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6
这就是巴枯宁最后、最老练精到的自由定义，至于其意思，尚请细细寻
索。惟一清楚浮现的，是巴枯宁反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向任何人强
加任何约束。此外，他同霍尔巴赫或戈德温一般相信，盲目的传统，或
者愚妄，或者“因利害关系而生的奸弊”，所强苛于人类的人为约束一旦
解除，万事将自动归正，正义、美德、幸福、乐趣、自由会立即开始聊
合起来左右人间。往巴枯宁论述中寻觅比这更扎实有物之言，必定徒劳
无功 191 。他运用文字，主要目的不在描述，而在刺激，而且是此道能
手。便至今日，他的文字也尚未失去煽动力。
他像赫尔岑，不喜欢新兴的统治阶级——“当权的费加罗”、“费加
罗银行家”及“费加罗”部长——此辈之制服已与皮肤相连，无法蜕除。
他喜欢自由人，以及不屈不移的人格。他厌恶精神奴役，甚至其余一切
性质。他像赫尔岑，认为德国人甘自奴屈，无可救药。他更意存侮辱，
三复斯言：
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他们是在
说“我是自由人”；一个德国人说“我是德国人”，其意则指“我是奴
隶，不过，我的皇帝比所有皇帝强大，而且，掐紧我脖子的德国军
人会把你们也都掐住”……每个民族各自有其嗜好——德国人魂牵
梦系的是国家的巨棒。 192
巴枯宁看见压迫，也识得那是压迫；他由衷反叛一切形式的既有权
威与秩序；他碰到集权主义者，也知道那是集权主义者——无论其为沙
皇尼古拉、俾斯麦、拉萨尔或马克思（据他的看法，马克思是德国人、
黑格尔信徒、犹太人，因此是加重三倍的集权主义者） 193 。然而他不
是严肃的思想家；他既非道德家，亦非心理学家；在他身上能找到的不
是社会理论，不是政治义理，而是一种眼光与一种气质。从他任何时期
的述作里，抽不出连贯的观念，可得者惟热火与想像、暴力与诗，以及
一股无法克制的欲望：要强烈的悸动，要高度紧张的生活，要崩解日常
生活的单调散文里所有平静、隐退、整齐有致、井然有序、小规模、平
庸凡俗、固有、温和的部分。他的态度与教示极其轻浮，而大体上，他
于此亦自知甚明，每遭揭穿，厚道一笑 194 。他要尽可能趁早放火而尽
可能多所烧毁；任何一种混乱、暴力、剧变念头，都使他无限快活。在
狱中写给沙皇的那篇《自白》里，他说他最恨之事是平静的人生，说他
最热切渴盼的恒是异想天开之事——凡异想天开之事皆可——以及闻所
未闻的冒险、永久不断的变动、行动、战斗，说他在平静状况里有窒息
之感。他如此说法，一语撮尽了他作品的品质与内容。
六
他们都憎恨俄国体制，都相信俄国农民，理论上赞同联邦主义，服
膺蒲鲁东社会主义，厌恶资产阶级社会，鄙视中层阶级德行，反对自由
主义，信奉好斗的无神论，毕生矢志奉献——尽管有这么多表面的相
似，以及社会出身、品味、教育上的近似，这两位朋友的差异仍既深且
广。赫尔岑（此点连他最富心得的仰慕者也罕见认识）是创意特多的思
想家，独立、诚实，而且深刻至于出人意表。当万灵丹、大体系以及单
纯的解决法由黑格尔、费尔巴哈、傅立叶、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社会神秘
家的门徒宣扬而处处弥漫，当功利主义者、新中世纪主义者、浪漫的乐
观主义者与虚无主义者，以及各种品牌的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提
供短程解药与长程社会、经济、神智学（theosophical）、形而上学乌托
邦之际，赫尔岑安于他不惑不乱的现实感。他明白，概括与抽象措辞
如“自由”或“平等”，除非转译成特定确指而能应用于实际状况的条件，
否则最上只可能搅起诗的想像、动人以慷慨的情怀，至其最下，不过为
愚妄与罪行辩白而已。“人生意义何在？”“历史的目标或模式或方向为
何？”“世事一般多如此如此发生，如何解释？”等问题，仅以其提出，
即已荒谬——在他的时代，发现这种问法荒谬，是天才的发现。他明
白，这类问题必惟特指某事而问，方有意义，答案则视特定状况中之特
定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定。一径追问“究竟”目的，是不知何谓目的；追问
歌者歌唱的究竟目标何在，你的兴趣就不在歌曲或音乐，而是以外之
事。人是为自己个人切身目的而行动（无论他多么相信、多么正确地相
信那些目的与别人的目的相关或相同），那些目的在他是神圣的，他不
惜生死以之。赫尔岑信仰个体独立与自由，认真严正且慷慨激烈如是，
理由在此；他了解他所相信之事，而且对形而上学或神学咒语以及民主
辞藻之掺杂蒙混事体，反应痛心疾首如是，理由亦在此。据他所见，究
竟而论，只有特定个人的特定目的才可贵；蹂躏这些目的，恒是罪行，
因为没有任何原则或价值高于、可以高于个体的目的，因为（承上因）
你没有任何原则可恃以侵暴或辱贬或摧残个体——一切原则与一切价值
的惟一作者。除非保证许给所有人一个让他们能行所欲行的起码范围，
否则，仅余的原则与价值，将是自称识透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在
该地位上的功能与目标等真理的神学、形而上学或科学体系所保证的原
则与价值。这些体系的声称，赫尔岑一概视为欺诈。这种特殊的非玄
学、经验主义、“幸福论”（eudaemonistic） 195 个人主义，使赫尔岑成为
一切体系、一切压制自由之说的死敌——无论你以功利考虑或集权原则
为名，或者以神秘启示之目的，对不可抗拒力量的尊重，“事实逻辑”或
其他任何类似理由为名，而压抑自由，他都誓死敌对。
巴枯宁有何丝毫足堪与他争色比伦之处可言？沾沾自喜、擅长逻
辑、滔滔雄辩，浑身挖墙脚、煽风点火、粉碎一切的欲望与本领，时或
童稚而令人不防、时又病态而非人的巴枯宁；敏锐尖刻的分析力与漫无
拘束的暴露狂出奇兼具的巴枯宁；在极度漠不经意中尽承十八世纪五花
八门遗产，既不烦考虑其中某些观念是否相互抵触（用“辩证”打点），
也不费心细察其中多少成分已经不合时宜、失去信用，或者自始即已荒
谬的巴枯宁——他，绝对自由的公认挚友，不曾遗赠世人一个本身值得
考虑的观念；他没有任何新鲜的思想，更无一丝信实由衷的情绪，只有
逗趣的酷评毒骂、昂奋的精神、恶意的插话小品，以及一二差堪回味的
警语。舍此而外，所余于是仅得一个道德上漠不关心、思想上漫不负责
的历史形象——他素喜自称的“俄国熊”，正足为传神写照：一个满腔抽
象人类爱，却如罗伯斯庇尔般不惜漂桁之血，而在犬儒式恐怖主义、在
对个体麻木不仁的传统里位居一环的人（实践这个传统，是我们本世纪
目前为止对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巴枯宁这一面——罗亭内里包藏的
斯塔夫罗金、法西斯气息、阿提拉手法，种种与他自称的可爱“俄国
熊”（die grosse Lise） 196 全不相符的邪门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觉
察而予夸大讽刺。但是，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已，赫尔岑本人亦会识
破，提出强烈指控而作成《致老友书》，十九世纪论人类自由前途的著
作里，也许最富教益、最具先见、最冷静明理、最动人肺腑的一本文
集。
辉煌的十年
一、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
一
本文标题——“辉煌的十年”——以及其中题旨，都取自十九世纪俄
国批评家兼文学史家安年科夫一篇去此时期三十年后追写当日朋辈的长
文。安年科夫其人随和、聪慧、极端文明，是最善体人意、最可靠的朋
友。他也许不是很深刻的批评家，学识或者亦非广博——他是半调学
者，一个周游欧洲、喜欢结交显赫人士的旅行家，热切而观察入微的知
性观光客。
其余品质以外，他显然还富于个人魅力，韶致之盛，马克思亦极心
仪，至少写给他一封论及蒲鲁东、而为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的信。关于青
年马克思的容貌姿仪，以及其黠惊狞猛的思想路数，他也为我们留下一
段极为生动的描述——一幅妙造超然而带讽意的小影，也许还是至少所
见传世的最佳马克思画像。
安年科夫返回俄国以后，对马克思失去兴趣。马克思原本认为自己
已在此人心上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遽遭背弃，极为痛心，晚年说起巴
黎四十年代自己身边风发踊跃、终于仍露出毫无任何严肃居心之本相的
那批俄国知识帮闲，仍颇多痛楚。不过，安年科夫对马克思虽未忠诚不
渝，但毕生珍惜别林斯基、屠格涅夫与赫尔岑这几位同胞的友谊。
“辉煌的十年”描写俄国知识阶层某些早期成员——创始者——一八
三八至一八四八年间的生活。当时，诸人年事尚轻，有的还是大学生，
有的新出校门。这个题材引人兴趣之处，超乎文学或心理学，因为这些
早期俄国知识分子创造了某种最后注定在全世界产生社会与政治后果的
东西。以俄国革命为这股运动最大的一个效果，我想是公平之论。贯穿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而在一九一七年达到最后高潮的那种言论与
行动，其道德基调就是由这些反叛的早期俄国知识分子奠定。
俄国革命并未依循这些作家与谈家所预期的路线发生（连法国大革
命在内，不曾有何事件在事前一世纪里经过这么多讨论与思索）。不
过，思想家如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之类，其活动的重要性尽管素有遭受小
看的趋势，一般的观念仍然的确有重大影响力。纳粹似乎深谙此理，征
服异国，立即刻意消灭其思想领袖，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最危险的挡路分
子；就此而论，纳粹的历史分析可谓正确。但是，关于思想在左右人类
生活上扮演的角色，你无论作何想法，如果否认十九世纪初期的观念
——尤其哲学观念——对后来的局势有过巨大影响，你将招不求甚解之
讥。当时盛行的思想观念，如黑格尔哲学，既是诸种事变的肇因，也是
其症兆；没有这些思想观念，后来之事很多也许未必发生，即令发生，
其形势亦可能不同。职是之故，本文所论作家与思想家所以如此重要，
盖因他们蓄就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注定导致的惊天动地效果非但掀翻俄
国本身，更远播俄国境外。
这些人应该垂名史册，另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理由。设非这些人创造
并推动的特殊气氛，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尤其那些伟大的俄国小
说竟能诞生，颇难想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
斯基，乃至其余次要小说家，作品都充满时代意识、充满作者对某种社
会与历史环境及其意识形态内涵的感受，濡染程度之高，犹过于西方
的“社会”小说。关于此点，容后详论。
最后，他们发明社会批评（social criticism）。我作此说，似嫌鲁
莽，甚至荒谬；但是，我所谓社会批评，一不指诉诸某些判断标准而认
为文学与艺术有或者应该有一基本上以说教为先的目的；二不指浪漫散
文家，尤其德国浪漫散文家所发展，将英雄与恶棍视为人类本质形态来
检验的那种批评；三不指法国人尤其技巧高超的一种批评手法，欲图重
建艺术创作过程，不由艺术家纯属艺术的方法或性格或特质入手，反而
力主分析他的社会、精神与心理环境，以及他的出身与经济地位。以上
三者皆非，虽然俄国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内都曾涉入。
我所指这种意思的社会批评，当然已有西方批评家先他们而行，而
且做来远更当行、远更谨慎、远更深刻。我此处所谓的社会批评，是实
际可说由俄国大散文家别林斯基发明的一种方法——这种批评，对生活
与艺术的界线故意不予过分清楚画出；对艺术形式与人物角色、对作者
的个人特质与小说内容，评者自由发抒其褒贬、爱恨、钦佩与鄙薄；以
上种种态度所动用的标准，无论为有意的或含蓄的动用，都与判断或描
述日常生活里活生生人类的标准相同。
这当然是一种饱受批评的批评。论者斥其混淆艺术与生活，并因此
混淆而斫伤艺术纯粹性。这些俄国批评家是否蹈犯这项混淆，姑且不
论，但他们都汲源于他们的特殊生命眼光，而引进了一个对待小说的新
态度。这眼光，后来被界定为知识阶层成员所特有的眼光——一八三八
至一八四八年间那几位年轻激进分子，亦即安年科夫在他书中以耿耿赤
忱之笔描写的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宁、赫尔岑，则是其真正创始
者。“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为杜撰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字，如今已有
通行世界的意义。我想，这现象本身，连同其历史后果，以及其名副其
实的革命后果，是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
知识阶层的观念，切勿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混淆 197 。
知识阶层的成员自认使他们结合的不只是他们对观念的兴趣而已；他们
以一个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迹近世俗教士，献身传播一种特殊的人生
态度，犹如散布福音。就历史而言，他们的出现需要一些解释。
二
绝大多数俄国史家同意，俄国历史上，受过教育者与“愚暗人民”间
的巨大社会分裂起于彼得大帝所加予俄国社会的创伤。彼得变革心切，
选派青年前往西方世界，待其习成西方语言，以及发源于十七世纪科学
革命的各种新艺术与新技术，即召回国，任为新社会秩序的领袖。这
样，他往他的封建国土上强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又因求功孔急，用事
遂无情而强横。如此，他造成一个小小的新人阶级，这些新人都是半个
俄国人、半个外国人——即使出身为俄人，也是在海外受教育；不久，
这些人化作数目极少、以管理为职掌、以官僚为结构的寡头政治，站在
人民头上，不复分享人民仍然属于中世纪的文化，而且终至与人民两相
断绝，无可挽回。当俄国社会与经济条件日益歧异于不断进步的西方，
要治理这个巨大而且不易驾驭的国家，也日益困难。鸿沟日广，统治精
英必须运用愈来愈重大的压制。这一小群治人者与他们原本要治理的人
民逐渐疏远失和。
考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叶俄国政府之治事，是压抑与自由化交相
为用。当叶卡捷琳娜女皇感觉束缚有过重之势，或者事态演成过于残暴
无道，她便松弛专制的苛酷严厉，并由此赢得伏尔泰与格理姆的称许。
专制既松弛，一旦似乎道出太多内部骚动、太多抗声横议，太多受过教
育的人开始将俄国状况与西方状况作成不利的比较，她就嗅到蠢蠢欲动
的颠覆；法国大革命终于又教她心惊胆战；她重新加紧箝制。俄国体制
再度逐渐严峻压抑。
亚历山大一世继位，情况不变。俄国广大民众依旧在封建黑暗里讨
生活，有一个薄弱不振、大抵无知的教士阶级在发挥相当微小的道德权
威，同时，一大批十分忠诚、偶尔并非全无效率的官僚紧压着日益顽抗
难驯的农民。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有小小一个教养开化的阶级，大
致操法语，知晓西方的可能生活方式——或实有生活方式——与俄国大
众的生活方式间的巨大隔阂。对公道正义与失义不公的差异、文明与野
蛮的差异，此辈大部分有痛切敏锐的意识，但也觉得情况难以改变，并
且知道体制与我休戚相关，而改革可能使整个结构溃决倾覆。他们之中
许多人于是自甘于一种逍遥闲适的准伏尔泰犬儒作风，既赞成自由主义
原则，同时又鞭打农奴；其余则沦入高贵、滔滔长言而无济于事的绝
望。
拿破仑入侵，将俄国带进欧洲，情势不变。几乎一夜之间，俄国发
觉自己是欧洲核心强权，意识到自己是锐不可挡的力量，支配全局并且
为欧洲人所接受。欧洲人在惴栗忐忑而大不情愿之中，勉强承认这股非
仅与他们分庭抗礼，甚至优胜于他们的势力。
在俄国观念史上，战胜拿破仑、进军巴黎，与彼得改革是同等攸关
重大的要事。经此二事，俄国知觉到她的民族统一，意识到自己是欧洲
大国，而且已获承认为欧洲大国，不再是中国长城外面一群生口众多、
久遭鄙视、沉陷在中古黑暗里、半带热心而笨拙模仿外国范例的乌合蛮
人。此外，长期的拿破仑战争引发重大而持久的爱国热忱，全民参与一
个共同理想，阶级平等的感觉随之增加，一群比较理想主义的青年于是
开始感到自己与国家有新的连属相系之处。这种连属感，是他们所受教
育不可能鼓动启发之物。爱国的民族主义既增长，同时便带来无可避免
的附属品，对于俄国的混乱、污秽、贫穷、效率不彰、野蛮、极度漫无
秩序，油生匹夫有责之感。即统治阶级中最欠温情、最麻木不敏、最顽
冥强硬的半文明成员，也染上这股普遍的道德不安。
三
另有其他因素促成这集体罪恶感。其一当然是浪漫运动之兴起与俄
国之进入欧洲凑巧同时并至（确是巧合）。浪漫主义基要义理有一条认
为，世上一事一物所以这个样子，所以生于其地、出于其时，是因为它
参与一个宇宙目的（此说与下列同源义理彼此关连：历史依照可得而发
现的定律或样式进行，民族不只是集合，更是浑成一元的“有机体”，
以“有机”之道而非以机械或随意方式“演化”）。浪漫主义又助长以下这
个观念：不但个人，而且群体，不但群众，而且建制——邦国、教会、
职业团体等，为了明确目的、往往为了纯属功利的目的而创设的组合
——都有一“精神”附身，于此精神，这些建制自己很可能懵然不觉；达
成这知觉的过程，正就是启蒙的过程。
每个人、国家、种族、建制，皆自有其本身独特、个别、内在的目
的，这目的又是万有更广大目的里一个“有机”成分；意识到那个目的，
就是参与迈向光明与自由——由古老宗教信念转成的这种世俗说法，在
俄国青年心灵上刻下强大的印象。由于两个原因，他们对这说法的吸收
更顺当有加。这两原因，一是物质上的，一是精神上的。
物质上的原因是，政府不愿臣民旅游法国。法国，尤其一八三〇年
以后，被视为革命已成长期痼疾，终岁苦于剧变、流血、暴力、混乱之
国。两相对比，德国在一个非常高尚体面的专制制度脚下雌伏平治。因
此，俄国政府鼓励青年前往德国大学，学取公民守则方面的完善训练；
当局认为，他们学成之后，会成为俄国独裁体制更忠实的仆人。
结果适得其反。是时也，德国本身内部，亲法情绪暗涛汹涌。经过
启蒙的德国人信起观念来——法国启蒙运动的观念——竟比法国人本身
犹更强烈且狂热，俄国这班遵命前往德国的年轻安纳卡西斯们 198 于是
染上危险的观念，习染之深剧，他们若在路易·菲力普当政最初那几个
逍遥年头里求学巴黎，也会远远不及。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实难逆料自己
命定如此阴沟翻船。
如果这是酿成浪漫骚动的第一原因，第二原因正是第一原因的直接
后果。游学德国，或者读过德国书籍的俄国青年，迷上一个简单的观
念，如魔附身，陶醉忘我。法国信奉教会至上的天主教徒与德国的民族
主义者百般极力主张，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堕落是法国人抛弃古老信仰
与祖宗成法而招来的天罚；这些俄国青年于是相信，若此说为真，则俄
国人当然不曾蹈犯这些恶事，因为，俄国人无论其他方面如何，都没有
革命降临他们。德国的浪漫历史学家尤其热心倡言，说，如果西方是因
为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以及抛弃自身精神传统而沦堕衰微，
则未曾遭罹这种悲惨命运的德国人应该视为一个鲜活清新而青春勃发的
民族；习惯尚未被逐渐腐朽的罗马污染的德国人，野蛮自不待言，但充
满猛健的精力，即将承接从法国人虚弱的手里掉落的遗产。
俄国人径将这个推理进程更带进一步。他们作了言之成理的判断：
假使年少、野蛮以及缺乏教育是光荣未来的标准，则俄国人比德国人更
有希望实现这个未来。因此，大量倾泻而出，所谓德国人力量未竭、德
国语文纯粹如初而尚未用老、德国民族青春年少而尚未疲乏（反衬“驳
杂不纯”、拉丁化、颓废无力的西方国家）的德国浪漫主义宏言雄论，
俄国人热衷接受，遂不难理解。此外，这种夸辞激起一股社会理想主义
浪潮，由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所有阶级尽为所迷。一
个人的切当要务，是献身于他“本质”所定的理想。这理想不在科学理性
主义（如法国十八世纪唯物论者所倡言），因为，生命由机械定律主宰
之说，是个错觉。认为由研究无生命物质而获取的科学定律，可以应用
于理性的人类政府与世界规模的人类生活组织，是更下一乘的错觉。人
所当务，非常不同——是要了解万有生命的质地、“精气”（the'go'）、
原则，是要参透世界灵魂（谢林与黑格尔信徒披上理性主义术语外衣的
一个神学与神秘概念），是要掌握宇宙深藏的、“内在”的计划，是要了
解他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并依此地位而行动。
哲学家的要务是体察历史的迈向，或者神秘主义说法里的“理
念”（the Idea）的迈向，并发现它将人类带往何处。历史为一巨河，然
惟能作特殊的一种深刻、内在之静观者可得而察见其流向。再大量的外
在世界观察，都无法告诉你，这内在冲动（Drang）、这潜伏的潮流，
导往何处。抉发之道，为与之共化合一；你——作为理性生命的个人自
我——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正确评估你归属其中的这个更
大“有机体”的精神方向。至于这个有机体如何辨认——它是什么——则
各主要浪漫哲学流派的开宗形而上学家的答复莫衷一是。赫尔德断言其
为一种精神文化或生活方式；罗马天主教思想家将之视为基督教会的生
活；费希特与随后的黑格尔则断定其为民族国家，只不过费希特之论稍
入隐晦，而黑格尔毫不含糊而已。
整个有机方法的概念倾向于使人认为，十八世纪得意钟爱的工具
——不论无生命物质、社会机构，都付诸化学分析，观其成分，索其最
后、无法再分解的原子——并不足以悟解任何事物。如今管领风骚的是
新词“成长”（growth）。所谓新，指其应用范围远超科学的生物学之
外。要悟解何谓成长，你必须有一种能悟解这无形国度的特殊内在意
义，亦即，对某物所恃以成长的无形原则，要有一直觉的掌握。成长，
并非单只增加“无生命”部分，而是某种奥妙的生命过程，这奥妙过程，
你对生命之流、对历史力量、对在自然、艺术、个人关系中起作用的原
则，以及经验科学无从见识的创造精神，需有一种近乎神秘的灵视力、
一种特殊的意识，才能把捉其本质。
四
以上，是柏克至我们当代一切政治浪漫主义的核心。针对自由主义
改革、针对各种以理性手段救济社会疾弊之议而提出的许多激情反论，
来源于此。持此义理者，认为这些改革与救济之议，其基础是一种“机
械”眼光，亦即误解社会为何物，并且误解其发展演变之道。法国百科
全书派的计划，或者德国莱辛信徒的计划，莫不见斥为可笑的普洛克汝
斯忒斯式的企图：社会乃一脉动旺盛的活生生整体，而此辈强欲视其为
无生命细碎材料的混合，视其为区区机器而已。
这种宣传，俄国人如响斯应。至于俄国人据此而走的方向，则反动
与前进兼有。你可以相信生命与历史是河流，抗拒其流动，或扭转其流
向，皆属徒劳且危险之举，你只能与之合一俱往——合一之法，依据黑
格尔，有赖于“精神”（the Spirit）的推论、逻辑与理性活动；依据谢
林，则资借直觉与想像而出以一种灵感（神话与宗教、艺术与科学，发
源于天才，而天才之高低，随此灵感之深浅而论）。这说法，导致保守
方向，规避一切分析、理性、经验之事——规避一切以实验与自然科学
为基础之事。另一方面，你可以断言你感觉到地球内一个新世界挣扎着
要出生的阵痛。你感到——你知道——旧有建制的壳子就要在“精神”的
剧烈内在鼓胀之下破碎了。如果你由衷相信此事，又，如果你是合理的
人，你就会不稍迟疑而甘冒认同革命号召之险——否则革命将会摧毁
你。宇宙万事都是进步的，万物都在运动。假使未来寓于将你目前的宇
宙打碎，爆炸成新的存在形式，则不与此剧烈且无可避免的过程合作，
愚不可及。
关于此事，德国浪漫主义内部，尤其黑格尔学派里，见解纷歧。俄
国在思想上简直可说是德国学院思想的附庸；德国有上述两个走向，结
果俄国亦然。但是，在西方，这种观念已盛行有年——哲学、社会、神
学、政治理论与意见，至少由文艺复兴以远，即已纠结成种类繁多的样
式，彼此冲突、撞击，形成一个普遍而丰富的思想活动过程，在此过程
中，没有任一观念或意见可以长期立于不容争议的至尊之地。在俄国，
情形并非如此。
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支配的地区有许多重大差异，其中之一是，前
者不曾经历文艺复兴，也不曾有宗教改革。巴尔干诸民族之落后，可以
归咎于土耳其人之征服。然俄国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在俄国，启
蒙最大与最欠启蒙的人之间，没有一个逐渐扩大、识字、受教育的阶级
借着一连串社会与思想步骤为之连接。文盲的农民与能读能写者之间的
鸿沟，比其余欧洲国家阔大——如果此时俄国可称为欧洲国家的话。
因此，你游走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沙龙，可得而闻的社会或政治观
念，其种类变化，远不如你在巴黎或柏林的思想激动中所能入耳。巴黎
当然是当时巨大的文化麦加，但即使处在压抑甚烈的普鲁士检查制度下
的柏林，其思想、神学、艺术争论之剧，视巴黎亦不稍逊。
所以，你必须想像一下，俄国受三项主要因素支配：一个死气不
化、压迫成性、缺乏想像力的政府，专事钳制臣民，预防改变，因为一
变可能引发再变——即使政府中比较明智的成员隐然认为改革，根本的
改革，例如农奴制度，或司法与教育制度的改革，既属可欲，而且无可
避免。第二因素是广大俄国人民群众的处境——饱尝苛虐、经济破灭的
农民，心中愠怒，作无言之呻吟，但分明太软弱、太没有组织，不能有
效行动以自卫。最后，是以上两者之间一个人数稀少、受过教育的阶
级，深受西方观念影响（时或不无悔恨之意），或由亲访欧洲所见，或
因得闻欧洲文化中心如火如荼的重大社会与思想运动，而心痒难禁。
容我再提醒诸位，俄国不下于德国，处处弥漫一个浪漫的信念，谓
人人必当实现其独特使命——只要他知道该使命何在；这类信念，造成
众人热心于社会观念与形而上观念，宗教日泯，这些观念或许就是宗教
伦理的代替品。前此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与德国有人寻找新的神正论
（与某些已失信誉的政治或宗教体制无关而未遭玷污的神正论）。俄国
人热衷于社会与形而上观念，与此辈热烈盛称某些哲学体系及政治乌托
邦，不无相似。但是，除此以外，俄国教育阶级还有一个道德与思想真
空——这个真空，由于俄国缺乏一个文艺复兴的世俗教育传统，又因为
政府实行僵硬的检查制度、文盲普遍、一切观念都受疑忌与冷落，以及
神经质且往往极为愚妄的官僚的种种举措，而历久难填。当此情势，在
西方必须与其余诸多义理及态度相竞，必待一场凌厉生存斗争始能获胜
而取支配地位的观念，在俄国遂经常只因别无其他观念可以满足思想需
求，竟而进驻才智之士心中，甚至深植而成为他们固执不去的顽念。再
者，俄罗斯帝国两个首府城市中，存有一股猛烈的知识渴求——渴求任
何一种心灵滋养。与此相连的，是一种世罕其俦之物：感受的真诚由衷
（有时是一种使人疑惧全消的天真）、思想的清新生猛、决心的激昂热
烈（决心参与世界事务），以及对一个巨大国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忧
患意识。这是一个新的心灵状态。求可以与此心灵状态相生互应的观
念，寥寥无几，即或有之，亦绝多由海外输入——十九世纪，俄国境内
可得的政治与社会观念几乎无一出自本土。托尔斯泰的不抵抗观念或许
是纯正的德国货——他这观念是重述一个基督教立场 199 ，而重述之法
极具独创，宣扬之下，含有一种新观念的健劲。但是，总括而论，我认
为俄国未曾贡献任何新的社会或政治观念，俄国任何社会或政治观念不
但都有其长远的西方本根，而且，每个观念初现此地以前八、十或十二
年，早已先出于西方。
五
因此，诸位必能想见一个印象感受之敏捷极其惊人、观念吸收之能
力闻所未闻的社会。观念之来，都偶然之至。某人从巴黎带回一本书，
或者宣传小册子的合编（或者由大胆书商走私）。某人在柏林听过一位
新黑格尔主义者演说，或者与谢林结交，或者邂逅一位观念奇异的英国
传教士。圣西门或傅立叶门徒发出的一个新“信息”，法国最近的社会弥
赛亚蒲鲁东、卡贝、勒鲁的一本书，据说出于大卫·施特劳斯、费尔巴
哈、拉梅内或其他某位被禁作家的观念，一到此间，都激起由衷的兴
奋。这些观念，或观念碎片，在俄国至属稀有，因此，俄人奋臂而取，
止渴惟恐不及。欧洲社会与经济先知对一新万古的革命性未来似乎信心
十足，其观念遂令俄国青年后生陶然而醉。
当这些学说流播于西方，有时也使闻者兴奋，偶尔还导致党会或宗
派形成，但是，闻问这些学说者，率多不以其为终极真理；即使认为它
们攸关重大的人，也并未遽尔用尽手段，付诸实践。这，正是俄国人所
优为之事。他们对自己辩称：若前提为真，且推理正确，则结论自亦为
真；若这些结论认定某些行动为必要且有益，那么，如果你诚实且认真
严肃，则你的明显义务即是设法尽速、尽可能充分将其实现。一般素来
多认为俄国人是阴郁、神秘、自苦、略带宗教性的民族。我不作如是
观，愿在此地妄备一说：就其善于言论的知识阶层视之，他们是有些夸
张的十九世纪西方人；他们远非动辄流于不理性、远非以神经质的自我
专注为能事之流；相反，他们拥有极端发达的推理能力、拥有极端的逻
辑与清明——非但有之，而且可谓过分。
欲将这些乌托邦图式付诸实践，而立即受挫于警察者，幻灭之感油
生，而且容易陷入一种冷漠忧郁或狂暴激怒的状态。不过，这是后话。
初起阶段既不神秘、也不内向，相反，是理性主义、大胆、外向、乐观
的。据我所知，著名的恐怖主义者克拉夫金斯基曾说，俄国人无论其余
特质如何，有一点是，由自己推理所得的后果，他们从不畏避。研究十
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俄国各种“意识形态”，我想诸位会发觉，大体
而言，一项结论愈窒碍难行、愈吊诡、愈怪味，某些俄国人即愈激切热
烈拥抱；他们认为，这么做，正足以证明一个人的道德诚意，正足以证
明他忠诚献身于真理、献身于他作为人类的严肃性；纵令其推理后果表
面上可能显得不近真理，甚至显得完全荒谬，他也切切不可因此而畏缩
不前；畏缩不前，无非怯懦、软弱，以及——最恶劣者——面临真理而
巧设遁辞以徒自安慰。赫尔岑曾说：
我们是大空论家、大推理家。这项德国本领之外，我们更加上
我们自己民族的……要素，一个无情的、枯直乏味到盲狂地步的要
素，即使要砍人之头，我们也欣然以赴……我们以无畏的步履，迈
向极限，而且迈越极限而去，步法从未与辩证不合，只与真理不合
而已……
这段颇具本色的尖刻评语，用以论断他某些同代人，并非全然不
公。
六
承上所述，请想像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对观念的酷
爱欧洲社会中也许无与伦比，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
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作此想像，俄国知识阶
层早期成员风貌如何，你就有几分概念了。他们是一小群文人，职业、
业余兼杂，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
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
的军队（a kind of selfconscious army），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
生活的大旗，号召四方。
只因人数寡少，又远远孤悬于政府与群众之间，只因薄弱、只因忠
于真理、只因诚挚、只因与别人极其不同，于是，他们有如置身黑暗森
林中的人，油然而生某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感。此外，他们接受了浪漫派
的学说，认为人人有义务要履行一项超乎自私物质生活目的之上的使
命，因为他们的教育优于他们的弟兄同胞，他们有直接切身的义务要协
助他们走向光明；这项义务对他们特别有拘束力；如果他们实现此事
（历史当然要他们实现此事），则俄国过去即使空洞而黑暗，仍可能有
光荣的未来；为达此事，他们这群专志献身的人必须保持群内的团结一
致。他们是个受到迫害的少数派，正因受迫害而生力量；他们是自觉的
人，负载着一项西方的信息。某位伟大的西方解放者——一位德国浪漫
主义者、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转变了他们的眼光境界，使他们脱弃
了无知与成见、愚妄与怯懦的桎梏。
欧洲思想史上，解放并非甚不寻常之事。所谓的解放者，不是解答
你的问题（理论或行为方面的问题），而是转化你的问题——他将你置
入一个新架构内，而结束了你的焦虑与挫折。在新架构里，旧问题不复
有意义，新问题会出现，但新问题的解决法在你如今处身的新宇宙里其
实已有相当程度的预示。我作此语，意思是指，被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
主义者或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解放的人，不只认为柏拉图或牛顿对旧问题
的解答比阿尔伯图斯或耶稣会士更正确而已——应该说，他们意识到一
个新宇宙。在此新宇宙内，先辈烦惑不解的种种问题忽然显得既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