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
比尔皇帝病殃殃
皇储脑子不正常
冯·克卢克那个老家伙，我们完全不在乎
还有他那支该死的军队也一样
——英军士兵撤退时唱道
听说朗勒扎克决定撤退，约翰·弗伦奇爵士心如死灰。惴惴不安的英军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中尉在8月23日晚迅速赶到约翰爵士的总部，明确告知他这一决定。斯皮尔斯说，朗勒扎克已经警告霞飞，德军在桑布尔河的胜利迫使法军全线撤退。撤退将于次日开始。约翰爵士很难接受这个消息。区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宣称自己将站在“现在被敌人占领的土地上”，并用预期当晚即可部署的新部队来加强他的阵地。1这位英军指挥官别无选择，只能步法军盟友的后尘，命令英军部队撤退。没有朗勒扎克的军队保护他们的右翼，德军在西面又有大包围的迹象，英国远征军有被围歼的风险。两军将领都在为这些逆转发怒、争论并寻找替罪羊，而历史学家们也在为责任归属问题发表无穷无尽的论断。事实是，约翰爵士和朗勒扎克——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同僚——都非常体恤下属。对士兵的生命、军队的存续、国民翘首以盼的胜利，他们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们的行动必须按照这个尺度来评判，而不是某种无果的军事理论或“推卸责任”。
擅自撤退的消息甚至扰乱了霞飞那常人所不能及的沉着冷静。然而，霞飞尽管对朗勒扎克的独断专行感到愤怒，却也理解这样做的道理，并在24日上午的一份现已广为人知的备忘录中通知了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德军在阿登地区和桑布尔河一线的胜利——霞飞称之为“阻碍”——迫使法军放弃进攻，至少是暂时的。霞飞解释道，法国军队“没有在战场上展现出我们所希望的那些进攻素质”。事实上，几位法军指挥官——突出的例子是德斯佩雷和福煦——和他们的部队恰恰展现出了那种勇气，但他们凌厉的进攻没能突破德军远在其上的人数优势。
霞飞继续道：
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守势，利用我们的要塞（凡尔登、图勒等）和巨大的地形障碍（孚日山脉、塞纳河、索姆河和它们的支流），使我们能够放弃尽可能少的地盘。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坚持到底，努力消耗敌人，并在时机成熟时恢复攻势2。
在似乎失去一切的情况下，他的坚忍泰然令所有见证者感到惊讶。福煦后来回忆说：“总司令一刻也没有失去他那不可思议的冷静。”3镇定自若的神色之下，霞飞的思绪却在高速运转。他制订的计划落下了满地残骸，在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和片叶不生的森林中，在已经发胀却无人来得及埋葬的尸堆中，在战场上的大混乱和他的败军踉踉跄跄、血流成河的队伍中，而此时的霞飞却以犀牛般不屈不挠的精神构思着新一轮攻势的方案。然而他仍未收到来自东线的明确消息：俄国人在做什么呢？
命令就这样发出去了。从英军在孔代的左翼末端到默兹河上的法军右翼末端，沿着这条线，两支军队都在后退。8月24日黎明前的那段时间，英军收拾行装，沿着公路南下。仅仅经过两天的作战，他们就撤退了。英军士兵的字典里没有这个早已废弃的词。它与这些人的整个精神状态相抵触，他们的直觉是要留下来战斗，做他们被派来做的事：把德国人赶出比利时。没有人使用这个词。没有人公开谈及撤退。他们对自己说，这是在“且战且退”，直到他们能够转过身来，重新发起进攻。
第4（皇家爱尔兰）龙骑卫队的骑兵阿尔弗雷德·蒂尔尼写道：
撤退！！！……无论何时都让士兵深恶痛绝……似乎最伤害我们同伴感情的莫过于看到难民了；道路上挤满了难民，都带着为数不多的财物，很多人还带着婴儿，在绝望中匆忙给入侵者让路。还有许多来不及逃的人，他们的命运无需赘言。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些人还在为我们的胜利欢呼，现在我们却要撤退，看上去仿佛是我们辜负了他们；他们不理解。我们又怎能责怪他们呢？我们自己都不理解4。
在法国当地人的指引下，他们狼狈撤离，赶在天亮之前向他们来时的方向行进。法国军人撤得更远，同样被这次进攻的下场惊呆了，却决心期待另一个机会。
早上8点，德军打穿了蒙斯，渡过运河，“浩浩荡荡的大军穷追不舍”。5科比特—史密斯少校回忆说，他们逼近的战线就像是“浓厚的云层，排山倒海，滚滚而来”，好似无孔不入的烟雾。6那天，英军发动了一次“轰轰烈烈但无济于事”的骑兵冲锋，当时，第9枪骑兵团向德军战线飞奔了365米，前去营救一个人员死伤过半却仍在作战的皇家野战炮兵连。当天的撤退中，有数人获得了英国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弗朗西斯·格伦费尔上尉就是其中之一，他虽然被击中两次，但还是成功地将多门大炮移出了德军的射程。“由于1914年8月24日在比利时欧德勒尼对阵敌方阵型完好的步兵时的英勇表现，以及同日在杜蓬附近协助保全皇家野战炮兵第119连的大炮的英勇行为”，格伦费尔赢得了英联邦的最高军事荣誉。7他在1915年阵亡。
事实证明，这次撤退比任何人设想的都要糟糕。英军应该以一种井然有序的“梯队阵型”撤退：一半军队后撤，在后方建立一个新的阵地；另一半军队继续向前，拖延并挫败敌人的推进。然后，前方的一半会采取跳跃战术后退，建立一个新的后方，而原来的后方部队则要坚守阵地，对抗敌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向迎面而来的德军发动一次突然反攻。撤退开始很顺利，但几天后，德国“晴天霹雳般的调动”粉碎了英军的撤退计划。德军无情的夜袭、更多的大炮和“侦察”机对英军造成了浩劫。德军希望把英军赶进莫伯日要塞，并一举歼灭。他们低估了英国军人，后者临危不乱，拒绝“聚集”，更不会躲藏在一座堡垒里。
片刻不得闲的英军不得不“回击”。大炮各就各位，轰向逼近的德军，然后再拉回来。当敌人靠近时，步兵就排成一条线，端起装在枪上的刺刀向德国人冲去。那些在猛攻中幸存下来的人会踉踉跄跄地返回，重新加入撤退的队伍。英法联军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套骇人的流程，伤亡巨大——时而是张皇失措的乱军，时而是有纪律的且战且退，有时会陷入恐慌，通常都带着愤怒的蔑视。曾经向他们献上大量鲜花、亲吻他们脸颊的人们，现在看到的却是垂头丧气之人的长队，他们缠着绷带，精疲力竭，跌跌撞撞地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的出现让人心生恐惧：炮火和德国人的逼近，也使人们陷入了恐慌，纷纷逃亡。科比特—史密斯记得自己当时想的是：“告诉他们这只是一次战略撤退，又有什么用呢8？”
与在蒙斯时一样，史密斯—多里恩的第二军也是处境最糟糕的。他的部下在凌晨3点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经过两天几乎不间断的战斗，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他的每一个团都在前一天损失惨重。他手下的军官大多非死即伤。有些部队没有指挥官，失去了方向。现在，史密斯—多里恩的部下再次站在了德军大漩涡的路径上。天色漆黑，下着毛毛雨。士兵们“累得神情呆滞”，“无论做什么，都会中途睡着”。9黑格将军的部队在蒙斯没怎么参加战斗，却被命令掩护史密斯—多里恩撤退。黑格决定不执行这一命令，未加理会，并且加快了他自己这个军的撤退。他抗命不从，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黑格与史密斯—多里恩以及他们的参谋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根据桑德赫斯特高级讲师约翰·保罗·哈里斯博士的严密考证，黑格声称他根本无法执行帮助史密斯—多里恩的命令：“中午，史密斯—多里恩亲自来见黑格，恳求（他）帮忙……然而那时黑格的部队几乎全员都在全线撤退。第二军只能靠自己了。8月24日，它又遭受了2500人的伤亡10。”
8月25日下午，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决定坚持战斗。他被困在康布雷西地区的一座城镇勒卡托。南下的道路被堵，无法通行；德军紧追不舍；通往总司令部的电话线被切断；部队疲惫不堪。入侵者对这座城镇发起猛攻，史密斯—多里恩的第二军又一次受到了攻击。这位英军指挥官把手下的师长们召集过来。除非他们立即出发，否则将在天亮前被迫投入战斗。众人一言不发，然后便想要采取行动了。
“很好，先生们，我们要战斗。”史密斯—多里恩平静地说。消息通过汽车传到了总司令部，约翰爵士怀着他特有的愁绪接收了这一消息；他后来批评了史密斯—多里恩。很少有人比亨利·威尔逊更失望，英军这个失败的计划正是他设计的。由于担心英军会被歼灭，他派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把史密斯—多里安叫到电话旁。威尔逊说：“如果您留在那里战斗，就会重演色当之战。”但史密斯—多里恩回答说自己别无选择。背景中都能听到枪声，他是用喊的。战斗已经开始。“那就祝您好运吧，”威尔逊回答说，“您的声音是我三天来头一次听到的令人振奋的声音11。”
8月25日星期二的夜晚很可怕。晚上9点30分左右，置身于从巴韦到勒卡托以西一线浅壕里的史密斯—多里恩部队已经崩溃了，希望能休息片刻。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休息的机会。黑暗中传来炮火的尖啸声，步枪和机枪的火光划破夜幕。德军逼近了这座城镇。一个隶属于刚刚抵达的罗伯特·斯科特—克尔准将麾下第4（近卫）旅的冷溪卫队营，端着装在枪上的刺刀和棒状步枪扑向敌人。在其他地方，刚被叫醒的英军机枪手和步枪手扫射着涌向勒卡托的德军。很快便有数百名德国人倒毙在城镇边缘。英军暂时占了上风，顶住了这次进攻。然而，这场夜战只是那天（8月26日）真正猛攻的序曲，当时，史密斯—多里恩的部队和黑格的部队之间已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8月26日凌晨，英军——在兵力14500人的第4师成员抵达后得到了加强——承受了德军的集中攻击，这些攻击利用了看似无穷无尽的人力储备。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里，英军杀红了眼——和东边的法军部队一样，只是后者的规模更大，伤亡更多。
在勒卡托，克卢克实际上已经部署了三个步兵师——与英军相差无几。但英军是防守方。德军被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打穿”对方的抵抗。一波又一波的人潮向英军各师逼近。前一列士兵倒下，后一列马上出现，时间被压缩到了如此的极限。一名德军士兵写道：“我们前面仍然有一些分散的英军部队蜂拥而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我们浪费时间部署，因为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兵力到底有多少12。”
在那天双方的众多英勇行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得到了最高的肯定。二十四岁的弗雷德·霍姆斯是国王的约克郡轻步兵团的一名准下士，他背着一名重伤员走了三公里多，直到找到担架兵，然后又返回前线，帮忙转移大炮，这时他自己也受了重伤。霍姆斯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嘉奖勇气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3。
英军的战线开始破溃，被猛烈的炮击轰得七零八落，这首次证明了空爆榴霰弹对付挖壕据守一方的可怕效果。史密斯—多里恩在下午5点下令撤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收到了这一命令。戈登高地步兵团从未收到这一命令。在这第一个月里，对英国远征军来说最惨痛的灾难就是戈登高地步兵团第1营几乎全灭，他们在黑暗中迷了路，以为前面是法国人，结果却发现自己正在向德军战线行军。认出敌人后，德军开火了，在几分钟内消灭了这些迷路的士兵。
英军从勒卡托逃亡非常困难。安德烈·索尔代将军指挥的法国骑兵军在英军撤退时掩护其左翼，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英军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在勒卡托战斗的4万名英军和德军中，史密斯—多里恩损失了阵亡、负伤或被俘的约5000人，以及38门大炮。14但他坚持战斗的决定严重拖延了德军的前进，现已被视为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牵制行动之一。
从勒卡托撤退的过程中，一些英军撞见了侵略者对平民实施的丑恶行径：一家有明显红十字旗帜标志的医院被烈焰焚毁。医院里有400名伤员（逃出火海的人数不详）。主街上散落着“他们当时还在工作的可怕证据”。科比特—史密斯少校写道：“与死伤战斗人员混在一起的，是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许多严重残缺，而其他妇女则跪在他们身边，面如死灰，或因歇斯底里的哭泣而上气不接下气。还有人从百叶窗或半掩的门后向外张望，恐怖景象充斥眼帘。”他后来写道，有一幕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家商店敞开的窗户上挂着一个可能只有五岁的小女孩的尸体，她被穿在横梁的一个钩子上，仿佛肉铺里的一大块肉。她那双可怜的小手被砍掉了，纤细的身体被刺刀狠狠地刺穿了15。
见此情景，科比特—史密斯的部队“气红了眼”：“再也不提接收俘虏的事情了。”他们涌出勒卡托，他们的卡车、马车和马匹上载满了恳求被带走的法国平民，大部分是妇女。
英军南下穿过佩罗讷、圣康坦和努瓦永、贡比涅和苏瓦松，经过维莱科特雷、韦尔伯里和内里以及其他城镇，它们的名字深深地烙印在曾在那里作战，试图在那里休息、或者只是想要在那里停留的士兵的记忆中，他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却始终急于知晓他们将在何时重整旗鼓并反击。
战场上的逆转并没有压垮军人们的精神。在南下的漫长道路上，他们会在一些地点停下来，进一步进行短暂的迟滞作战。他们渴望实施霞飞所说的“恢复攻势”，转过身来，重整旗鼓，向德国人开战。“每个人都非常讨厌（撤退），”英国军官奥布里·赫伯特写道，“一天到晚都能听到官兵们说他们有多么想转身作战。”16胜利取决于恰当的时机。霞飞起初计划在蒙斯西南120公里处的索姆河一线发动反攻。结果很快证明，这还是乐观了些。事实上，这次撤退将把协约国军队带到巴黎边缘。
在圣康坦以北几英里处，敌人再次向协约国军队的后方发起进攻。炮击越来越近。一个传令兵穿过大群惊恐的平民，向疲惫的军人们跑去，喊着“德国人就在后面！”科比特—史密斯回忆说，一名参谋命令各路纵队撤退到圣康坦，“然后就是一阵疯狂的冲刺”。17很快，圣康坦也落入愤怒的条顿人之手。
奥布里·赫伯特写道，有一座城镇“除了火把照在脸上和刺刀上发出的光，或者炮弹爆破的火光，简直是一片漆黑。”苏瓦松是“一座阳光照耀下的死城。十室九空。大多数富人都走了。街道寂静无声，房屋空空荡荡。月光（他的马）踏在鹅卵石上的咔嗒声几乎令人汗毛倒竖18。”
8月28日，在努瓦永附近，十九岁的林肯郡团军官鲁珀特·威廉·凯夫—奥姆自告奋勇从城里的最后一列火车上取回口粮：“从陆军通信兵那里调来了一辆货车，穿过两路纵队筋疲力尽的士兵、马匹和大炮，开到车站，正好来得及拦住补给列车，与参谋长交谈。凌晨1点，口粮运到……”19见证了凯夫—奥姆勇气的医务官承诺推荐他获得勋章，但在这之前就被杀害了。口粮被匆匆送到饥肠辘辘的部队手中。
这支顽强的队伍又继续向南行进了一个星期：汽车、货车、弹药车、轮式大炮、骑兵巡逻队和长长的纵队，队伍里的士兵浑身脏兮兮的，衣衫褴褛、胡子拉碴，他们的伤亡不明，包扎好的伤员躺在医疗车上，哭喊着，或者是竭尽全力跋涉着，他们知道，倒下意味着死亡或被俘。（奥布里·赫伯特的指挥官告诉他：“现在不可能救得了伤员。”20）这些人中夹杂着普通的法国村民、惊恐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了，排成长达数英里的人流，逃离远处像沙尘暴一样笼罩着北方地平线的隆隆声。没有人知道撤退将在哪里结束，或者何时结束。
他们身后的桥梁被炸毁，最壮烈的一次炸桥，炸的是贡比涅附近的瓦兹河上那座美丽的拱桥。科比特—史密斯写道，这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漫长噩梦”。撤退中的军、师总部的许多参谋工作身首异处——他说，这并不是说有人掉了脑袋，而是军令跟不上德军狂暴的进攻势头。士兵们迷失了方向，由于精疲力竭或受伤而掉队。马匹因为太饿，拉不动大炮或补给车，倒下就被射杀：“把这只可怜的畜生推到路边去。它是我们的老朋友，对吧？是啊，那匹深枣红色的马，它拉车很不错！……现在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继续前进。对，最好开枪把它打死。让它早死早超生吧21。”
英国远征军中最年轻的士兵之一是十六岁的号手吉姆·奈勒，他来自第30旅弹药纵队（隶属于第3步兵师），父母都在印度。他在8月底写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和艾琳（他的姐妹），
我的身体依然很好……我们的食物非常好……有时三四个人能分到一块面包。我们还能分到一块培根、奶酪和一些果酱。我们有很多烟草和卷烟，但我总把自己的送出去。我们每个星期大约有两到三次朗姆酒配给，但我没喝过。在这里，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印度部队，但我看到了很多法军的印度人或非洲人……现在刚开始转凉，你们可以给我寄一副手套吗？请把手套放在一个盒子里，包得牢固一些，好吗？当这一切都结束时，我也不会感到遗憾。是的，我们确实在蒙斯，我希望我们再也不用像那样撤退了。不，我不怎么在谷仓里睡觉……露天睡觉要健康得多。谷仓里通常会有很多虫子，对吧？好了，我想我最好还是收笔吧，我希望这封信能安全到达你们手中……
爱你们的吉姆22
层级的另一端是罗伯特·斯科特—克尔准将，他是这次撤退中军衔最高的英军伤亡者之一。斯科特—克尔在伊顿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教育，1879年进入第24南威尔士边民团服役，此前，这支部队曾在祖鲁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他随后参加了苏丹战役（1885年）和布尔战争（1900年至1902年），并在布尔战争中获得了杰出服务勋章。在法国，他指挥第2师第4（近卫）旅。9月1日，在维莱科特雷，他的大腿严重受伤，被送回国，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他在本土指挥一支国土防卫军部队。他在1919年以准将的荣誉军衔退役。
那天早上，瓦兹河西岸靠近内里村的一个果园里发生了一个小时的冲突，由此产生了战争中最勇敢的行动之一。皇家骑炮队爱德华·布拉德伯里上尉的L炮兵连正在浓雾中摸索前进，突然间，白雾中隐约可见整整一个纵队的德军骑兵。一名英国军官快马加鞭前去警告该旅；炮兵连则是隐蔽了起来。很快，浓雾散去，在不到550米远的一座山丘顶上，德军的6个团现了形，他们下了马，正站在他们的12门大炮旁边。布拉德伯里的部下有时间将三门大炮调整到战斗状态，但德军的枪林弹雨迅速击毁了两门大炮，英军只剩下一门大炮可以发挥作用。爱尔兰人戴维·纳尔逊中士作证说：“布拉德伯里上尉去运货马车上取弹药，但他只走了大约4码……敌人的一发炮弹就把他的两条腿从膝盖和身体之间的位置完全炸掉了。”23之后，布拉德伯里凭借非凡的意志力“撑起身体，继续指挥开炮，直到倒地身亡”。24纳尔逊和托马斯·多雷尔中士守着这门大炮——对抗8门德军大炮的唯一一门大炮——尽管两人都身负重伤，却一直坚持开火，直到弹药耗尽。纳尔逊拒绝执行撤退的命令。
L炮兵连的大部分人员在那一个小时内被歼灭了。纳尔逊写道：
在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中，大炮可怕的轰鸣中夹杂着将死之人和马匹的呻吟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场面简直无法形容。有一个人，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脑袋被齐齐地削了下去。另一个人被炸成了碎块，还有一个人的胸部、腰部、膝盖和脚踝几乎都被炸断了。一匹马的头颈被彻彻底底地从肩部炸断25。
纳尔逊在他的步枪后膛里发现了从一个人头上扯下来的一团血肉；尸体就躺在附近。后来他发现，自己脱下来放在旁边地上的外衣已经有了9个弹孔。英国援军赶到，向德军侧翼持续开火，把他们赶了回去。德军的八门大炮被缴获。
幸存的英军部队彻夜行军，直到9月2日上午10点。“（步兵）扔掉了所有的东西，只带着他们的弹药和步枪，”第四师第10野战救护队的担架兵戴维·劳埃德—伯奇下士写道，“我认为这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次行军。人们开始撑不住了，你会看到有人筋疲力尽地走到队伍外面，所有掉队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德国人让我们英国部队吃尽了苦头26。”
劳埃德—伯奇被命令在内里寻找更多的担架队：
我发现的第一个伤员是一个可怜的龙骑兵，他的背部被炸掉了一部分，我还没来得及搬动他，他就死了……皇家骑炮队的布拉德伯里上尉也在死者之列，他的两条腿都被炸掉了。我们又接收了两辆装满死者的货车，但不得不抛下他们，因为德国人又在推进了，离开之前，我们又发现了六名伤员。我们把这些人装进一辆乡村马车里……我们和这些可怜的伤员一起走。他们叫得很厉害，他们伤得很重，再加上马车在崎岖的路上颠簸。当我们到达我们的野战救护队时，我真是谢天谢地27……
那天晚上，德国人攻占内里镇时，在医院里发现了纳尔逊。一颗子弹刺穿了他的肺，他躺下时无法呼吸。他们把他带走了。后来，他设法逃了出来，到达了法军阵地，“在迪南，意识模糊的他被基钦纳勋爵的护士发现”。28布拉德伯里、纳尔逊和多雷尔三人分别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布拉德伯里是在身后获得。纳尔逊几乎创造了奇迹：他受伤后活了下来，逃脱了德国人的囚禁，重返英军队伍，却在1918年4月8日阵亡。多雷尔一直活到了1971年。
大约在这个时候，奥布里·赫伯特的身体侧面受了重伤。他的经历代表了很多失去活动能力的人：他们被遗弃了。“红十字会的人看到我的伤口时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说子弹把我打穿了。”当德国人逼近时，赫伯特敦促医务官离开：“他们……只会被杀或被俘。”于是他们给他注射了吗啡，把他放在担架上，便离开了。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他醒来时，看见“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德国人，阳光照在他的钢盔和刺刀上……看起来像一个死亡天使”。他用刺刀戳了戳赫伯特身边的地方：“在我看来，又要有一场暴行了”。相反，这名德国士兵“非常和气，很有礼貌。他在我的脑袋下面垫了些东西；给我葡萄酒、水和香烟”。随后，德军部队成群结队地经过。“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钢铁蝗虫。”有些人“非常讨厌”。有一个人在赫伯特的鼻子下面挥舞着刺刀，说：“我真想把这个塞进你的喉咙，好好拧上几圈。”后来，德国医护人员取出了子弹，给他包扎了伤口。赫伯特活了下来，被交由德军监禁29。
东边正在撤退的法军中，对“另一次色当之败”的恐惧让每一个团都人心惶惶。福煦警告称，德军正在“向国家的心脏巴黎飞速进发”。30“且战且退”的命令发出。法军以自杀式决心执行这一命令，他们一边走，一边炸毁道路和桥梁，在拥有地利或遇到法军指挥官熟悉的地形时，就对德军发动突然袭击。
他们穿过一座座城镇——色当、迈桑、锡尼拉拜、勒泰勒、吉斯—圣康坦——撤退时，有数百次转身面对在他们附近打转的德军侧面迂回。他们常常被迫端起装在枪上的刺刀，向绕到后方的德军部队发起冲锋，以便杀出一条路来。在吉斯—圣康坦（8月28日至29日），一直不情不愿的朗勒扎克重燃了几分往日的自信。德军遭受了一次惊天逆转，朗勒扎克让他的部队掉头冲向吉斯，夺回了该城，这与史密斯—多里恩在勒卡托的情况很相似。这不过是一丝渺茫的希望。比洛势不可挡的反攻很快就把法军赶跑了，霞飞沮丧地授权朗勒扎克继续撤退。30日，第五集团军把吉斯让给了入侵者，撤退过程中炸毁了瓦兹河上的桥梁。这番拖延至少给了霞飞喘息之机，让他可以在巴黎东北方的外围组建新的第六集团军。
与此同时，在最边远的洛林地区默尔特—摩泽尔省村庄莱克西，踌躇不前的担架兵雷蒙·克莱芒所在的部队单位：
突然接到了动身的命令……我们跳进一条沟里，排成一列纵队逃出，而子弹就在我们周围呼啸而过。在我们身后，莱克西遭到了燃烧弹的轰炸。村子烧了起来。我们离开得正是时候！……没有人通知我们（撤退的）事实。指挥官对我们撒谎，让我们日夜兼程。他们谈论战略问题。过了好几个月，我们终于得知了真相！……一天前，他们还在谈论胜利31！
克莱芒写道，继续往南，8月30日，在福斯的一场战斗中，“有数百人死亡”。他接着写道：
我们可以第一次做搬运担架的工作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用手电筒在前线搜寻一名阵亡中尉的尸体。我们的团队在一片树篱下找到了他，就在一个由“210”（炮弹）轰出来的坑附近。那里的土闻起来还有硫黄的气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可怕的情景。中尉就在这里，躺在地上，没有抽搐，还穿着帅气的红黑制服。他的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还拿着挂在脖子上的哨子。但他的脑袋已经裂开了。他的右半边头盖骨整个被弹片炸飞了，半个脑袋都没了。血和脑浆在他的周围蔓延……我们必须把他抬上担架，送入村子里。我吓破了胆，无法帮助朋友们做这件事。我们最终还是把担架扛在了肩上。他的脑袋和伤口就在我身旁。尽管夜色已深，我有时还是能看到他脑袋上的洞，我总感觉从洞里流出的黏稠混合物会透过担架，沾到我身上。我们一行人怀着悲痛的心情，在半夜里回到了野战医院。
次日，克莱芒记录道：
我们照顾伤员……由于发烧，这些残废了的可怜人又是叫，又是笑。他们谈论着他们的伤口，谈论着被运到这里来的经历，谈论着他们的未来。医生用被血染红的手把碘溶液灌入这些狰狞的伤口。医生慢悠悠地说着：“可怜人”。但我们收到消息：德国人回来了……我们迅速把尽可能多的伤员装进卡车、马车和村里能找到的所有其他车辆……但我们还是设法疏散了所有人。可是当轮到我们离开时，我们不得不把一些可怜人遗弃在谷仓里。
9月初，克莱芒和他的担架兵战友在另一场交火中幸存：
我们都还活着，这真是一个奇迹。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恢复，就被命令再次离开，但一名手里拿着枪的法国龙骑兵骑马经过。他吼道：“你们要去哪儿？你们要逃跑吗？回去和敌人作战！”我们费了很大劲解释说，我们带着器械和担架，无法作战32。
在这场大屠杀的其他地方，年轻的莫里斯·勒鲁瓦只惦记着母亲。他在9月1日写道：
我不会告诉你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到底在哪里，我宁愿回家后再告诉你，因为我相信我会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我的幸运星会保护我的。你呢？你还好吗？我们再次相见时，一定要办一场派对！我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要告诉你的了。全心爱你，
爱你的儿子莫里斯33
法军中的其他日记作者只限于记录残酷的事实。来自勒洛雷的三十四岁二等兵埃米尔·福塞写道：“撤退从8月20日在沙勒罗瓦附近作战时开始；在罗克鲁瓦撤回法国，通过吉斯、马尔勒一路撤退到普罗万，一直步行（每天50至60公里），仍在战斗，天气酷热，没有补给34。”
8月底，费迪南·福煦被任命为29日组建的、机动的第九集团军——“福煦支队”——指挥官。在到达位于维特里的总部时，他“恍然大悟”：“入侵的前线现在是从索姆河到孚日山脉。”寥寥数语中，福煦便认识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到索姆河的所有地区都已落入德国人之手。
然而，霞飞的稳健，以及进一步向南的撤退正在变得井然有序、不再是迫不得已这一事实，让福煦感到很欣慰。法军和英军现在决定撤退，正如霞飞最初计划的那样（见地图五）：法军第三集团军将撤回到凡尔登之后；第四集团军撤回到埃纳河另一边，从武济耶到吉尼库尔；第五集团军撤回到拉昂；英军撤回到索姆河的后面，从阿姆到布赖。同时，霞飞将新组建的第六集团军部署在很靠西的亚眠附近地区，用来对付克卢克的右翼远端。有组织地遏制敌人的意识正在形成，将克卢克的注意力从巴黎引向马恩河谷。
福煦的新部队将从罗克鲁瓦方向掩护第四集团军的右翼，并堵上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不断扩大的缺口。这就意味着无论在哪里，只要德军的蒸汽压路机试图在法军防线上凿出一个洞，他的士兵就要挡在德军的路上。“您真是上帝派来的。”疲惫不堪的第四集团军指挥官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如此欢迎福煦的到来。
福煦迅速采取行动，为失去指挥官的部队再次分配军官。数以千计的法国军官非死即伤，他们的士兵群龙无首：“其中一些最勇敢的部队，例如第十一军的布列塔尼人，正在四处游荡，由于缺乏适当的指导，无法取得任何有用的成果。”35在了解了他的士兵之后，福煦发现他们仍然锐气十足：摩洛哥师“精神饱满”，但需要增援；在迈桑损失最为惨重的第十一军“不断要求派军官来率领他们再次与敌人作战”36。
但这样又能坚持多久呢？再往后呢？8月31日晚7点30分左右，在蒙图瓦的第四集团军总部，霞飞和福煦之间的冷静交流回答了这个问题。福煦回答说，他的士兵“面对已经确定为两个军的敌军，坚持两天都有困难，更别说三天了……”他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香槟地区对敌人有利：“没有坚固的防御阵地，树林很容易通过，没有重要的河流供我们组织防线。”其次，第九军的火炮很弱（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最后，士兵也很疲惫。37福煦支队别无选择，只能与第四集团军一起进一步后退，以堵住缺口。
因此，在痛苦地批准继续撤退的同时，霞飞发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号召：“必须让全体官兵明白，执行这次撤退，是着眼于未来的行动，并不是敌人强加给我们的38。”
如果说有哪个时刻能够体现出这位法军指挥官不屈不挠的意志，非此时此刻莫属。霞飞美化了事实：在许多地方，德国人实际上还是在强迫对方撤退。但这份声明设想了一种别样的未来，其中隐含着一个能够打动人心、鼓舞士气的事实：这位法国将军根本不会考虑失败的问题。他的头等要务是恢复法军的团队精神，并在合适的时机转过身去，重新发动进攻。
胜利的喜悦支撑着先前似乎在横冲直撞、现已疲惫不堪的德军队伍。约翰·弗伦奇爵士后来承认，德军“占尽优势的兵力”有一种“把我包围的……趋势”。“我决心尽最大努力继续撤退，直到我可以在我军与敌军之间找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例如索姆河或瓦兹河。”39约翰爵士哪个都没找到。胜利的气息，巴黎的气息，驱使着德国人继续前进。然而到了8月底，德军的步伐已经慢了下来。史密斯—多里恩在勒卡托的勇敢抵抗，以及朗勒扎克在吉斯—圣康坦的类似壮举（8月28日至29日），都阻碍了敌人的前进。在索姆河以北，克卢克还想象着英国人正在向西撤退，准备退到加莱。他错了：法军和英军全体都在向巴黎正东方向的马恩河谷撤退，在首都与凡尔登之间形成了一条连线。但克卢克感觉敌人已经分兵，这激励他在巴黎内侧挥师向东，追击剩余的法军。他的判断失误正中协约国下怀。
克卢克知道，英军尽管损失惨重，但离被歼灭还差得很远。毛奇的总部都在纳闷，战俘都哪儿去了？前线士兵也有同样的疑问：敌人都哪儿去了？年轻的德军中尉瓦尔特·德利乌斯（8月28日在莫伯日附近作战）写道：“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追捕英国人，只可惜他们总能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从我们手里溜走40。”
克卢克对此毫不在意。他的推进情况很接近原定计划。他后来自鸣得意地写道：“在这14天里，第一集团军现已完成了通过布鲁塞尔到巴黎的三分之二路程。战略形势的要求（即施里芬计划的时间表）使我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行军和战斗、战斗和行军，轮番上演，没有间歇。”41结果就是德军的兵力消耗。德军的三个集团军在那两个星期里损失了超过五个军：克卢克的两个军被派去攻打安特卫普；比洛和豪森各失去了一个派往东线的军（尽管鲁登道夫抗议说那里不需要它们）。剩下的是接近20万的伤亡人数，非死即伤。克卢克决定，被削弱的右翼将继续追击，没有别的办法了。他确信“人和马都能够在战争中成就惊人的伟业”，并继续前进。他最关心的是向后一直延伸到比利时的通信线路42。
8月28日，一封来自德皇的电报对德军取得“对比利时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迅速且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的“辉煌成就”表示祝贺。43来自威廉的好消息往往注定了失败——参见他对塞尔维亚答复的欢天喜地和他对乔治国王“中立”的错误信任。这种模式在那天也生效了，还伴随着这样一个决定，它标志着克卢克的蒸汽压路机开始走向末日。这位不受毛奇和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控制的战地指挥官，决定按照他对敌人弱点的直觉采取行动：他将追击法军的侧翼，“迫使它远离巴黎”（即向东），并将其歼灭44。
克卢克在首都以东的大“内转”，就这样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无比自信的时候开始了。他推测英军已经无力作战，正在向西逃窜（他们是在井然有序地向南撤退）；法军处于“极度消沉”状态（他们渴望继续进攻——据说许多人撤退时还唱着歌）；而他自己的部队在每场战斗中都“彻彻底底地”击败了敌人（并没有）。当天晚上，借着篝火的光亮，德国军官们唱起了“成千上万人都在唱”的爱国歌曲。克卢克的一名军官写道，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行军，希望在巴黎城下庆祝色当战役的周年纪念日45”。
法国和英国“溃败”的消息让德奥新闻界欢欣鼓舞。8月24日，奥地利报纸《新报》的大标题是“法国人被打败”。“德军突破了法军的防线……英国骑兵试图在莫伯日对抗势如破竹的德军。然而，德国军人并没有跟那些英国雇佣兵玩过家家，因此，英国骑兵旅被打得溃不成军46。”
德军的推进在地面上是什么样子的？它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一支野蛮人军队使整个国家血流成河，屠杀挡在路上的一切。克卢克的时间表既反映出了他的无知，也反映出了他对部下冷酷无情的漠视。他们的处境已经很恶劣了，可他却像鞭打驮马一样鞭打他的士兵，直到他们倒下。这名德国军人只是用头脑来哄骗身体前进，准备战斗，堵住推进队伍中的缺口，让大量士兵去送死。活着的人冲上前去，替代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人力供应似乎无穷无尽。伤员被运回在夺来的地盘上匆忙搭建起来的野战医院。村庄被霸占，房屋被占领，地下室和食物储备被洗劫一空，药品被偷窃，平民受到威胁，如果他们拒绝合作，还会被枪毙。任何能够让这只贪婪野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被啃食得一干二净。
瓦尔特·德利乌斯中尉参与了对法国的劫掠。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付这些伙食粗劣、红酒过剩的士兵……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昨天晚上，我的一名士兵……喝得酩酊大醉，我把他绑在车轮上作为惩罚。这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手段，但我们是在打仗。我不再觉得踹开一个陌生人的门、打碎他所有的窗户有多么难了。几天前，由于马厩不够，我把我的部分马匹安置在油毡和拼花地板上！！……
次日，德利乌斯在莫伯日要塞附近经历了
对周围村庄的又一次大规模突袭……我们毫不客气地赶走了所有的居民，切断了所有的电话线，搜查了所有的房屋，当然特别是所有的神职人员住宅。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除了几百只信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场景，以及所有那些背井离乡的可怜居民47。
在攻占莫伯日之后——“万岁，万岁，万岁，”他写道，“要塞落入了我们手中，4万人全部投降，并交出了400门大炮”（以及1.5万瓶葡萄酒）——他的部队。
轰炸了周围的村庄，并将其付之一炬。烧得噼里啪啦、毕毕剥剥！……母亲和老人被大群孩子围住，在故居的残垣断壁间徘徊，无助地哭泣着。数百头俊俏的牛被弹片炸死了，躺在草地上……一天，当我行军穿过已成废墟的村庄时，我不断自问，真的有那个必要吗？我们非得造成那么大的破坏吗？……只有当你亲眼看到己方的损失时，你才会满腔怒火48。
并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丧失了同情心。军队面包师赫尔曼·鲍曼写道：
随处可见……被轰成碎片的房屋和饥肠辘辘的人们。在一栋破破烂烂的房子前，我正躺在自己的背包上，一个带着五个孩子的女人饿得眼睛都直了，我把我的三明治给了那个女人，她哭着分给孩子们吃49。
更靠南的法国村庄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入侵者的到来。贝尔纳丁·达赞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子，和家人生活在索姆省的一个村庄埃康库尔。她的父亲迪奥热纳·达赞是市长助理（战后他自己当上了市长）。德军扫荡时，他们一家人选择了留下，并把他们的房子让给了占领军（这件事后来为他们招来了通敌的无理指控）。
“今天早上，村子里风云突变。”贝尔纳丁在27日的日记中写道。她继续道：
据说“德国人来了”。真是个可怕的日子，每个人心里都很害怕。人们开始恐慌。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与上帝多么亲近。祂是我们唯一的力量和慰藉之源。每天晚上，教堂里都挤满了渴望得到救赎的人。（但是）教区居民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出逃，他们有的乘汽车，有的乘马车，还有的只是步行，几乎两手空空。但我们留下来等待。我们认命地成为暴行的见证人。正午时分，一些英军走在人行道上。他们要去埃特里库尔50。
次日：
一些乌兰骑兵来征用我们的面粉、面包、黄油、鸡蛋……很多步兵挤在（村子里）。大炮在高地的房屋四周瞄准。我们担心会发生战斗。我们在厨房玻璃门前的阳台上放了一张床垫，地下室也准备好了……
当天晚些时候，“三个戴钉盔的德国兵骑着马飞驰而过。晚8点，一些德军士兵在唱歌，他们说他们要去巴黎了”。第二天，“我们震惊地得知，德国人已经接近阿姆，而且还在向前推进。我们生活在完完全全的无知之中，除了行驶在人行道上的军用车辆，我们什么都没看到”51。
随着撤退的继续，马的腿直不起来了，这些动物向前栽倒，“膝盖上的皮都蹭掉了”。据第4龙骑卫队的本·克劳廷回忆，对士兵来说，“最大的压力……比任何身体上的不适，甚至饥饿还要糟糕的……就是疲惫。疼痛可以忍受，食物可以搜刮，但对休息的渴望是没完没了的”。他从马上摔下“不止一次，还看到其他人也这样，慢慢地往前倒，去抓马颈……只要一停下来，士兵们马上就会睡着”。52许多步兵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三三两两地挣扎前行，一有食物就往嘴里塞——英军只有饼干和罐头牛肉。53然而，协约国军队的撤退越往南越不那么辛苦。随着德军的追击逐渐停止，士兵们的精神也重新振作了起来。英军队伍中又唱起了那首老歌：
比尔皇帝病殃殃，
皇储脑子不正常，
冯·克卢克那个老家伙，我们完全不在乎还有他那支该死的军队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