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9
他激烈拒斥乔治·桑与勒鲁所宣扬的以艺术为社会武器的概念：
不要担心观念的体现。你是诗人，你的作品就会在你不知不觉
之中含有观念——放心自由信从你的灵感，你的作品就会既合乎道
德，又兼得民族性。
这是施莱格尔及其同道说法的回响。别林斯基早岁获此观点，毕生
不离。安年科夫说，别林斯基在艺术里寻求他对一切人类需求的“完
整”解答——以艺术补全比较不充分的其余经验形式所留下的裂隙；他
觉得，不断返取伟大的经典作品，将能使读者更新生命、高贵升华；惟
有伟大的经典作品能变化读者的识见，向他启示事物的真正关系，从而
解决一切道德与政治问题；他恒常认定伟大的经典作品永远是天机自发
而浑然自足的艺术品：其本身自成世界，而不是供作道德或社会宣传的
伪劣结构。别林斯基亦曾数易见解，且次次痛苦万分，但他至终相信，
求真理者可在艺术——尤其文学——中寻得真理；艺术冲动愈纯粹——
作品愈纯属艺术——其所启示之真理愈清晰且深刻；他至终诚信以下浪
漫义理：最好、最少掺杂的艺术必然非仅为艺术家个人之表达而已，往
往也必然是一个环境、文化、民族性的表现；艺术家是环境、文化、民
族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代言人，无此功能，他琐屑不足道、了无价值，而
且也惟有在此功能格局内，他本身人格方具任何意义。别林斯基那些斯
拉夫主义敌人不曾否认以上任何一点，他与他们另有歧异。
一切浪漫主义者都执持历史主义，别林斯基固亦不免。但是，有一
派这种历史主义者，其宗旨、其专长，是对艺术现象作仔细的批判与历
史分析，将一件艺术品或一位艺术家关连于一个准确的社会背景，分析
他的作品所受的特定影响，检验并描述他使用的方法，为他某些特殊效
果的成败提供心理或历史解释，则别林斯基亦不在此等人之列。这类工
作，他的确时或为之；其实，他就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俄国文学史
家。然而他恶谈细节，赋性不喜唯谨唯慎的学术工作；他读书不主系
统，以博涉为尚；他兴奋、狂热疾读、不遑稍辍，读至不堪再读，即纵
笔为文。这给他的作品带上一股马不停蹄的活力，但仅恃此活力，难成
持平稳当的学术。不过，他对十八世纪的批评，并不如中伤者所言那般
盲目且不分皂白而一笔勾销。他评论早先俄国作家，如特列季亚科夫斯
基、克姆尼泽、罗蒙诺索夫、冯维辛及德米特利耶夫，铨次优劣，皆各
当其分；尤其他论述诗人杰尔查文与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特足为洞识卓
见与明澈判断的模范。此外，有几位十八世纪的平庸作者与模仿家，他
也使其虚名永隳于一旦。
不过，立定百世不刊的文学评判，非他天才所长。作为文学批评
家，他的特质、他在西方几乎无人可比的特质，是对于一切文学印象
——无论风格、内容上的印象，他有令人惊异的新鲜与充分反应，而且
以热烈的专诚与谨慎，在文字上再造并刻画他所获直即印象的生动本有
性质、颜色、形状，以及——最重要者——道德特质。任何时刻，他若
想传达一项文学经验，他都用上生命、他整个人，力图捕取该项经验的
本质。他有超乎寻常的理解力及陈述力，不过，与其余诸家相较，至少
与这方面禀赋相当的批评家如圣伯夫或阿诺德相较，他卓然特异之处，
是他的眼光完全直接——可以物我无间称之。几位同代人，屠格涅夫即
其一，说他形貌逼肖鹰隼。的确，他常像一只肉食鸟，扑击一位作家，
酣畅尽言，将其人片片撕碎。他的论述解说往往流移芜蔓，文体参差不
匀，时时冗赘而牵缠不清；他的学养是随兴凑成之物，他遣辞用字颇欠
优雅、殊少内在魔力。但是，当他适才量力而为，当他处理与他足堪伯
仲的作者，则无论赞美或指斥，所谈无论为观念或人生态度、诗法或成
语，他眼光紧切强烈、高论滔滔汹涌、说法截然直即、体验鲜活生动而
出以不稍缓解且长驱流贯的气势，今日读来，其劲力万钧而惊心动魄，
犹如当日。他自己也说过，要了解一位诗人或思想家，你必须暂时整个
浸入他的世界、任令自己受他看法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简言
之，体悟其经验、信仰及信念。别林斯基其实就是这样“体悟”莎士比亚
与普希金、果戈里与乔治·桑、席勒与黑格尔的影响。他精神上的居处
有变，态度也随之而变，于是斥其昨日之所美、美其昨日之所斥。后世
批评家指他为变色龙，表皮敏感，反应过多，变态过度，是个不可靠的
向导，没有持久的内在原则核心，太容易为外物感染，漫无纪律，虽生
动活泼且雄言善辩，惜无明定、固实、严谨批判的人格，亦无明确路
数，没有可以确指的观点。此论有失公允，与他相知之侪辈，必将无一
能丝毫了解这种判断。试求一人于古往今来，其人秉持严格——过于严
格——且狭隘的原则，终身对真理有一股了无愆悔、不曾间辍、疯狂热
烈的酷爱，不能妥协，苟非其全心彻底相信之事，则暂时且表面的委蛇
变通，亦不肯为。若此人可得，别林斯基即是。“人如果不改变其人生
观与艺术观，是因为他一意虚荣，而非力求真理。”他说。别林斯基两
次根本改变见解，各次都在一场痛苦的危机以后为之。各次改变见解，
他都遭受强烈的痛苦，这种痛苦，俄国人似乎特别善于言传。其中经
过，别林斯基所记甚为详尽，主要出以信件，而成为俄文里最动人的书
简作品。他的心智与感受里有一种严峻不移、不断反躬自省的诚实，近
乎英雄气魄。读他这些书信者，当知我此话意思。
别林斯基生平有几个思想立场，他辗转往返其中，每至一处，必穷
用其义蕴，然后耗费呕心剔肠的重大功夫，解脱而出，重新奋斗。他不
曾造达任何终定或一贯的看法。注重条理格式的传记家将他的思想划分
成三数个界线明晰、井然有序而浑成的“时期”，可谓见小失大：别林斯
基经常“退回”他早先“放弃”的立场。他的一贯，是道德上的一贯，而不
是思想上的一贯。他的哲学工作肇始于一八三〇年代中期，当时他二十
三岁。尼古拉一世的警察国家里，心犹未死、良知尚存的青年知识分子
率有厌恶与窒息之感，别林斯基亦然。他属于莫斯科年轻哲学家斯坦凯
维奇与巴枯宁的圈子，也就采行他们的哲学。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
事流产后，当局厉行镇压，唯心主义是这种镇压所引起的反动。出国的
年轻一辈俄国知识分子受政府鼓励，前往德国，而非前往路易·菲力普
治下民心暗沸、危机重重的法国，竟满怀德国形而上学而回。尘世的生
活，物质的存在，尤其政治，令人憎恶，所幸并不重要。惟一要紧的，
是精神所创造的理想生活，是想像的巨大建构。借这些建构，人超越挫
折重重的物质环境，脱离其卑污，与自然、与上帝合一。西欧历史里可
见许多这种崇高成就，强称俄国举得出与此媲美之物，是游谈无据的民
主主义谰言。俄国文化（别林斯基在一八三〇年代告诉他的读者）乃人
工造做、由外输入之物，普希金崛起以前，都不能与莎士比亚、但丁、
歌德及席勒同日而语，甚至无法与伟大的写实作家如司各特及（一切作
家之最的）菲尼摩尔·库珀相提并论。所谓俄国民族文学，无非法国模
式的二三流模仿之作所形成的可怜一堆复制品的美名，而俄国民歌、民
谣及民间史诗比这些仿作更可鄙。至于斯拉夫主义者，他们热爱俄国的
旧风俗与旧习惯、热爱传统斯拉夫服饰及传统俄国歌曲与舞蹈、热爱老
掉牙的乐器、热爱拜占庭正教的僵化物事、喜欢拿斯拉夫人的精神深度
与精神财富同颓废而“正在腐烂”（被迷信与污秽的物质主义腐化）的西
方对照——这，是幼稚的虚荣与错觉。拜占庭给人什么？它的嫡裔，即
南欧的斯拉夫民族，可以列入全欧洲最死气、最僵滞的民族。在他某篇
评论里，别林斯基高喊，要是黑山人明天死光了，这个世界也不会增加
丝毫不幸。与十八世纪任一高贵声音相较——一个伏尔泰、一个罗伯斯
庇尔——拜占庭和俄国拿得出什么来？只有伟大的彼得，而他属于西
方。至于把驯顺而虔诚的农民——独被天恩的神圣愚夫——拿来歌颂，
则别林斯基也不同于斯拉夫主义者。他并非出身贵族或绅士世家，而是
浸在酒里的小镇医生之子。他没有认为农业浪漫或使人高贵，只认为它
使人降志辱格，使人愚蠢。斯拉夫主义者大作浪漫而反动的妄论空言，
试图以古老而往往不存在的传统遏阻科学的进步，也使他激愤。而最可
鄙之事，莫如虚伪而以廉价哗俗之物取宠的民族主义、以古为美的服
饰、仇视外国人，以及破裂彼得大帝胆力过人而辉煌开启的伟大英雄事
功。别林斯基的脾气本来极像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也同他们一
样，自始（以及去世之前一段时期）相信，惟开明的专制君主——借着
强迫手段造成的教育、技术进步与物质文明——能拯救蒙昧、野蛮的俄
国。在一八三七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
最要者，你应该抛弃政治，并提防政治对你的思想方式产生影
响。在俄国，政治没有意义，只有脑袋空洞之人会同它沾上关
系……如果构成俄国的每个人都由爱而臻于完美，那么，不用政
治，俄国也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教育才是获取幸福之
路……
同一封信：
彼得是个明证，证明俄国无法自力发展其自由以及其民政结构
——这，如同俄国其余诸多事情，须经沙皇之手，始克完成。我们
固然尚未拥有权利——不瞒你说，我们是奴隶，但这是因为我们仍
然必须当奴隶。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这保姆心中满怀对她幼儿
的疼爱，而手里一支棍子，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
由，会毁了他，给现下状态的俄国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
的人民，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解放了的俄国不曾组织议
会，只会奔进酒馆，狂饮、摔杯子，把绅士吊死，因为他们刮胡
子、穿欧洲衣服……俄国的希望在教育，而不在……立宪与革
命……法国经两次革命，结果有宪法，而在这个立宪的法国，思想
的自由远远不及独裁专制的普鲁士。
同一封信：
我们的独裁政体给我们完全的思想与反省自由，但限制我们扬
声发言和干涉她事务的自由而已。它允许我们从海外进口书籍，而
禁止我们翻译或出版这些书籍。这是有理且公正的，因为你知道的
东西，农民可能不知道；对你有益的观念，对农民可能要命——他
们自然而然会误解……对知道酒如何用法的成人，酒有益处，对儿
童可是要命之物，而政治就是酒，在俄国可能会变成鸦片……所
以，去他的法国人罢。他们对我们的影响至今有害无益。我们模仿
他们的文学，扼杀了自己的文学……德国——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
耶路撒冷。
即使俄国的民族主义学派，亦未至此极。当是时也，西化程度深如
赫尔岑的思想家，遑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如格拉诺夫斯基与卡维林，
都准备因势推移，甚至愿意相当认同斯拉夫主义者对俄国传统与固有生
活形式的深刻诚挚情感，而别林斯基强硬不屈。西欧，更明确地说，开
明专制，乃人类主要成就之所倚。惟西欧有生命力、严谨的科学轨范、
哲学真理，而惟赖这些，始有进步可言。斯拉夫主义者已背弃此义。无
论动机如何可取，他们终是盲人、盲人的领队。伟大的彼得煞费周章，
才将他原始不化的人民由无知的野蛮与积弱中拔出或半拔出来，而此辈
无非复陷于此万古泥沼。别林斯基此说，是激进、个人主义、启蒙、反
民主之说。苏联作者引经据典，力辩苏联的无情统治精英扮演进步角
色。别林斯基这些早期论述颇为他们所用。
同时，巴枯宁已开始对别林斯基宣扬黑格尔。别林斯基不谙德文。
巴枯宁一如后来在巴黎向蒲鲁东灌输，此时夜夜向别林斯基宣讲这新兴
的客观主义。经过一场可怕的内心挣扎，别林斯基终于皈依这派新的反
个人主义信仰。早先，他由斯坦凯维奇的阐释，赏玩过费希特与谢林的
唯心主义，结果是他完全离弃政治问题，视政治为一团污秽的琐屑、经
验浑沌世界，一道虚妄的障幕——掩蔽障幕外的和谐实在。现在，这已
完结、断绝。他移居圣彼得堡，在他新宗教的影响下，于一八三九至一
八四〇年间写成两篇著名文章，其一是评论一首诗、兼谈一篇纪念波罗
金诺战役周年的散文作品，其二是批评某德国黑格尔学者对歌德的抨
击。新的教条说：“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攻击或试图改变现实，是
幼稚、浅薄、短视之举。凡存在的，就是这样存在，因为它必须这样存
在。有解于此，即能了解万事万物之美与和谐：万事万物都依可解且必
然的法则而发生于指定的时间与地点。自然的巨大图式，就像历史的大
地毯，展现其文样，在这大图式、大地毯里，一切合适其位。开口批
评，仅仅表示你没有向现实调整适应，表示你没有充分了解现实。在别
林斯基，并无所谓权宜变通。赫尔岑告诉我们，别林斯基一旦采定一个
看法，即：
无畏于任何后果。任何事情，或者道德上的考虑，或者他人的
意见，往往吓住比较软弱与比较不那么坚强的人，而都不曾令他止
步。他不知畏惧为何物，因为他刚毅而精诚，他良心清白。
他（或巴枯宁）就黑格尔学说所作的诠释，使他深信，静观与了解
是精神上优于行动奋斗的态度。于是，他怀着激昂狂热，一头栽入“接
受现实”——不过，才两年以后，他又以同样的激昂狂热，抨击寂静主
义者，并且呼吁积极抵抗尼古拉一世的可憎行为。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间，别林斯基宣布强权即公理；历史本身
——无可避免的力量的迈进——使现实变得神圣；独裁专制不得不尔，
是神圣的；神的计划迈向一个理想目标，而俄国的现状是这计划的一部
分；政府——权力与压制的代表——比人民明智；向政府抗争，无非轻
浮、邪恶、徒劳。反抗宇宙力量，永远是自杀。
现实是一只巨怪[他对巴枯宁写道]，长着铁爪、巨嘴与巨颚。
她迟早会吞掉每个反抗她、无法同她和平相处的人。要自由——不
把她视为可怕的怪物，而把她看成幸福之源——只有一个法子：了
解她。
同一封信里，他说：
我曾极端鄙薄现实，现在，认清了它的理性，领悟它一切都不
可拒斥，它一切都不可谴责或蔑视，我看着它，浑身颤动着神秘的
喜悦。
他又以同样理路，说：
席勒是……我的死敌，我费尽气力，才做到对他发乎恨，而止
乎我所能的起码礼数。此恨所为何来呢？
他说，此恨之来，及因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及《费斯
科》“以一种抽象、同地理与历史发展条件毫无关系的社会理想，诱发
我心里一股对社会秩序的狂野仇视”。此信所言，与他先前费希特唯心
主义那些比较无害的座右铭彼此呼应——那时候，他习常宣称社会恒较
个人有理，或者，“个体愈是作为宇宙的个别表达，才愈是真实，而非
幻影”。不过，虽云前后呼应，此处在政治上已大失正道。
朋友们震骇之余，无辞以对。这只能说是这位最专志、最无畏的激
进派领袖的大背叛。这震骇极为痛苦，在莫斯科竟至于无人讨论。这项
脱离将有何效果，别林斯基知之甚明，书信中也直言不讳。不过，他别
无可行。他是以一个理性的过程，达到他的结论，倘使要在背叛真理与
背叛朋友之间抉择，他必须做个堂堂男子，背叛朋友。他也想到，行此
背叛，将为自己引来可怕的巨痛。然则愈思此巨痛，反愈适足以使他认
定这项对原则的重大奉献牺牲是逃无可逃的必然。原来，他接受了社会
发展与历史迈进的“铁律”，认为这些铁律非仅无可避免，而且公正、理
性，具有道德上的解放作用。但是，就在当时以及后来，他兼而又有一
股深刻的憎恶在——大则憎恶俄国社会的状况，小则憎恨他本身圈子的
状况。
我们的生活[他一八四〇年致阿克萨科夫]，我们要什么样的生
活？我们的生活在哪里？为什么而生活？我们是滞留在社会外面的
许多个体，因为俄国不成社会。我们既无政治生活，也没有宗教生
活、科学生活和文学生活。无聊、冷漠、挫折、徒劳无果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国是可厌的国家，但更可厌的，是一
个拥有丰富生活资料、欲像软骨病的幼童般撑在铁架子上才站得起
来的国家。
救济之道？向当局的权势妥协，即适应“现实”。别林斯基犹如后来
许多共产主义者，以自取铐手缚足的沉重桎梏而自傲、以自愿忍受的狭
隘与黑暗而自豪。友朋惊骇、厌恶，适足证明我牺牲之巨大——因此，
也证明我这项牺牲的壮丽与必要。
这情形维持一年，他就忍无可忍。赫尔岑到圣彼得堡拜访他；乍会
之初，场面僵冷，两下里疠促尴尬，然后，别林斯基情绪爆发，不可收
拾，承认他信从黑格尔而任气使性，对当局的黑暗反动加以“接受”并歌
颂的这一年，是一场沉重的梦魇，供奉的不是真理，而是一种丧心病狂
的逻辑。他关心、他从来不曾须臾或忘的，不是历史的过程、不是宇宙
的条件、也不是黑格尔的上帝在世界上的庄严迈进，而是芸芸众生的个
体生活、自由与希望——他们所受的苦难，没有任何崇高的宇宙和谐能
够解释或补救。得此一悟，他未曾反顾。这次的解脱非常巨大：
我痛恨[他致书包特金]我要同一个可鄙的现实和解的可鄙欲
望！伟大的席勒万岁——高贵的人性辩士、灿烂的救世之星、使社
会脱离血腥传统偏见的解放者！普希金说得好，“理性万岁，但愿
黑暗消灭！”现在，我认为人性的人格（the human personality）高
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天啊，想到自己这一向的景况
——发烧、疯狂，我悚然而惊。我如今的感受，有如大病初愈……
我不会善罢干休，再不会向邪恶的现实委屈求和了。我要在想像的
世界里寻求幸福，也只有幻想能使我幸福。至于现实——现实是刽
子手。想到由于自己性格上可鄙的理想主义与软弱无能而逞弄的一
时之快，我痛苦反侧。天知道，我那深刻而妄纵的信念使我在满腔
诚意与盲狂里白纸黑字，说了多么邪恶、恶心的荒唐话！我在寻求
真理的路上经过了多么可怕的曲折！为了真理，我付出了多么可怕
的代价，犯下了多么可怖的莽撞，而这真理何其苦涩——这世界，
尤其我们周遭的世界，多么邪恶！
同一年里，他写道：
啊，对奋发且高贵、为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而流血的法国，我吐
出了多么疯狂的瞎说……我已觉醒，回思前梦，不胜恐怖……
关于“精神”的无情迈进，他说（赫尔岑所记）：
我不是为自己而创作，倒是为精神而创作了……真的，它当我
是什么样的白痴？我宁可不思不想——“它的”意识干我何事？
此外，神圣的形而上实体，如普遍性、宇宙意识、精神，以及理性
的“国家”，等等，他在他一些书信里指斥为抽象、生啖活人的摩洛神。
又过一年，他终于清算大师本人：
黑格尔关于道德的一切言论都纯属瞎说，因为客观的思想境地
里并没有道德这回事……即使我达到人类发展之梯的实际顶端，在
那时候，我也仍然要[黑格尔]就人生与历史的所有受害者、意外事
件与迷信的所有受害者、以及宗教裁判与菲力普二世等等的所有受
害者，提出解释；否则，我会把自己头上脚下，笔直摔下来……听
说，不和谐是和谐的一个条件。这，喜欢音乐的人可能欣然赞同，
但是，从命中不幸要以自家性命来表达这个不和谐成分的人看来，
此说可没有这么圆满。
同年，他试图解释这种错乱：
……由于我们了解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没有生命，由于我们的天
性是没有生命就无法生活，所以，我们逃开，逃入书本的世界，开
始依照书本而生活、而爱，把生活与爱变成一种职业、一种工作、
一项焦心苦虑的劳动……于是，到头来，我们相互厌烦、相互激
怒、使彼此疯狂……
走入社会，否则，不如速死！这是我的口号。只要个人还受
苦，普遍的东西对我有何意义？当人群在泥沼里打滚，孤独的天才
住在天堂里，与我何干？我的人类弟兄、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只因
无知，实际上就变成陌生人、敌人；即使我领悟……艺术或宗教或
历史的本质，若不能与他们共享，则此悟亦于我何益？……阴沟里
嬉戏的赤脚儿童、衣衫褴褛的穷人、烂醉的车夫、下班的军人、手
夹公事包而步履蹒跚的官员、沾沾自喜的军官、倨傲的贵族——这
些景象，我都无法忍受。向一名士兵或一位乞丐施舍一文钱，我居
然几乎哭出来，一路跑开，仿佛干下了什么可怕的勾当，跑得好像
不希望听到自己脚步声似的……世界如此，一个人有权利到艺术或
科学里埋首自忘么？
他读了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作品，变成革命民主派，日益痛斥暴
政、无知，以及同胞们禽兽不如的生活。逃脱半知不解的德国形而上学
的符咒以后，他有极端解放之感。这次反动，一如往常，是外在形式，
至于其所倾吐，则是对个人主义的热烈赞美。在写给友人包特金的一封
信里，他指斥他的思想环境不够严肃认真，缺少个人尊严：
……我们是新锡西厄不快乐的安纳卡西斯。为什么我们饥喘、
张着大口、赶着对一切有兴趣而不能固守一事、吃尽一切而仍然饥
饿？我们彼此相爱，爱得既热且深，而我们是如何表现这友情的？
我们曾经彼此兴高采烈、热心、狂喜，而我们又互相怨恨、彼此伤
害、彼此轻视……分开稍久，我们思念若渴，想到见面，就热泪盈
眶，我们患着相思病，深情款款。一旦相见，我们的会面既冷漠、
又疠促难安，往往再分手而无憾悔。向来如此。我们早该停止自欺
了……我们的饱学教授是炫学无实的冬烘、社会腐化的一群……我
们是孤儿、无国之人……古代世界令人着迷……其生活含有一切伟
大、高贵及英勇之事的种子，因为其生活根基是个人的自尊自重，
个体的尊严与神圣。
然后，他在一阵狂喜之中，以提比留·格拉古比喻席勒，而将自己
并拟于马拉。
人性人格，我恐怕要爱得发狂了。我现在开始像马拉一般爱人
类。我相信，只要能使极小一部分人类幸福快乐，我会毫无犹豫，
用火和剑毁尽其余。
他只爱雅各宾党人——他们才有成事之效；他要“言行俱及的双刃
剑——罗伯斯庇尔与圣鞠斯特一流”，而不取“甜蜜狂喜的掉弄词句——
吉伦特党人漂亮的理想主义”。由此，他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前
那种“乌托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别林斯基并无了解，只因它力
倡平等，他便趋前拥抱：
……社会主义……观念中的观念、本质中的本质……信仰与科
学的终始旨归。有朝一日，没有人会活活烧死、没有人会头颅落
地……没有富户、没有穷人，无人是君、无人为臣……[人]都是兄
弟。
别林斯基去世多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言：“他相信……社会
主义非仅不至于破坏个体人格的自由，反而会在新兴、而且从此至坚不
摧的基础上恢复其闻所未闻的光辉。”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别林斯基这
个神秘灵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无名之日，本是别林斯基首先识才，
告诉他，批评家长篇累牍而徒费无功之事，他以《穷人》一挥而就——
他发人所未发，揭露了苍白、受屈辱的俄国小公务员的生活。不过，他
本身不喜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厌恶他的基督教信念，并刻意以美学上
的激词苛论与宗教上渎骂神明之言，对他横施谤刺。他的宗教态度是霍
尔巴赫或狄德罗的态度，而且理由相同：“在上帝与宗教这两个字眼
里，我只看见黑暗、镣铐和皮鞭。”
一八四七年，天才曾为别林斯基所盛称的果戈里发表一本激烈反自
由、反西方的小册子 204 ，号召国人重返古老的家长政治、复归于一个
精神再生的农奴、地主、沙皇国度。别林斯基怒不可遏。久病虚耗，已
至末日阶段的他，由海外驰书，痛责果戈理出卖光明： 205
……以宗教作掩护、皮鞭为倚恃，虚伪与悖德被当成真理与美
德来宣扬的此时，我们不能缄默。
是的，我爱你，就像一个与自己国家以血相亲的人，是全副热
情，爱它的希望、它的光荣、它的尊严，以及带领它走上意识、发
展与进步之途的伟大领导者……俄国的得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
唯美主义、也不在虔诚信教，而在教育、文明与人性文化的成就
里。她需要的不是讲道（她已经听得太多）、不是祈祷（她已经咕
哝太多），而是在人民心中唤起久已埋失于泥沼与污秽中的人性尊
严意识。她需要法律与权利——不是教会提倡的，而是合乎常识与
正义的法律与权利……结果，她拿出来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片恐怖
景象，买卖人口，连美国人“黑人不是人”的行话也免了……一个个
人自由、荣誉或财产毫无保障的国家；连警察国家也称不上，只是
以官吏之偷盗抢劫构成的巨大集团……政府……十分清楚地主怎样
对待农民，每年又有多少地主被农奴屠杀……你，提倡皮鞭的教
士、宣扬无知的使徒、捍卫蒙昧主义与黑暗反动的斗士、鞑靼生活
方式的辩护士——你在干什么？瞧瞧你立足之地罢，你正站在深渊
边上。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这，我了解，因为正教向来偏爱
皮鞭和牢狱、向来对专制独裁五体投地。然而这与基督有何关
系？……比起你那班教士、主教、长老、大主教，那个以嬉笑怒骂
将欧洲的迷信与无知无文之火扑熄的伏尔泰，当然更是基督之子、
基督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我们的乡下教士]是粗劣通俗故事的
主角……教士往往无非饕餮之徒、守财奴、阿世媚俗之流、寡廉鲜
耻之人……我们的教士绝大多数……不是迂腐炫学的烦琐冬烘，就
是无知盲目得吓人。只有我们的文学（在野蛮的检查制度下）仍然
露出生命与前进运动的信号。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
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
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
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事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
人，很快丧失众望……俄国民族是对的，看出俄国作家是它仅有的
领袖、辩护者，以及将它由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与民族至上
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来的救星。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
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
他在巴黎向朋友宣读这封信。安年科夫记下这一幕。赫尔岑低声对
他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这项著名文
件成为俄国革命分子的《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判死罪、发配西伯利
亚，就是因为在一个地下讨论圈子里朗读这封信。
最后阶段的别林斯基是人文主义者，是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敌人、激
进民主派，更由其信念极端强力猛烈，而将纯属文学的争辩变成社会与
政治运动的开端。屠格涅夫由他说起两类作家：一种作家，他可能有精
彩焕发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但始终停留在他所属社会的集体经验的外缘
上；另一种作家生活在他的社会的核心里，而与这个共同体的情绪和心
灵状态产生“有机”关系。别林斯基知道——而只有真正的社会批评家知
道——一本书、一个见解、一位作者、一派运动、一整个社会的道德重
心何在。俄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与道德问题。聪
慧且觉醒了的俄国人最想知道的，是该做什么 206 ，如何过个体、个人
的生活。屠格涅夫证言，俄国人民从来不曾像一八四〇与一八五〇年代
那般关心人生问题、那般不关心纯粹的美学理论。日渐加紧的压制，剩
下文学为惟一可以稍稍自由讨论社会问题的媒介。当时，斯拉夫主义者
与“西化派”有其重大争论：一方认为俄国仍是未经腐化的精神与社会有
机体，以一体共同的爱、天生自然的虔诚、对权威的敬重等无形环节为
之密附结合，对此，人为的、“没有灵魂的”西方形式与建制已经造成、
而且会继续造成可怕的戕害；“西化派”则认为俄国是一个迟滞不进的半
亚洲专制体，连最初步的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也无从得见。十九世纪这
场使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壁垒分裂的决断性争议，主要也就是在欲盖弥彰
的文学与哲学辩论里进行。当局权威对双方俱无偏爱，而且，认为任何
严肃问题的公开讨论，对现存体制都是一种威胁。当政者持此看法，亦
自有道理，不过，如我们现在所知，有效的压制技术，当时尚未发明；
于是，这半明半暗的争论持续不断，复由于双方主辩者深切意识到自己
的社会出身，社会出身又感染各人的意见与感受品质，因此争论日益尖
锐，而且愈来愈个人化。
别林斯基时代，亦即一八三〇与一八四〇年代的俄国，大体还是一
个封建社会，工业未兴，某些部分更处于半殖民状态。整个国家以截然
划分的界线为基础，农民明别于商人与低级教士，而士绅与贵族隔阂更
大。由下一阶层升到上一阶层，虽然非常困难、而且极不常见，但也不
是全无可能。不过，要能如此，一个人非特要有格外的精力、格外的野
心与才具，更须相当愿意、相当能够抛弃他的过去，在道德、社会、心
态上认同上一阶层的环境；这些方面，如果他够努力，上一阶层根据某
些条件，就可能愿意接纳他、同化他。十八世纪最出色的俄国人、俄国
纯文学与自然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俄国的达芬奇”——出身寒微，
但他爬上去，变了一个人。他的作品甚多强健雄壮之处，而毫不原始，
绝无乡俚腔调。十八世纪晚期，他拳拳模范当时最精巧繁缛的欧洲——
也就是说法国——作风，几乎独立树立了俄国散文与诗的形式传统。到
十九世纪前半叶为止，教育、闲暇与素养品味足具而能从事艺术、尤其
文学者，惟有社会精英，他们目注西方文坛巨子，心仪手摹，对于大帝
国内冷僻角落里农民与匠人传习不辍而技巧想像力俱有可观的传统艺术
与手艺，则殊少采撷，即有所取，至多也限于偶尔一点地方色彩。文学
为雅致才艺，从事者主要是圣彼得堡的贵族玩票家，以及其附庸，其次
是莫斯科一班人——圣彼得堡乃政府大本营，莫斯科所集则是富商，以
及比较扎实而旧式的贵族，此辈以厌恶的态度，远观欧化首都里浇薄而
世故的气氛。文学大复兴第一世代最具特色的姓名——卡拉姆津与茹科
夫斯基、普希金与格利鲍耶陀夫、巴拉滕斯基与维涅维季诺夫、维亚泽
姆斯基与沙霍夫斯科伊、雷列耶夫以及两位奥陀耶夫斯基——即属于这
个社会阶层。有几位外来的个人也得以加入：批评家兼新闻业者、俄国
文学自然主义先驱波列沃依是西伯利亚商人之子；抒情诗人科尔佐夫终
身是农民。不过，这些例外对固有的文学传统并无重大影响。社会地位
低微的波列沃依，起初十分勇敢，抨击精英阶级，然后，尽抛本色，完
全同化于主导集团的风格与方法，终其余生，都是正教与独裁政府一位
驯服而戒惧的支持者（虽然仍受尽权威势力的迫害）。科尔佐夫因毕生
保留乡间语法风格而驰誉。他的确也不虚其名：一个天才原始人、一个
不因名声而败坏的单纯农民。他以他清新而灵动的天资，风靡那些老练
世故的沙龙雅集，以他近乎夸张做作的卑微姿态，以他不幸而刻意谦退
的生活，感动他那些出身高贵的仰慕者。
别林斯基打破、永远打破了这个传统。他能如此，因为他根据自己
的条件，进入社会身份比他高的团体——他不曾捐弃他任何本色。初抵
莫斯科的他，是个古怪的乡下人，此后，以迄去世，也一直保留他那个
阶级的许多品味、成见与习惯。他生于贫穷，在落后省份一个僻远乡间
的荒凉、粗糙未开气氛里成长。莫斯科确曾使他有某种程度的软化、文
明化，但他的作品始终保持一个粗朴的核心，以及一个自觉、粗鲁、时
或得理不饶人的格调。这种格调一入俄国文学，从此不曾离开。终十九
世纪，对不关心政治以及保守的知识阶层那种温文尔雅极不耐烦的政治
激进分子，其特征就是这种格调。当革命运动日增紧张，这调子即时或
转趋尖锐而激越、时或掩抑而伺机突发。此调之使用，已经成为原则。
思想上的过激分子抨击固有秩序的支持者，刻意用这调子为武器；无特
权者与受压迫者的领袖决意消灭文雅其名、实则只为现行体制之死气、
无用与丧心邪恶作掩饰的小说，也使用粗蛮而挑衅的口气。别林斯基使
用这种口气，则是因为这种粗豪刺耳之气原本出于他的天性，同时也因
为他博读群书而教育不足，激情风烈，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
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
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追随他的人采用这种姿
态，因为他们是激愤的一群。于是，这腔调成为新真理的传统腔调，凡
说新真理，都须以受辱之痛犹新之感，出以怒气腾腾之口。
就此层次言，别林斯基的真实传人是屠格涅夫《父与子》里的“虚
无主义者”巴札洛夫。小说中，那位教养高尚而自负凌人的叔父代表文
雅仪态、普希金、以及唯美人生观（屠格涅夫本人自觉相当认同这种人
生观，但认同之中不无罪恶感）。他问，青蛙的解剖，以及现代解剖学
的其余污秽道具，何以竟然被视为最有趣、最重要之事。巴札洛夫刻意
粗鲁倨傲，答说因为它们是“真理”。以这种激烈的警刺，肯定人生与自
然中物质事实的至要地位，成为知识阶层间志存反叛的一派的正式口
号。他们的责任是：不但说出苦楚难咽的真理，还要尽可能说得大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