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俄国思想家(出版书)》作者:[英]以赛亚·伯林/译者:彭淮栋【完结】 > 俄国思想家.txt

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10

粗鲁刺耳、令人不快,更要由此以逾乎常度的残忍,践踏上一代纤巧细

致的美学价值,以及运用惊吓战术。敌人为数众多、势力强大、据垒固

守,因此,无论其防御工事本身如何可贵或吸引人,真理之道非将之全

盘尽破,无以战胜。巴枯宁生前已开始将这个态度发挥到最充分、最具

破坏力的境界,但别林斯基本人并未如此;他对艺术经验本身太敏感、

对文学天才迷恋太深(不管是无赖或反动分子的文学天才)、又太诚

实,无法为无情而无情。但是,对真理抱持不移不惑的、清教徒式的态

度;热爱发掘一切事物里丑恶黑暗、难以启齿的一面,坚持此面,不惜

任何代价、不惜牺牲文学或社会中任何优美愉快成分,加以认定。因

此,专以挑起某种尖锐的反应为宗旨,过分重视、蓄意选用棱角分明、

直率露骨、毫不暧昧的措辞——这个特色源出于他,源出于他一人,而

且改变了他去世以来百余年间重大政治与艺术争论的风格与内容。

在礼貌、文雅、兴致勃勃、热闹缤纷、社交作风圆熟的莫斯科与彼

得堡知识分子社会里,他自始以他特有、不算悦耳的言语说话,时或高

声疾呼,而且,此生终了,一直独立、暴烈、拙于适应、甚至满怀今日

所谓“阶级意识”;而这个圈子也正以此故,深觉他是制造不安的人,一

个难以同化,用放肆不羁的行为威胁这个文明的文学与艺术世界固有传

统的外来人、苦行僧、狂热道德家。不过,他保住这种独立,也有代

价。他过度发展了他天性里比较粗蛮的一面,时作突兀而不必那么粗糙

的判断,对求精求细太欠宽容、对纯粹的美太过疑忌,有时候,更因道

德独断失之强横,在艺术与道德上俱成盲目。但是,由于个性极其刚

强、语言极其有力、动机极为纯粹而直切,因此(如前面所言),他风

格上的粗与拙卒能自成一种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出身名门、教养高尚的

一八四〇年代激进分子摇撼、并终于摧毁了俄国文学“奥古斯都时代”的

古典贵族门面。别林斯基这种抗议与反叛的传统,性质与他们迥然不

同。他那时代,活动的圈子——或者,他活动的两个重叠圈子——主要

由地主士绅的子弟构成。这个贵族出身的反对派后来逐渐失势,出身中

层阶级与无产阶级而比较激烈的人物代兴,别林斯基就是这些人最伟

大、而且最直接的始祖。

此辈后起左翼作家不免取效他品质上的缺点,尤其遣词用句方面的

直野与率易——他们既热烈反叛雅致的纯文学那种细心且往往流于纤巧

的品味,则愈直野、愈率易,愈能表示他们鄙视这种品味。不过,六十

年代激进的批评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或皮萨列夫,其文学上的粗鲁,

是刻意为之——他们蓄意以此为武器,抨击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抨击

纯艺术的理想,抨击精致,抨击对社会与人生问题的唯美、非功利态

度。别林斯基的情形比较痛苦,也比较令我们感兴趣。他并不是粗糙的

唯物主义者,当然更不是功利主义者。他视他的批评志向为本身可贵的

目的。他手之所画,即他口之所言,用的是漫无句型、过于冗长、朴拙

无饰、急促、纠结的句子——因为他别无更好的表达手段,因为那就是

合乎他天性的感觉与思考媒介。

容我再提醒诸位:普希金之前、之后数十载间,俄国文学几乎专限

于上层与中层阶级的“觉醒”分子从事,且以倚傍外国为得计——特别是

法国、后来为德国,至其特征,则是以完全超乎常例的敏感,追求风

格,经营细腻的情绪。而别林斯基对艺术创作过程固不乏洞识,但他所

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与道德之事。他是传道家,热烈讲道,并非时时能

控制自己的口气与腔调。复由于我手写我口,故嘎嘎不驯、偶尔尖利刺

耳的语调,一皆形诸笔端。普希金那班朋友——美学家、文坛当道者

——本能上就畏避这个嘈切絮聒、兴奋狂热、教育残缺的伧夫俗物。于

此,对他们的辉煌成就全心钦佩、仰慕无极的别林斯基引为剧痛(他的

确常遭蔑刺),有折辱之感。然而他无法改变他的天性,也无法改变、

修饰或略过他见而痛心、但往往看得无比清楚的真理。他极重自尊,而

且已献身于一项大义。这项大义是:忠于不加粉饰的真理。他愿为此而

生,也可以为此而死。

文学精英,普希金那班朋友,亦即当时所谓阿尔札马斯集团

(Arzamas group),在海外因各国对拿破仑之战胜利而学得激进观念,

在国内又经历十二月事变这件插曲。但是,这群人大体上仍然保守——

政治方面并非事事保守,在社会习惯与气质上却是,而且与朝廷及军方

有相当联系,深怀爱国主义。别林斯基视此为退化作风,认其违背科学

与教育之光。他相信,西方科技进步,俄国有待学习之处多于可以教人

之处;斯拉夫主义运动是浪漫的幻觉,论其极端,更是盲目的民族自大

狂;欲起俄国于落后状态,西方艺术、科学及其文明开化的生活形式是

首要、惟一希望。赫尔岑、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当然也如此相信,但

他们受过半西方教育,旅居海外,与文明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结成社会或

个人关系,驾轻就熟而惬意自如。连喜说西方了无价值与颓废堕落的斯

拉夫主义者,他们走访柏林、巴登巴登、牛津,甚或巴黎,也引为乐

事。

别林斯基思想上如此热衷西方,而情感上比他任何同代人都深刻而

又痛苦地眷恋着俄国。他不谙外语,非在俄国,无法自由呼吸,居海

外,辄感凄惨狼狈而困厄无状。由海路赴德国,甫离本土海岸,他就开

始苦苦想家;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巴黎的奇景壮观都不足安慰;

海外一月,已乡思欲狂。他比他朋友与当代人更真实、更尖锐地体现斯

拉夫气质与生活方式里某些无法妥协的成分。他们无论如屠格涅夫,居

德国与巴黎则快然自足,在俄国,则郁郁寡欢,或如斯拉夫主义者,日

常穿用传统俄国服饰,而读歌德一首诗、席勒一幕悲剧,私心窃喜,过

于一切古老俄国民谣或斯拉夫编年史——他们体现这些不妥协成分,都

不如他真实、尖锐。思想上的信念与情绪上的需求——偶尔几乎成为肉

体上的需求——之间的这种深刻的内在冲突,原是十分俄国本色的痼

疾。十九世纪渐进,社会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且明显,使别林斯基饱受

折磨的这项矛盾也日益清楚浮现。马克思主义者、土地改革派的社会主

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既非贵族、亦非大学教授,也就是说,在职

业上如果并非某种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往往会深怀诚信,向西方敬礼,

亦即相信西方的文明,尤其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思想与做法,而一旦

被迫去国,则其海外生活却比其他放逐者更痛苦。赫尔岑、屠格涅夫、

拉夫洛夫系出绅贵门第,其海外生活即使并非幸福愉快,至少并不特别

因为与西方接触而痛苦怨懑。赫尔岑不大喜欢瑞士,尤其不喜欢特维肯

汉与伦敦,却宁取此二地,不要尼古拉一世治下的圣彼得堡,况且他与

法国及意大利友人结交,甚为愉快。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夫人同在波吉

瓦,似乎尤有过于适意知足而已。然而,别林斯基之不可视为自愿移

民,犹如约翰生博士或科贝特。他猛击、怒骂、指斥最神圣的俄国机

构,而并不离弃他的国家。他如果坚持下去,囚禁以至于徐缓且痛苦的

死亡,势不能免。于此,他必有所知,但他不曾、显然也无法稍微考虑

移居俄罗斯帝国边界以外。斯拉夫主义者与反动派是敌人,但是,你必

须在本国土地上,才能与他们作战。他无法缄默,也不愿远徙异域。他

的头脑亲近西方,而他的心、他多苦多病的身体,亲近无言的农民与小

商人群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果戈里丰富而可怕的喜剧想像

世界里的居民。赫尔岑谈及西化派对斯拉夫主义者的态度,曾有此说:

对,我们是他们的敌手,但,是很奇特的敌手。我们只有一个

爱,而此爱所具形式不同。

从早年起,我们就满怀一股强大的、无法解释的、生理上的热

烈情感,这情感在他们是对过去的缅怀,在我们是对未来的灵见

——一种无限而拥抱我们整个生命的爱:爱俄国人民、爱俄国生活

方式、爱俄国形态的心灵。我们像雅奴斯,或者像只双头鹰,往相

反方向看,而胸中跳着同样一颗心。

别林斯基并没有挣扎于不能并立的理想之间。他有一个完整的人

格。也就是说,有人陷溺于某些感觉,但心中并不尊重这些感觉,于是

生出自怜与感伤,而别林斯基相信自己的感觉,因此毫无上述情况而来

的自怜与滥情。不过,他内心里有一种分裂:一方面,仰慕西方价值与

理想,另方面,对于西方资产阶级与典型西方知识分子的性格与生活形

式,同时又深深缺乏同情——简直可说不喜欢,颇欠敬意。这种爱憎交

错,乃历史,亦即乃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与心理条件所造成,

且由下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继承而更形突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

夫、民粹主义运动、谋刺亚历山大二世者、甚至列宁,都深有此好恶纠

难之情(列宁并未忽视或鄙视西方文化种种贡献,但他在伦敦或巴黎,

其异类难合之感,远甚于比较“通常”一型的国际流亡人士)。在相当程

度上,这种奇特的爱恨混合至今仍然内涵于俄国对西方的感受之中:一

方面,是思想上的尊崇、艳羡、仰慕,以及媲美与凌驾之心;另一方

面,是情绪上的敌意、疑忌、鄙视,以及自我拙陋、不受欢迎、不获接

纳——结果,对西方价值时或过度自卑,时又妄行嘲弄。今天进入苏联

的访客,无人可能不留意到几分这种思想不足而情绪上有优越感的结

合。你可以察觉,俄国人认为,西方之自制、聪明、效率、成功,颇可

欣羡,然而狭促不灵、冷酷浇薄、器小格卑、精打细算、设限自守,遂

至眼光不能博大、情怀无法宽豁,偶逢必要之时,既不肯让情绪腾涨决

堤,迎向独特的历史挑战,亦不能有尽抛顾虑、放胆施为的反应,因

此,沦于永远不知生命的充分绽放为何物。

单论这种情绪意气的兴动自发与慷慨热烈的理想主义,已足使别林

斯基有异于他那些比较讲究方法的传人。他不同于后来的激进分子,他

本身不是功利主义者,关于艺术,尤其不是。去世以前数年,他主张将

科学作更广泛的应用,主张艺术要有更直接的表达,但他毕生不曾相信

艺术有预言或传道之责——直接服务社会,告诉社会何事为急务、提供

口号、令艺术为某项计划服务。艺术要有这些作用,是六十年代车尔尼

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看法,以及今日卢那察尔斯基、马雅可夫斯基

和苏联批评家的看法。别林斯基与高尔基都相信,艺术家的职责是把他

才有能力看到并吐露的真理,据他才有的看法,以他才有的说法道出

来;秉笔为文之人,无论其为思想家、艺术家,整个职责在此。此外,

他相信,由于人生活于社会,而且大致由社会造成,这真理必然大致是

社会真理,所以,凡与环境隔绝、凡逃避隔境者、隔绝愈深、逃避愈

远,必定愈扭曲真理、背叛真理。据他所见,人、艺术家、公民,是一

体的;无论写小说、诗、历史或哲学著作、一首交响曲,或者画一幅

画,你都是、都应该是在表现你整个本质,而非仅表现你受过职业训练

的一部分,而且,在道德上,你作为一个人,须为你作为艺术家的所作

所为负责。真理一而不可分,你举手投足、一言一语,都必须是真理的

见证。没有纯属美学的真理,也没有纯属美学的法则。真理、美、道德

乃人生属性,无法由其中抽离;思想上虚谬、道德上丑恶之事,艺术上

不可能美,反之亦同。他相信,人类的存在是——应该是——真与伪、

正义与不义之间一场恒久且险恶的战争,无人有权中立,亦无人有权结

交敌人——艺术家尤其无此权利。他向官方民族主义者宣战,因为他们

压抑、扭曲、粉饰事实,为此,他被视为不爱国。他指斥老套的温情,

严厉陈明其背后未经修饰的真相,为此,他被目为愤世嫉俗。他告诉斯

拉夫主义者,抱着空肚子,或者,在一个缺少社会正义、压制基本人权

的社会,无法追求内在的自我修养与精神再生,为此,他被视为唯物主

义者。

他的生活与人格变成了神话。在许许多多当代人心里,他是一个理

想化、严峻、道德洁白无瑕的人物,因此,当局再度容忍提及他的名字

以后,大家竞相以热烈的诗文追念他。他树立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所

用手法,即使以纯粹艺术为理想、对他观点毫无同情的作家,如列斯科

夫、冈察洛夫及屠格涅夫,亦不得不予承认;他们可以拒绝他的义理,

但他身去神在的力量迫使他们对他作清楚的交代——假使他们不依从

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里,他们至少仍然觉得有必要就此事作个

解释。最痛切感到这种解释之必要者,莫过于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一面

受福楼拜吸引,一面眼前又终日浮现故友的可怕形影。由于无法两面照

应,他一生费尽心力,试图让自己、让他的俄国读者相信他在道德上并

非站不住脚、他并未出卖或逃避。到一八九〇年代新古典唯美派与象征

派由伊凡诺夫、巴利蒙特、安年斯基、勃洛克领导反叛以前,大家在道

德与社会宇宙里这样寻找自己的适当位置,一直持续不辍,而成为俄国

文学的核心传统。后来的这些运动,成果尽管辉煌,本身并不持久。苏

联革命,又恢复别林斯基的宗规与社会性的艺术标准——不过,仅得其

粗糙与扭曲的功利形貌而已。

别林斯基所受抨击甚多,自然主义的敌人对他非议尤力,而其中有

些说法的确也难以否认。他反复无常,而尽举其热心、严肃、人格完

整,亦不足补偿其洞识或思想力量之失。他断言但丁不是诗人;库珀足

当莎士比亚;《奥塞罗》为野蛮时代产品;普希金诗作《鲁斯兰与柳德

米拉》“幼稚如三岁小儿”,《别尔金小说集》与《童话》毫无可取,

《奥涅金》里的塔吉雅娜“道德上还在萌芽期”。关于拉辛、高乃依、巴

尔扎克、雨果,他也有同样狂妄莽撞的评语。以上评语,某些是有激于

斯拉夫主义者的伪中世纪主义而发,有些是针对他先师纳杰日金及其学

派而发的过度尖锐反应——纳杰日金及其学派认为,人生与自然含有很

多美好与和谐,处理黑暗、丑恶、荒怪之事,不是艺术之道。但是,以

上评语,绝大多数起于他批判力方面的盲目。只因不喜欢不带道德热情

的纤巧,他失手痛击出色的诗人巴拉滕斯基,并且抹煞普希金同代一位

颇具禀赋的次要诗人——抒情诗人别涅季克托夫,使其埋没半世纪之

久。他还怀疑自己误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他后来认为陀思妥耶夫

斯基也许只是个庸人自扰、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宗教精神病人。他的批

评,品质参差殊甚,艺术理论文章偶现佳构,然而偏枯、矫枉过正,显

然在削足适履的德国体系影响下孕育而成,与他以具体、兴发冲动及直

截见长的人生与艺术感识格格不入。他文多、话杂,谈论太多无关之

事,且出语每每漫无伦次、天真率易,充满无师自通者不够严谨的夸张

与半生不熟的独断——“永远兴奋战栗、时时热狂、刻刻遑忙”,凡觉真

伪、生死之战危殆之处,他再仆再起、蹭蹬踉跄,有时只带着贫乏可怜

的装备,火急赶往接战。他又标榜脱略小家小气、不斤斤于工整条理与

学术精确,以不泥于细谨的判断自高,以不拘法度傲人,于是而更加反

复叵测。审慎、道德怯懦、思想温文、避免危机,以及设虑周到而妥协

求全之人,他一概不能忍受,而以愤蔑交加的冗长拙劣语句肆行抨击。

也许他太欠宽容、道德上过于偏执失衡、而且太过放纵一己的感受。他

也许不必因为认为歌德的静穆沉潜使人(使他)疯狂,而那般痛恨歌

德,亦无需因为波兰文学深具波兰性格、自恋,而那么仇视整个波兰文

学。凡此,并非偶然的瑕疵,而是他整个人、他所代表的一切里固有的

缺陷。你如果过度不喜欢它们,最后会连带累及他的正面态度。他所以

有价值、有他的影响力,亦正由于他缺少艺术上的超脱,而且有意反对

艺术上的超脱。由于认为文学是人的所感所思、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主

张、对人类处境与世界的核心态度的表现,以及人整个生活与活动的理

由所在,因此,他以无比深刻的关切,看待文学。一个看法,无论如何

怪异,他必尝尽其底蕴、亲身透彻体验,付出神经衰弱的代价,感觉其

不足用、甚至完全不灵光以后,才会放弃。真理,纵使所见如电光石

火,无论后来如何无趣或苍凉,他都高举于其余目标之上,因此,他传

给别人一种真理神圣之感,从而改变了俄国人的批评标准。

由于以炽烈如焚的激情贯注于文学与书籍,他极为重视新观念、新

文学方法的出现——尤其文学与人生关系的新观念。由于天生敏感于一

切生动与纯正之事,他在俄国改变了批评家对本身志业的观念。他作品

的久长效果,则是改变、决断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当时重要青年作家与

思想家的道德与社会眼光。他改变了众多俄国人思想与感觉、经验与表

达的品质与格调。他在社会影响方面的支配角色反而凌掩他文学批评家

的成就。每一时代皆各有其适当传道家与先知申斥其弊端,号召更美好

的生活。然而揭示时代最深疾病者不是他们,而是以更痛苦且更艰难的

创作、描述与分析为志趣的艺术家与思想家——以切身之经验,体悟社

会之道德痛苦者,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是他们,他们的胜利与失

败,在影响当世当代的命运,为战斗本身留下最可证信的见证,供有利

害关系的后人借鉴取益。涅克拉索夫是禀赋非常的诗人,但他首先是天

才传道家、天才宣传家。因此,以空前绝后的清晰、直接、率真之眼看

出核心问题者,不是他,而是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似乎也不曾想到可以

不要面对问题的所有意涵,无妨步步谨慎,更细心选择道德与政治立

场,甚或超越争战的喧嚣,退藏自安于一种中立而不涉利害的态

度。“他不知畏惧为何物,因为他刚毅而精诚;他良心清白”。由于激

烈、义无反顾地寄托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真理灵见、一套非常特殊的道德

原则,作为思想与行动的依归,而使自己与有志追随者付出日益重大的

代价,他让下一代惊骇、鼓舞交加。在世之日,他没有受到当局的判

决。他祖国的官方后来奉祀他为圣徒,也不能祛除他怀疑与痛苦的幽

魂,或平息他义愤填膺的声音。他毕生奋斗的问题,今天比以前更加鲜

活——并且,由于他自己努力催动的革命力量所造成的结果,而更紧

迫、更险峻。

四、赫尔岑

赫尔岑是最令人瞩目的十九世纪俄国政治作家。也许因为他手撰的

自传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他至今没有一部好传记。他的自

传,英语世界知者不广。这种情形,说不过去,因为此书已有英文译本

——第一部分由达夫译出,译笔精彩,康斯坦斯·加内特更有全译本,

亦足当原作;与某些政治与文学天才之作不同的是,即使以翻译本而

论,此书也极为易读。

在某些方面,此书最像歌德的《诗与真》,盖此书并非全属个人生

平与政治回忆的集合;书中所写,遍及个人琐事,各国政治与社会生活

的描述,作者青少年与成年时代俄国时论、人物、看法的记载,一八四

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期间的法国、瑞士、意大利、巴黎、罗马旅游(珍

贵绝伦,是我们目前所有关于这些革命事件的最佳个人资料),以及关

于政治领袖、各国政党目标与宗旨的讨论。全书穿插种种评论,尖刻痛

快的观察,个人、民族性格锐利与兴感勃发、偶尔谐谑的素描,经济与

社会事实的分析,关于欧洲未来与过去、关于作者本身对俄国的希望与

忧惧的讨论与警刺;其间,又交织着赫尔岑个人悲剧的详细、痛切记叙

——有史以来,由一位敏感且苛求的人写下而大众可以借鉴的自剖里,

也许要数他这篇最不寻常。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进据莫斯科前不

久,出生于该城,为私生子,父亲伊凡·亚科夫列夫是富裕的俄国世家

绅士,出身罗曼诺夫王朝近卫军,为人阴沉、难以相处、占有欲强、地

位显赫、深染文明,对儿子多施威势而厚爱有加,使他生活苦楚,在爱

憎交杂之间,对他发生巨大影响。母亲路易莎·哈格是出身符腾堡斯图

加特的柔弱德国女士,为小公务员之女。伊凡·亚科夫列夫海外旅游期

间与她认识,不过,不曾与她成婚。他带她来莫斯科,立她为他家族的

主妇。他为儿子取名赫尔岑,表示他是他心爱的孩子,但出身不合法,

因此无权冠他的姓。

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的

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他接受富室贵族照例接受的少年

教育,然后就读莫斯科大学,在此确立他这辈子鲜明活跃、特立独创而

冲动不羁的性格。他出生的时代(他不断陈言这一点),正逢俄国所

谓“多余人”的一代。关于这时代,屠格涅夫早期小说着墨颇多。

十九世纪欧洲文化史上,这个时代的青年自有其一席之地。他们系

出贵门,而不顾家世,追随比较自由、比较激进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在

文明、优雅的环境里出生,而终身保持其礼仪、生活质地、习惯及风格

的人,常有特别迷人之处。这类人挥洒一种特别的、兼含天真自发与身

份地位的个人自由。他们的心灵望向远大壮阔的境界,思想上流露贵族

教育善于培养的独特的一种优游情趣,喜爱新颖、进步、反叛、年轻、

尚未尝试、即将问世之事,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先不问有无彼岸。

交接期的人物,诸如米拉波、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富兰克林·罗斯

福,属此类型。他们生活在新旧交界附近,一边是即将过去的丰美人

生,一边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来——他们自己大力接生的危险新时

代。

赫尔岑属于这种环境。在一个令人窒息、没有机会发挥天赋的社会

里当这种人,是何滋味,他的自传里即有描述。新奇的观念不断流入,

从经典古籍,从西方的古老乌托邦,从法国社会传道家与德国哲学家,

从书籍、期刊杂志,从偶然的交谈里流进来,你兴奋昂扬,旋又记起,

揆诸自己生活的环境,在西方已经成为生活形式的一些无害、温和建

制,这个国家即令稍敢梦想,亦属荒唐;处此境地,是何况味,自传中

也有描述。

这种情形通常导出两个结果:热血青年或者就此壮志消沉,向现实

让步,成为中心惘惘而逆来顺受的地主,住在自己庄地上,翻阅彼得堡

或海外送来的严肃期刊杂志,偶尔引进他在英国或法国一见起意的几件

新农耕机械或其他巧妙设计。他们往往仍然长谈变革之必要,而言下每

带悲凉,自念事不可为,或者可为之处甚少。另一结果是,他们完全屈

服而陷入一种忧郁、恍惚或者剧烈的绝望,成为自我吞噬的精神官能病

患——毒气暗侵,慢慢害死自己与周围的生命。

赫尔岑立志脱出这些常见的困局。他下定决心,至少他,世人不会

说此子一事无成、不战而溃。他一八四七年终于亡命去国之时,即是有

心去过个行动的人生。他所受的教育,是业余玩票贵族的教育 207 。他

像绝大多数成长于贵族环境的青年,所受的教养是样样沾边,要让人人

欢喜,要反映太多人生层面与情况,以至于没有能力充分专注任何一项

活动、任何一个固定计划。

于此,赫尔岑知之甚明。他惘惘不甘,谈到有人幸运,平平静静踏

入某个稳安、固定的职业,而天赋非常、并且往往属于理想主义的青年

却所学过繁、太过丰富,眼前无数选择,更有广大机会,可做之事太

多,结果择一而为,随即厌烦,回头另取新路,如此者再,终至迷途流

荡,漫无目标,一切落空。这是十分传神的自我分析,他那个俄国时

代,由于对“人民”渐增罪恶感。遂油然兴发理想主义,理想落空,转而

加剧罪恶感。赫尔岑满怀这股理想主义,焦急热切,要为自己与国家做

些值得一记的事。他这焦虑,终身盈怀。稍知近代俄国历史者都晓得,

在这股焦虑驱使之下,他成为当代也许最伟大的欧洲政论家,并且在欧

洲创立第一家自由的——亦即反沙皇的——俄国出版社,而在他祖国奠

定煽动革命的基础。

他最出名的期刊,他命名为《钟声》,一切似乎具有话题趣味的事

情,都在处理之列。他揭发、他宣斥、他讥刺、他说教,他成为一位十

九世纪中叶的伏尔泰。他是天才报道作家,为文精彩焕发、快意恣肆、

热情酣畅,当然,官方悬为厉禁,而流传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都读。

据说,连皇帝自己也读。他的官员里,确实有人爱读。当时,自由主义

情怀尚未全熄,至少一八五〇年代与一八六〇年代,便在沙皇官僚体系

中心,亦犹有其踪迹。声势最盛之日,赫尔岑揭斥弊病,指名责骂——

最重要的是,他诉求于这股自由情怀,在俄国发挥了真正的影响力。亡

命异域之人而能如此,闻所未闻。

赫尔岑不像许多只能在纸面上或者讲台上一展长才的人,他还是个

摄人心魄的健谈家。有关赫尔岑其人,最好的描写,大概应推他朋友安

年科夫那篇我在前面借作题目的文章《辉煌的十年》。文中所记事件,

去安年科夫著笔之日约二十年:

我必须承认[安年科夫写道],初识赫尔岑,我困惑莫名而惊骇

慑服——他迥出寻常的心智,连连从一个话题射向另一个话题,其

飞跃捷疾,令人难信,其机趣精彩,不可穷竭,而且能在某人言谈

的委曲转折、在某一单纯意外事件、在某一抽象观念里,看出生动

鲜明的情态与活力征象。他有极为惊人的本事,能以当下即悟、绝

出意表之道,使南北胡越之事联翩并驾而相映增色。既有此天赋,

加以观察精微入细,复由富藏积学而博识多知,遂更为高超。高超

之余,言谈灿发如彩焰,捺之不熄,奇思异想与新见创意,了无穷

尽,那种好似挥霍无度的丰厚智力,有时令听者为之心疲力竭。

别林斯基往往炽烈如火,而一发峻厉,不近人情,赫尔岑谈

话,则目光灵动,智趣闪耀,变化万千,多吊诡出奇而撩人动气,

但处处聪敏绝妙,在座之人不仅要全神贯注,更须刻刻警醒,因为

你要时时有备,立即回应。

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低级或俗丽之物经得起他半个钟头的接

触。一切虚张、一切浮夸、一切迂腐的自大,逢着他,都只会落荒

而逃,不然,即如蜡之遇火而融。我知道有人,其中许多是所谓严

肃而务实之人,无法忍受赫尔岑这一面。话又得说回来……也有人

对他加以无比盲目且热烈的崇拜……

他有批评天赋——善于揭斥人生黑暗面。这个特征,早在我此

文谈论的莫斯科生活时期,即已显露。那时节,赫尔岑的心灵已极

具反叛性、极难驾驭,凡觉得是由于大家对某件未经验证之事实禁

口不谈而成立的定论,他都有一种天生的、发自体内的憎厌。遇此

情况,他择恶而噬的智力即振作发威、猛脱、狡黠、谋略百出,四

下巡行……

他住在莫斯科……公众尚未知其名,但在他自己熟识的圈子

里,无人不晓。对于朋友,此人是个机智而危险的观察家。关于知

友与疏交,他思想深处存有秘密档案,记有他自己的私房秘录,这

件事实,他当然无法完全遮瞒。天真无忌、推心置腹站在他身边的

人,乍然碰到他这面出于无心的活动,莫不惊诧,有的更极端懊

恼。奇怪得很,与此相连的,是赫尔岑与他精选的知己保持无比温

馨、无比亲诚的关系——虽然连他们也逃不过他尖酸的分析。所以

如此,可用他性格的另一面来解释。造化,仿佛想恢复他道德机体

的均衡,特意在他灵魂里安下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一个不可征服

的倾向。赫尔岑相信人心的高贵“本能”。道德机体是惟一不容怀疑

的存在真理,在它面前,他不作分析、满怀敌意。任何事情,无论

如何大错特错,只要他认为出于高贵或热情的冲动,他就佩服;他

从来不以抨击这种事情来取乐自娱。他天性里这种爱憎错杂、充满

矛盾的变化——一面善于怀疑与否弃、一面信则信至盲目——经常

在他与朋友之间导致困惑与误会,时而甚且明争构怨。但是,直到

他去国前往欧洲之日,在这辩论的沸鼎里,在其熊熊烈焰里,大家

对他的忠诚未曾消释,反是历经考验而屡见增强。所以如此,也十

分可解。在这些时日里,赫尔岑所作所为、所思所虑,毫无虚伪之

迹、绝未暗藏恶感、全无蓄意计算、更无背信不义之处。他一言一

行,整个人俱在其中。另外,有个理由,使你有时候甚至原谅他的

侮辱。这种理由,不知道他的人可能觉得不甚真实成理。赫尔岑智

性高傲、刚强、充沛,而性格温和、可亲、几近阴柔。严厉的怀疑

主义者与讽刺家外表下,最不拘礼法且极不细谨的幽默底下,是一

颗赤子之心。他有一种奇怪、稚拙的魅力,一种稚拙的细腻……

[不过]新始出道、开始探索、初试自己深浅的人,才最能领受这一

点。他们在他的忠告里获得力量与信心。他与他们相照肺腑,互通

观念,无以复加——但是,同时,这一切也未曾使他不偶尔尽意发

挥他的破坏、分析力量,在他们身上施行极为痛苦的心理实验。

这幅生动而同情的小像,符合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及其他赫尔岑友

人留给我们的描写。读者读其本人散文、论文以及《往事与随想》所收

的自传回忆录,所得印象,更能坐实。由此所得的印象,以安年科夫之

忠实文字,亦不足尽传。

莫斯科大学时代的青年赫尔岑,其所受主要影响,正如他当时一切

青年所受主要影响,当然来自黑格尔。不过,早年的他虽是十分正统的

黑格尔主义者,他却将他的黑格尔主义变成他个人特有的一种东西,与

比较严肃而迂阔炫学的同代人从那著名义理中推出的理论结论非常不

同。

黑格尔主义对他的主要影响似乎是使他抱持以下这种信念:任何特

定理论或单一义理、任何一种人生诠释,尤其任何单纯、一贯、结构精

巧的图式——十八世纪那些巨大的法国机械主义模式也好,十九世纪的

浪漫派德国巨构也好,伟大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灵见

也好,卡贝、勒鲁、路易·布朗的社会主义计划也好——都不可能是真

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至少,以它们倡行的形式而论,它们不可能解决真

实问题。

他怀疑它们,因为他相信(无论他这信念是否导源于黑格尔),原

则上,任何真实的人类问题都不会有任何单纯或终定的答案;如果问题

严重而痛苦,答案就永远不可能截然分明且干净利落。收集一群不证自

明的公理,以演绎法从中推出一套整齐匀称的结论,尤其永远不可能解

答这种问题。

这股不信,在赫尔岑如今已为世所忘的一些早期文章里已经开始。

诸文作于一八四〇年代初,谈论他所谓科学中的玩票主义与佛教。他区

分两种思想人格(intellectual personality),然后俱加挞伐。其一,为漫

不经心而见林不见树的业余思想家。赫尔岑告诉我们,这种人害怕因为

对实际、详细的事实作太多迂腐的关注而流失自己宝贵的人格,故凡事

但由表面掠过,以至未曾培养得获致真知的能力;他仿佛用一种望远镜

观看事实,结果,从来绝未分明细究得什么,满眼惟见许多气球也似飘

来浮去的庞大、华丽的抽象物而已。

另一种人——佛教徒——因狂执于树木而舍树林;他热烈专攻小小

一套孤立的事实,用倍数愈来愈大的显微镜观察。这种人可能精研某一

门知识,但几乎个个变成烦冗不堪、浮夸造作、盲目庸俗,总之,成为

一望而可憎之人——如果他是德国人,尤其如此(赫尔岑所有讽刺与侮

辱几乎都针对他痛恨的德国人而发——尽管他自己就是半个德国人)。

以上两端,需要折衷。赫尔岑相信,以清醒、超脱、客观之道研究

人生,也许就能在这些相反的理想之间创造某种紧张、一种辩证的折衷

妥协。因为,如果以上两个理想都不可能充分、同等实现,则两者也不

应该完全抛弃。两不尽弃、寻求折衷,人类对生命的了解才能深于鲁莽

尽信其中任一极端。

赫尔岑早期提倡的这种超脱、温和、折衷、镇定的客观理想,与他

的气质深不相合。的确,不久之后,他突发而盛赞偏执。他宣称他知道

这主张不会得到乐意的接受。某些观念在有教养的社会里,就是难以得

到接受——很像有人以惊世骇俗之行,自取诟辱。例如,与抽象的公道

相较,偏执予人的观感就不是顶好。不过,古来除非偏执既深且烈,无

人说过任何值得一说之语。

接着,是一场漫长的典型俄国式抨击,他说:客观、超然、不参预

寄托、不投入生命洪流,是冷漠麻木、卑下、不可能且不可欲之事。在

赫尔岑这个阶段的论述里,突然听得到他朋友别林斯基慷慨激昂的声音

了。

此时浮现、他此后终身更以绝妙诗质与想像继续发挥的基本主题,

是意识形态上的抽象事物对人类生活的可怕支配力(我说“诗质”,是有

所据而言;盖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有一非常真确的说法,认为赫尔岑余

事无论如何可议,他总也是个德国诗人。在这个偏颇雄猜、偶尔却透辟

出奇的批评家眼中,赫尔岑因此总算犹有一得,在他心目中,赫尔岑的

看法与生活模式,自然几乎全无是处)。

赫尔岑断言,欲以任何抽象观念解释人类行事、一切欲使人类促进

任何抽象观念的企图,无论该观念如何空前高贵,如公道、进步、民族

性,而且,纵令由纯洁无瑕的利他主义者如马志尼、路易·布朗或穆勒

之流提倡,最后往往必将导致屠杀牺牲与活人献祭。人并没有这么单

纯、人类的生活与关系极为复杂,殊非标准的公式与工程的解决法所得

目录
设置
设置
阅读主题
字体风格
雅黑 宋体 楷书 卡通
字体大小
适中 偏大 超大
保存设置
恢复默认
手机
手机阅读
扫码获取链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书架同步,随时随地,手机阅读
首 页 <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 > 尾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