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13
社会主义传统中导得）。没有一个阶级会服劝去造成自己的瓦解。因
此，一切要使沙皇洗心的企图、一切想避过革命之恐怖的企图，必然
（他在一八六〇年代初期论定）终归徒劳。五十年代末期有一段时日，
他曾如赫尔岑，寄望于由上而下的改革。农奴解放的最后形式，以及政
府对地主的让步，愈除了他这个幻想。他指出，希冀以费边主义策略来
影响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其惟一成功，只是出卖农民与自己而已：他们
与农民的主人攀结关系，而首先危害了自己；然后，统治阶级若要方便
行事，无需多少手脚，就把他们说成了农民无信无义的敌人，并且策动
农民反对他们。证诸历史，此言洵属不诬。一八四九年的法国与德国就
是这种情形。即令温和派及时撤退而鼓吹暴力手段，他们对情势、对农
民与工人实际需求的盲目，往往还是导使他们鼓吹到头来害他们的信徒
付出可怕代价的乌托邦图式。
车尔尼雪夫斯基引申了一种简单的历史唯物论。依照这种历史唯物
论，社会因素决定政治因素，而非政治因素决定社会因素。结果，他宗
法傅立叶与蒲鲁东，认为自由主义与议会政治的理想只是在规避核心问
题：农民与工人需要食物、栖所、靴子；至于投票权、自由宪法、个人
自由之保障，这些对三餐不继、衣不蔽体的人并无多大意义。社会革命
必须先至，然后，适当的政治改革将自行随之而来。在车尔尼雪夫斯
基，一八四八年的主要教训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无论勇敢或怯懦，都
证明了他们政治与道德上的破产——其信徒，如赫尔岑、卡维林、格拉
诺夫斯基等人亦然。俄国必须追求自己的路子。他有别于斯拉夫主义
者，而与下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相同，根据丰富的经济证据，主张
俄国的历史发展，尤其农民公社，是依照所有人类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定
律而来，绝非独一无二之物。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孔德派的实证论
者）一样，相信这类定律可得而发现，而且可用条理陈述出来；但是，
他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俄国如果采取西方技术，并且教育
出一群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眼光理性的人，就能“跃过”社会发展的资
本主义阶段，将农村公社与自由的技工合作团体直接变成农业与工业生
产组合，而这些组合将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胚胎。据他所见，技术上的
进步并不会自动打破农民公社：“野蛮人也能受教而使用拉丁课本和安
全火柴”；工厂可以接植于工人的合作组合，而未必会破坏这些组合；
大规模的组织可以既消灭剥削、又保存俄国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性格。
215
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科学之应用于生活，乃历史定然之势，但他
有异于皮萨列夫之处是，他不认为，要将科学应用于生活，少不了个人
企业。他更不认为这过程不能缺少资本主义。他保留了相当多他青年时
代相信的傅立叶成分，因而认为自由的农民公社组合与技工合作组合是
一切自由与进步的基础。但是，同时，他又像圣西门主义者，深信此事
若无集体行动——大规模的国家社会主义，则不会有多大成就。车尔尼
雪夫斯基这些无法并立的信念从来不曾调和；他的作品兼含赞同与反对
大规模工业的陈述。国家应如何刺激（或避免刺激）工业、如何控制
（或避免控制）工业；公共与私人经济部门有何关系；民选议会要有其
政治主权，而国家主持集中化的经济计划与控制，两者关系又当如何
——凡此，他的态度也正反交杂、爱憎难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计划，其纲目始终模糊不明，或者不连贯，
而且经常既模糊又不连贯。在他身上，广大群众的代表人物终为于他们
的需求与感受找到了一位代言人兼诠释者——而直指他们心意的，是他
根据真实经验而来的具体细节。他最深刻的抱负与情感，都倾入《怎么
办？》。此书是社会层次的《乌托邦》，视为艺术品，荒怪不伦，对俄
国人的见解却有名副其实的划时代影响。这部说教小说描写自由、道德
纯净、合作式的未来社会主义共和世界；其动人的诚挚用心与道德热
情，使理想主义与满怀罪恶感的富农子弟目迷心醉。此书提供了一个理
想模范，一整个时代的革命家奉此模范为圭臬而教育、坚强自己，反叛
现有法律与习俗，以近乎崇高之姿，将放逐与死亡全然置之度外。
车尔尼雪夫斯基宣扬一种天真的功利主义。他如同詹姆士·穆勒
（或许亦如边沁），认为基本人性是一套固定的、可由生理分析而得知
的自然过程与官能模式，因此，以科学方法计划，可以实现最大的人类
幸福。他判定，要在俄国宣扬激进观念，想像的作品与批评是惟一媒
介。于是，在他与诗人涅克拉索夫合编的《现代人》评论里，他以文学
为幌子，尽量夹带直言无讳的社会主义教条。激烈的青年批评家杜勃罗
留波夫协助他做这件事。杜勃罗留波夫是具有真实天赋的文人（车尔尼
雪夫斯基并非文学高才），由于宣传与教育之心激切，有时甚至不止于
夹带而已。这二位热心人的美学观点严限于实用层次。车尔尼雪夫斯基
认定，艺术之功能，在协助人以更理性的方式满足需求、传播知识，在
对抗无知、偏见以及反社会的激情，在改善生活——他使用以上字眼，
取的是最质直、最狭隘的意思。他步步逼到荒谬的结论，无可转动之
余，索性痛快拥抱那些结论。例如，他解释海景绘画：俄国中心地带的
居民去海过远，永远无法一睹海洋，海景绘画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让他们
看到海的模样；又，他的朋友兼资助人涅克拉索夫，因为其诗篇比其余
诗人更能使人同情被压迫者，所以是已逝或在世俄国诗人中最伟大的一
位。早先与他合作的人——文明而且不厌精细的人，如屠格涅夫与包特
金，发觉他严酷的狂热作风日益令人不堪。屠格涅夫无法与这个仇视艺
术、独断而以人师自居者长久相安。托尔斯泰鄙视他的阴暗狭隘、他的
全无美感、他的不宽容、他的理性主义、他令人疯狂的自信。但是，继
一八四〇年代理想主义者而起的“强硬”青年所以奉他为自然而然的领
袖，正由于这些特质，或者，正由于这些特质所本的眼光。车尔尼雪夫
斯基的粗拙、平板、迟滞、不带幽默、词句佶屈聱牙，他对具体细节的
专心，他的自律，他对同胞物质与道德福祉的奉献，他老练、他不自矜
伐的人格，他不厌其烦、热烈、专志、工夫细密的勤勉，他对风格、对
任何优雅讲究的仇视，他不容怀疑的诚意，他那彻底的忘私、无情的直
接，他对私人生活需求的漠然不顾，他的纯真、和气、迂谨，他令人放
心亲近的道德魅力、自我牺牲的能力，创造了日后俄国革命英雄与烈士
的原型意象。“我们”与“他们”之终于截然划分，他的作用大于任何民粹
主义者。他毕生力倡不可与“他们”妥协，要全线作战、除死方休；没有
中立；只要这场战争不止，革命家就没有太琐屑、太可厌、太烦冗而不
能做的事。他的人格与眼光成为两个时代俄国革命家的信符——一心仰
慕他的列宁也带有他的表记。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一般民粹主义者固然着重经济或社会论证，但
基本取径、语气及眼光仍以道德为主调，偶尔也近乎宗教意味。这些人
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社会主义无可避免，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效，
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才理性，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才公道。政治权力之集
中、资本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都践踏人权，使人在道德与精神上成为
跛子。民粹主义者是严厉的无神论者，但他们心里兼合了社会主义与正
统基督教的价值。他们畏避俄国的工业主义远景，因为工业主义需要残
酷的代价，他们不喜欢西方，因为西方麻木不仁，竟然付出这种代价。
他们的信徒，即一八八〇年代与一八九〇年代的民粹主义经济学家，诸
如达尼埃尔松与沃伦佐夫，固曾以纯经济学之理，高论资本主义可行于
俄国（与此诸人敌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力斥他们的说法，实则他们某些论
证相当完善），终于仍因在道德上憎恶资本主义注定带来的巨大痛苦而
不屑提倡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拒绝付出如此可怖的代价，无论资
本主义的结果如何可贵。他们的二十世纪继承人，即社会主义革命家，
发出一个上下贯串整个民粹主义传统的论调：社会行动之目的不在谋国
家之权力，而在求人民之幸福；一面使国家致富、壮大国家的军事与工
业力量，而一面破坏公民的健康、教育、道德、一般文化水平，固然可
行，却是邪恶的做法。取美国与普鲁士的进步，两相比较：他们认为，
在美国，个人福利至上，在普鲁士则非。他们坚信（这信念至少可以溯
源于西斯蒙第），公民个人的精神与物质条件比国家的权力更重要，因
此，假使两者成为反比（经常发生），则个人的权利与福祉必须居先。
惟强权国家能产生良好或幸福公民之说，他们斥为不合史实；舍己以求
社会之生活与福利，为个人自我实现之最高形态之说，他们斥为道德上
不可接受。
相信人权优先于其他要求，是多元社会有别于中央集权社会的首要
原则，也是福利国家、混合经济、“新政”（New Deal）政策有别于一党
政府、“封闭社会”、“五年计划”以及一般以超越各种不同团体或个人目
标的单一目标为主宰的生活形式的首要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比他一八
七〇与一八八〇年代的信徒更狂热，但是，即使他，听到四面八方呼求
急救之声，也不曾充耳不闻；个人努力逃离毁灭，对这些个人的需求，
他也不相信有必要加以压抑——纵令有利于最神圣、最重要的目的，也
不可如此。他也曾是个狭隘而毫无想像力的迂阔之人，但是，以他最拙
劣的境界而论，他也未曾失去耐心、未曾横傲、未曾丧失人性；他不断
提醒读者与自己，教人者热心施助，切勿反而变成对原应受益之人作威
作福；“我们”——理性的知识分子——认为有益于农民之事，可能并非
农民本身所需或所求；切勿强迫“他们”咽下“我们”的解药。他、拉夫洛
夫、甚至赞成恐怖与暴力者中最无情的雅各宾分子，都不曾以无可避免
的历史方向为掩护，作为本身显然不公或残酷之事的借口。若暴力为达
成某一目的之仅有手段，则在某些环境中使用暴力，可能有理，但是，
若有此情形，仍须以目的本身之内在道德要求为依据——诸如增进幸
福、团结、公道、和平，或者分量重于手段之恶的其他人性价值。至于
所谓历史本身就转变一切道德体系，回顾之下，惟存活并成功的原则，
才是有理的原则，因此，与历史齐步迈进，乃理性且必要之事，可以尽
抛顾虑，凡个人一己的“主观”道德原则，皆非所计。这类看法，他也认
为不足取。
民粹主义者的情怀，尤其在一八七〇年代，直可形容为宗教情怀。
这群谋反者或宣传家自视为一个专志奉献的修会，别人亦以此目之。成
员第一条件，为牺牲一己全部生命，致力于运动，致力于本团、本党，
以及一般的革命大义。但是，党专政或党领袖专政而主宰个人生活——
尤其主宰革命家个人信念——并不在此大义之内，而且可以说与此义之
精神相反。个人的行动，只受他个人的良心审查。设使你答允服从党的
领导人，则这誓言是神圣的，然其效力仍只限于党的革命目标，越此目
标之外，随即失效，而且，党所以存在而促进的特殊目标（究极而言，
即革命）完成之后，这誓言亦即结束。革命完成，个人就自由行动，因
为纪律是暂时的手段，而非目的。民粹主义者的确发明了党是一群捐弃
私人生活、服从全体纪律的革命家的观念（以“强硬”的职业革命家为核
心，使别于同情者与同路人），但是，这观念起源于当时俄国的特殊状
况，起源于谋反必须有效、必须创造有效谋反的条件，而不是因为相信
革命圣统制度本身为可欲或可以忍受的生活形式。这些造反之人也没有
假什么宇宙过程为行动的理由，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人类的自由抉择，而
非决定论。后来列宁那种革命党与革命党专政的观念，在历史发展上容
或相当取资于这些训练有素的烈士，然其来源非常不同。一八七四年夏
季拥入农村而农民报以不解、猜疑、甚至明白敌视的那些青年，如果有
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自居为历史的神圣工具，所以，要审判他们的行
为，应该使用与其余人类不同的道德规范，他们会极为惊异，而且愤
怒。
民粹主义运动是一场失败。“社会主义从人民身上弹开，如豌豆遇
墙反弹。”一八七六年，即第一波热情消歇之后两年，著名的恐怖主义
者克拉夫金斯基致书革命同志查苏里奇，曾作此语。“他们听我们的人
说话，就像听教士说话一样”——毕恭毕敬，不解于心，而且对他们的
行动也毫无影响。 216
首都大城嘈切喧闹
先知暴喝如雷
论战兀自汹涌
而在深层，在俄国心中
一片沉寂，是太古的平静
涅克拉索夫这些诗行，道尽革命理想主义者——和平的宣传家与各
别孤立的恐怖主义者——在六十年代晚期与七十年代初期断断续续努力
而失败以后的挫折心境。这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里有极
为激烈的刻画。政府逮捕这些人，将他们流放、下狱，对于不充分的土
地改革所造成的后果，复顽固不愿以任何措施减轻，于是驱使自由派意
见同情革命党。他们觉得舆论支持他们，终于更诉诸有组织的恐怖主
义。但是，他们的目的往往仍旧极为温和。一八八一年写给新皇帝的公
开信，语气柔和且宽宏。多年以后，著名革命家费格纳说：“恐怖，用
意在创造机会，使人发挥才能以服务社会。”以暴力开路迎来的社会要
和平、宽容、分权、充满人性。主要敌人还是国家。
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是为恐怖主义之高潮。寄望中的革
命没有爆发。革命组织被粉碎，新沙皇决定实行极端镇压的政策。这方
面，他大体上得到舆论支持——亚历山大二世毕竟解放了农民，据说还
曾考虑其他自由措施。将他刺杀，颇令舆论畏缩。革命运动最突出的领
导人或被处死、或遭放逐；次要人物逃亡海外，最富才具而仍然自由者
——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罗德——则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
承认一件事，曾令他们困窘。马克思说，原则上，俄国即使没有共产党
主义世界革命的帮助，也能避免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点，恩格斯虽曾
承认，但大不情愿，而且颇有保留。普列汉诺夫一批人则主张俄国其实
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他们断言，当日西方免不掉资本主义的发展，如
今俄国也不会更能避免，因此，对“铁”一般的历史逻辑故意不正视，将
毫无益处。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应抗拒工业化，反应加以鼓励，而且应
该从中得利，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产生足以推翻资本家的革命大军
——由日益增长、在劳动中获得组织与训练的城市无产阶级形成的革命
大军。
俄国一八九〇年代在工业发展上的大跃进似乎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
论旨。马克思主义吸引革命知识分子，理由甚多。因为它自称以科学分
析为基础，得到一切社会都无法避免的历史定律；因为它自称能证明，
在历史无情展开其样式理路的过程里，虽然势必发生许多暴力、惨苦与
不公，但故事仍将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于是，因为默契剥削与贫穷，
或者因为未依民粹主义政策去采取积极——暴力——步骤以求减轻或防
止剥削与贫穷，而产生了罪恶感的人，其良心在“科学的”保证里得到安
慰。这保证是，暴力之路虽可能要沿途布满无辜者的尸体，但必定通入
尘世天国之门。据此看法，剥削者将被人类发展的逻辑所收服，不过，
工人及其领导者若作有意识的组织，或者最重要的，若能增进知识（即
教育），则历史路程可以缩短。为了某些可解的理由而不愿再从事于没
有大用、只会以西伯利亚或断头台为下场的恐怖做法的人，特别欢迎历
史路程可以缩短的看法。他们现在有了学理根据，可以正正当当致力于
平静的研究与观念的生活。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些比丢炸弹合意得
多。
秉持马克思主义而反对民粹主义者的人，也往往承认民粹主义者的
英雄气魄、无偏无私以及高贵人格。马克思主义者视他们为一个真正理
性的革命党的可贵先驱，偶尔甚至赐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更高的地
位，说他有天才的洞识——说他追求真理的取径是以经验为本，不科
学，但本能正确。不过，要证明真理，还是只有马克思与恩格斯能够，
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具备精确科学的工具，而这工具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及其当时任何俄国思想家所没有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人特别宽
大，称许他们远隔西方、使用自制工具，而成就了业余革命家的奇迹。
一八八〇年以前，欧洲只有他们在他们国家里造成真正的革命形势；但
是，考茨基尤其明言，这并不能代替职业革命家的方法，也不能代替科
学的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新机器。民粹主义被轻轻一笔盖棺：民粹主义者
是无师自通的农民，是用意良好的大学知识分子，是一个落后国家已成
半废的封建制度结束以后、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以前的混乱中间期，
在社会其余牺牲者迷糊不清的脑袋里，由漫无组织的道德愤怒与乌托邦
观念杂糅而成之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至今仍视民粹主义为一场有
系统地误解经济事实与社会现实、运用高贵但无用的恐怖主义、实行自
发或欠缺指导的农民起事的运动——是真实的革命活动所必需而嫌流于
悲情的发端，是正戏之前的序曲，是观念天真且行动受挫，只等普列汉
诺夫与列宁带来新的革命辩证科学，就注定要被扫除的一幕。
民粹主义之目的为何？关于手段与方法、关于时间、其内部争论甚
烈，关于究竟目的，则并无异议。无政府主义、使人人充分生活，这
些，是他们全体共认的理想。整个运动——范求理曾作极精彩、极可爱
描写的各色革命家 217 ，如雅各宾分子与温和人士、恐怖主义者与教育
家、拉夫洛夫分子与巴枯宁分子、“隐士”、“顽抗分子”、“乡下人”、“土
地与自由”与“人民意志”的成员，仿佛全由一个神话统摄。一旦怪物毙
命，沉睡的公社——俄国农民——就会醒来，再无周折，从此永远过着
快乐幸福的生活。
范求理写出了这场运动的历史。遍数有关俄国革命运动任一阶段的
所有记述，以范求理此作最为充实、最明晰、写得最好、最不偏不倚。
不过，如果这运动是一场失败，如果它是以虚谬的前提为基础，而且如
此轻易教沙皇的警察消灭的运动，那么，除了作为历史材料——除了一
个党的生灭、行动与观念以外，它可还更有引人兴趣之处？这问题，范
求理谨守客观历史学家的分际，笃慎将事，不提直接意见。他循年代顺
序，交代故事；他说明发生之事；他描述缘起与结果；他彰明各民粹主
义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将道德与政治的悬想思索留给别人。他这部作品
既非为民粹主义、亦非为其敌人辩解而作。他不褒不贬，但求了解。此
事成功，分明已不需另外的报酬。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知道，时
至今日，在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笔下，民粹主义仍然被轻易打
发了事，应不应该。民粹主义者错得这么无可指望么？车尔尼雪夫斯基
与拉夫洛夫——以及倾听他们的马克思——完全迷昧么？
揆诸事实，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是无可避免的发展？加速工业化的
后果，正如新民粹主义经济学家一八八〇年代所预言：十月革命以前，
社会与经济情况之惨，与西方在工业革命期间所历一般无二，十月革命
以后，更惨上加惨。这些，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有些历史作家认为这类
问题荒谬。发生的，就是发生了。这些作家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想否
认人类事务里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认定事情只能像它发生了的样子那样
发生，问情况假使不同，可能会发生什么，是无聊无益的想像游戏，不
值得严肃史家费心。然而，对于我们当代，这个学院问题不无密切关
系。某些国家，诸如南斯拉夫、土耳其、印度，以及若干中东拉丁美洲
国家，采取比较徐缓、不会在落后地区获得改善以前就将这些地区立即
破坏殆尽的工业化步调。而且，它们如此做法，是有意不取俄国人与学
步他们的中国人在我们当代里所走的集体化急行军路子。这些非马克思
主义政府走上了毁灭之路、逃无可逃了么？这些，以及其余一些国家今
天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其基本依据就是民粹主义的观念。
一九一七年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革命，他所采用的技术，至少初看
之下，即可见得，近似特卡乔夫及其信徒推荐的技术（特卡乔夫及其信
徒学此术于布朗基与博纳罗蒂），而与马克思或恩格斯之说全不相类
（至少，以二人一八五一年以后作品而论）。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登基者
毕竟并非十足成长的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仍是一股正在
成长的力量，尚未成气候，有如其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还在反抗君主与
官僚所加予它的种种桎梏。但是，列宁的做法，仿佛银行家与工业家已
经控制大局了。他的行动与言论都好像资本主义已经如此。但是，他的
革命所以得手，并非由于接掌金融与工业中心（这些中心应该已被历史
破坏），而是靠一群果决且训练有素的革命分子来夺取政治权力——恰
如特卡乔夫鼓吹的做法。假使俄国资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所
称，已经达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能成功的阶段，则，依照假设，一个果
决的少数派、一个非常小的少数派夺得政权（一场事变而已），也不能
长久保有。这是一九一七年普列汉诺夫再三严厉指责列宁之处。他忽略
列宁一个论点：在一个落后国家，你尽管放手施为——只要随后立即在
工业比较先进的西方成功实现正统马克思主义革命来挽救你施为的后果
就行。
这些条件并未实现；列宁的假设不合史实。然布尔什维克革命亦未
崩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错了么？或是孟什维克党人误解这理论，
而自昧于其中一向隐含的反民主趋势？他们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及其友人
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的哪一个里才完全公正？至一九一七年，他们自
己也因同样的理由而恐惧布尔什维克专政。此外，十月革命的后果，与
特卡乔夫预言他的方法必定会产生的后果，居然不谋而合：出现一个掌
握独裁权力的精英集团。依理论设计，需要这种精英团体的原因消失，
这集团应立即与之俱退，但是，正如民粹主义中的民主人士三复斯言，
这集团实际却可能更增侵略性、更强大，而且，似乎如一切独裁专政，
不能自休，有久贪其位之势。
托尔斯泰与启蒙
在一八七〇年代中期一篇业已为世所忘的文章里，著名俄国批评家
米哈伊洛夫斯基说：“谈托尔斯泰伯爵，论者常言之事有二：他是优良
出众的小说家、糟糕的思想家。这……已经成为一种不需证明的公
理。”这项几乎四海齐准的判决已历将近百年，直可谓无人挑战。米哈
伊洛夫斯基曾试予质疑，他的质疑至今仍是相当孤独的尝试。托尔斯泰
视他这位左翼盟友为惯见的穷滥自由派文丐，而且奇怪居然有人对自己
感兴趣。如此做法，固然是他本色，但有欠公正。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
义者眼中，托尔斯泰的伦理信条，尤其他对农民与天生本能的歌颂，以
及他对科学文化的不断谤伤，是一种专走偏锋而又世故圆滑的蒙昧主
义，既污蔑自由主义理想、兼且等于为教士与反动分子助势。在《托尔
斯泰的右手与左手》一文里，米哈伊洛夫斯基反驳这看法，以思想与道
德两方面的根据，为托尔斯泰作了一场精彩而且令人信服的辩护。他以
绵长而仔细的工夫，试从托尔斯泰见解的糙糠里筛取开明的谷实，得出
一个结论：这位伟大小说家关于人性、关于俄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面临的
问题的观念里，有个尚未解决、他自己不曾明认的冲突。米哈伊洛夫斯
基主张，托尔斯泰非但不是“糟糕的思想家”，他对观念的分析，其敏
锐、透亮、令人信服，反而丝毫不逊于他对本能、性格或行动的分析。
由于热心建立他吊诡的论旨——在他行文的当时，的确吊诡——米哈伊
洛夫斯基有时过甚其辞，不过，实质上，我认为他说法中肯，或者至少
对多于错。我这篇评论不过加以引申注释而已。
托尔斯泰的见解经常主观，而且质野至于走火入魔（例如他关于莎
士比亚、但丁或瓦格纳的论述）。 218 不过，他在他说教意味最浓厚的
文章里试图回答的问题，几乎总是基本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是
他自己第一手指出，而且，虽然以蓄意简化的赤裸形式提出，每每却比
更持衡且更“客观”的思想家还要来得深入得多。直见往往令人不安。托
尔斯泰充分运用这天赋，破坏了自己与读者的平静。这个提出过分简单
但根本、他自己又无法回答的问题的习惯（至少，在一八六〇与一八七
〇年代，他无法回答那些问题），使他博得“虚无主义者”之名。然而他
确实无意为破坏而破坏。世间万事，他只最想知道真理。这股激情，破
坏力之巨，由其余有志在前人立定的界限底下凿道突围的人，诸如马基
雅维利、帕斯卡尔、卢梭、《约伯记》作者的表现，已可见一斑。托尔
斯泰和他们一样，与他当代或任何时代的任何公众运动格格不入。有些
疑问者富于颠覆性，他们提出的问题，古来没有答案、未来似乎也可能
不会有答案——至少，没有他们或了解他们的人会丝毫接受的答案。托
尔斯泰只属于这类人。
托尔斯泰也有积极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他漫长一生里的变化，并不
如某些论者所说之频繁复杂。而这些观念也不是惟他独有。它们与十八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有些共同之处，与二十世纪若干观念相符合，与他
自己当代则稍少共同。在俄国，他青年时代使那个国家的教育阶层壁垒
分裂的几股意识形态巨浪，他无一能归入。他不是景慕西方的激进知识
分子；他不是斯拉夫主义者，易言之，他不是基督教君主政体与民族主
义君主政体的信徒。他的看法贯穿这些范围。他也像那些激进人士，素
来谴责政治压迫、武断暴力、经济剥削，以及一切在人间制造与维持不
平等之事，但是，“西化”眼光的其余部分——知识阶层意识形态之核
心，诸如凌掩一切的公民责任感、以自然科学为所有真理法门的信念，
对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民主、物质进步、世俗主义的信念，这团著名
的混合物，托尔斯泰早年已率直拒斥。他相信个人自由，而且的确也相
信进步，不过，是在他自己的奇特层次上相信。 219 他鄙视自由主义者
与社会主义者，更痛恨他当代的右翼党派。他最亲之人，正如论者所常
言，是卢梭；近代作家中，他最喜爱、最佩服的是卢梭的看法。如同卢
梭，他排斥原罪之说，相信人生而纯洁，只是被自己的恶劣建制所毁
——其中为害尤烈者，即文明人所谓教育。他如同卢梭，将这腐败过程
大致归咎于知识分子——以专家自任的精英分子，党同结社，远离凡常
人类而自绝于自然生活的世故人物。这些人该下地狱，因为他们几乎已
经丧尽人类最珍贵的财产，亦即，丧尽人类与生俱有的能力——看出真
理，看出不可移易的永恒真理的能力；这真理，只有江湖郎中与诡辩家
才说成随环境与时地之异而异，也只有心灵尚未腐化者，即儿童与农
民，以及尚未被虚荣与骄傲弄瞎者，即朴简与善良之人的纯真眼睛，能
充分看见。教育，西方所了解的教育，破坏纯真。此所以儿童痛切且本
能地反抗教育，此所以教育变成强迫塞入他们喉咙而逼他们下咽之物，
而且，像一切威迫与暴行，使受害者残废，甚或将其摧残至无可救药之
地。人类天生渴望真理，因此，真正的教育须是儿童与尚未世故机巧的
无知之人能顺遂地、渴切地吸收的一种教育。要了解这点，要发现运用
这种知识的法子，具备教育者必须抛掉他们思想上的高傲，重新起步。
他们必须涤除他们心中的理论，洗清他们在人的世界与动物世界之间，
或者在人与无生物之间所作的虚谬、伪科学类比。惟有如此，他们才能
重建他们与未受教育者的切身关系——一种只有人性与爱能达成的关
系。
他觉得，近代见得此点者，惟卢梭而已——或许加上狄更斯 220 。
若不除去沙皇官僚以及他所谓“进步主义者”——虚妄而空谈的知识阶层
——对人民、对一般人民与儿童的统治，则希望渺茫。在一篇早年著作
里，托尔斯泰认为，即使旧式乡村教士，其为祸亦不如这种统治：他知
识浅薄、笨拙、懒散、愚蠢，但他将学生当人看，不像科学家处理实验
室里的标本；他做他所能之事；他往往腐败、脾气乖戾、不公正，但这
些是人的——“自然的”——恶习，因此与机器制造的现代教师不同，不
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有这些观念，托尔斯泰个人成为斯拉夫主义反动分子里比较快乐的
一位，就不足为奇。他拒斥他们的观念，但至少，他觉得他们与现实
——土地、农民、传统生活方式——还有些接触。至少，他们相信精神
价值优先于一切；他们相信，徒以政治或立宪改革来改变比较浮浅的生
活层面，无法使人改变。不过，斯拉夫主义者也信仰正教、相信俄罗斯
民族有其独特历史命运、相信历史是神意指定的过程，而且连带相信许
多荒谬之事因为天生即有、古老，所以是神意的工具，所以有道理；他
们的人生寄托于一个基督教信仰——相信过去、现今、未来的信徒形成
一个巨大的神秘体（共同体兼教会）。于此，托尔斯泰思想上加以拒
斥，而气质上有强烈无比的呼应。他很了解的人只有贵族与农民，而了
解前者又远胜于了解后者；他与他的同胞有许多共同的本能信念；他同
他们一样，天生厌恶一切形式的中层阶级自由主义；他的小说里极少出
现资产阶级人物。他对议会民主、女权、普遍选举权的态度，与科贝
特、卡莱尔、蒲鲁东或D.H.劳伦斯并无大异。他深心赞同斯拉夫主义者
对一切科学与神学命题的猜疑，而这使他与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生出
一种性情投契的关系。但是，他的智力与他本能的信念并不一致。作为
思想家，他与十八世纪的哲人们深相亲近。他和他们一样，将斯拉夫主
义者维护的家长制俄国国家政体与教会视为有组织而且伪善的阴谋。他
和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不在历史里、也不在民族或文化或教会
的神圣历史里，而在个人一己的切身体验里寻找价值。他和他们一样，
相信永恒的（而不相信随历史而演变的）真理与价值，并且力拒种族或
国家或文化为创造媒介的浪漫概念；至于黑格尔认为人或运动或建制是
自我完善的理性的化身，而历史就是这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这类对
他那一代人影响深巨的观念，他更反对，他终身视其为蒙混不清的玄学
瞎说。
这清晰、冷静、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在他早年札记、日记与书信里
已直露无遗。童年与喀山大学时代认识他的人所作的回忆，更加强这印
象。他性格深为保守，带有一丝任性与不理性的气质，但心智始终冷
静、严守逻辑、择善固执；论证所趋，无论导致什么极端，他紧随到
底，自在而无惧——一种典型，而且偶尔致命的俄国特质组合。凡不能
满足他的批判意识之事，他一概拒斥。他离开喀山大学，因为他认定教
授不胜任、所谈尽为琐事。他如同爱尔维修及其十八世纪中期友人，指
斥僵死语文之讲授、神学、历史——即全部古典课程，斥其不过堆积任
何理性之人都不会想知道的资料与规则而已。历史特别令他着恼，历史
有系统地仔细剔除真实要事而解答不存在的问题。大学时代，与一位同
学因某件小事而犯上，关在学校的禁闭室里，他曾发一语，令那位同学
大为惊愕：“历史像个聋子在回答没有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完整“意
识形态”立场的第一次周延陈述，则作于一八六〇年代。当时，他决心
作一篇论文，探讨教育。这项尝试里，他所有思想力量与所有偏见表现
无余。
一八六〇年，三十二岁的托尔斯泰陷入他周期性的道德危机。他已
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塞瓦斯托波尔》、《童年、少年、青年》，以及
两三个短篇故事，颇得批评家赞赏。他本国里才气非常的那一辈作家
中，他结交了天赋最高的几位：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巴
纳耶夫、皮谢姆斯基、费特。他的作品，人人觉得清新、锐利，描写力
出奇入妙、意象精确独造。他的风格偶尔被评为硬拙甚至野蛮。但毫无
疑问，他是年轻一代散文作家中最被看好的一位。他前途无量，然而，
他的文坛友人对他有所保留。他走访文学沙龙，左翼右翼不拘（彼得堡
与莫斯科素来都有政治派别，而且壁垒日益分明），而他无论置身何
处，似乎都不自在。他大胆、有想像力、独立，但不是文人，根本上并
不关怀文学与写作问题，作家问题更非其心所系。他是从一个比较不以
思想为主、比较贵族而且比较原始的世界信步漫游到文学里来的。他是
世家出身的业余作家；不过，这并非新事，普希金及其同代人的诗，俄
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诗，就是天才业余作家的手笔。使文人朋友在他
面前忐忑难安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对文学生活——对职业作家、
编者、政论家的习惯与问题——那种毫不掩饰的无动于衷。这个世俗、
聪明的官吏也可以极为随和；他对文学的爱好既诚且真；但是，置身文
会雅集，他鄙慢、顽强、矜持；在一个务求人我亲近、无限互通衷曲的
环境里，他绝无开诚推心之意。他难以捉摸、满眼不屑、令人窘迫、倨
傲、有点令人提心吊胆。青年激进分子痛恨并鄙视为反动富家子弟放荡
习惯本色的征逐酒色之夜，他不再有兴趣。他结婚成家，他眷爱妻子，
