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12
纪中期俄国一股广泛的激进运动称呼。这股运动诞生于沙皇尼古拉一世
驾崩、克里米亚战争败师辱国以后的社会与思想骚动之中，在一八六〇
与一八七〇年代声势渐起，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达于极盛，此
后，迅速衰颓。领导人之间，出身、眼光与能力颇不相近；取其任何阶
段而论，这运动都不过是彼此独立的小群谋反者及其同情人士的松懈聚
集，时或联合而共同行动，时或分立而各自行事。关于目的与手段，这
些团体也往往互异。不过，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信念，道德上与政
治上有相当程度的团结，因此仍足以称为一股运动。他们的前辈，是二
十年代的十二月党人，以及三十与四十年代围绕赫尔岑与别林斯基的圈
子；他们也像这些前辈，视他们国家的政府与社会结构为一大道德与政
治巨怪——过时、野蛮、愚昧、可憎，因而致力将之整个摧毁。诸人的
一般观念，并非己出，与当时法国激进分子的民主理想是同一师承，此
外，相信社会与经济阶级间的战争是政治上的决定因素；他们这个理
论，所取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至一八七〇年代才正式到
达俄国），而是蒲鲁东与赫尔岑一路，更往前推，可以溯及圣西门、傅
立叶以及其余法国社会主义者与激进人物；数十年来，这些人的作品由
合法或非法途径，以细水长流之势进入俄国。
社会历史由阶级斗争支配的理论——以富人压制穷人为核心概念
——乃西方工业革命过程之产物，其最具特色的观念则出于经济发展中
的资本主义阶段。经济阶级、资本主义、拼命竞争、无产阶级及其剥削
者、不事生产的财政恶势力、一切人类活动无法避免的逐渐中央化与标
准化、人变成商品、个人与群体因而“异化”、人类生活因而降格——这
些概念，只有置于扩张中的工业主义的关系脉络，才能充分理解。而俄
国，即使迟至一八五〇年代，也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不
过，剥削与贫苦早已为其社会生活里最习见、最公认的特征，其制度的
主要受害者，是占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农民（农奴与自由农民）。工业
无产阶级的确已经产生，但是，到世纪中叶，并未超过帝国人口百分之
二或三。因此，当时所谓受压迫者，主要仍指位居人口最下层、以国有
或私有农奴为主体的农业工人而言。民粹主义者视其为受难者，决心报
复并解救其冤屈；他们认为这些受压迫者是未受腐化的质朴美德的体
现，认其社会组织（民粹主义者大加理想化的组织）为重建俄国未来社
会所必用的天然基础。
民粹主义的中心目标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赫尔岑一八五〇年代
的革命宣传对他们的影响，大于任何一套观念，因此，他们大多沿循赫
尔岑之说，相信俄国农民公社已经寓有一个公道且平等的社会——所谓
农民公社，俄语obshchina，是一种集体单位的组织，又名mir。 210 mir
是一种自由的农民组合，定期重新分配农地，其决议对全体成员有约束
力；民粹主义者认定，以此为基石，参照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推广的
路线，就能建立一个由社会化的、自治的单位构成的联盟。民粹主义者
相信，这种合作形式可能在俄国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因为它
发源于俄国社会——应该说一切人类社会——最深的道德本能与传统价
值；工业的西方曾经为了达成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使用高度暴力与威迫，
民粹主义者则相信，工人（他们意指所有能生产的人类），无论在城
镇、在乡下，都能以远小于西方先例的暴力与威迫，产生这种制度。由
于以基本的人类要求，以凡人皆有的正义感与良知为自然发源的社会制
度只有这一种，因此，这制度将会确保公道与平等，而且为人类能力确
保最广泛的发挥机会。民粹主义者由此顺理成章，相信大规模而集中化
的工业并不是“自然的”发展，而且，由于不自然，将在僵硬无情之中，
导使一切陷入其触角的人降格、非人化，资本主义是戕害肉体与灵魂的
可怕罪恶。然而资本主义亦非无可逃避。他们否认社会或经济进步必然
与工业革命相连。他们坚信，科学真理与方法之应用于社会或个人问题
（他们热烈相信这种应用），尽管可能导致（而且的确经常导致）资本
主义的成长，但是，仍然可以在不带来这种致命牺牲的情况下实现。他
们相信，以科学技术改善生活，并不必然破坏农民公社的“自然”生活，
也不必然造成大群人沦为贫穷、面目不清的城市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
以显得无法制止，只因不曾受到充分抑制。“大”（bigness）是西方一
劫，在俄国仍然可以化解；谋定后动，自能培养甚至创造傅立叶与蒲鲁
东所提，由自治的小生产单位构成的联盟。俄国信徒如同其法国大师，
特别憎恨国家，视国家为不公道与不平等的象征、结果兼主要来源——
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本身特权的武器。这武器面临受害者逐渐增加的
抵抗，就愈趋残酷，愈趋盲目为祸。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西方自由与激进运动之败，使他们确信解救
之道不在政治，亦不在政党；他们似乎清楚看出，自由党派及其领袖既
不了解，也没有认真努力促进他们国家里受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俄国
广大农民（或欧洲广大工人）所需者为衣、食、人身保障，脱离疾病、
无知、贫穷以及羞辱人格的不平等。至于政治权利、投票、议会、共和
国形式，这些对无知、未开化、衣不蔽体、食难果腹的人没有意义、没
有用处；这类计划只有讽刺他们的惨状而已。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
俄国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对于阶级意识僵硬，而为姑息妥协的资产阶级
以及资产阶级附庸的官僚所欣然接受并且热烈信守的西方社会金字塔，
都同怀憎恶（除此以外，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斯拉夫主义者在政治
观念上甚少共通之处）。
这态度由讽刺家萨尔蒂科夫那篇德国男孩与俄国男孩的著名对话而
永垂不朽。萨尔蒂科夫宣言他信服那位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在可恶、
蓄奴的沙皇体制泥沼与污秽里困顿颠簸的俄国男孩，因为他没有像那位
伶俐、温驯、自得、丰衣足食的德国男孩，让普鲁士官员以几文钱换走
灵魂，所以，有朝一日，只要获得机会，他就能顶天立地堂堂做人（那
位德国男孩已经永远无法如此）。俄国身陷黑暗、镣铐在身，但她的精
神不受拘制；她的过去黯淡，但是，较诸德国、法国或英国文明资产阶
级之虽生犹死，她的未来大有可期——那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早已为了物
质安全而出卖自己，在他们可耻、自取的奴隶状态里麻木不仁，已经不
知道如何去要自由。
民粹主义者有别于斯拉夫主义者，不相信俄国民族有何独特性格或
命运。他们不是神秘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俄国是落后国家，
使西方国家走上放任工业主义之路（不论它们原来可不可能避免此路）
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国家尚未达到。他们大多并非历史决定论
者，因此，他们相信，一个处于这种困局的国家，可以发挥智慧与意志
而避开工业主义的命运。他们看不出俄国有何理由不能在受益于西方科
学与西方技术之余，不至于付出西方付出的可怕代价。他们辩称，采用
一个由许多自治、社会化生产与消费单位组成的脉络、联盟结构，即有
可能避免集中化经济或中央集权政府的专制。他们认为，组织是可欲之
事，然而不可全以组织为目的而不见其余价值；凡事应以伦理与人道为
优先考虑，不宜一意专注经济与科技——“蚁丘”——之利。他们断言，
为了保证个人不受剥削，而反将他们变成大群工业上的集体化机器人，
是自相矛盾，等于自杀。民粹主义者的观念往往不甚清晰，而且自己人
之间甚多尖锐差异，但其中仍有个一致的范围，这范围颇广，足以构成
一种真正的运动。例如，他们接受卢梭的教育与道德教训（取其大
纲），但不接受他的国家崇拜。他们有些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人
——与卢梭一样相信单纯的人善良，相信腐化之因在于恶劣建制的摧
残，而且深深不信任一切形式的机巧，不信任知识分子与专家，不信任
一切自我孤立的圈子与派系。他们接受圣西门的反政治观念，但是不接
受他的技术官僚中央集权论（technocratic centralism）。他们相信巴贝
夫及其弟子博纳罗蒂宣扬的谋反与暴力行动，而不相信他的雅各宾集权
主义。他们赞同西斯蒙第、蒲鲁东、拉梅内以及福利国家概念的其余创
始者，一方面反对放任主义，一方面驳斥中央集权——无论是民族主义
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无论是暂时或永久的中央集权，也不问是李斯特、
马志尼、拉萨尔或马克思提倡的中央集权。有时候，他们接近西方基督
教社会主义的立场，不过，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他们亦如上世
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人士，相信“自然”道德与科学真理。以上是使他们
结合的信念中的几项。不过，他们的分歧同样深刻。
他们一切所作所为，都出以农民之名，而他们首要的也是最大的问
题，就是他们对农民的态度。由谁指示农民走向正义与平等的真途径？
民粹主义者并不谴责个人自由，但倾向于视之为自由主义口头禅，让个
人自由容易使人分心而忽略社会与经济急务。我们应该训练专家去教导
这些无知的年轻弟兄——即土地耕作者，而且，如有必要，鼓动他们抵
抗权威、反叛并摧毁旧秩序，而不必等待他们本身先充分掌握这种行动
的必要与意义。一八四〇年代，彼此极不相近的人物如巴枯宁与史皮希
涅夫，都宣扬这个看法；五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倡此说；六十年
代，扎伊奇涅夫斯基与“青年俄国”（Young Russia）中的雅各宾分子也
热烈鼓吹；拉夫洛夫在七十与八十年代力主此议，他的竞争者与敌手
——职业恐怖主义的信徒——涅恰耶夫与特卡乔夫以及他们的徒众，包
括——以此目的为限——社会主义革命家，甚至最热烈的俄国马克思主
义者，尤其列宁与托洛茨基，都倡言此说。
他们之中，也有人问，训练这种革命团体，会不会造成一群追求权
势与独裁的倨傲不下的精英。这群精英的最高明做法也不过是认为，他
们有责任给农民的，并不是农民要求的东西，而是他们——这些以农民
导师自居者——自己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东西，亦即他们认为群众应该要
求之物，不管群众事实上是否要求此物。他们更进一步逼问，这样，不
久是不是会产生一群狂热之徒，一个被自己的专业训练与谋反生活割离
俄国人民大众生活，而忽略大众实际需求，不顾其希望与抗议，执意将
自家选定之物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职业革命家。如此，岂非危险之至，岂
非以新桎梏取代旧桎梏，岂非以知识分子的专制寡头政治代替贵族、官
僚与沙皇？你有何理由可以认为新主人的压迫性将会低于旧主人？
作此论难之人，为六十年代一些恐怖主义者，如伊舒京与卡拉科佐
夫。逼问更急者，是大多数理想主义青年，他们受卢梭（或涅克拉索
夫、托尔斯泰），以及几位比较强硬的社会理论家至少也同样强烈的鼓
舞，在七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以后“走入民间”，目的不是教导别人，而是
教导自己如何生活。这些青年，亦即所谓“忏悔的贵族”，相信自己不但
被一个邪恶的社会制度，而且被博雅教育的过程腐化了——博雅教育造
成深刻的不平等，而且难免将科学家、作家、教授、专家以及一般所谓
文明人提升于大众头顶，高高在上，因此，成为不公道与阶级压迫的最
肥沃养殖场；凡阻碍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了解之物，
凡为人类团结与友爱制造障碍并久居为障碍之物，都是根本邪恶之物；
专业化与大学教育在人与人之间建筑隔墙，妨碍个人之间、团体之间
的“联系”，扼杀爱与友谊；经黑格尔及其信徒发扬，有所谓阶级与阶
级、文化与文化“异化”之说，专业化与大学教育即可列入“异化”的主
因。
民粹主义者中，有些人弄巧而图忽略或避过这个问题，巴枯宁即为
一例。本人并非民粹主义者、但对民粹主义影响深远的巴枯宁力言知识
分子与专家不可信，认为相信知识分子与专家容易导致最卑鄙的暴政
——科学家与迂腐炫学之士当道。但是，革命家到底是来教人还是来学
习的问题，巴枯宁不肯面对。“人民意志”（“民意党人”）一派恐怖主义
者及其同情者也不曾回答。比较敏感、道德上比较谨慎的思想家——例
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克鲁泡特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迫人重量，而且
无意装聋作哑。但是，一旦自问有何权利将某种社会组织制度强加于生
活方式非仅全然不同，甚至可能体现更深价值的农民大众身上，他们的
答复也并不清楚。六十年代，愈来愈多的人问，假使农民实际上抗拒革
命家解放他们的计划，又当如何？到此一层，问题遂更加尖锐。是否一
定要欺骗，或者更糟，是否一定要威迫群众，终必掌政主治者是人民，
而非革命精英，这点无人否信。不过，同时不妨一问：群众的愿望，可
以忽视的程度如何？或者，若强迫他们走他们显然厌恶的路子，则至何
处适可而止？
这绝非学术问题而已。激进民粹主义的第一批热心信徒，即在著名
的一八七四年夏季“走入民间”的传道者，他们要帮的人对他们报以逐渐
升高的冷漠、猜疑、反感，有时候，是积极的仇恨与抵制，甚至经常将
他们扭送警察 211 。于是，民粹主义者被迫明白界定自己的态度，因为
他们热烈相信有必要以理性的论证，为本身的活动辩白。他们终于获得
答案，然而答案颇不一致。行动派，如特卡乔夫与涅恰耶夫，以及政治
意味稍淡、其仰慕者以“虚无主义”知名的皮萨列夫，由于鄙弃民主方
法，都成为列宁的先驱。盖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不断有人辩称，精神优
于肉体、知者必须治理无知者。受过教育之人不可听从未受教育的无知
大众，必须以一切可用的手段拯救大众，若有必要，可以违逆他们的愚
蠢愿望，狡计、欺骗，皆可运用，甚至暴力亦在所不惜。但是，对这一
派，以及其必定连带的权威主义，民粹主义运动中只有少数人接受。如
此公然鼓吹这类马基雅维利策略，多数派颇为惊骇，认为手段若走火入
魔，任何目的，无论何其善良，都将反为所坏。
对国家的态度，也爆发类似冲突。俄国民粹主义者都同意，国家为
一协迫与不平等制度之体现，故本质即恶；国家消灭以前，不可能有公
道与幸福。然而，同时，革命之当下目标为何？特卡乔夫十分明白，资
本主义这一敌人终于摧灭之前，胁迫的武器——革命家由这敌人手中夺
获的手枪——绝勿抛弃，必须转用以对付这敌人。换句话说，国家这部
机器不可破坏，必须用以对付势所必有的反革命；最后的敌人被——借
用蒲鲁东的不朽措词——彻底清算，而人类从此不再需要任何胁迫器具
以前，不可毁弃国家。他这教条，列宁忠实有加，继踵增华，不仅依从
马克思并不显豁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而已。代表民粹主义主流、反映其
一切摇摆与混乱的拉夫洛夫则自有特色，不是提倡立即或完全消灭国
家，而是将国家作有系统的化灭，化灭到他笼统所谓的最低限。民粹主
义者中最不走无政府路线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国家可以成为农民或
工人的自由组合的组织者兼保护者。他想使国家同时兼行中央集权与地
方分权，既保障秩序与效率，又保证平等与个人自由。
以上思想家都共持一个巨大的启示录式假定：一旦当道之恶——独
裁、剥削、不平等——在革命之火中消灭，灰烬里将自然且自动升起一
个自然、和谐、公正的秩序，这秩序只需开明革命家的温和指引，即能
臻于完美。这个以人性新生的单纯信仰为基础的乌托邦之梦，是民粹主
义，戈德温与巴枯宁、马克思与列宁诸人都共同怀抱的幻见，其核心模
式是罪——死——复活、尘世天国；人惟有寻得真道、依此真道而行，
尘世天国之门才会打开。至于这乌托邦大梦之根，则深源于人类的宗教
想像。因此，宗教想像的这个世俗版与俄国旧信徒（Old Believers）
——歧异于官方正教的宗教——有浓厚渊源关系，就毫无足怪了；十七
世纪那场宗教大分裂以来，旧信徒即认为俄国及其统治者（尤其彼得大
帝）代表撒旦统治人间。民粹主义者由这个受迫害的地下教派里动员到
许多潜在盟友。
民粹主义者本身即有深刻分歧；关于知识分子的未来角色，他们莫
衷一是；关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重要性，他们也各持己见，有人主张
采用渐进手段，有人要求一举推翻，有人力主教育与宣传，有人鼓吹恐
怖主义与立即起事。举凡这些问题，都彼此关连，而且需要及早解决。
不过，引起民粹主义最深裂隙的是以下这个迫切问题：足够数目的受压
迫者充分觉醒以前，亦即他们有能力了解并分析他们不堪忍受的处境的
原因以前，真正民主的革命有无可能发生？温和派认为，任何革命若不
以革命的大多数为起源依归，就不是名正言顺的民主革命。此说成立，
则等待之外，别无二途——等到教育与宣传造成这个大多数。十九世纪
下半叶，几乎所有西方社会主义者——无论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
义者——都拥护这条路。
俄国雅各宾主义者反驳这路线，他们辩称，徒事等待，而且还指责
由果决的少数人所组织的一切反叛活动为不负责任的恐怖主义，或者更
糟，指其为以专制易专制，将会导致惨重祸果。革命家拖延之际，资本
主义会迅速发展；这段喘息时间，会使统治阶级有能力发展其远非目前
可比的社会与经济根据地；繁荣而蓬勃的资本主义将为激进知识分子自
己制造工作机会，医师、工程师、教育家、经济学家、技术以及各类专
家，将会分配到利益丰富的工作与职位；他们的新资产阶级主人（不像
现有体制），将会很聪明，不会强迫他们作任何政治妥协；知识阶层将
会获得特权、地位以及广泛的自我表达机会——无害的激进主义会受到
宽容，大量个人自由也将获得允许。这样，革命大义就丧失它比较可贵
的成员了。当初激于不安、不满而与被压迫者同心一志者一旦获得片面
满足，革命活动之诱因必将减弱，根本改造社会的远景亦将落得黯淡不
彰。激进革命派极力辩称，无论马克思作何说法，资本主义之前进并非
势无可免；在欧洲可能无可避免，但在俄国，以一次革命大手笔即可遏
止，在它未及壮大以前连根摧毁。若必待唤醒多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
意识”而后行事（当时，部分由于一八四八年知识分子之败，马克思主
义者与多数民粹主义者都断定，革命以前，决不能不先致力这种唤醒工
作）——如果这等于采用渐进计划，则必定错失行动良机；日后兴起
的，将不是民粹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由一个蓬勃、想像力丰富、
掠夺性、功成利就的资本主义来继承俄国的半封建制度——试看资本主
义在西欧取代封建秩序，宁非斑斑可考？一旦至此地步，谁复知再历几
十载、几世纪，革命才终于到来？当其果然到来，谁又知道它那时将会
建立何种秩序，而且，在何种社会基础上建立那个秩序？
民粹主义者都同意，未来社会须以社会主义团体为基础，农村公社
则是这些团体的理想胚胎。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自动破坏公社
么？假使（尽管一八八〇年代以前尚未有人明白肯定此点）资本主义已
经在破坏mir，假使阶级斗争已经在分裂城市，而且如马克思所分析，
的确已经在分裂乡村，则行动计划也就分明可指。志决之士可以而且必
须抑止这解体过程，拯救农村公社，不应袖手兀坐，怀宿命之心，作壁
上观。雅各宾主义者主张，革命家应倾力夺权，以引进社会主义，即便
因此延后以道德、社会与政治现实教育农民之务，亦不足惜。的确，待
革命打破旧体制的抵抗以后，才推行这种教育，必有一日千里、事半功
倍之妙。
这个思想路线与一九一七年列宁的言论虽非字字吻合，但异常近似
他当年追求的政策。这种路数，根本有别于比较老的马克思主义决定
论，而反复强调“时不可失”
212 。富农正在乡下吞噬贫农，资本家正在
城里迅速繁殖。政府只要有一丝智慧，就会让步、推行改革；革命需要
受过教育者的意志与头脑，而这些人会被引入和平路途，为反动的国家
服务；借着这类自由手段，不公道的秩序会持续而且强化。行动主义者
辩称，革命绝非势不可免之事，革命是人类意志与人类理性的成果。人
类意志与理性如果不够，革命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只有不安全的人，才
渴望社会团结与公社生活；个人主义永远是奢侈品，是社会地位稳固之
人的理想。新的技术专家阶级——自由分子卡维林与屠格涅夫等津津乐
道，甚至激进个人主义者皮萨列夫偶尔也极口称赞的现代、开明、精勤
人士，雅各宾主义者特卡乔夫视为“比霍乱和斑疹伤寒更糟糕”，因为他
们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等于为新兴的寡头资本家卖命，因此，
也是在阻碍自由之路。手术才能救病人的时候，止痛药是要命的玩意
儿，徒然拖延病情，使他更虚弱，到头来，连手术也回天乏术。你必须
趁这些新的、可能妥协的知识分子人数太多、太舒适、权势过大以前下
手，不然会来不及。也就是说，一个圣西门式的高薪经理精英阶级，就
会主掌一个新的封建秩序——这秩序在经济上效率甚高，但就社会层面
而言，由于以永久的不平等为基础，是个不道德的社会。
恶，莫大于不平等。任何理想与平等冲突，俄国雅各宾主义者都要
求牺牲或修正那个理想；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任何社
会，人与人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就不是公正的社会。革命要成功，
必须打倒并根除三大谬误。第一谬误：只有文化人能创造进步。此语不
真，而且有诱人信仰精英分子的恶果。第二谬误与第一谬误相反，而同
属幻觉：凡事须向人民学习。此语同样虚妄。卢梭的阿卡狄亚式 213 农
民全是他的田园幻想。大众无知、残酷、反动，既不了解本身需要，也
不了解何事于己有益。革命如果取决于他们的成熟，依靠他们的政治判
断力与组织力，必定失败。第三谬误：革命只有挟无产阶级之多数，方
能成功。无产阶级之多数能成功革命，固无可疑，但是，俄国如果必待
拥有一种无产阶级多数，而后革命，则摧毁腐化、可恶政府的机会将要
过去，届时，资本主义将已稳若磐石。
若然，计将安出？必须训练人制造革命，摧毁现有制度，摧毁社会
平等与民主自治的一切障碍。此事既达，应召开民主集会；雅各宾主义
者认为，制造革命者若肯细心解释革命原因，以及不得不革命的社会与
经济状况，则群众即使今天仍然蒙昧，也当然会充分了解自己处境，而
自愿——应该说，欢迎这个机会——让革命家把他们组织成新的自由生
产联盟。
但是，假设到了政变成功的明日，他们仍不够成熟而无法明白，怎
么办？在他一八六〇年代晚期作品里，赫尔岑再三提出这个难缠的问
题。多数民粹主义者亦为此深深烦恼。行动派却毫无怀疑：打掉落难英
雄身上的镣铐，他就会堂堂舒活，顶天立地，自由幸福，直到永远。这
些人的看法简单得可惊。他们相信恐怖主义、更多恐怖主义——以便获
致完全、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在他们，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绝对的平
等，不但要经济与社会平等，还要“身体与心理”的平等。在这张普洛克
汝斯忒斯的铁床与绝对的自由之间，他们看不出有何悬隔窒碍。一开
始，由国家的权力与权威实施这个秩序，国家实现其目的以后，就会迅
速将自己“清算”掉。
民粹主义者的主流发言人反驳此说，力言雅各宾手段往往带来雅各
宾后果；革命之目的若在解放，则不可使用势必奴役原来要受解放的人
的专制武器：解药不可竟然比疾病更坏事。以国家打破剥削者，然后将
某一生活形式强加于未受教示而不了解这种生活方式之必要的多数人民
身上，等于革去沙皇桎梏而代以一具新的、而且未必不那么摧人的桎梏
——少数革命家创造的桎梏。民粹主义者多数深信民主；他们相信一切
权力都有腐化的趋势，一切集权都会力求永久集权，一切中央集权都有
压迫性，都邪恶，因此，达到公正与自由社会的惟一希望是以和平方
式，以理性论证，使人皈依社会与经济正义以及民主自由的真理。为了
获得使人皈依这些真理的机会，或许确实必须打破自由与理性沟通的现
有障碍——警察国家、资本家势力、地主势力，而且在此过程中使用武
力，例如群众叛变，或者个人恐怖主义。然而他们也认为，暂时手段的
观念是一回事，敌人已经打破以后，将绝对权力置于任一党派或团体之
手（无论多么有德的党派与团体），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这个立
场，是过去两世纪中每一位自由主义者与联邦论者所据以反驳雅各宾主
义者与中央集权论者的古典立场；伏尔泰据此反驳爱尔维修与卢梭；吉
伦特党的左翼以此驳斥山岳党；赫尔岑秉此论点，抨击前一时期的教条
共产主义者——卡贝以及巴贝夫的门人；巴枯宁指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
阶级专政要求，谓此举只是将权力由一批压迫者转交另一批压迫者；八
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者以此立场反驳他们认为意图破坏个人自
发与自由的所有人（无论这些人本身是否自知有此意图）——例如允许
工厂主人奴役群众的放任自由主义者、自己就准备这么做的激进集体主
义者、资本主义企业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群魔》的著名批评中即曾论及），或者赞成中央集权的马克思主义者
都一样；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这些人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嘲斥的病态狂
热分子更危险——是残酷、不问道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与个人自由
和个人性格都深相敌对。
这是世纪之交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与社会民主人士分裂的主要政
治问题。数年之后，普列汉诺夫与马尔托夫二人同列宁绝袂，此事也是
主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大争吵（不管浮面原因为何），其实就
绕着这问题打转。列宁不曾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教条，但是，十月革
命过后两三年，他亲言自己对革命后果痛切失望——革命的后果，正如
他的对手所预测：官僚制度，以及党的干部武断专制。手段与目的两难
兼顾，仍是我们今日世界各洲革命运动的最深刻、最痛苦问题，在亚洲
与非洲尤然。由于这场争辩在民粹主义运动内部演成如此明锐的形态，
这运动的发展与我们自身的困境有了一种意义非常的关系。
以上种种歧异，都落在同一革命眼光的架构之内，因为民粹主义者
之间无论有何不谐，他们仍有一个统合点：他们都怀抱一股不可动摇的
革命信仰，而此一信仰，来源甚多。仍然处于前工业阶级的社会，其需
求与眼光令人产生对简朴与博爱的渴望，这渴望里即有革命抱负的种
子；一种可以远溯于卢梭的土地改革理想主义，亦属革命心源之一；这
些渴望与理想主义，都是今日印度与非洲仍然可以看到、而工业化西方
的社会史家必定视为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现实。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欧
洲诸次革命之惨败，与赫尔岑的特殊结论——未遭类似革命之灾的俄国
或可以在尚未破坏的、自然的农民公社社会主义中得救——共同使民粹
主义者对议会民主、对自由主义信念、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诚意所抱
的幻想破灭，而另谋革命之路。巴枯宁厉斥一切中央权威，尤其国家，
并认为人类本性和平且致力生产，只因受诱而偏离其适当目的，被逼而
沦为狱卒或罪犯，而有暴力倾向；巴枯宁这种见解言论，对民粹主义者
的革命信仰，有深重影响。不过，与以上诸说相反的潮流，也有推波助
澜之力：特卡乔夫寄其信心于雅各宾式职业革命精英，认为惟有此种革
命家，才能遏止由天真的改革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以及镇营邀功的知识
分子协助走上其致命之路，并以虚伪造假的议会民主为掩饰的资本主
义；皮萨列夫热烈信奉功利主义，力斥一切唯心论与玩票作风，更反对
以温情将农民——尤其俄国农民——之朴与美理想化（理想化为特沾神
宠、远非日益腐化的西方所得污染败坏）。这些“批判的现实主义者”呼
吁同胞以自助与务实的干劲自救。这是一种新百科全书派的运动，提倡
自然科学、专业，排斥人文学、古典学问、历史以及其余一切奢侈放
纵。总之，他们举“现实主义”，对抗文学的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已麻醉
俄国的精华人口，使其若非任令腐败的官僚、愚昧且残酷的地主以及愚
民的教会剥削利用，就是自行腐烂，而被唯美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弃置
不顾。
但是，民粹主义的最深理路与中心眼光，应推拉夫洛夫与米哈伊洛
夫斯基的个人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与赫尔岑一样，相信历史并无预定
样式，并无“脚本”，文化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黑格
尔主义者所谓人类进步之本质）、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马克思主义者
所谓历史动力），皆非无可避免。对人类自由的信仰，是民粹主义人文
主义的柱石。民粹主义者不厌重申，人之目的由人自择，并非由外强
加，惟人之意志能建构幸福光荣之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劳力工人
及自由业者能互相协调利益的生活；也不是完全调和，因为那是无法获
致的理想，而是相互调整成一种不稳定的均衡，运用人类的理性与不断
的留意，使其配合人与人、人与自然彼此作用所产生的无法预测的巨大
后果而随机制宜。正教的会议与自治原则，以及其对罗马公教集权式圣
统和新教个人主义的深刻敌视，可能也有影响。这些义理、这些先知以
及其西方师辈——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激进分子，费希特与博纳罗
蒂、傅立叶与黑格尔、穆勒与蒲鲁东、欧文与马克思——也都起了作
用。不过，民粹主义运动中最大的人物，气质、观念与活动从头至尾支
配民粹主义运动的人物，无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他生活与言论的
影响，单篇论文甚多，但仍有待诠释。
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善于原创观念之人。他没有赫尔岑的深度、想
像力，或者其灿烂的智力与文学才具；他没有巴枯宁的雄辩、恣肆、气
质或推理力量，也没有别林斯基的道德天才与独特社会洞识。但是，他
有不屈不移的诚正、极度的精勤奋励，以及俄国人罕见的具体细节贯注
力。他对奴役、不公与不理性的深刻、稳定、抱持终身的怨恨，所发于
外者，并非庞大的理论总结、亦非社会学或形而上学体系，亦非以暴力
反对权威，而是徐缓、踏实、耐心储积事实与观念——一种粗糙、板滞
但有力的思想结构，这结构极适于专门针对他所欲改变的俄国环境，建
立一种详细的实际行动策略。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同情的，是一八四九
年被政府击碎的彼得拉舍夫斯基集团（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参加的
集团）那种具体、仔细推敲筹谋的社会主义计划（无论那些计划多么错
误），而不是赫尔岑、巴枯宁及其信徒的巨大想像建构。
一八四九年以后死气沉沉的年代里，成长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
者的游移逡巡与率然背叛，导致反动党派的胜利，这些年轻人都曾目
睹。十二年后，俄国解放农民，他们看到同样的现象 214 ，他们认为，
这场解放，是自由主义者白眼作贱他们的计划与希望。于是，这些人发
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勤勉奋进而耐心踏实的天才——此人根据具体的统
计资料，对特殊的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耐心努力指出可以获致的、实
际的、直接的目的，而不盘空驰逐可欲但眼前无路可达的事态；采以平
板、枯燥、徒步前进的风格，拙滞而缺乏灵感——但是，比起一八四〇
年代浪漫的理想主义者高贵的奔放飞行，更严肃认真，而且究极而论，
更能启发人。他寒微的社会出身（教区牧师之子），使他与他想分析其
处境的平民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而且使他不信任、后来更激烈仇视俄国
与西方一切自由主义理论家。由于以上特质，在已从迷惑中觉醒，出身
流品混杂，不再以巨室名门子弟为生，因早年理想之败、政府压制、俄
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辱，以及统治阶级之软弱、麻木、伪善与混乱无能而
满怀艰苦的一代人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自然而然的领袖。对于这些
强硬、社会处境不安稳、愤怒、多疑、鄙蔑任何雄辩或“文学”痕迹的年
轻一辈激进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如父亲，有如告解神父——贵族出
身而善于讽刺的赫尔岑与任气使性而终嫌轻浮的巴枯宁都永远无法达到
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同所有民粹主义者，相信农民公社必需保存，而
且有必要将其原则推及于工业生产。他相信，俄国可以既学习西方的科
学进展而直接受益，又免于经过工业革命的阵痛。赫尔岑曾有颇具特色
的感言：“人类的发展是一种年序上的不公平，因为后来者能受益于先
辈的劳苦而毋需付出相同代价。”车尔尼雪夫斯基师法其意：“历史疼爱
子孙，上一代打破骨壳而伤手，下一代坐收骨髓。”依车尔尼雪夫斯基
所见，历史在黑格尔的正反合三者作用里行进，或以螺旋状行进：各世
代往往不是重复父母的经验，而是重复祖父母的经验，而且是在“更高
一层次”上重复。
但是使所有民粹主义者着迷的，并不是他教条里的历史主义成分。
他对他们的主要影响，在他深深不信任一切由上而下的改革，而相信历
史之本质为阶级斗争，以及最重要者，相信国家永远是统治阶级手中的
工具，无论有意无意，都不可能实施必要但一成功就要结束其统治地位
的改革（据我们所知，这项信念并非取自马克思，而是他由二人共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