罪行”；这些是惩罚。例如，在迪南，“围绕在男人身边的妻儿……实在是太碍事儿了49……”
德国政府为支持自己的立场而提出的“证据”实在太薄弱，以至于“足以给自己定罪”，爱德华爵士总结道。50例如，白皮书根据三名不可靠证人的证据声称，在昂代讷，德军部队几乎被杀光了，比利时平民使用了手榴弹和机关枪。后来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武器，也没有作为证据提出。在昂代讷，唯一能够运转的机枪是德国人的，“正忙着为234名死者的名单添砖加瓦呢”51。
更过分的是，德国人声称他们的军人对鲁汶的洗劫“完全失实”。根据冯·克勒维茨少校的证据，德军的行为似乎可以说是克制的典范了。在鲁汶，他们指责比利时人先向他们开火；确实有一些单打独斗的狙击手发射了“狩猎武器的小弹丸”。52然而，德国人找了一些自证其罪的目击证人，再次给自己挖了坑。二等兵里夏德·格鲁纳承认，只需两名德军士兵作为“目击证人”，就可以判处一名比利时人死刑，而据他回忆，在鲁汶有80到100人以这种方式被杀害，包括“大约10到15名神职人员”。26名神职人员被赶到鲁汶附近的一个场地，被迫观看对二十三岁的欧仁·迪皮耶勒神父的处决，他是一名哲学系学生，被发现持有一份指控德国人焚烧鲁汶大教堂和大学的文件，做出这些事情之后，“那些野蛮人对奥马尔哈里发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一事再也无话可说了。而这一切都是以德国文化的名义进行的！”53欧仁被子弹打穿头部时，还紧握着一个十字架。目击者中包括他的孪生兄弟罗贝尔和16名同学。
德军为他们在鲁汶的行为“辩护”时，诡辩称“只有”六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毁，而焚烧大教堂只是无法避免的意外，德军也曾尝试过灭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54事实上，据一名目击证人称，大教堂是被蓄意纵火的55。
最后，德国人替爱德华爵士完成了他的工作：他们起诉了自己。白皮书的发表相当于官方犯下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错，因为它实际上指出了许多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的德国军官。例如，士兵们提到了在没有威胁的城镇中例行抓捕人质，提到了迪南“成堆的尸体”，以及其他自证其罪的细节，例如一个受伤的八岁女孩，“一个大腿上部中弹的老妇人”，以及对“年轻小伙子”的射杀。56格里姆伍德·米尔斯断定，战争惯例的教导往德国军人的心中“灌输了残暴”，他们奉命将恐怖手段“作为一种合法武器”用在比利时平民身上。57他们的目的是镇压比利时人民，因为后者的抵抗行为正在妨碍德国的战争计划。大多数暴行发生在8月的第三个星期，在当时，如果他们要在毛奇——施里芬计划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迅速通过比利时是至关重要的：“从一开始就必须砍出一条路来58。”
那慕尔主教在后来给比利时总督的一封信中说，德国人的辩护在逻辑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发现白皮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叙里斯、斯蓬坦、那慕尔、费埃、戈梅利斯、拉图尔或其他65个地方的惨状，德国人在这些地方烧杀抢掠。59简而言之，柏林政府试图为其军队开脱，却只是在一连串战争罪行上又铺了一层谎言。
另一方面，比利时人的英勇抵抗延误了德军的推进，使其比计划落后了两到三天。施里芬的时间表没有考虑到不愿配合的比利时人会破坏桥梁、道路和铁路线。在普鲁士人看来，人情因素仿佛陌生人一次不守规矩的擅闯，有违常理，不按套路来，干扰了这个伟大的计划。比利时人的破坏活动是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恩惠，他们的陆军师在克卢克之前接近法比边界，从而挫败了德国迅速击败法国的梦想。铁路专家埃德温·普拉特写道，直到8月24日，德军才有能力向法军发起进攻，“那时，第一批抵达的英国远征军已经与法军会师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