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的打击，俄军的溃败，奥军的覆灭
沙皇信任我。如此一败涂地，我有何面目再见他？——俄军将领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开枪自尽之日
没有什么比爱情和战争更能充分地揭示一个人的性格了。在战场上，朗勒扎克和约翰·弗伦奇爵士感受到了这一判断残酷的真实性，正如霞飞在法军攻势灾难性的开局阶段所感受到的那样。还有数十位被革职的将军和数千名不知名的年轻人，他们在与怯懦和自我怀疑之魔的秘密斗争中，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一点。现在，这种对自我价值的严厉衡量标准，将应用于平原和河谷，以及普鲁士、波兰和俄国的大湖周围。
拿破仑和希特勒征服俄国的灾难性尝试，并没有为这样一场冒险提供指导依据，除非把蛮勇的野心或自大狂解释成正当的“战略需要”。在被沙皇和几乎所有人抛弃的莫斯科阴燃的废墟上，拿破仑的大军停下脚步，面对他最厉害的敌人：冬天。他带着68.5万人离开了法国，代表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他回到巴黎时，12万幸存者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他身后。希特勒命令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这口大锅里流血牺牲，却不允许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撤退，此前，在这场战争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中，有85万德国人和115万俄国人死亡、受伤或失踪，这也标志着第三帝国毁灭的开始。
1914年，在拿破仑之后过了一个世纪，德国决定对俄国宣战，至少有一个可以理解的目的：现在就出击，防止这只野兽坐大，使德国永远无法摆脱斯拉夫人的威胁。从8月到9月中旬，德国并不打算进攻或入侵俄国。施里芬计划规定，应该先“扛住”俄国人，直到德国击败法国，之后，帝国的联合军队将搭乘火车前往东线。到了8月下旬——在马恩河战役把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案破坏之前——施里芬身后的各项要求开始对毛奇和最高陆军指挥部造成压迫，而不是予以引导。按照施里芬的设想，在动员的第27天，将有22个德军师调往东方，这种想法实在是乐观到了荒谬的地步。
一切都取决于西线的速胜。但德国人需要赢下来的，远不止是对法国的几场战役：他们需要一场歼灭战，一场能够让战败的法国投降、被德国占领或自我管理的完胜，就像1871年那样——而且这一切都要在42天内完成。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德国大到令人费解的野心，还在于这个国家竟然离实现它的野心那么近。
在毛奇收到西线胜利的明确答复前，德军只会有一个集团军——第八集团军——保卫东普鲁士。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要进攻。他们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抵挡和拖延俄国的大军。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把德国人的生命耗费在东线的绞肉机中——在东方损失整支军队的恐惧是非常现实的。
叙述东线大型战役的全部情况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也超出了读者的耐心。关于这场主要的冲突，有一本内容充实、行文却晦涩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单卷本：丹尼斯·肖沃尔特的《坦能堡：1914年的帝国冲突》。诺曼·斯通的《东线：1914—1917》涵盖了1914年至1918年东线的全部情况。好在塔奇曼、基根、斯特罗恩和吉尔伯特提供了那些关键战斗的清晰轮廓。我们只是力求延续这一传统，并且从战争背景和走向的角度来评估这些战役的影响。
当德国和俄国为这场大考做准备时，在南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正进行着一场凶残的小规模战斗。事后回想起来，这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不过是一个附带事件，却也值得我们顺便关注一下。欧洲这场冲突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正是奥匈帝国“惩罚”塞尔维亚的非理性决定。它的结果将毛奇和总参谋部对奥匈帝国陆军可靠性最糟糕的担心化为现实。
从一开始，哈布斯堡帝国的多语种军队——一锅讲大约15种语言的民族宗教大杂烩——就被一分为三。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认为，他需要20个师来打败塞尔维亚。但这样一来，就只剩下28个师奔赴任务更艰巨的波兰加利西亚前线，协助德国对抗俄国。他决定创建三个集团军。8个师去塞尔维亚，28个师去俄国前线，12个师作为游动部队，负责“征伐”——去塞尔维亚“示威”，并且/或者在需要时去加利西亚。奥匈帝国最初的预期是动员起来对付塞尔维亚，然后可能还要对付俄国。现如今，它却面临着同时与塞尔维亚和俄国作战的前景——一场让维也纳猝不及防的噩梦。
康拉德的算计严重低估了塞尔维亚的决心。这是一个已经被历史证明即使战斗到死也不容外敌入侵的民族，绝不会被一场军事“示威”吓倒。他们把土耳其赶出巴尔干半岛，可不是为了被奥地利奴役的。8月初时，塞尔维亚人的战斗经验比欧洲的任何一支军队都要丰富。塞尔维亚指挥官拉多米尔·普特尼克曾在1912年大胜土耳其人，这场胜利为他赢得了“军事领袖”称号。他的部队随后与保加利亚人交手，又击败了他们。普特尼克的军队恶名远扬，种种不道德的暴行中尤以分尸为甚。然而，维也纳却找到了塞尔维亚军队不足为惧的理由，将他们视为一个蛮族部落，一群“农民暴徒”，一见到奥匈帝国军队及其盟友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就会畏葸不前。1相反，在8月至12月的一系列战役中，塞尔维亚18万人的军队彻底打败了奥匈帝国（19万人的）军队，上演了这一年里最具轰动性的一次以弱胜强。到了12月，塞尔维亚人已经将奥地利人赶出了祖国，狠狠地羞辱了康拉德，他心爱的吉娜在这一年里看不到她的征服者荣耀加身了。
8月12日至24日，塞尔维亚人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围成的平原上给了敌人第一次打击。狡猾的普特尼克没有被引诱进敌军前线的弧形包围中，而是将他的部队留在瓦尔达尔河上方的山丘中。奥匈帝国军队在之前的48小时内完成了105公里的行军后，于8月14日晚抵达下方的平原。普特尼克占据着制高点，向前进中的奥军猛烈开火，近距离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并迫使奥军指挥官、六个星期前曾在萨拉热窝各处陪同保护弗朗茨·费迪南的波蒂奥雷克将军请求增援，即游动征伐的“示威”部队。他第三次请求时，康拉德批准了。这也只能拖延一下奥军的败北。平原上激烈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8月24日，那一天，由于无法击破塞尔维亚恼人的抵抗，波蒂奥雷克的部队渡过萨瓦河，撤了回去。
奥军渡过德里纳河
塞尔维亚人鲁莽地乘胜追击，入侵了奥地利领土，但在9月初被逼退，伤亡5000人。几个星期后，他们袭击了波斯尼亚的奥军，迫使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狱卒将他转移到波希米亚的泰雷津要塞。增援部队使波蒂奥雷克能够发动新的攻击，导致奥匈帝国占领贝尔格莱德，可到头来也只是在1914年12月经过12天的激战后被逐出了塞尔维亚领土，在此期间，彼得国王亲临塞尔维亚军队前线，端起了步枪。奥匈帝国总共伤亡3.8万人，塞尔维亚伤亡1.8万人。直到1915年年底，同盟国才带着德军部队和数以千计的大炮，回过头来对付塞尔维亚。毫不夸张地说，塞尔维亚人民将被赶出他们的土地，赶入海里，这也预示了希特勒更为可怕的报复，他将入侵并占领整个巴尔干地区。
与此同时，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各自的保护者德国和俄国也在东普鲁士和波兰的平原相遇了。坦能堡战役之所以被如此命名，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以西30公里处的坦能堡交战，而是因为德国人希望抹除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坦能堡败给波兰人、立陶宛人和鞑靼人军队的记忆。这场“混战”是拿破仑时代的冲力与现代武器的可怕混合物，传说中的“攻势”遇到了20世纪早期的榴弹炮；在那里，电话和无线电等新技术经常出故障，被弃用，由旧时的确定事物——军号、旗帜和“精神”——取而代之；在那里，密集的部队向对手的大炮猛冲，伤亡惨重。旧的战术理论经常瓦解。整支部队被打崩，纷纷逃离被现代炮火轰得支离破碎的广阔战场的惨状。
俄国人派出了两个集团军：20万人的第一集团军，有包括7个骑兵师在内的20多个师，由被认为大胆、具有进取精神的保罗·冯·伦宁坎普将军指挥；15万人的第二集团军，由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将军指挥，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老派”指挥官，深受部下爱戴，他也非常关心部下的生活。两人都听命于俄军西北方面军司令雅科夫·日林斯基将军的统筹指挥，此人严厉、教条、普遍不得人心。他们率领着从帝国各地征召而来的一些最令人闻风丧胆、最具异域色彩的团——哥萨克骑兵、骠骑兵、掷弹兵、西伯利亚人和沙皇的皇家卫队。
在西边与俄军对峙的是德军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军，由脑子不太灵、大腹便便的马克西米利安·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指挥，他是血统无比高贵的普鲁士人，这也是他被过度提拔的原因。塔奇曼对他的评价是“德国版的福斯塔夫”[29]。普里特维茨被他的诋毁者嘲笑是“胖子”，他似乎是一个懒惰、粗俗、放纵的人，过分地骄傲自满，“能不动就不动”。2他手下四名野心勃勃的德军将领决心在普鲁士军人荣耀的史册上留名：赫尔曼·冯·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奥托·冯·贝洛和弗里德里希·冯·朔尔茨。他们率领着几个普鲁士精锐团，但德军部队大部分都是些预备役军人和新兵。
理论上，俄国似乎稳操胜券。俄军派出了两倍于德军的部队（确切的比例是29个俄国人对16个德国人）和两倍于德军的骑兵。实际上，未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拉低了俄国的胜算。挥之不去的敌意使在日俄战争中作为骑兵指挥官、经过鲜血淬炼的两位将军失和。日俄战争中，萨姆索诺夫曾指责伦宁坎普在1905年（失利）的奉天会战中没有协助他。那次失利让他耿耿于怀，并演变成了怨恨。甚至有（不实的）传言说这两位将军动过手。宿怨难消——在坦能堡尤其难消。
保罗·冯·伦宁坎普
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
更糟糕的是，俄国士兵在经验、教育和勤奋程度上都无法与德国人相提并论。1914年的英国驻俄武官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少将评论道，他们缺乏进取心，也很无知。他在日记中写道：
别指望新兵有个性，他们中75%的人来自农民阶级。鞑靼人的统治和农奴制似乎剥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进取心，只剩下了登峰造极的忍耐力……他们懒懒散散，听天由命，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什么都不做。他们大多心甘情愿地参军打仗……因为他们对战争的意义没什么概念。他们缺乏……理性的爱国主义，因此他们的士气难免会受到巨大伤亡的影响，而巨大伤亡则是愚蠢的领导和缺乏合适装备所导致的3。
后人对俄军的评价证实了他的观点。俄国士兵虽然在顺境中很勇敢，却“很容易因挫折而灰心丧气”，基根写道，“……如果觉得被抛弃或背叛了，就很容易不知羞耻地集体投降。沙皇、教会和国家的三位一体仍然有能力唤起不假思索的勇气；但失利和酗酒会迅速腐化对团旗的忠诚4……”
然而，俄军指挥官却希望士兵能通过纯粹的勇气和盲目的信仰来弥补这些不足。诺克斯写道：
由于气候严酷，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俄国士兵比中欧士兵更擅长忍受艰难困苦，应该也更擅长忍受神经紧张……俄国士兵对上帝和沙皇的单纯信仰，似乎为有足够想象力实现其价值的领袖提供了一笔巨额财富5。
肖沃尔特也表示赞同：“俄国士兵明显强于他们的军官。在进攻中，他们凭借人数优势攻城略地；在防守中，他们很可能宁死不逃。但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倾向于留在被部署的地方6。”
可他们的补给却一塌糊涂。士兵们缺乏适当的食物、保暖的衣服和足够的靴子。他们缺乏弹药、炮弹和稳妥的补给线。俄国重型野战炮兵的七个师，每门野战炮只配有1000发炮弹——只是德军的零头。和平时期的损耗和俄国工厂的低产量说明了短缺的原因：总参谋部没有预料到战争会如此漫长。俄国有320架飞机，但没有与德国齐柏林飞艇相当的飞艇。它的部队依靠区区418辆运输车和两辆机动救护车。在铁路终点站之外，马车是赶赴前线的主要运输方式——速度慢，还容易发生故障。尽管如此，俄国人的气魄终将以某种方式获胜。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总结说：“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除了战斗人员的数量和惨败后好似软体动物的恢复能力外，俄国在每一个成功因素上都落后一大截7。”
德军和俄军在东普鲁士的首次冲突发生在所谓的贡宾嫩战役中，这也为范围更大的坦能堡战役拉开了序幕。俄军开局不利：两个集团军之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这是地理因素和战略失误的结果，而萨姆索诺夫和伦宁坎普的互不配合又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两位将军到达东普鲁士前线的时间相差五天（伦宁坎普于8月15日率先到达）。德军情报部门发现了这个不断扩大的缺口，它使俄国的两支军队暴露在了被各个击破的风险中：也就是说，它给了德军一个机会，可以先攻击一支俄国军队，再攻击另一支，而不是一下子面对俄军的全部兵力（见地图七）。
普里特维茨相信，俄军比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还要弱，却不断威胁着普鲁士的城镇，于是他派出了最精锐的三个半军团去攻击马祖尔湖区以北伦宁坎普的第一集团军。严格意义上讲，进攻违反了毛奇的命令，命令规定的是采取拖延行动。所以普里特维茨坚持要求他的这些军团尽可能长时间地与敌人拉开距离。
1914年9月，马祖尔湖战役中的德军第八集团军。望远镜前为霍夫曼，中间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进攻心切、神经过敏、以下犯上的冯·弗朗索瓦并不买账——他违抗命令，深入俄军战阵，一路推进到贡宾嫩镇和更远的地方。冯·马肯森和冯·贝洛的军团被迫跟上，以保护弗朗索瓦不被孤立和包围。固守阵地的俄军用压倒性的火力和近距离的火炮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初步成功，炮火主要落在马肯森和贝洛的士兵身上。没被屠杀或受伤的人在混乱中后退。许多人被吓得方寸大乱，无法归队——这就是现代大炮对最强韧的军事结构的效果，在东线首次被诊断出来。
整个第八集团军似乎一时间面临着全灭的威胁。普里特维茨的表现很符合他的性格：他惊慌失措，坚持认为德军部队必须撤退，如有必要，要远遁至维斯瓦河。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把整个东普鲁士交给敌人。普里特维茨的提议惊呆了最高陆军指挥部的毛奇。第八集团军似乎未能完成抵挡俄军这唯一的任务，现已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入侵法国的第20天，普里特维茨似乎已经濒临崩溃——主要是由于弗朗索瓦的贸然行动。
然而，德国人惊讶地发现，伦宁坎普并没有趁机扩大胜果。没有俄军部队追击撤退的德军。事实上，在8月20日，这位俄国将军下令停止行进，并对一位获准休息、但要穿着军装的参谋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建议：“您现在可以把衣服脱下来了；德国人正在撤退。”8这句话引发了争议，因为打了胜仗的指挥官绝不会休息。他要追击并消灭已被攻破的敌人。伦宁坎普的敌人甚至用这件事来证明他们毫无根据的指控，即他是一个卖国贼，这源于他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血统。事实上，似乎只是因为俄国人也是人，是血肉之躯，因太过疲惫而无法追击。
毛奇很快就抓住了这次失利带来的机会。他终于有了将迄今为止一直被强大人脉罩着的普里特维茨革职的依据。普里特维茨下令撤退，并将东普鲁士的村庄和城镇交给俄国人，任其摆布，实在是说不过去。显然，普里特维茨已经吓破了胆，毛奇立刻开始寻找一位强有力的新参谋长，此人要得到他的信任，可以让德军部队重新振作起来。
毛奇选中了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他在列日战胜了比利时人，在桑布尔河打败了法国人，被认为是最具聪明才智、最有进取精神、行事最为果断的德军将领。鲁登道夫视战争的理念、实践和必要性为生命。他亲自验收了施里芬计划。他穿着大衣，戴着钉盔，迈着大步走来走去，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让下属心惊胆战。鲁登道夫将达尔文的理论应用于人类的种族和社会层面上（和大多数普鲁士军官一样），视和平为异常，只不过是人类自然且必然的状况之间的一段间歇期：而人类将永远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
关于鲁登道夫的个人性格，甚至连伟大的轶事搜寻者芭芭拉·塔奇曼都找不到一件可以为他赋予人性的趣闻轶事：“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什么轶事相伴，他是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她写道（没有对塔奇曼不敬的意思：绝妙的轶事是伟大通俗历史中的珍馐）。9在这个简直是为战争而活的男人严厉的军人形象之外，甚至连鲁登道夫的家人朋友都没有什么可补充的。8月23日，这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人物迅速离开法国前线，转移到东部战区。在调任书中，毛奇的参谋提心吊胆地为将鲁登道夫匆匆调离对法作战行动表示歉意，并补充说：“当然，您不用对东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凭您的力量，您可以防止最糟糕的事情发生10。”
为了彻底盖过普里特维茨的锋芒，毛奇在东方任命了一位新的总司令。他不用别人劝说，就请那位伟大、笨重的老兵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和冯·兴登堡重新出山，这位普鲁士陆军的幕后掌权者胸前挂满了勋章，脑子里也装满了古老的智慧。兴登堡是马丁·路德的直系后裔，根据父系血统则是普鲁士最负盛名的家族之一的继承人。在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年至1871年）中，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表现出色，很快便于1903年晋升为步兵上将（相当于英国或美国的陆军中将）。他于1911年退役。1914年，他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指挥官，更多的是凭借他的象征力，而不是他的才智。他在汉诺威的家中接到电话时，只说：“我准备好了。”
兴登堡精明地将大部分关键任务派给了鲁登道夫，他承认鲁登道夫的军事头脑更敏锐，并与之建立了亲密融洽的关系，这将成为战争中最成功的伙伴关系。事实上，兴登堡把关键问题交由鲁登道夫的凌厉直觉来处理，这一手独门绝技使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兴登堡所说的“幸福婚姻”，达到了一种军事共生关系。
普里特维茨和他的参谋们并没有像毛奇担心的那样完败；他们离开之前，还是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抵达东方的总部拉斯滕堡（希特勒未来的总部狼穴也设在这里）时，并不需要新的计划：他们的前任修改后的战略简直是直接从普鲁士教科书中扒来的，也抬高了这位失宠指挥官的声誉——或者更有可能是提升了他那位非常聪明、诡计多端的参谋长马克斯·霍夫曼进言献策的分量，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也会严重依赖他。
普里特维茨已经下令将第一军和第十七军从北部战区调往南部战区，与德军的另外两个军共同对抗萨姆索诺夫的师团（见地图七）。他们很快便整装待发，把兵力薄弱的骑兵和国土防卫军的预备役人员留下来面对伦宁坎普。一切都取决于伦宁坎普是否会留在原地——而这位俄国将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按照德国人的剧本走，给他们省了不少事儿。事实上，伦宁坎普以为他的敌人已经被打残了，正在向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要塞撤退。因此，他把时间都用来准备攻城战了。
鲁登道夫认可他继承下来的这个计划，并迫使所有部队——包括马肯森疲惫不堪、遭受重创的军团——向南推进，在一场典型的包围战中攻击并摧毁萨姆索诺夫的侧翼。再也没有退路了。但德国人要怎样才能确定伦宁坎普不会重新开始进攻呢？德国人的王牌是他们通过无线电窃听建立起来的情报优势。双方都在监听对方的无线电信号，但俄国人的资源、解码器和译电员比较少。德军第八集团军投入了几台轻型机动无线电设备，里森堡的两台传输范围达到240公里的重型接收/发送器，以及托伦和波森的两台固定式重型接收/发送器，并配有密码专家。这些设备一起收集伦宁坎普在维尔纽斯的总部和萨姆索诺夫在奥斯特罗文卡的总部之间发送的重要信息。事实上，德军总部已经侦听并破译了俄军将领之间用明文发送的无线电信号，并掌握了敌人确切的调动情况，包括伦宁坎普前往柯尼斯堡的计划，以及他与萨姆索诺夫之间越来越大的缺口。在军事上，这样的情报简直有如神助。
8月25日，鲁登道夫命令弗朗索瓦在乌斯道攻击萨姆索诺夫的左翼。弗朗索瓦在普里特维茨手下时抗命不从，却没有受到惩罚，这一次，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回应。他声称，他的士兵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还在乘火车从北方赶来。他的重炮也没有就位。于是，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随同霍夫曼立即南下前往弗朗索瓦的总部，让他尝到了新制度的厉害：他无论如何都要进攻，都要服从命令。弗朗索瓦无礼地回答，既然这样，“我……将不得不用刺刀作战。”鲁登道夫对他的声明置之不理，驱车离开。气恼的弗朗索瓦故意拖延了两天。事实证明，他的拖延反倒是因祸得福。
与此同时，一名德军通信兵将一份来自无线电波的礼物交给了参谋长霍夫曼。德军情报部门侦听到了俄军的调动情况，其中透露出伦宁坎普无法寄希望于及时赶到德军所在地——而萨姆索诺夫还要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换句话说，进一步踏入德军的陷阱。
萨姆索诺夫早些时候曾抗拒这些前进指令，辩称他精疲力竭的部队缺乏面包，饥肠辘辘的马匹缺乏燕麦。英国武官写道，伤员没有床位，“随便躺在什么地方，管它是稻草还是地板……”11“我不知道士兵们怎么还能忍得下去。”一名参谋向日林斯基报告，后者没有理会。日林斯基不顾士兵们的糟糕状况，命令萨姆索诺夫强行发动一场“积极有力的攻势”，目的是切断德军通往维斯瓦河的退路。日林斯基邀请大公和英国武官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当晚与他共进晚餐。他们用餐时，他抱怨“萨姆索诺夫行动太慢”。诺克斯写道，萨姆索诺夫已经拿下了奈登堡，“但日林斯基认为他现在应该在阿伦施泰因。他又说了一遍，自己不满意萨姆索诺夫行动太慢”。12日林斯基浑然不知，他的命令正在把萨姆索诺夫赶进德军的虎钳。伦宁坎普继续无所作为，还以为自己正在抵挡着北边的德军部队，而实际上北边的德军部队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都在南下。当伦宁坎普真正行动时，他却北上前往柯尼斯堡，而不是南下援助萨姆索诺夫。
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领悟到了这一切，并做出了相应的打算。从贡宾嫩一路南下的马肯森和贝洛军团将攻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而弗朗索瓦和冯·朔尔茨也将就位，击破萨姆索诺夫的左翼。俄军的队伍——大约20万至23万人——当时正径直推进到这个典型的“坎尼”式钳子里，萨姆索诺夫的士兵几乎被完全包围了。
鲁登道夫最开始还紧张了一阵子，被霍夫曼饶有兴趣地记录了下来。然而，坦能堡战役几乎是严格按照德国人的计划进行的，只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冲击。例如，鲁登道夫听说毛奇决定把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从西边调到东部战区时大为震惊。鲁登道夫知道施里芬为打败法国人而规定的严格的部队密度，他提出了抗议，表示自己并不需要这些部队。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来。毛奇对东线的逆转感到惊慌，对西线的胜利又寄予了错误的信心，因此下定了决心（增援部队直到9月的第一个星期才到达，就在马恩河的胜利之前）。鲁登道夫后来主张，毛奇的突然决定剥夺了德军部队在法国扭转战局所需的兵力。那样的结果也只是假设，但这个决定将有助于揭毛奇的短。9月14日，埃里希·冯·法金汉取代了他，成为德军总参谋长。
8月25日，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在奈登堡总部拜访萨姆索诺夫时，后者看上去非常苦恼：“他还没有收到过妻子的信。”一封戏剧性的电报打断了他们的用餐，萨姆索诺夫和他的将军们收到电报后，便“用带扣挂上佩剑，道了别”。打扰他们的似乎是德军对俄军战线的开场炮击。事实上，8月26日和27日，当从德军的大规模炮击中逃出生天的幸存者们踉踉跄跄地进入奈登堡时，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惨状就浮现在萨姆索诺夫眼前了。他们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惊恐万分。诺克斯目睹了这支“长长的伤兵队伍”进城：“根据各种说法，伤亡颇为惨重，主要来自炮击，德军的大炮数量超过了俄军。”他遇到了一位修女，驾车拉着一马车伤兵，他们被跑掉的车夫扔在了路上。镇上的警察局长领她去了一座野战医院13。
27日，弗朗索瓦炮轰乌斯道的俄军阵地。炮击的目标是阿尔塔莫诺夫将军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一军，他们全都两天没吃东西了。到了上午11点，所有人非死即伤，或者撤退了。伦宁坎普仍然留在北方，和日林斯基一样，对指挥官同僚的困境一无所知。不实的报告挤占了电话线路。俄军队伍随即大乱。德军距离奈登堡不到8公里。诺克斯写道：
我们跑出（火车站），只见阳光下一架巨大的齐柏林飞艇在约900至1000米的高度盘旋。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安详！突然间，它飞快地投下了四颗炸弹，一个接着一个。伤亡是6人死亡，14人受伤，但伤亡本可以比这大得多，因为车站很拥挤……齐柏林飞艇在周围盘旋了一阵子，终于飞走了14。
乌斯道附近一条战壕中的俄军尸体
28日，萨姆索诺夫得到消息，有三个军在一片混乱中被赶了回来。面对大败，这位俄军将领把他的汽车和无线电设备送回了总部，还一时糊涂切断了与日林斯基的通信线路（他害怕来自后者的进一步命令）。然后他动身出发，策马赶赴前线，决心亲眼见证这场战役，并作为师长加入战斗。诺克斯目送他起程：
我们发现萨姆索诺夫正坐在地上仔细研究地图，参谋们围在他身边……他突然站起来，命令八名（哥萨克人）下马，交出他们的坐骑……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向他道别，萨姆索诺夫和他的七名参谋骑上哥萨克人的马，奔向西北方向，后面跟着骑兵中队的其余人员。他和他的参谋们都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他们说：“风水轮流转15。”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共计35万人的两支军队都试图将对方击溃。德军的大炮轻而易举地胜过了俄军：大规模的火炮齐射撞向大地，撕碎了俄军的战线。一些部队向前疾冲，又被挡了回来；另一些部队则消失在“一道烟幕后，生死未卜”。16村民和难民把大路和小径堵得水泄不通。谁知道确切的战况？谁能说清楚赢的是哪方？鲁登道夫的坐镇之地尽可能地靠近战场，位于乌斯道的一座小山上，在那里指挥他的将军们。萨姆索诺夫在前线某处，与日林斯基断了联系，和失踪没什么区别。他失去了所有的大炮和运输工具。
战争的迷雾在无望的场景中散去。8月29日至30日，萨姆索诺夫和他的部下在躲避从南面封锁其逃亡路线的弗朗索瓦部队时，突遇从北面向他们进逼的新的德军师。这些德军师是马肯森的部队，无比惨烈的贡宾嫩战役的幸存者。他们的到来宣示了现已被完全孤立的萨姆索诺夫军队的末日（见地图七）。
随之而来的是绝对的恐慌、屠杀和俄军第二集团军的完全投降。萨姆索诺夫和他的参谋们骑马逃出了这个炼狱，勉强逃过一劫。“沙皇信任我。如此一败涂地，我有何面目再见他？”心烦意乱的萨姆索诺夫向他的参谋们吐露道。17一天后，在维伦贝格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心灰意冷的他开枪自尽。他的军官们在夜里穿过树林，跌跌撞撞地走了64公里，回到了俄国的土地上。德军俘获了9.2万名俄国战俘，经过统计，俄军有5万人伤亡。为了正确看待这个数字，我们要知道，到了8月底，法军、德军和英军在西部战区的伤亡已经超过50万。
萨姆索诺夫手下的一位将军尼古拉·马尔托斯是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小个子男人，在弹片击中他的汽车时受了伤。他的旅伴是一名为了当译电员而女扮男装的军官妻子，她跳出车子，逃进了森林，在那里遇害。德国人俘获了马尔托斯，把他带到总部，鲁登道夫在那里粗鲁地奚落他。宽宏大量的兴登堡紧紧地握着俄国人颤抖的双手，并承诺归还他的佩剑。难怪他发抖：马尔托斯几乎失去了他的整个第十五军，全军中只有一名军官回到了俄国。
诺克斯写道，俄军的整个体系都失败了。他把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覆灭归因于德军大炮的威力和俄国军团指挥官的沟通不善。“另一方面，”他补充道，“许多俄国人毅然决然地战斗到了最后。”据兴登堡报告称，直到30日，俄军还在“极其顽强地战斗”。他们一直在战斗，直到几乎全员战死或被俘。诺克斯总结道：“俄国人只是些善良慷慨的好孩子，他们什么都没想，就在半睡半醒间跌进了一个马蜂窝。”18（他的判断未免有些草率。俄军的顽强将在布鲁西洛夫攻势中得到强有力的引导，并粉碎奥匈帝国陆军——见后文。）
与此同时，伦宁坎普的第一集团军无所作为，对南方的屠杀毫无察觉。留心到萨姆索诺夫的命运后，他让他的军团指挥官们行动起来，准备面对合兵一处的敌人。9月7日，整个德军第八集团军在第十一军和一个从西边赶来的近卫预备军的增援下向北折返，在马祖尔湖战役中攻击俄军：要将其各个击破。他们迅速击破了俄军左翼，迫使伦宁坎普进行长途曲折的且战且退。9月快过完了，他的部队退到了湖区的另一边，然后在25日转过身来对战线拉得过长的德军发动了反攻，夺回了大部分失地。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喘息之机。下一个失去勇气的俄军指挥官就是伦宁坎普，他放弃了。日林斯基后来指责他抛弃军队。然而，对于这次溃败，日林斯基也难辞其咎——这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各个击破”的例子——两位指挥官都被革职。伦宁坎普在耻辱中卸任。
坦能堡之耻并没有抑制俄军在其他地方的攻势——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加利西亚前线对老对手奥匈帝国的攻势。8月16日至9月10日间在喀尔巴阡山脉的阴影下进行的一系列战斗中，康拉德·冯·赫岑多夫遭遇了他个人的滑铁卢。他那37个光鲜亮丽的帝国师，代表奥地利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其他民族的90万人，对胜利充满信心，在沿着维斯瓦河和德涅斯特河的400公里前线上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个天然的漏斗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结果。他们面对的是俄国西南方面军的120万帝国部队（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集团军），由尼古拉·伊万诺夫将军指挥，他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炮兵专家，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在战斗前夕与他共进晚餐：“他……深受部下爱戴，他与他们频繁交谈。他的行事风格朴实无华……伊万诺夫在战争结束前不允许餐桌上出现葡萄酒。看着（与他共进晚餐的宾客）喝柠檬水，倒是很有意思19。”
康拉德的部队赢得了最初的胜利，把俄军赶进了布格河谷深处。但没过多久，不利的地形、糟糕的情报和混乱的队伍（康拉德的命令必须用15种语言发布）就给俄国的伊万诺夫将军带来了反击的机会。他以始终饱满的精力进行了反击。屠杀从佐洛奇夫开始，持续了数日。然而，这并没有纠正康拉德的错误想法，他仍然相信自己正在赢得一场伟大的胜利，其证据似乎就是被他误认为是更大胜利的小胜。我们无需钻研惨烈的伦贝格战役的恐怖细节，只要说它粉碎了奥匈帝国的军事自豪感就可以了。根据基根的说法，到9月10日，俄国已经造成了10万人的伤亡，并俘虏了30万人。20其他的消息来源称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5万伤亡和10万俘虏。21狂暴的俄军进行了追击，迫使康拉德的军队退后240公里，在此期间，奥地利最优秀的部队单位和指挥官被消灭殆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对维也纳来说都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这还只是1916年输给俄国的布鲁西洛夫将军那场更糟糕的败仗的前奏），奥匈帝国对它的记忆永远不会淡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最精锐的部队单位，第14蒂罗尔军和第6步枪骑兵团，几乎不复存在。奥匈帝国军队在普热梅希尔要塞的抵抗，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中表现出了唯一令人告慰的英勇立场。大约6个俄军师围住了这座巨大的要塞，并着手打垮被困在里面的12.7万军人和1.8万平民的意志。他们坚持了133天，这是这场战争中最长的一次围城战，以11万人投降告终。华沙战役也将被证明是俄国人的胜利，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初尝败绩。在1914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些令人身心俱疲的冲突使数十万人在东欧的平原上来回奔波，为争夺控制权而孤注一掷，这一切就像罗兹战役一样，以僵局告终，没有明确的胜利者。
东部的核心战斗坦能堡战役，并没有造成法国那种规模的死亡人数，但德军的胜利意义深远。德军挡住并击退了俄军的攻势，开始了打垮俄国人精神的漫长、痛苦的过程。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场明确的胜利。它保全了东普鲁士。它还向德国人表明，俄军并不像迄今为止人们认为的那样不可侵犯。萨姆索诺夫的第二集团军被全歼，只有第十三和第十五军的几千名散兵游勇逃脱了德军的套索。然而，这些损失只是俄国全部人力的一小部分，而且就纯粹的死亡人数而言，俄国还远不至于兵力耗尽：当时有数百万新兵和预备役人员正在接受训练。
这场战役的意义“在意志领域”更好理解，正如肖沃尔特所写的：它暂时打垮了俄国的意志。以“装备不良的预备队和要塞部队”为主的德军第八集团军打败了两倍于己的俄军部队。“舞台似乎已经为（俄军的）压倒性胜利搭好了，正因如此，坦能堡的影响才更具毁灭性。”22在革命后的临时政府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俄国战争部长A.J.古契柯夫说，他认为这场战争“早在1914年8月”萨姆索诺夫战败后就已经输掉了23。
在德国，这场胜利充满了传奇的神秘色彩。一批铁十字勋章被授予坦能堡的英雄们。将军们为是谁“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争论不休。弗朗索瓦和霍夫曼后来抢了大部分功劳，否定了围绕着兴登堡的传说。普里特维茨甚至也来邀功，自称是包围的发起者。但这场胜利增加了兴登堡—鲁登道夫伙伴关系的效力。两人后来也都对对方的影响力提出了质疑。兴登堡似乎没做什么事儿——霍夫曼后来开玩笑说，这位指挥官在战斗中从头睡到尾——但他坚如磐石的存在振奋了德军，也支持了从身边这位坚韧的老兵身上汲取力量的鲁登道夫。但无声的赞誉还是送给了鲁登道夫，他一直被认为是坦能堡真正的胜利者，兴登堡背后的“智囊和驱动力”，以及一位“在智力、品格和个性上都注定成为……真正掌权者”的指挥官。24确实，25年后，希特勒那些自鸣得意的将军们也渴望在后人眼里达到同样的高度，却只是徒劳。希特勒本人尽管厌恶普鲁士贵族，却也利用了坦能堡传说，尽一切可能将自己与年事已高的兴登堡联系起来。
保罗·冯·兴登堡
就奥匈帝国而言，东线战争预示着哈布斯堡帝国的终结。帝国的进攻能力还要再过两年才会被破坏掉，但在加利西亚的溃败之后，不祥之兆已然显现。康拉德继续将奥匈帝国成分混杂的军队带向惨重的失败，最终在1916年输给了俄国的布鲁西洛夫将军，这是有史以来伤亡最多的战役之一，造成奥匈帝国、德国和土耳其的130多万人伤亡。康拉德于1925年郁郁而终。2012年，奥地利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决定撤销赫岑多夫墓的“荣誉之墓”称号。几条维也纳街道和一本德语漫画书上还有他的名字。有一两位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他是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即便如此，他手下士兵的死亡率，以及他未能运用制胜战略这一事实，也说明了根本不是这回事。最后还是丘吉尔下了定论：他写道，康拉德让他的军队心碎，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耗空了这颗心25。
沙皇的军队一直留在战争中，直到1917年，革命者抓住机会利用他们的失败，使军队反对政府。俄国军官大多留在了旧军队中，他们被中伤、流放、监禁，或继续在白军中作战，而白军在随后的内战中成了输家。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1914年，东线的僵局最重要的结果是战事集中在了法国，集中在了西线的战壕和“绞肉机”中，数百万人的命运和欧洲的未来将在此决定。
坦能堡战役后的俄军战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