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俄国思想家(出版书)》作者:[英]以赛亚·伯林/译者:彭淮栋【完结】 > 俄国思想家.txt

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11

应付;欲图改造个人、将其嵌入任何以理论理想为依据的理性图式,无

论动机如何空前崇高,最后往往必对人类造成恐怖的戕害,导致政治上

规模与日俱增的活体解剖。这个过程的顶点是,一些人以其他人受奴役

为代价,获得解放,并且使新兴、有时远更可憎的暴政取代旧暴政——

例如,全面施行社会主义的奴役,以救治全面的罗马教会奴役。

赫尔岑记有他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之间一场典型的对话

(他甚为敬重路易·布朗),由这段对话,可见赫尔岑有时候如何率直

抒发他最深的信念。据赫尔岑所述,对话作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伦敦某

处。一日,路易·布朗向赫尔岑说起人生是一大社会义务、人必须时时

为社会牺牲自己。

“为什么?”我劈头直问。

“你这‘为什么’是什么意思?[路易·布朗说道]——社会的福祉当

然是人的整个目的和使命所在罢?”“但是,人人牺牲而无人自得其

乐,社会也永远不会幸福。”

“你在玩弄文字。”

“我这是野蛮人的糊涂。”我大笑回答。

在这段欢愉与乍看不太经意的文字里,赫尔岑体现了他的核心原则

——生命的目标在生命本身,为某种模糊且不可预测的未来而牺牲现

在,是一种错觉,结果将摧毁人与社会仅有的可贵之处——亦即,将会

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

赫尔岑憎恶他当时某些高明且心灵至纯之士,尤其社会主义者与功

利主义者,所倡学说的中心实质:为了一种无可言传的未来幸福,现下

必须忍受大苦大难,为了亿万人快乐,可以迫使千百人死亡——凡此口

号,风靡当时,当时以来,更处处可闻。人类有一辉煌未来,历史保证

人类有此未来,为了这个未来,现下最可怕的残酷暴行都有道理——赫

尔岑认为,这种由相信进步之必然性而建立的习见的政治末世论,对人

类生活是个致命教条。

关于这个题目,赫尔岑最深刻、最一气呵成——以及文笔最精彩

——的陈述,可见于他命名为《彼岸书》的一卷论文(他对一八四八与

一八四九年欧洲历次革命的幻想破灭以后,写成这些文章,作为纪

念)。这部伟大的辩难杰作是赫尔岑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政治证言,

其语气与内容,在颇具他本色(而且著名)的一段文字里流露无遗。在

这段文字里,他宣称,不可将一个世代贬抑为遥远后世获取福祉的手

段,何况遥远的后世犹在未定之天。遥远的目标是骗局、诈欺。真实的

目标必须近一点——“至少,劳动者的工资或者工作的乐趣,就应该是

目标。”各世代的目的在完成其自身——每一生命自有其独特经验;其

匮乏满足之后,会另生新的需要、要求、生活形式。他断言(或许由于

席勒影响),自然对人类及其需求并无关爱,而且压碎他们而无所顾

惜。历史有计划、剧本么?有的话,历史将“索然无趣,变成……乏

味、可笑”。没有时间表、没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激

情、意志、即兴创发;路,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无路之处,“天才

会打出一条来”。

不过,倘若有人问:“假设这一切突然结束,假设一颗彗星撞上我

们而结束地球上一切生命,历史不就毫无意义了么?这一切议论可会突

然化为乌有?如果这一切随着某个神秘、不明不白的事件,而在某种突

然、不明不白的残酷方式里结束,对我们所流的这番血、汗、泪,不是

残忍的讽刺么?”赫尔岑回答:作此想法,是一大庸俗——数字至上的

庸俗。一人之死,其荒谬与不可解,并无过于整个人类之死。将数字加

大,而问“假设亿万人死亡”如何,并不会使死亡多神秘、多可怕。

自然里,正如人的灵魂中,无尽的可能事物与力量在打困,设

有适当条件……它们会发展、猛烈发展。它们可能充塞世界,也可

能倒毙路边。它们可能另取新方向。它们可能停止。它们可能僵

溃……发生何事,自然全不关心……[不过,你可能要问,]这一切

所为何来?人的生命变成一场毫无旨趣的游戏了……人用碎石沙砾

建造东西,只落得又眼看它塌掉;人从废墟底下爬出来,重新清理

场地,用泥巴、木板和破碎的柱头筑起茅屋,经过几世纪无休无止

的劳苦,又塌个干净。莎士比亚说历史是白痴说的烦冗故事,确非

虚言……

……[对此讲法,我回答]有些人非常善感,一想到“人生于世,

只为一死”,就掉眼泪……你正像这些人。看结局而不注意情节本

身,是一大错误。花开烂漫,于花何用?它醉人的芬芳既然也终要

消歇,于它何用?……丝毫无用。然而自然亦非如此吝啬。短如过

隙,只存于现下一时之物,她也并不鄙弃。在每一点上,她都尽取

她所能……谁会因为花朝发夕谢,因为自然没有将打火石的坚硬赋

予玫瑰或百合,就数落自然?而这个可怜的呆板原则,[我们]居然

想移用于历史……生命没有义务要实现[文明的]妄想或观念……生

命喜爱新奇……

……历史极少重复,它利用每一件意外事件,同时敲叩千万门

户……哪些门户可能会开……谁知道?

又:

人类有一股本能的热情,要保全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人生于

世,因而希冀长生不死。人恋爱,而亦希图被爱,而且永远爱得像

他发誓的那一刹那……然而,生命……是不具结保证的。生命不保

证你存在,也不保证你幸福,她也不负责持续你的存在与幸福……

每一历史刹那都充实、都美好、都自有其自圆自足之处。每一年都

有它自己的春季、夏季、冬季与秋季,以及它自己的暴风雨与好天

气。每一时期都是新颖、清新的,充满它自己的希望、含有它自己

的喜悦忧伤。现在属于现在。不过,人类不知以此为足,硬要连未

来也一起拥有……歌者唱歌,那支歌的目的何在?……如果你不自

安于歌中乐趣,另有所望、别求目标,则歌者终有停时,你也只留

回忆而空怀怅惘……因为当时你没有聆听,反而另有所待……你执

迷于无法捕捉生命之流的范畴。你们[他意指马志尼、自由主义者

及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目标呢?一项计划?一种秩序?谁构想的

计划和秩序?谁独得这计划与秩序之秘?这计划和秩序是无可避免

的东西么?或者不是无可避免?如果无可避免,我们是不是木

偶?……我们有道德上的自由罢?或者,我们是一部机器里的轮

子?人生,以及历史,我宁愿想成一个既得目标,而不愿视为达成

他物的手段。

以及:

因为孩子的确会长大,我们就认为孩子的目的是长大。但它的

目的是游玩、自得其乐,做个孩子。如果只看过程的结局,一切生

命的目的只是去死。

这是赫尔岑的核心政治与社会主题。其敌对者常指此为一种言过其

实的功利主义,实则,他这个论旨进入俄国激进思想主流以后,对于夸

张的功利主义,一直有解毒剂的作用。歌者目的在歌曲,人生目的在善

尽此生。物皆消逝,但消逝之物有时可以慰解当事者所受的一切痛苦。

歌德已经告诉我们,凡事并无保证,并无万全之计。人原本可以知足于

现下,却不知足于现下。他不要美、不要今天的完满,因为他连未来也

要拥有。马志尼,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号召大家为了民族,为了人

类文明,或者为了社会主义、公道正义、人性,要作至高至大的牺牲,

忍受至高至大的痛苦,即使眼下无成,未来亦有可待。前述看法,就是

赫尔岑给他们的答复。

赫尔岑厉斥这班人的主张。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

天的自由,要让活着、各自有其目的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

他们认为神圣、他们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生以赴的目的。为了某种

模糊不明、无从保证、我们毫无所知、由某一以沙为基的巨大形而上建

构所产生,更无逻辑、经验或任何其他理性保证的未来幸福,而摧毁他

们的自由、他们的追求,而破坏他们的目的——这,首先是盲目,因为

未来并不确定,其次就是邪恶,因为此举违犯我们所知的仅有道德价

值,因为这等于假借抽象事物——自由、幸福、公道——等等盲狂的概

论、神秘的声音、偶像化的一套字眼为名,而践踏人性的需求。

自由何以可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自由。将

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活人献祭。

这是赫尔岑义理的极致。由此,他推出一个逻辑必然的结论:最深

重的现代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落入抽象事物之纲。他据此结

论,不仅用以驳斥他交往的西方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教士或保守

主义者更不用说),尤其还驳斥他自己的密友——那位为了模糊、混淆

不清而且遥远的目标,而长久不断企图煽起暴力叛乱、鼓吹酷刑与殉难

的巴枯宁。依赫尔岑之见,人类极恶大罪之一,是试图将道德责任由自

己肩部移开,付与一个无从预测的未来秩序去挑,而且假借某个可能永

远不会发生的东西为名,在今天就犯下罪行,以为如果是为了某种利己

的目的,这些罪行才算巨恶,如果是由于相信某种遥远且不可捉摸的乌

托邦而作,这些罪行就是圣洁。

赫尔岑痛恨专制,尤其俄国体制,但是,他也终身深信,他自己的

社会主义与革命盟友所倡之事同样危险。他所以有此信念,是因为他有

一段日子同他的批评家朋友别林斯基一样,相信一种单纯的解决法可

行,而且相信某一伟大体系——圣西门或蒲鲁东预示的世界——提供了

这种解决法:如果以理性之道规划社会生活,而使社会生活秩序井然,

并且创出一种清晰、工整的组织,人类问题即能有个一劳永逸的解决。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个单纯的信念,认为

人类能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至坚不摧”的美妙生活。因为赫

尔岑自己曾经相信这些基础(虽然不是单纯、绝对地信),又因为这信

念在一八四八与一八四九年那几场可怕的巨变里崩溃、毁灭无遗,而

且,在巨变里,他的偶像几乎个个证明有其致命的根本弱点,所以,他

怀着格外激切的愤怒,斥绝自己的过去。他写道:我们号召群众起事击

碎暴君,群众却不关心个人自由与独立,而且猜忌才智之士:“他们要

一个为他们的利益而统治的……政府。但是,他们从无自治之念。”“鄙

视王冠,是不够的;在自由面前,你也不可满怀畏惧……”他蔑斥定于

一尊的、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牧歌画面,鄙斥野蛮的“平等苦役”,不屑卡

贝等社会主义者的“强迫劳动”,以及以破坏为职志而一往直前的野蛮

人。

谁将结果我们?衰老昏庸的野蛮王权,还是狂妄野蛮的共产主

义?血渍斑斑的军刀,还是红旗?

……共产主义将在一场可怖、血腥、不公、风驰电掣的剧烈暴

风雨里横扫世界……

[我们的]建制……借蒲鲁东的客气说法,将会被[清算]……我

惋惜[文明的死亡]。但是,群众——只从文明的死亡得到眼泪、匮

乏、无知与屈辱的群众,不会惋惜此事。

他害怕压迫者,却也害怕解放者。他害怕他们,因为他认为他们是

信仰时代那些宗教顽固分子的世俗传人。因为,凡是以一锐利干枯的计

划,以一件紧身衣,当作所有人类疾苦的惟一可用救药,而把他这计划

与紧身衣强加在人类身上的人,最后势必造成自由的人类——如赫尔岑

自己之类——无法忍受的情况:赫尔岑这类人要有一个能发挥自己才具

的范围,而且愿意尊重他人的独创、自发,以及他们要求自我表达的天

生冲动。他称此为Petrograndism——彼得大帝的方法。他钦佩彼得大

帝。他钦佩他,因为他至少推翻了中古俄国的封建僵化与黑夜。他钦佩

雅各宾党人,因为雅各宾党人敢作而不愿无为。然而他十分明白,而且

年纪愈长愈明白(一八六〇年代末期写给巴枯宁的公开信《致老友书》

里,就此说之甚明),彼得大帝的方法,阿提拉的作为,“公安委员

会”在一七九二年的作为——以单纯与激进解决为前提的方法——往往

终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他宣布,由狂热的信仰所鼓动的行事,在

从前比较纯真的时代里无论有何道理可言,凡活过十九世纪而明了人类

真正如何构成——人与建制之质地组织如何复杂、曲折——者,都没有

任何权力再如此行事。进步必须配合历史变迁的实际步调,配合社会的

实际经济与社会需求。他最鄙视之物,无过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

中,又莫甚乎品格卑下、贪多务得、平庸琐屑或汲汲牟利的巴黎资产阶

级。但是,他仍认为,资产阶级尚未演完其历史角色以前,即以暴力革

命加以压制,只意味着,在新的社会秩序里,资产阶级精神与资产阶级

形式仍将持续不绝。“他们不改变(监狱的)围墙,只想给它们一个新

功能,以为牢狱的蓝图可作自由生活的蓝图。”自由人居住的房子,不

能由监狱建筑家来造。如今,谁会说历史证明赫尔岑错了?

他对资产阶级憎恶如狂,但是,他也不要暴力造成的剧变。他认为

暴力造成的剧变可能不免,可能会来,但他害怕。他觉得资产阶级是一

群费加罗 208 ,吃肥了、飞黄腾达的费加罗。他说,在十八世纪,费加

罗穿制服,这制服当然是奴仆的标记,不过,仍有别于他的皮肤,还脱

得开来;他的皮肤至少也还是个活跳、具有反叛性的人的皮肤。如今,

费加罗赢了,成为百万富翁。他是法官、总司令、共和国的总统。费加

罗统治世界,他的制服不再只是制服,变成他皮肤的一部分,脱不掉,

同他那身肉结成一体了。

卑劣的中层阶级人如今统治我们。十八世纪一切可憎、降志辱格,

而为我们高贵的革命分子所抗议之物,都已成为这些中层阶级人的本

质。然而我们必须等待。单如巴枯宁所欲,砍掉他们的脑袋,只会引出

新暴政与新奴役、导致可恶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甚至更糟,成为多数

人——万众一心,定于一尊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穆勒所谓(赫尔

岑认为此说颇有道理)集体平庸(conglomerated mediocrity) 209 的统

治。

赫尔岑要的价值,他直言无隐。他只喜欢自由生命的风格,只喜欢

博大、宽宏、不斤斤计算之事。他钦佩自尊、独立、对暴君的抗拒;他

佩服普希金,因为普希金桀骜不驯;他敬重莱蒙托夫,因为莱蒙托夫敢

受苦、敢恨;他甚至认可他的反动敌人斯拉夫主义者,因为他们至少还

厌恶权威,至少还不让德国人得逞。他佩服别林斯基,因为别林斯基不

屈不移,面对摆开阵仗的道德学院或政治大军,仍直揭真理。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独断教条,其令人窒息,不下于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的、早

期基督徒的教条。

他最恨之事,是公式的专制——从某种并无实际经验基础的先验原

则中推演出一些安排,而使人类屈就这些安排。他对新解放者深怀畏

惧,原因在此。他说:“人如果先解放自己,而不求解放人类,他们对

人类的解放……会大有助益。”他知道,他更多个人自由的一贯要求里

含有社会原子化的种子;两大社会需要——组织与个人自由——之间必

须有个折衷,必须有个不稳定的平衡,俾保全一个起码的范围,让个人

能在里面表达自己,而不会被彻底磨碎。于是,他大力倡议他所谓自我

主义(egoism)的价值。他断言,环伺我们社会的一大危险,是理想主

义者假利他主义之名、以图谋多数人幸福的手段为名,作清高无私状,

驯服并压制个人。昔日的宗教裁判者驱使成群天真纯洁的西班牙人、荷

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烧死异教徒,事后,“带着一颗安

详的良心,平平静静回家,鼻孔里还留着烤人肉的味道,觉得自己尽了

义务”,然后就寝——睡一场天真纯洁的人圆满工作了一天的那种好

觉。今天的新解放者很可能就像这些宗教裁判者。自我主义之为物,不

可未经斟酌,遽加谴责。自我主义不是邪恶。一只动物的眼睛里,就闪

动着自我主义。道德主义者不肯善用自我主义而发挥之,反而妄事抨

击。“他们想……把人变成泪汪汪、多愁善感、乏味无趣、老实和气、

要求当奴隶的东西……但是,撕掉一个人心中的自我精神,等于剥去他

的生存原则,除去他的人格酵素。”当然,固执己见,有时无异自杀。

一大群人由楼梯迈下来,你不可硬要逆抢上去。那是暴君、保守派、愚

夫、罪犯的行径。“毁掉一个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蛮的猩猩,毁

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却是一只柔驯的猴子。”

人类问题太复杂,不能要求单纯的解决法。赫尔岑深信俄国的农民

公社是一种“避雷针”,因为他相信俄国农民起码尚未感染欧洲无产阶级

与欧洲资产阶级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恶习——但是,他仍指出,连这农

民公社也不曾保使俄国没有奴役。自由不合多数人的口味,只为受教育

者所嗜。欲得自由,并无保证成功的方法,欲得社会福祉,亦无稳定平

顺之路。我们必须尽力而为,而且我们永远可能失败。

他的思想精义,是认为基本问题或许压根儿就无法解决,你能做的

是试着解决,不过,你无法保证成功;无论社会主义的万灵丹,还是人

类其他任何建构,都不足以保证私人生活能获致幸福,或者达到理性境

界。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的这种奇怪结合,贯串了他所有作品——伊拉

斯谟、蒙田、孟德斯鸠之见与此无大差异,不过,他最猛烈。

赫尔岑也写小说,不过,大致已为世所遗,因为他天生不是小说

家。他的小说比他朋友屠格涅夫大大不如,却也有共同之处。看屠格涅

夫小说里处置人类问题的手法,你会发觉,他也不以为那些问题可以解

决。《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为疾病磨死;《贵族之家》结尾,拉夫列

茨基忧郁不决,而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有可为而不为,亦非因为某人

居然想不到转个角就有解决法,或者想到而不肯运用,而是因为——借

康德一句话:“由人性之曲木,永远造不出直物。”每一事物,皆因环境

有失、个人性格有过、生命本性有缺,共同使然。这种情形,必须正

视、必须直书,若相信永远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就是庸俗,有时

甚至是罪行。

赫尔岑写过一部小说,名叫《谁之罪?》,写的是一出典型的三角

恋爱悲剧:小乡镇里,一位女郎嫁了个有德、理想主义但板滞又天真的

丈夫,而我在前面谈过的一位“多余之人”爱上她。这部小说并非佳作,

情节也不值得重述,不过,此中要旨,亦即最显得赫尔岑本色的一点

是,这情况原则上无可解决。这位恋人心伤欲碎,那位妻子患了病,而

且大概去世,她丈夫亦有自杀之想。听起来,像一部典型凄惨、病态自

我中心的俄国小说劣作。然而不然。此书之根本,在以极为细腻、精

确、时而极为深刻的笔法,描述一个情感与心理处境,于此处境,司汤

达的理论、福楼拜的方法、乔治·艾略特的深度与道德洞识都没有用武

之地,因为他们这些理论、方法与洞识都显得太偏向文学性,是由固执

不化的观念、从不切合人生浑沌的义理中导出来的东西。

在赫尔岑(以及屠格涅夫)的看法精髓里,核心问题复杂而无从解

决,想用政治或社会学手段解决,是荒谬之举。不过,赫尔岑与屠格涅

夫自有差异。屠格涅夫内心深处绝非麻木不仁,而是一个冷静、超然、

偶尔微带讽刺的观察者,从一个比较遥远的视点,观看生命的悲剧;他

在各据点之间游动,在社会与个人要求之间、爱情与日常生活的要求之

间、英雄的美德与现实主义的怀疑精神之间、哈姆雷特的道德与堂·吉

诃德先生的道德之间、请求效率的政治组织与个人自我表达的必要之间

摆动,悬在一种适性随和而不作决断、心怀同情而忧思深慨的状态里,

微言讽喻,不愤世嫉俗,不轻使情绪,敏感体物,慎笃真诚,惟不轻作

任何固常的寄托。于人格神或者非人格神,屠格涅夫既不十分信,也不

十分不信;在他,宗教亦如爱情、利己精神、享乐之心,乃人生正常成

分。他喜欢自持于一种中间立场,对于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 to

believe),甚至几有得意太过之势。因为置身局外,因为潜心静观,他

遂能产生一种尽善尽美的伟大文学杰作——在神闲气定的回顾里,以精

细结构的起头、中腰、结尾,写出他那些圆成周至的故事。他把他的艺

术与他自己分开;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深心切望问题的解决;他以一种

独特的冷淡,一种使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恼怒的冷淡,观看人

生,因此,达到一位与素材保持相当距离的艺术家才能取得的纤细透

视。他与他的素材有一壑之隔,此壑之中,只有他那种特殊的诗心能运

行自如。

赫尔岑相反,关心过剧。他为他本人、为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寻求解

决。他的小说确属失败之作。他自身、他痛苦的观点,都过于猛烈突入

小说之中。话又说回来,他的自传速写,或者他公开讲述自己与朋友,

谈论自己在意大利、法国、瑞士、英国的生活,笔锋舌端就有一种鲜活

跳动、直截了当,其第一手真实感之传神,十九世纪的作家无人能望其

项背。他的回忆录是一部洋溢着批判与描述天才的作品,其绝对的自

白,是一个想像灵活到自苦地步,感受敏锐、不断反应,对高贵与可笑

之事都格外善于体会,又完全不涉虚荣、不弄教条学说的人格才可能造

达的境界。以回忆录作家而论,他无可匹俦。关于英国,或者说,关于

英国时期的他自己,他的素描犹胜于海涅或泰纳。但看他就英国政治审

判所作的绝妙记述,即可证明。外来反民在温莎公园闹起一场要命的决

斗,出庭受审。赫尔岑写他对法官的观感,就是个例子。他以生动而有

趣的笔墨,描述作风浮夸的法国政治煽动家与容色阴惨的法国狂热盲从

分子,以及这班情绪激愤、近乎可怖的亡命异域之徒,与迟滞、僵冷、

道貌岸然的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建制之间无法沟通的隔阂。他以伦敦中央

刑事法庭那位酷似《小红帽》里那只狼的主审法官,为当时英国各种建

制的典型代表:此公头戴白假发,身着长裙,脸形锐削如狼,薄唇、尖

齿,言语细碎嘶哑,由那张框在诱人放心的娘们似的鬈发里、装满虚实

莫测的慈祥和气的脸上发出来——那张脸,给人甜蜜、祖母、老太太的

印象,而衬上细小闪烁的眼睛,干硬、尖酸、恶意的司法幽默,慈祥的

印象又不攻自破。

关于他厌恶的德国亡命分子,以及他钦慕的意大利与波兰革命分

子,他的刻画,堪称经典手笔。他也速写各国的差异,诸如英国与法国

——法国人终日群聚,论事明澈,擅长说教,花园格式工整,英国人则

多独处,暗怀抑制不发的浪漫精神,底下纠缠着各种古老、不合逻辑但

文明深远而人性十足的建制;双方各自以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自居,寸

步不让,却又丝毫不了解对方的理想。还有德国人。他断言,德国人认

为自己与英国人同出一树,而英国人是此树比较优秀的产品,自己是比

较低劣的果实。他们来到英国,三天之后,就放掉ja,满口yes,不需要

well的场合,也连声well。他与巴枯宁素来都将他们最尖锐的讽骂留给

德国人,所以如此,出于个人喜恶者少,而多由于他们认为德国人代表

一切中产阶级、钳束人性、平庸凡俗、鄙野粗气之事,代表阴沉而器小

量窄的军训教官所行的污秽专制,在美学上,这专制比历史里许多伟大

征服者气魄壮阔的虐政更可厌。

他们受阻于良心之处,我们是受阻于警察。我们的弱点是算术

的弱点,所以屈服;他们的弱点是代数的弱点,是公式的一部分。

十年以后,巴枯宁呼应此说:

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他是在

说“我是自由的人”;一个德国人说“我是德国人”,他是在说“……

我的皇帝强过所有皇帝,现在扼死我的德国军人也会把你们全都扼

死……”

这种一概而论的成见,一笔扫尽整个国家与阶级的酷评,是这个时

期许多俄国作家的特色,往往证据不足、有失公正,而且剧烈夸大,不

过,也是由于愤怒反抗一个压迫性环境而发出来的真实表现、一种真诚

而高度个人化的道德意见的表达。因为这种意见,这些文字即使今天读

来,仍然生动。

他不肯恭恭敬敬,喜作反讽,不相信一劳永逸的解决,相信人类复

杂且脆弱,认为人类结构的不规律划一,正有其价值,强制之以样式模

型或紧身衣,是一种侮辱——同时,每遇一本正经而迂腐不通的激进派

与保守派救世家都不断制造的所有僵硬干枯社会政治图式,他都无法自

制,以踢倒打破为快。由于以上种种,赫尔岑为各方阵营中之热心分子

所忌,乃势有固然。这方面,他与他的怀疑主义朋友屠格涅夫相似。屠

格涅夫无法抗拒、亦无意抗拒说真话的欲望,无论真话如何“不科学”;

凡有心理上一针见血之见,即使可能不合某一众口论定的、开明的观念

体系,也直抒不讳。他二人都不认为,因为你赞同进步或革命,你就负

有神圣义务,要压制真理,或者硬称真相很单纯,或者只因为另持说

法,可能会协助或安慰敌人,你就必须故意将某些显然不可能奏效的解

决法说成大有可为。

如此超脱党派与教条,而且习于吐露独立、时或扰乱人意的判断,

赫尔岑与屠格涅夫都招致剧烈批评,四面楚歌。屠格涅夫写《父与

子》,允宜为左右两派所夹击,因为两边无一清楚他支持何方。于此不

定性,俄国“新”青年最为恼怒,指责他过于自由、过分文明、过喜讽

刺、怀疑太甚,抨击他政治情感的游移、他过度的自审、他的不挺身介

入、不向敌人宣战(行事反而等于一连串逃避与背叛),指他这些都是

在破坏高贵的理想主义。他们的敌意指向所有“四十年代人”,尤其赫尔

岑——他们以他为四十年代人最富才气、最顽强的代表,也确有道理。

对于一八六〇年代这些严苛、冷酷的年轻革命分子,他的答复,本色十

足。这些新革命分子抨击他贪恋旧有生活风格、当绅士、家资丰厚、舒

适度日、端坐伦敦而遥观俄国的革命斗争,与他那一代人沆瀣一气,当

周遭满目卑污与哀惨、冤苦与不公,他只顾沙龙中高谈阔论、弄玄思、

玩哲学,不往严肃的手工劳动里寻求救赎——诸如砍一棵树、做一副靴

子,或者从事某一“具体”、真实事务,俾与苦难大众同心同德,反而流

连富裕仕女的客厅,与其余教育高级、出身高贵而同样无能的青年耽溺

于无休无止的华丽空谈。这是纵欲、逃避,是对所处世界的恐怖与苦痛

刻意装盲。

赫尔岑了解他的对手,而拒绝与他们妥协。他承认自己不得不爱洁

净而恶污秽;宁取庄重、文雅、美、舒适,不要暴力与苦行;要好的文

学,不要坏的文学;喜欢诗,甚于散文。他博得犬儒与“唯美”之名,然

而他拒绝承认无赖才能成事;他拒绝承认,为求达成一场解放人类的革

命,为了在人间创造一种新的、更高贵的生活形式,你必须蓬首垢面、

浑身脏污、残忍、狂暴,穿起带钉的马靴来蹂躏文明与人权。这,他不

相信,也看不出有何理由应该相信。

至于新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并非平空窜出。过失在他那一代,是他

那一辈在一八四〇年代里的空谈生出了他们。这些人替世界向四十年代

的人报复——四十年代人是“患上革命热情的梅毒的人”。新的一代要向

上一代说:“你们是伪君子,我们要当犬儒;你们说话像道德家,我们

开口就要像无赖;你们对上无礼、待下粗暴,我们对谁都要粗暴;你们

鞠躬而无敬意,我们将推挤冲撞而不道歉……”赫尔岑如此速写新一代

的言行,他言下之意是:流氓作风解决不了什么事情。除非文明——善

与恶、高贵与不高贵、价值与无价值之分际——获得保全,除非有些人

既苛求、又无畏,言所欲言,不向某种大而无当、莫可名状的祭坛牺牲

性命,因此不至于自己也沦为大群丧失人格、不由自主、迈向破坏的野

蛮群众,否则,革命有何意义?我们喜不喜欢,革命可能都会来。但

是,如果一群野蛮人扫除邪恶的旧世界,只留下废墟与悲惨,在上面只

能再建立新专制——我们凭什么应该欢迎,更别说应该努力让他们胜

利?“俄国文学针对俄国生活而草拟的巨大起诉书”并没有要求用新的平

庸凡俗取代旧的平庸凡俗。“感伤、怀疑、反讽……这俄国竖琴的三

弦”,比新唯物主义者粗糙且庸俗的乐观主义更接近现实。

赫尔岑最耿耿持恒的目标,是个人自由的保全。诚如他致马志尼信

中所言,这是他青少年初期以来就奋斗不懈的游击战的宗旨。他独步十

九世纪之处,则在他意见上的复杂,而对于互相冲突,而且比他自己单

纯、根本的理想,他也了解其成因与本质。激进分子与革命分子如何形

成、有何理由,他也了解。同时,他还掌握到他们的教条将会带来的可

怕后果。雅各宾党人那种严厉、高贵的光辉何由产生,他十分同情,对

其心理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认为他们在道德上轰轰烈烈,高于他极为心

仪、但他们无情摧毁的旧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在旧体制下的悲惨、困

厄、窒息、非人,以及其凄厉的正义呼求,他有透彻的了解——同时,

他也知道,为这些冤屈复仇的新世界如果放任恣肆,必将造成其自身的

逾矩妄行,而驱使千百万人从事毫无益处的自相残杀。赫尔岑的现实

感,尤其他对革命之必要与代价的感识,不仅当代独步,也许置诸任何

时代,都无人可及。他对当时危急的道德与政治问题的感识,远比十九

世纪大多数专业哲学家明确且具体——他们的能事是由观察社会而导出

普遍原则,并将意见、原理与行为形态排列于条理整齐的范畴之中,作

成前提,然后,以理性的方法,推出解决之道。赫尔岑早年的黑格尔素

养没有毁掉他的政论家与散文家本色;对学院式的分类,他不曾养成嗜

好;他独一无二的洞识,直透社会与政治困境的“内在质地”;而与此洞

识相得益彰的,是他卓绝的分析力与阐述力。结果,暴力革命之必要、

一双马靴价值高于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之论(“虚无主义”批评家皮萨列夫

的巧辩),自由主义与议会政治应受贬斥之说(大众亟需糊口之食、栖

身之所、蔽体之衣,而此二者要给他们投票权与口号),他都了解,而

且为它们提出思想与情感上都足称信实的理由。然而,有些文明以奴役

为基础,由少数人产生神妙的杰作,惟少数人有自由与自信、想像与禀

赋,来产生持久的生活形式,产生能在时间里屹立不坏的作品——对这

种文明的美学甚至道德价值,他也有同等鲜明且清晰的了解。

如此矛盾夹缠,既义愤填膺,支持革命与民主,反驳自由派与保守

派对它们的自大指责,复又同样慷慨激烈,以个人自由之名,抨击革命

分子,维护生命与艺术,维护人类的庄重、平等与尊严,鼓吹一个不许

人类拿公道、进步、文明、民主以及其余抽象事物为假借来互相剥削或

蹂躏的社会——这种两面、多面作战,使赫尔岑成为他当代社会生活与

社会问题最切现实、最敏感、最透彻、最可信的见证人。他最伟大的禀

赋,是能作直截无碍的了解。他了解四十年代所谓“多余”俄国人的价

值,因为他们格外自由而道德可佩,形成了他生平所知最富想像、最天

机自发、最具才气、最文明且最有趣味的结社。同时,他了解恼怒、热

切、反叛的青年激进分子对他这一代的挞伐。年轻一代激进分子认为这

群贵族闲人终日耽溺于快意而不负责任的高谈,懵然不觉受压迫农民与

低层公务员久蓄愠郁、怨心日高,其狂暴、盲目但理有固然的仇恨在真

正革命家义不容辞的煽动与指导下,有朝一日,就要化成一场海啸,将

他们与他们的世界一举扫除。赫尔岑了解这种冲突,他的自传也以奇绝

的生动与精确,传出俄国与西方世界里个人与阶级之间、人物与意见之

间的紧张。

《往事与随想》并无清晰的单一宗旨,亦非专为某一主题而作;作

者未为任何公式、任何政治教条所役。职是之故,此作至今是一部深刻

且生动的杰作,是赫尔岑赖以不朽的最大凭据。他所以不朽,另外还有

名正言顺的理由。他的政治观与社会观殊可谓原创独造,而所以为独

造,兴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同时代寥寥几位思想家里,他原则上拒

绝一切全盘概括的解决法,而且掌握到为文而造文、为真实世界之人与

事而作文的重大关键识别——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来,为数甚

少。不过,他是以作家之名垂世。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

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此作(低

劣的翻译本除外)亦如《战争与和平》、《父与子》,极为可读,都不

过时,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气味,感觉上仍然现代得惊人。

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会里的特征与变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难见

之日,即有所敏感。赫尔岑这种能力甚高,便是眼见剧变逼近,他既无

马克思或巴枯宁的粗砺的欢欣,也没有布克哈特或托克维尔那种悲观的

超然。他像蒲鲁东,相信个人自由之毁灭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

过,他又不像蒲鲁东。他认为,除非人类努力用心避免,否则此事极为

可能。俄国社会主义中声势强大、一九一七年十月才遭挫败的自由人文

主义传统,就是导源于他的作品。他分析了他当代里作用的力量、体现

那些力量的个人、那些人信条与言论的道德前提,以及他自己的原则;

其中有些大恶在我们当代增长而成熟,对于这些大恶,他的分析至今还

可以列入最透彻、最动人、道德最刚健的控诉。

俄国民粹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既非政党之名,亦非某一连贯学说之号,而是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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