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夜，在两军战壕仅相距50米的圣伊夫，德国人喊道：“圣诞快乐，英国佬！”英国人回喊道：“圣诞快乐，德国佬！”德军的胸墙上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人影，穿过无人区向英军战壕走去。英国人没有开火，而是走出战壕迎接敌人。他们交换了朗姆酒和杜松子酒，互相看了亲人的照片。著名的圣诞节休战就这样开始了，这是大战中最暖心的传说之一。戴维·劳埃德—伯奇中士目睹了德军和英军部队“埋葬战壕之间的死者。双方交换了香烟和雪茄。白天可以待在战壕上方……这种感觉是如此的奇妙。要是在平时，就意味着暴毙。这次休战一直持续到元旦……想到他们前一天还在交换纪念品，后一天就要相互厮杀，似乎很让人难受”61。
《伦敦新闻画报》描绘圣诞节休战的插画
事实上，并不是伊普尔突出部的整条战线上全都在唱《平安夜》。很多地方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着。协约国和德国的大多数将军都不赞成与敌人亲善，后来还禁止了这种行为。阿道夫·希特勒也对休战不以为然。
于是，双方回到了他们的战壕里，继续恶狠狠地盯着无人区的另一边，想着在新的一年里，从比利时海岸蜿蜒到瑞士山区的战壕线胸墙上方会发生些什么。这条长达765公里的大裂缝从太空中都可以看到，在1918年之前，它多多少少保持着同样的状态——不时有血流成河的断裂和入侵，使数百万人流血，却没有取得什么领土收益（见地图九）。他们称之为“西线”。
尾声
世界终结之年
在我的内心里，似乎有某种将我与祖国牢牢绑定的东西被撕裂了……我感到空虚，我感到孤独。一切都在离我而去，似乎要抛弃我。
——法国担架兵雷蒙·克莱芒在1914年底的日记中写道
我在圣约翰学院的墙边走来走去。这场战争把我们害惨了！这附近根本没有本科生，现在也很少有研究员……
——诗人和学者阿瑟·本森在1914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INCONNU…INCONNU…INCONNU…”在成千上万的白色小十字架上，只有这一个法语词“姓名不详”。它在法国北部数百座公墓的一排排坟墓上重复出现，传达出一种超越死亡的意味。它暗示着毁灭，仿佛整个民族都被抹除了，被忘却了，被灭绝了。这个词是终极的判决，是对虚空的哀求。如果说这些战士是无名的，那么他们怎么样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被夺走的、未曾度过的人生是怎样的？“姓名不详”完全没有英联邦为失踪者准备的墓志铭“他的一切上帝知道”那样的慰藉精神。伫立在蒂耶普瓦勒、维莱布勒托讷或泰恩科特公墓的白色石碑间，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不禁从吉卜林温和且充满希望的语句中感受到些许慰藉。
到战争结束时，有300万军人被列为失踪人员，他们的尸体从未被验明。他们消失在无人区，消失在索姆河和佛兰德、埃纳河和桑布尔河的泥泞中。他们在弹坑中流血而死。他们被埋葬在被炮击的战壕里或地下坑道中。他们淹死在帕斯尚尔被炮弹搅动的沼泽中。他们消失在凡尔登绞肉机中。他们被大卸八块，与土壤混在一起，碎成了渣。身体的各个部位难以辨认。没有人知道这只手或那只脚属于谁，这颗头又曾经长在何人身上。假以时日，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政管理在这方面倒是很有效率：列名单。任何没有出现在“最后岗位”——当天的最后一次检查——的人，都被登记为失踪。会有一小部分人擅离职守。大多数人是受伤或死亡。如果他们的尸体从未被找到，他们的名字就会作为失踪者被列在纪念碑的墙上：在伊普尔、索姆河、凡尔登、贵妇小径，以及法国和比利时数以百计的公墓。帕斯尚尔的泰恩科特公墓是最大的英联邦战争墓地，安葬于此的11956人中，有3587人躺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还有54900名英联邦军人的名字作为失踪者被列入伊普尔的门宁门战争纪念馆。法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也在深不见底的战场之墓中失去了无数的军人。在伊普尔东北的朗厄马克，坐落着西欧最大的无名墓：那里埋葬着24917名德国军人，其中7977人仍然姓名不详，他们中有很多是在“无辜者大屠杀”中身亡的学生。
直到最近，尸体的身份才得以验明。大战中第一具经过DNA鉴定的尸体属于澳大利亚士兵杰克·亨特，他于1917年在伊普尔附近的多边形树林中死在弟弟吉姆的怀里。吉姆将他体面地埋葬在了一个临时的战争墓地。战后，吉姆回来为哥哥举行一场像样的葬礼，却找不到杰克的遗骸了。直到2006年，一队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才在该地区确认了几具尸体。一份可能的军人名单被公布出来，他们的家人同意参与DNA检测。杰克·亨特的侄女提供了她的DNA样本，该样本与她伯父的样本完全吻合。他的名字从门宁门的名单中删去，他的遗骸于2007年的国殇纪念日被改葬在多边形树林的孤山新不列颠公墓。他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迷路90年后终得安息”。
战争坟墓的墓志铭共同讲述了一部人类情感简史。在战争的这几年里，墓志铭的语气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大多数墓志铭倾向于表达失去儿子、丈夫或兄弟的父母、妻子和家人正常的、发自内心的悲痛：
活在所爱之人心中的人永远不死（帕斯尚尔）；
他没有死，因为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永远不会死（维莱布勒托讷）；
我们亲爱的爸爸，我们的英雄，我们想念你（多边形森林）；致我们的爱子（有很多）
人们为这样的死亡赋予了意义。他是为崇高的事业、为自由而死的。他牺牲了自己，让其他人活下去。只有《圣经》中最崇高的语句才担得起。在这方面，一些墓志铭似乎更多地道出了家人的愿望，而不是军人的实际感受：
他们的光荣，决不会泯灭（《德训篇》44:13，卢斯）；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13，有很多）；他像花一样被割下（约伯记14:2的改写，帕斯尚尔）；
他的牺牲没有白费，永远被所有人铭记（帕斯尚尔）
而后，墓志铭的调子变得更加黯淡。随着战争的进行，各个屠宰场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墓碑上出现了绝望甚至是蔑视的语气。父母们说他们的儿子是“破碎的”；他们是“迷失的”。或者他们只是被“献祭”了。为了什么？被谁献祭？这些问题盘桓在法国、比利时、普鲁士和波兰的战场上，无人回答。很快，母亲和妻子们以更加强烈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悲痛：失去儿子也杀死了她们心中的某些东西：
他躺在远离故土的地方，
身边没有母亲为他合上眼睛，
那颗使他真正勇敢的心静止跳动的炮弹，也击碎了我的心母亲。
人们沿着一排排死者走过去，在孤独中沉思着。人们会感到一种无助的麻木，对于如此巨大的消耗，对于失去如此之多的年轻人，他们从未体会过成年人的爱情，从未体会过对自己孩子的父爱。他们中有太多刚刚过上自己人生的小伙子，他们的承诺将永远不会兑现。
但是当你在青草丛生的过道上徘徊时，有一种新的声音会让你猝不及防：那是军人自己突然发出的欢快声音，从他的家人选择刻上他最后一封家书最后一句话的墓碑中喊出：
法国人是值得为之而战的伟大民族！（帕斯尚尔）
我很好，妈妈，再见（帕斯尚尔）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家庭来说，1914年是世界终结之年。它是梦想的终结。它是确定性的终结。它终结了许多军人对宣传，对上帝、国王和国家的神圣三巨头，对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抒情赞歌，以及腐朽旧政权的陈词滥调的信任……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很快就会将其作为弥天大谎拆穿。许多家人赞同吉卜林在1916年儿子去世时所写的：“如果有人问起，我们为何死去，/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辈撒了谎。”
罗伯特·格雷夫斯在1915年读到了同为诗人的西格弗里德·萨松洋溢着骑士精神的诗句，“回来映入我的眼帘吧，那使我欢欣鼓舞的军旗/并未染上被杀戮者悲惨的血红。”他警告这位诗人：“你很快就会改变文风的。”萨松对格雷夫斯的诗集《火盆上》中决绝的幻灭不以为然，他还没有格雷夫斯那样的战壕经历。1 后来，从法国回来后，萨松找到了新的声音：“尸体的恶臭阴魂不散……”；“战争对你我来说都是一个笑话……”还有这种凄苦的愤恨：“我凶暴、秃头、呼吸急促/我要在基地与猩红少校们一起住，/让闷闷不乐的英雄们赶快上前线送命……当战争结束，年轻人死得透透/我将闲庭信步，安全到家，死在——床头。”
但是，向懵懂无知的世人揭露了战争的残酷现实的，是军官威尔弗雷德·欧文。他道出了政府和新闻界都不愿意说出的真相。他的诗《青春挽歌》的标题就说明了一切，使人联想到一代人步向死亡的画面。但《美好且光荣》则更进一步。它通过描写对一群士兵的芥子气袭击，使人们认识到为国捐躯的真实含义。自那以后，没有一位战争作家比得上欧文这些简单字句的震撼力。我们来回想一下原因何在吧：
《美好且光荣》
我们像麻袋下的老乞丐一样弯着腰，身体折成两半，
双腿向内弯曲，像老巫婆一样咳嗽，骂骂咧咧地穿过泥泞。直到我们转身背对阴魂不散的照明弹，
开始朝着遥远的休息地蹒跚而行。
士兵们走着走着就睡着。很多人把靴子弄丢，
但还在蹒跚而行，脚上全是血。所有人都跛了脚；所有人都失了明；
疲惫不堪；甚至听不见身后
落空的炮弹发出的嘶鸣。
毒气！毒气！快，小伙子们！——恍惚间一阵摸索，笨重的防毒面具刚好戴上；
但还是有人大声喊叫，绊绊磕磕，
好似在烈火或石灰中挣扎踉跄……
朦胧中，透过模糊的目镜和浓重的绿色光线
像是在绿色的海洋下，我看到他溺毙，
在我所有的梦中，在我无助的眼前，
他向我扑来，生命在流逝，窒息，溺毙。
如果在某些令人窒息的梦中，你也能慢慢地走跟在我们扔他进去的货车后面，
看着他脸上翻滚的眼球，
他那颓丧的脸，好似魔鬼厌倦了罪愆；
如果你能听到，每一次颠簸，鲜血都会从被泡沫腐蚀的肺里咕噜咕噜地涌出，
无辜的舌头上无药可救的烂疮破溃，
像恶性肿瘤一样狰狞，像反刍的食物一样苦——我的朋友，你便不会怀着如此高昂的热情，
对满腔热忱、为争取荣耀奋不顾身的孩童，
说出那句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
美好且光荣2。
1914年摧毁人们的身体，也摧毁人们的思想。即使一名军人在战争结束时没有死亡，没有受伤，他的精神可能也已经毁了。1914年终结了这样一种错觉，认为人脑可以忍受炮火的恐怖、“冲出战壕”所受的冲击和等待时无休无止的紧张感。持续的炮击会对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想着炮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落在自己身上，又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些在国内很少有人理解或尝试去理解。有一个人确实尝试了，他就是W.H.R.里弗斯，克雷格洛克哈特战争医院的医务官（也是派特·巴克三部曲[33]中的一个关键人物）。里弗斯的工作是检查和治疗——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然后把那些大脑已经严重受损的人送回前线，而一场已经被社会判定为理性、正义的战争所造成的这些损害，或许是无药可救的。在这种健康与责任的残酷权衡中，军人的处境已经不仅仅是讽刺那么简单了。患上炮弹休克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辜负了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正常的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中，人们认为让他在隆冬时节坐在老鼠成群的战壕里遭受炮火的洗礼是完全合理的。（医学近来改变了这种思路。当今，对异常事件——炮击、大规模屠杀——的异常心理反应——炮弹休克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已被视为“正常”。3现在医生会告诉我们，人类的头脑被设计成这样，并不是为了原原本本地忍受这种经历。）
在1917年12月的一次演讲中，里弗斯揭示了当时人们的想法。4他注意到，在他的病人——都是一战老兵——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压抑战争经历、“把心理内容中的某些部分逐出记忆”的倾向。里弗斯认为，有害的并不是压抑这种行为本身，而是“在压抑无法使个人适应环境这种情形下的压抑”。人们不禁反过来思考，纳闷为什么要期望精神受损的年轻人去适应损伤的来源：一场将他们炮击到理智边缘的世界大战。当然，这应该是反过来的：一个文明的人类“环境”，应该去适应神志清明的年轻人的期望。
里弗斯医生声称，他照料的小伙子们令人不安的心理症状并不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炮击。相反，病人努力压抑对战壕的记忆，才导致了他们的噩梦、头痛和可怕的抑郁症发作。换句话说，他们的病源在于未能消化吸收他们的经历，而不在于经历本身。他们的病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人们几乎可以听到白厅和奥赛码头如释重负的叹息，因为这一结论实际上是免去了他们对年轻人造成伤害的责任。但他警告说，那些试图将可怕的经历逐出脑海的军人被误导了，他还提出了几个个案来证明这一点。
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被从法国送回国，“因为他在从自己被埋的土堆脱身时受了伤”。换句话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几乎被活埋之后被弹片击中的——这不是在正常情况下预期会遭遇的经历。他试图对自己的症状撒谎，去压抑它们，让自己看起来很快乐，以便回到前线，履行职责。但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他被送到克雷格洛克哈特战争医院“进一步观察”。每天晚上，他都会梦到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房间里不开灯，他就睡不着，因为在黑暗中，任何一点儿响动都会吸引他的注意力。”可怕的记忆充斥着他的脑海。到目前为止，医生和专家都告诉他要忘记这些。但他做不到。里弗斯是第一位力劝他敞开心扉的医生：“我们谈论了他的战争经历和他的焦虑，在这之后，他度过了五个月以来最好的夜晚。”他有没有继续享受安宁的夜晚，里弗斯并没有说。他暂时被“治好”了，并被送回了前线。
另一名军官因炮弹爆炸而患上脑震荡，几个月后，在战场上发现密友的遗骸后，他整个人都垮了。尸体被炸成了碎片，“头和四肢脱离了躯干，撒了一地”。从那时起，这名军官就反反复复地做着同一个噩梦，梦中他的朋友就像一个得了麻风病、身体残缺不全的怪物，“越来越近，直到病人突然醒来，汗如雨下，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他害怕睡着，每天都在痛苦中准备迎接夜晚。”
里弗斯再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他让这名军官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他的朋友是“当场死亡”——也就是立即死亡——从而免去了漫长而痛苦的死亡：“他立刻面露喜色，说自己从没往这方面想……”
在一些无药可救的可怕案例中，这位精神科医师的方法失败了。第三名年轻军官的情况就是如此：
一发炮弹爆炸，把他炸飞又摔了下来，结果他的脸撞上了一个死了好几天的德国人膨胀的腹部，他下落时的冲击力戳破了那具肿胀的尸体。在失去意识之前，病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且知道那塞了他一嘴、味道和气味都糟糕透顶的物质源自敌人腐烂的内脏。
这名军官经历了一阵阵难以忍受的抑郁。在这一点上，人们不禁怀疑，病人的战争经历才是造成他们症状的直接原因，而不是军官们试图将其忘记的合理倾向。这个可怜人“毫无理由的恐惧”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由，这个理由现在已经可以认识到了（而且相当明显），真是谢天谢地。对这个因身体原因退伍的人，里弗斯无能为力。
不能指望里弗斯去谴责这场战争，他领薪水也不是为了做这个的：那会否认整个战争努力机构的正当性。他的工作是让这些年轻人的大脑发挥军人大脑应有的功能：服从命令，去战斗，如有需要，还要去死。欧文、萨松和格雷夫斯都接受过他的治疗。他的很多病人都心甘情愿地回到了前线，多半是为了回到他们的朋友身边——尽管“朋友”这个词对战壕里的这些关系来说并不算恰当，那更像是死亡边缘的强烈爱情体验。
里弗斯断定，他的方法取得了部分成功，就他有限的职权范围来说，此言非虚。他成功地使人们再次投身战斗。他总结说：“我描述过的几位军官能够回去继续承担某种形式的军事职责，并且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如果他们坚持压抑的过程，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5换句话说，他“治愈”了正常人对战争的合理反应，并把他们送回了疯人院。
对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士兵来说，他们所了解的那个世界已然终结。法国的三年兵役法迫使有家室者、和平主义者和因宗教信仰或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穿上了军装。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存在几种非官方的征兵形式。乡绅、教区牧师、退伍军官、雇主、教师、社论作者、政客、漫画家、诗人、音乐厅歌手和妇女都力劝男人穿上军装，奔赴前线。严格来说，这些新兵并不是“志愿兵”。“他们是被征召入伍的。他们之所以参军，是因为如果拒绝，就会闹得非常不愉快6。”
哈罗德·贝格比写于1914年的歌曲《参军入伍》，表达了驱使一百多万英国男子“志愿从军”的普遍情绪。许多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却无法抗拒无比强大的社会压力：
你要怎么办，孩子，你要怎么办在那遥远的冬天夜晚，
当你坐在老人椅上，火炉旁边，
而你的邻居在谈论那一战？
你是会溜走，好似受到重击，
上了年纪的你低下头，颜面扫地？
还是会说：“我虽不是第一批，但我去了，感谢上帝”？
新闻界是靠得住的恶霸，他们与政府狼狈为奸，不断发布公告，试图羞辱不愿意入伍的人。一份典型的英国报纸公告是这样写的：
致英国男子汉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各阶层已有数千人志愿参军入伍。
政府现在还需要50万人。
每一名三十五岁以下、体格健全的未婚男子现在都必须为国服役。
不这样做，将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懦夫，枉为英国男子汉7。
查尔斯·菲茨杰拉德海军中将在玛丽·沃德和艾玛·奥西兹等通俗女作家的支持下于1914年8月创设的白羽毛社，为非官方征兵树立了最丑恶的榜样。“女人的战争：给逃避兵役者的白羽毛”，1914年8月31日星期一的《每日邮报》咆哮道：“30名福克斯通妇女聚集在一起，今天她们将为每一个对祖国的需要装聋作哑或无动于衷的年轻‘逃避兵役者’送上一根白羽毛8。”
对于任何被发现不穿军装的人，社团会放出一大群女记者。她们会轻而易举地缠住他，了解他的个人情况。数千名狂热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年轻妇女被说服——尽管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说服——去搜寻任何没有志愿从军、紧张不安的小伙子或父亲。妇女们在他们胸前插上懦弱的象征——一根小小的白色鹅毛——以此来嘲弄、刁难和羞辱他们，逼他们穿上军装。
和任何由某个冷漠的权威机构颁布的强制性社会项目一样，无情的谩骂和滥用情况也很常见。狂热的妇女怀着满腔热情执行着基钦纳的征兵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严重的误判，把原本不适合或者有充分理由不去打仗的男人逼上了战场。这并不意味着三十四岁的罗伯特·史密斯是个懦夫，应该受到公开的羞辱。已婚的史密斯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收到了一根羽毛。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哭得撕心裂肺。我的父亲不是懦夫，只是不愿意离开他的家人。他……一直患有一种严重的疾病。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军了9。”
像芬纳·布罗克韦这样的和平主义者收到了海量的白羽毛，足够做一把扇子了。作家康普顿·麦肯齐是一名军人，他嘲笑社团是一帮“没脑子的年轻妇女”，她们“用白羽毛来摆脱她们厌烦的男朋友”。10要不然，她们就把目标对准少年。一群女孩在街上围住了年仅十六岁的詹姆斯·洛夫格罗夫，并开始大喊大叫，叫他懦夫。她们在他的外套上插了一根白羽毛。“啊，我确实感到很可怕，非常羞愧，”他后来说，“我去了征兵办公室。那里的中士忍不住嘲笑我，说什么‘孩子，你是在找爸爸吗？’以及‘明年战争结束后再来吧！’唉，我一定是看起来很沮丧，所以他才说‘那就再测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吧’。”洛夫格罗夫的身高只有5英尺6英寸（168厘米），体重只有8.5英石（54公斤），但到了中士笔下就变成了身高6英尺（183厘米），体重12英石（76公斤）：“当然都是假的——但我被录取了！”同样地，还有一名十五岁的男孩在1914年谎报年龄参军，并在蒙斯、马恩河战役和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服役，之后因病回国。在普特尼桥，四个女孩给了他白羽毛。“我向她们解释说，我参过军，现在退伍了，而且我还只有十六岁。有几个人围着这几个女孩，大家都在傻笑，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很丢人。”这个男孩径直走进最近的征兵办公室，重新入伍。11白羽毛社的成员让无数父亲陷入了一场有去无回的战争。詹姆斯·卡特莫尔有三个小女儿，这种情况是不用服兵役的。1914年，军队以近视为由拒绝了他志愿参军的申请。1916年，当他下班步行回家时，一个女人给了他一根白羽毛。次日他就入伍了。那时，因为死了太多人，军队不太在乎近视不近视的。“他们只是想要一具身体来挡炮弹。”1918年3月28日，步枪兵詹姆斯·卡特莫尔伤重不治。12他的家人从未释怀。多年以后，他的外孙、英国记者弗朗西斯·贝克特描述说，卡特莫尔死后很久，他的家人“都还记得他那可怕的、拖延许久的、无谓的死亡”，以及最后一次休假时，“他的炮弹休克症有多么严重，几乎说不出话，而我的外祖母每天都要熨烫他的军装，徒劳地希望能杀死虱子”。
正如威尔·埃尔斯沃思—琼斯在讲述一群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历史书《我们不要打仗》中所展示的那样，白羽毛社给数以千计的英国男人留下了深深的、无法弥补的伤害。他的研究拆穿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只发放了五六十根白羽毛的说法。伍尔夫这样说，只能说明她对英国城市街头普通妇女的想法一无所知，她们中的很多人拒绝与“懦夫”约会。当然，大多数年轻男子都是心甘情愿地去打仗的。1914年，大多数人相信战争的理由，或者是想要去相信，这一年，英国招募了一百万新兵——这是有史以来走上战场规模最大的志愿军。
当真相大白时，一切都站不住脚了：陈规、信仰、口号似乎都不再稳固，都在烟消云散。立体派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不是以他们所期待的方式：人类的感知并没有拆解客观真理。这场战争实打实地摧毁了坚固的形式和期望。存在的结构不复存在。悲痛欲绝的父母怒斥那些将他们的儿子投入深渊的政权。独裁者权威扫地。那些要求国家的青年流血牺牲的煽动者遭到痛骂。然而，老一辈人渐渐产生了一种集体责任感，减轻了他们的愤怒。父母、政客、教师、公务员、社会栋梁都在想，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或怂恿）我们的优秀男儿被屠杀呢？对于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每个人都找到了可以指责的对象：德皇、德国、奥匈帝国、俄国、资本家、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共济会、塞尔维亚、海军竞赛、殖民地竞争等等。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让人难以消化。西欧自称是文明之巅，最温和信仰的发源地，那是唯一以慈善和怜悯为特征的宗教，可它却使世界遭受了一场将年轻一代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消灭殆尽的战争。四年来，欧洲各国政府强迫数百万年轻人去打仗，去送死，去遭受严重伤残、受到毒气攻击或心理上的摧残。他们利用宣传、赤裸裸的谎言、白羽毛、威胁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唆使、威胁、恐吓和羞辱男人，让他们穿上军装。到了战争结束时，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多么恶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3700万人死亡或受伤。
1914年是统治欧洲数个世纪的古老政权和君主国末日的开始。它们那些日薄西山、难以为继的王国开始走向灰飞烟灭。欧洲的国王和女王很快就将不复存在，除了纯粹的象征作用。欧洲国家的政府再也不敢援引一国之君（或者也可以说是“神”）来证明战争的正当性。欧洲的专制国家为维护其政权而进行的这场战争，最终把它们全都葬送了。革命和改革席卷了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1918年，备受德皇珍视的海军发生暴动，他被迫退位。现已是普通公民的威廉·霍亨索伦先生逃到了中立国荷兰，他将在那里过上狩猎小动物、砍树伐木的日子。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第227条要求以“违反国际道德和条约神圣性之重罪”起诉他，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引渡他。威廉的胡言乱语还在继续：他将两次世界大战归咎于共济会和犹太人。他最后终于看透了，纳粹就是一帮让他以身为德国人为耻的匪徒。他于1941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罗曼诺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也以屈辱、暴力的方式倒台了。作家维克托·塞尔日早在1912年就预言了俄国的这一结局：“革命者十分清楚，这个专制帝国，连同它的刽子手、集体迫害、锦衣华服、饥荒、西伯利亚监狱和古老的罪恶，绝不可能挺过这场战争。”13我们无需详述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需说它不仅永久摧毁了沙皇制度，还使新的政权得以在1917年12月迅速与德国达成停战协议（这导致了1918年3月3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签署）。德国的东线部队被一举派往西线，他们很快将在帕斯尚尔战役中与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和新西兰人交战，这场战役完全超出了迄今为止人类对战役的全部理解。如果说因为加拿大将军阿瑟·柯里对徐进弹幕射击的创新使用（他会在协约国部队前进时用炮弹扫射敌军战线，他用这种方法在维米岭击败了德军），这场战役开头还充满希望，那么在大雨和黑格不给柯里时间增派火炮的决定所造成的双重打击下，出现了如下场景：德军的机枪巢在泥浆和铁丝网的海洋中杀死了数千人（主要是澳大利亚人），一些人被淹死在弹坑中，另一些人被炸得支离破碎，多次中弹，躺在血流成河、宛如沼泽的战场上，人们后来发现，这片战场每平方米就有一具尸体——可能是历史上塞得最密的屠宰场。
1918年11月，哈布斯堡末代统治者卡尔一世（作为匈牙利统治者，称卡罗伊四世）发布公告，承认奥地利和匈牙利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并放弃参与国家事务。欧洲最古老王朝之一的哈布斯堡君主国自绝于天下。1919年，奥地利新的共和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哈布斯堡家族驱逐出奥地利领土，直到他们正式放弃未来所有的君主权利并接受普通公民的身份地位。这个家族花了几年时间才接受他们已非世袭君主的事实。如果这些政权的垮台可以被解释为战争的“有益”结果，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代价是什么呢？
一个更可怕的世界从和平的灰烬中产生了。《凡尔赛和约》使德国陷入贫困和屈辱，实际上是为另一场战争指明了方向，诚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当时极具说服力的主张：
在德国，1919年至1920年度，帝国、联邦州和地方的总支出估计为250亿马克，其中由此前已存在的税收支付的不足100亿马克。在这种情况下，支付赔款根本无从谈起。在俄国、波兰、匈牙利或奥地利，预算这种东西到底存不存在都不堪细想……因此，通货膨胀的威胁……并不仅仅是战争的产物，虽然和平已经开始了对这场战争的疗愈。它是一种持续性的现象，眼下还望不到头14。
军事指挥官们也认识到，另一场战争不可避免。福煦和鲁登道夫以不同的方式，从《凡尔赛和约》的秘符中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心生厌恶的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他将《凡尔赛和约》视为另一场歼灭战的预兆。《凡尔赛和约》促成的德国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纳粹主义的崛起，诱使一些历史学家将两次世界大战判定为一个连续体——单独一场长期战争，只是被一场短暂的派对（咆哮的20年代）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德国社会民主实验（堕落的魏玛共和国）打断了。
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参加大战是为了维护各自的权力结构。结果却适得其反，而这场将它们扫除的社会激变也将引来更加嗜血的政权。如果说这可以被理解为战争的一个“有益”结果，即使是无心插柳，那么这种方法着实付出了可怕的代价：1650万人死亡——包括680万平民——以及那些统计数字所暗含的无尽悲痛（见附录二）。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出来的条件——经济混乱、满目疮痍，德国这边更是一败涂地、一贫如洗——后来欧洲大陆上的极权国家就不可能存在。
于是我们转而讨论起争论不休的责任问题。我们先来推翻一个普遍的假设。萨拉热窝谋杀案并不比蝴蝶扇动翅膀更能“导致”这场战争。这样想的话，就是通过后视镜来解读历史，结果先于原因，而且很容易用原因来解释，恰似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我们生来就有眼睑来保护我们的眼睛，或者有头发来为我们的头保暖，因此一定存在着一个智慧设计者。或者说回到这件事情：这场战争是在一系列可以追溯到一次暗杀的事件之后发生的；因此，这次暗杀就是战争的主要原因。相信这种说法，就排除了真正的原因——人们对谋杀的利用；就是把当时正在发挥作用的种种强大力量降格为舞台的“幕后音”；就是将散发出强烈恶兆气息和预言之力的大公被射杀一事摆在舞台中央。
大量追求惊险刺激的书籍和电影以这种方式解读这场战争。伴随着对皇室成员的谋杀，世界走向了战争。毫无疑问，斐迪南之死引发了加速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但它并不是一个原因，甚至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加速了已经开动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无论如何最终都会酿成战争——除非当权者采取不同的行动，即寻求调停、互相谅解，并尝试维持和平的外交艺术。普林西普扣动扳机之时，实际导致了这场战争的所有力量早已就位。大公之死对已经做好了侵略准备的各国起到了催化作用。其他任何火花都可能点燃战争：英俄海军会谈、另一艘德国炮舰、俄国的动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处于权力地位之人像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书名所示，是在向着战争梦游。他们的行为与沉睡八竿子打不着。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领导人是完全清醒、感觉灵敏的决策者，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他们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有些人是心甘情愿地参战（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还有些人是在战争看似不可避免时自以为是、听天由命般地接受了它（法国、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政客和军事指挥官们在这一年集体制造了一场战争，而这一年的开始却比之前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和平。1914年年初，海军竞赛已经结束；英国和德国又开始商谈；巴尔干战争已经结束，塞尔维亚得到了满足；巴尔干地区似乎比以往更加和平；俄国和德国的经济欣欣向荣。
然而，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后来却声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或达尔文注定的”“必然的”——仿佛这场悲剧像可怕的事故一样呈现在他们眼前了，他们都无力避免。他们竟敢把战争归咎于他们无力阻挠的迷信、无形的力量。他们说这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是受了神的指示，要不然就是奥林匹斯诸神干预凡人事务的结果。劳合·乔治称，“命运之锤”将世界带向了战争，在他看来，“各国都从边缘滑进了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15丘吉尔称，“强烈的磁反应”将各国“像星体一样”吸引到一起。16格雷伯爵声称，“没有任何人类个体能够阻止这场战争”，他常常“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通过先见之明或智慧来阻止这场战争”，这让他“饱受煎熬”。17德国和俄国的领导人也同样说服了自己，是命运或天意，甚至是1914年7月那种怪异的动荡氛围导致了这场战争——在某个恶灵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地震、龙卷风什么的席卷了整个欧洲，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阻止它。
抑或是他们受制于战争计划、时间表——自己所做的准备工作把自己变成了无能为力的囚徒。施里芬的大计仿佛神圣卷轴，似乎对德国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影响，好像有某种预言之力深嵌在它的纸张中，迫使普鲁士指挥官们去执行它一样。人们似乎忘记了，将令人痛恨的大战强加给这个世界的，是各国政府，而不是先知或神灵。而且，他们几乎没有齐心协力去阻止它：在匆忙开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留出调解的机会。还有其他很多机会可以悬崖勒马。贝特曼—霍尔韦格、萨宗诺夫、毛奇和贝希托尔德本可以松口，或者同意格雷的调停尝试。相反，在这些“侏儒”（休·斯特罗恩如此形容当时的负责人）手中，这颗星球却向着战争猛冲过去18。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每个主要国家都对这场战争负有一部分责任。如果一定要分摊责任的话，那么按照责任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应该是德国、奥匈帝国、俄国、英国和法国。德国精心策划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并蓄意促成了把俄国吸引过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俄国极其不负责任的动员决定则确保它很快就将与德国交战。不过德国的过错似乎并不像弗里茨·费舍尔所控诉的那样严重，他的控诉使战后的所有人都相信柏林负有全部战争罪责。他把战争归咎于德国通过武力征服并占有整个欧洲的野心。然而，那是德国在宣战之后的战争目标。在那之前，德国的战争目标大不相同，其中并不包括欧洲霸权，正如尼尔·弗格森令人信服地论证过的那样。“德皇真的是拿破仑吗？”鉴于缺乏证据，他给出答案似乎非常公允：不是，或者说在宣战之前不是19。
世界政策要求为德国的殖民野心行方便；它并没有规定要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来实现这些野心。德国的文官政客，或者说大多数德国人民，也都并不急于参加一场欧洲战争。作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施里芬计划无疑让军队感到满意，一定也有许多普鲁士指挥官对战斗摩拳擦掌，少数死硬派泛德意志主义者（诸如伯恩哈迪）亦然。然而费舍尔认为，早在1912年12月德皇的“军事会议”上，德国就已经在寻求一场欧洲的征服战争了。这次会议的主要决定是发起一场新闻宣传运动，让民众为战争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人们对1914年9月的计划大书特书，在该计划中，柏林也确实概述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计划，但该计划是在宣战之后才成型的。20到了那时，世界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交战国是在背水一战：要么征服敌人，要么面对灭国。
简而言之，大战是集体犯蠢和麻木不仁的一次实践，可以避免，也没有必要，发起者则是有严重缺陷、情商很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适合统治，也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却是为统治而生的，他们将世界视为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在这片丛林中，不知为何，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以及他们的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注定要痛击对方，直到“适者”胜出。
或许在那些泪流满面地回首战争、视其为一场大悲剧的军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好战政客们组成的“假哭队”中，有一种体面的虚伪。那些最该为驱使世界参战负责的人，怂恿年轻人穿上军装、并为他们那“美好的战争”感到愉悦的人，后来却在仪式和周年纪念日上浮夸地哀悼受害者，这可真是咄咄怪事。如果这些“还能变老”之人的眼泪和垂首是真诚的，那么下次当他们的政府强迫新一代人去打一场不义之战时，他们理所当然会提出抗议，而不是召集他们的人民拿起武器。年轻人不假思索的反应情有可原：战争是一种冒险；战争造就英雄。政客对这种反应的利用就非常不负责任了，从最广义上讲，这是犯罪。大战和政府发起的对欧洲青年的大规模杀戮，区别只在于法律解释。至少温斯顿·丘吉尔还能坦承自己乐在其中。
最终，这场战争结束了生命，摧毁了思想，粉碎了家庭的幸福，并引出了一个流血更多的世纪。它终结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撕裂了希望、梦想和感情。男男女女都被麻木无情的日常屠杀所改变。随着杀戮愈演愈烈，并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人们适应了它，在它的作用下变得残暴。起初，一些人对如此的损耗和恐怖感到悲伤和愤怒。然而，骇人的杀戮和伤亡名单很快就产生了麻痹效果。还有许多人根本想象不到马恩河或索姆河的实际情况，在战争年代感到很满足，甚至是幸福。妇女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吃人血馒头的媒体大亨和新闻界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兴奋不已；民众与危险如此接近，也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刺激。
军人们，失去了亲人和朋友的人们，并没有与似乎受制于死亡本能的世人共享这份脑补出来的乐趣。诗人兼学者阿瑟·本森在牛津大学游荡，对失去这么多学生感到心灰意冷。他的想法从麻木进化到绝望，然后是无奈：
1914年8月6日星期四
心灵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适应各种情况，我已经不再恍惚——尽管内心深处还是有一道忧伤的深渊，希望和趣味像大瀑布一样落入其中。
1914年8月25日星期二
无论看向哪个方面，都是灾难——财政、社会、文化、政治。我担心愚蠢至极的军国主义会真的爆发。我怀着空落落的凄凉心情读着报纸，发现自己昏昏欲睡，什么都做不了，说来也怪。下午，我独自出门散步，心中满是不祥的阴霾……
1914年8月26日星期三
我乱写一气，为《希望与光荣的土地》写了一些新的、相当俗气的诗句——低级趣味，完全不符合我的风格，但相当浮夸，宛如黄铜小号。
到了年底，战争已经吞噬了那一年招收的学生和他们的导师，空空如也交谊厅和方庭中没有了他们的身影，显得很扎眼，本森注意到：
1914年12月15日星期二
我在圣约翰学院的墙边走来走去。这场战争把我们害惨了！这附近根本没有本科生，现在也很少有研究员21……
法国担架兵雷蒙·克莱芒写出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某种看似普遍存在却已万劫不复的东西：他在日记中写道（1914年10月9日至11日），在我的内心里，似乎有什么将我与祖国牢牢绑定的东西被撕裂了，那可是亨利和我小时候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地方啊。我感到空虚，我感到孤独。一切都在离我而去，似乎要抛弃我了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