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的建立
就像浏览阿金库尔或弗洛登战役的死亡名单一样。
——英国小说家约翰·巴肯读到第一次伊普尔战役的伤亡名单时说
一首歌的曲调从远处传入耳畔，越来越近，从一个连队传到另一个连队，就在死神将一只忙碌的手伸进我们的队伍时，这首歌也传到了我们这里，被我们传唱开来：《德意志高于一切》。
——来自巴伐利亚第6预备师（第16预备团）的阿道夫·希特勒下士在伊普尔无辜者大屠杀期间所言
温斯顿·丘吉尔在1915年对维奥莱特·阿斯奎斯说：“我想我应该受到诅咒，因为我爱这场战争。我知道它每时每刻都在将数千条生命化为齑粉——可是——我不能自已——我享受着它的每一秒。”1对丘吉尔来说，这场战争并非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也不是政治失败的荒唐表现，而是一种兴奋的源泉。在以战争的纯粹刺激为乐时，第一海军大臣也说出了很少有人敢于承认的事情：许多人对前线的惨状漠不关心或一无所知，他们和丘吉尔一样狂欢，即便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抛开和平时期的拘束，明天就可能没命了，所以今晚我们就在街上跳舞吧，等等）。毫无疑问，许多人厌恶这场战争。那些已经失去或害怕失去儿子、兄弟和丈夫的家庭希望战争能够结束。然而，毋庸置疑，战争刚一开始就受到了欢迎。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捷报和英勇事迹而欢欣鼓舞。对许多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场美妙的战争。
维奥莱特·阿斯奎斯。她是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和玛戈· 阿斯奎斯的女儿、温斯顿·丘吉尔的密友
严厉的审查制度充当了幻觉的推手。任何人如被发现拍摄未经许可的前线或战斗照片，便会面临死刑。戴维·劳合·乔治的文人宣传员，那些被战争宣传局指派的优秀作家，都是现成的，可以很放心地让他们传播好消息，教导国民战争的正确性。至少丘吉尔坦率地承认了，他享受的代价是“数千条生命化为齑粉”。1914年9月，这些人即将堕入一个更黑暗的地狱圈[30]，它将迫使士兵们在战壕组成的穴居人世界中生活和战斗。
第一批战壕在埃纳河谷中挖掘，这条河流经瓦兹省和埃纳省，德军在9月12日之前已经撤退到了这里。南面是他们最近的征服所留下的残骸，其中最触目惊心的象征是被炸毁的兰斯大教堂的废墟，这座历时八个世纪的哥特式建筑之完美典范，顷刻间便毁于德军的炮火。《费加罗报》回应道：
野蛮人去死吧。他们烧毁了鲁汶的图书馆！昨天，他们又炸毁了兰斯大教堂！……这种可悲又徒劳的野蛮行为更是增加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仇恨。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同英国那冷酷而又美好的意愿：只有当一蹶不振、有气无力、死期将至的德意志帝国消失时，才会要求和平。我们必须杀死这头野兽2。
两个星期后，在接受了兰斯和其他城镇的结局后，《晨报》发表头条文章说：“傲慢的德国人很快就会被迫跪地求饶……德意志人将匍匐在协约国面前，就像匍匐在拿破仑面前一样3……”
贡比涅和贝里欧巴克之间的埃纳河宽约30米，北岸地势较高，提供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德国人开始了挖掘工作。沿着整条防线，步兵们拿起他们的挖掘工具，挖呀挖，仿佛在匆匆准备一个万人坑。德国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自1904年以来，他们已经在作战行动中对堑壕战熟能生巧了。他们的战壕是德意志人力量与效率的典范，并且将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不像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第一批战壕那样，仅仅是刮擦的产物。挖战壕是在响应一道最终命令：毛奇下令“加固并守卫到达的防线”。4 不会再往后撤退了。这是毛奇在9月14日被埃里希·冯·法金汉取代之前的最后一道指令。狙击兵再也不会看到匍匐在空地上的步枪兵了；在1918年停战之前，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及其盟友们的挖掘工作不会停止。
大多数英军和法军步兵仍然指望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1914年9月至10月，“在圣诞节前结束”的说法不胫而走。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挖壕固守的人们感觉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真该死，他们甚至是原地不动。虽然英国远征军中有些人在布尔战争中经历过堑壕战，知道该怎么做，但英国兵还是很容易怀有希望。于是他们也挖了起来。他们的第一批战壕是积满了水的沟渠，泥泞不堪，老鼠成群，深度几乎不足以掩蔽一个人的身体，是一厢情愿的表现，毫无条理可言。（可以与1916年至1918年的迷宫比较一下，那些迷宫深达两米，铺有木板，用的是实木框架，一些德军战壕用的是混凝土框架，里面塞满了沙袋，配有射击孔、军官住处、战地医院等，并通过曲折的支援战壕和侧面战壕与后方相连。木桩之间拉紧的带刺铁丝网堵住了通路，完善了战壕系统。）
抗拒战壕的法军士兵更不愿意挖——起初是这样。他们回避地下的战争，认为这是对他们顽固的进攻梦想的侮辱。在地壳下坐等，从心理和字面意义上都有失他们的身份。“有时德国人就在我们前面200米处，”法国炮兵军官热雷米·特里舍罗准将在10月给他的兄弟写信时轻蔑地表示，“他们尽可能藏得深一些，好能隐蔽起来。”5法军骑兵往往与步兵一样抗拒战壕：马很难藏得住。于是，法国兵继续在多多少少有些暴露的状态下作战，直到埃纳河战役最终打消了他们的指挥官对冲锋效力的盲信，他们也开始挖战壕，以供藏身。
年轻军官亨利·米歇尔在那年9月给妻子玛丽写信说：
我们已经在一条1.5米深的战壕里躲藏了三天两夜，这条战壕是我们在索姆省边境的阿米村以东50米处挖的……我们在第一线。离我们600米远的地方，一些乌兰骑兵正在被射杀。这个小村子在过去的三天里挨了1000多枚炮弹，几乎被夷平了。村民们都躲在地窖里……我所有的爱都给你，我对你的思念从未停止，再次见到你我会很高兴，亨利6。
几个星期后，他又写道：
亲爱的，你有所不知，我们活得像鼹鼠一样。当炮弹落下时，会把所有东西轰出10米远，它们炸出的洞能把骑兵和他的马一起埋进去。我们管它们叫“marmites”（重磅炮弹）……我们总是一边喊着“冲呀！”，一边端着刺刀冲出战壕，杀向德国佬的战壕7。
11月底，他写道：“玛丽，我越来越累了，我感到很难过，我想再见到你，想远离所有这些战火与鲜血的惨状，远离所有在平地上腐烂的尸体8。”
早期的战壕线从努瓦永延伸到兰斯，然后向东到凡尔登，再往南向瑞士拐去。它们的存在标志着野战、运动战的结束和地下消耗战的开始，在这种战争中，优势总在防守方，因为进攻方必须“越过”胸墙，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无人区，向敌军战线发起冲锋。从埃纳河战役开始，战争的战术难题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如何摧毁并突破敌人的战壕线？正面冲锋？侧面包抄？上刺刀？用炮轰？在他们脚下埋设炸药？用毒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的每一次尝试都将以失败告终。一个悲惨的事实证明了这种失败残酷的顽固性：埃纳河战役打了三次——分别在1914年、1917年和1918年。这三次战役打到最后全都成了死局。全都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
对战壕线的冲锋显然导致了无数毫无意义的伤亡，夺得的地盘却微乎其微，这一点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然而，尽管将这一切尽收眼底，指挥官们在战争期间却继续下令对战壕进行正面攻击，因为他们相信持续的炮击会将守军打死、打伤或打乱，使其无力抵抗步兵。每一方都被困在地下堡垒里，依靠重炮在对手的战线上撕开口子，把敌人打投降。
在埃纳河畔，德军的8英寸（200毫米）榴弹炮被证明远比通过英吉利海峡迅速运来的英军6英寸（150毫米）火炮更具杀伤力。如此火力之下，没有哪个军衔可以不受影响；死亡突如其来，几乎是随机分配。工兵E.S.布彻回忆道：“我们躲在干草堆后面，炮弹不断地落在我们正前方。”他站在蒙斯战役中表现出色的英国远征军骑兵师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将军身边：“一枚炮弹在我们面前不到五码（4.5米）的地方爆炸，碎片飞进了我们头顶上方的干草中……我离开时，一枚炮弹在我们之前站着的地方爆炸，炸死了我的好友，我刚刚还在跟他说话9。”
坐在爆弹下面的战壕里是一种很可怕的经历，有些炮弹在地下爆炸，有些则把成千上万的碎弹片撒到他们身上（后来还有一些会释放毒气）。幸存下来的人们很容易出现严重的休克，最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精神彻底崩溃（以及日后生活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然而，没有一个士兵能够逃出这种恐怖：逃离战壕是擅离职守，会被判处死刑。他们只得枯坐忍受。一些士兵宁愿投降，也不愿继续忍受。特里舍罗在给兄弟的信中说，德国人有时会“主动投降”，“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后退；如果他们后退，就有被判处死刑的风险10”。
然而，战壕里的士兵却找到了一个慰藉之源——伙伴情谊。最亲密的关系形成了，官兵之分出现了拉平效应：他们全都在这个坑里。即使是严格的普鲁士层级制度也无法抵御这种亲密度的拉平效应，正如德国军官瓦尔特·德利乌斯在那年晚些时候所写的：
在这个时候，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确实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面貌。再怎么有纪律和秩序，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士兵与军官的关系也还是变得更加亲密了……父亲只看得到民主的阴暗面，对其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即使我们的教育并非基于优等种族心态的原则，他的态度也还是将这些原则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并非按照保守主义信条被养大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臭名昭著的恶棍，而是凭借在战友圈子里和敌人面前的态度让所有人敬佩得五体投地的人物……在这里，在战壕里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任何的傲慢和愚蠢的自负都会消失，你会发现，同样的想法和烦恼，你们共同经历过的危险，使你们彼此团结11。
在前线，战壕是更安全的地方。敌我双方前方战壕线之间的空地被称为“无人区”——有时窄到只有50至100米——很快就变成了被炸烂的地貌，充斥着泥泞和树桩、铁丝网和碎石堆，到处都是蓄满了水和尸体的弹坑，里面伤员的哭喊声在漫漫长夜响起，直到死去都无人来救。在无人区，一点点细微的声响或颤动都会立即引来步枪或机枪的射击。步兵为什么宁愿选择夜袭，向敌人匍匐前进，也不愿选择1916年那种疯狂的白日冲锋，也就很好理解了。但等待可能让你丧命的炮弹，这种持续的、极端的压力使许多年轻士兵崩溃了——以至于前进似乎都成了一种解脱。那些患上了炮弹休克症的人还要被人嘲弄，被告知要去适应它。当时，政府、医院和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情况只不过是“神经过敏”或胆怯而已。
于是，在9月13日晚上，德国人坐在他们新挖的战壕里，在即将在未来几年里与士兵们朝夕相处的泥泞和寒冷中等待着追兵。沿着埃纳河北岸的山脊，有一条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常走的路Chemin des Dames（因此被称为“贵妇小径”），战壕就是沿着这条路挖出来的。英军通过浮桥或断桥渡河，在浓雾中到达了布尔和科曼与弗尼泽勒之间的河岸。他们沿着山坡前进，从渐渐散去的雾中如鬼魅般出现，遭遇来自看不见的阵地的德军步枪和机枪的扫射——这是士兵们在战争中第一次试图攻击战壕线。他们或是被打死打伤，或是被阻止。
法军第五集团军利用克卢克和比洛之间的缺口，向贝里欧巴克推进。他们的攻击同样没有持续太久。英法联军在挖壕固守的德军面前无能为力。当一条战线在大炮或步兵的集中攻击下崩溃时，新的部队会涌入这个缺口，并疯狂地把战壕挖回来。9月14日，第一批挖壕用品运到——这表示德国人要留在那里了。他们挖出了更深的战壕、支援战壕和衔接战壕。他们在木桩之间架设铁丝网……任何能够让敌人冲锋减速的东西。他们坐在那里，观察等待。
法军和英军别无选择，只能效仿德军。他们开始挖战壕。发出了从当地农场搜罗铲子和十字镐的命令。协约国的第一个战壕系统在埃纳河北岸的更远处成型。这次的努力成果是粗制滥造的浅壕沟，但它是一个开始——使埃纳河成为西部战区第一个以壕沟固守的战场。占据优势的是防守方，直到进攻方将步兵攻击的时间调整到与火炮一致（如1917年帕斯尚尔最初的几场战役）。协约国军队的一次冲锋过后，德军还在战壕里沉睡，“在冷却的大炮之间，在死者和伤者中间……风在战场上呼啸而过”，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写道。马站着睡觉。数以百计的重伤员躺在沾满自己鲜血的稻草垫子上。但德军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人的猛攻12”。
到了9月20日，两军被固定在了埃纳河谷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前进。纵向和横向不断加深的战壕线警告人们不要正面进攻。惰性开始滋生，点缀着炮火的、长时间的千篇一律成为常态。德国军官瓦尔特·德利乌斯写道：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还指望迅速推进，那么后来我们渐渐明白了，我们被困在了这里，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都将是这样。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胜利希望……不得不被葬送。一种消沉的情绪随之而来。上面的命令使我们断定，他们已经不再指望继续前进了。步兵在战壕里闭守13……
两个星期后，他写道，战壕就像“一座迷宫，我们经常彻底迷了路。你不能露出鼻子，否则那些英国人和他们锐利的目光很快就会教你做人”14。
缓慢减员的痛苦传到了英国人的客厅。阿瑟·本森在9月19日读到关于第一批战壕的消息时写道：“一想到连续不断的可怕战斗，以及为了这么一点点而失去的所有生命，这场战争就会化作一种肉体上的疼痛……现在看来，埃纳河那边似乎陷入了某种僵局。双方都无法向前推进。”15一个星期后，“可怕的埃纳河战役继续进行着，德军在战壕中固守……所有这些可恶的虚耗让我觉得很不舒服16”。
东边也没有任何突破的希望，部署在摩泽尔河的强大军事力量根本打不动。因此，对阵双方转向了北方和西北的香槟地区和佛兰德之间唯一的开阔地带。随之而来的是“奔向大海作战”，部队和武器从埃纳河向比利时海岸疾行，对“暴露的侧翼”展开了“疯狂的搜寻”（见地图八）。17双方的赛跑不是为了奔向大海，而是为了找到“对方军队的北翼”，在敌人有机会挖壕固守之前洞穿他们的战线18。
安特卫普被烧毁的房屋
这四个国家在这场赛跑中有着不同的战略目标。德国人的双重目标是突破法军和英军的战线，以完成向巴黎的进军，并占领海峡的港口，以切断与英国的补给联系。法国人的目标是保护巴黎不被德军绕过来攻击，并从侧面包抄敌人，然后通过比利时将其赶回去。英国人的目标是保卫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和沿海城镇，尤其是伊普尔，这些地方对增援英国远征军至关重要。而救援安特卫普却被迫撤退的比利时军队的目标是支援他们的英法盟友，主要是通过保卫伊普尔和北海之间的艾泽尔河运河系统。
这场大型赛跑于9月中旬开始，11月结束，从埃纳河一直跑到了艾泽尔河口。比赛的赛程为250公里，包括沿着“死亡条带”在埃纳河（9月12日至15日）、皮卡第（9月22日至26日）、阿尔贝（9月25日至29日）、阿图瓦（9月27日至10月10日）、拉巴塞（10月10日至11月2日）、梅森（10月12日至11月2日）和阿尔芒蒂耶尔（10月13日至11月2日）的一系列会战，最终在艾泽尔河和伊普尔（10月底至11月中旬）的惨烈战斗中达到高潮。伊普尔是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这座城墙环绕的古城——为罗马人所知，在中世纪重建——是协约国在加来港和布洛涅港之前的最后一道防御屏障，倘若失守，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最短补给线就会断掉。19对德军来说，占领伊普尔，他们便能够阻止协约国军队穿过佛兰德大军压境，保护根特—鲁瑟拉勒这条铁路网中轴线，它对德军在比利时的机动性和整个北翼的补给至关重要20。
这是从大局上看。细看的话，这些战役涉及数十万人，他们被困在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系列武装暴力中（很快就将在1916年索姆河和凡尔登的大规模战斗中被超越）。仅仅是伊普尔战役就导致英国远征军被消灭殆尽，伤亡率超过30%。对这场骇人听闻的战役的详细叙述超出了我们这本书的范围（伊恩·贝克特的《伊普尔：1914年的第一次战役》是最详细的单卷本专著）。我们提供的是这场战役的概要，它结束了奔向大海作战，使五分之四的英国远征军死亡、受伤或失去战斗力，并且名正言顺地作为历史上英国人勇气的最有力证据之一被人铭记。
10月初，毛奇的继任者埃里希·冯·法金汉决心将德军第六集团军派往佛兰德。很快他又用从安特卫普围城战幸存者中抽调过来的第四集团军和其他从东边调来的部队来增援它。他打算“尽快以尽可能强大的兵力”攻打佛兰德前线。21德军的目的是开辟一条通往沿海港口敦刻尔克和加来的道路，并破坏这些港口，从而切断英国通往法国的生命线。与此同时，法军派出了由莫德于伊将军指挥的新组建的第十集团军，并得到了9月底和10月初登陆的英国援军的支援。10月初，福煦晋升为法军北方集团军群司令，专门负责协调比利时和英军部队（这些部队必然隶属于规模大得多的法军）。担任这一职务时，福煦将再次运用在马恩河战役中效果甚好的指导原则。他后来解释说，一名总指挥官本着这种精神，福煦知道如何对付约翰·弗伦奇爵士。约翰爵士最初拒绝与他的高卢盟友合作，告诉他的骑兵指挥官休伯特·高夫“不要答应法国人的任何求助”。他拒绝为他们出战。23法国将军们无心理会约翰爵士的别扭脾气。福煦已经在战斗中失去了儿子和女婿。指挥第二集团军的爱德华·德卡斯泰尔诺将军有两个儿子阵亡，自己也陷入了沮丧之中（他后来又失去了第三个儿子）。霞飞和福煦想要的是决定、行动和结果。（约翰爵士不愿合作的态度加快了那个已经开始的进程，最终导致他于1915年12月被解职，由黑格将军接替。）
决不能让自己受到自身特殊情况的不确定性和危险的影响……相反，他的责任是绞尽脑汁，发挥想象力，寻找能够使他的部队坚持到危机结束的方法22。
10月8日，约翰爵士带着安特卫普即将沦陷的消息去见福煦。保护这座城市（并为国王和他的政府提供庇护）的古老要塞正在德军大炮的威力下崩塌。为了增援安特卫普，丘吉尔于10月3日下令派出两个海军陆战队营和两个海军旅——这一姿态被阿斯奎斯斥为“无谓的屠戮”。24这几个旅属于特别组建的皇家海军师，他们是作为步兵作战的水兵，被称为丘吉尔的“老练水手”。他们中那些大名鼎鼎的成员包括诗人鲁珀特·布鲁克、未来的政治家和讽刺作家A.P.赫伯特、将在战争中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三枚杰出服务勋章的未来新西兰总督伯纳德·弗赖伯格，以及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剑桥双重一等学位和校监金奖获得者、二十五岁的阿瑟·蒂斯德尔海军中尉。蒂斯德尔将在1915年一次勇气超凡的行动中殒命，为此获得了死后追授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给家里写信说：“安特卫普，这座燃烧的城市，在黑夜中是一幅可怕而壮观的景象，照亮了整个周边地区……自己如此没用，这种感觉糟透了25。”
尽管比利时和英军部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事实证明他们无法拯救这座城市。安特卫普于10月9日沦陷。没有被杀或被俘的“老练水手”和国王以及主要大臣一起撤离。围城的结束使德军第四集团军可以腾出手来向伊普尔和艾泽尔河发起进攻，那是奔向大海作战最后的大奖。
反思这次失利时，约翰爵士消沉地问福煦，现在德国人是“整个比利时的主人”，协约国应该如何对付他们。26福煦以一贯轻松乐观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往往会在约翰爵士看到或预料到大败的地方看到胜利（在洛林，在马恩河）。这很有效。这次会面后，福煦给霞飞写信，表达了他对法军和英军信心得到极大恢复的喜悦之情。他建议向比利时海岸推进。法军走经拉巴塞和里尔的南线，英军走北线。福煦补充说，约翰爵士已承诺“尽可能充分、迅速地支援法军的作战行动27”。
战事转移到了佛兰德战场。佛兰德很快就变得像被夷平的月球表面一样，但与人们后来普遍持有的这种印象相反，在1914年秋天，它看起来和几个世纪前并无二致：一片荒凉的、被雨水浸湿的土地，遍布着平缓的山丘和山脊，上面覆盖着梣树、栗树和橡树林，嵌在沉郁的“伊普尔黏土”[31]上。这是一片单调乏味、雾气弥漫的土地，“忧郁悲伤的气息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融化在北海的灰色水域中”。28福煦到达时，从伊普尔布料厅的塔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疏疏落落的白色村庄，坐落在散布着树篱、谷仓和堆肥的烟草地和甜菜地里，田地铺展成荒凉的平原，季节性地点缀着罂粟花，它们往往从被犁或炮火搅动的土壤中长出：“一片绿色的汪洋，有一些白色的小岛，用美轮美奂的教堂和优雅的尖塔标明富裕村庄的位置。无论哪个方向都不可能看到旷野。”29现在，这个地势平缓、居民勤劳的地区将在四国军队的枪炮和军靴下遭到重创，几乎不间断的战斗持续了四个多星期，直到11月中旬。
一战中的伊普尔布料厅
10月10日至19日，英军和德军在伊普尔集结。这座城市对交战或围城并不陌生。罗马人曾经攻打过它。时光荏苒，法国人、荷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军队也曾陆续在血腥的权力游戏中攻打过它。1383年，诺里奇主教亨利·德斯潘塞率领一支英格兰军队占领了伊普尔。他说这是“一座漂亮的古城，有鹅卵石铺成的狭窄街道和一些精美的建筑”，然后将其围困了四个月，直到法军前来解围。301678年，一支法国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此后，工程师沃邦设置了一系列壁垒，以阻止更多的入侵者。
1914年10月中旬，英国远征军第二军（由不知疲倦的史密斯—多里恩指挥）、第三军（由平平无奇的威廉·普尔特尼将军指挥）和一个骑兵军（由强悍的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指挥——后来的陆军元帅艾伦比成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支持者）占领了城东约8公里处的一连串山脊，这些山脊在军事地图上以附近村庄的名字命名：帕斯尚尔、布罗德辛德、梅森、赫吕费尔德。在初期的冲突中，德军压倒性的人数优势迫使英军撤出这些阵地，回到了城市的壁垒中。第三师的指挥官休伯特·汉密尔顿将军阵亡——这对史密斯—多里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失去了右臂，因为在我的军中，他就是我的右臂”。3110月20日，黑格将军的第一军抵达，驻扎在城郊。直到10月26日，才会有更多援军抵达（第一支英联邦部队印度军团拉合尔师预期届时抵达）。
20日，德军沿着尼乌波特至阿尔芒蒂耶尔全线发动了另一次攻势。守卫艾泽尔河的比军沿着运河修筑了一条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战壕线，称之为比利时堡垒。比军的六个师抵挡了德军四天，直到濒临崩溃，并遭受了1.8万人的伤亡，才在最后时刻想出了一个奇策：他们淹没了运河以东的高度灌溉区。比利时工兵突然想出了一个淹没整个地区的方案，即打开尼乌波特拦截海水的水闸，并堵住尼乌波特—迪克斯迈德铁路路基下的22个涵洞。
克努特国王曾假意尝试阻挡海洋[32]，这里的情况却奇迹般地颠倒过来了，依靠的是北海潮汐、风向和巨大水闸的开启这三者的协同运作。比军在10月26日至30日间成功地完成了这件事，制造了一个28—35公里长、3—3.5公里宽、大约1米深的潟湖。比军前线部队很快便发现，他们正在及膝深的水中战斗。起初，德军认为水位上升是强降雨的缘故，但撤退的部队回头看时，只见“绿色的草甸……被肮脏的黄水淹没”。32洪水阻挡了德军的进攻，结束了艾泽尔河战役，扼杀了德国夺取海峡港口的所有希望，使法军第三十二军得以抽出身来在伊普尔作战。此时，德军的处境极其悲惨。他们缺少食物，尤其是面包，吃不上热乎饭，被迫喝被绿藻污染的水，在一名军官尸体身上发现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已经沦落至“与野兽无异的状态”33。
在10月的最后十天里，刚刚到来的德军第四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分别在符腾堡将军和鲁普雷希特将军的率领下，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了伊普尔。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负责守城，他还在相信错误情报，因此他并不知道，敌军的人数已经远超英国远征军：14个德军步兵师对阵7个英军和法军步兵师（其中3个是作为步兵作战的骑兵师）。德军的大炮是对方的两倍，后来更是有了多达十倍的重炮。双方都为每个营配备了两挺机枪。英军在一个关键领域优于德军：他们拥有一流的步枪兵，训练有素，可以发射赫赫有名的“一分钟15发瞄准弹”34——比他们的新兵对手快得多。
德军在佛兰德各地发动了大型的连续密集进攻——他们成了英军步枪射击的活靶子，陷入英军步枪射出的一发发子弹组成的枪林弹雨。德军又一次以为他们可以顶着机枪推进。数以万计的人倒下了。然而，德军的人数优势确保还是有许多人到达了英军防线，并且在埃讷蒂耶尔差一点消灭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沃尔特·康格里夫准将的第18旅（第6师）的舍伍德森林人团第2营。该营的大部分人战死、受伤或被俘。艾伦比9000人的骑兵军遭到了德军2.4万人的持续攻击，被赶回了梅森的山脊。骑兵没有骑马；他们和步兵一样挖战壕固守。他们偶尔也会骑上马，“从战场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35他们的战壕是匆匆挖好的，只有一米深，泥泞不堪——而不是官方历史记载中“经过详尽规划的迷宫”。36第一批沙袋直到10月28日才运抵。
德军坚持了下来。他们利用巨大的人数优势，将这座城市缓缓包围在一只虎钳中，令其饱受折磨。约翰·弗伦奇爵士仍然拒绝相信德军的人数比他多。约翰爵士认为，德军只有一个军威胁到了黑格的阵地，于是命令他向科特赖克推进，最终目标是帕斯尚尔。事实上，黑格面对的是德军的五个军，这迫使兵力薄弱的英军进行单独的集中作战行动，由炮兵来堵住缺口。德军攻势的真相证实了黑格对他的上级军官的恶评，也坚定了他取而代之的野心。
22日晚，几个德军预备团在朗厄马克附近向英军发起冲锋，根据“朗厄马克传说”，他们一边奔跑，一边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事实上，他们是在听起来不那么像德语的比克斯霍特附近发起的进攻，而且更有可能唱的是《守卫莱茵》，这是团的行军歌，经常用来在大雾中识别彼此。37曾与巴伐利亚第6预备师（第16预备团）一起在伊普尔作战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忆道：
一首歌的曲调从远处传入耳畔，越来越近，从一个连队传到另一个连队，就在死神将一只忙碌的手伸进我们的队伍时，这首歌也传到了我们这里，被我们传唱开来：《德意志高于一切》38。
这次进攻比英国人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加残酷。德国人以不假思索的自杀式勇气冲了过来。他们破坏村庄、教堂、农场——任何挡在路上的东西。他们向英军飞奔，几乎不顾自己的性命，仿佛在拥抱死亡，仿佛是要证明他们的生命在为国家效力时是可以牺牲的。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第2营的哈里·狄龙上尉目睹了“一大群灰衣人……发起冲锋，使出全力向我们直冲过来，离我们不足50码（45米）”。他曾警告过他的部下预计会发生什么，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幕。他“从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开过这么多枪”。进攻者倒地身亡，偏离了方向，摇摇晃晃地栽在地上，直到夜里只有“巨大的呻吟声”响起，“断手断脚”的人们试图爬走。39二等兵H.J.米尔顿看到大批德国人“简直是在找死，他们出发时大声嘶喊，但回去的寥寥无几。叫喊声撕心裂肺。”40那一夜，一些英军连队平均每人发射了500发子弹。
德军在伊普尔完全就是向敌军猛扑过去，正如一个人回忆说：“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忘记这次猛攻。”幸存者们摇摇晃晃地走回或者爬回他们的战壕。“周围没有一栋房子不被射成筛子。放眼望去，只见大堆碎石瓦砾。”他们在田地和花园里大肆搜刮食物。一名军人写道：
现已逃离的居民们的所有财物都被破坏了，我们用许多精美的家具当柴火，或者作类似用途。我们的战壕用门、衣柜和其他种种我们认为建造冬季住所时能够派上用场的物品加固……我们利用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稻草和庄稼。要么用作被褥，要么脱粒后用来做面包。法国人回家后，只会充分感受到他们的处境之悲惨41。
现如今，参加了第一次伊普尔战役的德军24917人的尸体被埋在朗厄马克的一个万人坑中。德军的损失包括大约3000名学生志愿兵。他们的死亡——约占总数的15%——引出了“伊普尔无辜者大屠杀”的传说。他们并不是传说中的儿童，尽管许多人年仅十七八岁。他们是浪漫主义梦想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们，祖国荣耀的信徒，也是改变了年轻人思想的战争宣传的牺牲品。他们的英国对手是职业军人，意志坚定的英国兵，正如基根所写的：“工人阶级，长期服役的正规军，出身低微、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新兵”。42他们对这些攻击他们的年轻人那种神神秘秘的德意志爱国主义不以为意。他们接受的训练是杀人，赢得战争，然后回家。
到了10月25日，英军已经撤到了梅森、霍勒贝克、赞德福德、宗讷贝克和朗厄马克等村庄划出的半圆之内。炮弹短缺使他们的火力沦落到了“可悲可叹的状态”，约翰爵士写道。英军曾计划让每门大炮每天平均消耗10发炮弹。在伊普尔，它们每天至少消耗50发炮弹，而在危急关头则是80发。一些处于困境的炮台在24小时内发射了1200发炮弹。如果炮台以炮手们喜欢的速度，每分钟发射4发炮弹，那么在伊普尔，每门大炮都将在不到7个小时的时间里耗尽拟定用上6个月全部存货43。
这种可怕的情况似乎与两天后约翰·弗伦奇爵士发给基钦纳的电报相矛盾，他在电报中自信满满地表示，德军“完全没有能力发动任何猛烈、持续的攻击”。44很少有比这句话更有力揭示出英军情报与实际情况之间差距的了。那一天，法金汉发布了10月30日利用一支强大的新部队——由马克斯·冯·法贝克将军指挥的法贝克集团军群——在伊普尔重新发动进攻的命令。该部队包括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和巴伐利亚第二军，这些训练有素的新军得到了凶残的集中炮火的支持：257门重炮和榴弹炮被运到了从梅森到赫吕费尔德一线。它们的加入使德军在兵力上占据了二比一的优势，在火炮上占据了十比一的优势。45法贝克集团军群打算击溃英军的防御，并占领伊普尔以南的凯默尔山——一个可以轰炸该城的制高点。在主要攻势之前，法贝克于29日利用现有的第四集团军部队对赫吕费尔德发动了进攻，他们在争夺赫吕费尔德以东的十字路口控制权的残酷斗争中击退了人数较少的英军（英军的两挺机枪在路口卡住了，这点帮助不提也罢）。
情况的严重性迫使黑格将军派出了他的主要预备队（第2旅）。他们堪堪守住了这座村子。夜幕降临，大雨如注。此时，英军正在为活命而战。然而，不知为何，约翰·弗伦奇爵士没有搞清楚他们的状况，他以为他的部队要去追击德军。当天，他给基钦纳发电报称：“如果接下来能够成功，就将取得决定性的成果。”46黑格没有理会这些命令，而是挖壕固守，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打击。打击于10月30日星期五的黎明时分到来，伴随着一个小时雷鸣般的轰炸。早上6点30分，法贝克新来的步兵发起了攻击。黑格的部队起初守住了阵地，但英军骑兵被逼退，放弃了赞德福德村。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国远征军还是坚持了下来，震惊了德国人，或许也震惊了很多自己人。
然而，在英国远征军的经历中，没有什么比得上德军次日的进攻，那天，法贝克下定决心，必须为德皇拿下伊普尔。哈里斯写道：“10月31日星期六不仅是1914年，也是整个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日战斗。”47英军首当其冲，因为法军战线上“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福煦后来写道。48天刚亮时很暖和，雾气渐渐散去，露出了一排排“疲惫、憔悴、胡子拉碴的士兵，脏兮兮的，浑身都是泥，很多人衣衫褴褛”。屹立在“大英帝国与没落之间”的只有他们了。49他们要对抗的是两倍于己的人数和十倍于己的炮兵火力。
从那天上午的轰炸中活下来的人绝不会忘记。德军的大炮轰烂了黑格第一军的各条战壕，留下了一片泥潭和尸体，逼退了震惊得难以置信的幸存者。赫吕费尔德在正午时分落入德军之手。前线的英军指挥官洛马克斯将军请求增援，但只有菲茨克拉伦斯准将领导的伍斯特郡团第2营的350人可以来援。投入战斗的他们向赫吕费尔德镇发起冲锋，并在一场惊人的逆转中夺回了该镇——伤亡惨重。据黑格的一名参谋说，“就好像我们都已经被判了死刑，却突然得到了赦免一样”。50（战争在那天判了洛马克斯新总部的死刑。城堡被直接命中，他的五名参谋当场死亡；洛马克斯和另外两人受了致命伤。）
某一时刻——有说法是当时大势已去，但真实性存疑——黑格叫来他的马，威风凛凛地骑马来到前线，率领他的部下取得胜利。这位将军确实曾骑马走在梅嫩路上（早餐后，8点整），但其目的和效果仍不清楚。这当然不是黑格的辩护者后来所称的战役“转折点”：黑格出发时，心里十分清楚，英军已经夺回了赫吕费尔德。对于这个“转折点”，另一个势均力敌的争夺者可能是福煦当天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潦草指示：“绝对不能撤退，”他敦促约翰爵士，“因此，士兵们必须挖壕固守……守住他们现在占据的地方51。”
这正是英国远征军在做的。抛开将军们自称取胜的种种说法吧：伊普尔真正的胜利者是英军步兵（以及作为步兵作战的骑兵）。他们从未放弃；他们坚持着，让“每一片灌木丛、树篱和残垣断壁”都接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52在南边，骑兵几乎被逼退回凯默尔山，但又重新赢得了主动，把德军赶了回去。无论德军步兵在哪里突破英军防线，战壕、路障、铁丝网和特殊的“强化点”（黑格的首席工程兵赖斯准将及其部下的杰作）所组成的迷宫都会阻止他们，这时，协约国军队的步枪就会向闯入者开火。这些战斗在几条战线上激烈进行：在赫吕费尔德，在阿尔芒蒂耶尔附近，在修女树林和多边形树林。到了11月11日，英法联军已经阻止了德军的推进。战斗在疲惫和严重的炮弹短缺中渐渐偃旗息鼓。到了那时，英军已经沦落到每天只发射6发炮弹的地步。
协约国赢得了第一次伊普尔战役，并守住了这座城市。英国军事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团曾在这里作战，英国一些最古老家族的成员也死在了这里：温德姆、菲茨克拉伦斯、道内、韦尔斯利、卡多根、布鲁斯、戈登—伦诺克斯、金奈尔德、卡文迪什和汉密尔顿。小说家约翰·巴肯将阅读伤亡名单比作“浏览阿金库尔或弗洛登战役的死亡名单”。53一个个部队单位几乎整个全灭——死亡、受伤、失踪或患病。到了11月4日，1.8万人的第一军第1师只能把92名军官和3491名士兵派上战场。到了11月11日，通常有4000人的第1近卫旅只剩下4名军官和300名士兵。54英军损失了55395人，包括死亡、受伤和失踪（总兵力也只有163897人——34%的伤亡率可以说是相当严重了），其中7960人死亡。法军的总伤亡人数超过5万人，比军有21562人，德军有134315人，其中19530人死亡55。
护士们在战地诊所和野战医院里当场记录了这些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三十二岁的英国护士玛莎·威索尔（婚前姓艾特肯）在1914年11月30日写道：“昨晚我照料了48名病人，都特别安静。一个几天前被打掉了腿的可怜人死了。他直到最后都还很清醒，时不时地问我‘护士，宣布和平了吗，啊，我在战壕里的可怜伙伴们’。可怜的小伙子，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是要永享和平了！”56当月，另一名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开始帮助协约国士兵逃离德国占领下的比利时。她后来被捕，被指控为叛国罪，并被德国行刑队枪决，尽管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抗议和愤慨。
伊普尔的伤亡人数虽然可怕，却只是迄今为止伤亡的一小部分。伊迪丝·卡维尔在战争的前四个月里，法国的死亡总数超过了30万（仅仅在9月，法国就损失了20万人——死亡、受伤和失踪），德国的死亡人数总计为24.1万，比利时和英国的死亡人数各为3万。57前四个月里，法国和比利时的总伤亡人数——死亡、受伤和失踪——超过100万，在当时是军事史上最集中的死亡率。
协约国军队在伊普尔的胜利说明了一个惨痛的教训：由熟练的射手守卫、以壕沟防守的部队可以击败通过开阔地进攻、规模远胜于己的敌人。冬天的临近和炮弹的短缺推迟了战斗，战争也在僵持的状态下渐渐陷入停滞。他们把11月和12月的时间用来加深他们的战壕线，以及重建他们的部队。沿着西线，各方军队都在挖战壕。在埃纳河、索姆河、凡尔登、摩泽尔河，在河谷中和山脊上，双方把底土固定在曲折的战壕线中，倒A字形的木架支撑着刚好铺在烂泥上方的木板道，也撑起了战壕。这些用沙袋防御、经久耐用的战壕将成为士兵们未来四年的家。
援军涌入战线。8月到12月间，数百万新兵从法国、英国、俄国和德国赶来：基钦纳的“伙伴营”，年轻的法国兵，看似无穷无尽的德国青年补充兵员，以及来自西伯利亚最边远地区的无数俄国人。所有人都迅速接受训练，穿上军装，投入战斗。法国士兵埃米尔·福塞所在的营于11月抵达伊普尔（他们此前曾在桑布尔河作战）：“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比利时，我们将在那里度过整个冬天……我们必须日日夜夜站在战壕里，这里积满了水、烂泥、尸体……”冬霜如期而至：“我每晚都要背着物资，在泥泞中走上20公里的一个来回。确实很辛苦，但走路使我的脚不至于像许多同伴那样冻僵58。”
战斗的暂停使人们注意到了身体的不适：烂脚丫、老鼠和最恼人的玩意儿（也是战壕热的传播者）——虱子。法国担架兵雷蒙·克莱芒写道：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把衣服脱了。我看到成百上千只虱子和幼虫从我身上跳了出来！它们到处都是：在我的衬衫里，裤子里，内衣裤里，等等。我使劲抖搂衣服，最后又穿上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待下一次换班，把衣服用开水烫59。
老鼠沿着战壕的地板，在筋疲力尽的士兵身上飞速窜行，寻找食物。他们以腐肉为食。罗伯特·格雷夫斯后来写道：“老鼠从运河过来，以大量的尸体为食，繁殖迅猛。”一名新来的英国军人“发现两只老鼠在他的毯子上为了争夺一只断手而打得不可开交”。60格雷夫斯补充说，这个故事成了一个有名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